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本与诗化书写——论丁玲的《夜》
 
                                                                               唐小林  

        1941年2月至3月，丁玲离开文协，到延安县川口区农村体验生活，“在川口开始写《在医院中时》，还写完了《夜》”。[1]《夜》是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动笔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创作晚于《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但是比这两篇更早发表，曾分一、二连载于1941年6月10日、11日的《解放日报》，署名晓菡。1944年，《夜》收入胡风编辑的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作为七月文丛系列，由桂林远方书店出版。
      《夜》作为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虽然发表后受到的关注不如《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篇，但在丁玲的创作序列中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冯雪峰在1947年编辑《丁玲文集》时，就有意识地以时间为线索（1927—1941）呈现丁玲从步入文坛到抵达延安这段时期的创作变化，收录《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水》《新的信念》《入伍》《我在霞村的时候》《夜》七篇，并作后记，即《从〈梦珂〉到〈夜〉》一文。冯雪峰明确指出这个文集的编选“照年代先后的程序读起来，读者也可以得到关于作者的一个大致的轮廓，明白作者所经过来的奋斗与创作的路程的”，并高度肯定其中《夜》的文学成就，认为在四五千字的篇幅内“把在过渡期中的一个意识世界，完满地表现出来了”。[2]
       新时期以来，针对《夜》的研究越来越多。尤其是80年代兴起一种从人性、作家个性的角度对作品进行阐释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本中寻找特异个人的表达，分析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中个人表达与革命话语的龃龉。在对这种研究范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另一种阐释方法也在近两年逐渐出现，即从小说中存在的特定时期的革命话语切入，以社会史的视野进行考察，重新激发文本内部的社会历史活力。这两种研究路向都为《夜》打开了新的阐释空间，但前一种角度可能会造成某种二元对立式的解读框架，有时会忽略丁玲自身的革命选择与创作特质；后一种研究方式往往对文本自身的文学表达与诗学面貌关注不足，以致社会史视野的观照不一定充分有效。对《夜》的研究虽然日渐丰富，但这篇小说作为一个文学文本的价值与潜能，却长期未能在社会史、革命史视野的维度上同步展开讨论。丁玲小说中包含的“历史、文学、革命之间对话关系”的内在视景常常被忽略，对这个特殊的文本在丁玲创作与丁玲解读史中的意义也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阐发。因此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夜》作为一个兼具革命话语与诗化特征的复杂文本，对丁玲的独特性在哪里？将这个文本放在丁玲创作脉络中进一步进行分析，对我们理解革命书写领域、丁玲研究领域常讨论的诸如丁玲的“转向”与自我改造、知识分子与延安政治、文学家与革命书写等诸多缠绕的话题能否提供新的启示？本文将立足于以上问题意识的展开，尝试将《夜》的革命书写及其所包含的社会史视野与诗化特征同时纳入进来考察，试图探询这种研究方式对丁玲延安早期创作进行重新阐发的可能性。
　　
       一、革命与日常：在农民与公家人之间
 
       丁玲的《夜》与同时期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有明显不同，主人公不再是知识分子，小说中也没有《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中作为知识分子（文学家）的人物形象。《夜》的主人公何华明是一个介于农民与公家人之间的男性角色，是解放区不脱产农民干部的形象。李向东和王增如在《丁玲传》中认为这篇小说“通过与三个女人的关系来描述一个男人的心理活动，表现了何华明从普通农民向民主政权干部角色转变中，两种身份、两种意识、理智与情感的剧烈矛盾”[3]。
      丁玲选择这样一个男性主人公为自己的书写对象，集中呈现他丰富的内心意识，有着自己对革命历史、现实与延安日常政治的敏锐观察与思考。何华明内心意识展开的地点主要是在后沟，它勾连起离家与回家、政治工作与劳动生产的两种叙事，展示出何华明在农民与公家人之间的身份矛盾。更重要的是这条具有象征意味的深沟，同时也是革命历史的见证。何华明通过回忆将外部世界与内心情感结合起来，在回忆中触摸到了革命历史的转折与变化。在何华明进行回忆时，小说写到“他是有很久的历史，很多可纪念的事同这条凶险、幽僻的深沟一道写着的”[4]。回忆的展开，为小说打开了历史纵深感。如果仔细辨别何华明回忆的内容，将看到其中包含着对过去革命的复杂体认，在对照之下突显了他当下的矛盾和困境：
　　
       当他还小的时候，他在这里为了追一条麂子跑到有丛林的地带去而遇见豹的危险故事。他也曾离开过这里，挟着一个小包捲去入赘在老婆的家中，那时他才廿岁，她虽说已经三十二岁了，可是即使现在他也不能在回忆中搜出一个难看的印象。不久，他又牵了驮着老婆的小驴回来了。什么地方埋葬过他的一岁的儿子，和什么地方是安睡着他四岁女儿的尸体，无论在怎样的深夜他都能看见。而且有一年多他们在这沟里简直只能在夜晚才能动作。那个小队长不就是被打死在那颗大榆树边的么？那时他正在赤卫队。他自从做了指导员以来常常弄得很晚才回家，而这些过去的印象带着一些甜蜜、辛酸、和兴奋来抚慰着这个被很多艰深的政治问题和工作的繁难弄得头昏了的他，因此他对于这孤独的夜行，虽说还不能说养成一种爱好，但却实在是并不讨厌的。
　　
       何华明的回忆与这条深沟息息相关，展示出关于个人的与关于革命的两种相互纠缠的记忆，前者包括他小时候的经历和入赘的故事，后者主要围绕土地革命展开。何华明的这些回忆印象以“甜蜜、辛酸，和兴奋”来概括，这不仅是对个人经历的感受，“兴奋”二字同样指向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记忆。那段革命历史包含着流血与牺牲（“那个小队长不就是被打死在那颗大榆树边的么？”），也指向未来的远景——拥有自己的土地。土地革命时期分享着动荡年代的激情，像何华明这样的贫农正是这段历史的行为主体，他以参加赤卫队的方式汇入革命进程。何华明的这段回忆，不仅道出了自己的生活经历，也暗示着革命时代的个人选择与历史方向的某种同步性。
       何华明的回忆显示了以暴力革命改变命运，为自己找到前进道路的可能，这样的历史图景与当下的日常政治实践形成对照。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当暴力性的变革逐渐被日常生活的治理所取代时，一方面需要展开大量微末的事务性工作，同时又仍需借助生产的激情来保持革命的宏大想象；既要通过民主选举等方式实践大众政治的模型，又要防止革命变为静止的结构化的危险——正如何华明所厌倦的那种失去了创造力的政治”[5]。在经历革命之后的日常生活中，何华明的内心意识才真正显示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症候，而丁玲选择以人物内心意识为主的叙事方式，正是敏锐地体察到革命在历史延续中的幽微与复杂之处。
       只有充分注意到何华明回忆所展示出来的这种历史感，才能看到他诸种内心矛盾背后的时代意涵与社会内容。小说的背景是陕甘宁边区举行的第二次民主选举，以往的研究较少对这次民主选举进行具体分析。《夜》在初发表时，有一段在后来版本中被删除的内容。这一小段出现在小说结尾处，何华明在烦躁中想到“他明天还要报告开会意义……”：
　　
       “第一，要发扬民主才能抗战胜利；第二，三三制就是……”
　　
       这里提到了陕甘宁边区在1940年代非常重要的政治实践，即三三制的推行。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其中明确规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6]。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中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时，进一步阐明了“三三制”政权的阶级实质：“共产党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7]三三制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下的政权实践形式，具有非常具体的现实基础，是处理战时新形式下阶级关系的有效方式。马克·赛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指出，三三制发挥了群众广泛参与民主政治的作用，但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拉拢旧上层”，是特定时期“共产党试图团结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策”。[8]在小说的具体语境中，何华明的工作范围内符合三三制选举的主要对象除了共产党，就是地主。虽然共产党在政策上是明确的，但实际上由于与地主存在实际利益上的冲突，农民往往害怕地主分子进“三三制”政权，不愿意选地主。
       何华明正处于以上政策形势下的两难境地之中，他既是承担劳动生产的普通农民，也是向群众宣传三三制与民主抗战意图的动员工作者，因而小说中出现类似“被很多艰深的政治问题和工作的繁难弄得头昏了的他”的表述其实有非常具体的指向，边区的现实情况与推行的政策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一面。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观察，《夜》将视野聚焦于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日常实践维度上，关注群众宣传与动员这样的实际革命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给人们带来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变化。
       正是在革命后的日常政治实践中，何华明身上逐渐暴露出了个人需求与革命诉求之间的不同步之处。基于这样的判断，很多研究者将小说的主题解读为个人和革命之间的对立。但与这一时期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相似，丁玲的最终意图并不是要呈现对立或矛盾，而是试图在个人需求与革命诉求的裂隙之间，努力寻求缝合的途径，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丁玲为何会执着地展示何华明的内心意识和痛苦。充分暴露、展示内心的困惑与矛盾，以期实现对革命更透彻的理解，成为丁玲在延安早期书写中探索个人与革命相互关系的方式之一，与她在同一时期所提倡的“我们需要杂文”的思路相通。
       早在1940年代，骆宾基就指出，“假如何华明没有在这中国历史的大风浪冲击之下生出自己的信念，有了自己对生活的重新认识，不择定自己的航线，那么何华明不会有两种工作的矛盾，不会回家的次数少，不会忘记他的将要生产的母牛，更不会荒着他的地二十多天没有耕，而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婆，唠叨就少，他的痛苦就单纯，说不定他意识不到什么是痛苦，只是我们中国的庄稼人所说：‘不顺序’而已”[9]。骆宾基对《夜》中的人物处境有一种体贴性洞察，他更能理解丁玲在延安早期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介入革命的历史与现实。何华明“两种工作的矛盾”“痛苦”，正是在“有了自己对生活的重新认识”基础上才可能发生。丁玲思考的仍然是在革命要求与现实处境中个人如何实现成长的问题。顾彬在1980年参加法国巴黎中国抗战文学讨论会的论文中，对这种写作方式的诉求也有所体认。他指出在《夜》中，“丁玲没有简单地掩饰而是明确地把社会发展进程与个人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无疑是丁玲给人最深的印象和最大的成就之一”[10]。进而言之，丁玲通过《夜》试图处理的是个人与革命实践如何保持同步的问题，选择介于农民与公家人的何华明这个形象也并非偶然，对这个人物内心意识的发掘可能是作为知识分子（文学家）与公家人的丁玲自身继续思考如何将个人发展与革命需要结合起来的路径之一。
 
       二、革命者的“自我意识”与叙事者的掌控
 
       丁玲在创作中对革命的想象和书写，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且不说三十年代的《韦护》等“革命加恋爱”小说，即使是丁玲“向左转”的标志之作《水》，也被冯雪峰批评尚不能避免“观念的观察和理解，浪漫主义的曲解”[11]。不论是“观念的观察和理解”还是“浪漫主义的曲解”，都意在说明丁玲在这些作品中存在对革命进行浪漫化理解和想象的倾向。但到了《夜》的创作中，丁玲的思路变得复杂起来，这篇小说隐含了一个从“奇观”（土地革命时期的赤卫队行动）到“日常”（边区建设时期的动员与宣传等事务性工作）的叙事，反映出丁玲在对革命进行深入认识过程中的自觉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夜》成为丁玲书写革命的系列文本中不可代替的一个，对这个文本的讨论将使我们对丁玲革命书写的理解变得更加完整。
      《夜》的革命内容以一种高度自我意识化的形式展开，如冯雪峰所说，呈现的是“过渡期中的一个意识世界”。丁玲以何华明的内在视角塑造了一个沉思的革命工作者形象。何华明在内心展示困惑与矛盾，不让自己的隐秘意识流露出来：
 
       在桥头上分了手，大家都朝南走，只有何华明独自往北向着回家的路上。他还看见那倚在门边的粗大姑娘，无言的眺望着辽远的地方。一个很奇异的感觉，来到他心上，把他适才在会议上弄得很糊涂了的许多问题全赶走了。他似乎很高兴，跨着轻快的步子，吹起口哨来。然而却又忽然停住，他几乎说出声音来的那么自语了：
       “这妇女就是落后，连一个多月的冬学都动员不去的，活该是地主的女儿，他妈的，他赵培基有钱，把女儿当宝贝养到这样大还不嫁人……”
        他有意的摇了一下头，让那留着的短发拂着他的耳壳，接着便把它抹到后脑去，像抹着一层看不见的烦人的思绪，于是他也眺望起四周来，天已经快黑了。……
   
       何华明以三三制民主选举的动员工作者出现，“粗大姑娘”指的是地主赵培基的女儿清子，联系上文所分析的三三制的具体内容以及何华明的两难处境，这段内心自语暴露出的情感意识就显得更有意味。从产生“奇异的感觉”，“似乎很高兴”到“忽然停住”，再到“这妇女就是落后”的判断，描画出一位革命动员工作者对自己动员对象的复杂而微妙的情感起伏。叙事者在展示人物自我意识时，通常伴随动作描写，通过动作来平衡人物内心的不稳定状态。何华明的内心意识和动作行为，发生在“他还看见那倚在门边的粗大姑娘，无言的眺望着辽远的地方”之后。在小说中，何华明与清子并没有发生过对话，但“他也眺望起四周来”，“也”字说的是他像清子一样开始“无言的眺望”，两人先后“眺望”，通过不经意的动作模仿暴露出内心更深层次的情感内容。
       相似的逻辑同样出现在何华明与老妻的对照关系中。尽管何华明并未在语词层面与老妻实现有效的沟通，但是内心意识却与老妻一一对应。如老妻诅咒自己“吃不上穿不上是你的命嘛……”的时候，何华明在内心骂“这老怪，简直不是个‘物质基础’”。历来研究者在对何华明的婚姻关系进行分析时，多强调何华明与老妻的差距，但丁玲通过何华明的内心意识，也展示出了两人共同分享的焦虑，正是基于相似的生活问题和现实处境，裂隙才开始显现：
 
       他们两人都极希望再有个孩子。他须要一个帮手，她一想到她没有一个靠山便伤心，可是他们却更不和气，她骂他不挣钱，不顾家，他骂她落后，拖尾巴。
 
       “物质基础”在小说中并没有真正与革命话语相对立。“不挣钱，不顾家”与“落后，拖尾巴”，这一对物质上的和政治觉悟上的表面矛盾并不能真正提示问题的根源所在。小说中“两人都极希望再有个孩子”，何华明也一直关心牛的产生，表明两人都需要有“物质基础”。何华明说的类似“落后，拖尾巴”的革命话语，是作为一种应对策略而被使用的。如何华明与侯桂英在牛栏边相遇，当他产生两性欲望时，“另一个东西压住了他”，借用的也是革命话语的逻辑，这种逻辑立即促使自己采取行动：
 
       “不行的，侯桂英，你快要做议员了，咱们都是干部，要受批评的。”于是推开了她，头也不回的，走进自己的窑里去。
 
       如果将何华明的内心意识跟他说出的话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丁玲创作《夜》的意图很大一部分在于揭示革命者在革命政策调整、社会转变时期浮现出的内心意识与行为方式之间的错位。丁玲在这篇小说中既没有刻意迎合主流话语，也无意去遮蔽看到的革命内部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丁玲在满足革命话语规范要求的同时，又对之进行超越或消解，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小说为何经常展示出何华明作为革命亲历者对自我政治身份的朴素认同。[12]《夜》的独特之处正在于能够直面诸种现实政治问题，不断捕捉革命主体自身的内心矛盾与选择时刻，并尽量写出符合人物自身情感逻辑的语言与行动。与《在医院中》的陆萍一样，何华明对革命的认识同样出现了困惑，文本中的“自我意识”在分享“现实要求”话语的过程中展现出裂隙，但《夜》并不是要通过展示自我意识与政治要求之间的矛盾来否定革命或超越主流话语，而是要在革命者的自我意识中发现问题，试图为小说中的人物寻找继续前进的道路。正如日本学者尾坂德司指出，“丁玲到群众中去以后，继续发现群众中不同的人，需要分别的解决每个个别的问题”[13]。他认为《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是一个解答，那么同样的，《夜》也是一个解答或一个“发现”，而不仅仅是对冲突与问题的展示。
       表面上看，《夜》对矛盾的呈现似乎超过对解答的探寻，这是小说形式所造成的。《夜》以何华明的内在视角为主，因此文本在形式上比较封闭，人物自身很难超越自我意识的范畴而获得新的认识。但《夜》也是第三人称叙事的文本，叙事者的介入和掌控，为超越革命者的自我意识提供了某种可能。
       文本中的外部世界与人物的经验世界以一种紧密连接的状态出现，对人或物的描写，通常先说明观看的主体。小说以“他还看见”“他也眺望起四周来”“只要他看见”“他却看出”等表达方式来展开描写，像清子、侯桂英、老妻等女性形象，以及大量风景都通过何华明的视角呈现出来。小说的叙事通常有一个稳定的视觉来源，借助何华明进行观看、审视或窥探。这种方式造成外部世界的高度内在化、自我意识化，是丁玲借以深入群众，在不同的个体中探寻新出现的情感与意识的路径之一。
       同时，作者也在努力突破何华明内在视角的局限性。在小说后半部分叙述老妻的时候，视角出现了变化，从何华明转移到了老妻身上，反过来对何华明进行了猜测与审视：
　　
       以前他们也吵架的，但使她更难过的是他越来越厉害的沉默，好像他的脾气变得好了，而她的更坏。但她感觉得他离去的更远，她毫不能把握住他。她要的是安适的生活，而他到底要什么呢，她不懂，简直是荒唐。更其令她伤心的，是她明白她老了，而他年青，她不能满足他，引不起他丝毫的兴趣。
　　
       小说的叙事多聚焦于何华明的内心，视角的转换有助于突破自我意识的限制，通过平衡文本内部各种因素的关系来超越何华明的自我解释与想象。叙事者以这种方式探索向外敞开的可能。所以在封闭的形式之外，小说中也存在叙事者的自觉掌控。丁玲在展示革命主体的情感意识时，也以叙事者干预的方式努力突破这种情感意识带来的焦虑感，以期寻求自我意识与革命要求的结合。何华明的内心冲突集中体现在生产与工作、欲望本能与政治规训、自我认识与工作要求等方面，在充满开创激情的革命历史与现实日常化建设、政治工作与劳动生产之间产生张力。何华明自我意识的延展限制了问题的进一步展开，小说叙事视角的转移体现了丁玲在处理这种题材时的自觉与警惕，是探寻内部结构平衡化的一种尝试。正因为如此，需要将这篇小说放在丁玲“转向”后的延长线上讨论，《夜》对革命后日常生活的聚焦，对革命者内心意识的叙述，     以及试图以叙事者的自觉超越小说形式的封闭感，都意味着革命主体在面对日常政治实践的多重错位与龃龉时，也在努力寻求对革命更为贴近的理解。
       有研究者对丁玲三十年代“革命加恋爱”小说创作模式进行过总结，认为革命时期的丁玲不断重复政治与恋爱的主题书写，意在处理欲望、身体与性本质等与革命的冲突。[14]《夜》所展示的多种内心冲突，也多与身体欲望对政治工作的搅扰有关，而《夜》中丰富的自我意识对革命生产来说似乎也显得“多余”，以至于有研究者批评“延安早期的丁玲，则因为受到瞿秋白那不知节制的关于‘多余’意念表述的影响，在光明面与黑暗面之间徘徊不已，以致不能权衡革命内部各个面向之间的孰轻孰重”[15]。以这种阐释框架来看待丁玲延安时期创作中的革命与“多余”意念，似乎个体的发展与革命的诉求总是呈现为一种相悖的局面。
       那么《夜》展现的自我意识与“重复”主题，是否也是“不能权衡革命内部各个面相之间的孰轻孰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要回到丁玲自身的创作脉络与当时的社会语境之中。在创作完陆萍、贞贞等形象后，紧接着选择作为乡指导员的何华明为表现主体，可以看出丁玲在延安创作时期自我超越的努力，从革命的浪漫化理解与想象转变为对农民、对革命现实问题的关注。无论是对1939年4月4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及家庭问题的回应，还是革命调整时期，革命主体自身情感意识的变化，都显示出革命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这与三十年代左翼对革命的书写和想象不同，《夜》展示出的欲望、身体与性别问题都有具体的现实内容，是革命在日常化实践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中对物质基础、家庭劳动力、阶级情感、个人欲求、政治工作与民主生活实践等问题的聚焦，都在革命的内部视野中展开。1940年代初边区开始实行以三三制选举为核心的民主生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求使边区的土地革命转向日常化的地方治理与民主生活建设，这必然是一个包含着冲突与新变的复杂过程，因此冯雪峰在评价《夜》的时候，才会指出“新的人民的世界和人民的新的生活意识，是切切实实地从变换旧的中间生长着的”[16]。
　　
       三、革命文本中的诗化与反讽
 
       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创作始终在革命问题的视野中关注个体的境况和成长，《夜》也同样如此。丁玲探寻的是个体与革命的相互关系，《夜》给出了一种独特的诗学表现方式。严家炎指出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创作中，“写得最富有诗意的是《夜》”[17]。小说以夜晚为情节进展的主要时间段，展示的是“过渡期中的一个意识世界”，因此以“夜”为题，本身就包含着较鲜明的象征意义，可以看出丁玲并不满足单纯地描述不脱产农民干部的现实状况，而力图以诗化的方式对特定时期的革命心理现象进行复杂化回应和处理。意象的象征化处理、诗化的细节和风景描写是构成《夜》生成诗意话语的主要方式。诗意话语既是一种美学话语，是丁玲在展开日常生活描绘时提炼和升华诗意的手段，但《夜》的诗意话语同时又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与人物对革命的理解、现实处境和政治感受紧密相连。《夜》以一种在丁玲自身创作系列中前所未有的诗学形态出现，革命话语与诗意话语缠绕在一起，这种复杂的风格为我们重新理解延安时期的丁玲提供了新的可能。
      《夜》是一篇高度象征化的小说，通过动态的对时间与空间的呈现，以及记忆的勾连，完成现实处境与革命历史的对接。小说中有非常明确的时间提示，如“羊群已经赶进了院子”“蓝色的炊烟已经从窑顶上的烟囱里吐出来”“天已经快黑了”“转到后沟的时候，已经全黑下来了”“半个月亮倒挂在那面山顶上边”“院子里的鸡叫了”“窗户纸在慢慢变白”“天渐渐的大亮了”等表述。这些提示符合小说中农村人物对时间的感知方式，构成了一个连续完整的关于“夜”的线性书写。时间的提示与空间叙事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小说中，大致可以分为开会的窑洞、后沟、家（窑洞与牛栏）三个空间，分别连接着何华明对清子的欲望想象、个人记忆与革命历史、家庭与抵抗欲望三层叙事。尤其是在后沟的叙事中，将空间、时间纳入革命的思考之中，集中展示了何华明个人的记忆与感受：
 
       转到后沟的时候，已经全黑下来了，靠着几十年的来来去去，和习惯了在黑处的视觉，他仍旧走得很快。而思绪也很快的转着。他是有很久的历史，很多可纪念的事同这条凶险、幽僻的深沟一道写着的。
 
       作为曾经的赤卫队队员，何华明个人的成长与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进程高度重叠在一起，这些历史经验通过后沟凝聚起来并形塑成为空间意象，《夜》的部分诗意正是在这样具有象征意味的书写当中获得了具体的历史与现实内容。其中包含的个人与历史、个体与革命之间动态的、变换的位置关系，也通过小说中关于颜色与光影的修辞显现：
 
       在远远的两山之间，停着厚重的锭青色的云块，那上边有几缕淡黄色的水波似的光，很迅速的又是在看不见的情形中变幻着。山的颜色和轮廓都也模糊成一片，给人一种沉郁之感，而人又会多想起一些什么来的。
 
       小说的诗性意境主要通过视觉呈现、对内心感觉的描述以及比喻型叙事生成。这里的风景描写，既是审美观照的展开，也是主体心境的外显。“很迅速的又是在看不见的情形中变幻着”的云和光影暗示个体对历史的难以把握，“沉郁之感”不仅是对眼前事物的感受，也可能包含对过往经历的感慨，因此才“会多想起一些什么来的”。《夜》的诗学面貌首先来源于高度的自我意识化，以及外部世界的不断风景化。诗化风格并非仅仅指向孤立的审美层面，小说中的诗意话语常常渗透进具体的现实政治感受中，许多革命话语正是在被诗化的过程中显示出复杂意涵。
     《夜》艺术性地将何华明内心的幽暗面与夜晚的混沌性高度结合起来，呈现出了革命现实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复杂图景。需要仔细辨别的是《夜》的反讽品格，在诗化过程中结合反讽修辞成为丁玲在革命书写中最独特的表达方式之一。一些研究者在丁玲身上寻求的对革命的理解与对女性的认识，往往因为某些预设性的观念而失于简单。[18]《夜》独特的诗学面貌，表明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创作中，更加深入、复杂化地思考革命、女性等议题。
       尽管1939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为我们讨论《夜》的女性书写，打开了隐含的社会史视野[19]，但这篇小说首先是一个革命文本，主要围绕作为不脱产农民干部的男性主人公展开叙事，其中有关女性的内容，需要结合何华明的困惑与矛盾来看待。小说中老妻的命运不应外在于何华明的问题来讨论，即使老妻走出家庭，走向“生产线”或“民主生活”，也不一定能改变自己的处境[20]。事实上，共产党其后也对农村妇女运动的方向作出了调整，更加倾向“折衷于良妻贤母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改组派主义”。1944年到延安访问的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对农村妇女运动进行过这样的描述：
 
       共产党人是尊重实际的，他们知道在陕北的农业环境，家庭依然是生产的堡垒，破坏了家庭，也就妨碍到生产，从前那些女同志下乡工作，将经济独立男女平等一套理论搬到农村去，所得的报酬是夫妻反目，姑息失和，深深的引起民间的仇恨。现在呢，决不再提这一切，尊重民间的传统感情，家庭仍是神圣的。妇运的“同志”，决不再把那些农村少妇拖出来，或者挑拨婆媳夫妻间的是非了，而只是教他们纺线、赚钱、养胖娃娃。一句话，是新型的良妻贤母主义。……她们不需要“摩登”的女权论者。[21]
 
     《夜》中的女性书写姿态显得颇为复杂，丁玲在这篇小说中并无意单独处理女性议题，何华明和几位女性的问题都在边区日常政治实践中展开。《夜》关于女性物化、风景化的书写，很多直接来自于叙事者的视角。小说采取的一个修辞方式是将女性与物并置在一起，如清子与羊群、桃花，侯桂英与月亮、产牛等。人、物对比的修辞在不同主体那里有不同的效果，尤其值得详细分析的是关于老妻与物的位置关系。对于老妻，叙事者表现出更为暧昧的态度，一方面刻画其丑陋的面目，另一方面将她与正在孵的豆芽、新生的小鸡与温暖的灰猫等在小说中生成诗意的事物放在一起叙述，形成一种反讽结构。因此小说是否体现出丁玲对老妻的同情或关怀，并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在强调丁玲的女性关怀时，如果将“女性”缩小成男权制度的对立面，将会忽略“女性”本身包含的复杂面向，即使在《“三八节”有感》中，丁玲也指出“女性”内部所固有的问题，并强调“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22]。而《夜》中对老妻的叙述则与何华明的矛盾、选择紧密相连。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次何华明没有离婚，老妻的生活就真的能过得更好吗？矛盾不仅在于老妻不能理解何华明，还在于何华明也困惑于自己的政治工作，不理解边区的政策。老妻的叙事设置映射出何华明内心深刻的政治焦虑，这在小说中也有明确的对照：
 
       老婆已脱了衣服，躺在他侧边，她唠叨的骂着：“明天还要出去么？什么开不完的会……”
 
       他自己是个什么呢，他什么也不懂。他没有住过学，不识字，他连儿子都没有一个，而现在他做了乡的指导员，他明天还要报告开会意义……
 
       小说最后以“闹离婚怕影响不好”暂时搁置了问题，结尾如《在医院中》一样似乎出现了形式上的断裂。与《在医院中》丁玲自言结尾是硬“塞上去”[23]不同，《夜》在“断裂”之外，也展示了一种反讽自觉：天快亮的时候，老妻已经熟睡了，“猫又睡在更侧边，沉沉的打着鼾”。“暖烘烘的猫”与“黄瘦的”老妻形成对照关系，在叙事者的有意设置中，似乎这个家庭中能够给何华明带来温暖感受的不是老妻而是动物。这时作者给了熟睡的老妻一个奇异而稍显“刻薄”的特写：“有一个眼泪嵌在那凹下去了的眼角上”。同时何华明自己刚刚沉入半睡眠状态，与此对应的却是“映在曙光里的这窑洞倒也显得很温暖，很恬适”。结尾部分通过细节描写来生成诗意话语，但“温暖”与“恬适”等背后压抑的却是何华明的内心意识和欲望，以及未能得到梳理与解决的现实问题。仔细体会这类诗意话语，会发现其中包含着的张力与反讽意味。这种在诗化中结合反讽的方式，也暗示着小说围绕何华明展现的诸多问题，并不能够依靠非此即彼的方式解决，如同“夜”的象征意味一样，具有某种混沌性。离婚还是不离婚并不构成小说的核心矛盾，丁玲在小说中试图呈现的，是置身于革命日常形态下的主体情感意识的困顿与转变，这是在延安日常政治实践中所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小说结束时关注的仍然是何华明的内心焦虑，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因而“闹离婚怕影响不好”并不真正构成小说结尾部分在形式上的“断裂”，反而有可能通往骆宾基的判断与理解：“跨着两个时代，两种农村社会生活，不迁就那些旧的过时的农村人民的观念，他是没法把他们聚集到周围，率领他们过渡到新的有生活标帜的航线上来的”[24]。
 
       结语  丁玲与革命书写
 
       诗化书写并非绝对地与革命文本相对立，《夜》的诗化特征与叙事者的自觉掌控，在另一个维度上显示出与《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同样的“知识分子（文学家）的自我存在方式”[25]。这并不是要在文本中设置一个消解革命叙事的个体，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处理特定时期个体与政治的关系，关注的仍是革命内部的问题。事实上，“除了很少一部分脱产干部，解放区的大部分行政村、自然村干部都是不脱产的农民，即除土地收入之外并无其他收入来源。因此除了‘误得起工’的富农干部之外，普通农民干部基本上都得承受误工的代价”[26]。而像何华明这样不脱产的农民干部，以及其后欧阳山《高干大》（1946）中的高干大、柳青《种谷记》（1947）中的王加扶，都可以看作是解放区这一类干部的典型。丁玲不仅非常早地在基层革命干部队伍中发现了这类人物形象，而且自觉地在创作中思考、处理他们遇到的问题，密切关注革命主体如何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实现自我的成长。因此对《夜》的诗化风格的讨论，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革命文本的视域。这篇小说的诗化方式对革命内部某些历史结构性内容的显影和观照是有效的。《丁玲传》中收录了疑似《夜》的改写残稿，残稿相对于原著“叙述少了，描写多了，心理分析少了，活动对话多了，几个人物活灵活现，文章更通俗生动，散发着浓厚的陕北农村气息”[27]。描写与叙述的变化，关乎的是对现实介入的有效性问题。在一套政治制度性写作规范出现之前，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书写必然带有个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方式外在于革命的“现实”，而关乎被革命召唤与吸引，以及主动投入革命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并进行思考、书写革命的“现实”问题。作为《讲话》前最后一篇小说创作，《夜》至少在作者自觉的意义上象征着丁玲在纳入新的写作制度前，对“知识分子（文学家）的自我存在方式”这种“具有生产力的写作范式”的最后一次探索和尝试。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
 
注释：
[1]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241页。
[2] 冯雪峰：《从〈梦珂〉到〈夜〉》，《中国作家》，1948年，第1卷第2期。
[3]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241页。
[4] 晓菡（丁玲）：《夜》，《解放日报》，1941年6月10日、11日。本文所引《夜》原文，均出自此。
[5] 吴舒洁：《“公家人”与革命的庸常化——从丁玲的〈夜〉谈起》，《现代中文学刊》，2013第4期。
[6] 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2页。
[7]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50-751页。
[8] [美]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2—167页。
[9] 骆宾基：《大风暴中的人物——评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抗战文艺》，1944 年，第9卷第5、6期。
[10] [德]沃尔夫根·顾彬：《丁玲延安时期的短篇小说〈夜〉》，郑小英译，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0页。
[11] 何丹仁（冯雪峰）：《关于新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0页。
[12] 小说中经常表明何华明对自己的政治身份具有高度认同感，如“他常常还以为骄傲的是在这只有二十家人家中却有廿八个是更亲密的同志，共产党的党员”。
[13] [日]尾坂德司：《丁玲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活动》，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第237页。
[14] 刘剑梅：《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郭冰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40页。
[15] 陈逢玥：《革命的技艺化——重读梅仪慈的〈丁玲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期。
[16] 冯雪峰：《从〈梦珂〉到〈夜〉》，《中国作家》，1948年，第1卷第2期。
[17] 严家炎：《开拓者的艰难跋涉——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
[18] 这些预设性的观念，包括在丁玲身上寻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裂隙，认为丁玲的女性观就是丁玲对女性的关怀等。
[19] 如有研究者就从社会史视野展开对《夜》的讨论，从1939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切入，结合边区具体的社会事件分析丁玲对女性，尤其是年老多病的底层女性的同情与关怀。参见中王书吟：《延安时期丁玲女性书写的转变与“新人”塑造——社会史视野下的〈夜〉的重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期。
[20] 有研究者认为何华明老婆的出路在于走出家庭，走向“大生产和民主生活”。参见熊鹰：《“物质基础”与民主生活之间——论丁玲〈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7期。
[21]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171—174页。
[22] 丁玲：《“三八”节有感》，《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23] 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
[24] 骆宾基：《大风暴中的人物——评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抗战文艺》，1944 年，第9卷第5、6期。
[25] 贺桂梅：《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
[26] 路杨：《劳动的诗学：解放区的文艺生产与形式实践》，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7年。
[27]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