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丁玲初期创作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苏永延  
 
       人们常常会感到疑惑，丁玲很早就接触到了中共最早期的党员，并深受教益，为什么迟迟没有加入共产党？入党之后，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又为什么又能摒弃个人恩怨，从大局出发看待问题？对这些问题探讨的文章很多，研究也很深入。张永泉教授的《个性主义者的悲剧》就有相当精彩的论述。近年来贺桂梅教授和江上幸子教授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丁玲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的问题，给人以新的启示。
       本文拟通过丁玲初期创作中所流露出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探讨它是如何成为丁玲思想的底色，其或浓或淡的色泽都能映衬出丁玲思想转变的某些微妙的意味，对丁玲的思想有着终生的影响意义。本文所指的丁玲初期文学创作，是以《水》作为分界线而言。《水》是丁玲思想及创作转向的标志性作品，故把她之前的创作称为初期。无政府主义思想指的是清末民初盛行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它虽源于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然而又迅速中国化，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大潮。
       从丁玲的创作和讲话等材料中，去寻找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依据，依我粗略的翻阅，并不太多。但是直接证据不多，并不等于她的思想和创作没有体现。丁玲曾在1931年5月一个演讲《我的自由》中提到，韦护是一个革命人物，“他遇见一个虚无思想甚深的女人，他对她无形中发生热情的爱恋。”[1]几十年后，她在《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份》提到，写作“不是为当作家出名，只是要一吐为快，为造反和革命。”[2]她在回忆胡也频的文章里也说，“我那时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乱的时候，有着极端的反叛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并且这种虚无思想也影响了胡也频。[3]
        以上三句话里，有一个关键词是“虚无”，至于“造反”、“反叛”、“盲目”诸词，恰恰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她脑海中的真实流露。无政府主义思想19世纪下半叶才流行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英国的葛德文在《政治正义》提出以道德教育改造社会，奠定了无政府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经过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加以丰富和发展，遂成为西方社会的一股盛行的思潮。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等，反对一切政府和强权。在他们看来，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极乐世界，没有国家、国界、私有财产，也没有家庭，更没有法律和强制机关，是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这种类似于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理论，激发了人们向往绝对自由的激情及对未来乌托邦的美好想象。
       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一传入中国，便迅速在神州大地扩散。1907年到1909年的《天义》《新世纪》等刊物，虽然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但当时仅限于海外的留学生，对中国大陆影响不大。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大行其道，其名称也五花八门，有的叫无强权主义、无治主义、安那其主义，甚至叫无王党，日本人称为无政府主义等，甚至还曾被称为“虚无党”，“盖虚无党之性质，由专制政体产出者。”[4]虽然叫法不同，性质是一样的。
       五四时期，全国无政府主义社团多达90多个，报刊约有70余种。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无剥削、无压迫，男女全面平等的社会。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人类的不平等起始于国家、政府和家庭，而这一切又源于私有制，所以他们认为只要消灭了私有制，就能达到全面平等，于是废除家庭和婚姻是实现理想社会的第一步。
       简单地说，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很驳杂，既有传统大同社会的理想，也不乏太平天国均贫富的设计，更有佛家众生平等的某些理念。其号称“三无”主义：无宗教、无家庭、无政府主义。[5]乃至逐渐推演，变成“无所信仰，不信神，不信灵魂，不信道德之义务，不信来世，不信应报。”[6]彻底地说，就是“无生死，无荣辱，无你我”。[7]具体内容就是除国界、削伦常、铲法律、打权势、化种见、废家庭、非宗教、抹孔孟、去私产，灭金钱、扫群魔、平不平。常用的行动则是暴动、罢工、示威、暗杀、拒租、抗租等。
       应该说，无政府主义思想希望荡平现存社会的一切制度，以及宗教伦理思想，建设一个纯粹的人人自由、平等、互爱的理想大同社会。这股思潮在五四时期是作为改造社会的理论思想武器来使用的，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毛泽东、周恩来等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它反封建主义、反资本主义的理念，也契合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需求。另外，无政府主义也对社会主义思想作了宣传，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曾介绍和译载了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节译文字。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认识往往是混淆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才逐渐认清了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才是实现理想的必由之路。从此，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才分道扬镳。
 
                                                                        幻象的执着
 
       1921年，丁玲与好友王剑虹从湖南到上海平民女校就读时，就阅读了一些当时很流行的无政府主义的书籍，也参加过他们组织的会议，按照无政府主义废除家庭的要求，她废姓蒋，改名为冰之。这在当时是很时髦激进的做法，如刘师复改为“师复”，周恩来改为“伍豪”等。可见他们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之深。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后简称《日记》)中，那个“神经质、最热情的”蕴姊的原型就是王剑虹，她也与丁玲的思想一样。如果说莎菲是丁玲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典型的话，那么莎菲就是蕴姊幻化出来的相类形象，固然其中也不乏丁玲自己的思想痕迹。蕴姊是莎菲的底色，莎菲是蕴姊的影子。当蕴姊一死，莎菲认为世上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她，“拿着这日记应怎样的痛哭才对！”
       在《梦珂》里，丁玲用两页左右的篇幅描写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与活动。雅南带着梦珂去见无政府主义者，梦珂看到一个男的在躺椅上唱歌，半身被一个穿短裤的女子压着，书桌旁的一对男女则搂抱着吸纸烟。穿短裤的女子见雅南来了，连忙过来热情地握手，口里还不断“同志、同志”叫喊，另一个女人则给雅南一个用力的大吻。总之，梦珂被这些人的热情、坦率、大胆、粗鲁而又浅薄的举动骇呆了。以至于梦珂“把自己幻想成一个英雄，一个伟人，一个革命家，不过，一想到革命家时，什么梦想就都破灭，因为那个‘中国苏菲亚’女士把她的心冰得太冷了。”[8]这几句话，虽然是以梦珂的所见所思来传达的，其实也传达出作家的某些想法，那就是丁玲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一些做法并不太赞同，包括开放、粗鲁行为等是看不惯的，但又欣赏他们的自由平等、互爱的精神，这种精神甚至化成当时人们的时尚和信仰。我们还可以从《梦珂》里找到相应的论据。
       如表嫂与梦珂谈论婚姻时，提到旧式婚姻中女子不幸的时候，说：“嫁人也等于卖淫，只不过是贱价而又整个的。”梦珂接着说：“新式恋爱，如若只为了金钱、名位，不也一样吗？”[9]从这谈话中可以看出，二人对没有纯粹精神上爱情的婚姻是持否定态度的，那就是她们有着精神上的高远追求：恋爱至上主义。表嫂还有时做些白日梦式的幻想，希望“把自己的命运弄得更坏些，更不可收拾些，现在，一个妓女也比我好!也值得我去羡慕。”[10]这种言论，即使是现在看起来，也是相当惊世骇俗的，因为它突破了一切道德伦理以及社会秩序的限制。无政府主义思想鼓励的无家庭、无阶级、非伦理的理念，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由此可知，丁玲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接受，不是一般的皮毛认知，而是已经有了深入的理解。当梦珂对爱情的理想破灭之后，她到一家电影公司当演员，“在这样的去委屈自己，等于卖身卖灵魂似的”，[11]因此，认同目前的这个社会现实，等于“直向地狱的深渊坠去。”[12]不认可当前的生存环境，说明丁玲对自己理想中的社会还抱有强烈的幻想色彩。
       这不是个例。《日记》里，莎菲的爱情观是具有很强的无政府主义意识。莎菲自己说过，“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这三句话是理解莎菲婚恋观的钥匙。不要家庭、不要金钱、不要地位的婚姻，究竟是一种什么婚姻？这种追求爱情是心灵愉快触动的感觉，就是爱情至上思想的投影。
       在《日记》中，与莎菲有爱恋关系的是三种人：安徽粗壮男人、苇弟、凌吉士。第一个是安徽粗壮男人，因其格调粗俗，一开口就是肉麻的“爱呀爱的”，跟莎菲根本就不在同一层次，莎菲一下子就把他否定了，断绝往来。
       苇弟追求莎菲，是真诚的，只求莎菲能够快乐，他愿意为她做各种事情，可以说是一位憨厚的老实人，他甚至不敢看着莎菲的眼睛，这既说明了他的老实，也体现了他的软弱，一碰到委屈只会流眼泪。另外，苇弟是蕴姊丈夫的弟弟，因了这层关系，他们之间本来就很熟悉，关系也很密切。所以莎菲只能把苇弟当成弟弟来看待，而非谈恋爱的对象。从莎菲的选择标准来看，她的理想爱情应该是能够在心灵上有深刻共鸣的，又能与她平等相待者，才是她理想的伴侣。苇弟虽有诸多好处，但他的软弱个性就是其最大的不足，以至于莎菲对苇弟的追求满怀歉意，“我恨不得跪在他面前求他只赐我以弟弟或朋友的爱吧！”这就足以说明态度了。
       偏偏苇弟不明白莎菲的心理，以为只要锲而不舍地对她好，不惹她生气，用最诚恳真诚的心来打动莎菲就可以了。甚至他发现了凌吉士开始接近莎菲时，就满怀醋意，萌生嫉妒之心。莎菲在这方面是不妥协的，“这种无味的嫉妒，这种自私的占有，便是所谓爱吗？我发笑，而这笑，自然不会安慰那有野心的男人的。”“小孩般举动来打动我的心，全是无用。”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莎菲的爱情观是一种绝对自由平等的爱情，苇弟嫉妒凌吉士的追求，在莎菲看来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因为它不符合“自由”竞争、“自由”选择的标准。苇弟用低三下四地献殷勤、哭泣来让莎菲回心转意，自身就不符合“平等”的爱情法则。所以莎菲会很感慨地叹道：“为什么他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
       即使莎菲把对凌吉士不满的一些日记给苇弟看了，他也看过两回了，得出来的结论依然是“你爱他，你爱他！我不配你！”按照苇弟的理解，他是没有错的。莎菲的确爱的是凌吉士的外在色相，被他所迷惑，但是苇弟却没有看到，莎菲在精神境界上又与凌吉士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须知莎菲是要在精神得到彻底的共鸣和谐作为选择标准的。苇弟性格上有缺点，不够格；凌吉士，婚姻观不合，也不够格。可见莎菲对爱情的追求标准是极其浪漫而又苛刻的。
       依莎菲的理解，最美好的爱情是灵与肉的完美结合，“这种两性间的大胆，我想只要不厌烦那人，会象把肉体融化了的感到快乐无疑。”这种灵与肉的完美结合，看起来容易，其实是很难找到能与她和谐共鸣的对象的。蕴姊与莎菲一样，也是爱情至上主义者，但她嫁给苇弟的哥哥之后不久，就发现了对方渐渐的冷淡与虚情。这对莎菲而言，其实就意味着理想观念的毁灭性轰塌。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轰轰烈烈、你死我活的爱情虽有热烈、激动人心的一面，但是现实生活除了热烈、激动之外，还需要冷静、淡泊的一面。老子云“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才是自然之道。蕴姊的丈夫不是冷淡，而是渐趋向现实而已。坚守传统观念的毓芳和云霖，虽然相爱，但没有正式成婚之前，他们选择分居，被莎菲嘲笑为禁欲主义者，是一种理智平庸的爱情，那么苇弟的爱情则显得忠厚笨拙，皆不入其法眼。当然，毓芳对莎菲的观念也不认同，认为其不稳重，孩子气。二者的观念相差如此之大，如何判定呢？
       莎菲的观念确实超前，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取消婚姻和家庭，生了孩子，就交给由社会抚养，如此一来，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便取消了。[13]莎菲接受的就是这一套理念，以爱情作为最高的标准，没有任何其他的责任需要承担，在现实生活中也难以实现。万一两人不相爱了，就可以抛弃对方，寻找新的“爱人”，这又与原始社会的杂交有何差别呢？显然这种理论陷入了悖论，其空幻性不可避免地使追求爱情至上者陷入了绝境，也就是说爱情至上的理念只是一种虚幻狂热的想像而已。婚姻家庭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生产方式没有巨变之前，它们是不能随意废弃的。
     《暑假中》写的是在一座古庙改造而成的小学里，承淑、嘉瑛、志清等几位年轻女老师的苦闷、忧郁，她们虽然志趣、经历、家庭各不一样，皆一样宣扬“独身主义理念”，当然，在没有找到自己理想中爱人的时候，她们是以特立独行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点同性恋的意味，其实不然，那是一种互相支持、互相爱护的表达，说明她们骨子里已经默认了爱情是人生最高的追求目标，宁缺毋滥，所以她们心目中并无急切找一个人，嫁了成家的打算，那是“无家庭”思想的具体体现。
 
                                                                        幻象的寓言与崩溃
 
       随着丁玲对社会的认识逐渐加深，她笔下涉及无政府主义的内容渐渐发生变化。《阿毛姑娘》的主题指向比较明晰，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底色还在，也可以说这是一篇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命运的寓言。
       小说中的阿毛是一个孤穷出身的姑娘，16岁就出嫁了，因为羡慕城里人的生活而导致精神苦闷，最后落得自杀的结局。如果从爱慕虚荣、不切实际的幻想来剖析阿毛姑娘，是可以讲得通的。但如果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角度来看，这篇小说似乎更像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生动寓言。阿毛看到城里人养尊处优的生活时，爱慕和烦闷就产生了。“为什么她们便该生来命不同，她们整天在享受一些什么样的福乐，这使阿毛日夜不安，并把整个心思放在这上面。”[14]说明了阿毛具有朴素的平等主义思想观念，她要为实现自己的平等生活权利而奋斗，后来她发现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在于金钱，于是努力地以赚钱作为奋斗目标，她不信命了，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为了所谓的平等，要出走当绘画的模特，结果挨了一顿打。其志依然不变，仍在寻找出走的机会。但是那个苍白脸色年青女子的去世，给了她思想上毁灭性的打击，她发现即使通过自身的努力，并不能使自己真正获得幸福，于是绝望地自杀了。
       从以上这些行为来看，阿毛的行为方式确实十分可笑，对于立志改变社会、国家、民族宏大志愿的人们来说，阿毛的追求根本不值一提。但对阿毛而言，这是她竭尽自己想象力和能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已经难能可贵了。同样的道理，对无政府主义者采取改造社会的诸多措施，我们现在看起来这种方法和手段显得十分荒谬，即使他们的心是十分真诚也无济于事，就象阿毛姑娘的追求只是一场徒劳一样。
      《韦护》里的主人公韦护、丽嘉、珊珊等人，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厚，如果从人物原型来看，韦护的原型是瞿秋白，他早年所接受的思想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想。韦护与丽嘉陷入热恋之中，不乏有着其先前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因子。小说一开头，写韦护初见丽嘉、珊珊等人时，因为他穿着工人服装，马上受到刻薄的嘲笑，“你这身，你的手，你的脸皮，与你胸脯不相称的衣服，你这痴钝的眼光，及你这可爱的朋友，便知道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15]“这里只有粗野，很听不惯这些精致的语言……请说一点穿粗布衣人说的话”[16]这两句话里，并不是描绘这些女子无修养，恰恰体现她们追求时髦、独立、自由的体现，她们以破坏一切现行的礼仪、道德、规范为乐，并自认为是正确、先进的方向。所以对陌生访客一开始就来个下马威，“那时珊珊没有别的信仰，信仰便是她”[17]这说明了包括丽嘉在内的青年人，信奉的就是破除一切旧秩序的理念，只信仰自己的一切追求，不要外在任何束缚，恰恰是绝对自由精神的流露。丽嘉其实也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惟一的只知道有爱情。”[18]如果我们把这与梦珂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她们之间其实存在着一股若明若暗的精神联系线索。因为这故事描写的是爱情与革命的题材，对二者简单、幼稚的认识，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对社会认识的简单化形成了鲜明的对应关系，丁玲很遗憾地认为这部作品滑入了蒋光赤的革命加恋爱小说的老套模子里。对作家而言，她要表达的可远非简单的套路，而是思想理念与现实世界的严峻冲突与对立。
     《1930年春上海》(之一)中的子彬与美琳的爱情道路，就意味着爱情至上思想的分崩离析。起初美琳抱着美好的幻想，“她理想只要有爱情，便什么都可以捐弃。她自从爱了他，便真的离一切而投在他怀里了，而且糊糊涂涂自以为幸福地快乐的过了这末久。”[19]按理来说，这是纯粹的理想爱情境界了，但现实社会其实并不是密闭的罐子，美琳随着接触社会面的扩大，发现自己需要在社会上有一个地位，而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她才觉得“除了他，自己一无所有了。”[20]醒悟之后的美琳勇敢地走向大众，走向街头，子彬得知后只能是一个长长的叹息——两人的道路分歧不可调和了。《1930年春上海》(之二)则是反过来，望微与玛丽是一对恋人，玛丽年轻貌美，家庭富裕，她不想做贤妻良母，她要享受纯粹的精神快乐，要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有许多朋友，“臣仆似的，都惟她的喜怒是从。”[21]她所要的是一种“纯洁”、“热烈”的爱情，“只有爱情能救她，一种至高的爱情。”[22]而望微则走向革命的道路，与玛丽渐行渐远，终于分道扬镳。这两篇小说，可以视为《阿毛姑娘》爱情观逻辑的自然发展。纯粹理想的爱情固然美好，但必须与社会发生联系，与人民生活的喜怒哀乐相交融，这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爱情只是一个过程，它不是目的。沉溺其中者必然是在狭小的天地里，越走越窄，终于无路可走——这是现实社会的必然发展逻辑。丁玲在这两篇小说里，已经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观，尤其是爱情至上观念的结局作了生动描画，脆弱与破灭就是其必然归宿。这说明了丁玲已从无政府主义思想中的罗网中慢慢走出来了。
 
                                                                        现实理智的声音
 
       五四时期的激进思想，其鼓吹者不少是血气方刚的年青人，他们以热烈的激情投入对社会的改造斗争之中。但不也乏冷静理智的思考者。不少现代文学大家们对女性主义尤其是无政府主义的女权思想或女性解放问题，皆有冷静客观的真知灼见。
       胡适关注女性的解放，着重在于揭示社会中法律、宗教、道德虚伪性和残酷性，他的做法是改良主义的方式，即找出宗教、道德、伦理等诸多不合理处，“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23]“须知解放不是笼统的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24]胡适所推崇的是渐进式的文化改革，也就是女性的解放应依托于社会全方位的文化改革基础上，否则难以成功。
       鲁迅认为，“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25]在鲁迅看来，所谓的“妻性”，乃父权社会塑造的结果。他的《伤逝》指出，女性解放要以经济权的获得为保障，但仅有此一条并非万事大吉，整个社会还得为青年女性走向社会提供机会，以及道德认可的场合，否则解放了的子君们将依然回到家庭，变得与前辈一样庸俗。因此，鲁迅看来，在社会各方面条件均不成熟的社会里，盲目践行爱情至上的理论，对女性而言，几乎是一条不归路。
       丁玲的老师茅盾，对女性解放问题也十分关注，他认为女性解放的首要在于女性自觉，是一种思想意识的根本解放，他在《女性的自觉》中提出，“现代的女性当自觉是一个人，一个和男性一般的一个人。不但男性能做的事要去做，男性未做的不能做的事，也要去做。”在茅盾看来，女性的解放是与男性具有平等的权利与能力，“历史遗传的许多偏见把妇女生生地造成异样的人了，现在说‘女性自觉’，只是希望女性从这些‘异样的’‘非人的’外壳里自觉过来，献出伊‘真人’的我来，否则，筑屋在河滩上，外头体面，脚下不牢。”[26]这种自觉是女性认识到自己是和男性一样的人。到于恋爱，茅盾说“恋爱不是理知底产物，是感情底产物，也可以说是最强烈底感情，亦惟丝毫不带理知作用的恋爱才是真的恋爱。”[27]茅盾承认恋爱是纯粹的感情的流露，是不带功利主义的理性色彩的。这与莎菲一见到凌吉士就一见钟情的纯感性目的是一样的，但是这只是恋爱的开始，更多方面只有在深入交往后才会显现。但茅盾也清醒地认识到，女性解放之路不可偏离正常的人性大道，无政府主义鼓吹的女性婚恋绝对自由其实正是偏离正常人性的一种做法。
       总而言之，胡适、鲁迅、茅盾等三位名家所论虽异，但又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推崇婚恋自由的绝对性，自身就是危险的，而且注定是没有结果的。茅盾在评《日记》时说，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28]这是很经典的论断。我们也可以说，莎菲就代表着无政府主义婚恋观走向末路的绝叫者。
 
       从丁玲初期的作品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丁玲早年创作中其实是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并深深影响了她的道路选择。如果说丁玲青少年时期的思想犹如一块空白的海绵，它一下子吸进去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汁液，即使她后来经过思想改造，努力清除了一部分内容，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元素，其原先的底色还是存在的，这使她的思想转变显得尤其艰难。
       丁玲曾经在晚年的讲话里提到，她为什么不入共产党，并不是不认可共产党的理想与追求，而是因为共产党有铁的组织纪律要求，“这个不自由，这个不行”。[29]从这个选择上来看，共产党的纪律要求确实比无政府主义要严格得多，而丁玲追求的是就是这种自由、独立、平等、无任何束缚的生活状态，她确实在起初是无法接受的。古人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作为个体，当然希望束缚越少越好，自由越多越好，这是人的本性。但现实比人强，理想的生活往往经不起坚硬冷酷现实的磕碰，无政府主义虚幻的本质在现实的考验下，露出了其脆弱不堪的一面，丁玲也终于认清服这种追求方式的虚幻性，并以真诚之心加入共产党，开始了她波澜壮阔的革命人生。
       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追求目标本质上是相似的，只不过道路、手段不同罢了。丁玲虽然选择了不自由的生活方式，但最终目标是为了达到真正的自由，她为人民大众的幸福与独立而奋斗，为此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她并不感到后悔，也不动摇，其高远的精神境界，既保持了自己的崇高理想，也与当年依稀的初心相契合。
 
       （作者系厦门大学副教授，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
 
 
 
注  释：
[1] 丁玲：《我的自由》，《丁玲全集》第8卷，第2页。
[2] 丁玲：《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份》，《丁玲全集》第8卷，第238页。
[3]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9卷，第66页。
[4] 佚名：《虚无党》，原载《苏报》1903年6月19日，转引自《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4页。
[5] 《三无主义之研究》，《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232页。
[6] 张继：《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党之精神》，《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38页。
[7] 哀鸣：《答怀疑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694页。
[8] 丁玲：《梦珂》，《丁玲全集》第3卷，第26页。
[9] 丁玲：《梦珂》，《丁玲全集》第3卷，第28页。
[10] 丁玲：《梦珂》，《丁玲全集》第3卷，第29页。
[11] 丁玲：《梦珂》，《丁玲全集》第3卷，第40页。
[12] 丁玲：《梦珂》，《丁玲全集》第3卷，第33页。
[13] 详见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师复认为，“废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产育者由公共产育院调理之，所生子女，受公共养育院之保养。”原载《民生》第19号，1914年7月18日。见《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274页。
[14] 丁玲：《阿毛姑娘》，《丁玲全集》第3卷，第132页。
[15] 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卷，第10页。
[16] 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卷，第11页。
[17] 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卷，第56页。
[18] 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卷，第103页。
[19] 丁玲：《1930年春上海之一》，《丁玲全集》第3卷，第281页。
[20] 丁玲：《1930年春上海之一》，《丁玲全集》第3卷，第281页。
[21] 丁玲：《1930年春上海之二》，《丁玲全集》第3卷，第309页。
[22] 丁玲：《1930年春上海之二》，《丁玲全集》第3卷，第332页。
[23] 胡适：《多研究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载1919年7月20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胡适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24]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原载1919年12月《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胡适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页。
[25]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0页。
[26] 茅盾：《女性的自觉》，原载《民国日报·妇女评论》1921年8月3日。《茅盾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233页。
[27 茅盾：《恋爱与贞洁》，原载《民国日报·妇女评论》1922年4月5日。《茅盾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28] 茅盾：《女作家丁玲》，原载1933年7月15日《文艺月报》第2号。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53页。
[29] 丁玲：《我是人民的儿女》，《丁玲全集》第8卷，第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