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生时期丁玲散文中

再现的新感情、新意识

徐  栋  

写于1981年至1983年的《序〈叶圣陶论创作〉——从头学习》《〈殷夫集〉再序》《回忆邵力子先生》《序〈李又然散文集〉》《回忆宣侠父烈士》这五篇散文，是丁玲以接触新的文学界出版活动[1]为契机，在文学新生时期[2]对她自己的新感情、新意识的发生和发展进行追忆式再现的产物。新感情、新意识，是丁玲把自己完全交给党之后在三十年代对“自我改造”的一种期许和总结：“所有的理论，只有从实际的斗争工作中，才能理解得最深刻而最正确。所有的旧感情和旧意识，只有在新的、属于大众的集团里才能得到解脱，也才能产生新感情和新意识”[3]。这种新的感情和新的意识，归结起来，就是相信党、建立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为他们，同时也就是为自己，大的自己的利益而作艰苦的斗争”[4]。

丁玲“总是善于辨别和寻找适合于最为朴实和自然地展开自己要写的全部思想内容的一定形式”[5]。某种意义上，对形式的辨别和寻找本身就是一种扎下身子进入社会的实践活动，在此过程中，对控制和奴役、压迫身体的势力有足够清晰的认识，并且对这具身体的未来位置有所展望，从而对自己的感情、意识有所规定，何者为新，何者为旧。

丁玲的文学创作的一生中间，对形式的辨别和寻找有三个比较重要的“事件”。

在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鼓舞的时期，以“《觉悟》”为形式是对心中青年力量的激发，是对自己的被压迫的反抗。通过借用一种文学形式，来帮助自己思考，认清社会中的进步力量和颓败变质的力量。丁玲反对三舅父对自己和母亲的压服，“把平时在《觉悟》等报刊杂志上读到的那些反封建、反豪绅文章中的字句”写进了她的文章里[6]。这种“我控诉”（J`Accuse）式的文学形式，包含了孤独的人直面黑暗的社会的想象，是难以有它的继续的发展的。这一阶段丁玲的文学创作虽然是不断地抒发自己的苦闷和愤慨，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她却感到自己是在勉强地写，她需要寻找一种与不断变化的社会更加贴合的形式。

后来，走不出自己划定的写作的逻辑的丁玲，决定投入到火热的工作之中，成为左联的一员，以反思自己文学生产方面的无力。这一时期，她的生活“有一个新的转变”，发现“材料太多”，突然有太多的文学创作要进行，但是“自我改造”的完成度还没有达到足以理解对工人、农民、士兵的所思所想的地步，“还没有力量，把它集中和描写出来”[7]。她找到了比五四新文学更好的文学形式，她也找到了党。文学形式的寻找与在具体的政治境况中的个人对改变这一政治境况的未来图景的寻找，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这种新形式、新感情、新意识，是从找到它之后至死都没有改变过的。只不过，与这种新的形式的直接对话和将之融入自己的生命血液之中，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它需要一辈子的磨合。谁也不能说自己就完全掌握了这一新形式的真谛，谁也不能说这种新感情、新意识一旦产生，就不需要悉心地培养了。在丁玲去世之前，她接到了中组部为她恢复名誉的9号文件，这是她的全部实践活动（包括文学创作）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的瞬间，同时也是新的文学形式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的瞬间。吮吸着党和人民提供的奶汁，接受人民群众给予她的最好的教育，丁玲的以寻找未来图景为架构的情感生命，似乎可以说已经完成了整一个自然段。因此，她感到任何在句号之后的句号都是多余。然而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种“多余”恰是文学技巧意义上的“匮乏”。“我写文章已经近六十年了，可是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感到我的文字是不够用的，我从脑子里找不到最合适的字眼来充分地表达我现在的心情”[8]。

《序〈叶圣陶论创作〉——从头学习》《〈殷夫集〉再序》《回忆邵力子先生》《序〈李又然散文集〉》《回忆宣侠父烈士》这五篇散文，就是写在一九八四年的这一句号之前，就是写在有了新形式、新感情、新意识之后，与之磨合的延长线上。与三十年代相比，它们构成了一种长线回忆。它们又是最接近一九八四年的句号的。它们的文学史的、文学风格的代表性就表现在这个地方。

一、新感情、新意识的新的发展阶段

在《序〈李又然散文集〉》一文中，丁玲书写了对李又然同志的两种不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于“命运”“运气”的不同认识。一种是从李又然同志作为“姑母”，作为“暗暗地为别人祝福，寂寞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的人出发，来表现他投身时代之后的遭遇，仿佛是历史的苦难压弯了他的腰身。“可惜的是，这个姑母却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随着革命的进程，经历了多次的运动和灾难的十年，他现在是瘫了，病了，出不了门”[9]。我们是容易对这样描述出的李又然同志产生一种个人对个人的同情的，这种同情容易转向一种对革命时代话语政治变成一种空洞的仪式的反思。

《序〈李又然散文集〉》中对李又然的另一种讲述，则与前一种讲述在比较地来看时显出极大的差异性。在这一讲述中，李又然不是“姑母”，而是壮士、战士、身心健康、充满干劲。“他的感情是一个战士的感情。可惜后来他没有得到继续发挥的机运，他的身体也确实不很好了”[10]。这就是说，“命运”“运气”在于李又然同志不能继续为党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这是党和人民的损失。这并非是把自己的苦难归结到革命时代最后十年的话语政治的变化的方面，而是充分体认到党和人民对他的关心和支持，充分体认到比起党的损失来看，个人的损失不算什么。

在一篇散文中，出现了两种指向性有所不同的讲述。这两种讲述是与如何理解革命时代的最后十年有着重要的关系的。显然，第二种讲述更接近于丁玲恢复工作以后的一系列表态，以及作为一个段落的句号的1984年信中的“我年事不小，有点宿疾，但身体还可以，精力也算充沛，脑子还不糊涂。今后我更要鼓起勇气，为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贡献余生”[11]。

这就是散文中体现出的新感情、新意识的新的发展阶段，即对党和人民在新的情势下的认同问题。丁玲是“革命的肉身形态”，要理清“丁玲的逻辑”，确实不太容易。甚至说，对它的阐释本身就构成了不同时期思想的特点[12]。仅就丁玲散文中再现出的这种两种讲述方式并存的现象而言，第一种讲述方式似乎是丁玲于散文创作中不经意的流露，从中能够找到其与二十年代丁玲的某种联结。在行将接近段落句号的时刻，却有着连同指向三十年代的长线回忆都无法触摸到的声音，这是饶有意味的事。在《回忆邵力子先生》一文中，也有类似的声音出现。在这篇文章中，丁玲将自己入党前的在上海的政治参与表述为在先进知识分子之间的互相吸引产生的圈和网络中开展行动。“后来我到北京去了，离开了许多在上海的老熟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我再回上海时，只同李达、施存统、陈望道、瞿秋白等有一点联系”[13]。这份感情、意识，在当时，在二十年代，自然是真实的。但是，在放入到一九八三年的创作语境时，它明显作为了未被充分过滤掉的历史的残余，与新感情、新意识放在一起。这一现象也充分表明，文学新生时期丁玲散文是具有感情、意识方面的复杂性的。一边是有意识进行的使得自己的革命性更趋纯粹化的新感情、新意识的萃取、提炼过程，另一边则是丁玲文学创作的最初阶段、那一起源处的“无意识”的渗漏。因此，丁玲文学新生时期的散文作为“自我改造”的具体性，才有着肉的形态，有着可信的特殊，而不完全是在讲故事中被夸张出来的东西。

二、文学新生时期的创作冲动与新感情、新意识的关系

在《回忆宣侠父烈士》一文中，丁玲写道：

我曾经多么想同他谈天，了解他的过去，现在几乎天天见面，就该好好谈谈了，却谁知又好像忘了这件事。当前的问题，紧张的工作，完全顾不上，想不起这件事。因此他过去的生活，始终像一个谜似的，影影忽忽在我脑中飘浮。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却给我留下了更多更深的印象。在这时期的我的工作中，他常常给我出主意，想办法。现在只要有人向我提到西北战地服务团，提到西安，提到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摩擦，我都会想到宣侠父同志，只要有人谈到宣侠父同志，我都会立刻想到他曾给我的帮助，和他的为人。去年我读到金戈同志整理的、金铃同志生前写的他的传略，今年又读到他自己写的《西北远征记》，我才全面地了解了他的多么令人起敬的一生，原来他一直是在极大的困难中完成党交给他的艰巨的任务。我深感我欠了他什么，又似乎是我自己欠了自己什么。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我应该写点什么，才能心安。[14]

值得注意的是时间的跳回，一种是回忆的时间，即“当我们一到西安，住入梁府街女子中学的校舍”之后；另一种则是《西北远征记》和《宣侠父革命烈士传》出版的时间，八十年代初。自然，对宣侠父的“令人起敬的一生”通过书本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能够帮助丁玲更好地回忆她与宣侠父过去的交往经历，理解之前可能并未理解清楚的事件瞬间。同时，这也意味着时间带来的遗憾：并未能在他生前就对他有非常深的了解。这又是与宣侠父的被害有关。这种解读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总感觉这样的解读缺少了些什么。

在散文《回忆宣侠父烈士》中，丁玲首先是凭着见面相识的印象开始对宣侠父的“过去”充满兴趣的。这里的“过去”不是单指一个人过去的遭遇，他在与丁玲会面之前的生活是怎样的。而是说，他的对人生、社会、国家、理想的见解认识把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或许是阅读《西北远征记》《宣侠父革命烈士传》所不能满足的。他的“过去”，某种意义上就是他的“现在”和“将来”，即他的身份的认同和由这一身份认同出发对外表现出的性格的统一性[15]。从“爱文学的以国民党军官为职业的人”转向“一个在国民党军队内做党的工作的秘密党员”（《回忆宣侠父烈士》），从“狄更斯小说中考柏菲尔德姑母”到“爱祖国，爱人民，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壮士，一个战士”（《序〈李又然散文集〉》）。这不仅是狭义的社会学范畴中的社会身份、头衔、地位等的变换，它更多的是投身革命的丁玲对革命者、同志、战友的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丁玲对何为“共产党员”的认识也由浅入深，从疑心自己能否做好，到愿意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

“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在文学新生时期，丁玲想要急切吐露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被开除党籍的这段时间，丁玲一直是作为共产党员来要求自己的，她对自己的要求丝毫未变，而如何更好地做一名“共产党员”，需要以对自己的“过去”，即自己的对人生、社会、国家、理想的见解认识把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做一个具体的详细的总结，自己身上残余的恶习是要丢弃的，自己身上的革命传统是要保持的[16]，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回潮是需要警惕的[17]。

以先进共产党员为榜样，照亮自己前进的道路，这是丁玲甫一复出就通过自己的文学书写有意识地开展的工作，除了向党表忠心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属于大众的集团”认识自己，如何身体力行地实践“集体中的个人”身上的新感情、新意识，这条线自三十年代丁玲把自己全部交给党之后，一直没有断。在新感情、新意识的新的发展阶段中，如何认识革命时代的最后十年，和如何认识作为共产党员的自己，二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在写于1980年的《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怀念史沫特莱同志》一文中，丁玲通过对自己与史沫特莱的交往反复加强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向史沫特莱同志学习，努力做好党给予自己的工作。“每当我看到她工作时，不免总有内愧，觉得自己常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了，有时冥想太多，显得散漫，缺少现代人应有的紧张”[18]。当然，史沫特莱不是一位共产党员，但是在丁玲看来，史沫特莱比一些共产党员做得还要好。“我以为她是一个没有拿到党证的共产党员。世界上也确实有拿着党证的非党员，我想我这个看法没有错”[19]。

在文学新生时期，丁玲散文创作的冲动，都是以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总结为出发点的，表面上看是对自己与他人的交往的回忆和怀念，实际上背后隐含着以他们为镜照，向他们学习的文学情感逻辑。

三、新感情、新意识的“叠加”和“渲染”

在《〈殷夫集〉再序》一文中，丁玲写道，“五十多年前，我读殷夫同志的诗，我喜欢；三十多年前，我为殷夫同志的选集写序，我重读他的诗，我激动。现在，五十多年以后，我再读他的诗……”。这一表述分别对应了丁玲的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其对殷夫同志诗歌的反复重读，是作为一个象征，表现出新感情、新意识的“叠加”和“渲染”。但是这“叠加”和“渲染”并不是简单的重复。

丁玲三十年代读过殷夫的诗，是作何想，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五十年代读过殷夫的诗的丁玲，她的感受已经被她自己写进《序〈殷夫选集〉》文章里去。在《序〈殷夫选集〉》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一幅集体群像，这幅群像展现的是人民的斗志和无产阶级的团结。可见，在五十年代，丁玲将殷夫的诗视为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笔恰足地讲述人民故事的实践，殷夫的心情，同时也是人民的心情、人民的悲欢。 

我以为每首都像大进军的号音，都像鏖战的鼓声。我们听得见厮杀的声音，看得见狂奔的人群。这战斗像泰山崩裂，像海水翻腾，像暴风骤雨，像雷电交鸣。我们感得到被压迫的人们的斗争的决心，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与统治阶级的殊死的斗争。[20]

在写于 1983年的《〈殷夫集〉再序》中，丁玲再现的是新阶段的新感情 和新意识，即注重“自我的纯粹性”，向先进无产者学习，回忆自己投身革命的经历，借着已逝志士烈士文学作品中的鼓点继续前行。因此，她所展现的是集体中的自己和集体中的“一个一个”。 

我觉得好像我仍在和着他的咚咚的战鼓声，举着红旗，无所畏惧地挺胸前进；而且当年在上海坚持斗争的我们年轻战友们的身影，一个一个涌现在我眼前。[21] 

但是，丁玲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种不同阶段表现出的新感情、新意识的不同的方面，绝对不是用一个去反对另一个。《殷夫集》自然是革命战士表达无产者心声的作品，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革命者以自己的身体力行鼓舞同志战友的作品。在1983年丁玲致丁景唐的信中，写道，“看到你们搜集和出版这样丰富的烈士遗作，真像打了一次大胜仗那样的喜悦，而且对你们这些参战的勇士产生了莫大的敬意”[22]。这种极高的评价，显然应该从以上两种意义上加以理解。巩固自“左联”以来一直到延安文学，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革命传统，形成一种尊重人民、热爱人民、理解人民的良好风气，连同知识分子通过“自我改造”以最大限度地融入群众中间，共同构成了革命时代给后革命时代的宝贵遗产。

在五十年代，丁玲曾反对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认为这有自我拔高的意味。但是，在写于《序〈叶圣陶论创作〉——从头学习》丁玲却对叶圣陶的这一看法表示认同。这绝不是一种“妥协”，而应看作是对感情、意识的一种重新编排，只要对“自我纯粹性”的坚持依然存在，那么从为党和国家、人民的事业做足贡献的党外人士如叶圣陶的身上，也能够汲取到“自我纯粹性”提高的动力力量。“叶老把作家看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叶老在论著中反复着重说到作家的修养问题。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首先得把自己的灵魂净化。要写出好的作品，作家本人就得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要不断地改造自己”[23]。

这种将感情、意识重新编排、重新阐释的行动，也同样出现在《〈殷夫集〉再序》文中。本身，将“左联”时期甚至更早阶段的人追为“烈士”，就是一种重新编排、重新阐释的实践，但是重新编排、重新阐释得出的，也本来就是它的“应有之义”。因此，重新编排、重新阐释，也构成了如何寻找“左联”时期和延安时期的本质性联系这一问题的一种探索。“群众观点”是在延安时期发展成熟的，寻找殷夫诗歌中体现出的“群众观点”，显然是对“左联”时期经验的某种有意义和价值的调用和激活。这与将之归为“五四”式以个人之力进行启蒙的情绪的延伸，有着不同的政治的文学的逻辑。

在《回忆邵力子先生》一文中，这种对经验的调用和激活体现得更加明显。邵力子积极促成国共和谈，拥护共产党的事例，被看作“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努力工作”的积极经验。

邵力子先生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是人民可靠的朋友。因此，我对和谈的成功，曾寄予希望。果然，在和平谈判中的种种事实，邵先生的言行表现，都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明。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破坏，和谈没有成功，但邵先生等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心祖国和平统一的恳切心情，和光明磊落的作为，是人所共知，人所共见，并永昭后世的。[24]

六届人大及六届政协第一次会议胜利结束，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行将出现崭新的局面。邵力子先生的一生言行主张，必将在海峡两岸引起新的怀念和影响。我自己也勉励自己：“邵先生曾是我的老师，而且永远是我的老师。”我将更加奋发有为，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努力工作。[25] 

丁玲散文中对感情、意识的重新编排的活动，甚至超出了革命时代，进入后革命时代。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怪，因为丁玲“确实”是在后革命时代写的这些散文。但是往往以对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回潮为主要方面，很少顾及后革命时代真正具有新的生产力的政治性构造。这篇《回忆邵力子先生》是后者中的一例。在后革命时代，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争得祖国统一的新的机会，这是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先例的，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与西藏、新疆问题的解决方案有所不同，后者是依靠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度设计。如果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性构造全然是与它的过去“断裂”的，那么这种丁玲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国共关系中找联系的实践活动就会被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回忆邵力子先生》可以看作丁玲在遇到新的问题时，灵活使用重新编排、重新阐释的方法路径，解决问题的勇气和智慧。 在文学新生时期丁玲散文中新感情、新意识的“叠加”和“渲染”既表现为新感情、新意识的不同的方面的“叠加”和“渲染”，也表现为通过重新编排、重新阐释感情、意识而产生出来的“叠加”和“渲染”的可能性，前者更加侧重于状态分析，后者更加侧重于动作分析。

四、作为新感情、新意识资源的“不得不提的二十年”

阅读丁玲文学新生时期的散文，还有一个问题要处理，那就是散文中再现的新感情、新意识与自“反右”斗争以来一直到丁玲恢复工作的这“不得不提的二十年”之间的关系。在《序〈叶圣陶论创作〉——从头学习》一文中，丁玲写道，“既然政治不是外在的，不是勉强粘合的，就应该把政治，把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融入自己的一切行动当中”[26]。这一表态值得关注。丁玲的这一表态与她在“不得不提的二十年”中得出的体悟有关系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丁玲复出后她有一些散文、影评、访谈的生产，都是指向同一个问题，即相信人民，与人民群众一起劳动。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朴实的想法，而非违心之论。在《“牛棚”小品》中，她写道，她不愿意自己被关起来，她愿意到广场上和人们一起劳动，不能到广场上劳动，到院子里劳动也行，有一份力出一份力，她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身体的等各方面的原因与人民群众脱离开来。“啊！即使只能在这些地方洒扫，不到广场上去，即使我会腰酸背疼，即使我……我就能感到我们都在一同劳动，一同在劳动中彼此怀想”[27]。在与美籍华裔女作家於梨华的谈话中，丁玲写道，“我住在农场里，那里，人人都在生产，我一个人坐在房子里写，那就是把我同所有的人都隔绝了，这个隔绝对我的痛苦，比我不写作所造成的痛苦，厉害得多了”[28]。

这种朴素的感情，是与丁玲的三十年代有着关联的，也是与毛泽东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做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有着关联的。1931年，在丁玲加入共产党之前，她写的《我的自白》中，是有着与人民群众走在一起的共产党人民政权的情感逻辑具有共通之处的。在《我的自白》中她写道，“不过我对于由幻想写出来的东西，是加以反对的。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农人，一个工人，对于他们的生活不明白，乱写起来，有什么意义呢？”[29]因此，在八十年代介绍《杜晚香》的创作经验时，她特别强调创作对象是人民，要对她们的情感心理有所理解。“杜晚香是黑龙江的标兵。做了那么多好事，了不起！我是无法像她去做那么多好事的。但我了解她，我们是好朋友。她曾因为和我的关系受牵连，打下去劳动好多年。她的感情我理解，虽然她不能把那些东西告诉我”[30]。

要理解人民的所思所想，就要敢去把身子放低，听人民讲他们自己的故事，这是丁玲在“不得不提的二十年”中的收获。“辽阔的垦区到处在建立农场，人民一开口就是谈生产。我不愿到招待所吃饭，担心人家认识我丁玲，会在一旁看着我，我坐不下去。我就跑到街头的小馆子里吃，那儿人很多，来来往往，谁也不认识我。在那儿，人们一见面就谈生产、谈农场，因为不认识我，也就毫无顾忌地跟我交谈”[31]。

上文提到，文学新生时期的丁玲散文中体现出的新感情、新意识的新的发展阶段，即对党和人民在新的情势下的认同问题，在这期间新感情、新意识呈现为不同的方面，既有与人民群众发展感情的一面，也有向先进革命者学习的一面，在这一意义上，丁玲的《杜晚香》的创作是以“向杜晚香学习”为主旨的创作，“向杜晚香学习”既是向人民群众学习，也是向先进革命者学习，因此在这一层面相信党和相信人民群众，可以达到高度的统一。

两位日本学者认为，在“不得不提的二十年”中解开官职的束缚，对丁玲得出这样的经验和体悟是有着帮助的。中岛碧在《丁玲论》一文中写道，“从这二十年的经验里，她得到了很多东西。如果她没有受到批判，一直是中央文艺界的领导人、高级文化官员的话，她决不能得到这么多的东西。这就是对‘革命’、对‘社会主义体制’和在这个体制中生活的人们的进一步的坚信和乐观”[32]。杉山菜子在《丁玲文学的新生及其二十年的下放生活》一文中写道，“丁玲把全力倾注于对群众的信赖上。而群众，特别是创业初期为开垦北大荒而战天斗地的群众并没辜负丁玲的期望，这成为丁玲之所以能在这二十多年漫长岁月中挺过来的最大动力”[33]。这些结论大致不错。

“不得不提的二十年”要成为新感情、新意识的资源，这里面也存在着对感情、意识的重新编排、重新阐释的问题。北大荒的农垦，很有可能让丁玲联想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土改运动，那样的精神劲头和知识分子与农民融在一起的感觉。在写于1982年的《序〈杜烽剧作选〉》中，丁玲对土地改革有着无限的回忆和怀念。“我们很快结束了《土地法大纲》的学习，大家整装上阵，有的随军进石家庄，准备接管城市，我就背着包袱去到新解放了的农村，和农民一起掀起土改斗争，实现耕者有其田，支援解放战争。那是多么豪迈、辉煌的战斗生活和多么紧张、扎实的创业时代呵！”[34]

写于1981年至1983年的《序〈叶圣陶论创作〉——从头学习》《〈殷夫集〉再序》《回忆邵力子先生》《序〈李又然散文集〉》《回忆宣侠父烈士》这五篇散文，是丁玲以接触新的文学界出版活动为契机，在文学新生时期对她自己的新感情、新意识的发生和发展进行追忆式再现的产物，也是读懂“八十年代丁玲”的一个重要入口。丁玲在文学新生时期创作的散文，充分表明，她的新感情、新意识正进入辉煌的新发展阶段。她对党和人民在新的情势下有了自己的新的理解，但是新的理解不是要去反对过去的理解，这是“叠加”和“渲染”的问题，是深化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方向在读博士生。）

注  释：

[1] 这里所说的文学界新的出版活动主要包括，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殷夫集》、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又然散文集》、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西北远征记》、列入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的《叶圣陶论创作》、列入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的《邵力子文集》。

[2] 这里所说的文学新生时期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一种在“拨乱反正”时期发展出来的“文学新生”的总体情绪；二是就丁玲自身而言自一九七九年恢复工作后进入的文学创作的新的小高峰。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本文主要借助对文学新生时期丁玲散文的考察，处理以下几个问题：在新的小高峰上丁玲为党的文艺事业贡献余生的感情、意识作为新感情、新意识的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被认识；文学新生时期的文学创作作为象征意义上的欲望之流将最终流向何方；以及这种新感情、新意识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以文学书写和社会革命为具体形式进行的“自我改造”实践中被进一步“叠加”和“渲染”，并且在此意义上那一不得不被提及的二十年间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如何融入这一整体的“叠加”和“渲染”活动中。

[3] 丁玲：《对于创作上的几条具体意见》，载《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页。

[4] 同上。

[5] 张炯、王淑秧：《使人精神升华的闪光篇页——读丁玲的散文》，《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 2期。

[6] 丁玲：《回忆邵力子先生》，载《丁玲全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 276页。

[7] 丁玲：《我的创作经验》，载《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11—12页。

[8] 丁玲：《致中央组织部并转党中央》，载《丁玲全集》第十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2页。

[9]丁玲：《序〈李又然散文集〉》，载《丁玲全集》第九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125页。

[10]丁玲：《序〈李又然散文集〉》，载《丁玲全集》第九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125—126页。

[11]丁玲：《致中央组织部并转党中央》，载《丁玲全集》第十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2 页。在将丁玲的自述加以录音整理形成的《党给了我新的生命》中，丁玲有着类似的表述，“还没有到最后的日子，我不能死：到生活底层去！到人民中间去！即使是屈辱地活着，即使是流血、流汗、再苦、再累，活着，我总还是可以替人民做点事情嘛！”（丁玲，《党给了我新的生命》，载《丁玲全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285 页）对于这种在段落句号处的表态，问题在于，是将它处理为得到好的消息后突然充盈的新的希望，还是将之当成丁玲一生一以贯之的所思所想，也就是说把党对自己的平反看作是原因还是契机。

[12]贺桂梅在2003年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一书中写道，丁玲在复出后坚持将纯粹的革命者（自我）和不纯粹的革命者（他者）对立起来，以维持一种使得“革命”走向纯粹化的实践逻辑，这使得她在后革命时代显得落伍。“对自我纯粹性的坚持，则使得丁玲越来越丧失了与社会现实之间对话的可能性，最终使得‘革命’仅仅成为由党性规定的一套仪式性话语。无论如何，后期的丁玲的遭遇是悲剧性的，她始终没有跨越体制划定的话语疆界，并在一种偏执的努力中将自己永远地钉在话语的空位上”（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 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87页）。在2015 年的《丁玲的逻辑》一文中，贺桂梅对自己之前的看法有所修正。在丁玲与时代的看似的不对位的方面，很有可能丁玲“并没有错”，而是我们对时代的想象出现了问题，我们将一些事情看作是自然而然的，却忽视了其他的可能性。“具体到文艺体制的重构方面，很难说八十年代的丁玲就一定是落伍的。‘新时期’是以破竹之势展开的，共同的历史情绪使人们将那次断裂看作‘历史的必然’。但正是丁玲的存在，显示出了‘新时期’的‘时’之建构性”（贺桂梅：《丁玲的逻辑》，《读书》2015 年第 5期）。

[13]丁玲：《回忆邵力子先生》，《丁玲全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278页。

[14]丁玲：《回忆宣侠父烈士》，《丁玲全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215页。

[15]贺桂梅在《丁玲的逻辑》一文中写道，“这种巨大变化和内在一致性，共同构成了‘丁玲的逻辑’”，我想，这或许也可以用来解释宣侠父烈士的一生。

[16]丁玲：《〈殷夫集〉再序》，《丁玲全集》第九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176 页；丁玲，《似无情，却有情》，《丁玲全集》第八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326页。

[17]丁玲：《〈殷夫集〉再序》，《丁玲全集》第九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76页；丁玲：《向昨天的飞行》，《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丁玲：《说一点心里话》，《丁玲全集》第八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丁玲：《根》，载《丁玲全集》第八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页。

[18]丁玲：《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怀念史沫特莱同志》，《丁玲全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82页。

[19]同上。当然，丁玲的这段话还有一层隐含的意思，即作为一位“被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员”，希望自己的热情和工作能够重新得到党这一伟大母亲的认可。

[20]丁玲：《序〈殷夫选集〉》，《丁玲全集》第九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84—85页。

[21]丁玲：《〈殷夫集〉再序》，《丁玲全集》第九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75页。

[22]丁玲：《致丁景唐》，《丁玲全集》第十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213页。

[23]丁玲：《序〈叶圣陶论创作〉——从头学习》，《丁玲全集》第九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49 页。当然，这一例子，也非常复杂。既有笔者所谓的对感情、意识进行重新编排、重新阐释的路径，也有一种对“自我改造”逐渐形成自己理解的路径。可以看出，八十年代丁玲所坚持的“自我改造”，与五十年代“先做人民的学生，再做人民的老师”的话语政治有所不同，但是，我依然要强调，这绝对不是用一种反对另一种。这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八十年代丁玲”的难度和价值。

[24]丁玲：《回忆邵力子先生》，《丁玲全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278—279页。

[25]丁玲：《回忆邵力子先生》，《丁玲全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279页。

[26]丁玲：《序〈叶圣陶论创作〉——从头学习》，《丁玲全集》第九卷，河北人民出版 社，2001 年版，第 149页。

[27]丁玲：《“牛棚”小品》，《丁玲全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1页。

[28]丁玲：《与美籍华裔女作家於梨华的谈话》，《丁玲全集》第八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页。

[29]丁玲：《我的自白》，《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 页。

[30]丁玲：《文学创作的准备》，《丁玲全集》第八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181页。在《关于〈杜晚香〉》中丁玲对这一点有更多的表述，可参见。“我小时候受到一些进步的教育，愿意革命，但也受到封建社会给我的许多旧东西，二十年代末，我在上海开始写文章，有点劲头。写来写去就停滞在一个地方了，再不能前进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只生活在那样一个小圈子里，我所接触的人，我能体会到的东西就只限于那个小圈子，我没有突破它。后面我命令自己，压着自己，勉强自己，跑跑工人区，到工厂，到工人宿舍，虽说跑得很少，但跑一点，就突破了一点。后来，我到了陕北，突破就更多一些”（丁玲：《关于〈杜晚香〉》，《丁玲全集》第九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68页）。

[31]丁玲：《漫谈〈牧马人〉》，载《丁玲全集》第九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 333页。

[32] [日]中岛碧：《丁玲论》，袁蕴华、裴峥译，载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 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552页。

[33] [日]杉山菜子：《丁玲文学的新生及其二十年的下放生活》，沈宇澄译，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351页。

[34] 丁玲：《序〈杜烽剧作选〉》，《丁玲全集》第九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 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