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

——怀念黎辛

李向东  

大约是2002年，一家出版社编辑约王增如写《丁玲在一九五七年》，这是一个头绪繁多的大工程，采访和写作的工作量都很大。那时王增如忙于《作家文摘》，而我因病提前退休，主要的采访工作便由我来做。我们拟出一个采访名单，列在首位的就是黎辛，因为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当过党总支书记，直接参与处理过“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案，并且发表了《丁玲和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和《丁玲，我的第一个上司》等好几篇重头文章。从那时起，我与黎辛老人开始有了密切的交往，我逐渐了解了他的经历。

1942年初，刚从延安鲁艺文学系毕业的黎辛调去《解放日报》，在文艺栏主编丁玲的手下工作。他后来在回忆文章里称丁玲是“我的第一个上司”。黎辛回忆说，1942年2月，他去给丁玲送毛主席《反对党八股》报告的票子，丁玲留他吃午餐，是烤馍片、香肠和小米粥。饭后丁玲说，咱们快走，去晚了没地方坐。走到杨家岭沟口碰到李伯钊，丁玲跟李伯钊说起林彪与叶群谈婚，大声而随便。黎辛的文章里常有细节描述，这是他的一个写作特点。

1955年秋天，黎辛从中宣部文艺处调去中国作家协会任党总支书记，并一直参加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案的定性和查对工作。他和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等，因为在查对工作中实事求是、秉持公道，1958年被划为“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黎辛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行政11级降为16级。1978年12月，经中央常委批准，这一错案得以彻底改正。

黎辛家离我家很近，五分钟就走到了。他很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把他亲历亲闻的事情，一件件尽可能详细地讲给我听。为了增加我的感性认知，2003年春天，黎辛领着我去看1950年代中国作协的两处办公地点。那年他已经83岁，但身体尚好，喜欢跑路。我们先去了东总布胡同22号。兴冲冲赶到那里，门牌已经改换为53号，两扇新油漆的朱红大门紧闭，旁边挂了两块牌子，一块写着“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另一块是“非开放单位谢绝参观”。进不去大院，黎辛就隔着高高的院墙，让我看里面那座小楼的尖脊飞檐和琉璃瓦大屋顶，告诉我当年院子里的布局，后来还给我画了一张很详细的平面图。

然后我们去王府井大街看当年的文联大楼，如今是商务印书馆。我事先请好友卢新宁找了个内线，把我们接进去。黎辛一边走一边讲，先领我看了1957年开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党组扩大会的大厅，已经面目全非。上了三楼，走进西南角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黎辛说这就是当年作协的小会议室，还给我讲了一件事。1956年夏天，丁玲来作协办事，在这间小会议室的沙发上坐着。周扬从外面进来，看见丁玲，就向她走去，伸出手来说：“你好！”丁玲不理睬他，起身就向室外走去。黎辛告诉我，那天丁玲坐在哪里，刘白羽坐在哪里，周扬进来后又坐在哪里。那间屋子的隔壁，当年是作协秘书长郭小川的办公室。

从大楼里出来，已经是中午。首都剧场旁边有家上海餐厅，我请黎辛吃午饭。他很高兴，拿起菜单点菜，他是美食家。那时美国正在攻打伊拉克，电视机的午间新闻里正在播出战争的进展。黎辛很关注，在饭桌上给我讲局势，预测战争发展趋势，并且设计战斗方案，说：“我要是萨达姆，我就这么打……准赢！”他不论讲什么都充满自信，脸上永远是一本正经的表情。

他说话不紧不慢，思路清晰，场面感很强。有一次，我和黎辛、陈明同乘一辆汽车，我问黎辛：“有些事情，你说的跟别人说的不完全一样，到底谁说的准？”他一字一顿答道：“我的准，我是天下第一准！”陈明没有吱声。

2004年10月，在湖南临澧参加完纪念丁玲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黎辛约我去武夷山参加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年会，他是常务理事。我想游武夷山，就交了会务费，跟随他和黄懿芬老两口去了。开完会，他们要去杭州的中国作协创作之家度假，我要从杭州转车回北京，我们同路。出了杭州火车站，我打车把他们送到灵隐寺的创作之家。稍事休息，黎辛说要出去走走。我说，解放路有个很大的新华书店，我领你们去吧！黎辛爱逛书店，常约着我去买书。从书店出来，我请他们去吃了有名的张生记饭馆。老两口对那天的菜品很满意。

过了半个月，黎辛给我打电话，说从杭州回来了，约我下楼，“老地方见”。我们俩在小区里有个固定的会面地点。我下去时，他正跟一位体态臃肿、行动迟缓的老人说话。等那位老人慢慢走远，我问那是谁。“陆梅林，文艺研究院马文所所长，年岁没我大，身体没我好！”他一字一顿地告诉我，然后让我看他穿的新衣服：“怎么样，你看好不好，在杭州买的，特便宜。你猜多少钱？原价一千五百块，打折，二百八十块就卖给我！”他翻出衣服上的价签给我看，十分得意。以后他又向我展示过好几次类似的“便宜货”。

黎辛的家乡河南汝州有个很大的工人疗养院，那里有温泉。他到处宣传说：“汝州的温泉是中国第一好，世界第二好。”能治疗多种疾病。有一年春天，我跟着黎辛去了，还有文艺研究院的话剧史专家田本相老师、他的学生宋宝珍，还有文化艺术出版社原社长黄克和他的姐姐。黄克是京剧艺术家黄桂秋的儿子，对戏曲很有研究。疗养院的伙食不大好，黎辛和老伴出面，去找院方商量如何提高标准。他还找了熟人，领我们参观了汝窑的烧制工艺和汝瓷精品。过了一年，他又告诉我一个信息：“汝州发现了一个大峡谷，中国第一好，世界第二好。世界第一好的大峡谷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我将信将疑，他却是毋庸置疑。他总愿意把他所知晓的信息和资源优势，与大家分享，让更多的人受益。

黎辛性情和善，乐于助人，跟穆青、赵凡等河南的老同学、鲁艺的老战友多年保持密切联系。王增如有一阵身体不好，黎辛见了面总要问我：“王增如身体怎么样？好一点没有？”并送来天麻，要她煮水喝。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我问他有什么经验？他说：“就是两条，第一条，吃灵芝，第二条，吃天麻。煮水喝，能长生不老。但是养殖的不行，一定要野生的。”

2007年8月，在上海开完丁玲研讨会，坐火车回北京。在包厢里聊天时，黎辛说那天是他的生日，王中忱、王增如都很意外，也很惊喜，让我赶紧去餐车订了一碗长寿面。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很大一碗。上车前主办会议的同济大学宣传部黄昌勇刚请我们吃过饭，我跟黎辛说，能吃多少吃多少，别撑着。他有滋有味地把一碗面吃完，不紧不慢地告诉我：“一会儿火车到了南京，咱们下车去买盐水鸭，南京的盐水鸭最有名。”我说，这趟车南京不停，停无锡。他说：“那我们就去买无锡排骨！就是有点甜，不知道你爱吃不爱吃。”他的胃口总是很好，这也是身体好的原因之一。

黎辛晚年笔耕不辍，写了大量文章，有几十万字，大都是他亲历亲闻的事情，凭记忆，再查一些资料。所以他要备一些工具书，都是成套地买。他没有亲生儿女，买书很舍得花钱。他买过整套的延安《解放日报》影印本，后来赠送给延安革命新闻纪念馆。他也经常打电话，要我帮他买书或查资料。有时见到好文章，他会复印多份，送给有关人员，甚至整本的书复印了送人。有时他会打电话给我：“有一篇××文章写得好，我给你一份。”我说，你给过我了。

他的眼睛有黄斑病变，视力一年不如一年。他告诉我：“世界上只有德国有种药能治这个病，一万块钱一针，我打过，没有什么效果。”他在路上迎面走来，如果我不打招呼，他就目不斜视地走过去。我转到他身后，一下抓住他的胳膊。他回过身来，认出是我：“唔，你从哪里过来？”他的事情都是自己办理，去邮局寄信寄稿子，去银行取款，去预售处买火车票，去打印社打字复印。我担心他的安全，问他能看清马路上的红绿灯吗？“看不清楚。”那你怎么过马路？“我就跟随大流，别人走，我也走，他们停下，我也停下。”我有时帮他做点事情，他总要一再感谢。黎辛特别自觉，懂得人情世故，不愿给别人添麻烦。

他看书写字越来越困难，买了好几个放大镜。他凭感觉写字，笔画弯弯曲曲连在一起。打字社说认不出，我就帮他打字。我说，你眼睛不好，就别写了。“那我干什么？我除了写稿子没有别的事情干！”他依旧一篇一篇写，不讲究结构，不斟酌措辞，想到哪写到哪，朴实直白，有时很拉杂，有时反而更生动。他不仅写文艺界的事，后来跟博古的儿子有交往，参与编辑了一本博古的书。

他乐于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只要邀请，他一定到会，一定发言。2014年10月在常德开丁玲学术研讨会，他已经94岁。我劝他不要去，陈明最后一次参加丁玲研讨会是90岁。他说：我比陈明的身体好，我能去，而且乘坐飞机。他在会上发完言，意犹未尽，又来找我：“你跟主持会议的说说，能不能让我再说几句，我还有话没说完。”他那时讲话有点重复、啰嗦。我说：“你要是保证在10分钟之内，我就去帮你说。”他说：“我保证不超过10分钟。”那是他最后一次在丁玲研究会上发言。黎辛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他认为在世的老延安里面，有些事情只有他能说得清，他要把真实的历史讲给大家，留存下来。

大概是2016年，黎辛住入广安门中医院的高干病房，请了一个男护工照顾。他仍然要写，手头没有书，给我打电话的次数更多了。通常是护工把电话拨通，他开门见山说明要查的资料，然后说：“我耳朵听不清，你跟我的护工说吧。”再后来，他的记性越来越不好，问的问题越来越简单，如“刘白羽是什么时间去世的？”“穆青是什么时间去世的？”“丁玲是哪年哪月哪日去世的？”“第二外国语学院地址是哪里？”“菡子的简历”等等。我猜，他是想要写一些怀念文章。我把这些信息用手机短信回复给护工，护工是我跟黎辛联系的中介。他的主要毛病在胃，入院后只能吃粥和面条，有一次护工在电话中告诉我：“黎老体重增加了五斤。”我觉得不可思议。

黎辛还有一件最大的心事，就是他的文集。2014年前后，黎辛高兴地告诉我：“我要麻烦你个事情，河南人民出版社要给我出文集，五本，我有些稿子找不到了，你帮我找找。”

“是自费出书吗？”我觉得这事有些蹊跷。

“有个老板给我出钱，他都包了！”

稿子找齐了，复印后寄给出版社。黎辛还想把没写完的文章加进去，加班加点，每写完一篇就交给我打字，赶出来的稿子质量明显下降，车轱辘话很多。过了一年多，他说清样寄来了，每天拿个放大镜看。后来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2017年夏天我和王增如、涂绍钧去广安门中医院探望他时，五大包黎辛文集的稿子仍然放在他的病房里。老人的脑子也有点糊涂了。

黎辛是高级干部，但没有一点官架子，从不以年岁大、资历老摆谱自居。他跟我父亲同岁，有时我帮他做了事情，半开玩笑地说：“我对我父亲都没这么好！”在我心中，他是一个可亲可敬的老人。

（作者系中国丁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轻工报》原总编辑，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