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新时期中国的美国视野

——重读丁玲《访美散记》

倪文婷  

引  言

1981年9月至1982年1月，丁玲受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此契机促使她完成了一部观察美国实录：《访美散记》。在该书出版前，其篇章曾被登载于两种刊物上：一是旨在树立新时期思想标杆的《新观察》；二是旨在复兴新时期文艺的《文汇月刊》。值得留意的是，《访美散记》为何首发于两份性质不甚相同的刊物？这或许与一名青年读者的投书反馈有关。[1]1982年4月，在《新观察》刊登《会见尼姆·威尔士女士》一文不久，丁玲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该名青年读者在信里指出，丁玲通过中美两国制度下作家的不同命运“论证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一老生常谈的论断；他尤为不满于，此篇了无新意的文章竟被标举新思想旗帜的《新观察》选登。[2]在此投书后，《访美散记》其余篇章便从偏思想性的《新观察》转移到了偏文学性的《文汇月刊》登出。

从《访美散记》转换发表刊物一事，我们会发现，当时读者对于丁玲书写美国的角度是否具有思想性和创新性，持有了一些争议。在《访美散记》后续的书评与研究文献中，也持续了相关讨论并出现了两极化评价：一是认为丁玲的美国书写持论公允、出自作家的真情实意[3]；二是认为丁玲的美国书写失之偏颇、流于社资对立的冷战意识形态[4]。对于《访美散记》的“意识形态”所指，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还出现了某种值得深思的变化：从丁玲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绝对拥护[5]，变成了丁玲存在某种“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本位意识[6]。就用词变化来看，中美两国的本质差异，从原先姓“社”姓“资”的社会体制，变成了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有别；但其中未变的是，《访美散记》为人指摘的问题仍在于它将中美差异相对化，从而阻碍了中国向美国汲取现代化经验来推动改革开发的进程。[7]

那么，在《访美散记》里，丁玲是否固守了某种浑然不觉的意识形态，故而未能将美国视为中国现代化的绝对标准，而仅视为某种相对参照？在访美前夕，丁玲曾在国内接触了归国省亲的在美华人於梨华、聂华苓与梅仪慈，他们是否可能影响丁玲对美国现状的认识思考，并由此共享对新时期中国的某些看法与反观视野——亦即通过参照美国这面镜子而更认识新时期中国的内外形势？这是否进一步影响丁玲写作《访美散记》的形式与内容？本文第一节将探询丁玲与在美华人的交流内容，以期考察他们共享了看待新时期中国与美国情况的哪些意见，继而辨析双方是否存在看法差异？据此，又是否影响丁玲的访美感受和判断？本文第二节将更正面地厘清丁玲《访美散记》的写作意图与理想寄寓，如何体现她探究新时期中国兴起的崇美风气与现代化运动的复杂缘由，以及她是否提出了一些应对之策或者持有了哪些观点？

第一节  丁玲何以访美：“受难英雄”的（去）标签化

丁玲复出文坛后的第二年即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此后，人们评价中国与美国的方式出现了“此（中）消彼（美）长”的新形势。1980年，在美华人作家於梨华在回顾1970年间三度归国的文章里写道：祖国的崇美之情日盛，令她心生担忧。於梨华犹记1975年第一次回国时，不见一人提及美国，而且看见祖国一切“都是进步完美的”。但是，当她1977年回国时却发现，人们不再论及祖国美好，而开始哀悼祖国“苦难”。自1979年返国，於梨华更是被“问起美国的一切，不仅是问，而且要证实从别处听来的关于美国的种种‘花花绿绿’的消息”。短短五年间（1975-1979），於梨华经历了中国对美国从不闻不问到推崇备至的巨大转变。就於梨华在美长达二十年的生活经验看来，祖国人民“对美国的一切有……许多不正确的印象……抱着不该有的幻想”，很可能重演自身（1950年代）初访美国时陷入的认知失调与精神苦闷。[8]她由于不希望历史重现，所以急切地投书《人民日报》，以期纠偏祖国人民对于美国的不切想象，并引导他们认识美国的客观利弊。[9]

丁玲以其敏锐同样注意到了在美华人对于新时期中国社会变化的忧虑。可以说，她书写《访美散记》的动机之一在于，反思新时期中国为何迅速地掀起了崇美风气及其可能引发的潜在危机？在访美前夕，丁玲曾有机会接待多位回国省亲的在美华人作家/学者，这使她意外地发现后者身上的“中国性”与新时期“中国人丧失中国（主体）性”的鲜明对比。丁玲由此不禁思索：长居于美国甚或赴美深造多年的华人，为何没有全盘西化（美国化），与此相反的是，他们身上的中国作风反而得到有力强化？在《访美散记》中，丁玲记述了她对三位在美华人的印象反差：

1979年9月，返京数月的丁玲接受了於梨华访谈。当丁玲见於梨华听其文革遭遇而啜泣不已时，她有感於梨华“哪里象是一个外国作家？简直就是一个纯朴、善良、热情的中国女孩子”[10]。1981年3月，丁玲与密西根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梅仪慈接触数日后，也发现后者不像是有双（美国）博士学位的精英女学者，反倒像是中国“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朴实，勤工俭学的女学生”[11]。1981年9月至1982年1月，丁玲与聂华苓相处数月后，也认为后者“是一个非常中国式的中国人……讲究人情、殷勤能干、贤惠好客”[12]。通过与三位在美华人的交流接触，丁玲发现她们在异国（美国）他乡仍然保有的中国作风，从而总结了一个令其讶异的对比：“在异国（美国）他乡仍有中国主体性”与“在中国反倒没有中国主体性”。就丁玲而言，面对新时期中国兴起的崇美风气，她有意塑造某种“她者镜像”（如同上述的三个例证），以期新时期读者能反观主流社会的精神症候。因此，《访美散记》的行文结构时常出现中美比较的问题意识。

只不过，丁玲有意反思新时期中国的立场，却与当时主流的社会风气渐行渐远。丁玲与新时期主流的分歧之处，并不在于否定后者诉求的现代化运动，而在于后者意欲借“西风”压“东风”的（潜在）意图——借由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告别失败的革命经验。就丁玲而言，她虽然高度赞同新时期的现代化运动，但是，她反对新时期主流将此前的革命经验全然否定。而丁玲与新时期主流的分歧并不容易被在美华人及时察觉。尽管在美华人与丁玲同样反对新时期主流的崇洋（美）风气，但是，他们很容易认同新时期主流的“告别革命”之立场。这或许源于在美华人长居于冷战对峙中的美国阵营，所以不易一时认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1980年7月18日，聂华苓在拜访丁玲后曾去信说道：“多少年来，关注您的处境，为您悲哀、气愤、不平……终于见到您后，您自己却是那么平静恬淡，这就叫人更感动了”。[13]面对丁玲历经磨难却淡然置之的态度，聂华苓既惊讶又感动。可以推断，聂华苓受触动的原因，在于丁玲的反应不仅超出了人们受苦的常见表现，而且打破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再现的“文革受害形象”。就聂华苓看来，丁玲的“反常”很可能是受到国内的监控氛围所致，以致不敢吐露苦楚。于是，聂华苓萌生了邀请丁玲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念头，因为她期望与丁玲在美国展开一场“面对面、心对心的长谈”[14]，也就是聆听丁玲娓娓道来其“文革”期间被批斗、打压与监禁的“受害”经历。

然而，出乎聂华苓预料的是，丁玲访美期间仍对其“文革”境遇一表淡然，而且还坚持其反思新时期主流的立场。在辞别爱荷华前夕，丁玲甚至与聂华苓丈夫、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创办人保罗·安格尔发生了言语摩擦。在丁玲与保罗·安格尔逝世后，聂华苓曾追述两人关系：

他们没有再见。一九八六年，丁玲去世了。一九九一年，Paul也走了。丁玲和Paul两人，彼此好奇，彼此喜欢，彼此尊重。他们两人都饱经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他们两人都有灵敏的感性和率真的性情。他们甚至同一天生日，十月十二日。他们都有非常坚定的使命感。所不同的是丁玲对共产党的使命感，Paul对美国梦的使命感。丁玲和Paul两人在一起，一本现代史的大书就在我眼前摊开了。[15]

从上述引文来看，聂华苓对丁玲与保罗·安格尔分手前的擦枪走火，不仅印象深刻，而且可能留有遗憾，因为她致力于从两者身上求同存异。聂华苓指出了丁玲与保罗·安格尔同天生日、同具作家的灵动真诚，并突显了两人共享的严肃使命感。就聂华苓看来，丁玲与保罗·安格尔不失为某种“和而不同”，因为两者差异仅在于前者效忠了“共产党”，后者效忠了“美国梦”。因此，聂华苓将丁玲与保罗·安格尔的分歧进一步归结为“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借以暗示两人并非个体冲突，而是美苏冷战的敌对缩影。聂华苓认为，丁玲与保罗·安格尔得以在爱荷华同聚并展开热烈交谈，已是难得一见的“现代史的大书”。这个“现代史的大书”比喻，一方面化解了丁玲与保罗·安格尔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却暗示了聂华苓潜在的“历史终结”意识。毕竟聂华苓之所以能将丁玲与保罗·安格尔坚守一生的对立（政治）追求，描述成平行关系（即“在我眼前摊开”的“大书”），攸关其处于苏联解体后的写作背景。所以，她才能在相对宽松的氛围里，将丁玲的“共产党”信仰与保罗·安格尔的“美国梦”平等以待，因为“美国梦”实际上获得了不言自明的可能胜利。尽管在聂华苓笔下，丁玲与保罗·安格尔的分歧出现了解构风险，但是，聂华苓对于两者矛盾终能调和的信念与尝试，仍然值得重视。

丁玲在《访美散记》里也记述了她与保罗·安格尔的临别争执，以及她与聂华苓、保罗·安格尔夫妇的“同而不和”。就丁玲看来，她与保罗·安格尔之间的矛盾是“在我们两个人的思想、性格的差异中，留下的一点有趣味的小争执，也是有趣味的回忆”。[16] 对照丁玲与聂华苓的回顾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丁玲并未避讳她与保罗·安格尔的诸多迥异，但是，她仍正向看待两人的偶发交锋。可以说，正是此类交锋促使丁玲察觉她与聂华苓、保罗·安格尔夫妇的文学观区别。丁玲写道：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认为，文学的艺术性与政治性可以被截然二分：“文学艺术是超阶级的，艺术就是艺术，那里没有很多政治、思想等；即使有，也可以只谈其中的艺术性”[17]。换言之，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相信，文学艺术的普遍主义足以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特殊主义，这促使他们夫妇倾力主持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以期创建一个各国作家得以超越（冷战）意识形态的交流净土。只可惜，丁玲访美期间却日渐发觉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的力不从心。聂华苓曾多次告诉丁玲，她们夫妇“只在集中精力，专门写作的时候才享有无限的愉快。一旦触及到有关政治关系的事情时，便会不胜其烦了”[18]。就丁玲看来，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预设的纯文学理想极为不易，毕竟文学不可能真正独立于政治，而政治则无处不在。

比方说，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由于邀请外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作家访美，所以，它在招待（特别是第三世界）外宾在美生活同时，不免承担了美国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1983年，茹志鹃带着女儿王安忆参加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并合著了访美见闻《母女同游美利坚》。该文集呈现了青年王安忆如何乐此不疲于美式现代化生活，但又为了中国的落后水平而陷入苦闷。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即2018年，王安忆在新版《母女同游美利坚》的《跋》中再次回顾了昔日初闻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场景与心境：

一九八零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文学讲习所受培，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就曾经来到课上，向我们介绍“国际写作计划”，同行者还有李欧梵，这位年轻的华裔美国教授，风流倜傥，一身白色的西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开放之初，仿佛来自于未来，这个“未来”的名字就叫作“现代化”。来宾演讲完毕，请大家提问，现场顿时陷入沉默，不是我们没有问题，而是不知从何问起，那时候，我们又羞怯，又有那么点倨傲。[19]

王安忆指出，1980年的中国作家看着这三位来自美国的客人（即聂华苓、保罗·安格尔、李欧梵），不由自主将他们视为中国的“未来”形象与“现代化”标杆。在三位客人完成演讲后，现场听众陷入了一片沉寂。对此，王安忆在四十年后赋予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诠释：这代表了当时作家心底难以平衡的自卑（“羞怯”）又自傲（“倨傲”）的矛盾情绪。通过王安忆，我们可以再次印证丁玲对于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的观察：文学／艺术独立性与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中立性，确实难以企及。值得挖掘的是，丁玲在《访美散记》里并未流露王安忆一度面对美国时的“羞怯”，而是更倾向后者的“倨傲”，或者说抱有坚定自信。这尤为体现在丁玲回应美国人民为其“文革”磨难深感不公与同情的场合。

就丁玲而言，她亲身体验了美国意识形态的无处不在及其如何制约了美国人民认识中国（人民）真实且复杂情况的可能，因为她在美期间无法轻易畅所欲言。1981年9月中旬，丁玲在爱荷华首次公开演讲后，她收到了美国听众的负面反馈：“阿姨！你的讲话被认为太官气了，好象官方代表讲话，这里人不喜欢听，他们希望你能讲讲自己”[20]。可以想象的是，美国听众期待的“丁玲形象”是一名“文革受害者”而非一名坚贞党员。这也就意味着，丁玲被期待在美国的公开发言里，控诉加害者暴行（如：剥夺其创作与发表自由），与此同时，哀悼自身长达二十年的“受苦受难”。一旦丁玲符合美国听众预期待，那么她便会从一名“文革受害者”升格成一名“受难英雄”，从而成为了中国作家争取创作自由的代表者——这正是美国听众的政治无意识。

超出美国人民预料的是，丁玲始终坚定回绝她被美国意识形态所赋予的“受难英雄”身份。为此，她屡屡与美国人民发生了言辞交锋。1981年11月，在一场华盛顿酒席上，丁玲向在场宾客表示了文革经历的“积极”意义，因而说道：“养鸡……很有趣味，在生产队为国家饲养几百只鸡也很有意思，孩子、病人、太太们每天都须要有高蛋白的鸡蛋嘛！”[21]借由肯定养鸡贡献，丁玲希望申明其劳动主体的身份，从而转化其被假定的被动弱者形象。这一反美国意识形态的答话，确实超出了在场宾客的认知常识与情感结构，因此引发了纷纷讨论：

这时站在我对面几个人当中的一位先生开口了:“一个作家，不写文章，却被处罚去养鸡，还认为养鸡很有趣味，我真难理解，倒要请教丁女士，这意思，不知从何而来？哈哈……”

我左边的那位太太附和着，简直是挑衅地在笑了。我心里暗想，应该给他们上一课才好，只是又觉得他们程度低，得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我正在犹疑，另一位先生从对面人丛中岔过来说：“昨天在华盛顿大学听丁女士讲演，非常精彩。以丁女士的一生坎坷，仍然不计个人得失，有如此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真是坚强典范，令人钦佩。鄙人想冒昧说一句，丁女士是否打算写一本自传小说？如能以丁女士的一生遭遇，化为文章，实是可以教化一代人士；若能在美国出版，一定是非常畅销。”

我看一看四周，一双双眼睛瞪着。我答道：“我不打算写，个人的事，没有什么写头。”

又有人连声说道：“伟大，伟大……” [22]

就华盛顿酒席上的宾客看来，丁玲所谓“不计个人得失”、“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与其说是共产党员的真情流露，毋宁说是美国畅销书的宣传套路。现场宾客假定了丁玲对美国的商业逻辑游刃有余，所以，她刻意强化了自身的“受难英雄”标签，以期博得美国媒体关注。对于现场宾客的误读，丁玲深感无可奈何，尽管她有心给美国人民“上一课”，但她知晓无从入手。无奈之余，她选择退居《访美散记》，并再次重申了看待“文革”磨难的淡然：“我不打算写，个人的事，没有什么写头”。

综上所见，丁玲之所以在《访美散记》里建构了一种中美比较视野，关涉其访美期间充分体认了美国意识形态施加给她的“受难英雄”标签。因此，她希望通过《访美散记》，一则祛除这个名实不副的身份，二则回应美国意识形态对其的（无意识）遮蔽。颇富意味的是，丁玲的访美经历同时使她注意到了美国意识形态标举的“受难英雄”标签与新时期中国社会的伤痕反思运动遥相呼应。《访美散记》里的中美比较视野，可以说，不仅是为了反观新时期中国的潜在危机，同时还试图打破（后）冷战的历史语境。

第二节  丁玲的美国视野：反观新时期中国的崇美风尚与伤痕反思运动的潜在危机

1981年9月1日，丁玲入住爱荷华大学的五月花公寓后，写下了《访美散记》的开篇《向昨天的飞行》。在文中，丁玲回应了上一节所分析的新时期主流——崇美风潮与伤痕反思运动——的潜在危机。通过引文可以看出丁玲尝试探索解决新时期危机的思路：

祖国呵，长期的苦难堆压在你的身上，你现在真是举步维艰，旧的陈腐的积习，不容易一下摆脱；新的、带着“自由”标签的垃圾毒品，又象虫虱一样丛生。……年轻有为的一代，正在经受考验。朋友呵，战友呵！千万把时间留住，要多活几年，你不能生病，不能瘫痪，不能衰颓，不能迷茫，你还有责任啊！年轻人呵！快些长大，不要消沉，不要退缩，不要犹疑，不要因循。要坚定无畏地接过老一代的火炬，你们是国家的顶梁柱，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在你们身上。振兴中华，建设祖国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你们一代年轻人的肩上。 [23]

这一番看似教条的陈述，呈现的是丁玲对于“新时期”问题的思考方式。首先，丁玲提出，“长期的苦难堆压在”祖国（抽象的共同体）而非国民（实在的个体）身上。其次，丁玲提及，“旧的陈腐的积习”与“新的、带着‘自由’标签”掣肘了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为何丁玲选择了旁敲侧击的隐喻，而不采用直截了当的批评呢？为了理解丁玲的用意，本文结合了1982年5月丁玲与青年读者的通信加以说明。

丁玲在复信里提出，新时期的隐患攸关了文革遗毒。她写道：“有一部分读者，甚至还有一部分根本不读书的人，在十年动乱期间，深受毒害，至今仍喜欢无政府、无纪律、浪漫、疯狂、歇斯蒂理”。[24]丁玲提出的五个关键词——“无政府、无纪律、浪漫、疯狂、歇斯蒂理”——正是她1930年代“向左转”之前的创作主题。丁玲在早年成名作《在黑暗中》里多塑造了此类女性形象，莎菲女士尤为代表。学者贺桂梅认为，这是丁玲受到五四期间“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话语”的影响所致。[25]因而，丁玲在《访美散记》的开篇里揭示的“旧的陈腐的积习”，其具体所指即是五四期间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在“文革”期间的复苏态势。当这个“文革”期间复发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碰见了新时期迅速崛起的崇美风气，它便充作成了一种“新的、带着‘自由’标签的垃圾毒品”。就丁玲看来，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在新时期的出现，应当视为某种旧疾复发，而非新鲜事物。因此，丁玲形容，那个“新的、带着‘自由’标签的垃圾毒品”，“又象虫虱一样丛生”，借以隐射了新时期的崇美风气有其长远的内因。

就丁玲看来，她担忧的不在于“新时期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思潮” [26]，而在于它或将引发新时期中国的虚无主义思想：“极端的个人主义、尔虞我诈、尽情享受”[27]。丁玲观察到，新时期青年似乎普遍陷入了一种思想空虚。可以说，丁玲之所以收到青年读者来信，无关乎她在《访美散记》里重申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一老生常谈的论点，而关涉她的论述无益于排解青年读者的思想空虚。这名工科在读的青年读者告诉丁玲：

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太空虚了……可是有谁论证过他们的思想为什么空虚呢？……我可以坦白告诉您，尽管我是这一代人中的幸运儿，但是我的思想基本上是空虚的。诚然，这……是自己的人生观不太正确……但是，不得不承认社会影响的效果，而其中最主要的可能还是有政治宣传及文学艺术等因素的。[28]

该名读者告诉丁玲，新时期中国青年普遍地陷入了虚无状态，这也是丁玲早已察觉的问题。就丁玲看来，青年读者的思想空虚，在很大程度上与“文革”期间复发的问题——即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话语——有关，所以，她在《访美散记》的开篇里感慨：“年轻有为的一代，正在经受考验”[29]。可以说，新时期青年的考验始自五四，复发于“文革”，这是横亘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理论难题。因此，丁玲才会号召老革命作家合作导引青年三观，她说道：“朋友呵，战友呵！千万把时间留住，要多活几年，你不能生病，不能瘫痪，不能衰颓，不能迷茫，你还有责任啊！”[30]丁玲所谓的“责任”，在于老革命作家有义务疏导新时期青年如何克服自身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倾向，毕竟这同时也是前辈曾经经历的革命道路。

只不过，丁玲同时发现，老革命作家由于“文革”期间的不幸遭遇，他们也面临了“旧疾”复发的困扰：老革命作家同样地出现了崇洋（崇美）倾向与伤痕反思情绪。为了协助老革命作家克服“旧疾”，丁玲在复信给青年读者的信中说道：

有些作家的脚跟不稳，跟着这种歪风乱跑，一方面是迎合读者，一方面多少也是心有同好。有的地方为这些作品大开绿灯。这对于我们正在全力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眼中的障碍和危害。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正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深入生活，以我们的艺术创作，和全国人民一起，反对、扫除这种有毒的思潮。[31]

丁玲认为，“有些（老革命——引者注）作家的脚跟不稳”，在于他们受到了“文革”期间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顽疾干预，这是始自五四时期的“旧的陈腐的积习”。就丁玲看来，由于老作家的革命根基不稳，所以才会“跟着（新时期的崇美风气——引者注）这种歪风乱跑”。可以说，丁玲忧虑的，不是老革命作家艳羡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老革命作家重新追求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行动——即“极端的个人主义、尔虞我诈、尽情享受”[32]。这不单有损中国长期以来“全力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影响了新时期青年的思想虚无。因此，丁玲要求文学艺术工作者必须严肃以待，一同“反对、扫除这种有毒的思潮”，以防革命成果的历史倒退。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丁玲并未反对老革命作家创作伤痕反思的文艺作品。丁玲在1982年5月答复青年读者的回信里说道：

有个别人写过一些有缺点、有错误，偏离了大方向的作品，这是不能完全避免的。这样的人原来对祖国、对人民也是充满着热爱，只是象社会上某些人一样，受到一点挫折，容易消沉，认为对现实生活应该多点针砭，他们也是流着眼泪来写自己的作品的，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起积极作用；我们应该理解这一点。他们作品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和他们创作中的问题，和那些崇洋的、腐朽的思潮是不相同的。[33]

丁玲认为，老革命作家因为文革期间受挫，所以新时期出现了消沉反应，从而创作了大量的伤痕反思作品。访美期间，丁玲遇见了台湾作家白先勇，白先勇的伤逝主题受到了新时期（文学）批评家的追捧与热议。因此，丁玲在《访美散记》里，通过描写与白先勇的短暂交流，反观了新时期中国的伤痕反思运动，并指出了它的潜在危机。丁玲写道：

一些评论家们，可能是看多了近三十年来的多写斗争题材的作品，而又嫌平铺直叙，文章实而不华，到了“四人帮”横行时期，几乎都是令人讨厌的“假大、空”，现在骤然接触到这种精雕细刻的精品，内中人物很有韵味，似乎可以呼之即出，不觉欣喜。可能也还有这样的评论家，虽无白先勇的旧时生活，但对这种生活情调与感伤，也有同感，因此也就拍案叫绝。……我总希望作家能从怀旧的感情中跳出来，把眼界扩大，写出更绚丽多采，更富有生命力的文章。我曾对他说:回国内走一趟吧，新中国还是有许多新的可看可爱的东西的。我愿意帮助你，新中国一定会欢迎你。[34]

丁玲认为，新时期的“白先勇热”反应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新时期读者对白先勇作品的耳目一新，是因为他们反感此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趋于僵化，特别是到了“‘四人帮’横行时期”只剩下了“令人讨厌的‘假大、空’”。所以，新时期读者见到了白先勇的现代主义作品才会手不释卷。可以说，新时期读者推崇白先勇文学的背后，是为了借“西风”压倒“东风”，告别“文革”的挫败经验。其二、新时期读者偏好白先勇作品的怀旧主题与伤逝情调，攸关了他们看待新时期伤痕反思运动的态度。丁玲十分警惕“怀旧”潜藏了一股“复古”暗流，因为“怀旧”的极端正是走向了永无止境的“复古主义”。丁玲担忧这将有碍于新时期作家直面未来、推动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丁玲提倡新时期作家应当有节制地创作伤痕反思主题，这既有助于排遣“文革”后的消沉情绪，也有助于尽快地投身新时期的建设工作。在这里，丁玲辨别了“怀旧”与“除旧”的差异：“怀旧”使人沉溺逝往，“除旧”却使人直面未来，并生出一种“布新”能力。因此，丁玲邀请白先勇回祖国大陆走动，不单是为了白先勇个人，还是为了新时期作家。丁玲期许，新时期作家能重拾中国那些“新的可看可爱的东西”，放下旧的、不值一看讨厌的债务，特别是文革期间复发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旧疾。如此一来，丁玲相信，“（新时期——引者注）作家能从怀旧的感情中跳出来，把眼界扩大，写出更绚丽多采，更富有生命力的文章”。这即是丁玲对新时期作家的期许：“除旧”而非“怀旧”。

纵观丁玲自1978年复出文坛避谈文革遭遇，实为她有意为之的“除旧”之举。为此，她甚至展现了淡然态度。这与其说是丁玲缺少了反思“文革”的能力，莫若说是她反思“文革”的独到方法。丁玲避谈个人荣辱，不是因为她未曾感慨“文革”期间经历的至暗时刻，而是因为她时刻警惕新时期的伤痕反思运动从“除旧”走向了“怀旧”的误区。实际上，对丁玲而言，她关注的不在于“除旧”，而在于“除旧”之后的“布新”，也就是如何布置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可以说，丁玲积极地响应了新时期的重点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在《访美散记》开篇里，丁玲呼吁了新时期青年投身祖国建设，她写道：“（青年——引者注）快些长大……不要犹疑，不要因循……要坚定无畏地接过老一代的火炬……希望在你们身上……振兴中华，建设祖国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你们一代年轻人的肩上”。[35]这反应了丁玲反思文革与“除旧布新”的能力。面对青年读者质疑《访美散记》是官方意识形态宣教，丁玲亦表现得十分积极，她不去正面反驳青年读者，而是采取了侧面回应。丁玲写道：“你说我的文章生不逢时，的确几年来我还没有学会盲目跟风，一味迎合某些人的嗜好……现在你说我也跟风，使你失望。我以为你了解得不够，但我不想解释了。”[36]乍看之下，丁玲“不想解释了”像是受误会的无奈之举，但实际上，她是为了阐明自身如何实践“除旧”而非“怀旧”的思路。

丁玲到底如何克服“怀旧”情绪，又如何降伏文革期间复发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念头？这正是丁玲复信青年读者的要旨：

难道我们这些老一代的人就认为我们现实社会一切都好，好得不得了吗？我们的思想里难道就再不会偶尔也产生一丝的消极或失望的感触吗？我们不过是因为年龄大一些，经历丰富一些，知道的多一些，能够有所比较，更主要的是我们早期受到马列主义思想的教义，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理想和必胜的信念。我们常常就依靠它来克服自己思想中偶尔出现的、一刹那的对于艰难险阻的屈服，满怀信心地去从事消灭黑暗、创造光明的工作。我们这些老人也都曾年轻过，在青年时代，我们也有过各种各样的思想，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实际生活，我们也有过苦闷。但我们对自己作斗争，对环境作斗争，尽力寻找人生的真谛，为着理想奋斗，不惜牺牲自己。[37]

丁玲在信中说到，她也在文革期间萌生了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念头。她形容那念头是一种“偶尔出现的、一刹那的对于艰难险阻的屈服”与“黑暗”，也是一种“偶尔也产生一丝的消极或失望的感触”与“苦闷”。值得注意的是，丁玲通过一连串修辞，描绘了她心中刹那间冒出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念头，但是，她不肯直言那念头的“实指”。相反地，丁玲却直截地说明了降伏法宝，也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理想和必胜的信念”——“马列主义思想的教义”。在此，值得深思之处，不在于丁玲构建了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二元对立项，而在于丁玲如何辨析二者关系？丁玲的“方法学”是反复地“比较”二者。丁玲所谓“比较”不代表了马列主义永远战胜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而代表了二者始终处在“比较”的动态中，丁玲形容，这就像是日与夜的关系：革命是一项“消灭黑暗、创造光明的工作”。丁玲通过阐发革命实践为日以继夜的进程，试图说明了“比较”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也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可以说，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与是一组对立项，它们之间相克相生。因此，丁玲所谓“比较”表明了一种革命意志：“对自己作斗争，对环境作斗争”，“比较”的实指正是个人意识中的“自我斗争”、“斗争环境”。由此可见，丁玲的“自我”不是一种稳固不动的静态，而是一种斗争不懈的动态，这进而触发了她说出“不惜牺牲自己”一语。丁玲不惜牺牲的自己，实为一种如如不动的“自我”意识，因为，丁玲认为，“自我”的理想与“人生的真谛”始终介于一种“尽力寻找”的过程，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可以说，丁玲的“自我”不破不立、破而后立，这可谓其“革命主体辩证法”[38]的演绎思路。

实际上，丁玲此番自我剖析不仅意在培养新时期青年，还意在呼吁老革命作家如何克服文革复发的“旧疾”，如何引导新时期青年的思想工作。丁玲说道：

现在，我们这一代作家，应该懂得现在的年青人，同情他们，同他们交朋友，给他们以温暖，写他们的苦闷，同时又要激励他们，使他们有勇气战斗，帮助他们建立、巩固、坚持一个高尚的、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情操，引导他们学习、探索、比较，逐渐培养社会主义的新的道德品格。我们无论如何对青年都不能简单的一意苛求，而忘记了自己幼年时代走过来的路子。[39]

就丁玲看来，老革命作家经历了半生的革命实践，他们知悉革命实践是一种“革命主体辩证法”的身体力行：在个人意识中反复地“比较”一个二元对立项：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因而，丁玲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的新的道德品格”不是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宣教，而是一种循循善诱引导思考的“信念和情操”，所以老革命作家的重任便在于创作相关主题，从而培养新时期青年的革命主体。

丁玲在《访美散记》开篇里，她说到自己“不是飞向太平洋，也不是飞向美国，……是飞向天外，飞向理想的美的世界”。丁玲的访美之行不仅是为了汲取美国的现代化经验，还是为了探寻新时期建设中国的思想资源。丁玲在《访美散记》说道：“我以为我们大家都能在这一面‘海仑的镜子’中照出我们的幸福，照出我们光明的祖国”。[40]她以“海仑的镜子”指代了美国，这意味着美国既不是中国的理想投射，也不是对立的绝对他者，而是反观新时期中国的万花筒。就丁玲而言，此趟访美之行是一次从美国视野反观新时期中国症候的机会，《访美散记》正是她的借鉴成果。

结论及展望

本文是在丁玲与“新时期文学”互相建构的动态关系里，试图重新探析丁玲晚年创作的文本及其文艺与外事活动，并借以重新探询“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方式。在绪论里归纳的现有研究情况可以发现，关于丁玲晚年的评价方式主要仍受制于1980年代形成的“新启蒙”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造成的是丁玲自新时期复出四十年以来，她本人及其作品屡屡深陷左右之争的非议和二元对立的讨论框架（诸如：女性与党性、作家与党员、知识分子与革命者、个人与集体）。因此，丁玲新时期作品的文学性时常处于毁誉参半甚或微不足道的评价。如此一来，我们很容易发现，关于丁玲晚年文本的生产机制及其如何参与“新时期文学”的建设过程，似乎也就难以得到充分的开展讨论。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丁玲晚年写作的经典文本出发，希望首先考察丁玲为何如此写作文本的可能缘由，并做出文本及其创作语境的细读解析。第一章主要讨论了丁玲未复出新时期文坛以前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的改写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丁玲关于“继续革命”与“总体性视野”的思考并非是她历经“文革”磨难后的切身关切，而是始自她在“反右”运动被“打倒”前夕。这可以从丁玲初创《在严寒的日子里》1956年版的问题意识与她察觉到当时难以克服的写作瓶颈，得到充分印证。就历经“文革”磨难后的丁玲来说，她之所以十分看重《在严寒的日子里》1979年版的改写与完稿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提炼自身长年深入北大荒的改造生活与思想体悟。通过《在严寒的日子里》1956与1979年版本的异动细节，我们可以有效地把握到丁玲晚年的“继续革命”意识与“总体性视野”的成长途径与生发过程。换言之，丁玲晚年呈现的坚持革命主体不仅是其立场姿态，而是有着自身逻辑演变的严肃发展。关于此一问题的深化思考，还应当纳入丁玲晚年悼念革命同志与前辈（如：向警予、瞿秋白、冯雪峰）的诸多回忆文章一并探讨。但由于时间缘故，笔者尚未能在本文呈现此一讨论，只能暂时留待日后补全。本文第一章的展望在于丁玲历经“文革”磨难后的革命叙事创作，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挖掘与分析，毕竟通过《在严寒的日子里》版本变动的再解读，我们已能管窥丁玲晚年革命思想的具体来由。由此我们会发现，丁玲正是携带着上述思考进入到“新时期文学”的舞台核心，从而与“新时期文学”产生了诸多交锋。

因此，第二章主要探讨了丁玲晚年为何与“新时期文学”形成交锋的可能缘由。由于丁玲1979年返京时首先直面的是当时蔚为风潮的“伤痕文学”，所以第二章主要以“伤痕文学”的先声之作：刘心武《班主任》与卢新华《伤痕》为讨论对象，并特别对比丁玲复出新时期文坛的信号之作《杜晚香》与刘心武《班主任》的潜藏互文与两者构想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错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伤痕文学”的价值与重要性为何远远超过丁玲的新时期文本，或者说两者何以构成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果，这涉及的不仅是丁玲与“伤痕文学”的文本细节的创作差异，同时还关涉“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与建构方式。由于丁玲身为“新时期文学”的领导者之一，所以她对于“新时期文学”带有相关政策层面的思考。从丁玲的角度看来，她发现“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形态是与周扬关联较深的张光年、陈荒煤与冯牧的领导工作有关。丁玲赴美前夕曾写下一封致周扬的（未发出的）书信。在该信里，丁玲试图提醒周扬等人，后者似乎过度提拔和重视以“伤痕文学”发轫的新时期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但却未能同样看重解放区老作家和延安文艺传统。因此，丁玲在1980年代曾多次重申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及“新时期文学”继承与转化“十七年文学”的迫切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丁玲由于被周扬等人排斥在“新时期文学”的建设工作之外，所以她察觉到“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方式与目前主流文学史的叙述似乎存有裂隙。这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新时期文学”的不同面貌与发展可能。

此外，丁玲的赴美经验促使她得以一线地观察和体认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恢复外交的冷战转折过程及其巨大之折冲。因此，丁玲十分强调从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新文学的五代作家谱系来看待“伤痕文学”在新时期的出现缘由。换言之，丁玲认为，作为“伤痕文学”先声之作的《班主任》与《伤痕》固然有着开创“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意义，但不能不同时敦促和鼓舞以“伤痕文学”发轫的年轻作家进一步继承和清理革命文学的遗产与债务之难题。就丁玲看来，这是深化和延续“伤痕文学”势能的有效途径。为此，丁玲一方面参与了新时期新生代作家的培养环节，也就是向后者总结自己投入革命文学创作的经历。另一方面，丁玲还亲自投入“伤痕文学”的阅读与批评工作，并且较为看重张贤亮《灵与肉》与韦君宜《洗礼》等作品。但因时间缘故，笔者尚未能呈现丁玲在这两方面的具体实践，只能暂时留待不久的将来尽快补全。本文第二章的展望在于丁玲的新时期文本及其介入“新时期文学”的方式，都攸关丁玲如何看待“新时期文学”的生成语境，也就是丁玲如何思考当代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节点，这十分值得我们日后进一步的辨析与梳理。毕竟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等，很可能对于丁玲与“新时期文学”产生深远且复杂，至少就丁玲而言，她由此获得了亲身访美的历史契机。

因此，第三章主要探讨了丁玲何以访美的可能缘由，以及丁玲在《访美散记》构建的“美国视野”如何体现她对于现代化美国的实地认识和新时期中国的问题反思。尽管中美正常化的外交变动与冷战转折的变化促使了丁玲得以访美，但实际上，丁玲受邀访美的契机主要在于她历经“文革”的重重磨难，以及她一度身为重要文艺官员与常青女性作家的身份。因此，可以想见的是，丁玲晚年访美攸关美国对于中国的意识形态想象，也就是假定了丁玲身上具有某种知识分子的“受难英雄”标签。对于丁玲来说，她访美数月的主要任务在于回应和去除她被赋予的简单化认识，并希望促成美国人民重新看待中国革命历史的复杂性。稍微需要补充的是，丁玲的访美之行在一定程度上还催生了西方对于丁玲作品的研究兴趣，以及西媒对于丁玲去世的讨论报道。然而，这些都是本文尚未能补充的重要内容。此外，丁玲体认美国现代化生活的方式还关涉她此前访问苏联和在上海租界区待过的生活经历。因此，第三章的展望在于纳入丁玲曾经写下的《欧行散记》以及上海印象，进行更为全面的讨论。

可惜的是，丁玲发现自身初衷未能如愿达成。然而，她同时确证了自身对于“新时期文学”（自我矮化与崇美倾向）的强烈担忧并非无的放矢。为了进一步介入“新时期文学”的建设工作与发展调整，丁玲在其“历史问题”重获定论之际，决定承担创办大型文学刊物《中国》的艰难任务。第四章便主要探讨了丁玲主办《中国》的曲折与原委。需要留意的是，丁玲终其一生难解的“历史问题”的重获审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丁玲构思《中国》的办刊方针。也就是说，丁玲通过《中国》试图打造的是“新时期文学”自身的反思机制和批评场域。因此，《中国》的创刊理念更为重视的是“百家争鸣”而非“百花齐放”。从丁玲的角度看来，这将有助于避免执掌文艺领导工作者单方面过度诠释作家与文本的旧景重现。毕竟丁玲“历史问题”在三个时段（1940、1957、1984）的评价变动，曾经带给丁玲后半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中国》在停刊前夕全文刊发了丁玲替自身“历史问题”申辩的（未完成的）遗作《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在该作品里，丁玲剖析了自身何以早年被国民党监禁以致深陷“党性”与“女性”的两难缘由。可以说，《中国》的办刊设想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丁玲有意改善“十七年文学”弊端的严肃思考。另方面，丁玲主编《中国》的意图还在于和同一时期创办的冯牧主编的《中国作家》形成某种正面的交锋，也就是试图扭转后者过度诉诸“百花齐放”的办刊构想。因为在丁玲的观察中，《中国作家》强调的“百花齐放”造成了新时期的主力作家不仅忽视了延安文艺的传承转化，还似乎过度借鉴了西方的“现代派”资源，以致造成了“新时期文学”某种轻视本土、偏重西方的失衡风气。只不过，丁玲始料未及的是，《中国》试图与《中国作家》的叫板结果却导致了自身的反向发展和停刊结局。

通过上述四章的讨论，我们会发现，丁玲晚年表面上与“新时期文学”存在对立，但实际上，一旦我们历史化地看待1970年代末发生的“新时期文学”的转型，便会发现丁玲晚年在“新时期”的不同事件中有着各自不同的站位与思考路径。事实上，通过丁玲晚年创作的文本及其文艺与外事活动，我们可以充分看见“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延续谱系和转折轨迹；与此同时，我们还能肯定，丁玲始终以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视野尝试回应“新时期”内外变局的种种问题。毕竟本文的初衷在于考察丁玲可能的思想原貌，以供读者自行参照与评判。因此，考察丁玲晚年与“新时期文学”互相建构的动态关系，以求索社会历史的断裂与连续之线索细节，也就成为了本文的核心关切所在。毕竟就我们当前中国的情况来说，全球性疫情危机与中美贸易战都急需我们重新激活和善用自身宝贵的历史资源——特别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文学遗产／债务。这或许将使得我们能够“知来处，明去处”。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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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青年读者与丁玲的通信》，《新观察》1982年5月。

[2] 李向东认为，《访美散记》转移至《文汇月刊》连载，与《文汇月刊》主编梅朵盛邀丁玲文稿有关。参见：李向东：《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载《书城》2008年8月号，第37-43页。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第687页。

[3] 参见万平近：《前进的脚印，升华的轨迹——读丁玲〈陕北风光〉〈访美散记〉》，载《中国丁玲研究会专题资料汇编》1992年，第297-309页。李向东：《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载《书城》2008年8月号，第37-43页。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

[4] 参见：《青年读者与丁玲的通信》，《新观察》1982年5月。秦林芳：《在文化中心主义阴影的笼罩下——丁玲〈访美散记〉的文化学考察》，载《学海》2010年4期。秦林芳：《视像之“变”与视点之“常”——丁玲散文集《欧行散记》《访美散记》综论》，《扬子江评论》2014年6期。龙敏君：《信仰的坚守——浅谈新时期的丁玲及其创作》，《武陵学刊》2014年5期。

[5] 《青年读者与丁玲的通信》，《新观察》1982年5月。

[6] 秦林芳：《在文化中心主义阴影的笼罩下——丁玲〈访美散记〉的文化学考察》，载《学海》2010年4期，第184页。

[7] 秦林芳：《在文化中心主义阴影的笼罩下——丁玲〈访美散记〉的文化学考察》，载《学海》2010年4期，第184页。

[8] 崇美幻想在接触到实际美国时，可能影响自我认知，张洁或许是个例子：1988年，张洁的小说《只有一个太阳》写道：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男主人公在美国陷入了一种总是被窥视和裸体的狂想，特别是小说描写美国的方式，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人物形象，都缺乏了连贯性叙事。学者孟悦在《历史与叙述》中分析：这是由于张洁的访美体验过于震惊，引发起其精神绝境，从而影响她无法完善叙事统一性。参见孟悦：《历史与叙述》，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

[9] 本信为1980年2月10日於梨华首次投书《人民日报》。转引自於梨华：《美国的来信——写给祖国的青年朋友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

[10] 丁玲：《於梨华》，收入《访美散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3页。

[11] 丁玲：《在梅仪慈家作客》，收入《访美散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页。

[12] 丁玲：《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收入《访美散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页。

[13]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682页。

[14]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682-683页。

[15] 聂华苓：《三辈子》，台北：联经出版社，2017年，第432页。

[16] 丁玲：《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收入《访美散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页。

[17] 丁玲：《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收入《访美散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页。

[18] 丁玲：《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收入《访美散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页。

[19] 茹志鹃、王安忆：《母女同游美利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402页。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20] 丁玲：《中国周末》，收入《访美散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5页。

[21] 丁玲：《养鸡与养狗》，收入《访美散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

[22] 丁玲：《养鸡与养狗》，收入《访美散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23] 丁玲：《向昨天的飞行》，收入《访美散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页。

[24] 《青年读者与丁玲的通信》，《新观察》1982年5月。

[25] 贺桂梅：《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5期。

[26] 《青年读者与丁玲的通信》，《新观察》1982年5月。

[27] 《青年读者与丁玲的通信》，《新观察》1982年5月。

[28] 《青年读者与丁玲的通信》，《新观察》1982年5月。

[29] 丁玲：《向昨天的飞行》，收入《访美散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页。

[30] 丁玲：《向昨天的飞行》，收入《访美散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页。

[31] 《青年读者与丁玲的通信》，《新观察》1982年5月。

[32] 《青年读者与丁玲的通信》，《新观察》1982年5月。

[33] 《青年读者与丁玲的通信》，《新观察》1982年5月。

[34] 丁玲：《中国周末》，收入《访美散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6页。

[35] 丁玲：《向昨天的飞行》，收入《访美散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页。

[36] 《青年读者与丁玲的通信》，《新观察》1982年5月。

[37] 《青年读者与丁玲的通信》，《新观察》1982年5月。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38] 贺桂梅：《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5期。

[39] 《青年读者与丁玲的通信》，《新观察》1982年5月。

[40] 丁玲：《会见尼姆·威尔士女士》，收入《访美散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