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菲女士的日记》原型考释

李晓晴  

丁玲许多作品都与其真实经历存在密切联系，如《梦珂》中的梦珂、《我在霞村的时候》的贞贞与丁玲本人，《韦护》的丽嘉与现实中的王剑虹。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可谓典型案例，莎菲的主要原型即为丁玲。但从现实中的人物原型到小说中的文学形象，中间无疑经历了较多改写，包括删除、嫁接、放大乃至虚构。丁玲本人也说，“究竟那篇东西（《莎菲》）是修饰过，是比原来写得更深入和更夸张的东西”[1]。这些改写背后必然有话语介入，但对这一本事改写及其背后的话语生产，学界尚缺乏研究。本文尝试理清《莎菲》的原型问题及其对本事的改写，并结合相关文献对《莎菲》的叙述机制进行研究，进而考察丁玲早年思想动向，以此理解后五四时代的文学内在变迁。

一  莎菲的原型问题

莎菲原型问题，争议纷纭，有批评者认为莎菲原型就是丁玲。尤其“反右”期间，《莎菲》被认作“一颗大毒草”[2]，成为丁玲的罪状之一：“要了解丁玲的性格和思想，读一读她这篇成名之作，倒是很有帮助的。”[3]“她还简直是在借莎菲的嘴来说自己的话。”[4]直到80年代丁玲平反，认为莎菲有丁玲影子的声音依然没有消失：“她以自己的主观，进入人物的意识领域。”[5]对于这一指认，丁玲本人基本上是否定的：“我写的并不是我自己。”[6]在五六十年代，她很少对外谈莎菲这一人物，只是一味以“左”的政治眼光否定自己早期的创作。但思想解放后，丁玲开始公开赞美莎菲“是一个叛逆女性”[7]，还大方承认50年代《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还有莎菲的影子[8]。这多少使人想起她1957年说过的话：“我们写人物常常摆脱不了自己的经历”[9]。当然，考虑到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莎菲就是丁玲，但二者不免有深刻关联，这是可以确认的。在这其间，冯雪峰的判断尤见可靠。两人的恋情和深入交往意味着冯雪峰对丁玲的了解较为透彻。并且作为一名严肃的革命者与文学家，他对莎菲与早年丁玲之关系的论述也无偏袒：“描写同样的青年知识女子的苦闷，无耻的，厌倦的不健康的心理状态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任情地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离社会的，绝望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的倾向。”[10]冯雪峰认为莎菲的心理问题来源于丁玲自身的非正常倾向，并非没有原因。丁玲早年生活境遇与莎菲极其相似，据沈从文回忆：“那时节这女孩子感伤气氛极重，大约因为几年来在外边飘飘荡荡，……加之较好的朋友又死掉了，生活又毫无希望可言。”[11]加入左联以前，丁玲并未形成一个明确的信仰，一度同莎菲一样漫无目的地独居。丁玲曾言：“我怎么办呢？我的人生道路，我这一生总得做一番事业嘛！我的生活道路，我将何以为生呢？……我实在苦闷极了！”[12]而小说里的莎菲也失去了好友蕴姊，没有生活目标，缺乏理想：

无论在白天，在夜晚，我都是在梦想可以使我没有什么遗憾在我死的时候的一些事情。[13]

正因莎菲与彼时丁玲的心境相通，冯雪峰才指出她“和莎菲十分同感而且非常浓重地把自己的影子投入其中去”[14]。这一判断佐证了丁玲与莎菲的联系。

但是，徐霞村认为莎菲原型应为丁玲早年友人杨没累。[15]1928年，朱谦之、杨没累与丁玲、胡也频都住在葛岭，彼此往来密切。朱谦之是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其爱人杨没累曾与丁玲是周南女中的同学，信奉独身主义。[16]后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婚姻一无是处，男女各自独立，互不从属。因而他们鼓吹性自由，认为“倘能抉破因袭的藩篱，践踏世间的道德，做一纵情任性的满足自己的恶魔，也许比诸虚伪的过活，还多留得几分人性”[17]。朱谦之是“厌恶婚姻者”，但从友谊的热情到了爱情的程度是很快的[18]，恋爱后不久他便向杨没累求婚，表示将杜绝“真正婚姻以外的一切性的结合”[19]。对方回信表示：“要维持我俩‘爱’的长生，便当永远免除那性欲的婚媾！”[20]杨没累鄙弃婚姻、追求纯爱，与莎菲对传统婚姻的“不屑”的确有相像之处。但强调精神生活只是莎菲作为“新女性”的一个侧面，徐霞村据此提出杨是莎菲的原型，稍显片面。尤其，《莎菲》明确表达了对排斥肉体接触的精神恋爱的怀疑。

此前丁玲的确可能受到过杨没累“唯爱哲学”的影响，她与胡也频也曾采取类似的同居模式。甚至爱上冯雪峰后，因不忍心抛弃胡也频，丁玲曾构想过一个三人同居的乌托邦，并一度付诸实践：“我认为我们三个人都可以长期做朋友生活下去。”[21]直至杨没累因肺病离世后的某日，朱谦之对丁玲说：“没累太怪了，我们同居四五年，到现在我们都还只是朋友、恋人，却从来也没有过夫妇关系。我们之间不发生关系是反乎人性的，可是没累就这样坚持着，就这样怪。”[22]这一时期丁玲显然不再认同此种恋爱方式，她在《莎菲》中塑造了同样主张禁欲以保持个人自由的恋人毓芳和云霖，并借莎菲之口嘲讽他们：

为什么会不须要拥抱那爱人的裸露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

可以看出，莎菲对精神恋爱是怀疑的，她的原型也就不可能只是杨没累。丁玲本人也指出，莎菲身上“也许有杨没累，但又不只是杨没累”[23]。因而莎菲的原型主要是丁玲，或是丁玲与杨没累等真实人物的“合成”，其主体本质应另有解释。

丁玲意识到精神恋爱是过度理想化的，在胡也频、冯雪峰之间她只能选一个。她认为从前“自己保持自由的幻想”是空想，“要负一些道义的责任” [24]，与胡也频维持“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25]的关系也是不恰当的。丁玲说：“我要是丢开他，就对不起他了，我这样才和他发生关系的。”[26]表面来看，丁玲要解决的只是“道义”的问题。实际上，隐匿于其中的情欲话语才是关键，尤其儒家传统的情欲话语对丁玲造成了潜在，甚至首要的影响：“我觉得要是发生关系，那就好像定了。”[27]然而，小说和现实却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莎菲不但恣意放纵情欲，对待恋爱婚姻的态度也极为随性。这意味着至少有两种关于情欲的话语同时交杂在丁玲的思想中，而莎菲只是取其一种。

故准确地说，莎菲与五四末期的丁玲有关，甚至只是和丁玲的特定情绪有关。对于莎菲的原型问题，大体可从丁玲的思想情绪与杨没累的精神特征得到解释。当然，丁玲不愿承认莎菲同自己的关系，亦有自我保护以外的缘故。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论证《莎菲》的原型，而是讨论其本事改写背后的话语变迁。对于莎菲的本质，学界多以五四个性主义作解，事实上“摩登女郎”“自我主义”或许更适合她。“摩登女郎”不同于传统女性，“是尊重自我的全新的女性”，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有着自我主体性，是作为一个“人”的存在。[28]区别于刘呐鸥想象中神秘肉感的、表征化的“摩登女性”，丁玲的“摩登”特质也与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牵引有着紧密联系。其中，无政府主义思想对早年丁玲产生了重要影响。1920年代丁玲曾与无政府党人士交往密切[29]，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30]，向警予甚至就此对丁玲进行了一次谈话教育[31]。然而伴随着无政府主义的退潮，都市环境下的个人主义逐渐“去历史化”，变为带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等特点的自我主义，丁玲的思想精神亦有所变化。进一步来说，后五四时期自我主义的精神症候也深深地介入了《莎菲》的本事改写。

二  “去历史”的情欲

自我主义对《莎菲》本事改写的介入，主要体现于情欲书写，并着重表现在莎菲与凌吉士的关系上。它的原型应为丁玲与冯雪峰早年的恋情。对比来看，冯雪峰与凌吉士存在很大差别：一是相貌，《莎菲》原文详细描绘了凌吉士的俊美，但在丁玲回忆中，冯雪峰却“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是一种乡曲的典型”[32]。冯雪峰自己也是如此看，“他又喜又惊的发现一个‘摩登姑娘’会跟这样一个村夫恋爱”[33]。二是经济条件，凌吉士是富商家的纨绔子弟，又是南洋华侨。相反，冯雪峰只是曾到日本留学，生活也较拮据。但丁玲更看重冯雪峰的文学天才，他不仅是共产党员，又是“湖畔诗人”。相较之下，凌吉士可以说是俗不可耐。总之，小说中的凌吉士与现实的冯雪峰形成了诸多反差。但照张志忠的论述，这很可能是用以模糊人们视野的反向设置。[34]在接到《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的约稿后，丁玲怀着极大的热情短短两周即完成了《莎菲》。[35]由于日记体裁的特殊性，且落笔急就，小说明显带有作者个人抒情的印记。因此《莎菲》公开发表后，读者稍读小说，便可将主人公与作者本人相关联。出于此种考虑，丁玲创作期间极有可能篡改事实，以减少读者的联想，她后来的反应也说明这一点：小说刚在上海的《小说月报》发表即一炮打响，人们纷纷在议论莎菲是谁。丁玲为此感到很烦恼，甚至从上海躲到了杭州继续写作。[36]此外，从种种事实可看出与冯雪峰这段恋情对丁玲影响之深刻，1933年冯雪峰为纪念“已遇害的丁玲”公开的丁玲所写情书即可作为实证。因而在《莎菲》中，丁玲很可能真实地记录了这段爱情，只是使用了一些障眼法。

从本事到小说，这段恋情本身发生了明显的“形变”。据沈从文回忆，丁玲跟冯雪峰“学习日文”一周后便爱上了他。[37]当时王三辛告诉她冯雪峰是共产党员，丁玲后来称“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那时实在太寂寞了，思想上的寂寞。……这时我遇见一个党员了……我们很谈得来。”[38]不过骆宾基后来告诉丁玲：“我印象当中，他（冯雪峰）见了你，有一个感想：完了，什么都完了，名誉呀，地位呀，都完了。”[39]于冯雪峰而言，这段恋情并非起源于革命身份，而是纯粹的性吸引，多半与丁玲的相貌气质相关。在丁玲这部小说中，莎菲与凌吉士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也更像是一见钟情：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上面，从来我是没有留心到。……但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会准许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

此处直接点明莎菲对凌吉士的情感是由外在美引发的情欲冲动。在此基础上，整部小说的情感叙述多为欲望的直接表达。然而从本事来看，尽管冯雪峰从一开始即对丁玲有恋慕之情，丁玲却并非如此。在第一个星期的相处中，两人其实并未学习日文，而是代之以精神层面的交流：“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40]。由于冯雪峰的外貌实在不能吸引丁玲，这些精神交流对于恋情的发展就分外重要。因此丁玲与冯雪峰爱情的发生有两方面因素：一是冯的党员身份及其广博见识、文学天才使丁玲心生好感，由此带来了精神交流的可能；二是冯雪峰对丁玲的一见钟情以及亲密的异性接触，在短时间内促成了这段恋情。

丁玲与冯雪峰的感情，从精神交流开始，到快速的情欲沉沦。作者是如何把这样一段恋爱经历转化为文学故事的？笔者认为，此中包含自我主义的介入：

其一，不同于五四个性主义的叙述传统，《莎菲》不对情欲作“历史化”的叙述，而以“去历史”方式展现情欲。五四的个性主义者讲述情欲，往往从宏大历史出发，挑战社会秩序（如反父权、反封建）。他们信奉人道主义，把主权化的个人视为真理的目标，如《伤逝》中的子君。而后五四的自我主义者往往缺乏外部的历史追求，信仰不明确，只在乎物质或精神层面个人欲望的实现。这种“纯粹”的个人主义更接近于现代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即视人的自由为“免受任何利益关系以外的关系的束缚”[41]。报纸《上海党声》曾如此形容二十年代末以来的思想氛围：“个人主义、自我主义的哲学已经充斥中国社会的每一角。”[42] 1920年代中后期，个性主义的话语衰落，解放情欲、张扬自我的“摩登风潮”[43]和“新女性”身份建构的历程建立了某种联结。都市“新女性”不再将自身与历史混淆，像子君那样把男性当作共同反抗和战斗的与性无关的伴侣。她们大多同莎菲一样，只把凌吉士看成喜欢的男性。奥尔巴赫曾在其著作《摹仿论》中总结，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笔下的爱情是“对崇高爱情的改造，格调低了几个等次，纯粹以真实的感官性为标准。……意中人已不再是不可接近的女主人或上帝思想的化身，而是性要求的对象。”[44]相似地，从《伤逝》到《莎菲》，后五四的情欲书写也发生着“历史化”到“去历史”的转变。莎菲的“冲动”产生于眼前真实的情欲，不具有任何真理的价值。她在日记的结尾写道：

为什么呢，给一个如此我看不起的男人接吻？……单凭了一种骑士般的风度，就能使我堕落到如此地步么？……好在在这宇宙间，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费得尽够了……

莎菲将生命比喻为“自己的玩品”，语义上是对现状的嘲讽，却无意中道明了自我主义者的生存态度：把人生当作从属于个体自身的指向内部的体验。在此意义上，丁玲塑造的莎菲是典型的以身体讨论身体的消费社会女性形象，而非以启蒙讨论身体的五四青年。

其二，小说对本事的情感进行了肉欲化的改写，正如莎菲说：“这种两性间的大胆，我想只要不厌烦那人，是也会像把肉体来融化了的感到快乐，是无疑。”这一特点与本事颇为不同。现实中，丁玲与冯雪峰的“日文传授”原为精神交流；进入到小说，莎菲与凌吉士的英文传授却变作以情欲为目标的行动：“我把他什么细小处都审视遍了，我觉得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需要。他不会也想到我是在打量他，盘算他吗？后来我特意说我想请他替我补英文。”于此，剔除了精神内涵的情欲呈现出肉欲化的倾向。不可否认，丁玲对冯雪峰除了欣赏，也有两性之间的身体欲望。正如莎菲渴望凌吉士的亲吻，丁玲也渴望着情人的亲吻与拥抱：“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45]但从丁玲和冯雪峰的整个交往来看，这段恋爱仍以革命身份、精神交流为前提，肉欲则是“派生”的。因而莎菲对凌吉士的情感总体上仅为丁玲对冯雪峰的身体欲望。如果说“去历史”仍与丁玲早年思想特征对应，符合本事，那么肉欲化就不符合了。推其原因，此处改写或与丁玲的失恋情绪有关，当某人被夺走一个适意的东西，其被动潜能可使之获得变“坏”的容力。[46]不能说《莎菲》的肉欲化书写是一种“坏”的反应，但其非理性的情感意向仍从属于欲望化的自我主义。

从以上两层，可见自我主义在情欲叙述上对《莎菲》本事改写的介入，也可见用个性主义理解莎菲是不准确的。需要说明的是，此时丁玲并未意识到自身潜在的自我主义倾向。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我与雪峰的交往》中，丁玲写道：“虽说小说感动了他，但他说这篇小说是要不得的，因为是带着虚无主义倾向的。……对这封信，我很不高兴……经常要想：是不是《莎菲》有不好的倾向？”[47]这段回忆表明，早年丁玲对《莎菲》所标示的思想并无自觉的批判意识，或认为它尚处于合理范围内。而冯雪峰敏锐地察觉到丁玲这一时期“领有着坏的倾向”，其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48] 。可以推断，丁玲将莎菲写成一个感伤的自我主义者，并非有意把莎菲“写坏”，而是其思想本身包含着类似的情绪或感受。从以上改写来看，莎菲情欲态度的“去历史”及肉欲化特征，某种程度上也暴露出丁玲早期思想中的自我主义。

三  莎菲的消费主义

从莎菲与凌吉士的爱情，不难发现自我主义在都市文化中呈现的特殊一面，即消费主义。前文已谈到，自我主义者不追求历史或真理，而着眼于个人的内在诉求。都市环境中的自我主义则更具体地表现为消费主义，即个人幸福来源于对象征性物质的占有与消费。消费不再是手段，而成为了目的本身。[49]后五四时期，现代体制初步形成，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都市文明逐渐取代传统的乡土文化，《莎菲》的开头即通过一份报纸交代了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背景：

报来了，便看报，顺着次序看那大号字标题的国内新闻，然后又看国外要闻，本埠琐闻……把教育界，党化教育，经济界，九六公债盘价……全看完，还要再去温习一次昨天前天已看熟了的那些招男女编辑新生的广告，那些为分家产起诉的启事，连那些什么六○六，百零机，美容药水，开明戏，真光电影……都熟习了过后才懒懒的丢开报纸。

莎菲不仅把报纸全看完了，而且反复熟习当中有关商品、电影及家产争夺的内容。可见消费文化介入到小说的话语空间，和人物的生活情感发生着相互渗透。这一点从《莎菲》的本事改写中也可得到说明，不仅在凌吉士这一角色的改写上，也在以丁玲和胡也频为原型的莎菲和苇弟的关系上。

胡也频和苇弟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丁玲的描述中，她与胡也频的这段感情过于顺利，缺少激情与坎坷：“我和他相爱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50]而小说里，苇弟也被莎菲认为：“太容易支使，或竟更可怜他的太不会爱的技巧了。”此外，他虽与莎菲互称姐弟，但年纪实长莎菲四岁。早年胡也频为宽慰丧弟的丁玲，向她自认是“一个新的弟弟”[51]，还曾以“丁玲的弟弟”为名义拜访鲁迅[52]。根据这些特征，苇弟的原型基本可确定为胡也频。但在《莎菲》中，丁玲对胡也频的形象也作了一些较明显的改写。

其一，小说把胡也频改写为完全受莎菲支配的软弱男性。实际上胡也频对丁玲并不软弱，据沈从文回忆，“两人在言语方面质问与责难，海军学生（胡也频）完全失败时……或用拳头威吓到她。……他却不顾一切，总有方便把他要做的那种武艺做完。”[53]而且，胡也频并非整日无所事事。1925年，他主动向友人提出要参与外国书籍的翻译工作，“医治医治将不堪药救的我们可怜的中国！”[54]他还与沈从文等人组成文学团体“无须社”，发表了不少诗文，以稿酬维持自己与丁玲的生活。但《莎菲》完全隐去了这些与事业、爱国相关的行动，将胡也频改写为以爱人为生活中心的懦弱的苇弟。莎菲把自己的生命当作“玩品”，更视苇弟为“玩物”，从对方的痛苦中取得一种畸形的满足：“看到一个二十多的男子把眼泪一颗一颗掉到我手背时，却像野人一样的在得意的笑了。”经过丁玲的改写，苇弟的爱情被完全对象化、表面化而缺乏深度，其存在仅为莎菲的生活提供某种情绪价值。此外，苇弟发现莎菲与凌吉士的暧昧关系后只是哭泣和抱怨，最后直接放弃了同情敌竞争：“一切只要你好，你快乐就够了！”这里更与本事相反，胡也频曾为争夺爱情向冯雪峰大打出手，丁玲回忆当时的情形：“胡也频一下就扑上来打了，不分青红皂白，一顿拳头就来了。”[55]但这一男性冲突在小说中被完全略去了，再次说明《莎菲》无意于展现真爱的可贵。进一步推断，苇弟的爱情仅仅作为一种象征性物质被呈现，作为被消费的对象与个人享乐联系在一起，并不包含莎菲对爱情的真实向往。在这一层面上，莎菲与苇弟的关系构成了消费的隐喻。

其二，以冯雪峰为原型的人物凌吉士，展现了男性身体的“观赏性”以及都市爱情的“传奇化”。按照德波所揭示的“景观社会”的特征，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大都建立在各类影像的基础上。“景观社会”意味着商品全部占领社会生活的时刻，从这个意义来看，身体也是消费社会中最美的物品。比如，模特的身体便是这种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它被物化为一种资本、一种待消费的产品。[56]上文已提到，相比相貌平平的冯雪峰本人，有着南洋血统的凌吉士“美”得几乎不真实，被用以形容其外貌的均是“高贵的模型”“欧洲中古的骑士风度”“嫩玫瑰般的脸庞”这类感官化的字样。除了反向设置的考虑，凌吉士形象的塑造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消费社会的视觉模式与“外貌崇拜”。《梦珂》中“被看”的女性身体[57]，在《莎菲》中变成了“被看”的男性身体。此外，莎菲说凌吉士是“传奇中的情人”，她与凌吉士的爱情是“传奇中的事”。放在五四以前，中国女子与一位相貌英俊的欧洲男性发生传奇浪漫的爱情，几乎是不可想象之事。如此构建爱情，与当时的传播媒介如电影、报刊读物等有密切关系。“看电影就像是一种橱窗购物形式”[58]，可视媒介的流行创造了欧式风格和传奇爱情的图景，在文化上提供了新的消费对象。据沈从文回忆，丁玲与冯雪峰恋爱时期“是个熟读法国作品的新进女作家……对于《肉体与情魔》的电影印象则正时常向友朋提到”，其中就有着“英俊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59]。莎菲的日记也几番提及电影、电影院。可以说，媒介影响下早年丁玲的都市经验与莎菲阅读报刊广告的情状构成了某种“互文”。在这一意义上，丁玲将与冯雪峰的爱情“浪漫化”地想象为与欧洲男性的恋爱传奇，不得不说有消费主义的介入。

其三，丁玲出于“道义”的考虑，选择了留在胡也频身边，将对冯雪峰的爱情压抑到内心深处。与本事对比，小说中莎菲对苇弟似乎并无道义可言。也就是说，道义的情欲话语被遮蔽了，取而代之的是及时行乐的消费主义情欲话语：“我还没有享有得我生的一切。我要，我要使我快乐。”这里丁玲所说的道义实则源于儒家的感觉结构，在这一结构中贞洁是女性最崇高的伦理原则[60]。丁玲的童年在清末一个没落家庭中度过，期间她接受的是传统的女德教育。冯达曾在信中提到，丁玲外出求学之时，其母余曼贞只有一句叮嘱：“守身如玉。”[61]况且丁玲选择胡也频，不仅出于道义的考虑，也因发生了关系。但小说中的莎菲明确表示对道德责任的拒斥：“你，苇弟，你在爱我！但他捉住过我吗？自然，我是不能负一点责，一个女人应当这样。”

这一改写涉及叙述的“准入条件”，受到作家与语境之间关系的限制[62]。一方面，作为“新女性”，丁玲无法真正认同儒家的情欲话语。通过小说的虚构，莎菲代替丁玲为女性的情欲褪去了道义的外衣，具有一定解放意义。另一方面，在理性层面上，“除非我们根据初始渴望而行动，否则我们就是处于权衡过程之中；只有当这个权衡过程达成某种结论时，我们才行动。”[63]如果说丁玲的个人行为选择与儒家伦理达成了一致，极度自我的莎菲则可视为离开了理性权衡的丁玲。在此意义上，莎菲的道义是丁玲主观上的“不愿叙述者”。莎菲的消费主义得到“准入”则更进一步说明了丁玲潜在的自我主义思想。

四  “虚无”与“颓废”

自我主义对本事改写的介入，不仅在于情欲自我、消费自我，还体现在虚无主义上。如尼采所言，虚无主义指的是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没有目标；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64]“虚无”是总体性意义的缺失。按照上文来看，自我主义者不追求真理信仰，他们的生活由各种欲望的追逐所构成。尽管欲望的实现能够带来暂时的满足，它并不意味着个体价值的完善。以丁玲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亲历了五四的退潮，期间伴随消解历史和消费主义一同产生的心理症候，还有价值失落后的空虚感。小说对于“病态”的改写及建构，即体现出浓重的虚无主义色彩。这里所讲的“病态”可分两种：一是生理的病态，指莎菲严重的肺病；二是心理、精神的病态，比如：

关在屋子里没有书看，还能做些什么？一个人能呆呆的坐着，等时间的过去吗？……太阳照到纸窗上时，我是在煨第三次的牛奶。昨天煨了四次。

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无事可做的莎菲只能不断煨牛奶，任由时间流逝。这些情景描述了莎菲颓废的心理状态。可以说，她从外到内都是“病着的”。但丁玲早年的独居生活实际并不如此，据沈从文回忆，“我同胡第一次到她住处时，……便很觉得稀奇，以为一个女子住到这样房子里，不害病，不头痛，还能很从容的坐在一个小小的条桌旁边写字看书，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65]丁玲不但没有肺病，并且很“从容”，她的精神面貌显然不同于莎菲。在徐霞村的回忆中两者亦有出入：“她（丁玲）在情绪方面非常稳定，没有莎菲那种病态的神经质。”[66]可见，莎菲的两种病态都与丁玲本人不甚相同，似乎只是对现实的纯然虚构。但在隐喻的层面上，“病”与丁玲这一时期思想状况却有着密切关联。

首先，得病的情节在后五四的小说中极为多见。它往往以生理象征心理，表达个人对社会境况的不满与反抗，这是对五四有所继承的地方。但莎菲的颓废和五四文人的心理状态并不相同。与这类作品相比，莎菲的病比较特殊，它背后隐藏了一种虚无情绪。比如，同样是后五四的创作，郁达夫作品（如《迟桂花》《蜃楼》等）中的主人公们也经常患病。然而他们的病态更多是报国不得、愤懑至极等情绪的生理表现，和虚无有所不同：“自己的一生……是既作了中国人，而偏又去受了些不彻底的欧洲世纪末的教育，将新酒盛入了旧皮囊，结果就是新旧二者的同归于尽。”[67]相比心系民族国家历史的信仰者，莎菲的颓废不仅没有报国意向，还具有强烈的无意义感：“多无意义啊！倒不如早死了干净……”因此莎菲的病根不在身体，而在于价值感的缺乏，她敏锐地意识到：“对于药，简直就不会有信仰，药与病不是已毫无关系吗？”尽管如此，在“左”转后的丁玲身上，似乎也难以找寻这种虚无特征。丁玲后来不仅走到了延安，还创作了大量革命文学作品，许多事实都表明她的人生态度是较为积极的，不会长久地沉湎于自我感伤。然而，丁玲对莎菲颓废状态的虚构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早年真实的生存处境，即与外部世界的脱节。小说中，个人主义的思想未能给予莎菲价值感，反使之由于脱离社会，长期处于虚无，而进一步发展到颓废自弃、南下出走。这种虚无的体验也真实地存在于丁玲早年的生活，只是在莎菲身上显得“更深入和更夸张”[68]，以至于表现为颓废和肺病。

正如上文所述，丁玲准许虚无介入《莎菲》的创作有其现实原因。她无意通过莎菲批判虚无，而更多地将它视为客观存在的，乃至于合理的现象。后五四时代，发生着政治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等多重变革，人们在复杂多样、急剧变迁的生活图景中更容易体验到人生的虚无。这些有关“病态”的虚构在病的隐喻意义上对丁玲早年虚无的思想状态作了“文学化再现”，有其内在真实性。并且随着左翼势力的壮大，无政府主义和自由派共同主张的个人主义受到广泛批判，社会上贬抑个人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多：“十数年来，个人主义经过了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假革命家、伪共党等等之阐扬发挥，一切的真面目已暴露无遗，个人主义者已破弃唾于人间，无复存在的余地了。”[69]这些都加深了丁玲对（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各种价值主张的怀疑，因“看不到应有的出路”[70]而感到虚无：“我那时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乱的时候，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所以我的狂狷和孤傲，给也频的影响是不好的。他沾染上了伤感与虚无。”[71]与其简单指认丁玲用莎菲“复刻”自己，更应看到《莎菲》所彰显的精神症候，即丁玲本人对价值虚空的一种“界限体验”[72]。

在此意义上，《莎菲》是一部思想过渡时期的作品，它所包含的颓废色彩是虚无走向“病态化”的结果，有自我瓦解的情绪隐含其中。由此丁玲自省、自反的意识在莎菲身上得到了一种另类呈现，正如“代替自己给这社会一个分析”[73]的《梦珂》，丁玲创造莎菲的同时也在观照自我。文本之内，莎菲因“不知应怎样才能分析自己”而陷入一种自我批评的抑郁，变本加厉地不善良不豁达；文本之外，作者游走在现实与虚构中间，对世界与自我关系进行有意识的思考。尽管小说提供的是一个极端自我主义者的人生模型，根本上却指向了外部的伦理追求。因而丁玲在《莎菲》完成后不久便“左”转，亦有其逻辑可循。不能说以上每一处改写都经过作者的深思熟虑，但丁玲通过“异质调节”[74]的叙事方式，通过人物状态的呈现与环境安置，创造了一个本质上区别于启蒙而从属于虚无的历史主体。对莎菲每一种欲望的压抑或释放，都使莎菲经过自身的成长变为新的意识形态主体，即莎菲是“莎菲式”的，而非“子君式”“林道静式”的人物。

结  语

由以上本事改写可见，自我主义从三个不同层面（情欲自我、消费自我、虚无主义）介入小说，构成了《莎菲》的内在叙述机制。通过这一叙述机制，我们可发现丁玲早年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文学化”，也可理解丁玲创作由自我主义转向集团主义的内在脉络。伴随启蒙话语的衰落，20年代末出现了介于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之间新的文学走向。《莎菲》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以自我主义取代了个性主义，成为这一新走向的标杆。有学者认为丁玲超越了冰心，因为冰心始终处于五四个性主义的语境，其作品从未脱离宏大主题。而丁玲首先与五四文学脱节，走进个人化写作。尽管这类写作模式难以在政治化环境中得到长足发展，但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症候，或可视为探讨后五四文学的一个入口。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注  释：

[1] 丁玲：《莎菲日记第二部（未完稿）》，张炯编：《丁玲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2] 冬晓：《走访丁玲》，袁良骏编选：《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5页。

[3] 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袁良骏编选：《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页。

[4] 张天翼：《关于莎菲女士》，袁良骏编选：《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9页。

[5] 宗谌、尚侠：《丁玲的早期生活和创作》，《东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6] 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袁良骏编选：《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156页。

[7] 冬晓：《走访丁玲》，袁良骏编选：《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5页。

[8] 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袁良骏编选：《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5-156页。

[9] 丁玲：《谈谈写人物》，张炯编：《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6页。

[10]冯雪峰（署名何丹仁）：《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袁良骏编选：《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8页。

[11] 沈从文：《记丁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12] 李向东、王增如编著：《丁玲年谱长编（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13]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小说月报》1928年第2期。文中所引小说原文，俱出此本，不再注出。

[14] 冯雪峰：《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袁良骏编选：《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5页。

[15] 徐霞村：《关于莎菲的原型问题》，《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

[16]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页。

[17] 光焘：《爱欲——序夏丏尊译〈棉被〉》，《一般》1926年第1卷第3期。

[18]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54页。

[19]朱谦之、杨没累：《荷心》，新中国丛书社1924年版，第41页。

[20] 朱谦之、杨没累：《荷心》，上海：新中国丛书社，1924年，第42页。

[21]丁玲：《致白滨裕美》，张炯编：《丁玲全集：第1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页。

[22]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23] 徐小玉：《忆丁玲三章》，《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4期。

[24] 丁玲：《致白滨裕美》，张炯编：《丁玲全集：第1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页。

[25]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43页。

[26]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27]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52页。

[28] 张惠娟、李永东：《“摩登女郎”概念与形象的跨界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0期。

[29] 丁玲说，在上海平民学校时期，“共产党之外，我也认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大多从北京大学来的，我受他们影响，于1922年加入无政府党。……他们有兴趣的是一般社会问题，而不是恋爱与结婚。我喜欢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是理想家，梦想着建立一个乌托邦。”参见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印行的内部参考资料本1980年版，第297页。

[30] 张全之指出，1922年初，蒋冰之与好友王剑虹同赴上海，废蒋姓，改名丁玲，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无政府主义提倡“三无主义”：“无宗教、无家庭、无政府之主义也。”丁玲在加入左翼阵营之前，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对政治并无兴趣，对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怀有明显的排斥情绪。参见张全之：《丁玲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破解丁玲研究之谜》，《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31] 丁玲：《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张炯编：《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32] [美]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印行的内部参考资料本1980年版，第298页。

[33] 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印行的内部参考资料本，1980年，第304页。

[34] 张志忠认为：“就情感的倾诉而言，丁玲是坦率直言的；在许多枝节上，丁玲却是逆向取意、‘反其道而用之’的。也正是这种反向思维，模糊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当事人冯雪峰却心知肚明，最早从《小说月报》上读到《莎菲女士的日记》时竟然哭了——若非感同身受，何以如此动情？”参见张志忠：《剪不断，理还乱——“莎菲”形象与作者丁玲之间的纠缠辨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35]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48-49页。

[36] 王增如、李向东、陈子善：《丁玲与上海》，孙甘露：《在思南阅读世界（第2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367页。

[37] 沈从文：《记丁玲》，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第77页。

[38] 丁玲：《致白滨裕美》，张炯编：《丁玲全集：第1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页。

[39]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95页。

[40]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50页。

[41] [加拿大]C.B.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张传玺译，王涛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8页。

[42] 秋瑰：《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上海党声》1930年5月4日。

[43] 谷朴秀：《论“摩登风潮”》，《上海生活·跳舞特刊》1928年第6期。

[44] [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66页。

[45] 丁玲：《不算情书》，张炯编：《丁玲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46] [英]苏珊·詹姆斯：《激情与行动：十七世纪哲学中的情感》，管可秾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93页。

[47] 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张炯编：《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页。

[48] 冯雪峰（署名何丹仁）：《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袁良骏编选：《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8页。

[49] 魏红霞：《消费主义及其在中国传播的价值观影响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页。

[50] 丁玲：《不算情书》，张炯编：《丁玲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51] 沈从文：《记丁玲》，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52]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40页。

[53] 沈从文：《记丁玲》，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第79页。

[54] 张向东：《胡也频书信辑考》，《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7期。

[55]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51页。

[56] 张璐：《身体诗学：勒克莱齐奥作品探微》，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4页。

[57] 罗岗指出，丁玲的小说《梦珂》揭示了现代社会透过“艺术”“娱乐”和“消费”等诸多体制，把“看”与“被看”的关系制度化和正当化。参见罗岗：《视觉“互文”、身体想象和凝视的政治——丁玲的〈梦珂〉与后五四的都市图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58] [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8页。

[59] 沈从文：《记丁玲》，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第77页。

[60] [美]李海燕：《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页。

[61]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110页。

[62] “叙述准入条件”这一概念主要针对美国学者罗宾·R·沃霍尔提出的“不可叙述之事”中的两种类型，即“不应叙述者”“不愿叙述者”。参见张均：《实践叙事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艺争鸣》2016年第12期。

[63] 苏珊·詹姆斯：《激情与行动：十七世纪哲学中的情感》，管可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81页。

[64]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尼采（下）》，孙周兴、王庆节主编，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966-967页。

[65] 沈从文：《记胡也频》，沈虎雏编选：《沈从文别集（卷1）》，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66] 徐小玉：《徐霞村访谈录》，《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2期。

[67]郁达夫：《蜃楼（续）》，《青年界》1931年第2期。

[68] 丁玲：《莎菲日记第二部（未完稿）》，张炯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69] 黄慎之：《个人主义之末日：十六年来一笔糊涂账的小结算》，《民国日报·觉悟》1927年10月10日。

[70] 丁玲：《我的创作生活》，袁良骏编选：《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

[71] 胡也频：《胡也频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72] [法]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46-47页。

[73] 丁玲：《我的创作生活》，袁良骏编选：《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0页。

[74] 此处莎菲的成长应属于“逆历史”的人物命运。张均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存在一个“寻找本质的过程”，即每个个体都在寻找某种属于自己的抽象历史本质，而此寻找又“总是一种调节异质的分布的过程”，即不断地建构“他者”、确认“自我”的过程。这类寻找“本质”的人物将在通向“自由”或“解放”的叙事之途中经历自己的象征命运。其中，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人物和逆历史而动的人物的命运颇有差异。个人“成长”完成，即成为涤净“杂物”的新历史本质的象征承载符号。参见张均：《实践叙事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艺争鸣》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