丁玲曾有过一个愿望

                                  孟繁华  

在资料上我看到丁玲的一幅照片。照片的说明是：1949年1月9日，中国妇女代表团从东欧回到哈尔滨。随后丁玲抵达沈阳，住进鲁迅文艺学院，准备常住东北，从事写作。照片上的丁玲，手捧鲜花神采飞扬，穿着一件俭朴的西装，背景是一家欧式风格的建筑。那时的丁玲只有45岁，年富力强。她是从延安走来的革命作家，革命即将取得彻底的胜利。可以想象，那时丁玲内心该是何等的舒畅。这则资料表明丁玲和东北、和辽宁、和沈阳的关系。此前我并不了解丁玲和沈阳有关，更不了解丁玲曾“准备长住东北，从事写作”。这应该是丁玲曾经的打算或者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在后来的日子里仍有所反映：1963年10月，中宣部通知中国作协、文化部调丁玲和陈明回北京搞创作。在等待调令期间，丁玲、陈明先后参观了几个国营农场，他们被北大荒火热的生活深深吸引产生了继续留在北大荒的想法，于是写了申请暂缓调动的报告，得到了批准。又有资料说，“1949年6月8日丁玲从沈阳调到北京后”，暂住在北京东总布22号中国作协第一处办公大院，与萧三、沙可夫为邻。“从沈阳调到北京”，说明丁玲在沈阳工作过，而不是路过、访问或短暂停留。但丁玲在沈阳哪个部门工作，任什么职务，都语焉不详。我之所以对丁玲有一个长住东北从事创作的愿望，以及丁玲是否在沈阳工作过深感兴趣，是源于对丁玲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和崇敬的心情。

2020年12月9日，我去湖南常德领“丁玲文学奖”。10日上午，主办方安排参观丁玲故居。于是，一行几十人乘车前往临澧县。12月的常德还没有冬天的迹象，起伏的丘陵绿树葱茏。过了临澧县城，还要走很长一段山路，路很窄，两边村落杂错，有丛生的杂草或闲置的荒地，很是寂寥的样子。当时心想，以丁玲的性格，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她是一定要走出去的。车上熟人很多，但没有聊天的声音，热爱言辞的文人们都默默无语，这也许与丁玲不是一个容易把握的人物有关吧。

丁玲的故居到了。这里称作“黑胡子冲”，“冲”在湖南就是山间的平地。比如韶山冲，就是韶山诸山峰围绕的一块山间平地。丁玲故居就坐落在黑胡子冲上。说是故居，实际上是新修葺的。据说蒋家的这座老宅原先的建筑面积有两千多米，新修葺的只有八百多米。只有名为“半堵墙”的残垣断壁是原来的，而且也经过了修葺。复原的老宅有丁玲的亲人以及丁玲生平的一些资料。我与同去的张承志、阿来、贺绍俊以及年轻的朋友李云雷、何吉贤等，各个房间走过，我还指出了一处资料中的错误；下午参观常德的丁玲纪念馆。丁玲纪念馆无论资料还是规模，要远远大于丁玲故居，因此也更丰富，更全面地反映了丁玲一生的思想面貌和精神轨迹。我不是丁玲研究的专家，对她的一生无论是创作还是追求，只有个大致的了解。但我知道，丁玲在20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在革命文艺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是文学史家王瑶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排定的，这就是“鲁郭茅巴老曹”。后来有文学史家又续了三位：丁、艾、赵——丁玲、艾青、赵树理。由此可见丁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丁玲1936年到保安，被认为是最早到达“红区”的著名作家。丁玲到达时，当时领导人深表欢迎，特在窑洞中为她举行欢迎宴会。出席宴会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还有《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相赠：“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这首词体现了对丁玲的欢迎、重视、信任和礼赞，同时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中国现代新女性形象。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建议，让丁玲“找一所适宜的房屋，静心从事写作”，“这里文学题材是太多了，只是没有人写”。大家都期待她以艰苦卓绝的红军斗争为题材，写一部伟大的作品。但丁玲坚持要上前线，毛主席答应了他的要求。那是丁玲到延安后最愉快的一段日子。

丁玲是湖南常德人，求学和参加革命大多在南方。因此，这个时期丁玲没有到过东北，如果说她与东北能扯上关系，也是和“东北作家群”的关系。在延安和“西战团”期间，丁玲与萧军、萧红、舒群等都有过程度不同的交往。1945年丁玲、杨朔、陈明等组成了延安文艺通讯团，准备赴东北从事新闻报道，后因交通中断滞留在张家口。后来的资料表明，从1948年起，丁玲和辽宁的关系多有交集：

1948年7月12日，从西柏坡出发，经山东荣成湾乘船到大连。

1948年8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

1949年1月，与中国妇女代表团访欧归来，经哈尔滨到沈阳，与陈明会面，住在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撰写访欧散文，与张庚、吕骥为邻。本月，在沈阳与到东北的胡风会面。写批判萧军的文章等，到青年干部学校讲青年修养问题，参加东北文艺座谈会，

1949年3月29日，离开沈阳去哈尔滨，准备赴巴黎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

1952年10月，赴大连苏军疗养院疗养，治腰病。

1953年2月27日，转汤岗子温泉疗养院，至5月6日回北京。期间修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一些文章，并辞中宣部文艺处长。

1982年6月10日，应辽宁作协分会和大连市文联之邀，经沈阳赴大连疗养访问。在沈阳做《文艺杂谈》讲演，在沈阳与马加和西战团老战友会晤。16日到大连，做《关于文学创作》演讲，完成访美散记、易俗社与西战团等多篇文章，8月23日离开大连回京参加中共十二大。

这是丁玲研究会副会长李云雷和何吉贤先生为我提供的资料，应该是准确的。但是，丁玲的这些辽宁经历，都是因为各种工作或休息的原因。这种及经历许多作家都会有，还有一些作家因为创作的需要先后来过东北或辽宁，比如周立波、草明、郭小川等。但是，先后有两次想在东北或辽宁长住下来从事写作的，可能只有丁玲。如果说60年代丁玲想在北大荒长住下来写作，那显然是受到了农场火热生活的吸引。丁玲一直践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文艺思想，坚信文学来源与生活。她的《田保霖》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肯定，被称为“新写作作风”，就是践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学成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是深入晋察冀土改第一线生活的结果。因此，丁玲有长期住在黑龙江农场从事文学创作的想法是可以理解、也能够解释的。丁玲1949年来到沈阳就产生了长期留下来从事创作的愿望，至今仍然没有具体的材料说明。

但是，我却觉得这也不难理解。一方面，这与丁玲对新奇事物的巨大兴趣有关。20年代瞿秋白就说，冰之(丁玲字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这里也有指丁玲对新世界、新事物敢于强烈追求的性格和意志。她在散文《中国的春天》中说：“旧的应该打毁，要砍断一切锁链！要冲破牢笼，为了光明，为了祖国，要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的、家庭的叛逆”。一个新女性的形象就这样完成了自我塑造。1949年1月，东北早已解放，这片新奇的土地一定会吸引丁玲好奇的目光；另一方面，也与丁玲性格中的天真和浪漫有关，她那代革命作家，不会计较条件、待遇等与俗世相关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丁玲就不会去延安，不会去前线。因此，丁玲当时的愿望，一定与她坚定的革命信仰有关。与她说来，无论在哪里，能够和人民在一起，能够用手中的笔书写人民，就是最大的愿望。如果丁玲能够长期在东北或沈阳生活，她一定会写出好作品来，培养更多的青年作家。

丁玲后来也没有在辽宁或沈阳长期生活，具体原因我们不了解。也不知道丁玲是否为此有过遗憾。但是，我觉得只要丁玲有过这样的愿望，我作为一个东北籍的文学研究者，就感到非常的兴奋。但丁玲在50年代后期，还是来到东北，在北大荒劳动生活了整整12年，北大荒也成了她的“第二故乡”，成了她重要的“文学根据地”之一。对于一位扎根中国大地的革命作家，其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丁玲是一位有信仰、有坚定意志的伟大作家，曾给过我们巨大的教育。她一生坎坷，但无论她遇到怎样的委屈、误解、排斥甚至打击，她都矢志不渝，从不彷徨犹豫瞻前顾后。她的胸怀、情怀和坚不可摧的意志，是我由衷感到敬佩和景仰的。无论丁玲是否在辽宁、在沈阳从事过创作和生活，我都会向丁玲的灵魂致敬，向她百折不挠的精神致敬，向她怀有坚定信仰的思想品格致敬。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原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