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的辩证法：
                                                     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丁玲转变问题
 
                                                                                          吴舒洁  
 
       1931年夏天，丁玲创作了以农村水灾为题材的小说《水》。这篇小说通常被认为是丁玲“向左转”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在1932年“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2卷1期上，冯雪峰以“丹仁”为笔名发表了《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一文，高度赞扬了《水》所展现出来的“写大众”的转变，并称其为一篇“新的小说”的萌芽。然而，甚少有研究者探究丁玲在1931年的这种“大众化”转变与当时整个左翼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当丁玲的“向左转”成为一种反复言说的文学史叙事时，“转变”前后的丁玲以两种相异的政治认同被呈现，它们被概括为“五四”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左翼知识分子的转变。具体而言，在思想立场上表现为从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党的螺丝钉”[1]，在创作上则是从个人主义的“浪漫谛克”转变为集体主义的阶级书写。但这样的叙事在将“转变”阐释为一种主体精神的变迁时，实际上把“向左转”这一内在于20世纪中国革命政治的问题抽象化与结构化了。正如贺桂梅所指出的，丁玲其实是“革命的肉身形态”[2]。如果我们承认丁玲的逻辑代表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逻辑的话，那么丁玲的“转变”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史问题，也是一个革命的文化政治问题。在左翼文化运动高涨的1930年代，丁玲以其个人的“向左转”姿态构成了“左联”最耀眼的实绩，被认为是实现了左翼文化对于“五四”文化的清算。究竟如何理解这种清算，如何理解由《水》的发表所标识出来的“向左转”，则不能不跳脱出作家个体的研究模式，在一种革命文化运动的总体视野中予以讨论。
       事实上，就丁玲自身而言，“转变”一词也有着格外曲折的含义。除了1931年的“大众化”转变，1933年她在南京被囚后的是否“转向”（背叛革命），1943年她在延安审干中所遭遇的忠诚质疑，及至50年代“丁陈反党集团”中再度被审查，而1980年代复出后的不改志（另一种意义上的“转向”），丁玲的一生始终处于抵抗与改造、忠诚与转向的缠绕中。是否转变、转向何处，正是这些关于转变问题的反复拷问，锻造出了一个革命主体的精神质地，更再现了中国革命政治中那些最尖锐的矛盾斗争。对于20世纪起伏递进的中国革命而言，“转变”问题的每一次构造，无不包含着紧张的冲突与革命的强力。“转”与“不转”之间，实际上最能看出革命在理论预设、政治目标以及行动实践三者之间协调运行的逻辑。
       因此，把丁玲的“向左转”过程化，将丁玲的转变置于革命文学运动的路径与诉求中，重现这一过程中文学与政治的勾连角力，则有可能打开我们对于“左翼文学”的理解方式。重新追问丁玲“向左转”的命名过程，并不意味着以话语研究的方法去解构“转变”的真实性，而是回到命名所发生的历史关系中，重建“转变”背后的文化与政治“情势”。“情势”可以说是1930年代革命文学运动中的一个关键词，它要求革命者必须认识观察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境与政治形势，在混杂的矛盾中作出判断和回应。对于“情势”的考察，使我们能够摆脱那种将左翼文学运动视作铁板一块的静态的研究方式，进而在政治时局的变动与组织化的政策路线、个体的能动性之间重建一种文学的“政治感觉”。日本学者丸山昇曾提出过如何把握三十年代研究中路线与个体之间的复杂对应：将三十年代作为问题，意味着去思考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在各位文学家身上的具体表现，去探讨它们在当时剧烈变动的场域中处于何种位置[3]。同样，我们也应将丁玲的转变视作一种内外合力关系中的产物，思考“向左转”所要面对的“情势”，从而才能看见这一命题所包含的可能性与限度。
 
       一、“无产阶级文学”的退却
 
       尽管丁玲早在1930年就加入了“左联”，但由于怀孕生子，一直寓居家中，并没有实际参加“左联”的工作。用丁玲自己的话来说，这一时期胡也频“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自己“却是在爬”[4]。从丁玲为“左联”献礼而作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二）也可看出，在加入“左联”的最初这段时期里，无论是写作题材、方法还是对于革命的理解方式，丁玲都还没有摆脱“革命加恋爱”小说的那种文学/政治的二元思考模式。在三十年代初摩登上海的革命狂飙氛围中，革命文学看似高歌猛进，实则完全依附于一种政治至上的逻辑中。冯雪峰曾对当时“左联”的斗争性质如此分析：
 
       那时候在上海的党中央和我们这些年轻的党员，主要的是把左联当做了直接政治斗争的一般群众的革命团体，而差不多忽视了它的应该特别发挥的特殊的战斗性能与作用——文学斗争与思想斗争，并经过文学斗争与思想斗争去完成政治斗争的任务。[5]
 
       文学家们一跃而成职业革命家，“左联”也更像是以革命政党的面目在运转。丁玲虽然深知文学的弱势，然而也并未完全地认同于这种革命的政治状态。相比于胡也频对革命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丁玲实际上仍是以自守于创作的方式保持着一种“同路人”的姿态[6]。直到1931年2月胡也频牺牲，丁玲才不得不从一个“写小说的人”的自许中猛然惊醒，发现自己的“无用”：
 
       我说我要写文章，我要到工人那里去，农民那里去。可上海我能到哪里去呢？我能到工厂去嘛？我不能到工厂去。哪里也去不了[7]。
 
       同样体会到这种“无用感”的，其实还有整个“左联”组织。“左联”五烈士的遇害，对于革命文学运动无异于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因此而构成了一个转折的标志性事件。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将这一事件称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8]，它意味着革命文学不得不克服浪漫谛克的想象，开始直面现实政治的残酷。当时上海的革命斗争跌入了低谷，“立三路线”的失败以及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导致党组织严重受损，更有大量自首、叛变现象，党在组织和信仰上都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政治上的溃灭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左联”初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失败。在“左联”1930年所发表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这一最初的纲领性文件中，“左联”作为“统一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总机关”[9]，提出文学的作用是要把无产阶级的情感和生活组织起来，服务于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由于接受了共产国际对于“资本主义第三期”革命高潮的判断，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初期“左联”对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是充满乐观的。然而1931年2月的受挫，一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左联”的行动几乎陷入停顿，飞行集会、散发传单、公开演讲等“赤膊上阵”的狂热行为也无法再进行。
       在这种“无用感”中，“无产阶级文学”这一概念的内在矛盾——写作主体与政治主体的分裂也愈加明晰显现。其中的关键在于，作为写作主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尚未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阶段时，如何能够创作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这个矛盾的解决在理论上主要诉诸于福本主义的“意识斗争”，即知识阶级通过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政治上成为自觉的主体，从而创作出无产阶级文学。但创造社所主张的这种理论斗争，几乎只停留于“观念形态”（意识形态）而无涉于具体实践。当“左联”开始强调革命文学与政治行动的同一性时，知识分子面临的已经不是当不当“留声机器”的问题，而是必须使自身改造、转换为政治主体，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学与实践的合一。初期“左联”提出发展工农通信写作运动，即是为了推行一种从实践而来的新型文学形态，然而在革命遭到全面扑杀的30年代初，这一运动显然无从开展。丁玲在其小说《一天》中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这种困境，小资产阶级“走出家门”以后，无路可走的窒息感反而更甚于独居家中的写作。遭遇了2月的屠杀之后，“左联”的文化运动被迫转入地下，在“公开的路线上必然地是不能有什么表现”[10]。而另一方面，1931年的上海文坛，又有形形色色的左翼尤其是社会民主主义派，“安然无恙地贩卖着‘革命’文化”[11]。在失去了政治实践空间的情况下，左翼文学运动如何突围？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究竟如何定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建立其与工农大众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通过丁玲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作家表现出来的时候，也把丁玲推到了某种不得不转变的斗争情势中。
胡也频牺牲之后，丁玲虽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到各大学进行演讲，但公众更为关心的无疑是她作为“烈士未亡人”的境遇[12]，而评论家们往往也更热衷于谈论她的女作家身份。作为五四新女性的莎菲女士究竟将往何处去，不仅仅是左翼文坛内部的话题，也是一个颇有公众性的文学“故事”。这个故事所指向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在革命中的命运，甚至关系到革命所具有的号召力。当时左翼理论家钱杏邨（方英）在其女作家评论小辑的《丁玲论》中，接连使用了“新的”一词呼吁着丁玲的转变：
 
       在新的创作的开始上，她还没有展开她的新的有力量的成就，这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她并没有从新的革命的生活中走出来，所以，作为她的今后的主要的事件的，她必须走向新的革命的生活里去，她必须在尖锐化了的现代的斗争生活中去不断的锻炼她自己，这样，新的作为斗争的有力量的作品才会产生，这是对于丁玲的创作应有的理解。[13]
 
       这种对新生的急切期待，与其说是在批评丁玲的“落后”，不如说更是因为无法建立有效的话语去寻找新生的契机，便只能寄托于毕其功于一役的“转向”。这一点与1920年代创造社对于“方向转换”的迷恋其实不无相通之处。一个停滞于“旧的”生活中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同样也映射着革命的泥足不前。
      “左联”为丁玲安排的“出路”仍然是文学。丁玲开始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这份以创作为主的刊物，也是“左联”寻求转变的起点。丁玲因其“不太红”的文学家身份而能够联络各路作家，以较为中立的色彩克服“左联”前期的关门主义问题。在沈从文的帮助下，《北斗》创刊号邀请了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郑振铎等“左联”之外的作家写稿，而且有意识地超越地域之限，使撰稿群从上海扩展到了北京。尽管丁玲并没有如胡也频那样直接投入“左联”的政治工作，也没有摆脱一个作家旧有的社会关系而转变为一名革命“新人”，但是通过编辑《北斗》的工作，丁玲开始以文学组织者的角色配合参与到“左联”的革命斗争中。这种看似中立的做法，实际上却代表了“左联”试图扩大文学的统一战线，加强左翼文学竞争性的进取态度。
       不过，《北斗》的“灰色”并没有消解“左联”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目标。这种统一战线与文化领导权之间的矛盾，在丁玲身上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丁玲作为文学组织者尽力维持《北斗》的同人刊物面目，另一方面，她作为文学创作者，积极地想要改变旧的写作手法，而这种改变必然内在于其政治认同的转换。在《北斗》“灰色”的创刊号中，不免有些格格不入地刊登了一首题为《给我爱的》的诗。这首诗是丁玲以T.L的笔名所发表，诗中毫不掩饰地宣示了作者投身革命的热忱：“我只想怎么也把我自己的颜色染红”、“只有一种信仰，固定着我们大家的心”[14]。丁玲一改过去充满个人感性的笔调，不无生硬地在诗中堆砌大量马克思主义词汇，金价、银价、棉花的价、资本主义、殖民地、斗争、组织、机器……这些无法连缀成叙事的语词，恰恰照见了丁玲此时急于转变为一名“无产阶级作家”的决心。后来丁玲多次谈到这一时期自我突破的焦虑：
 
       在写《水》以前，我没有写成一篇东西，非常苦闷。有许多人物事实都在苦恼我，使我不安，可是我写不出来，我抓不到可以任我运用的一枝笔，我讨厌我的“作风”（借用一下，因为找不到适当的字），我以为它限制了我的思想……[15]
       还有个突破是写《水》，我一定要超过自己的题材的范围，《水》是个突破。《水》以前是《田家冲》。写了《田家冲》不够，还要写《水》。这两篇小说是在胡也频等牺牲以后，自己有意识地要到群众中去描写群众，要写革命者，要写工农。这以后还有一些短篇：《消息》、《夜会》、《奔》都是跟着这个线索写的。[16]
 
     《水》对于丁玲转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这只是一篇为了支持《北斗》创刊的“急就章”，但是这篇作品对于社会重大题材的响应，以及对于农民集体抗争的描写，与丁玲正式参与“左联”的组织化文学运动是密不可分的。
        对于1931年进入沉潜期的“左联”而言，正是丁玲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转变道路，展现出了从文学重新出发的战斗性与灵活性。这种文学家所获得的政治自觉，重新打开了文学与政治、私人性与公共性的想象，使“无产阶级文学”的运动方向有了“新生的前奏”[17]。然而，对于丁玲正在发生的转变，左翼评论家们尚未找到一套新的语汇进行描述。尽管丁玲在写作上的突破以及《北斗》在统一战线上的成功有目可睹，但如何将这些文学上的变化纳入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理论话语，如何确认丁玲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新位置，通过定义丁玲的转变来定义“左联”的转变，仍然是一个难题。这实际上关系到对“五四”以降的新文学运动的总结，以及在新的斗争环境中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解。
 
       二、“同路人”与普罗文学的“布尔什维克化”
 
       1931年11月，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与被派至上海领导“左联”工作的瞿秋白等共同起草发表了“左联”的新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以下简称“十一月决议”）。一般认为，“十一月决议”之后“左联”迎来了真正的“转变”，从初期政治盲动主义转向了以文学为阵地的斗争，并明确提出了“大众化”的无产阶级文艺方向。《新的小说的诞生》即发表于“十一月决议”出台后，比照二者的内容可清楚看到，冯雪峰其实是借由丁玲的“转变”将“十一月决议”具体化，同时也是把丁玲的“转变”纳入“左联”新的文化运动任务中。因此，有必要先对“十一月决议”产生的背景及其所提出的问题稍作讨论。
       瞿秋白在《苏联文学的新的阶段》（1932）一文中曾将苏俄的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分为三个时期：波格丹诺夫时期、普列汉诺夫时期、乌梁诺夫（列宁）时期。其中第三个时期的开始，是在1930年世界革命作家联盟成立，中国的左翼文学也形成了“自己的组织上的联合”即“左联”，革命文学运动进入了一个“创造布尔什维克的大艺术”的阶段[18]。这一时期正值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期间，农业集体化的改造导致苏联国内阶级迅速重组分化，普罗文学运动开始强调党的组织化领导与工农大众的结合。瞿秋白认为在这个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中，“‘革命同路人’在文学界之中开始丧失统治的地位，而普洛文学的领导权的斗争已经得到很大的胜利”，旧时代的智识分子正在坚决地转变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普罗文学的任务，就是要用一切方法一切力量去保障这种转变的巩固和加强”[19]。
瞿秋白对于国际普罗文学运动的阶段性描述，大致可以使我们了解“左联”在1930-1931年间所置身的历史环境,但并不能完全对应于中国的情况。1930年11月，第二次世界革命文学大会在苏联乌克兰的哈尔可夫召开，这次会议有来自欧、美、亚、非等22国的代表共同参加，“左联”在莫斯科的代表萧三也出席了大会，并在大会上就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情况进行了报告。哈尔可夫大会的召开，可以说是瞿秋白所谓乌梁诺夫（列宁）时期开始的一个标志。这次大会在“拉普”的主导下，对推动普罗文学的布尔什维克化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在组织工农通讯员运动、促进文艺大众化、争取“同路人”作家等重要路线问题上作出了决议。同时，为了加强世界各个国家普罗文学组织之间的联系，“革命文学国际事务局”改为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左联”也正式加入成为其支部[20]，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形成了一个紧密呼应与互动的传播圈。然而有关哈尔可夫大会的情况，因为通信不畅等原因，直至1931年8月才由萧三发至“左联”并发表于机关刊物《前哨·文学导报》上[21]。
       1931年的“十一月决议”即是参照此次大会的决议内容而制定的。但由于此时已相距近一年，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刺激了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而苏维埃革命运动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鼓舞下发展迅速，尤其是11月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瑞京成立，中共党内又继续推行向国民党政权的“进攻路线”。在这种情况下，“左联”实际上面临一个颇为矛盾的局面。一方面，左翼文学在国民党的宣传管制下生存艰难，同时又必须与当时上海的各种文化势力展开竞争或合作，以争夺大众读者；另一方面革命政治的激进化则要求革命文学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广泛发动工农兵力量，保卫苏维埃革命成果。这一矛盾几乎构成了“左联”“转变”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也制约着“转变”后革命文学运动路线的不断调整与自我斗争，而其突出爆发的代表性事件即是“第三种人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
       “十一月决议”在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发生转换、而中国革命矛盾变得复杂化的情势中出台，其与哈尔可夫大会的决议之间也就出现了不同的侧重点。当时，哈尔可夫大会以共产国际的“初期统一战线”为指导，要求各国支部在革命文学运动中形成以工农兵为主体、联合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反帝人民战线[22]，而其中一项工作重点即是对“同路人”作家的争取以及对革命“同盟者”的再教育[23]。大会特别批判了“左翼机会主义”，强调不应否定在工农通信运动以外无产阶级文学发生的可能性，尤其是“同路人”文学中发生转变的契机，并要求各支部必须定期汇报“发生在同路人之间的和布尔乔亚文学阵营管理的变化”[24]。然而“左联”的“十一月决议”在“同路人”问题上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关注，仅仅是提到革命文学家们必须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同路人性，以及落后性”，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法论者”[25]。与哈尔可夫大会相比，“十一月决议”其实更为重视革命文学运动中的“反右倾”问题。“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中共也提出了争取下层小资产阶级、组建全国反帝同盟的“下层统一战线”口号[26]，但由于强调反帝运动与苏维埃运动的同一性[27]，在斗争路线上要求促成“转变帝国主义的战争为革命的内战”，“下层统一战线”并未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充分的贯彻。作为一个“半政党”性质的文艺组织，“左联”遵循中共的路线而将工作任务的重点定位于实现“彻底的大众化”上，在一份方向性的纲领中自然无法给予“同路人”问题足够的言说空间。    
       不过，“十一月决议”中“同路人”问题表述的空缺，也并不代表“左联”对于这一问题的忽视。作为决议的主要起草者，冯雪峰很快接着翻译了德国克莱拉的《论“同路人”与工人通信员》[28]这篇重要的理论文章。克莱拉此文作为对哈尔可夫大会的回应，深入讨论了在普罗文学运动的新阶段如何看待“同路人”作家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克莱拉所讨论的“同路人”，主要是针对德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市的小市民阶级”，而这个阶级的命运将是“一般地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高贵的同路人，特殊地成为普洛文学的同路人”[29]。克莱拉所讨论的都市小市民阶级的转变，对于当时中国的左翼文坛而言，最合适不过的对应者恐怕就是丁玲这个modern girl了。从《新的小说的诞生》也可看出，冯雪峰正是把丁玲定位于一个都市小市民阶级转变为“同路人”，进而转变为无产阶级作家（或同盟军）的一条轨道上。此外，瞿秋白也撰写了《苏联文学的新的阶段》一文，集中讨论了苏联“同路人”作家转变的过程，后来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也正是以此作为鲁迅转变的一种镜像。冯雪峰与瞿秋白两位“左联”的领导者，相继撰文介绍“同路人”现象，将其“挪用”为中国左翼文学的一种叙事实践，正说明了“同路人”问题在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大众化”风潮中，其实构成了一个潜在而深刻的症结。如果说1920年代末以降，“同路人”因托洛茨基派的失势以及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化”而在政治上陷入某种“不合法”境地的话，那么在无产阶级文学必须面对现实“统一战线”的矛盾情境，并且都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然构成了革命文学主力军的情况下，“同路人”现象则因其所蕴含的革命曲折性而不得不被反复论说，反过来也暴露了政治话语的贫乏，以文学的方式提示出了具有现实感的“政治性”。
       “同路人”概念在1928年由鲁迅译介至国内时，便是以其对革命“文学”的自觉形成了与创造社同人的竞争关系。这里无法就“同路人”理论及其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意义展开详细的讨论，仅能重点指出的是，“同路人”本身所指向的革命的过渡性，恰恰是通过“文学”这一中介来实现的。在托洛茨基的理论中，在革命尚未成功的阶段，无产阶级专注于领导权的争夺，文学便只能由有余裕的“同路人”去创造。鲁迅由此看到了文学的“无力”，而这种“无力”到了“左联”的“十一月决议”时期，则变成了革命文学检讨自身与政治之关系的起点。“左联”初期以“工农兵通信运动”为唯一实现手段的苏维埃文学理念，在“十一月决议”中事实上已被抛弃。“十一月决议”将实现“彻底的大众化”分为两条路径，其一是组织工农通信运动，其二是“实行作品和批评的大众化，以及现在这些文学者生活的大众化”，此后“左联”的文化斗争也主要是在这两条战线上展开。1932年3月“左联”进行了改组，下设创作批评委员会（创委）、大众文艺委员会（众委）、国际联络委员会（联委）三个小组，其中创委和众委的区别更进一步明确了大众文艺创作（包括工农通信运动）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分工，而这种分工实际上也意味着承认了无产阶级文学在过渡阶段的多样性。
       1930年代初，冯雪峰、瞿秋白、鲁迅等“左联”的领导人物皆表态批判过托洛茨基主义者，但这种政治立场上的变化并没有消解他们对于“同路人”文学的关注[30]。在三十年代迅疾变换的现实政治形势中，如何把握“同路人”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之间的变动关系，发现“同路人”向“无产阶级”转变的契机，成为了他们确认文学的“政治感觉”，从文学向现实突围的一种斗争方式。冯雪峰的丁玲论，正是在“十一月决议”发表之后，围绕“同路人”转变问题所展开的一次理论实践。他在丁玲身上所发掘出的“转变”的辩证性，看似是分析小说的创作方法，实则是在回应革命过渡阶段所出现的上述矛盾，试图以此重新激活文学的政治承担。
 
       三、智识阶级的“转变”
 
     《新的小说的诞生》虽是呼应“十一月决议”之作，但其将丁玲纳入“同路人”问题中的论说方式，与冯雪峰写于“革命文学论争”时期的《革命与智识阶级》实为一脉相承。两篇文章都是借“同路人”理论转化为对中国新文学知识分子历史任务与历史定位的批判性理解。不过对比两文可以发现，冯雪峰在丁玲论中的着力点已经有所转移。《革命与智识阶级》作为“革命文学论争”高潮阶段的发言，针对创造社对鲁迅的批判，尝试以鲁迅为对象进行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尽管冯雪峰对于知识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进退摇摆表达了宽容的态度，强调：“革命有给予智识阶级的革命追随者以极少限度的闲暇，使他们多多渗透革命的策略与革命的精神的必要”[31]；但这种“追随者”的角色，实际上已经将知识阶级固定在了一个被动的位置上，文中作为主语的始终是“革命”这一抽象物。而到了《新的小说的诞生》，论述的主语已经转移为具体的知识分子个体，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凸显出了文学这一“中介”的历史能动性。
       如前所示，“十一月决议”虽然把唯物辩证创作方法奉为圭臬，但主要是将其等同于一种世界观法则，并无对其在创作上的具体实践进行阐述。“十一月决议”发表之后，《水》很快就被评论家们标识为唯物辩证创作方法的一个样本。当时除了冯雪峰的文章外，1932年同期《北斗》上还刊有钱杏邨的《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内文亦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高度评价了《水》的突破。不过，只有在《新的小说的诞生》中，创作方法的问题才被提升至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的理论问题，并且被赋予了阶级意识的辩证法意义。《北斗》在1931年第3期连载结束丁玲的《水》，同期即刊发了由冯雪峰翻译的“拉普”领导人法捷耶夫的《创作方法论》一文，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进行了系统介绍。这篇文章遂成为“左联”推行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权威所本，也直接影响了冯雪峰和钱杏邨对丁玲的阐释。所谓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强调着“前卫的世界观”对于写作的决定性作用，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占有下，“写什么”及“怎么写”的问题将自然而然得到解决。这种从世界观到创作方法的一体统摄性，被认为克服了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如法捷耶夫所说，“现象的世界和本质的法则的世界，并不是什么一个烦琐学派的范畴，而是同一内容的两面，同一客观的存在的两面”[32]。因此，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一方面使无产阶级文学具体地落实到了题材和形式层面，乃至重申艺术的可视性与形象性，但另一方面则把理论与世界观对文学的指导作用绝对化，形成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总括主义”[33]。
       由此带来的创作方法上的革新主要包括现实主义的写法、以集体的行动为题材、坚持阶级斗争的视角等，这些都显而易见于冯雪峰对《水》的评论中。然而冯雪峰的丁玲论其实另有其理论阐释的重点，他从法捷耶夫那里把握到了唯物辩证主义创作方法对于现实世界中“转变”契机的洞察。因为“普罗列搭利亚特是那早已在今日之中诞生着的明日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真的历史的担当者”[34]，无产阶级作为认识主体同时也是认识客体的这种辩证同一性，反过来赋予了知识阶级主体变革的可能。也就是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完全可以通过对无产阶级所承担的历史转变的掌握，发现历史中已经诞生着并到来的“新的，真正社会主义的东西”[35]，从而获得全新的阶级意识。法捷耶夫在这里并没有使用“无产阶级意识”这一概念，但是这种将革命寄托于知识分子认识论上的变革，借助世界观以将外部世界体系化的论述，其实仍然无法抹去波格丹诺夫“艺术组织生活论”的影响。不过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转变”论述中所具有的主客体辩证法意义，为冯雪峰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去讨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不再只是将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追随者，而是从他们向“无产阶级化”的“转变”中发现其成为革命主体的可能性。
        因此，“转变”这一过程本身，开始取代单纯追求突变的“方向转换”成为革命文学新的论述话语。对于“转变”的辩证法的重视，也意味着重新在革命的内部承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使阶级分析不再僵化于既有的话语结构中。在冯雪峰看来，丁玲的一系列作品证明了曾经的进步知识分子——文中将其对应于俄国文学谱系中的“新人”，是有可能“跟着社会的变动而前进”，他们“已不仅只被动地反应着社会思潮的变动，并且明显地反应着作者自己的觉悟，悲哀，努力，新生的了”[36]。冯雪峰并没有解释清楚丁玲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在这个问题上，他完全诉诸于知识阶级自身的觉悟，而非现实社会的大众化斗争。因为看到了自己阶级所必然面临的崩溃，所以“同路人”知识分子能够“严厉地实行着自己清算的过程”[37]，而这一判断的依据，正是将小资产阶级的“转变”视作资本主义危机尖锐化、无产阶级革命情势进入转换期的一种表征。
       这种看待“同路人”知识阶级的新方式，打开了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实践空间。它不再一味追求新质的获得，而是把认识与实践的焦点放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已然松动的、新旧交揉的“契机”上。冯雪峰坦言《水》仍只是新的小说的萌芽，丁玲也“还不能即刻是簇新的作家”，《水》的“速写”性质，造成它没有完成这重大题材所给予的任务，也没有充分反映出土地革命对于灾民斗争的组织和领导。事实上，从小说来看，很难说《水》已经实现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题材上的大众化并没有带来书写方式真正的突破。小说对于灾民群像的“点彩法”描绘，以及对于群力的崇拜，都暴露出作者尚未建立起唯物辩证主义的认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仍延续了《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中那种狂飙突进的都市美学。然而，冯雪峰看重的是丁玲从《田家冲》到《水》的“一段宝贵的斗争过程”：
 
       ……是一段明明在社会的斗争和文艺理论上的斗争的激烈尖锐之下，在自己的对于革命的更深一层的理解之下，作者正真严厉地实行着自己的清算的过程。那结果是使她在“水”里面能够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及其出路。[38]
 
       知识分子因投身于社会矛盾的斗争过程而使自身成为这一过程的载体，而他们在自身被客体化的同时也获得了认识世界的主体可能。因此冯雪峰会特别强调，《水》的一个突出贡献就在于发现大众是可以转变的。当时曾有青年作者去信鲁迅，表达了身为小资产阶级作家在题材转换上的困境，对此鲁迅在信中答复：
 
       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39]
 
       “十一月决议”后左翼文学家们孜孜以求写大众、写重大题材，然而鲁迅却看到了这种遽然转向的“趋时”中，只有“突变”而没有真正的改革。鲁迅的答复与其主张革命文学非得“革命人”来写的态度一以贯之，他所关注的是革命的个体如何能克服英雄主义的内在孱弱，在自我的新旧搏斗——在30年代具体地表现为大众化实践的过程——中真正成长为历史的主体。冯雪峰对于大众“转变”的强调，其实也是通过拒绝大众作为静态抽象的他者，从而唤起小资产阶级作家认识大众、书写大众的政治感觉。这一点在后来冯雪峰对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的批评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调。这两篇表现“上海事变”的重大题材小说并未获得冯雪峰的赞扬，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深刻地把握住大众在斗争中的转变，暴露出了写作主体与政治主体之间的距离[40]。
 
       四、“无产阶级文学”的辩证法
 
       作为“左联”的领导者，同时也是“左联”与党之间的一个桥梁，冯雪峰在对待“同路人”问题时，不仅仅是将其视作一个“革命人”的自我锻炼，更关注这一小资产阶级知识群体在革命组织中的位置。如果说“同路人”对于鲁迅而言意味着趋向革命时的一种主体态度，那么在冯雪峰那里，这一问题更关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如何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形成有效的判断与实践能力，从而在阶级与阶级之间展开斗争或合作。因此，尽管丁玲在1931年的“转变”显得模糊而单薄，《水》这个短篇速写也无法充分呈现出“转变”的意义，但是冯雪峰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并迅速将其理论化，从而揭示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所必须面对的新的情势。从“十一月决议”到《新的小说的诞生》，“左联”的领导者们不断调整“无产阶级文学”的斗争空间。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学”已经从绝对的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地中撤退，开始容纳“同路人”、“同盟军”等更具有过渡性质的写作主体；另一方面，这种撤退也换来了对于文学作为一种实践的重新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围绕丁玲的转变问题，我们看到了“左联”在理论、创作、实践三者之间的转换与统摄，使得“无产阶级文学”不是作为一个静止的目标，而是真正作为一场运动，在三十年代政治的主要矛盾——统一战线与阶级领导权的矛盾中战斗。
       在这个意义上，丁玲的转变不仅是其个人努力为之的结果，也是“无产阶级文学”在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文坛中争夺文化领导权的一次出击。1932年3月，丁玲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的螺丝钉”，可以说是标志性地完成了“向左转”。然而这种政治身份的改变，更应被理解为一场文学运动的产物。早在入党之前，丁玲就已经作为“左联”的一员进入了组织化的状态，在理论、创作与实践的全面展开中重新定义了“文学家”。除了前述编辑《北斗》的工作和创作小说外，丁玲也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党的路线变化[41]，还常常换上女工的装束，到工人区结交工人朋友，发展工人通讯员。而她所写的那些“大众化”小说，素材往往是来自时事新闻，体现出创作对于现实政治快速的反应与再现能力。这些其实都指向了一种具有高度实践性的新的文学形态的出现。正如冯雪峰所强调的，“要产生适切于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必然地是只有从运动的实践中去探求”[42]，唯物辩证创作方法从来就没有真正在创作方法的层面取得过成功，无产阶级“前卫的世界观”也只能停留于抽象的理论假想。如果说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对于“左联”及丁玲的转变提供了某种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正是胡风所点明的，“辩证法本身就是要求实践的”[43]，文学家不再只是为了创作而创作，而是“为履行阶级实践任务而创作”[44]。因此丁玲后来才会如此追溯，说自己在写完《水》后思想变得辩证了[45]。不是在写作之前就先在地改变了思想，而是通过以写作为载体的文学实践，主体重新认识了自身与大众世界的关系，从而开启了创作与理论之间、写作主体与政治主体之间辩证转换的可能性。
1933年丁玲被捕以后，鲁迅在接受朝鲜记者申彦俊的一次采访中谈到：
 
       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写不出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品。我只能算是左翼方面的一个人。[46]
 
       丁玲后来听闻此言深为感动，称鲁迅当时是为了营救自己才给予如此高的评价。无论鲁迅是因为何种原因坦陈自己与丁玲的“差距”，至少这番言辞代表了他对于丁玲努力克服阶级局限、趋向无产阶级文学的肯定。与其在20年代革命文学论战中所坚持的“同路人”文学观有所调整，鲁迅此时并没有固着于“同路人”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而是在对二者离合变化的把握中思考“文学”与“革命底实生活”之间的转化[47]。1932年鲁迅分别编选出版了“同路人”小说集《竖琴》与“无产作家”小说集《一天的工作》。在为《一天的工作》所写的前记中，鲁迅对于两种文学的差异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48]
 
       从“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到“左联”时期，革命文学经历了一个从理念到实践的“现实主义化”的锻炼。正是在“同路人”与“无产阶级”之间的辩证关系中，鲁迅愈加清楚地看到了革命文学的力量，并不在于灌输一种名目上的阶级身份，而是在于打破文学与政治的对立，使写作主体克服对于写作的个人英雄主义想象，在大众世界的实践中重新探求自己的位置。“左联”在进入“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的过程中，固然没能彻底克服观念与实践的分裂，也没能如其所宣称的实现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夺取，但是它与现实政治形势的紧密联结，以及在这种联结中敏锐地把握一切可以促成政治转变的“契机”，这些新的斗争方式与斗争空间都是以文学为基点而展开的。如果没有“左联”时期所经历的这种小资产阶级主体经验的不断试炼与再造，没有在这种组织化的文学运动中积极寻求转变的实践，丁玲的“向左转”恐怕也不会在其革命道路上构成一个原点性的转折“事件”。
       1932年，改组后的“左联”宣称“每一个小组都应当整个的实行左联的转变——从各方面去进行革命大众文艺的运动”[49]，这种总体性的转变通过丁玲这样一位最具有“文学性”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表现出来的时候，也意味着“无产阶级文学”打开了其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纠缠僵局。日本学者竹内好曾经指出，“左联”并非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的党派性团体，而是1930年代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母胎[50]。竹内好基于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失败的反思而看重“左联”的统一战线色彩，这一判断反而失漏了“左联”作为一个“半政党”组织的特殊的历史意义。“左联”虽然直接受中共领导，但并不像“拉普”或“纳普”那样紧密依附于政党组织。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恰恰是“左联”以其文化运动的方式，代替了中共展开合法性的革命斗争，承担起了“先锋队”的功能。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比直接的政治行动展现出了进退腾挪的灵活性与敏感性。这其实也是丁玲作为一名“无产阶级文学家”所创造的实践意义。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左转”后的丁玲不仅写下了刻画工农的《水》，也写下了《消息》、《母亲》这样融入了女性主体情感经验的小说。而其主编的《北斗》，在“十一月决议”之后仍能就创作问题集合许多非左翼作家展开征文讨论[51]。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自觉于文学上开垦壕堑的意识，革命想象的长期性与迂回性才逐渐显现，而不再是非生即死的豪赌。无论丁玲和“左联”的“转变”是否完成，“无产阶级文学”是否真的实现，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在其曲折、甚至是充满失败的探索中重新界定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使文学的“政治感觉”逐渐丰满而真实起来，这或许正是“左联”，也是丁玲留给我们的左翼传统。
 
　　
注  释：
[1] 贺桂梅：《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
[2] 贺桂梅：《丁玲的逻辑》，《读书》2015年3月。
[3] [日]丸山升：《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从“左联”研究、鲁迅研究的角度谈起》，丸山升著，王俊文译：《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九卷），第7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 冯雪峰：《1928至1936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第254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
[6] 丁玲对于胡也频的“左转”一直抱有某种疑虑。1928年胡也频到济南省立高中任教时，积极宣传左翼思想，鼓动学生发起抗争。丁玲认为这“已经不是文学的活动，简直是政治的活动”。对于丁玲而言，政治工作与文学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要么“完全做地下工作，要么写文章”。如其自己所说，“我那时把革命与文学还不能很好地联系着去看，同时英雄主义也使我以为不搞文学专搞工作才是革命（我的确对从实际斗争上退到文学阵营里来的革命者有过一些意见），否则，就在文学上先搞出一个名堂来。我那时对于我个人的写作才能多少有些过分的估计，这样就不能有什么新的决定了”。加入“左联”后，胡也频在投入政治工作之余也继续创作小说，但丁玲却认为其带有“左倾”幼稚病，写小说还是要自己来写。参见《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九卷）。
[7] 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全集》（第六卷），第269页。
[8] L.S.（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前哨》1931年1卷1期，第4页。
[9]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第59页
[10] 冯雪峰：《一九三一年之回顾》，《冯雪峰全集》（第五卷），第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11] 冯雪峰：《一九三一年之回顾》，《冯雪峰全集》（第五卷），第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页。
[12] 丁玲：《我的自白》，《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 方英（钱杏邨）：《丁玲论》，《文艺新闻》1931年8月31日
[14] T.L（丁玲）：《给我爱的》，《北斗》1931年创刊号，第56页。
[15] 丁玲：《我的创作生活》（1933年），《丁玲全集》（第七卷），第16页。
[16] 丁玲：《答〈开卷〉记者问》，《丁玲全集》（第八卷），第4耶。
[17] 冯雪峰：《一九三一年之回顾》，第59页。
[18] 瞿秋白：《苏联文学的新的阶段》，《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二卷），第278-2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9] 瞿秋白：《苏联文学的新的阶段》，《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二卷），第280页。
[20] 在萧三报告的基础上，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形成了对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决议案。哈尔可夫大会的会议记录以及与中国相关的决议等，由萧三发回给“左联”，迟至1931年8月才刊登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导报》上。相关研究可参考阮芸妍：《共振与时差: 1930 年前后“左联”的国际连带》，《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
[21] 萧三：《出席哈尔可夫世界革命文学大会中国代表的报告》，《前哨·文学导报》1931年1卷3期。
[22] 勝本清一郎、平野謙：《ハリコフカ会議のころ》，《平野謙対話集》（政治と文学篇），日本：未来社，1971年版。
[23] 《国際プロレタリア·革命文学の政治的·創造的諸問題に関する決議》，《資料世界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運動》（第4卷），三一書房1972年版，第114页。
[24] 《国際プロレタリア·革命文学の政治的·創造的諸問題に関する決議》，《資料世界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運動》（第4卷），三一書房1972年版，第114页。并参见《革命作家国际联盟社（秘）书处给各支部的信》《前哨·文学导报》，1931年1卷2期，第15页。
[25]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前哨·文学导报》1931年1卷8期。
[26]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15-16页，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27] [日]田中仁著，赵永东等译：《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史——中国共产党的危机与再生》，第72-73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28] 日本学者前田利昭认为从冯雪峰翻译克莱拉此文可以推测，冯雪峰对哈尔可夫大会的了解并不限于萧三发回的报告，参见[日]前田利昭：《在“第三种人”论争中的冯雪峰》，《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萃》，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9] 阿尔弗烈特·克莱拉著，何丹仁（冯雪峰）译：《论“同路人”与工人通信员》，《文学月报》1932年1卷56号。
[30] 参见[日]长堀祐造著，王俊文译：《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版。
[31] 画室（冯雪峰）：《革命与智识阶级》，《无轨列车》1928年第2期。
[32] [苏联]法捷耶夫，何丹仁（冯雪峰）译：《创作方法论》，《北斗》1931年第3期，第117页。
[33] [日]丸山真男著，宋益民译：《日本的思想》，第5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4] 《创作方法论》，第124页。
[35] 《创作方法论》，第124页。
[36] 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1932年第2卷1期，第237页。
[37] 《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第238页。
[38] 《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第238页。
[39] 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1932年1月5日《十字街头》第3期，《二心集》，《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0] 丹仁（冯雪峰）：《关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北斗》1932年第2卷2期
[41] 当时丁玲读过的马列书籍有《左派幼稚病与两个策略》，《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等，对于学习的政策内容，丁玲曾回忆，“一开会，阳翰笙就讲这个问题，先是李立三的，后来也讲王明的‘布尔什维克化’”，参见李向东、王增如著：《丁玲传》，第8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
[42] 冯雪峰：《一九三一年之回顾》，第59页。
[43] 胡风：《现阶段上的文艺批评之几个紧要问题》（《现代文化》1933年第1期），《胡风全集补遗》，第11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4] 胡风：《现阶段上的文艺批评之几个紧要问题》，第114页。
[45]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中国新女性?丁玲》，第248页，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46] [朝鲜]申彦俊：《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9期，第53页。
[47] 语出苏联文艺家珂干（P.S.Kogan）所著《伟大的十年的文学》，鲁迅在《〈十月〉后记》与《〈一天的工作〉前记》中两度引用珂干关于同路人的论述，可以代表鲁迅在“左联”时期对于同路人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
[48] 鲁迅：《〈一天的工作〉前记》，《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9] 《关于左联改组的决议》（1932年3月9日），《左联秘书处消息》（第一期），第19页，引自《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辑》，新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50] [日]竹内好：《中国文学展望》，《竹内好全集》（第三卷），第9页，筑摩书房1981年版。竹内好对于“左联”的“人民战线”性质的推崇，实际上内含于其战后的“国民文学”论中，作为“左联”反面的即是苏联和日本以政党为支配的普罗文学运动方式。对此，丸山昇在《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从“左联”研究、鲁迅研究的角度谈起》一文中指出，竹内好美化了“左联”，但作为一种以中国为方法的视角，对于反思日本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无启发：“将30年代的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是败北和胜利的对照性历史这一点作为出发点、并考虑划分明暗的原因这一课题，如果略去的话，将无法思考30年代。而且考虑这一课题时，又不能不以人民战线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作为重要的中心之一”。
[51] “十一月决议”出台后，《北斗》随即举办了主题为《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征文。据丁玲回忆，这次征文活动出自冯雪峰的授意，是为了在“十一月决议”后故意集合那些非左翼的作家，“显得我们这个刊物还是和很多著名作家有联系”。参见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全集》（第六卷），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