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关于丁玲底作品的札记》发微

                                                                                   刘卫国  

       胡风在1930年代前后曾写过一篇关于丁玲小说集《在黑暗中》的读后感，但未成篇，后来也未发表。后来，胡风女儿张晓风女士收集了胡风的一些未刊稿，在《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3期上以《胡风未刊稿一束》为名发表，这“一束”的第一部分就是胡风的这篇《关于丁玲底作品的札记》。文末注释说：梅志《胡风传》中曾提道：‘他在20年代就读了丁玲的小说，那时想写篇读后感式的文章，连要点都写好了，后来搁下了。’本篇底稿从所用稿纸（上海正午书局精制）及文风上看，应该就是当时所写的这篇‘要点’，写作年代应是在1930年前后。现依底稿原文抄录。
       胡风这篇札记面世以后，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这篇札记是胡风唯一的一篇评论丁玲作品的文章，弥足珍贵，而这篇札记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以“事后诸葛亮”的立场看，也许可以解释丁玲与胡风生平中的某些现象，因此值得探究。笔者撰写此文，试图探索此文原委，并阐发其微妙之处。[1]
 
                                                                        一
 
       丁玲的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10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小说中收录的四篇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皆曾在《小说月报》头条位置刊载。连续在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并很快出版小说集，使丁玲蜚声文坛。丁玲的出现，“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2]胡风也被丁玲的天才震惊，在1930年前后，写下了关于《在黑暗中》的阅读札记。
       这篇札记逐一评论了这本小说集中的四篇作品，因为字数不多，这里先全文转引如下。
 
    《梦珂》
       主人公由破落了的农村地主社会走到黑暗的学校，由学校再走到虚伪的资产（或小资产）阶级社会，再从这社会走到丑恶的流氓社会。这些现实生活在作者纤细的神经上起了强烈的振动。和现代一切只在恋爱本身的幻变上织故事的女作家不同，作者底女主人公是被现实社会的冷浪由“一枝兰花”炼成一个隐忍力“更加强烈更加伟大”的能对生活不败的人了。这表示了作者向现实社会走的最初的姿势。——和一切作恋爱故事的女作家不同，这里只有各种黑暗势力对于一个女子的影响，绝对嗅不出一点人生变幻无常、恋爱多苦难的气息。当然，封建势力的重担在这里没有看到。作者底神经是非常纤细的，只是由对于现实生活的感受而生变化，绝对没有使她底人物成为一个表现哲学的工具，如冰心等作者。四十九页关于恋爱的谈话，可更证实了她对现实的正视。因了她这纤细的神经，作为“decadent”生活之基素的官能享乐生活，对于自己底美的陶醉和物质生活的变态，也相当强烈地表现了。这不仅是为了对照，应该当作作者初期生活里固有的一面之反映。
       苏菲亚事件虽然不占多篇篇幅，但在地位上非常重要。不仅正面地表示了作者在那风花雪月的时代已经眼睛向着了这一面，还表明了作者不能接近的原因。她是用感觉去接近的。那粗糙（本来粗糙的生活又被作者夸张了一点）的生活不但骇坏了作者底用柔软的心来拥抱人的人物，而且骇坏了用纤细的神经来看（享受、观照）世界的她自己。所以，梦珂逃出了姑母家以后，只想到回家和慈善事业一类的事（59页）。结果是她跟了她底“幻想”走，宁可为了幻想使她底人物底柔软的心曲受蹂躏、侮辱。
       ——珂底柔软的心一般是封建社会的爱所养成，到了“文明”社会（姑母家），物质的官能享乐一方面助成了她，一方面那颓废的虚伪的一面破碎了她，使她人格上起了可怜的分裂，她敌不过当前的生活，放弃了从前的自己。
       ——写此文时，作者“消沉的”住在北京，所以写是因为寂寞。
       梦珂虽然实际上惨败了，但作者并不承认，说她“更加伟大”。说明了作者当时的“消沉”和“不能说是灰心”，说明了以后的路径。
 
    《莎菲女士的日记》
       对于凡俗不洁的社会——生活的厌恶，对于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美”——理想的追求。真实的个人主义精神底表现。但在被限定了的五四高潮后的是中国社会，这追求不能成为一个明确的社会实践态度，没有“出路”，因而把问题移到了人生无常和生命短促（姐姐底死和自己底病）等主观方面来了。这作品是民主革命失败后的最悲痛的呼喊，她是抱着向光明的飞跃的心对着污秽的现实人生痛哭了的。
有人说这作品是写五四解放后对于肉的追求，这完全是对作者的侮辱。我想，这里面没有一丝一毫肉的追求。
       她以为，梦珂由惨败里得到了胜利，莎菲在胜利中惨败了。但我以为，这是很难说的。梦珂底胜利不过是建筑在苍蝇蛆虫的上面，她并没有反抗的一念，她所静待的成功不过是表明作者对人生的憧憬而已。而莎菲，虽然败到倒到污泥里了，但并不屈服，她宁愿把生命当作“玩品”“浪费”，宁可到“无人认识的地方”，甚至“怜惜自己”，这里表明了她一直保持着对人生的厌恶。这表示了她（作者）更肉搏近了现实，表现了她在丑恶的现实里无论如何要坚持着爱人生的心（虽然是消极的），双足滴血。
       莎菲，在社会实践上，是一名废兵，但在人生行程上，是一个殉难的节士。这矛盾，说明了作者当时社会的沉滞和她底生活，也说明了她后来的何以能够那样地前进。
 
    《暑假中》
       中间层女性在沉滞社会中的生活之无出路。当然，作者在这里面是想说明婚姻对生活的重要的，但她底笔却使她把沉滞社会中的女性的生活写得非常有力。一方面，对于凡庸生活的厌恶，一方面，虽然晓得她们“缺少着一种更大的更能使她感【到】生命的力”，却没有一个人有明确的路。因之，对于地主阶级生活强烈的眷恋（嘉瑛），对于结婚生活的观念式的评价（德珍的幸福和承淑的懊悔与志清的情绪），表明了作者认识上的限度。这小说，一方面说出了凡庸与不耐，一方面依然流露出了作者纤细的柔美的神经。
 
    《阿毛姑娘》
       这个阶级社会里可怜的女性底悲剧。那原因是在经济制度，作者底意图是明白的。但她并没有想从这里面去创造她底人物。她只是注重人物性格随环境的变幻而生的变化。而且，只注重心理的描写和纤细的感觉的表现上，反而把这一本质上的关系掩住了，使故事带着有命运气息的悲剧空气。作者在这里面所吐露的无智的或者反而有福以及阿毛所羡慕的能干女人也过着很苦的生活（这不是拿来说能干女人无出路之所以而是拿来说明阿毛的奢望是“错”），和阿毛对于童年故乡回顾上，都表明了作者在“消沉”空气里认识上的限界。
 
       在1930年前后，有批评家评论过《在黑暗中》，他们是钱杏邨[3]、张运池[4]、管栋材[5]和毅真[6]。他们在评论这本小说集时，一般先介绍故事情节，再抒发自己感想，先评论思想内容，再分析艺术特色。胡风的这篇札记将情节介绍与感想抒发、思想分析与艺术分析融为一体，这种写法显然更为老到。
       不难发现，胡风在札记中还表现出了很强的概括能力，如将《梦珂》的情节主线概括为“主人公由破落了的农村地主社会走到黑暗的学校，由学校再走到虚伪的资产（或小资产）阶级社会，再从这社会走到丑恶的流氓社会”，就显得非常清晰。又这样概括《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主题：“对于凡俗不洁的社会——生活的厌恶，对于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美’——理想的追求。真实的个人主义精神底表现。”这一概括也非常准确。说《暑假中》写的是“中间层女性在沉滞社会中的生活之无出路”，《阿毛姑娘》写的是“这个阶级社会里可怜的女性底悲剧”，也显得很有高度，给人一种居高临下俯视现实、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感觉。
总之，胡风的这篇札记虽未成篇，也未发表，但已经显示了胡风在文学批评上的才能，不能等闲视之。
 
                                                                        二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读者在接受一部作品时，总是带着自己的期待视野。如果作品不符合自己的期待视野，读者就不能接受这部作品。如果胡风之所以关注丁玲，显然是因为丁玲作品中的一些信息符合胡风的期待视野，与胡风的期待视野实现了“视界融合”。
       细读胡风的这篇札记，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关键词，就是“社会”。“社会”指的是丁玲作品中所描写的世界。胡风用这样一些词汇形容这个世界：“破落了的农村地主社会”、“黑暗的学校”、“虚伪的资产（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丑恶的流氓社会”、“封建势力的重担”、“凡俗不洁的社会”、“丑恶的现实”、“社会的沉滞”、“沉滞社会”、“阶级社会”。胡风还说，丁玲所描写的“文明”社会有两面，一是物质的官能享乐一方面，一是颓废的虚伪的一面。这些词汇和句子，都是胡风从丁玲作品所写的世界中概括出来的。看得出，丁玲所描写的社会符合胡风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即与胡风的视界实现了融合。没有这个视界融合，以胡风的个性，肯定会提出批评意见，批评丁玲描写的世界不真实。
       在这方面是有例子的。胡风后来曾怒怼李长之，只是因为李长之发表了一篇《大自然的礼赞》，号召人们到大自然里去寻找归宿。这篇文章严重违反胡风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胡风就从报纸上摘取当年长江水灾底悲惨记事，愤怒地指摘道：“在这里，‘人类的母亲’的大自然给我们的并不是‘种种暗示，种种比喻，种种曲折而委婉的辞令’，确实直截了当的毁灭一切有生无生的暴力，完全不是‘你瞧罢，雪，红叶，秋宵的天岚，夏木的浓荫……’的那副慈颜了。[7]胡风后来在评论澎岛的小说集《蜈蚣船》时，副标题取名《京派看不到的世界》。”[8]胡风发现，《蜈蚣船》里所描写的世界，里面毫无京派底雅处。如《蜈蚣船》写内河里的屁股帮和霸占航路的蜈蚣船间的一场斗争，《围困》写学生底反抗和悲惨的时代，《席苇捐》写席民们对于苛捐的反抗，《偷堤》写大水时的恐惧使农民们决定去偷堤的经过，《隔邻》写富农和他的儿子怎样苦心地图谋邻人底房产，《火灾》写小煤油商人父子俩在世界底新旧煤油势力竞争下面破产了，最后只好放火烧去店子自杀，《一天》写一个在城里当学徒的儿子给敌人捉去活埋，年老的父亲被激动了，加入义勇军去活动。“这里面找不出一丝一毫的‘名士才情’，更没有什么‘明净的观照’，但这种‘粗鄙’而热辣的人生，确实这个世界里的事实。我们懂，我们关心，对于那里面的人物和事件我们也就能够说出平凡的观感。”胡风非常认同澎岛小说所描写的世界，因此给予这篇作品好评。还顺便刺了京派一枪，认为京派看不到这个现实的世界。显然，京派的作品是不能符合胡风的期待视野的。
       在对这个世界或社会的看法上，胡风觉得丁玲与自己是一致的。这大概是胡风关注丁玲的首要原因。
       胡风在这篇札记中，几次用“纤细”一词来形容丁玲，如“纤细的神经”，“作者底神经是非常纤细的”、“纤细的柔美的神经”。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总是纤细的。而要当作家，无论男女，神经纤细可能都是必要条件。因此说丁玲纤细，总不会错。但胡风又用了“柔美”、“柔软”一类词来形容丁玲，这就有点想当然了。这也说明，胡风在写这篇札记时，对丁玲一无所知。
       众所周知，沈从文对丁玲相当了解，他对丁玲的描述是：“大胆地以男子丈夫气分析自己，为病态神经质青年女人作动人的素描，为下层女人有所申述，丁玲女士的作品，给人的趣味，给人的感动，把前一时期几个女作家所有的爱好者兴味与方向皆扭转了。他们忽略了冰心，忽略了庐隐，淦女士的词人笔调太俗，淑华女士的闺秀笔致太淡，丁玲女士的作品恰恰给读者们一些新的兴奋。反复酣畅地写出一切，带点儿忧郁，一点儿轻狂，攫着了读者的感情，到目前，复因自己意识就着时代而前进，故尚无一个女作家有更超越的惊人的作品可以企及的。”[9]沈从文强调丁玲有“男子丈夫气”，应该说是“知人之言”。说丁玲“柔美”、“柔软”，显然是不如说丁玲有“男子丈夫气”更为准确的。
       不过，胡风虽然比不上沈从文了解丁玲，但他看出了丁玲具有“向光明”、“并不屈服”、“坚持”等气质，这又比沈从文所说的“带点儿忧郁，一点儿轻狂”更为准确。胡风这样评价《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作品是民主革命失败后的最悲痛的呼喊，她是抱着向光明的飞跃的心对着污秽的现实人生痛哭了的。”胡风肯定莎菲“虽然败到倒到污泥里了，但并不屈服”，赞扬莎菲“肉搏近了现实”，“表现了她在丑恶的现实里无论如何要坚持着爱人生的心”，又赞赏丁玲“和一切作恋爱故事的女作家不同”，在丁玲的恋爱故事中，“绝对嗅不出一点人生变幻无常、恋爱多苦难的气息”，莎菲和丁玲的这种人生态度，是严肃的，战斗的，并不忧郁，也不轻狂。沈从文与丁玲可能过于熟悉了，家人眼里无伟人，反而发现不了丁玲的那些可贵品质，用“忧郁”、“轻狂”来形容丁玲，那怕只有“一点儿”，也显得有点贬低了，反而不如胡风这个外人看得准确。
       看得出，胡风对丁玲的欣赏甚至到了偏爱的地步。他还为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进行辩护：“有人说这作品是写五四解放后对于肉的追求，这完全是对作者的侮辱。我想，这里面没有一丝一毫肉的追求。”坦率地说，胡风的这一辩护并不完全客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没有一丝一毫肉的追求吗？也不尽然。莎菲确实倾慕于凌吉士的男色，觉得这个男人长得太帅了，因此想征服他。只要稍知性心理学，应该明白，这里面是有力比多（性欲）的因素的，也就是有“肉的追求”的。当然，这种肉的追求是与灵的追求融合在一起的，莎菲期待的是灵肉一致的爱情。但要说这种灵肉一致的爱情里面“没有一丝一毫肉的追求”，那就不尽客观了，不尽准确了。
       胡风在写这篇札记时，尚未明确形成自己的文学观念，但已经有了一些朦胧的想法。胡风后来回忆说：“在国内读到的创造社的作品，几乎都是大而空的‘意识形态’的表演，没有普通人民的感情；茅盾的作品有具体描写，但那形象是冷淡的，或者加点刺激性的色情，也没有普通人民的真情实感的生活。”[10]这段话说的是1929年的事情，在胡风撰写这篇札记之前，从中可以看出，胡风对文学的期待视野是：文学不能是大而空的意识形态的表演，要写出普通人民的真情实感的生活，不能有刺激性的色情，形象不能冷淡。而丁玲《在黑暗中》对社会的看法，赋予笔下人物的反抗精神和战斗意志，都不是“大而空的意识形态的表演”，且“写出了普通人民的真情实感的生活”，特别符合胡风的“期待视野”，使得胡风对这部作品产生强烈的好感，胡风甚至因这种强烈的好感而对丁玲作品中“肉的追求”视而不见。
       这篇札记，可以说是胡风与丁玲的一次“神交”。胡风1932年从日本回国时，在东京见过的华蒂（以群）引我去参加了左联（书记丁玲）的一次日常性会议。和丁玲也是一见如故[11]，胡风之所以和丁玲一见如故，是因为对其神交已久。
 
                                                                        三
 
       在这篇札记中，胡风其实也看出了丁玲的缺点，指出了丁玲认识上的限度（或限界）。在评《暑假中》时，胡风指出：“一方面，对于凡庸生活的厌恶，一方面，虽然晓得她们‘缺少着一种更大的更能使她感【到】生命的力’，却没有一个人有明确的路。因之，对于地主阶级生活强烈的眷恋（嘉瑛），对于结婚生活的观念式的评价（德珍的幸福和承淑的懊悔与志清的情绪），表明了作者认识上的限度。”对《阿毛姑娘》，胡风认为丁玲未从经济制度入手去创造她的人物，“只是注重人物性格随环境的变幻而生的变化。而且，只注重心理的描写和纤细的感觉的表现上，反而把这一本质上的关系掩住了，使故事带着有命运气息的悲剧空气”，还说，丁玲“在这里面所吐露的无智的或者反而有福以及阿毛所羡慕的能干女人也过着很苦的生活（这不是拿来说能干女人无出路之所以而是拿来说明阿毛的奢望是‘错’），和阿毛对于童年故乡回顾上，都表明了作者在‘消沉’空气里认识上的限界。”
       不过，胡风对丁玲的限度点到为止，批评并不严厉，用词也不凶猛，而且还有为丁玲辩解的意味。如评《阿毛姑娘》最后一句“表明了作者在‘消沉’空气里认识上的限界”，其实话里有话：因为空气太消沉了，所以影响了丁玲的认识，如果空气不消沉，丁玲有可能突破认识的限界。胡风发现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矛盾，但他这样措辞：“这矛盾，说明了作者当时社会的沉滞和她底生活，也说明了她后来的何以能够那样地前进”，胡风对丁玲的“前进”是寄予期望的。
       实事求是地说，丁玲当时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这个阶级特有的动摇性、多变性，未来如何发展，谁也难以断定，但对丁玲一无所知的胡风敢于预言，后人也不能不承认胡风“蒙对了”。从这篇札记看，胡风对丁玲的内心世界看得一清二楚，胡风认为丁玲不满现实、有着反抗精神和战斗意志。这显然说对了，认为丁玲有着认识上的限度（或限界），即会遇到创作瓶颈，这也说对了，认为丁玲能继续前进，这又说对了。如果说胡风有着“衡文相人”的本领，这句话也许不算太过分。
       因为这篇札记，胡风对丁玲一见如故，之后胡风一直与丁玲保持良好的友谊。这种故人感觉，丁玲应该也有，丁玲认识胡风后，也一直把胡风当作值得信赖的朋友。关于两人的友谊，杨桂欣的《胡风与丁玲》[12]一文有详细的梳理，此处不赘。或许有人会反驳道：“1955年5月23日，丁玲曾写了一篇《敌人在哪里》批判胡风，可见两人没什么友谊。”为驳此论，本文情愿再赘引两文。
       一是丁玲批判胡风文章《敌人在哪里》的开头一段：
 
       读了13日的《人民日报》上舒芜所揭发的材料、胡风给他的一部分信件，我是怎样也无法继续我的日常工作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敌人在哪里？敌人就在自己眼面前，就在自己的队伍中，就在左右，就在身边。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胡风原来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装饰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在我们里面，口称“朋友”，实际上包藏着那么阴暗的，那么仇视我们的，卑视我们的，恨不能把我们一脚踩死的恶毒的心情，进行着组织活动的阴谋野心家。
 
       二是周良沛《丁玲传》对此文的评论：
 
       这篇写得浮泛的短文，可以看到她写它时的烦杂无绪的心情。生活真会捉弄人，一位相识二十年的朋友，经“舒芜所揭发的材料”揭其“画皮”，她是既恼恨自己不辨真伪良莠，又惊呆它的“真象”，一旦明白它恰恰是有更深内容的假象时，她也不可能收回这篇表态文章了。晚年，她列有一个生前要完成的写作计划，其中，就有为这篇短文再写一篇长文的心愿，无奈生命不给她时间了，只好带着遗憾到另一个世界与胡风长谈了。[13]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注  释：
[1]丁玲秘书王增如女士非常看重胡风此文，笔者在2018年11月上海华东师大召开的丁玲会议上听到王增如女士讲话，受其启发，撰写此文，特此致谢。
[2] 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妇女杂志》16卷7号，1930年7月1日。
[3] 钱杏邨：《〈在黑暗中〉——关于丁玲创作的考察》，《海风周报》第1期，1929年1月1日。
[4] 《〈在黑暗中〉》《开明》1卷10号，1929年4月10日。
[5] 《〈在黑暗中〉》《开明》1卷10号，1929年4月10日。
[6] 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妇女杂志》16卷7号，1930年7月1日。
[7] 胡风：《自然·天才·艺术》，收入《胡风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页。
[8] 胡风：《〈蜈蚣船〉——“京派”看不到的世界》，收入《胡风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页。
[9] 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文艺月刊》2卷5、6期合刊，1931年6月30日。
[10] 《胡风回忆录》，1-2页。
[11] 《胡风回忆录》，11页。
[12] 杨桂欣：《丁玲与胡风》，《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1期。
[13] 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