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两歧自我：五四青年生态中的《莎菲女士的日记》

                                                                                   刘盼佳  

       1930年，毅真在评价丁玲及其作品时曾指出：“最能代表丁玲女士的作风，同时，也最能代表她在时代上的位置的，也就是她的作品中一篇最精采的，自然要推《莎菲女士的日记》了。”[1]而到了新世纪，王中忱则进一步指出：“《莎菲女士的日记》具有特殊的代表性，既是她创作的原点，又在她后来的创作中隐约回响，其主题与情调，以各种形态贯彻了丁玲的全部创作。”[2]无论是位于丁玲创作前期，还是位于后期， 二者都不约而同地突出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之于丁玲以及丁玲的创作所具有的代表性，可见这一文本的重要性。
       也正如毅真所指出的：“这篇小说因为采取一个女性内心独白的叙述方式，得以有效利用女性的视角，更为充分地展现现代女性的内在焦虑。”[3]《莎菲女士的日记》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最直接也是最充分展现的一种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长时间以来，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著作都是围绕着“女性”这一关键词对《莎菲女士的日记》进行探究。一些文章以“莎菲”为主要人物，对文本的人物塑造与呈现进行研究[4]，或与丁玲其他文本中的女性人物作比较[5]，或与丁玲同时代的作家[6]以及与国外的女作家[7]、国外作家塑造的经典女性形象（例如包法利夫人、茶花女等）作比较[8]。也有文章是通过分析《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身体书写、欲望书写等来探究其中所传达的女性意识[9]，或是置于五四的文学脉络中去探讨女性书写本身。[10]
       围绕“女性主题对《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一文本进行阐发的同时，也有学者试图突破一种单向的阐释维度，引入新的视角或者理论方法，丰富和加深对这一文本的理解。美国学者丁淑芳引入“心理生物学”研究方法，以展示《莎菲女士的日记》在丁玲转入成年期这一心理变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11]王晓平在《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认识上，以“市民阶级身份难产的症候”这一新的话语，颠覆学界通常所认为的“表达‘五四’时期争取个性解放的努力和挫折的‘新女性’的‘启蒙’式话语”。[12]
       而在以新视角提出新观点的同时，这些文章都非常重视丁玲个人成长经历与文本的密切关联性。丁淑芳指出：“丁玲熬受过一次次的精神折磨，否认莎菲是她自己，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但从我对她生平的研究来看，虽然莎菲无疑是从中外文学作品及生活中多种原型加以提炼而成的虚构艺术形象，我却逐渐发现，莎菲是反映当时作者思想的重要方式。”[13]王晓平则认为，“我们只有将作者创作时期的历史经验当作其文本内已经存在的‘潜文本’，才可能具体地深入其美学特征的文化政治构造”。[14]
       本文汲取了以上论述突破固定阐释框架并注重作者思想与文本的结合这一研究思路，在对《莎菲女士的日记》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尝试结合丁玲实际生活经历，来探析潜藏在文本中的丁玲思想倾向及其发展变化，分析文本中对于“情欲”表达的多层次性，以及从中反映出作者在思想上的复杂性，丰富对于这一文本的认识和加深对丁玲的理解。
 
       一、 五四青年生态中的“莎菲”
 
       正如王中忱所指出的：“尽管后来的文学史家常常把丁玲早期写作放到左联新人的群体中叙述,但丁玲初登文坛表现出来的‘新的姿态’,其实并不同于当时已经开始流行的革命罗曼蒂克式写作,她这一时期的小说,归不到左联酝酿、准备时期的“革命文学”中,还在延续着‘五四’文学的‘新女性’故事。”[15]最能够代表五四新女性的整体形象，莫过于“娜拉”。在1918年《新青年》“易卜生号”将“娜拉”这一女性形象引入之后，社会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更为密切起来。通过“‘个人解放’与‘女性解放’相接合的阐释方式”[16]，把女性这一群体，吸纳进了五四新文化之中，女性的自我解放意识逐渐增强。“娜拉”既是五四文化的一面镜子——“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中，‘娜拉’负载了女性解放与个人主义的双重要求，同时与反抗礼教、重估传统、伦理重建、社会流动、自由恋爱、现代日常生活等有效地关联起来，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五四’启蒙的‘全息图像’。”[17]对于追求解放的女性来说，“娜拉”同时也是一面旗帜。
       有赖于五四运动所带来各界改革与社会巨变——“关于女性和由女性创办的出版物大量增加；报纸和期刊纷纷提倡‘男女平等’，鼓吹‘支持妇女运动’。……北京大学1920年开始实行男女同校，历史性地招收了第一批女旁听生九名；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也继而仿效北大。女性社团在全国范围内大批涌现出来；女界联合会、中华妇女协会、女子参政协进会、女权运动同盟会及其他社团，聚集了大批追随者。”[18]女性逐渐登上了社会与文化的舞台。对于大部分活跃在五四文坛的女作家来说，她们既书写着“娜拉”的故事，同时又亲身践行着“娜拉”的生活方式——走出家庭，追求独立。丁玲同样如此。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塑造了“莎菲”这样一个孤傲、独立的女性形象——孤身在外求学，在与异性的交往中不卑不亢甚至是一种高傲的态度，对于爱情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同时不断地进行自我分析，勇于直视自己的情欲。而丁玲作为在“五四”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在其人生经历中，更加深刻地展现了新女性的面貌。丁玲的母亲本身就是一位受到“五四”新思想影响的女性，又与向警予、陶斯咏等进步青年有着密切的交往。这几位女性长辈的言传身教，让丁玲从幼时起便开始受到一种独立进步的思想氛围的熏陶。之后，也是在开明的母亲的支持下，丁玲能够勇于自主安排自己的人生，不惧长辈们的指责，剪辫、悔婚。丁玲之后的恋爱对象，也都是出于自主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发表于1928年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正是处在“《新青年》‘易卜生号’出版十周年”这一时间节点上。“莎菲”仿佛是比“娜拉”小十岁的姊妹，二者既有相似性，又在比照之中，显露出一种变化发展性。在1920年代，五四的思想界也在对女性解放进行反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鲁迅创作的小说《伤逝》以及对于“娜拉走后怎样”的追问，“揭示出启蒙主义的女性解放话语乃至于启蒙取向本身的内在危机”。[19]女性在实际生活中，遭遇着在解放话语下所存在的现实落差感。在张春田看来，在“娜拉”引入中国的前期，“男性作家们张扬的是‘娜拉’的叛逆精神，对于女性解放抱持着相对乐观的态度；他们在乎的是如何树立一个符合启蒙要求的女性典范，自觉/不自觉地以潜在、舶来的普遍主义作为合法性的当然源泉”；而随着女作家进入文坛开始对自我处境进行书写，“则更多关心现代社会和家庭中女性的真实困境，从生命权力的角度去描述女性的身心挣扎，非常敏感地察觉到‘现代’价值系统与认知权力机制的内在暴力，察觉到女性重新陷入一个无名、无语状况的危机，并努力地给予拒绝。”[20]处在“娜拉”形象序列中的莎菲，作为一个已经接受过启蒙的新女性，张扬个性的同时，“在肉体情欲与精神恋爱，征服欲望与负罪苦恼的相互纠缠中，无法安顿，苦恼不堪”[21]，这恰恰反映出了启蒙话语的局限性和其与女性真实自我的一种不兼容性。
       正如莎菲在“娜拉”形象序列中所具有的一种发展性，评论家认为，丁玲在“五四”女作家中同样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人物。1930年，毅真在评价丁玲时说道：“女作家笔底下的爱，在冰心女士同绿漪女士的时代，是母亲或父亲的爱；在沅君女士的时代，是母亲的爱与情人的爱互相冲突的时代。到了丁玲女士的时代，则纯粹是‘爱’了。爱被讲到丁玲的时代，非但是家常便饭似的大讲特讲的时代，而且已经更进了一层，要求较为深刻的纯粹的爱情了。”[22]毅真以对“爱”的书写程度，对“五四”女作家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这三代女作家对情爱的呈现，是层层推进、层层突破的关系。丁玲笔下的爱，“更进了一层”在于是“较为深刻的纯粹的”。而前几代女性作家，在对爱的理解上，还不能完全从父母之爱中跳脱出来。在颜海平看来，“五四”女作家对于父母之爱的书写，“一方面，这些表达援引和借用了父母慈爱的文化习俗和社会实践。它们唤起的母亲对她子女的关爱中的情感层面，非常精致、细密微而又绵长强烈。另一方面，这种唤起并没有顺从那种要求这种情感恰当符合社会等级秩序的法则。”[23]对爱的表达，与“中国传统中的家族关系的习俗及其实践”具有“接续”与“弃绝”两方面的意味。[24]也正是因为其与传统之间仍旧存在的某种暧昧关系，前两代还在书写父母之爱的女作家在毅真眼里是不纯粹的。丁玲的“深刻和纯粹”恰恰在于她对于情爱的书写是完全从恋爱的角度，或者说是单纯从男女情欲的角度。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细腻深刻的情欲书写是极为引人注目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文本对情欲并不仅仅只有高扬的这一层面。王中忱认为：“莎菲没有停留在官能的欲望层面,她内心的深刻痛苦,来自理性与欲望、灵性与肉体的冲突,但是,在这冲突之中,理性和灵性并没有始终占居主导地位。”[25]因而莎菲对欲望的压抑，同样是文本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也是莎菲的恋爱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之所以会在欲望的表达上具有两面性和矛盾性，也与丁玲思想上的复杂性极为相关。
 
       二、两歧自我：理性与欲望的冲突
 
       丁玲虽然从未承认过自己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信仰，但是她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由于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传播开去并具有了一定影响力，丁玲早在长沙周南女中的求学时，就极有可能已经接触到了这一思想[26]，而之后与明显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物的密切交往——例如王剑虹、施存统、瞿秋白等人，更是推动了丁玲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了解与接受。据《丁玲年谱长编》记载，1923年的夏天，向警予听到有人说丁玲孤傲，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便找到丁玲“进行了一次非常委婉的谈话”。[27]茅盾回忆起自己在上海平民女校任教时接触到的丁玲，也感受到她当时“有很浓厚的无政府主义的情形”，“思想上她还是近于无政府主义”。[28]从丁玲的一些具体做法上，也能够直接体现出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当时丁玲在入党的选择上：“要我参加游行，我一定去；要我打着小旗到工人群众中去讲演，也行；到马路上去为工人募捐，我都愿意，我都作过。但是，要服从铁的纪律，命令我干一件事，就非干不可，要我去做机器里面的一颗螺丝钉，放到哪里就在哪里，我心里自问，这个太不自由，这个不行。”[29]丁玲在这里表现出的对于纪律的拒斥，正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特点之一。
       自无政府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后，曾经“一度占据了革命思想的中心地位”[30]。 “五四”新文化中，同样混合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因素，在婚姻和恋爱等问题上，也有无政府主义者的献言。例如，1917年7月的《新青年》刊登了美国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结婚与恋爱》一文，其中表达了“婚姻与爱情，二者无丝毫关系，其处于绝对不能相容之地位，犹南极之于北极也。”[31]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同样将恋爱与婚姻视为不相容的，在《废婚姻主义》《毁家谭》《毁家论》等文章中，传达出要通过废除婚姻制度来达到消灭家庭的主张。在处理婚恋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激进：“在婚姻方面，有人喊出‘杀尽结婚者’，何震为了追求男女绝对的平等，视男女为对立的阶级，并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女子复仇论》的文章来鼓吹女子向男子复仇，将所有男子看做女子的仇敌，……有人甚至提出如野兽般的群居和初婚嫁初婚、二婚男娶二婚女的天真想法”[32]。
       而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在政治诉求上具有乌托邦的特点，[33]在处理男女问题上同样如此。张全之将此观点视为一种“性爱乌托邦”，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对婚姻和家庭的攻击，预示着性解放和性自由的隐秘指向”，[34]将爱情与婚姻的联系割断，以及彻底废除婚姻，使得“性”“卸下了所有的责任与义务，摆脱了世俗伦理的监督与束缚，走向绝对自由的境地”，在无政府主义引领下所创建的“工读互助团”等社会组织中所提倡的自由恋爱精神，正是对 “性爱乌托邦”的一种实践。[35]丁玲正是受到这一性爱观念的影响，在作品中，则反映为“梦珂、莎菲、阿毛姑娘和庆云里卖淫的妓女，无论高贵还是卑贱，都不拒绝对性爱的享用和幻想。尤其是莎菲，在没有任何婚姻涉及，在对世俗生活的警惕与拒绝中，渴望着惊心动魄的性爱体验。”[36]也正是因为这种大胆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的性爱观，使得丁玲的写作取得了突破，与“五四”的女作家划清了界限：“五四时期的女作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爱情自由，反对包办婚姻。而对丁玲来说，道德无论新旧，都是束缚人的桎梏，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是不要道德；而地久天长的婚姻形式，也不一定就是爱情的结果, 恰恰相反，无政府主义是反对婚姻、废除家庭的，所以说，爱情或者性爱，就是男女交往的最终目的。”[37]
      而在同样从无政府主义视角出发的论著中，有学者认为，张全之以“性爱乌托邦”来概括无政府主义整体以及丁玲个人的婚恋观，“这样的思路自有创见，但难以解释丁玲笔下为何别有一番‘世纪末病态’”，进而强调，要理解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丁玲的影响，不仅要注意到它“在于废除一切外在制度 ( 如国家、家庭、婚姻等) 的彻底性”，同时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到这一思想“还有不可克服的内在悖反性——它造就了丁玲人物矛盾分裂、触及虚无，进而沉溺、玩味自杀。”[38]笔者则认为，张全之的“性爱乌托邦”这一观点只阐述了丁玲婚恋观中性解放、性放纵的一面，却忽略了当中还有性压抑、性排斥的面向。
      这种性压抑、性排斥，表现在《莎菲女士的日记》文本中，是莎菲在伴随情欲出现的同时，开始不断地进行自我纠偏、自我谴责。情欲渴求的强度有多炽烈，这种自我克制，自我压抑的力度也就有多强烈。初见时，莎菲在内心一边赞叹凌吉士“男人的美”，一边又要“强迫地拒绝引诱”而强迫自己把眼光从凌吉士身上移开；[39]为了偶遇凌吉士到云霖的居所拜访，但在碰面之后又立刻要打消自己思量许久的搬家的念头；[40]与凌吉士共处一室时，摆出“严厉”与“端庄”的姿态，但当其离开后，又懊悔自己的拒绝……[41]乃至于最后，当莎菲终于得到了凌吉士的表白和接受了他的亲吻，在感到胜利般的狂喜之际，却立刻“同时鄙夷我自己了”。[42]贯穿文本始终的，是在情欲的抑扬之间不断地来回拉扯中，使得莎菲精神的弦逐渐失去了弹性，最后终于崩断——莎菲彻底陷入了绝望与虚无，决心“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43]
       而丁玲之所以能够将潜藏莎菲内心深处的矛盾、冲突表现得如此细腻、如此深刻，恰恰也是因为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创作之际，同样正在遭受着这种由感性与理性之间巨大的相斥力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在1928年的2月，也即《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不久，胡也频向沈从文表示，同居期间他和丁玲一直是在“某种‘客气’情形中过日子”。[44]丁玲在书信中表示，在1925年夏天随胡也频从湖南回到北京之后，“本拟到北平后即分手，但却遭到友人的误解与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我们很能互相理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45]。丁玲与胡也频的同居生活自1925年秋天起[46]，到《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之时，已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虽然丁玲和胡也频均未对二人在这种“有爱无性”的相处状况作过更具体的说明，但是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当中，已经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不安、焦虑和挣扎。
       丁玲表示，如同朱谦之和恋人杨没累同居但五年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我和胡也频也一样”[47]。杨没累与丁玲是湖南老乡，又都是周南女中的校友，朱谦之则是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才子，同时也是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出于相似的恋爱观与人生观——排斥性欲的“Pure love”[48]以及“吟风弄月，傍花随柳，一方面和社会政治隔绝即一方面和大宇宙默默俱化”的“纯洁生活”[49]，二人成为恋人，共居于西湖葛岭，一直践行着一种排斥性欲的精神恋爱，直到杨没累去世。而丁玲之所以做出了与朱杨二人相同的选择，一方面，是有着相似的婚恋观，“崇尚精神恋爱”[50]；另一方面，则是“不愿用恋爱或婚姻来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51]。在贺桂梅看来，丁玲与胡也频之间无性爱关系的同居生活“其实是基于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实践新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52]
       有意味的是，丁玲在现实中过着一种“有爱而无性”的同居生活，但在文本中，莎菲对毓芳与云霖这样的“禁欲主义者”却是嘲笑的态度——“为什么会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裸露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为什么在两人还没睡在一个被窝里以前，会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担心的事？”[53]这种现实与文本中的差异，反映了丁玲此时对其所坚持已久的一种精神的、自由的恋爱观产生了怀疑与动摇。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曾有一段似乎是一笔带过的关于鬼怪的叙述——幼时对鬼怪的怕，在“到进了学校，又从先生口里得知点科学常识，为了信服那位周麻子二先生，所以连书本也信服，从此鬼怪便不屑于害怕了”，但在以科学常识克服了对于鬼怪的惧怕之后，“鸡粟却不肯因为不信便不出来，毫毛一根根也会竖起的”。[54]在全篇中，这段叙述突然插入，却又和上下文没有明显的关联，似乎是一处闲笔，但正是在此处，透露出了一种理性的无效性——“科学常识”可以说服大脑，让人不再惧怕，但是却无法从消除人所自然产生的生理反应。换言之，理性的精神恋爱，始终是无法克服人所自然产生的生理反应，一位强求精神恋爱，便陷入了一种反自然与反人性的状态，给人的生存带来莫大的痛苦。而朱谦之与杨没累的最终结局也印证了这一点。在《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不就，杨没累因病而逝。朱谦之与杨没累纯洁的精神之爱，直到爱人去世，也未曾打破，但是最后朱谦之却对丁玲说：“我们之间不发生关系是反人性的，可是没累就这样坚持，就这样怪。”[55]这样一种追求纯粹、追求自由的精神恋爱，因其虚妄，终究以失败而告终。
       有了这一阶段对恋爱关系的反思，以及见证了朱杨恋爱的某种悲剧性，加之现实中面临了与胡也频、冯雪峰的“三角恋”感情纠葛，最终丁玲意识到，“应该要负一些道义的责任”，那种“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的想法是“空想”，并 “决定应该和也频白首终身，断绝了自己保持自由的幻想”。[56]“这一决定意味着，在个人层面上，丁玲放弃了对于无政府主义式‘自由’的追求。”[57]也正是在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丁玲不再是一味以理性克服感性，而是在承认感性的合理性的基础上，寻求两者的平衡，进而得以结束一种“两歧自我”的精神状态，逐渐从个人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实践中抽身，为其之后“左转”，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结 语
 
       感性与理性的挣扎摇摆以及不断的自我纠偏，这样的思想张力成就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也正因为如此，如果将这一文本仅仅从“女性”或者是个人欲望的角度进行理解，无疑会遮蔽其与创作者自身以及时代氛围的关联与互动。尽管徐霞村基于与丁玲的实际交往，从“丁玲的性格和气质”，认为“莎菲决不是丁玲”[58]，但不可否认的是，莎菲所面临的问题与矛盾，以及其中所呈现出的两歧自我，却是对丁玲的深层思想的反映。这样的矛盾，也与丁玲整个创作过程与人生中所不断面临的问题具有相关性，并在之后的岁月中依旧游走于丁玲的创作间。

 
        （作者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中国丁玲研究会会员。）
 
 
注  释：
[1] 毅真：《丁玲女士》，见袁良骏编：《中国文学史研究资料全编·现代卷：丁玲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191页。
[2] 王中忱：《丁玲与〈莎菲女士的日记〉文学史一章》，见《新气象 新开拓——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2007年，第22-23页。
[3] 毅真：《丁玲女士》，见《丁玲研究资料》，第192页。
[4] 王烨：《莎菲作为“Modern Girl”形象的特征与价值》，《南开学报》，2007年06期。
[5] 胡芸：《试论丁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江西师范大学，2004年。
[6] 桂璐璐：《〈蚀〉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女性形象比较》，《新余学院学报》，2013年04期。
[7] 陈志鹏：《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达罗卫夫人〉的女性意识解读》，福建师范大学，2007年。
[8] 王亮：《论〈包法利夫人〉与丁玲早期作品的关系》，《兰州学刊》，2010年 S1期。
[9] 李静：《性别叙事/女性言说——论丁玲早期女性小说创作》，《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8期。
[10] 徐布维：《从“他的书写”到“她的书写”——浅析五四前后女性书写的开创性与矛盾性》，《名作欣赏》，2016年29期。
[11] 丁淑芳：《丁玲与〈莎菲女士的日记〉——青春期特征形成的心理生物学研究》，见《丁玲与延安——第八次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第279页。
[12] 王晓平：《是“新女性”启蒙话语，还是市民阶层身份难产的症候？——丁玲20世纪30年代“女性主义小说”再解读》（下），见《名作欣赏》，2016年第28期，第34页。
[13] 丁淑芳：《丁玲与〈莎菲女士的日记〉——青春期特征形成的心理生物学研究》，第278页。
[14] 王晓平：《是“新女性”启蒙话语，还是市民阶层身份难产的症候？——丁玲20世纪30年代“女性主义小说”再解读》（下），第34页。
[15] 王中忱：《丁玲与〈莎菲女士的日记〉文学史一章》，第23页。
[16] 张春田：《女性解放与现代想象：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4页。
[17] 同上，第3页。
[18] 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
[19] 张春田：《女性解放与现代想象：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第96页。
[20] 同上，第127页。
[21] 同上，第127页。
[22] 毅真：《丁玲女士》，见《丁玲研究资料》，第190页。
[23] 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第116页。
[24] 同上，第117页。
[25] 王中忱：《丁玲与〈莎菲女士的日记〉文学史一章》，第24页。
[26] 刘盼佳，李广益：《从文学青年到革命作家——论胡也频与丁玲早期创作的相互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03期，第70页。
[27]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28] 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汇编》，第214-215页。
[29] 丁玲：《我是人民的儿女》，见《丁玲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第306页。
[30] 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31] 高曼：《结婚与恋爱》，震瀛译，《新青年》1917年3卷5号。
[32] 杜娟：《论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女性解放思想》，辽宁师范大学，2014年，第26页。
[33] 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2页。
[34] 张全之：《丁玲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破解丁玲研究之谜》，《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06期，第153页。
[35] 同上，第154页。
[36] 同上，第154页。
[37] 同上，第154页。
[38] 熊权：《“自杀意象”与丁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之探寻》，《文学评论》，2017年01期，第210页。
[39]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见《丁玲全集》（第3卷），第46-47页。
[40] 同上，第49-50页。
[41] 同上，第54页。
[42] 同上，第77页。
[43] 同上，第78页。
[44] 沈从文：《记丁玲》，见《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45]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第30页。
[46] 同上，第31页。
[47]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53页。
[48] 朱谦之：《荷心》，见《朱谦之文集》（第一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49] 同上，第19页。
[50] 丁玲：《致胡延妮》，见《丁玲全集》（第11卷），256页。
[51]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第30页。
[52] 贺桂梅：《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页。
[53]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见《丁玲全集》（第3卷），第32页。
[54] 同上，第52页。
[55]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第55页。
[56] 丁玲：《致白浜裕美》，见《丁玲全集》（第12卷），第268页。
[57] 刘盼佳，李广益：《从文学青年到革命作家——论胡也频与丁玲早期创作的相互影响》，第72页。
[58] 徐霞村：《关于莎菲的原型问题》，《新文学史料》，1984年04期，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