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左转问题之我见

闫宙嘉  

丁玲自1927年12月10日在《小说月报》18卷12号发表第一篇小说《梦珂》以后就迅速蜚声文坛，成为了继冰心、庐隐、冯沅君之后“挂头牌”的五四第二代女作家。这样一位以标榜个性、自由、独立为旗帜的、“敢于如此大胆地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1]的作家却在进入1930年代之后踏上了一条被认为与此前个性主义道路大相径庭的革命之旅。个中缘由究竟是“穷途末路”？还是历史必然？亦或都不可一概而论。而且问题也并不仅仅在于丁玲为什么“向左转”，更重要的或许是转向之后的丁玲是如何寻求并确立自我的情感归属。

一

丁玲“向左转”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48年1月《中国作家》第1卷第2期上发表的冯雪峰为《丁玲文集》所作的后记《从〈梦珂〉到〈夜〉中》。冯雪峰在这篇文章中把丁玲的转变看作是其解决写作危机、寻求创作新起点的唯一出路，同时也是“社会和时代的剧变，人民革命的大踏步的进展，以及在这剧变和进展的大动荡中的作者”“不能不向前发展”的历史必然。冯雪峰的观点从丁玲个体创作需求与革命历史发展同构的角度阐释了丁玲“转向”过程的合情与合理之处，并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后来者的评论。但是这样的解释忽略或者掩盖了丁玲在创作和思想上的关系，正如已有评论者指出的：“究竟是创作危机推动思想‘向左转’，还是思想观念‘左转’之后对创作产生影响？”[2]其实在这里就引申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丁玲“向左转”的具体内涵是就哪一个层面而言的？各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又应该如何去理解？

目前研究界对于丁玲“向左转”的不同阐释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社会实践的角度：从不革命/自由转向革命；2、政治立场的角度：从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3、身份认同的角度：“五四”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向“左翼作家”、“党的螺丝钉”；4、话语模式的角度：从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实际上这四个层面分别是就丁玲作为革命主体、政治主体、思想主体、写作主体的“转向”而言的。

需要说明的是，丁玲由五四时期的不革命或者自由观转向三十年代的革命阵营，这里所说的“革命”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组织、有纪律的阶级革命。因为就宽泛的革命实践来说，丁玲曾参加过反对军阀的斗争、无政府主义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1920年，16岁的丁玲在周南女子中学参加了反对湖南省省长、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丁玲后来回忆道：“……我们全校参加反对张敬尧的运动。是由学生会领导的。我们整队游行，包围省政府。后来知道，这次驱张运动也是由毛主席领导的。我们班的代表是周敦祜。”[3]1922年春，丁玲随王剑虹到上海平民女校求学，在此期间，她去浦东纱厂演讲、为罢工女工募捐、参加爱国分子庞人铨、黄爱的追悼会、参加因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流亡的朝鲜国王的葬礼、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的集会等等。[4]1926年3月18日，丁玲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段祺瑞执政府卖国罪行的游行示威。“那时，我也跑上了街头。听说那天要到铁狮子胡同，要打卖国贼曹汝霖的家。我跟着冲进去了。我跑到屋子里，被警察赶了出来。还有一些学生被阻留在屋里边没跑出来。……我们队伍还往里冲，要营救那些被关在里面的人。当时，一个叫吴蔚燕的女同学，在我面前领头，喊着口号，我也跟着大喊。”[5]由此可以看到，丁玲在五四时期的所谓自由并非是不参与社会实践的孤立状态，而是指向斗争实践的自发性、自主性原则。瞿秋白就曾经说过：“丁玲是时尚未脱小孩脾气，常说‘我是喜欢自由的，要怎样就怎样，党的决议得束缚，我是不愿意受的’。我们亦未强制入党，此时仍为一浪漫的自由主义者。”[6]

二

不同主体、不同层面的转向带来了关于丁玲“左转”起点的争议，同时也表示“左转”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丁玲作为革命主体的转向起点是在1931年2月胡也频等五名左联作家被秘密杀害之后。为此，丁玲曾向冯雪峰、潘汉年提出去江西苏区，最后经中央宣传部决定要她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丁玲这时也开始到各大学校去讲演，1931年5月28日下午应中国公学青白文艺社之邀去中国公学讲演，并以记录稿《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载于6月8日《文艺新闻》13期。同是本月，丁玲在光华大学作关于《我的自白》的讲话，文章登载于8月10日《读书》月刊2卷4、5期合刊。“过去开会我是从来不发言的，总是坐在后头，一声不响，后来我参加演讲，参加活动，都是运动把我推上去的。”[7]

丁玲作为政治主体的转向起点是在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二八’之后，我有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那时我觉得，光是写几篇文章是不行的。只有参加党，才能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有了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和敌人斗争。”[8]具体到思想主体方面就是“做党的一颗螺丝钉”。在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向“党的螺丝钉”之前，丁玲于1930年5月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段时间内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自居的。“过去曾经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够了；现在感到，只作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党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9]

那么丁玲最重要的写作主体的转向起点在哪里？对此学术界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分别将《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水》作为创作前后期的分水岭。从《韦护》开始，丁玲的小说当中就出现了革命的、运动的声音，这种变化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叙述转移。首先是矛盾症结：早期莎菲、阿毛式的苦闷是无所得、无出路、无意义的痛苦与虚空，而韦护、子彬、美琳、望微等人则是生存方式的抉择，是关于静与动、写作与革命、个人与时代、情爱与信仰的挣扎和困惑。其次是性别焦点：丁玲前期的作品大多都是以女性的心理体验和生活情态为线索，男性往往处于被言说、被想象的位置，而在《韦护》之后，男性获得了与女性同等的甚至是思想上更先进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是与《韦护》一脉相承的创作。丁玲在采访中曾经这样说过：“这篇《韦护》突破了过去的一些东西，写了一些新的事新的人，那些人从黑暗逐步走向光明，而光明还没全部来到，有光明还有黑暗，因此有矛盾，就写这个东西。”“我觉得《韦护》在我的写作上是比过去进了一步，当然，还没有跳出恋爱啊、革命啊的范围，但它已是通向革命的一些东西了。”[10]而《水》是继《韦护》之后又一次新的转折，丁玲自己也说过：“还有个突破是写《水》，我一定要超过自己的题材的范围，《水》是个突破。”[11]丁玲此时开始有意识地在作品中描写工农大众，同时这也是左联倡导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产物。冯雪峰评价它是“新的小说的诞生”[12]，茅盾认为“《水》在各方面都表示了丁玲的表现才能的更进一步的开展。”“这篇小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13]由此可以看到，丁玲创作转向的起点是在《韦护》，而《水》也可以算作其后又一个新的转折点。

丁玲从1929年底写作《韦护》、1930年1—5月在《小说月报》1—5号陆续发表开始，一直到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她经历并完成了在左联时期漫长、曲折的转向过程。这期间的转变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创作推动思想，或者思想改变创作，而是革命、政治、思想、写作相互影响、共同促进的结果。

三

丁玲是一个完整的主体，但我们可以辩证地发现其内部革命主体、政治主体、思想主体、写作主体的分化。这种试图以辩证法的方式来深入丁玲“左转”问题的研究并非个例。贺桂梅在《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一文中谈到的“主体辩证法”是探讨丁玲如何将革命、主体、文学融汇于一体的独特生命哲学。但就丁玲作为精神主体而言，这样的辩证法分析缺失了很重要的一种维度，或者说贺桂梅所说的“主体辩证法”其实是丁玲主体对于物质客体的缓慢平衡。这里的“辩证”之于“主体”忽略了“主体”内部的“辩证”，即革命主体、政治主体、思想主体、写作主体的分阶“转向”。

吴舒洁就“主体辩证法”之外提到了革命的“历史辩证法”，她在《“旧的东西中的新的东西的诞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丁玲“转变”的辩证法》一文中也注意到了政治主体与写作主体的不同步性。但马克思赋予了“历史辩证法”一种本质化的属性，所以包括精神主体在内的任何实践事实上就变成了历史组织的中间物。这样的话，丁玲的转变就被置换到了革命文学运动的路径与诉求中，即革命文学在理论预设、政治目标以及实践斗争三者之间的协调统摄形构了丁玲的转向问题。

不论是丁玲的“主体辩证法”还是革命的“历史辩证法”，其实都存在思维方式上的某种二元对立，即一方对另一方的积极阐释与归纳。前者是丁玲主体对应实践客体，后者则是革命历史相对个人主体。而辩证法既是“丁玲的逻辑”，同时也是“革命的逻辑”，这种辩证的思维不能仅仅停留在其中一处，而应该是各自内部的辩证和彼此互动的辩证相结合。这也是后来的研究者面对庞杂的历史生态时所应该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

过去在讨论丁玲“左转”前后的变化时，研究者更多是以作品内部的思想脉络为着眼点，或者聚焦于逐个作品的创作语境，这样纵向、深入的分析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想试图更接近历史的原貌和文学史的本相，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思考切入视角的转换问题。

丁玲在三十年代的转向离不开其与左联的互动及成长。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左联从此肩负起了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任。1930年5月，丁玲从济南来到上海，随即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丁玲在左联期间，除了左翼作家的身份之外，还曾经担任刊物主编和左联领导。1931年5月至6月间，丁玲被要求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北斗》于1931年9月20日创刊，1932年7月停刊，共出版了2卷8期7册，是左联第一个大型的文艺刊物。1932年下半年，丁玲接替钱杏邨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直到次年5月被捕。所以，丁玲与左联的关系是丁玲“左转”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一个重要话题。袁盛勇2014年在《文艺争鸣》第7期上发表了《作为问题存在的“左联”》一文，他注意到了左联也是复杂的、是存在很多问题的，这同样是在呼吁一种辩证式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说明它从成立到终结是个非常丰富的过程，有太多的历史细节值得回味和清理，另一方面也说明它的思想和历史意涵并非如人们所曾想象的那样贫乏和单一，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其间当然蕴含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包含着种种思想和历史的缺陷。”[14]而文艺大众化是贯穿左联始终的重要文学运动，所以以此为中介来考察丁玲与左联的历史关系就有了更为具体的研究切入点。

四

专门讨论丁玲与左联文艺大众化运动之关系的论文并不多，其中还包括以《北斗》杂志作为间接考察对象的研究。秦林芳2015年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文章《丁玲与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这篇论文更多是对丁玲作为《北斗》主编和左联领导双重身份之下的组织与实践的史料梳理，很少涉及、分析丁玲直接的创作认知。其中就没有谈到石娟2012年同样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文章《“〈啼笑姻缘〉值得借鉴”——丁玲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具体意见》，作者在这篇论文中发掘、考证了丁玲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一次重要讲演。“在1932年《新闻报》5月20日和5月21日的《本埠附刊》上，刊出了一篇题为《丁玲女士演讲之文艺大众化》的文字，副标题为‘《啼笑姻缘》何以能握着大众的信心’，记录者署名‘未卜’，该演讲发表于暨南大学，时间为5月16日。”

以左联对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倡导及丁玲对此的理论认知为中心，可以找到其中一个具体途径进入丁玲“左转”的历史语境。

文艺大众化是伴随左联成立、受挫、发展、沉寂的一次重要文艺运动。1930年2月，在左联正式成立之前，《大众文艺》编辑部就召开了有关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座谈会，并在《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上刊登了会议记录以及沈端先、郭沫若、陶晶孙、冯乃超、郑伯奇、鲁迅、王独清的应征文章。此后的3月29日，《大众文艺》编辑部又召开了第二次文艺大众化座谈会。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组织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的决定，并明确了左联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任务之一便是发展大众文艺。1930年4月，左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讨会在文艺批评的项目分类中提出取讨论会的形式研究文艺大众化问题。1930年7月，在左联召开的第三次全体同盟大会上，通过了工农兵通信运动的决议案。1930年8月4日，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号召左联全体盟员到工厂、农村、战线、社会的地下层中去开展工农兵通信运动，通过平民夜校、工厂小报、壁报、报告文学等方式，创造真正属于大众、为大众所有的文学。这可以看作是左联对过去所提倡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从口号到具体行动的落实。“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过去提出来的大众化口号也只有在通信员运动当中找得具体方法，其他如作家的生活问题，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克服问题，出品之内容与形式问题，在这里当会毫无困难的得到解决。”“伟大的苏维埃文学的生产与完成只有这一条路径！”[15]这是左联在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思想引导下的乐观估计和错误预判。随后，左联还要求盟员以论文、通讯、杂感等方式对“大众文艺”和“文艺大众化”问题提交书面意见。

丁玲从1930年5月加入左联一直到1931年2月胡也频等惨遭杀害这段期间，并未参与实质性的左联工作。正是在她作为革命主体开始转向之后，她也才真正加入到了左联一直提倡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当中。

丁玲1931年5月在光华大学的讲演中曾直言“不愿写工人农人”，因为如果作者并非工农，是写不出什么的。“我们要写一个农人，一个工人，对他们的生活不明白，乱写起来，有什么意义呢？”另外，她还觉得，“写工农就不一定好，我以为在社会内，什么材料都可写。”这是丁玲第一次对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发声，也是其以现实主义创作观及作家经验谈对于工农题材决定论的质疑和反驳。1931年9月20日，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创刊，以杂志为中介，丁玲与左联、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逐渐走向了密切。

1931年10月15日，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在《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中再次重申“革命的大众文艺的任务是如此之重大！”极广大的群众在等待着他们自己的文艺，“他们要求着真正自己的说书，故事，小唱，歌曲，戏剧……”1931年10月25日，左联秘书处发布《秘书处通告》，宣布的四项要求之一即是“大众文艺”和“文艺大众化”是左联目前十分注重的工作，每个盟员务必提出书面意见。1931年11月7日，左联发表《为苏联革命第十四周纪念及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纪念宣言》，号召大众和文化工作者与统治阶级决斗，创造工农大众文化和苏维埃文化。1931年11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其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提到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壁报运动，及其他的工人农民的文化组织；并由此促成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与指导者之产生，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工农大众间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专节谈论了“大众化问题的意义”、“创作问题——题材，方式，及形式”。左联在此时已经意识到了“以前亦曾一再提起”的大众化问题不过是停留在“那种模糊忽视的意义中”。而且强调从两个方面产生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主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大众、深入群众，完成自我的意识转换；培养工农作家，推动农民、工人等无产者加入创作队伍。在创作方法上，左联要求作家必须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法论者，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进行描写。在形式方面，则注意到了语言、思想意识的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除此之外，左联在体裁的借鉴方面认为“现在我们必须研究并且批判地采用中国本有的大众文学”，但是对于大众文学的界定却并没有作出更多的阐释。

1932年1月《北斗》第2卷第1期上组织了以“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为题的征文活动。丁玲在最后的总结《“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讨论小结》（收入1933年天马书店版《丁玲选集》时，定篇名为《对于创作上的几条具体意见》）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所有的理论，只有从实际的斗争工作中，才能理解得最深刻而最正确。所有的旧感情和旧意识，只有在新的，属于大众的集团里才能得到解脱，也才能产生新感情和新意识。”丁玲还指出从事写作除了离不开理论和生活这两种文学的原素之外，“同时还必须非常刻苦地和自己的意识作斗争，才能走到新的创作的路上。”这个时候的丁玲，已经从一开始对左联文艺大众化政策的疏离转向了以生活实践理论的阶段。她提到要始终记得“自己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在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在具体的创作方式上，过去表示“在我的作品里，我不愿写对话，写动作，我以为那样不好，那样会拘束在一点上”[16]，到现在认为“对话要合身份”。

1932年5月16日，丁玲在暨南大学发表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演讲[17]，这是丁玲对文艺大众化运动唯一一次完整的、具体的创作意见。她表示“现在的作家们，有一种共同的趋向，就是爱把文句加上一番修饰，以示深奥。”“如像爱用倒装、爱堆砌浮词成功一种长句，例如沈从文的句子，美是很美，然而大众是看不懂的。”[18]她认为要想拉近大众与文艺之距离就必须走进大众、改变创作的格调。丁玲看到了《啼笑姻缘》、《江湖奇侠传》等通俗文学在销量上的绝对优势，然后以此来反思新文学的“无人问津”。她呼吁新文艺的作家应该摒弃偏见，打破雅俗文学之间的壁垒，从而研究《啼笑姻缘》之类的作品“所以能够握着大众的信心的是些什么条件”[19]。这样的借鉴是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完成新文学的大众化转型：“我们要借用《啼笑姻缘》《江湖奇侠传》之类作品底乃至俚俗的歌谣的形式，放入我们所要描写的东西。”[20]最后，丁玲还考虑到了文艺大众化可以从文艺多样化的需求入手，比如“出一种纯白话的小报，用大众的话来写大众的文艺，贱价推销，并收纳乡村或工厂中识字不多者的投稿。连环图画的办法，也是我们可以采用的。”[21]而这与《北斗》的另外一位编辑沈起予的主张类似，丁玲的发言是兼有左翼作家和刊物主编共同的认识而形成的。

1932年7月20日，《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上组织了第二次征文活动，总题为“文艺大众化问题”。丁玲虽然没有撰文讨论，但是她对于这次征文列出了四个可供具体论述的子题目：“中国现在的文学是否应该大众化”、“中国现在的文学能否大众化”、“文学的大众化是否伤害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文学的大众化应该怎样才能实现”。可以说，这次讨论的集中和深刻与丁玲这四个问题的先行提出有很大的关系。无论是探讨文艺大众化的合理性、可行性，还是对文学艺术价值的坚守，我们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见丁玲对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思考方向。在这期的《编后》里，丁玲希望读者就文艺大众化问题继续踊跃投稿，并承诺下期当能安排稿件，或许丁玲的征文小结到时也会一并刊出。但《北斗》已于6月20日遭禁，出本期后即停刊，这不能不说是很令人遗憾的。

丁玲在1932年冬写作的《我的创作经验》一文中，对于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其本身的艺术价值似乎作出了理念上的选择。“譬如左翼文学在许多地方像街头一篇墙头小说，或工厂一张壁报，只要能够真的组织起广大的群众，那末，价值就大，并不一定像胡秋原之流，在文学的社会价值以外，还要求着所谓文学的本身价值。”[22]此时丁玲已经是左联的党团书记。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捕，所以她未能参加左联1934年开展的第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丁玲与左联文艺大众化运动在理论和政策层面的互动。这是丁玲“左转”以后参加的第一个重要的文艺运动，她从反驳到践行、再到推动、反思、讨论、以及某种抉择，这个未完成的过程中包含着丁玲对于革命的认知、对于大众的理解、对于自我的定位。当然，丁玲作为写作主体在作品中是如何对“大众”进行想象和建构的？她又是如何探索文学形式与趣味方面的变革的？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发掘的研究内容，也是考察丁玲与左联的关系、丁玲“左转”历程的重要线索。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注  释：

[1] [日]中碧岛：《丁玲论》，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9页。

[2] 钟希明:《身份认同与左翼身份的确立——关于丁玲“向左转”问题的解剖》，《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3] 丁玲：《致胡延妮》，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十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256页。

[4] 参见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5] 丁玲：《死之歌》，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

[6] 李克长《瞿秋白访问记》，载《国闻周报》1935年7月8日。

[7] 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271页。

[8] 丁玲：《入党前后的片段回忆》，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十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9] 参见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10] 丁玲：《答〈开卷〉记者问》，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八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1] 丁玲：《答〈开卷〉记者问》，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八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2] 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载1932年1月20日《北斗》第2卷第1期。

[13] 茅盾：《女作家丁玲》，载1933年7月《文艺月报》2号。

[14] 袁盛勇：《作为问题存在的“左联”》，《文艺争鸣》2014年第7期。

[15]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一九三〇年八月四日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载1930年8月15日《文化斗争》第1卷第1期。

[16] 丁玲：《我的自白》，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7] 参见石娟：《“〈啼笑姻缘〉值得借鉴”——丁玲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具体意见》，《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3期。

[18] 《丁玲女士演讲之文艺大众化问题》，载《新闻报》（本埠附刊）1932年5月20日、5月21日。

[19] 《丁玲女士演讲之文艺大众化问题》，载《新闻报》（本埠附刊）1932年5月20日、5月21日。

[20] 《丁玲女士演讲之文艺大众化问题》，载《新闻报》（本埠附刊）1932年5月20日、5月21日。

[21] 《丁玲女士演讲之文艺大众化问题》，载《新闻报》（本埠附刊）1932年5月20日、5月21日。

[22] 丁玲：《我的创作经验》，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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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吴舒洁.“旧的东西中的新的东西的诞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丁玲“转变”的辩证法[J].文艺理论研究.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