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信念》：

游走于政治理念与文学理想之间

崔  璐  

丁玲自1904生于湖南常德至1986在北京逝世，一生的创作可以大致划为四个分期，1927-1930五四启蒙创作时期；1930-1936左翼文学创作时期；1936-1945延安文学创作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受到左倾错误路线迫害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压封杀，直至70年代重返文坛之后才得以继续进行创作，故70年代之后可以划为丁玲晚年创作时期。从1927年的莎菲女士到1957年的杜晚香，丁玲的个性品格逐渐消隐，而延安时期的创作则成为这其中的关键转折点。通过查阅不难发现，学界有关于丁玲延安时期的左转研究在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个高潮，部分学者认为丁玲自抵达延安之日起就变成了宣扬革命的旗手，其笔下的主人公形象丧失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个性思考，更有学者直接断言：丁玲自《韦护》开始便走上了一条失败的创作道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问世更代表了丁玲转向后独特创作个性的泯灭。其实不然，“革命”一共有两层含义：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丁玲作为一位“革命”作家，至少在其抵达延安之初，其身上是可以看出这两种革命相互交叉的影子的。本篇文章想要探究的问题是：在著名的左转背后，丁玲是怎样感知革命的，在这过程中是无所顾忌的靠拢还是仍保留有知识分子天然的与革命的隔层与疏离？通过研究丁玲延安时期作品中政治理念与文学理想两方力量的此消彼长，我们可以发现丁玲在竭尽全力自觉根据一些崇高的理念缔造未来时，她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她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

一、身体体验下的延安创作

丁玲在延安期间以真切的身体体验感知革命，创作了一系列具有身体话语特点的文学作品。所以在这里我想首先对“身体”这一名词予以说明：身体体验属于身体话语理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此理论最早源于西方，代表人物主要有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梅洛-庞蒂等，尼采的身体理论重点强调感受；而弗洛伊德则将身体看成是欲望的表达；马克思认为身体成长要经历两个阶段，首先要抒发自己的欲望，即肯定身体表达自身欲望的合理性，但最终目的是让身体参与到社会主体的实践中去。虽然不同的学者理论阐释各有侧重，但是对于身体本质的理解是相同的，即认可并强调身体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所以“身体”一词就逐渐被赋予了解放和启蒙的意味。五四时期国门大开，身体理论伴随着其他西方理论一起被引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身体意识的觉醒，而此理论也逐渐被批评家作家广泛应用发展呈现出“本土”化的特征，丁玲就是这其中的重要代表。

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女作家，也是一位命运坎坷的女革命者。她自步入文坛之初就开始关注女性的身体与命运，始终以真切的身体体验、身体话语书写她的文学理想。但是丁玲对于“身体”的应用与诠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她的笔下，“身体”更像是连接个人意志与社会关系的桥梁，而不同阶段其笔下“身体”的价值定位和表现形式又有着明显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隐示着作家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知。私以为，丁玲对于“身体”的把握具有成长性，大体和马克思的“身体理论”相映衬，其成长经历了两个阶段：五四时期的丁玲拥有自觉的身体意识，创作的小说如《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主要展现女主人公身体上对物质压制的抵抗及其要求满足身体欲求的呼吁。步入延安时期，丁玲对女性身体的关注并没有消失，而是将知识女性的身体体验转为底层乡村女性，并将女性身体的日常体验融入革命语境，以“身体”为切入点，进而阐释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等宏大主题。

然而，这一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随着丁玲自身对延安革命工作的切身体验而发展的。正如李辉曾经评价丁玲和沈从文的不同点：沈从文和他的作品是存有一定距离的，而丁玲与她自己的作品则是高度融合。这说明，丁玲的身体体验对她的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延安时期的丁玲创作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由于革命实际工作经验不足，革命的身体体验不够到位，思想中还残存五四知识分子启蒙余味，我们可以从其作品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某种与当时宣扬的主流政治不符的批判精神和深切的女性身体意识,冲击着主流革命话语，展现着作为知识分子的个性与主流政治话语革命性之间的深层冲突与矛盾。代表作品有：《一颗未出膛的子弹》《新的信念》《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从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丁玲在作为时代的精神原子弹宣扬革命性的同时，思想深处还保留有对社会现实的个性化思考。尤其是《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这三部作品中的女性“身体”寓意极为丰富，一方面作家不再自觉地从本体的角度守护女性身体的体验和自由，女体形象在文本中逐渐呈现出政治化、功能化的倾向，不断被革命话语所定义和修正；另一方面，在陈老太婆、贞贞等女性身体上仍可以看到作家对人性的思考，这种知识分子的倾向总是在文本的缝隙里不可遏制地滋长，颠覆着革命理性的合法性，干扰着权力话语的生成。而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丁玲的个性激情被党的政策规训，加之前期深入工农群众生活的身体体验，其创作的主题、思想以及写作方式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成为一名忠诚的旗手，发挥着时代的“精神原子弹”的作用。代表作有：《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等。

二、 高扬政治理念的革命话语

丁玲于1939年春创作的短篇小说《新的信念》，首载于1939年9月16日《文艺战线》第1卷第4期，原名《泪眼模糊中的信念》，后收录在《丁玲全集》中更改题目为《新的信念》。这部小说是丁玲延安时期创作的第八篇小说，属于其在陕北前期较早的一篇文学创作。

《新的信念》主要讲述由于日本人的侵袭，陈家的祖母陈老太婆和她的孙子孙女被虏，陈老太婆在亲眼见证孙子被刺死，孙女被侮辱至死以及在亲身经历了身体凌辱之后思想认识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她凭借着坚强的意志逃回家中，一改往日状态，开始奔走于乡村内部乃至乡村之间，通过恳切的言说甚至不惜向众人展示自己的身体伤疤来还原在日本军营中一个个可怕的瞬间，控诉敌人恶行，号召村民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这种宣传团结抗日以及民族救亡的主题与她在刚到陕北时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子弹》的主题是一脉相承的，体现着强烈的革命性。

先谈高扬政治理念，宣传民族救亡的革命性话语。有很多学者曾下论：丁玲初到延安的创作已经丧失了惯有的女性立场，作品主题都已被纳入阶级斗争行列。但事实上，此时的丁玲并没有关闭性别感知，而是把身体书写融入到宣传民族救亡的革命性话语中去了。如果说丁玲五四时期的女性形象主要表现的是知识分子女性的生活苦闷的话，那么进入到延安时期，在《新的信念》这部小说里，丁玲将视角下移，转而关注底层女性，尤其是未开蒙的乡村妇女，并把这些人的 身体置于抗日战争这种大的民族背景下，想要探究的是底层人民尤其是女性在这场新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贡献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丁玲是以女性身体叙事参与了民族革命话语的建构。

对于革命话语的建构，丁玲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人物的成长和政治力量的推动。首先是对主要人物成长历程的描写。有关“成长”的概念最初见于前苏联理论家巴赫金的“成长小说”理论。巴赫金认为传统小说只掌握定型的主人公形象，使其在空间中位移，例如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活动，但是主人公本身的形象具有稳定不变性和统一静态性。而在“成长小说”里，主人公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空间上，更有线性时间的流动。这些“成长小说”以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为主题，他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本人认为《新的信念》作为丁玲转型后的代表作也可以运用巴赫金的“成长”理论进行解读。《新的信念》的主人公无疑是在鬼门关走了一圈的陈老太婆，从主人公形象来看，陈老太婆虽延续了五四以来的路子，继续对女性命运的书写。但是所不同的是，她比五四时期梦珂、莎菲更具有成长性和革命战斗色彩。她的成长性体现在其并不像梦珂莎菲那样，从故事开篇就是以极其强烈的个性意识和反封建意识出场的。恰恰相反，陈老太婆一开始是封建形态的代表，她是生活在西柳村的一个传统农家妇女，本应该一生遵循传统的三纲五常，奉行着“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理念，但是日本人的侵略以及对她身体的凌辱打破了这种半封闭状态下的和谐。在被俘的十天里，她看到的罪恶比她一生的都多，在目睹了自己的亲人被蹂躏至死之后，在切身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被出卖之后，她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前后思想行为的巨大反差正是其成长性的突出表现。对革命话语建构之二是注重表现政治力量的推动作用。陈老太婆在敌营的十天里受尽了摧残，虽然作者没有正面描写日本人是怎样虐待她的，但是我们通过她回家时的身体场面描写就可以真切感受她当时的境遇。“这时原野上有一个生物在蠕动，但不久又倒下了……一个单纯的思想把它印到陈新汉的院子里来了，然而它却瓦解了似的瘫在地上……”显然，身体已经被蹂躏的不能承担支撑作用，从这些语句中读者可以想象到她在敌人阵营中到底是受到了怎样非人的待遇，在她回到家之后大家都把她当做一个将死之人来看待，甚至她的儿子都以为她只剩一口气一定是存有什么念想而不愿意死去。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力量促使她死而复生呢？除了对生的向往，更重要的是民族救亡的政治意志对她的推动。显然，身心经受的耻辱已经激发了陈老太婆的民族反抗激情，而正是这种浓厚的民族意念，成为她日后种种行为的原动力。因此在政治力量的引导下，陈老太婆没有像以往被强暴的女性一样选择沉默、自我放弃，而是由小我成长为大我，选择了一条全新的道路：通过言说切身经历展示身体疤痕来呼吁全体村民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入侵。所以在《新的信念》中，丁玲将女性命运的书写与抗日民族战争相联系，陈老太婆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被压迫的女性，更是一位表现阶级斗争和民族苦难、表现仇恨和反抗的引爆者,这体现了丁玲当时高扬的政治意志。

三、暗吟文学理想的个性私语

再谈坚守知识分子自由信念，暗吟社会启蒙的个性私语。诚然，《新的信念》主题已被纳入阶级斗争、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里，但丁玲的个性思考并未完全丧失，甚至比前期《一颗未出膛的子弹》更能凸显知识分子反思意味。丁玲作为崛起于五四时代的启蒙知识分子，骨子里保留的自由和浪漫特质使她不可能在到达延安之后瞬时就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大众的同行者。虽然她两次从军，在行动上积极向组织靠拢，并且主观上也以昂扬的激情宣扬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话语，但是潜意识中还暗藏着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思考以及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理性精神。她在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时就曾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会做，也做不好。”所以在《新的信念》中，除了显性的高扬政治意志，宣传民族救亡的革命性话语之外，还存在着隐性的个性话语，那便是坚守知识分子自由信念，暗吟社会启蒙的个性私语。

显然，丁玲对于西柳村的社会现状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即使沐浴着革命思想的春风，中国的乡村也存在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从来就没有彻底进步的地方，新的社会需要时间脱离与旧社会的粘连。在《新的信念》中，丁玲对乡村残留的封建意识和愚昧思想的思考，也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展现。首先是对于日军侵略过后村民们状态以及反映的描写：“盘脚坐在炕头的陈新汉老婆，烦躁的搜索着，她想找一个可以发泄怒气的东西……‘这一屋全是鬼，没良心的，没廉耻的……’她不断找出一些话去侮辱二婶，她希望激起她的怒气……”这是对金姑母亲的描写，因为日本人的侵略，她失去了她的儿子和小女儿。此人物的反常点在于她既没有庆幸劫后余生的幸运，又没有因为日本人强掠了她的儿子女儿而奋起抵抗，而是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内斗”。她不抱怨敌人的残酷，而是愤恨亲戚没有及时伸出援助之手。这恰恰验证了鲁迅先生曾经所论证的中国人的“奴性”心理，体现了封建意识下农民的惰性和懦弱。其次封建思想的束缚又主要通过陈老太婆身体的“受害”和精神的“加害”的双重被害来展现。鲁迅先生曾塑造过一类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形象如祥林嫂等。祥林嫂经历了夫死子亡的双重打击，命运已经给她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但即使是这样，封建的吃人社会仍不给她喘息的余地，对她进行再一次的侮辱，可以说祥林嫂是在村民们的辱骂唾液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在鲁迅笔下，祥林嫂与当时所处的封建乡村中的村民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具有“启蒙”思想的她虽然向众人进行疯狂地游说，但并未有效触及封建根本，未能改变民众的精神世界，这就凸显出“启蒙”与“现代”在当时鲁迅所处社会的限度。祥林嫂不断向他人重复叙述着她的悲惨经历，代表着一个精神世界处于前现代状态的人遭遇灾难后不能自我解脱的状态。而周围人的反映，也特别传达着凝固了的社会中人和人关系中的冷漠、残酷。而在《新的信念》中，陈老太婆也是如祥林嫂一般被侮辱与被损害之类的人物，在这里本人拟采用“受害”与“加害”来阐述她的遭遇。当她被日军掳去军营，身体被强暴之时，这是她身体层面的“受害”，但是当她历尽千辛回到家中，开始向周围人诉说自己被凌辱的经历，以号召村民崛起抗日时，她一开始得到的却是“儿子们探索的眼光”：“‘我们家出了疯子呀！’……‘我真不懂，她现在安的什么心。’……他问她们，是不是应该拿一根绳捆着那个老太婆不准她出去？是不是她在外边妨害了别人……”，这是周围人一开始对待陈老太婆的态度，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在当时那个封建乡村中，起初家人和村民对陈老太婆的行为是呈贬抑态度的，面对自己亲人或者是同乡的遭遇，他们没有表现出同情和怜悯，相反表现更多的是诧异和不理解。这便是陈老太婆所受到的精神上的“加害”。这种加害来源于中国封建意识下传统贞洁观的影响，中国古代妇女以能够被列“贞节牌坊”为荣，所以在古代社会，“强暴”意味着污秽和屈辱，女性在被强暴之后即使不主动自我了结也会变的沉默寡言低三下气。通过陈老太婆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她思想中封建残余和现代革命意识的强烈冲突：“开始，当她看见儿子时，她便停住了，她怕儿子们探索的眼光，痛苦使她不能说下去。”但是最终民族救亡的革命意识压倒了思想中的封建残余，这一点是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所不同的。老太婆的形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是“祥林嫂”形象的反动，她们的讲述都被设定为精神遭受沉重打击后陷于疯狂的表征，但和祥林嫂不同的是，陈老太婆虽然在宣讲过程中也有阻碍和犹疑，但她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去贯彻执行，家人和村民虽然有最初的诧异和不理解，但很快就被她所感召。并且最终小说光明结尾的设置，显示出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特性。

四、游走于政治理念与文学理想下的小说创作

1936-1941年期间的丁玲小说创作在整个延安时期都呈现出一种与前后不相称的特殊面貌，而本人认为《新的信念》在这一特殊阶段中又起着“隔层”的作用。以《新的信念》为界，上承《一颗未出膛的子弹》等早期小说的强烈政治宣传性，下启《在医院中》等中期小说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个性思考。《新的信念》这部小说完稿于1939年的春天，1936-1939这四年的时间都是丁玲对当时的政治主题：民族话语的自觉表达阶段。然而《新的信念》又与丁玲抵达延安时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子弹》有一定的不同：由于它们的创作时间存在间隔，而丁玲思想认识绝非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在《子弹》中，我们只能看到一种话语，一个声音——民族革命：一个仅仅正处于孩童年龄的小红军，在面对敌人的枪弹时，不是胆战心惊或者哭喊投降，而是劝诫敌人省下子弹，加入红军。以《子弹》为代表，丁玲在延安前期的文章多是战斗性极强的政治小说，叙述简单进展快速。相较于《子弹》来说，《新的信念》虽然仍被作者置于民族革命战争这样的宏大叙事主题下，但是读者可以从文本的具体细节尤其是作者对陈老太婆身体被迫标签化的描写中感知丁玲此阶段在革命阵营中思虑的起伏，感知其游走于文学理想与政治理念之间思想的复杂性，可以说是为随后两年的创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铺垫，因为相较于其后的《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毫不留情的揭露解放区的阴暗面以及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观照，《新的信念》中隐现出的对于其文学理想的个性书写只是处于一个萌芽状态，并且显然作者此时并没有将革命宣传与知识分子个性启蒙有效融合在一起：在丁玲的笔下，陈老太婆身心被摧残后产生的“癔症”突转成革命英雄的“勋章”，其形象的成长是较为生硬的。在笔者看来，《新的信念》更像是丁玲作为知识分子作家进行个性思考的突破口，之后的三年由于创作环境的相对自由，其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思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开始了革命内部的批判，因而创造出贞贞、陆萍这样复杂的女性形象。

不禁思考，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着丁玲在政治理念与文学理想之间不断游走？到底是什么因素铸就了矛盾的丁玲？更为值得深究的是丁玲的矛盾与游走在当时的延安并不是个案，她代表着大多数延安文人的创作心态，我认为，对于丁玲延安创作发展轨迹这一现象级案例的深入研讨有利于我们对延安文人心态的形成有一个更为真切的认识。丁玲曾在荣获斯大林奖金发表讲话时说：“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只做了很少很少的一点工作，从来不敢有什么幻想……我就尽力按照他们的思想，他们所喜欢，所憎恶的意思去工作，就怕把工作做坏……”这里的他们是指毛泽东、斯大林。从她的发表的讲话中不难看出丁玲个人对党政策近乎无条件的推崇，很多学者为此抱憾，断言延安时期的丁玲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个性思考。然而回归当时的历史语境，或许可以发现丁玲转向的必然性极其对自身文学理想的坚持。

延安文人大都经历过一个西迁的过程，即从国统区向延安的转移。在国统区被幽禁了三年的丁玲，经历了友情、爱情、亲情、事业的多重打击，终于获得喘息机会，秘密逃离南京，奔向党的怀抱。到达延安之后，丁玲得到了规格很高的政治礼遇：组织给她安排了最好的住处，还专门为她举行了欢迎晚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亲自参加。所以在当时的丁玲看来，延安就是拯救她于水火，促使她实现自身文学理想的的圣地。她希望她的文学创作可以在这片圣土之上发挥其认识、教育、审美的功用，给群众以启迪，进而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丁玲积极的“入世”，以极大的热情去拥抱革命。在丁玲刚刚抵达陕北的这一年里，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全民族抗日战争过渡阶段，正如毛主席所说“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在初到延安之时，便以“文人”和“战士”的双重身份活跃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在文艺这条战线上：1936年她发起成立“文艺工作者协会”后来又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节抗敌协会以及陕甘宁文化协会中担任要职，用自己富有激情的文学创作响应着时代的号召。同时丁玲又主动深入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曾两度从军，并且于1937年9月，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前往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七月返回延安之后又马上进入马列学院学习。《新的信念》就是丁玲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所作的小说。从灰色生活到红色生活，也就不难理解丁玲早期小说中的政治激情了。但是在延安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知识分子天赋异禀的敏锐度使她观察到“圣地”中残余的封建落后面，当理想和现实存在差距，“游走”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综上，丁玲笔下的陈老太婆形象集知识分子个体思考与民族救亡集体意志于一体，两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也显示出丁玲思想深层的冲突与矛盾。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她为寻求两方的平衡所作的努力：虽然揭示了乡村残留的封建意识对人们思想的侵袭，但在小说结尾她总会给她的人物留下一个光明的前途,带给读者更大的希望。笔者在上文已经提及：《新的信念》最初题目为《泪眼模糊中的信念》，后作者自己将具有文学色彩的“泪眼模糊”改为“新”是否隐喻着其对新的道路的探索？结合其后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作品或许可以窥出个中端倪。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秦林芳：《丁玲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8页。

[2]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

[3] 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4月，第2页。

[4] 常彬：《延安时期丁玲女性立场的坚持与放弃》，[J]，《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5] 吴晓佳：《“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再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及〈新的信念〉》，[J]，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6] 袁盛勇，阮慧：《真实而脆弱的灵魂——论丁玲延安时期的话语实践及其复杂性》，[J]，《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5期。

[7] 程凯：《重读〈新的信念〉与〈我在霞村的时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6期。

[8] 王雪瑛：《论丁玲的小说创作》，郜元宝，孙洁编：《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7-178 页。

[9] 吕文玲：《个性主义与革命精神——丁玲延安时期创作中的两种思想基因》，[J]，《文学评论》，2020年第20期。

[10] 陈宁 ：《从性别视角看丁玲小说中的身体书写》，[J]，《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3月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