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邑双杰两党魂

              ——建党百年之际忆临澧名人林伯渠与丁玲

                              尹德立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在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毛主席这神句，恰如黄河壶口开汛，巨澜携卷着人们内心深处对万千忠魂的无尽缅怀与崇仰昂扬嘶鸣、万里奔腾！作为临澧人，笔者于缅怀之中，尤以“生于临澧、闻于中外”的著名共产党人林伯渠和丁玲为荣为豪、为敬为颂！在党的百年历程中，林伯渠和丁玲以各自的热血生命，写下卓绝、独特和大忠的党魂篇章；他们的非凡人生，与党的百年跋涉砥砺同行，卓然为表，不独堪称是临澧古今人物之最，同样也足以当近当代中华民族出类拔萃之英名也！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正当林伯渠追随孙中山身许革命，并同时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精神影响的风云岁月。林伯渠最早在日本毅然加盟孙中山所创“中华同盟会”，后革命受挫，孙中山又在日本重建“中华革命党”，林伯渠也是最坚定支持和歃盟的勇毅志士。而在日留学期间，林伯渠就与中国共产主义杰出的传播者李大钊结为信仰兄弟，进而与中共早期领导层建立起联系，并最早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兼有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双重党籍，而以共产主义信仰为核心的革命先驱者。

在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成长的28年（1921——1949）战斗岁月里，林伯渠写下了一部出生入死、披肝沥胆、首当其冲的党人履历。从1921年到1927年的6年间，林伯渠先是以秘密共产党员身份，在孙中山身边，以国民党中央执委等重要身份，从事国民革命活动，斡旋国共合作，辅助中山先生缔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中山遽逝后，林伯渠继续以国民党中央执委等身份，在继承“总理遗训”的复杂险恶政治环境中，与蒋介石等国民党极右派进行殊死搏斗，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期许舍生忘死、呕心沥血，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高官利诱和死亡威胁等予以毫不含糊的坚决回击。直至武汉国民政府的内部革命派借政府名义逮捕蒋介石的计划最终失败，林伯渠才不得不脱离国民党，回到自己的政治营垒——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序列中来。

林伯渠回到党的怀抱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参与组织伟大的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主要从事政治领导和给养保障等方面工作。林伯渠从南昌起义，到1949年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22年间始终战斗在为中国共产党政权和革命武装生死存亡而奋斗的最重要关口。南昌起义失败后，为保存革命实力，林伯渠参加了危亡随行的“南征”，负责南征队伍的社会与给养等工作。最后队伍被敌人打散，南征失败，林伯渠等才在中央安排下，历尽千难万险，先后辗转到达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学习。1933年春，已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被安排在苏维埃海参崴中国党校执教的林伯渠，抱着对国内革命殷切向往，冒着生命危险申请回国，辗转穿越刀斧棘丛，最终经上海到达江西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们交集汇合。随即，林伯渠担任了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方面的“人民委员”等要职，全身心投入巩固和保卫红色根据地与苏维埃政权的伟大斗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林伯渠义无反顾地告别革命伴侣和新生儿子，不辞50岁高龄，与中央红军一起，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南“红都”，开始艰难险恶、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跋涉，并始终肩负最为艰难的给养保障工作。而在长征期间党内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中，林伯渠始终坚定站在毛泽东等正确领导一边，旗帜鲜明地支持维护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革命最终走向胜利，发挥着“中共五老”的重大政治影响力。

红军到达陕北后，林伯渠从负责红军财经供给等工作，很快转向中国共产党的“北红都”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全面领导工作；在多为不毛之地的大西北，林伯渠积极进行着红色陕北的政权建设、法规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伟大尝试，为新中国政权的模式探索立下了不朽功勋。正因如此，林伯渠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格外尊重，在已规定不准为中央领导人祝寿的前提下，却特地为林伯渠60大寿举办祝寿活动，党中央的贺词则由毛主席亲自修改定稿，实可谓荣耀至极。

1948年12月，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林伯渠，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安排，离开了他为之熬尽心血、极尽才华的红都延安，前往西柏坡，参与新中国建国筹备大计。其间，林伯渠全力以赴，辗转奔波；日以继夜，精心筹谋，与开国班底一道，不知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和不息之昼，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的那一天。开国大典，林伯渠被历史地选定为无比荣耀的盛典主持人，这标志着林伯渠在中国共产党建国大业史册中，拥有极为尊显的一席；也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荣耀中，留下了永远闪耀、永不磨灭的经典一页。

无独有偶，在新中国开国大典那天，一个与林伯渠有着同样乡音的杰出临澧女性，也荣耀登上了开国大典主席台——天安门城楼，她就是和林伯渠一样出生于湖南临澧，并有着亲缘关系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女作家丁玲（族名蒋伟）。丁玲比林伯渠年少18岁，他们可以算是两代人了，故丁玲尊林伯渠为长辈表亲；尤其是他们在延安首次交集后，一有机会，丁玲就会去请教小时就耳熟能详了的这位“辛亥革命老叔”。林伯渠加入中国共产党要比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早约11年，而丁玲入党时的年龄，则比林伯渠入党时的年龄要小7岁，丁玲是2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林伯渠则是3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众所周知林伯渠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入党的，所以他不可能再早入党；就追求和信仰共产主义的年龄节点而言，他们也都是青少年时代就开始播下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种籽。

虽然林伯渠和丁玲都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老党员，但丁玲的党员经历，比林伯渠的党员经历就要崎岖、坎坷、复杂，甚至悲情得多了。虽然林伯渠同样是历经风雨的老党员，但他始终是党所尊重的老革命，而丁玲一生却几经囹圄、几度沦陷。丁玲既做过国民党3年囚徒，更遭受过共产党的“流放”和监禁，蒙冤长达20余年；而这20年，恰是丁玲党性非凡、党魂至坚的透视镜。丁玲入党的背景，就带着她独特的血火颜色。早在1931年1月，丁玲的爱人、鲁迅旗下的“左联”革命作家胡也频，与20多名革命者同时被国民党特务密捕，并很快被秘密杀害在了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那是绝对的白色恐怖、腥风血雨。但这不仅没有吓倒丁玲，反而激发了她悲壮的革命激情。1932年“1.28”事变——中日最早的空战在上海发生，家仇国恨之火，促使丁玲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入党申请；当年3月，党组织批准了丁玲的申请，由潘梓年同志主持仪式，中宣部瞿秋白同志出席，丁玲与田汉等同志一道，在上海南京路一家酒店秘密宣誓入党。在夫婿为革命牺牲，上海面临侵略的白色恐怖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本身就强烈折射出丁玲革命信仰的坚定与无畏。

丁玲早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就与不少共产党要人有了密切接触，自然接受了“主义”的影响，逐步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认识和坚定认同，进而才有了踏着烈士血迹，毅然决然跨入中国共产党大门的义无反顾。而不久后的1933年1月，丁玲不幸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并被秘密押解到国民党首府南京，被投入魔窟。由于丁玲在当时中国，尤其是上海有着极大的文学知名度和影响力，国民党当局幻想着摧折丁玲的意志，使其背叛共产党，为国民党所用，因此千方威胁、百计引诱。但盟誓中共的丁玲，始终不屈不挠，与敌斗争；她利用国民党当局对她只行软禁的有利条件，同敌人虚与周旋，一次次识破敌人的阴谋，一次次让国民党当局希望成灰。为最终挣脱敌人牢笼，丁玲在绝不危害党的政治原则的底线下，在敌人声称只要写“一个字条”，就可释放的情况下，丁玲与敌人玩了一把策略，于是写了“一张字条”；这其实是一张既没有危害党，也没有帮到丁玲自己的废纸字条，因为国民党一贯背信弃诺。丁玲当时绝对想不到，正是这张字条，给她后来的政治生涯带来了长时期的阴影与魔咒。

丁玲于1936年在党的营救下挣脱南京魔爪，被辗转护送到了陕北。在陕北保安、延安，丁玲终于如鱼得水，进入了她作为革命作家的黄金时代。当时，共产党的革命文艺事业正待起步，革命文艺队伍还未真正形成结构。革命激情似火、文学活力非凡的丁玲久蕴心中的革命文艺理想，开始勃发绽放。在她的积极谋划和争取下，毛主席、党中央大力支持其相关提议，并赋予了她充分的舞台，党的革命文艺事业从而逐步走上迅速发展之路。这一时期，丁玲为革命文艺架构的形成，为抗日战地宣传的发展，为配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推进边区土地改革，为繁荣工农兵文艺创作，进行着全身心的奋斗，步入了其文学砥砺的亢奋状态，进入了她的文艺丰收岁月。然而，在延安整风背景下，“一张纸条”的魔咒，开始影响到丁玲的政治际遇。不过，赤忱无愧的丁玲，凭着卓越的文学才具和磊落的胸襟，仍然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的信任和支持；虽有阻扰，但丁玲终于还是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艺二等奖的殊荣，登上了她文学人生成功与荣耀的巅峰。

已进入新中国文艺高层的丁玲，凭着对党的文艺事业的赤胆忠心，敢作敢为、敢说敢当，因而在“整风、反右”的新政治气候下，丁玲被卷入了政治漩涡，并被刻意推向了当时中国文艺界的泥潭。说到丁玲的政治命运，有人认为原因是中国文艺界的“窝斗”，这样说，其实似是而非。不错，揪住丁玲不放的，的确是中国文艺界高层某些能扳得够丁玲的头面人物，有“窝里”的现象。但他们之间为什么生“斗”？说到底，他们之间其实并没有政治、信仰、立场等本质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实际上他们始终是“同志”，从“公”的范畴上，他们没有“斗”的理由。那么，他们“斗”的原因，就只有“个人”的原因了。这场发生在中国文艺界高层，纠缠影响达二十多年之久的所谓“阶级斗争”，揭开种种面纱后，我们看到的竟然只是当事人之间性格的冲突和人品的摩擦。因此，说丁玲吃亏在性格虽不全对，但却不无道理。

当然，这桩公案一直难以厘清，笔者就不赘述了。这里，笔者着重想说的，是丁玲如何在长期逆境中，始终坚守自己的党心、党性和党誓的。丁玲尽管几次含冤被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首要分子，剥夺了许多权利，并被开除了党籍，其遭遇不可谓不惨痛。但丁玲始终抱着“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等政治信念，长期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身心折磨与生活重压。但在漫长的磨难中，丁玲从未有对党和毛主席的怨言，她以一个共产主义忠实信徒的胸襟，走过北大荒七年和秦城监狱七年；在北大荒，她经历了劳动改造和“文革洗礼”，但她把北大荒活成了“第二故乡”，活成了多数干部职工亲切称呼的“丁大娘”，活得让许多人都根本不信丁玲是反党右派。特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丁玲居然把秦城监狱蹲成了她学习马列毛著作的学校，她一本接一本攻读这些革命经典和进步书刊，出狱时她还遗憾没有再晚一点出狱，那样她就读完了正在读的那本经典著作。

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丁玲与陈明去了山西长治，在任何地方，她从未对人们说过对党和毛主席埋怨的话，倒是特地让家人寄西哈鲁克亲王作词的《万岁毛主席》歌碟给她，如此的革命坚贞实属罕见。很多人都认为丁玲对毛主席怨恨是理所当然的，但丁玲从遭冤屈到洗清冤屈，其间只有这样的留迹：不怨毛主席，党也在受难；多读毛主席著作，爱听歌颂毛主席的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再版前言中，丁玲写道这书是为革命文艺路线而写的，是为毛主席写的；在国外，有人煽动丁玲写自己的不幸，可以在国外出版赚大钱，丁玲对此断然拒绝说“不写”；而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丁玲承受着被少数人贬称为“红衣主教”的攻击，依旧不遗余力地为宣传和实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确定的革命文艺思想和路线，进行不懈努力。试问，世界上，谁曾见过像丁玲这样被共产党定为反党分子，蒙冤二十余年，却一直坚定信仰和追随共产党、毛主席的“奇人奇女”？中国共产党能拥有这样的党性精灵，这本身就说明了党的伟大、正确、光荣！自然更说明了丁玲其人的高洁、高贵、高尚！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问：临澧到底是一片怎样神奇的灵异土地？临澧到底蕴含着一种怎样神秘的文化基因？又流传这一种怎样的家族教化？居然能在方圆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乡土上，生养成长出林伯渠和丁玲这样两位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影响巨大、彪炳千古、惊天动地的伟大人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提出这样一个“临澧之问”，也许无论对民间“草根”，还是社会“精英”，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思考和研究课题。而这一课题的价值，或将在于不断发掘和升华地域乃至民族的文化力、超越力和制胜力！

（作者系中学高级教师，湖南省作协会员，临澧县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