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丁玲精神与武陵优秀文化传统

涂  途  

2002年10月12日，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家，中国妇女的榜样和模范丁玲同志诞辰整整一百周年。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一大早，我和老伴就赶往北京西客站，准备前往她的家乡——湖南常德临澧县参加纪念活动。进入候车室不久，就见陈明进来，原来我们乘同一次车并同在一个软卧车厢前往长沙。途中，陈老问我们发言的题目是什么，我回答到：“丁玲精神  世纪长存！”他听后连连说：“很好！很好！”

在《丁玲精神  世纪长存》这篇发言稿中，我写道：“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有着丁玲这样的优秀儿女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丁玲这位中国人民的好女儿，也给后人留下了极为重要和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笔珍贵而丰富的财富，不仅仅限于她撰写的近400万字的各类脍炙人口的著作，更重要的是凝聚和体现在这些作品和她一生言行中的高尚风格和品质，它们集聚表现为丁玲精神。” 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我们在紧紧围绕“常德与丁玲精神”这个主题进行探讨和研究丁玲精神时，首先毫无异议地要说的是：“二十一世纪正在快速崛起和发展的湖南常德，有着丁玲这样的优秀儿女，而应该更加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在《丁玲精神  世纪长存》一文中。还曾写道：“丁玲精神是巾帼精神的完美体现；丁玲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代表；丁玲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丁玲精神是人类理想的写照。”随后，我于2007年撰写了《新女性的巾帼精神——再论“丁玲精神”》（《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丁玲研究》2007年第1期；《新气象  新开拓——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010年发表了《“思来又想去，还是延水甜”——三论“丁玲精神”》（《武陵学刊》2010年第1期；《丁玲研究》2010年第1期；《丁玲与当代中国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和2014年写的《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四论“丁玲精神”》（《武陵学刊》2014年第6期;《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丁玲精神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前几年，我们撰写了《丁玲精神是人类共同理想的追求和写照——五论丁玲精神》，基本上完成了对丁玲精神的总体概述和全貌扫描。

应当说，这样的丁玲精神是与优秀的湖南武陵优秀文化传统，即有着“湘湖文化”、“善德文化”、“桃花源文化”的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因为巾帼精神、新女性精神早在常德孕育，延安精神与常德革命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民族精神中实际上包含着“常德不离”等思想元素，而“桃花源”理念则可视为是人类共同的理想的“乌托邦”的中国梦想。因此，我个人觉得，常德是丁玲精神的基因库，常德是孕育丁玲精神的发源地，常德是丁玲精神传承的中心，常德是丁玲精神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永久基地。

常德：丁玲精神的基因库

在华夏中原大地上，耸立着一座既古老而又秀丽的名城，无论时光怎样漫长流逝，岁月如何换了谜题，她却始终保持着青春焕发、蓬勃向上的朝气。这就是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史称“黔川咽喉，云贵门户”的常德。她是湘西北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三峡——洞庭湖、南岳衡山——张家界黄金旅游走廊的纽带与中枢。常德历史悠久，史称武陵、朗州、鼎城,早在公元前277年（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便在今武陵区城东建筑城池，迄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

“美女成群，美酒飘香，/桃花源里，人间天堂，/风光无限好，/季节曾诱人，/啊!神奇的土地，可爱的故乡，/有多少人把你向往。//常德是个好地方，/刘海砍樵，千古绝唱，/美丽传说，世人难忘，/生在仙景里，/住在花园中，/啊!神奇的土地，可爱的故乡，/有多少人把你向往。//常德是个好地方，/地域辽阔，物产丰奥，/商贾会聚，名家满堂，/莲藕联长江，/洞庭鱼米香，/啊!神奇的土地，可爱的故乡，/有多少人把你向往。//常德是个好地方，/人文地理，创意诗墙，/柳叶湖里，天然浴场。/公园满城里，/水乡片村镇，/啊!神奇的土地，美丽的故乡，/有多少人把你向往。”这是一首脍炙人口、流传五湖四海的湖南常德歌曲《常德是个好地方》，它用优扬的旋律和声情并茂的曲调，基本上再现了这一遍“神奇的土地”，并赞颂和描绘了它悠久、丰富的文化宝藏和崭新风貌。

一百多年前的1904年10月，位于常德临澧县黑胡子冲的乡村一户人家，诞生了一个女孩，“至于生于何日，她自己一生直到去世都没有弄清楚，弄确切”。[1] 因为那天是农历的重阳节，但有人将那年重阳节误算为10月12日，而实际上这天应为10月16日。这个一生都“没弄清楚，弄确切”自己生日是哪一天的女孩，就是后来全球闻名、中国无产阶级最著名的革命女作家丁玲。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她的祖父是当时常德人丁兴旺的一个蒋氏大家族中的一员，名定礼，榜名尊典，号秩臣、禀生。他曾任贵州补用道候补知府和贵州省普安厅同知，历时9年后又担任过贵州省盐运事务负责人、乡试内帘监试官。1879年（光绪5年），年仅35岁病逝于贵州官寓。此时丁玲的父亲才3岁，是家中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儿子。他名为蒋保黔（号毓兰或浴岚），因两个哥哥都是纨袴子弟，家道败落，他从小就常受兄嫂们的欺凌。当独立门户时，母亲也已去世，还带着一个妹妹一起生活。分家时大约得到100石土地，后因妹妹出嫁，又卖出一些土地。丁玲的母亲本姓余闺名曼贞，号似梅，结婚后改姓为蒋，名胜眉，字慕唐。在她出生还不满周岁的时候，就由双方的家长决定与比她大一岁多的蒋保黔、即丁玲的父亲订婚。1897年余曼贞19岁时出嫁，与蒋保黔正式成为夫妻。没有料到的是，就在新婚之后不久，她的父亲余鹗突患急病而撒手人寰，给她带来了无限的悲痛，而此时她还要坐花轿奔赴临澧去完成举办的所谓新婚之礼。

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丁玲这位不寻常的、传奇的“红色女作家”、优秀的共产党员，生于常德，长于常德。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常德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尤其是武陵优秀文化传统，造就了丁玲，给丁玲带来了基因密码，成为丁玲精神的基因库。

湖南人爱吃辣，我们每次到湖南都遇到餐餐有辣，菜菜都辣。有一首源自武陵、唱响大江南北《辣妹子》的歌，非常真实、生动、形象地唱出了湖南女性的泼辣、直爽、热辣辣的性情：“辣妹子从小辣不怕，辣妹子长大不怕辣。辣妹子嫁人怕不辣，吊一串辣椒碰嘴巴。//辣妹子从来辣不怕，辣妹子生性不怕辣。辣妹子出门怕不辣，抓一把辣椒会说话。//辣出汗来汗也辣呀汗也辣，辣出泪来泪也辣呀泪也辣。辣出火来火也辣呀火也辣，辣出歌来歌也辣歌也辣。//辣妹子说话泼辣辣，辣妹子做事泼辣辣。辣妹子待人热辣辣，辣椒帮她走天下。”每当听到这首朗朗上口、湘味十足的歌曲，我的眼前常常会浮现出丁玲那英姿飒爽、敢爱敢恨、敢说敢干、“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栩栩如生的形象。

湖南女性的辣性、辣味、辣劲，使她们面对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妇凭夫贵，母以子荣”、“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等等的清规戒律、重重大山的压迫，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自觉、不自觉地抵制和反抗，具有“反叛情绪”。丁玲的母亲和一大批旧社会先进的女性，便是当时的代表。她们首先要求从“男尊女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男女平等、独立、自立、自强。丁玲早期的活动，以及她的笔下塑造的女性典型形象，许多都是与这种新女性的“巾帼精神”意识相关的。

新女性所追求的巾帼精神，包含着一定的女性的奋斗精神、自强自立自尊和革命奋斗精神；而包括常德在内湖南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奋斗的革命史诗。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提出：“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还写道：“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湖南人、常德人都具有这样类似的“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的气质。他们以这样的气魄和壮志，大批地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出席一大的13名代表中便有长沙的毛泽东和何叔衡），进行了北伐，上了井冈山，胜利完成万里长征，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取得抗日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延安精神是这种奋斗精神、革命精神的延伸、升华和发展，也是丁玲精神形成的成熟的标志和第一个高峰。从1936年11月丁玲经过无数辗转周折到达陕北，到1945年10月，除中间几次上前线，前前后后她在延安这块土地上生活、工作、战斗了近9年。当她最初进入“红都”保安，即今志丹县后，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当时在保安的中共领袖和一些部门的领导人都来到她住的窑洞看望，其中的湖南同乡除毛泽东，还有徐特立曾是周南女中的教师，林伯渠是丁玲的远房表兄等人。丁玲去毛泽东的窑洞时，他头一句话便是问丁玲：“听说你和杨开慧是同学？”丁玲回答：“是的，我们在周南中学同学，开慧比我高一班。不过，我们一起参加了暑期补习班，一起参加了驱逐张敬尧的运动，后来又一起转入岳云中学。”在这俩人亲密的一问一答中，饱含着浓浓的湘音、湘情，透露出深深的乡土、乡味。从这样的细节中，人们也能进一步体会到毛泽东赠丁玲《临江仙》诗中的“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真意、真情，湘情、湘意。当她前往前线的红军部队时，在前方总司令部接待她的又是湖南老乡彭德怀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任弼时，后者送她一匹枣红骏马， “武将军”骑着这匹马行军中感叹：“蹄声得得，风沙扑面，我如在梦中，如在画中。”

众所周知，常德是中国道德文化的发源地。1956年6月，毛泽东在写《水调歌头·游泳》词时，注释的解说中便提及了“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这首广为人知的民谣。尧舜时代的善卷先生，隐居于枉人山（或称枉山），即今常德德山，“德山苍苍，德流汤汤，先生之名，善积德彰”。所谓“德”，是指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康熙字典》解说：“凡言德者，善美，正大，光明，纯懿之称也。”湖湘文化是以德为先，以德为中心的，它鲜明地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博大精深，而丁玲精神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等等，正是属于“善美，正大，光明，纯懿”的突出方面。

1981年7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丁玲的长诗《歌德之歌》，当有人劝说她将题目改为《献给党之歌》时，她表示“不，还是 ‘歌德’好。”之前两个多月，即1981年4月7日，她在厦门大学的一次文学报告会中，直率地对听众说：“也许有人会说我是一个歌德派。是的，我是赞成歌人民之德的！歌社会主义之德的。‘歌德派’如果不是‘歌’人民之‘德’，而是骗人，讲假话，嘴里说‘歌德’，骂别人‘缺德’，而自己反而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挂羊头卖狗肉，那我是坚决反对的！要揭发这些假‘歌德派’。我们一定要‘歌’社会主义的‘德’，‘歌’我们共产党的‘德’！为什么不歌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嘛！”[2]不言而喻，丁玲生于“德之乡”，长于“德之乡”，她血液中的常德不变因子，毕生都是这样纯净浓郁、鲜艳夺目！

我的故乡是湖北，离湖南很近，幼时读《桃花源记》《岳阳楼记》，便朝思暮想亲临一游，可一直没有机缘和条件。直到1984年中华全国美学学会选择在湖南的张家界召开“全国美育座谈会”，并同时举办美学讲习班，我有幸被邀前往讲课，才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国庆节刚过，从北京乘火车先到长沙湖南宾馆，因那时交通不变，由长沙到张家界坐大巴需走10多个小时，会议组织者安排我们中途在桃源停留一晚。从早晨8时早饭后一行人出发，下午2时左右抵桃源县城，午餐后紧接着就到桃花源游览。我们如同《桃花源记》所描述的武陵渔人那样，沿溪水而行，到桃花林尽头的山洞口，然后单人在洞中鱼贯朝一丝亮光方向爬行。“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爬出洞口，一大片绿绿葱葱的美景突然呈现在眼前，“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我们终如来到这片“世外桃源”，终如置身于“人间仙境”。虽然有些恋恋不舍，可我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在这里久留，一个多小时就回到原来的现实世界，回到了县城的招待所。回头看了看这洞中仙地，只见酒肆屋顶的一片幡旗，随风飘荡着向我们挥手告别。

第二天清晨继续驱车前往张家界，在到达金鞭岩饭店的六个多小时的途中，美学家们交谈的话题中心，离不开陶渊明的美学思想和理想，离不开议论朱光潜先生（这次他因故未能参加全国美育座谈会）关于“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的美学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朱光潜从国外学习美学归来后，竭力鼓吹“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这才是“诗的极境”。他认为：“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对此说不以为然，他反驳说陶潜并不浑身是“静穆”的，“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文学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因为陶渊明给后世留下的不仅仅是《桃花源记》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即使是《桃花源记》，我们也不能只是片面地理解作者幻想的超然脱俗、与现实社会隔绝、隐居于世外的一面，还应看到他的淡泊明志，乐天知命，“大济苍生”之志，对战乱的厌恶和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梦寐以求。尽管这只是封建社会的一种脱离现实斗争的空想，是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可究竟还是表达了全人类对前途的光明追索和愿景。至于一千六百多年前“不为五斗米折腰”、生于江西九江的陶先生，为何偏要选择湖南常德作为世外仙境，大家一时还未能找到明确答案，汽车已抵达张家界金鞭岩饭店了……

常德：丁玲精神的发源孕育地

“秋风万里芙蓉国，/潇湘千古美风雅。/湘江歌声飞，歌声飞，/醉了洞庭水，洞庭水。/大湖之南好风光，好风光，/人杰地灵一辈辈。”在丁玲的脑海中，她的出生地不是桃源，却胜似桃源，不是“世外桃源”，却是另一个现实的眼前人间仙境：

金色的阳光，洒满了田野，一些割了稻的田野；洒满了远远近近的小山，那在秋阳下欲黄的可爱的无名的小山。风带点稻草的香味，带点路旁矮树丛里的野花的香味……水从灵灵溪的上游流来，浅浅的，在乱石上“泊泊泊”的低唱着，绕着屋旁的小路流下去了。[3]

晚年丁玲回到北京平反昭雪后，偶然读到沈从文1934年出版的《记丁玲》和1939年出版的《记丁玲续集》后，对书中的歪曲事实和任意编造，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例如，书中写到丁玲的父亲“是个很有公子风度的人物”，生平“极其爱马”，有时把马牵到城外去，见到陌生人夸奖这匹马时，就要劝他贱价将马买去或者还“强迫把自己马匹赠给这个陌生的路人”等等时，丁玲提笔批写：“夸大了，哪里有这样傻人。我父亲固然有些公子气，大方洒脱，但他的家境也不是随便可以强迫别人接受他的马匹的。”在丁玲的记忆里，她的父亲蒋保黔 “不以金钱为意，常布施穷人。因为他的慷慨，后来在一次因水灾而发生盗劫和一般骚扰的时期，许多人家被抢，我父亲的家里可没给碰过。”[4]

丁玲出生后，父亲给这个女儿取名冰之，然后，没过多久就下决心一个人去日本学法律。临行前，他把吸鸦片烟的陋习戒掉了，还剪去了辫子。但因为受到家族祠堂拒绝资助公积金的“经济的阻难”，而家中拮据无法维持正常生活，一年多后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到家乡。蒋保黔知道妻子不愿在黑胡子冲住，便自己设计在离几里路的车堰坪盖了一所两进房子的小院。新居还没有完全竣工，全家就搬进这里，过了一个十分快乐的旧历年。可是，仅仅两个月后，丁玲的父亲就一病不起，医治无效，告别人间。临终前，他指着女儿嘱托妻子：“我诸事没有做好，把你苦了，你自己好好地去做。此女很聪敏，天资亦不错，你又善教，男女现在是一样的。”

父亲的去世成为丁玲“一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也成为她终生抹不去的常德乡里意象：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最害怕的是我国传统的、前面吊着三朵棉花球的孝帽。我戴这种孝帽的时候是三岁半，因为我父亲死了。家里人把我抱起来，给我穿上孝衣，戴上孝帽，那白色颤动的棉花球，就像是成团成团的白色的眼泪在往下抛。因而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们给我戴好那帽子后，就把我放到堂屋里。堂屋的墙壁上都挂着写满字的白布，那就是孝联，也就是挽联，可我不懂，只看到白布上乱七八糟地画了很多东西。我的母亲也穿着一身粗麻布衣服，跪在一个长的黑合子后面，家里人把我放在母亲的旁边。于是，我放声大哭。我不是哭我的命运，我那时根本理解到这是我一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我的命运就要同过去不同了。我觉得，我只是因那气氛而哭。后来人们就把我抱开了。但那个印象，对我是深刻的，几十年后都不能忘记。[5]

丁玲父亲的死，更是她30岁的母亲余曼贞的“一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她此时还怀有身孕，三个月后才产下一遗腹子。更沉重的打击接连而来，此时又接三弟来信，告知“母已于九月仙去，”两位最贴心、最可爱的亲人，都已离去，她的身边只剩下两个幼儿相伴，每日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上门的讨债人。丁玲说：“我虽然从小就没有父亲，家境贫寒，但我却有一个极为坚毅而又洒脱的母亲，我从小就习惯从痛苦中解脱自己，保持我的乐观”。[6]年纪轻轻时就守寡的丁玲的母亲余曼贞，在困境中自强自立，她在得知从日本回国的一些大学生在常德正筹办一所女子师范学校，要培养女教师时，便毅然决然地变卖了家中剩下不多的首饰，把小儿子交给奶妈带，自己和小女儿一起上学。当她离开那尚未建完、只住了两年不到的黑胡子冲小院时，眺望院子对面丈夫的坟墓，心中默默地念着：“可惜你天资，生不逢时。恨我俩缘分太浅，只做十年之侣伴。性情虽各异，彼此俱能谅解，相敬如宾，从未争执。可叹你留学壮志，竟为家族经济所阻，以至中道废弃，使你百念心灰，满腔忧虑而忘。只要我三寸气在，不怕儿小女幼，势必继你之志。九泉有知，默佑你爱女孤儿。”[7]余曼贞向丈夫、也是向自己表白的誓言没有落空，从此她带领儿女走向了一个新的天地、新的未来。

丁玲的母亲回到常德娘家，与三弟余笠云和弟媳暂住，自己开伙，住在后花园楼下的两间小房中，每日带着丁玲前往常德女子师范学校上学，自己读成人班，女儿读幼稚班。此时，她改姓蒋，名胜眉，字慕唐，并给女儿取名“伟”，给小儿子取名“大”。改姓换名从头越，奋发立志胜须眉。作为一个年青的寡妇，她抛头露面，带着女儿早出晚归上学，为了上体育课，决定忍痛放足。在学校里，她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女领袖的向警予等人，共同创建了一个校友研究会，拟定会章，发表宣言，举行成立大会，联合和团结广大进步的志同道合的女青年，一起努力奋斗，读书不忘妇女解放，读书为了救国。她成为常德少有的新女性的榜样，成为即将迎来辛亥革命的武陵巾帼英杰。

辛亥革命后，常德女子师范学校因故停办，蒋慕唐考入长沙稻田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但两年后，1914年，她托人在桃源县一所小学临时任老师，一年后再返回常德任常德县立女子高级小学管理员。1918年，寄宿在一所男子高小学校的丁玲10岁的弟弟，不幸因病夭折，这是她们家中又一次的最严重的打击。但是坚强的丁玲母亲，依然没有倒下，反而更使她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友人激励有为。夏天，她们发起组织常德妇女检德会，以“检德”和争取男女平等为宗旨。成立大会上，丁玲的母亲被推举为临时主席，后又任评议部部长。这个民众团体，成为武陵地区妇女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它创办了常德平民工读女子学校，蒋慕唐任校长。仅一年多时间，这所学校的学生已增至200余人，分为6级。不久，又添设“缝纫专科班”，实行半工半读。

丁玲从小跟随母亲相依为命，在她还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教她读唐诗，能够背下几十首。到了7岁，母亲又教她读《古文观止》《论语》《孟子》等。她幼时还喜欢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聊斋》《七侠五义》等。她自述说：“我家庭的组成很复杂，真有点象《红楼梦》，我舅妈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王熙凤；也有人搞枪，招兵买马，占山为王，这又有点象《水浒传》中的人物。” 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以及《小说月报》和《小说大观》上的有些作品，对幼年的丁玲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她不仅从中吸收了丰富的文化营养，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还培育了解放意识、坚毅的性格、奋斗的勇气和积极向上的优秀品性。丁玲的母亲对辛亥革命的女烈士秋瑾十分地敬佩，常常给丁玲讲这位巾帼英豪的动人事迹，她听后不止一次地向母亲表示决心：“我不做绣花枕头，我要做一个有学问、有出息的人。”

丁玲的母亲在常德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妇女领袖的向警予，她那时还只是一个15岁的少女，与蒋慕唐小得多，但却非常老成，见多识广。她们与最要好的共七个同学结拜为姐妹。向警予在家排行第九，丁玲称她为“九姨”；她给同学们经常介绍国内外大事，宣读《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革命书籍。她非常喜欢小丁玲，常常给她送糖果点心，还给她讲有趣的故事。“九姨”亲切地、动情地对丁玲说：“你妈妈是一位非凡的女性，是一个有理想、有能力的人，你父亲死后，她非常困苦。只是为条件所限，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8]在丁玲的心目中，“九姨”向警予“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女性，是女性的楷模。”晚年她回忆这位女革命家说：“她对我一生的作人，对我的人生观，总是从心底里产生作用。我常常要想到她，愿意以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女性为榜样而坚定自己的意志。我是崇敬她的，永远永远。”[9]革命的奋斗精神、共产主义理想的种子，就是这样潜移默化、日久天长地播撒到丁玲青幼年的心坎上。

湖南“马日事变”以后，国民党当局不再让丁玲母亲出来做事，兵荒马乱中，全靠丁玲寄去的一点稿费和朋友接济糊口。从丈夫去世丁玲成为“伶仃孤女”，到“风云突变”前的1953年5月4日余曼贞在北京病逝，她与儿女一起分担和经受着各种各样的风云变幻、酸甜苦辣。她照料、教育、陪伴女儿度过半个多世纪；每当丁玲遭遇最困难的时刻，总是母亲相随、相伴、相慰在身边。母女两代人的接力棒传递下来，丁玲继承的是包括母亲在内的老一辈先进女性的优秀传统和高尚的人格品性。美籍华人丁淑芳在她的《丁玲和她的母亲——人文心理学研究》一书中写道：“对丁玲与其母亲来说，家与国之间并没有利害关系的冲突。救国思想已被五四运动唤醒，而日本侵略进一步激起情感波澜。因此在家与国之间相对容易变换为母——女/国——民互相依存和为更大的利益自我牺牲这两种思想。曼贞热情爱国比女儿先行一步。因此丁玲以后献身于国家也同样可以被看做是在完成母亲的愿望。”“母——女/国——民”的相连相依，概括了丁玲精神的源头和孕育。

1982年10月26日傍晚，年近耄耋的丁玲在离开临澧老家60年后，回到了故乡。面对父老乡亲，她激动地诉说：“60年前，我怀着对封建家族的不满和嫌弃，离开了风光秀丽的临澧，辞别了生我养我的临澧人民。去到长沙，去到上海，去到北京，寻找人生的道路，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60年后，当我78岁，满头银发的时候，我回到了临澧，回到了你们身边。我发现，经过辛亥革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经过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整顿改革，临澧的面貌已经大大改变了，变得我不认识她了！古老的、封建的、苦难的、旧的临澧已经不再存在了！我满怀兴奋，喜悦，欢呼这些崭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我感激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缅怀为夺取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我也敬重那更多的年轻的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呕心沥血的战士们！”常德孕育了丁玲，丁玲彰扬了常德。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大力弘扬丁玲精神，就会进一步深化常德优秀文化传统和品性，推进“湖湘文化”、“武陵文化”、“善德文化”、“桃源文化”等等优秀传统的充实、丰富和发展，并走向全中国、全世界，建设二十一世纪常德的新面貌、新姿态、新容颜。

常德：丁玲精神的传承中心

1986年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和丁玲研究会相继成立，我和陈明老多次在何洛家中开会并熟识，主要是讨论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的工作，丁玲研究会的工作我那时没有过问，但在北京举办的一些重大活动我几乎都参加。如1992年4月8日，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丁玲书库”揭幕仪式和《丁玲创作生平展览》， 2000年8月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关于丁玲历史问题的结论”座谈会》，2001年3月23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的“丁玲杂文研讨会”，2006年3月4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丁玲同志逝世20周年追思会，2016年3月2日“纪念丁玲同志逝世30周年座谈会”，2017年7月5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的“蒋祖林新著《丁玲传》研讨会”，2019年5月24日陈明告别会等。我还多次应陈明老的约请，到木樨地他和丁玲的住所，去取关于丁玲研究的稿件，以便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上发表。每次参加活动，每次到他们家中，我总觉得丁玲同志似乎还和我们在一起，她仍活在我们的身边。同时，每一次出门前，我也总是怀着一颗热乎乎的心情，去学习丁玲精神、领会丁玲精神、重温丁玲精神。

2004年10月10日我和老伴一起赶往北京西客站，乘坐火车前往长沙再转赴临澧参加纪念丁玲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到达金穂宾馆后，会议工作人员便发给每人一个资料袋。我的老伴迫不急待地打开，发现里面有一份当天的《临澧日报》，头版社论的标题就是《丁玲精神  世纪长存》，她高兴地对我说：“这个标题和我们带来的发言稿题目完全一样啊！真是巧合！”我接过一看，也喜出望外地接着说：“真是如磁石铁，不谋而合啊！我们来到丁玲的家乡的第一刻，就深深感受丁玲精神的魅力了！”

接连几天，我俩参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盛大的活动，除在临澧丁玲大剧院召开的纪念大会、文艺晚会和丁玲生平陈列展览，还一起到市中心总占地面积20400平方米规模宏大的丁玲广场，一起站在高高耸立的丁玲塑像前，向她深深地三鞠躬，缅怀她的丰功伟绩，学习她的优秀品德。在出席第九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没有按照带去的论文《丁玲精神  世纪长存——纪念丁玲百年诞辰》照本宣科、一字一读，而只是简要论述了丁玲精神的四个重要方面，并建议今后以丁玲的家乡为中心，学习丁玲精神、维护丁玲精神，传播丁玲精神，弘扬丁玲精神。丁玲研究会会长张炯和副会长郑伯农都对我的发言表示肯定，认为这是研究会今后的重要课题。

这里，我简单地回顾一下关于最早提出“丁玲精神”的情况。2001年3月23日，时值丁玲逝世15周年，中国丁玲研究会与《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在北京联合召开“丁玲杂文研讨会”，会议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旧址恭王府内的葆光室举行。主持这次研讨会的是时任中国丁玲研究会主席的张炯，因为那天上午我还有一个活动要参加，因此他在郑伯农传达完刘白羽对这次会议表示祝贺的电话后，便指定我第一个发言。我首先简短地讲了自己对丁玲同志及其杂文的印象、认识和感想后，便重点地谈到自己关于“丁玲精神”最初的概括的一些看法。

我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我觉得丁玲同志是我们延安精神的一个代表，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发扬、弘扬、继承丁玲精神。丁玲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一部分。”接着又说：“我觉得今天尤其应当提倡丁玲精神，要响亮地宣传、弘扬、推进丁玲精神。我不是丁玲研究会的会员，但建议丁玲研究会应当首先带头提倡丁玲精神，用丁玲精神研究丁玲，用丁玲精神研究革命文艺。”除了延安精神，我还谈到丁玲“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巾帼英雄的代表，是中华民族优秀妇女的代表。” “丁玲同志是我们中华女性的优秀代表，正如毛主席当年称赞她那样：“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足以证明她是巾帼英雄。既能文，又能武。我认为她是超过古代花木兰的现代革命的花木兰。延安有座百花山，百花山下出了个花木兰；丁玲也是从延安出来，她是新时代革命花木兰的代表。” 同时还提到“丁玲同志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我所崇拜的党的优秀儿女，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她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随后，到会的不少专家学者在发言中都谈到“丁玲精神”。例如，《人民文学》主编程树榛说：“我希望今后丁玲研究会要更明确提出：丁玲精神确实是应该在我们作家当中提倡的。特别是现在更是应该提倡丁玲精神，因为我们的作家是人民的代言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能辜负这个称号，要像丁玲同志那样做人作文。”又如，著名文艺评论家、《丁玲评传》（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的作者杨桂欣在发言中认为：研究丁玲最根本的一点是应该用丁玲精神研究丁玲。“什么是丁玲精神呢？我一时还概括不好。”“我以为‘坚定的永远的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飞蛾投火，非死不止’，就是丁玲精神。研究丁玲，就要学习她的为人，学习她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余飘在会上表示：“刚才涂武生同志讲提倡丁玲精神，我很赞成。有鲁迅精神、雷锋精神，也应该有丁玲精神。丁玲精神的确是很有特色的。”《中流》杂志社常务副社长兼常务副主编孙瑞林认为：“今天听了这么多老同志发言，我很受启发。我想说的就是丁玲精神和丁玲作品的现实意义。丁玲老大姐逝世十五年了，仍仿若活在我们中间，我们都怀念她。这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深入发展，需要丁玲大姐，需要丁玲精神。”

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会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郑伯农最后发表讲话说：“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教育。感到的确是丁玲精神在感染我们、鼓舞着我们。今天我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个是许多同志都谈到丁玲精神。我认为丁玲精神需要发扬、需要研究。大家引了瞿秋白的话：‘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飞蛾扑火就是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为党的事业献身。我们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丁玲的骨头也是很硬的。”“丁玲精神就是追求真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实现为民族的解放不懈地奋斗，为民族的富强不懈地奋斗。在这一点上，她的确没变，不改初衷，当然还有实事求是的精神，等等。”“关于丁玲精神，是大家的共识。不仅在文艺战线，在更大范围内，都需要学习、发扬丁玲精神。”张炯在会议结束前总结说：“今天的座谈会开得很成功，内容很丰富，信息量也很丰富。通过互相交流，增进了大家对丁玲同志的人格、她的文学成就以及她的历史地位的认识，也进一步促进我们今后更好地研究丁玲，发扬丁玲精神。”他俩会后都对我传达了这次会议发言的概况，并且强调我们要用丁玲精神去学习丁玲、认识丁玲、研究丁玲，大力弘扬丁玲精神，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这次会议的发言情况，经过丁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涂绍钧根据录音整理成文，以《研究丁玲杂文  学习丁玲精神》为题，发表在《丁玲研究通讯》2001年5月号和《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刊物上，这大概是我国媒体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和研讨“丁玲精神”的文字报道。

时光流逝，岁月如流。十年后的2014年的10月，在丁玲诞辰110周年之际，我和老伴再次从北京来到常德，出席中国丁玲研究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二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离京前，黎辛老给我打电话，询问我乘坐哪趟火车前往长沙比较方便，票比较好买。我告诉他，坐飞机比较快捷方便，而且买打折票比乘火车还便宜，这次我们准备乘飞机前往长沙。10月11日一大早我俩赶到北京国际机场，果然遇见黎辛老夫妇，我们同乘一次航班前往长沙，途中只花了3个多小时。但出站后转乘中巴奔赴常德柳叶湖的共和大酒店，却费了4个多小时，原来这里在修路，车速很慢。

第二天早饭后，在酒店的天和厅举行“丁玲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会后即集体乘车前往市中心的丁玲公园和丁玲纪念馆参观。这座新建的丁玲公园，位于常德市武陵区，总面积约448亩，这一年7月10日才全部建成开放。它的中心有一湖，名冰之湖，绕湖共有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个景区，西南区即为丁玲公园和丁玲纪念馆，纪念馆旁侧便是丁玲墓。在我们离京的那天，刚刚在这里举行了丁玲骨灰安放仪式，常德市委、市政府派专人来北京，同丁玲家属一道，从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将丁玲的骨灰移出安葬于新建的墓穴。

我们一行人进入丁玲公园，立即为广场正中的一座约5米高的“武将军，文小姐”塑像所吸引；她高高地站立在园中的山坡顶上，身披戎装，面向南边公园入口，英姿飒爽、光彩四射。园中共有四座丁玲雕像，少女时代形象的雕像位于纪念馆院内入口处，中年时代的塑像立在纪念馆正厅，而老年时代形象的座像则立在她的墓前。丁玲研究会副会长涂绍钧自始至终带领我们参观这座纪念馆内的各个展厅，从“飞蛾扑火”、“鲁迅旗帜下的斗士”、“纤笔一支谁与似”，到“为了新中国文艺的繁荣”、“春蚕到死丝不断”，丁玲伟大的传奇式的一生，活灵活现地展示在我们眼前。一幅幅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照片，再现了这位巾帼英豪近一个世纪的丰功伟绩、卓越贡献；一件件遗物铭刻着这位优秀中华儿女和“对党对革命忠实的、有贡献的共产党员”的忠心耿耿、无怨无悔；一部部著作倾诉着这位杰出的先进的革命作家“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的创作都体现了党所领导的文学发展方向。”

我和老伴在丁玲公园和纪念馆转了好几圈，恋恋不舍离去。我们和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访问者一起合影，大家一致的感触是丁玲还活着，她没有离开人间。我的老伴忽然对我诉说：我们好像又到了丁玲在北京木樨地的家中呢！一句话提醒我，前几年每次去木樨地的那座“部长楼”见陈明，都看到屋里堆放着大捆小捆的包，他说：这些都是丁玲的遗物，将运往她的家乡纪念馆永久保存。如今，丁玲已经叶落归根，在这里安家落户、安息了。这座公园和纪念馆，形象、集中地展示了丁玲精神的方方面面，是丁玲精神生动的、全面的宣传、传播、弘扬、学习和研究中心。我不是诗人，却感慨系之，随口赞叹：“巾帼女豪生常德，热血沸腾文小姐。武陵善德武将军，丁玲精神世代热！”

第二天，举行第十二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后，进行分组讨论，我和老伴分在第二组，我们的发言稿题目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四论“丁玲精神”》。因为会议规定每人发言限定十分钟，我们便只谈撰写“四论”的原由和要点。从十年前纪念丁玲诞辰100周年写《丁玲精神  世纪长存》，到2007年在上海举办“第十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因北京临时有其它活动故未能前往），提交《新女性的巾帼精神——再论“丁论精神”》，再到 2009年年底，我和老伴又前往厦门及泉州，出席第十一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带去了《“思来又想去，还是延水甜”——三论“丁玲精神”的发言稿，认为“延安精神在丁玲身上凝聚和维系了终生，丁玲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显著代表。”十年间我们都在学习和探讨“丁玲精神”，她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深远，使我们终身受益。

关于“四论丁玲精神”，我们的学习体会是深深感到丁玲不仅仅是全球知名的伟大作家，还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集中体现的佼佼者。她出生于善德之乡，以德为本，以德为先，毕生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光明正大、公义炳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博大精深、涉及方方面面，而在丁玲的整个生涯和创作中，尤其突出地表现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等可歌可泣的精神。我们虽然在常德的时间不长，可时时能感受到丁玲精神的感染力、原动力、号召力，处处感受到洋溢着丁玲精神的魅力和张力。

常德：丁玲精神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永久基地

从常德回到北京，我们开始准备撰写《丁玲精神是人类共同理想的追求和写照——五论丁玲精神》。因为照我们看来，丁玲精神不仅是巾帼精神的完美体现，不单是延安精神的代表，也不局限于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更重要的它还是人类共同理想的追求和写照。丁玲精神的这个重点和中心，突出地表现在她始终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情怀中，体现着她毕生各个时期坚守的“开放意识”、“国际情愫”、“全球视野”和“科学理想”之中。

从1932年由美国记者乔治·肯尼迪在上海主编《中国论坛》上翻译和发表丁玲的《某夜》开始，她的创作即不断地在国外被介绍、翻译和出版。根据目前不完全的统计，丁玲的作品已译为英、俄、日、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德国、丹麦、朝鲜、巴西、法国等二十余种文字。中国丁玲研究会主办的历次会议，均有来自国外和境外的嘉宾出席，其中包括来自美国、法国、日本、新加坡、韩国、菲律宾、泰国以及港澳台地区的代表。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丁玲出国访问苏联、东欧，到八十年代复出后她应邀前往美国、加拿大、法国和澳大利亚，到处都受到国际友好人士的关注、期盼和赞赏。尤其是当她晚年的复出和重新走向世界，闪耀着新旧世纪交替的光辉，锻造和熔炼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融合和统一的品质，标志着“丁玲精神”的延伸和拓展，表明这种独具巾帼特色品性的永恒生命力和无限的超时空性。

我们欣喜地看到，关于“丁玲精神”的百度搜索已有约11万多个相关结果，其中百度学术相关论文已达1288篇。常德、临澧和全国各地有关丁玲的故居、纪念馆、丁玲文学创作基地、丁玲研究中心等等，都成为当地的新的地标、爱囯主义教育基地。无论北京、上海、河北、东北以及其他地区，几乎每年都有规模或大或小的纪念活动或学术研讨会、座谈会举办。

丁玲用她的一生，她全部的作品和言行举止，为后代留下了永具魅力的宝贵精神财富。常德市丁玲纪念馆自2019年开馆以来，共接待来自国内外各地的观众几十万人次。每年都有不少机关、团体、学校、单位在这里举办各种有关“丁玲精神”的党日、团日、队日、党性教育等等活动。例如，我在媒体上看到的报道便有《红五月 丁玲精神正弘扬》《感悟丁玲精神 争做新时代青年》《牢记初心使命 弘扬丁玲精神》《学习丁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讲述红色故事，弘扬丁玲精神》等等。

1985年5月13日，丁玲离开澳大利亚前一天，在墨尔本下榻的旅馆同澳中理事会创办人、澳大利亚儿童博物馆馆长费女士、《国家周报》女记者等座谈。费女士致辞说：您是活的历史、传奇式人物，一个史学家能与您一起座谈，实在难得。丁玲则回答说：“我很简单，地道的中国货。听起来很复杂，不是我，而是时代、革命复杂，我是这时代的产物。既然生在这时代，就受这时代的管，逃也逃不脱，得生活或战斗下去。像我这样的人多得很，我无非是很多人中一员。”

丁玲精神是具有鲜明普遍性、典型性和个性的，同时在一定的意义和程度上表现出某些乡土因素；它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与常德先进文化传统相联系。这种精神的孕育、塑造、形成和完善，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渐进过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现当代著名女作家、革命家和活动家，丁玲用她的一生，她全部的作品和言行举止，为后代留下了永具魅力的宝贵精神财富。丁玲精神中的巾帼精神、延安精神、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融合和统一的品质，是一脉相承、多方面紧密联系的，这是常德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新的理想追求和改造现实社会中谱写、形成和完善的，同时也是这些优秀文化的升华和质的飞跃。

丁玲这位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著名湘籍女作家曾经说过：“我的根子不是扎在小小的故土，而是扎在祖国的大地。但现在却因为这块可爱的故土，使我有了一种新的温情，这大概就是所谓故乡情了吧。”丁玲属于湘西的故乡、故土，更属于炎黄子孙的广袤大地，还属于新世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全球化的未来！

 “丁玲精神”是二十世纪在华夏文明土壤中形成的有代表性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新女性精神和延安精神的延承和表现；同时，它又是二十一世纪全人类共同愿景和珍重的、丰富的精神遗产，是代代相传和弘扬光大的优秀品质和人格风范。她必将在人类二十一世纪的延伸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充实、丰富，弘扬光大，为一代又一代人传承、延续和发展。

丁玲精神不仅仅是单个人的个体精神，它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人类先进的群体精神，是新的全球化时代造就出这种伟大而崇高的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100年间培育出千千万万像丁玲这样热爱党、拥护党、全心全意跟着党走的优秀儿女，不忘革命初衷，勇敢地、奋不顾身地进行一个接一个“万里长征”，我们才有今天的成就，今天的幸福，今天的辉煌。丁玲精神和巾帼精神、延安精神、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国际主义的科学的理想精神是一脉相承、多方面紧密联系的，是在二十世纪新的理想追求和现实社会中的谱写、完成和升华的；同时，也是人类在新世纪中的寄托、延续和憧憬。

丁玲精神的本质、内涵、意义和价值涉方方面面，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是在不断地变化和突进，需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现在我已进入“米寿+”的岁月，时间、精力、体力、脑力等等都很有限，“心有余而力不及”，只能将这项神圣的使命，转托和寄希望于二十一世纪的下一代、下下一代的有识、有为之士。当然，我们在有限的余年，尽力而为，力所能及，还要继续努力，不断地学习、研究、丰富和充实丁玲精神。

常德是丁玲精神的基因库，常德是孕育丁玲精神的发源地，常德是丁玲精神传承的中心，常德是丁玲精神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永久基地。

丁玲精神走出了常德，丁玲精神走出了湖湘，丁玲精神走出了华夏，她必将播撒全球，走向未来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全人类解放的共同新乐园、新世界！

我们相信，常德将以丁玲中心为主要基地和大本营，开展更多样、更丰富的活动，宣传、播撒、弘扬丁玲精神，使她在人类的新世纪中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注  释：

[1] 蒋祖林：《丁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2] 《丁玲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63页。

[3] 丁玲：《母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4] 蒋祖林：《丁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5] 《丁玲文集》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6] 蒋祖林：《丁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7] 《丁玲文集》，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198页。

[8] 《丁玲和她的母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9] 涂绍钧：《走近丁玲》，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