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中国作协

                                                                                           何吉贤  
 
       “丁玲与中国作协”是一个复杂的大题目，几乎涉及了共和国文学前35年的所有重大问题，当然，从丁玲个人而言，也几乎囊括了她后半生所经历的所有光荣和梦想、屈辱和磨难。
       丁玲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组织活动较早。30年代，丁玲即参加左翼文学活动的组织和出版工作，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1931年9月-1932年7月），出任“左联”的党团书记（1932年下半年至1933年5月）。延安时期的主要工作也围绕根据地的文学、文化组织和文学出版，先后出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1936年11月），组建西北战地服务团（1937年9月），担任边区文协副主任（1939年11月），主编《文艺月报》（1940年10月）和《解放日报》文艺栏（1941年5月）等。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时，丁玲前一个月才从苏联经东北到北京，参与了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全国文协（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时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成立后，丁玲担任副主席，承担主要的工作，并主编其机关刊物《文艺报》。1950年10月，创办了文学研究所，以国家的力量，培养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生力量。由于1955年和1957年相继被打成“丁陈反党小集团”核心成员和大“右派”，1958年6月，下放至“北大荒”，历时近12年，1979年初回到北京，在1979年11月召开的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再一次当选为作协理事，并在作协第三届理事会上，再次当选为作协副主席。1985年1月创办作协领导下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国》，直至1986年3月去世。
       1949年后，丁玲后半生所经历的沉浮与个人荣辱，都与中国作协相伴随。丁玲之与中国作协，体现了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许多内在的问题，大者如个性与体制的冲突、信仰与具体政策执行中的龃龉，小者如革命文化运动中的宗派主义之争、复杂的人事纠葛，等等。但如果跳出纠缠不清的个人恩怨，从丁玲的角度考察，无论是50年代初期创办中央文学讲习所，培养文学的新生力量，还是鼓励和具体指导作家“深入生活”；抑或在50年代初和80年代初主编和创办中国作协主管的《文艺报》和《中国》文学期刊，力图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别开生面，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如何在中国作协这样一个由国家和政党力量主导下的文学组织的领导下，做一位合格和优秀的专业作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论执政党以国家力量对组织化的文学生产的领导，还是在组织化的文学秩序中如何做一位出色的“专职”作家，都是崭新的、无前例可循的新课题。对丁玲个人而言，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参与文学组织和刊物出版总是伴随着其程度不同的创作高峰的出现，无论是“左联”时期围绕着《水》等作品的创作，还是延安时期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还是在1949年之后，围绕《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续集《在严寒的日子里》及一系列理论文章和散文的创作，都与同时期参与文学组织和出版工作有一定的呼应关系，工作的紧张和强度，似乎与某种程度的创作力的爆发、创作方向的调整都紧密相关。
       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丁玲还在犹豫是回到东北进行专业创作，还是完全投入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组织工作。最后听从周扬等人的劝告，服从组织的安排，留在北京参加全国文协的组织工作，担任新成立的全国文协的副主席。在50年代初文协/作协的早期工作中，创办和主持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是丁玲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一项工作。中央文学研究所于1949年开始筹备，1950年10月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以培养作家为任务的专业学府，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工作计划，全国文联四届扩大常委会的决议创办的，经政务院第61次政务会通过后，丁玲被任命为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张天翼为副主任，当时主要由丁玲直接领导的文协创作组的成员，如田间、康濯、马烽等，都参与了文研所的筹备，并先后担任了行政职务。文研所的创建受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影响，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共产党自己的作家”，尤其是工农出身的作家。这也与建国初期作家队伍的构成状况有关。第一届文代会有代表640人（代表当时统计的全国2000多名作家），主要分成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两类作家。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又分成左翼作家和自由派作家两类，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也分成两类，一类是到解放区前就已成名的作家，一类是在解放区或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尤其是文化教育水平不高、出身工农的作家。无论是来自国统区，还是来自解放区，作家们都存在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和加强文化学习的问题，只不过不同类型的作家在学习和改造中其重点各有侧重。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创办，主要是针对解放区成长起来的新作家，因为这些新成长起来的作家，虽然革命斗争经验和生活经验比较丰富，但文化素养和文学上的训练比较缺乏，“他们需要加强修养，需要进行政治上的、文艺上的比较有系统的学习。同时领导上可以有计划地、有组织地领导集体写作各种斗争、奋斗史。”[1]
       文研所从1950年10月创办到1957年11月停办，共招了四期学员，学员中，有的由各地方、部队宣传部门或文联推荐，有的由知名作家推荐而来，有的由自己慕名寻来，他们之中，有革命经历和创作经验、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占大多数，其中有些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工人、农民，文研所为这些经历丰富、有创作前途的创作者提供了学习和培训的机会。文研所也招了一些大学毕业生，以培养文学编辑、教学和理论研究者，而且，随着文研所的工作走上正轨，招生、教学和其它各项各做都趋向正规。在丁玲的设想中，文研所不仅是一个文学教学和培训的专门学校，而且还是一个文学创作和批评、研究的基地。从文研所第一、二期的课程设置和辅导内容看，文研所几乎动员了当时能动用的知名作家和重要文学研究者，内容涉及文学史、文学理论、现代文学等，每4-5个学员还配备了一位创作辅导老师，由知名作家担任。
       在参加文研所/文讲所四期培训的264名学员中，有三分之一毕业生参加了中国作协、文联和各地方作协、文联的领导工作，还有约三分之一毕业生担任了各级刊物、出版机构的编辑出版工作，剩下的部分毕业生成为了专业创作人员、文学教师和研究人员，或者仍然参加具体的实际工作如记者、工人、农民，为共和国的文学和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中国作协，丁玲虽然担任主要的领导职务，但她考虑工作和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仍然是一位专业作家。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丁玲做了题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专题发言，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又发表了题为《到群众中去落户》的专题发言，在这前后，还发表了《知识分子下乡中的问题》（1950年7月）、《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1950年）、《创作与生活》（1950年10月）、《要为人民服务得更好——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1952年5月）、《作家需要培养对群众的感情》（1953年）、《生活、思想与人物》（1955年3月）等文章和讲话。这些文章和讲话都是从作家主体创作论的角度而发的，其中贯穿一条红线，就是怎样“深入生活”的问题。丁玲是亲历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作家，她本身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经过了“讲话”的重新塑造。可以说，如何“深入生活”的问题，是她后“讲话”时代思考和探索最多、最深入的问题，这也是一笔有待深入整理的当代文学的宝贵遗产。
       丁玲的“深入生活”是以作家为主体，从作家的创作论角度出发的。在第一次文代会的专题发言中她说：“我们下去，是为了写作，但必须先有把工作做好的精神，不是单纯为写作；要以工作为重，结果也是为了写作。”[2]如果单纯是为了写作，就会临时搜集到一些有趣的故事，见到一些人物的表面活动，这有可能写出较好的报道和一般性的文学作品，但不易“掌握政策，理解人物”，只有在斗争中去了解的人物才会更有血肉、有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创作主体的生活习惯，喜恶爱憎，“自己的生命作风、思想作风”自然也就起了变化，也就“不会写出与群众的需要相反的作品”。丁玲号召要“深入生活，较长期的生活，集中在一点”。她认为作家不只要熟悉群众的生活，而且还要熟悉他们的灵魂，“要带着充分的爱爱他们，关心他们，脑子中经常是他们在那里活动，有不可分的关系”，这样作家在创作中对群众生活才能运用自如。
       在第二次文代会的专题发言中，丁玲进一步论述了如何通过“深入生活”进行提高的问题。丁玲从创作主体的立场出发，强调“生活”高于观念，这个经过主体体验过程的“生活”，其前提是创作主体“忘我”的投入。“什么是体验呢？我的理解是：一个人生活过来了，他参加了群众的生活，忘我地和他们一块前进，和他们一块与旧的势力、和阻拦着新势力的发展的一切旧制度、旧思想、旧人作了斗争。”[3]在这个过程中，创作主体和群众经由感情的互相激发和融合，处于一种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的共同体的状态。在丁玲这里，人对感情的需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是“生活”的本质，也是创作的依托，也是革命政治的内在性要素。以丁玲的观点，无论是长期“深入生活”，还是参加具体实际工作，都是创作者的手段，而并非目的。“深入生活”的目的是打破自我的封闭，通过与群众的密切互动而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感觉和生活欲望，把创作主体从一种固定的“生活”状态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工作”和“生活”才能互相重新界定，写作也才能从观念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才能回到真正意义上的写作。
       丁玲自己是从这条“深入生活”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她关于“深入生活”的理念，也影响了一批作家，赵树理回到山西晋城老家，写作《三里湾》等一批作品，周立波回湖南益阳老家，写出了以《山乡巨变》为代表的一批作品，柳青蹲点陕西皇甫村14年，写出了代表作《创业史》，都抱有相似的理念，并在写作中成功实践了这一原则。尤其是文研所中丁玲极为看重的一些青年作家，如徐光耀、陈登科等，都遵循了丁玲关于“深入生活”的想法，分别回到了河北雄县和安徽老家，扎入了基层，进行长期的“深入生活”，但正如近期有研究者指出的，丁玲重构的“深入生活”原则固然在创作上是有力的，但它却与“文艺服从于政治”所衍生出来的“及时反映现实”的要求之间构成冲突。因为根据“深入生活”原则的要求，这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而革命工作、革命运动的变化都需要及时的反映和宣传。因此，对于“深入生活”后会遭遇的工作危机，丁玲只能用一种理想主义、浪漫化的道理加以弥合，并不能有实际针对性地解决下乡工作者的问题[4]。但不管怎样，丁玲关于“深入生活”的思考从作家的创作主体出发，思考深入系统，贴近创作主体，是当代中国文学留下的宝贵遗产，在当代生活日益科层化、“领域化”的今天，重新思考这一遗产对于创作和文学研究都是有益的。
       丁玲在革命文学中的位置，既是一位创作者和组织者、领导者，同时也是一位活跃的文学编辑。从“左联”时期的《北斗》，到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到共和国初期的《文艺报》，到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期刊，编辑生涯贯穿了她的一生，也构成了她参与革命文学组织活动的重要内容。在中国文协/作协的组织架构下，她最早担任了1949年9月创刊的《文艺报》主编，一直到1952年1月，才由冯雪峰接任。在丁玲主编《文艺报》期间，《文艺报》发表了大量重要的理论文章，为共和国初期的文学建设廓清了道路，进行宝贵的探索。在共和国初期复杂的政治环境和频仍的政治运动中，丁玲主编的《文艺报》主持了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丁玲自己也写了《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对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倾向”提出了诚恳严肃的批评，应该说，这是一次作家间关于创作思想的认真讨论，尽管这次批判日后给萧也牧本人的个人命运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但27年后，丁玲回忆起这封公开信，仍然觉得这封信本身并无过分之处：“我觉得这封信是很有感情的，对萧也牧是爱护的，我是说他那篇小说的倾向很不好。”[5]
      《中国》是丁玲一生最后创办和主编的刊物，1984年底创刊时，丁玲已年届80高龄。《中国》是中国作协领导下的大型文学期刊，只存在了短短的两年不到的时间，但丁玲为这个杂志的创办和编辑、存续工作花费了大量心血，照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的说法，如果不是因为办《中国》杂志，丁玲的生命可能还会更长[6]。
       王增如在《丁玲办〈中国〉》一书中认为，促使丁玲下决心创办《中国》的，是两把“火”：一把是全国经济改革的大形势，让她深受感染，放开了胆量；另一把是纠缠困扰了她40多年的所谓“历史问题”终获解决，使她焕发出昂扬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再次萌生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在我看来，丁玲终究是一位有想法、有抱负的大作家，她不会仅仅满足于个人的文字，在对中国文学的事业上，她仍想尽到组织者、推动者的责任，所以，尽管生命之火即将燃尽，为了完成未尽的创作，时间已极为宝贵，但她还是燃起了团结新老作家，创办一个新的大型文学期刊的雄心。在创办之初，甚至还提出了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大胆想法。
      《中国》的创办最初以一些成名于30-40年代的老作家担纲，以丁玲、舒群、曾克等为核心，由牛汉、刘绍棠等中年作家担纲，也容纳了冯夏熊、王中忱等青年编辑。面对“新时期”文学日新月异的新局，作为20世纪新文学主要过程的亲历者，丁玲在《中国》创刊招待会上大声疾呼：“我们大家都很懂得，我们的革命史，我们文学的奋斗史，我们事业成功的经验，挫折的教训，都告诉我们，团结是我们的生命，团结是我们的根本，团结便是胜利。”在为《中国》创刊号所写的《编者的话》中，她再次呼吁团结，提出《中国》是在党中央“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号召下，在城市经济改革的蓬勃浪潮鼓舞下诞生的。《中国》不是同人刊物，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刊物的撰稿人将包括五湖四海、老中青。我们希望所有的老作家能把自己的丰富经验和写作经历，积极介绍出来，帮助读者，帮助青年，在创作上少走弯路，健康成长。我们要大声呼叫，为那些把心灵浸入到新的社会生活中去的，把心灵与艺术创作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的那些年轻作家和奋发有为的文学爱好者们鼓劲。”言辞之间，似乎那个50年代初意气风发的丁玲又重新回来了。在这篇《编者的话》中，丁玲鼓励读者就杂志发表的作品展开讨论和争论。丁玲编辑文学刊物，刊登文学作品，却从来极为重视文学批评和理论文章，她甚至认为，批评和文学理论文章是一个文学刊物的灵魂。她提出，“文艺上的思想问题是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各抒己见”。她甚至还鼓励和要求刊物的编辑“要经常与人民保持接触，同作家一样深入生活，关心人民，关心政治。这样才能理解社会、理解人民在变革中的西乡感情，辨别作品中反映的是否确切”。应该说，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在文学期刊的主编中，她的这些看法和要求都是非常独特的。
     《中国》出刊近两年间，刊发了大量老作家和中生代作家的作品，也刊发了大量新锐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到了后期，很多85新潮后涌现的年轻作家都是在《中国》上先露面的。在丁玲主编《中国》期间，与在主办文研所时期一样，丁玲也极为重视提拔和培养青年作家，有意识地与年轻作家建立沟通渠道，可惜世异时移，在80年代上半期的时代氛围中，丁玲已从一位右派成为代表性的“老左派”作家了，她与年轻作家的沟通并不顺利。在80年代上半期求新求变，以新奇、反叛为潮流的背景下，丁玲创办《中国》，呼吁中国文学界的大团结，有可能在新时期文学时代转变的大潮中起到承上启下、开启新局的作用，可惜时不我与，在急速变动的时代潮流中，老作家的雄心已难以施展，《中国》在丁玲去世后半年左右，即调整休刊，成为丁玲一生文学编刊事业的绝响。
       无论是创办和主持文研所，培养新作家尤其是工农作家，抑或鼓励作家“深入生活”，打破固有的生活状态，形成新的创作动力，还是创办刊物，在新的形势下，团结新老作家，繁荣创作和文学事业，都是丁玲围绕新中国的政治和文学组织结构，在中国作协的体系下，作为一位专业的创作者和文学工作组织者，所进行的思考努力和实践探索，其积累的经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珍视。
 
       （作者系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杂志编审。）
 
注  释：
[1] 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第1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2] 丁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丁玲全集》第7卷，第109页。
[3] 丁玲：《到群众中去落户》，《丁玲全集》第7卷，第361页，
[4] 详见程凯：《“深入生活”的难题——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2期。
[5] 丁玲：《谈写作》，《丁玲全集》第8卷，第266-267页。
[6] 见王增如：《丁玲办〈中国〉》，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