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与丁玲
                                                            ――评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
 
                                                                             江上幸子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1]是由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女士及其丈夫李向东先生共同撰写的。1980年因平反而得以返回北京的丁玲，拒绝当局介绍的秘书，采用了在北大荒认识的王女士。王女士从1982年到丁玲逝世为止，始终以优秀的工作能力，协助并支持着丁玲的文学创作和活动。在本书出版之前，虽已有不少丁玲的传记出版，但本书是记述丁玲一生最详实完整的版本。此前，李向东、王增如两位已有《无奈的涅槃——丁玲最后的日子》[2]《丁玲年谱长编》[3]《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4]《丁玲办〈中国〉》[5]等著作出版，并在期刊或丁玲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过许多论文。他们善于活用一般人不易得到的资料，加以细致而周到的调查与整理，已成为他人所无法替代的丁玲研究专家。
     《丁玲传》是在两位之前长期的研究积累上，更进一步加上以往著作内未曾收录或使用的不少新资料，并提出不少崭新的见解。上述提及的《丁玲年谱长编》一书，在已出版的中国作家的年谱之中，可算最为详细的之一，但该书似乎是以客观事项的记述为主要写作态度，节制或舍弃了作者自身的评断。因此，《丁玲传》在介绍丁玲晚年的“谈话记录”以及未曾公开的资料等之外，亦加进了《丁玲年谱长编》里两位所刻意节制的观察与解释。由此，我们应该把《丁玲传》与《丁玲年谱长编》两书并行参照阅读。
       再者，近几年来，中国出版了不少有关丁玲的人物评传、回忆以及其所涉及事件之研究成果，对此，《丁玲传》重新涉猎这些先行研究，而进行了整理与再考。两位作者除了大量汲取1990年代出版的周扬、冯雪峰、沈从文、胡风等的评传，以及李之琏、黎辛、黎之等与丁玲一起受批判的人们的回忆之外，还大量阅读2000年以后新发现的文献。但是，2000年以后的新成果甚多，当然难以全数收入《丁玲传》中，因此，我们在阅读本书时，尚须参照徐庆全《革命吞噬它的儿女——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6]、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7]、萧军《延安日记 1940-1945》[8]等书。
丸山升在《文化大革命に到る道——思想政策と知識人群像（到达文化大革命之路──思想政策与知识分子群像）》[9]中，有如下阐述（末章、后记）：
 
       经过“文革”与“六四”，我“开始写这本书时的心情是较沉闷的”。但是，“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的中国历史”不会是“只有该被否定的意义”。“在这样情况下，鼓励我的，是在中国开始发表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文学等”。我愿意不忽略他们或正或负的“革命体验”，而“按自己的做法，重新探索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策，以及在其之下的人们，特别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经验”，以便“思考今后的日本与中国”。
 
      《文化大革命に到る道》一书里占最多篇幅的，便是《丁玲批判》（第8章）和《 反右派斗争》（第11章）这两章。这不只是因为丸山对丁玲及其作品有所关心，更是因为他认为阐明丁玲批判是在重新探索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思想政策上无法忽略的课题。日本也有不少关于丁玲批判的研究，丸山一书是在这些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加之博览八十、九十年代的资料集大成的。《丁玲传》除了上述提及的文学家以外，还论及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等许多政治家。为了继承丸山的研究，《丁玲传》是不可缺少的著作。
       本文拟先在前半介绍《丁玲传》各章节（共10章）的概要，加上一些我的感想或评论。然后在后半探讨上述提及的有关重新探索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思想政策的大课题。
       第一章 飞出湖湘：主要叙述丁玲故乡的蒋家与娘家、上海的学生时代、北京的生活与初期创作等。此外，本章藉由《丁母回忆录》[10]介绍丁玲母亲在女子教育上的奋斗。但《丁母回忆录》其实阙漏了1927年的记载。此年，在其故乡发生了马日事件、敬日事件，这些都是因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被激化所引起的，包括丁母的学生在内，许多人被虐杀。我对此抱持关心，可惜《丁玲传》里却未谈及，这恐怕是因为目前尚未公开有关资料。
       第二章 上海：文学与革命的起点：记述丁玲回上海后的文学创作与编辑活动、胡也频殉难、参加左联与党的活动等。本章最值得注意的，一是丁玲拒绝加入特科（共产党的情报工作组织），二是与冯雪峰的恋爱，三是与沈从文的分歧和冲突。这些都是以前被谈及过或众所周知的，但《丁玲传》提供了更新的资料与解释。
       首先，关于参加特科（11.主编《北斗》）。1931年4月，潘汉年刚负责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时，跟冯雪峰一起访问丁玲家，并向丁玲提出参与要求。紧接着，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又与丁玲见面。但丁玲拒绝加入[11]。
       其次，关于同冯雪峰的恋爱关系（12.“我是被恋爱苦着”、37.雪峰的一封信）。《丁玲传》通过两位作者新发现的1931年晚春丁给冯的4封信来说明：丁对冯的恋爱感情，并不只在与胡也频“正式结婚”以前，甚至可说在胡殉难后更加炽烈（虽在丁玲《不算情书》以及回忆雪峰的文章里已透露出一些端倪）。丁玲在信中写道：“我不愿意欺骗自己，我是被恋爱苦着”；“假如雪峰能稍微诚实点，能喜欢我点，我是只有更感到这生的意义的”；“这个存在在我的心里是三年多了”；“我们两人都有点虚伪，我们都骗了自己”；现在我们不要“这末为一种并不必要的理性拘束了自己”。丁玲又在信中说，“冰之仍然是而且永远是将雪峰当一个在精神上最有援助的人” 。由此，可窥见此思想上的信赖就是丁玲左倾的主要起因。《丁玲传》还介绍了作者新发现的1946年夏冯给丁的信，以及1983年骆宾基告诉丁玲的话。1939年，骆宾基与冯雪峰长谈了三个夜晚时，冯谈及与丁玲的关系时说：见了丁，有一个感想，“完了，什么都完了，名誉呀，地位呀，都完了”。冯又在1946年的信中对丁如此评价：“你的心情却的确有些不同了”，这“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心情的“平静”上。顺带一提，冯雪峰在此信附上了自己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在重庆的《文艺讲话》座谈会发言记录），并请丁玲转送给毛泽东。后来毛看了这本书，提出评价意见，表示“雪峰那本书有些教条”。这一评价，若跟下面第六章概要介绍的冯雪峰对萧也牧的严厉政治性批评合在一起思考的话，就非常值得注意。这些有关冯雪峰的文艺思想及其跟丁玲的比较研究，期待今后的研究[12]。另外，本书出版后，丁玲的儿子蒋祖林也出版了一本大部头的《丁玲传》[13]，书中指出了丁与瞿秋白之间的恋爱关系。该书自然有收录母子谈话等家属独有的宝贵特点，但因我尚无证实资料，本文暂且略而不谈。
       最后，关于与沈从文的分歧和冲突。《丁玲传》除了第一章以外，第六章、第九章也对此点有所涉及（9.从《红与黑》到《红黑》、10.也频就义、11.主编《北斗》、47.多福巷的欢笑、80.批《记丁玲》）。在第一章，介绍丁对沈曾有“他始终羡慕绅士阶级”的评价，并指出沈“对革命持保守的怀疑态度”，然后详细记述胡也频就义时，“沈从文挺身而出，全力相助，豪侠仗义”。在第六章， 对于1949年沈从文的自杀归咎于郭沫若之批判与丁玲之冷淡的这一解释，藉由介绍1949年、1951年、1955年沈给丁的信以及丁的帮助来加以否定。在第九章，将丁认为沈的《记丁玲》“是拙劣的小说”这一尖锐批评（1979年）的主要理由，解释为在《记丁玲》一文中对冯达的描写上，并提出丁、沈关系恶化从此开始的这一见解[14]。其实《丁玲传》中也指出，《记丁玲》与丁玲《魍魉世界》[15]一书中，对冯达的描写是很相似的。
        第三章 南京：不堪回首：对丁玲被国民党逮捕软禁到向共产党地区出走这一部分，有详细的介绍。内容跟《魍魉世界》等资料中大致上一致，但在细节上参照了有关资料、谈话等记述，提出一些异同与补充。对于冯达虽说有将其视为“悲剧中的人物”这种后话，但却略而不提史沫特莱对冯达的印象等。在”丁玲批判”中，丁玲的“南京时期”被视为最大“罪”而成为“历史问题”，对此，本文拟在后半讨论。
       第四章 陕北十年：蜕变：本章是记述丁玲“延安时期”――引起“丁玲批判”的根源时期――的重要一章。关于其初期，多采用朱正明《丁玲在陕北》[16]一书中的资料观点，是《丁玲传》的一个特点。针对跟周扬发生摩擦的边区文化协会、对以《“三八节”有感》为首的《解放日报》的攻击、“文艺座谈会”时毛泽东对丁玲的批判等等，都有详细叙述。但若想对这些“延安时期”的问题一一介绍评论，必须参照《萧军日记》等资料，且需要较多篇幅，这部分只好留待日后，另作他文。本文在后半，将试图以因上述高华书而被众所周知的“抢救运动”为中心，加以思考。
       第五章 桑干河畔：主要记述丁玲战后随共产党离开延安至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过程。重点围绕在她唯一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跟周扬发生的纠纷。对此，我将在本文后半讨论。
       第六章 京城十年：从辉煌到屈辱：仔细论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担任文艺领导人到1957年的“丁玲批判”这一阶段。意味深长的部分还有，丁对谢冰心与巴金作品的评价、丁写过批判文章的胡风事件等。关于文学研究所，《丁玲传》也介绍了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17]一书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许多的证言。
       针对“丁玲批判”，本文将在后半讨论，在此仅先谈“萧也牧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18]拍成电影后，大受欢迎。对此，陈涌在1951年6月《人民日报》上批判说：是一部“脱离生活”的小说。《文艺报》也立即用李定中这一名字（冯雪峰的笔名），发表“脱离政治”这一更严厉的批判，结果引发了一些人的反感。虽然如此，由于毛泽东认为“萧也牧丑化他的劳动人民妻子，是为了美化他这个知识分子自己”，此后还特意亲访《文艺报》，慰劳主编丁玲（44.《文艺报》）。
       第七章 风雪人间：叙述丁玲在反右斗争受批判后，在“北大荒”生活的十年，与在北京监狱过的五年。这部分除了基本按丁玲、陈明回忆[19]的内容外，还记述了在许多右派得以平反时，丁玲却不能得到平反的苦痛，以及丁与王震的关系等有趣的内容[20]。
       第八章 太行山下：描述丁玲于1975年出狱并被移到山西后，平反的曙光乍现，委托胡耀邦等人，四方寻找回到北京的可能性之情况。
       第九章 北京，我回来了：本章重点在1979年的平反，以及丁玲因不满此次平反的结果，而更加致力于1984年的全面平反这一过程。对此的论述将在本文后半涉及，在此尽先提出关露。1982年，丁访问关露的简陋住所，并告诉她“潘汉年也要平反了！”，关露因此哽咽说：“我盼的就是这一天！……几次想到死，可是一想到汉年的冤案没有平反，……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替他等到那一天”。几个月后，关露就自杀了。关露的丧礼无人致辞，几分钟就结束了。对此，丁玲不高兴而发言说：关露总是牺牲自己。关露曾加入被丁玲拒绝加入的特科（第二章），因而可以想见丁对她的沉痛悼念。
       第十章 办《中国》：主要叙述丁玲创刊《中国》时的苦斗，以及最后的日子等。关于这些，另有本文开头介绍过的王增如的专著，特别是丁玲的临终在《丁玲传》中，几乎没有处理。对于《九号文件》的全面平反，我将在后半论及。
       以上介绍了各章的概要，下面我将着手讨论有关重新探索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思想政策这一大课题。丸山升《文化大革命に到る道》中仔细研究了“丁玲批判”后，提出了四个疑问，整理如下。第一，“1955年丁玲、陈企霞问题的开端”是“因什么引起的”？第二，虽有“周扬与丁玲从以前开始有摩擦”的看法，“两人对立的根源究竟是什么”？第三，1957年“丁玲批判”的过程中，“周扬的态度”根据毛泽东向“反右斗争”的转换而达到 “最后的转换”此说成立的话，“那么，周扬在同年6月6日的会上，为什么做了自我批判”？第四，最后把丁玲定为“大右派”的毛泽东“对丁玲的评价，是从什么时候、有什么经过形成的”？同时，在此一评价形成的过程中，周扬“以什么样的方式干预？又干预到什么程度”？
       第一点的 “1955年丁玲批判”跟1957年的不同，没有公开报道（在日本也是到1957年才广为人知），而且丁玲本人也一直没看到批判的结论文件，因此以前无法充分地研究。于是，第二点的丁与周的对立屡屡被看作为是丁玲批判的主要原因，对此进行论述。丸山升也举出两人“延安时期”的问题以及“周扬与冯雪峰的对立”作为对立的部分原因。因此，虽第三点也曾作为关键疑问浮现，然而丸山升却进一步举出第四点的毛泽东对丁的评价，并把其称作“最大的疑问”，提出周扬是否曾干预过评价这一问题。
       对于这些疑问，虽然《丁玲传》无法完全阐明，但给予了许多启发。首先，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该书第六章针对第一点的“1955年丁玲批判”做了详细考察。众所周知，55年批判是经过“红楼梦批判”（54年）～“文艺报批判”（同年）～“胡风批判”（55年）连接引起的，本文在此要从1955年8月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丁玲、陈企霞批判会”谈起。如丸山升所言，关于周扬主持的这批判会有三个报告文件，即《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的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的报告》（按丸山书略称《二人报告》，6月末）、《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织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同上《七月报告》，中宣部长陆定一署名，7月下旬）、《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同上《九月报告》，中国作协党组署名，9月30日。这是批判会的结论，于55年末得到中共中央的“批语”后，通告全国）。
       但是，《九月报告》的内容很“抽象”，具体事项只有对真伪不明的“南京时期”问题进行非难，因此，有许多人对此报告与“批语”感到疑惑。于是从1956年6月到10月，针对在南京跟冯达的关系、“自首书”（写了“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等“历史问题”，由李之琏等十几个人进行了“大量调查”。而后，他们提出了《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表示“没有发现丁玲被捕后或者被绑架后，有叛变或自首、变节、投敌、反共的证据”。尽管如此，因为周扬不同意此《审查结论》，他们前后共修改了七稿，至12月，最终被改成“有变节性行为”。同年8月，丁玲自己也提交大量的《重大事实的辩证》与《辩证材料的补充》、以及《致中宣部党委会信》等资料，进行抗辩。上述的有关文件，除了《丁玲传》对此进行了仔细说明外，在周良沛的《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以及开头提及的徐庆全书、李·王《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中，亦可看到其大部分。
       在此，我暂且把时间往前回溯一下。根据《丁玲传》及《丁玲年谱长编》所示，1954年后半年，丁玲的主要重心在《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创作。为此，她逗留在黄山、张家口等地，尽管10月16日毛泽东号召“红楼梦批判”，10月31日至12月8日召开“文艺报批判”会议，仍然完全没意识到会祸及自己。该会议结束之后的12月11日，丁玲参加以周扬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在31日晚上和周扬一起“吃饭，喝伏特加，说说笑笑，迎接新年”（51.《在严寒的日子里》）。55年上半年，她在无锡继续写作，直到7月中旬，周扬到丁玲家“吃了饭，谈甚洽”。首次使丁玲感到震惊茫然，是在7月16日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报告表示：“因为已经发现”潘汉年、胡风两代表“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委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其实早在6月底，康濯就被迫向作协党组反映“丁玲有自由主义、与周扬不团结等问题”。之后的7月6日，田间被作协党组领导人要求交代“丁玲的宗派问题”以致精神恐慌，跳入后海，自杀未遂。由此，本书认为，周扬于7月中旬访问丁玲家是“策略计谋”，“7月的4、5日”“已经决定要对丁玲下手”（ 52.无锡万方楼、54.厄运）。
       此外，《丁玲传》还指出，上述的《二人报告》是由刘白羽和阮章竞两人写[21]，且《二人报告》附上有关丁玲的“材料”（内容不明）。在《七月报告》中，丁玲批判已可说是拍板定案的了。同时，本书也对如下情况做了仔细地描述：“丁玲、陈企霞批判会”开始追查陈企霞《匿名信》问题，风向马上起了变化，变成“自由主义、反党暗流问题”，丁玲一下就懵了，“没想到她会成为批判对象，而且是反党！”；结果，“丁玲、陈企霞批判会”之后的1955年10月，丁玲惊惶失措，“写出书面检讨，承认了和陈企霞是反党联盟的关系”（承认内容不详）；第二年丁玲在信中说，“之所以承认”是出于两种考虑，一个是“有理也讲不清，不想再无休止地纠缠拖延下去”，“当时的情况，自己的精力，都难于长期纠缠”，更主要的一个是“怕被开除党籍，失去政治生命”，“相信五年十年之后，事情的真相，党一定会弄清楚的”（54.厄运）。
       继而，根据《丁玲传》的说明，1955年11月陆定一写信给中央，要求进一步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污点”（自首书的内容是否就是“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这些）和“疑点”（离开南京，是否是国民党有意放她走的，以及是否有交付给她任务），而后由毛泽东等领导人批准。对此，《丁玲传》认为，其证明了即便丁玲“反党”的证据不足，对于她的批判斗争也完全正确的。并且指出，毛泽东对丁玲的印象大概就是在这一时间产生转变的。最后本书表示，经过1956年李之琏他们对丁玲历史问题的审查，查实的就只是一个“条子”以及“丁玲同冯达生了一个孩子”，在此，本书同时引用了高华对此的见解[22]。高华认为，“自首书”并没有任何反共内容，可是“小纸条”成为“套在丁玲头上可紧可松的紧箍咒”，如果她“守规矩”，愿做“驯服工具”，它可以不发生作用（57.历史问题结论）。
       此外，《丁玲传》还记录了周扬在文革后针对丁玲的”历史问题”所做出的发言（71.一切消息杳然）：可以除掉“疑点”（丁玲怎么能从南京跑掉呢？），但不能排除“污点”（她在南京，与叛徒的丈夫继续同居，还生了一个孩子）。总的来看，上述的周扬不同意《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的关键，以及后来费了好长时间才得以全面平反的原因，恐怕都在于生孩子这一事（1938年丁玲从湖南领她到延安）。假如这样，上述提及的《丁玲传》将尖锐批评《记丁玲》的主因解释为对冯达的描写上，也许是很中肯的，因为丁玲看到《记丁玲》时，正当她不满于初次平反而开始致力于全面平反時，她可能深怕其描写会阻碍平反。
       总之，1955年的丁玲批判总给人一种是非常突然地、由事前并没有详细审查的“反党证据”而引起的印象，由此，让我不禁怀疑这是否是由毛泽东直接下达的，因为我从中感受到此事跟毛泽东为批判胡风蛮横地拿出来私信做证据一事，似乎具有某种共同性。56年12月陆定一批评周扬在55年批判中过于粗糙时，“周扬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假若我上述提出的怀疑可以成立，那在这一证言里，周扬的话就并非推脱之词。本文碍于篇幅有限，暂且不谈1957年的丁玲批判，因为我认为57年批判是由纠正55年批判的问题开始，55年批判就是其根源，同时，57年批判一开始就转换为另一“反右斗争”一事也已属众所皆知[23]。对于55年批判，本文也只能做概略介绍，“丁玲批判”的全貌只能留待日后重新查对新旧资料后，另起他稿。顺带一提，我于上述提出的55年批判是由毛泽东发起来的这一观点，即便可成立，也并不打算将所有的罪过诉诸于毛泽东就算了结。对毛来说，使共产党的理念普遍于全国并维持共产党政权即是至上的课题，同时对基本支持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来说，即使对毛的思想政策有些批评，也会不得不承认毛的存在是必要的。我愿意努力试着了解在那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们是怎么思考，又是怎么与之搏斗的。
       紧接着，我们来看丸山升提出的第二点疑问，也就是丁与周的关系。关于此点，《丁玲传》在有关章节很有意识地涉及。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围绕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的出版问题（第五章）。丁玲离开延安后，参加3村的土地改革，并于1947年时，以其体验为基础创作了这篇小说。完稿后，丁玲首先交给周扬看。但掌握“出版大权”的周扬坚决反对出版。不得已之下，丁玲只好请各方面的领导人阅读判断，然而大家都说：虽是好作品但必须要周扬的许可。在毫无办法之下，丁玲终于找上了毛泽东，最终获得许可，并于1948年9月出版该书。对于周扬的反对，《丁玲传》举出他的“内在心理逻辑”：①周扬受到土改中“左”倾思潮影响；②晋察翼中央局领导对文学创作有反感；③周扬对丁玲埋头创作、不愿工作有意见；④周扬担心《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盖过了他刚树立的赵树理这个典型（38.《太阳照在桑干河上》、39.周扬讳莫如深、40.从西柏坡得到的支持）。
       这篇小说后来也一直被批评说，地主女儿黑妮和“富农”顾涌的描写有立场问题。当时，正是1946年《五四指示》改为47年《土地法大纲》的时期，共产党内对土地改革路线存在着多样意见。我认为，作为文艺领导人的周扬也许敏感地察觉到了那些分歧，因而对出版该小说产生犹豫。在这种情况下，丁玲却直接上告毛泽东，并得到许可，因而周扬反过来感到自己也许会因此受批判的畏惧。进一步说，下面将要涉及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体验，也许就隐藏在这些犹豫与畏惧里面。
       1940年张闻天提倡“创作自由”，延安迎来了“春天”，以丁玲为首的许多知识分子，向共产党提出了内部批判。对此，周扬在文革后认定说，丁玲他们是“暴露派”，他们自己则是“歌颂派”。内部批判的结果，引起了“王实味批判”，之后连接到《文艺讲话》，继“整风”后发生了“抢救运动”，丁玲在这过程中受到了严厉批判早就是众所周知。可是，“抢救运动”的骇人实情，我们是看了韦君宜《思痛录》[24]，以及上述的高华书和萧军日记才得以了解。在此运动中，甚多知识分子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到拷问，以致承认自己是“特务”而精神受创或寻求自尽，连丁玲也在此时承认自己是“复兴（社）的特务”。对此，《丁玲传》收录了她记下此事经纬的1943年日记（33.最难捱的一年）。附带一说，1942年，丁玲也被要求对《在医院中》进行自我批判，因而写下了《关于〈在医院中〉》。对此，《丁玲传》也部分地收录由于博古的机智而幸免公开的这一文章（29.贞贞和陆萍。这两篇文章都没收入《丁玲全集》）。丁玲虽然于晚年回忆过“南京时期”与“反右斗争”的苦难，但没写过“抢救运动”的体验。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丁玲传》也没有详细记述“抢救运动”。“整风”尤其是“抢救运动”所带来的惊恐，尽管周扬并不是“抢救”对象，也难以幸免。跟丁玲因《“三八节”有感》受批判时，毛说一句“丁玲是同志”就把她救出来的状况一样，我在毛泽东许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一事上，感觉到了毛泽东的“思想政策” 乃至 “知识分子对策”的一面。
       话虽如此，虽然不少论者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问题就是丁与周对立的根源，但从《丁玲传》的论述来看，导致最后决裂的不一定是因此问题。周扬于1948年请求丁玲担任文艺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建国之前的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时，又做了同样请求。周扬说，丁比冯雪峰、萧三、柯仲平更可“看大局”（即优先考虑党的利益）。当时，从“解放区”来的作家都愿意专心创作，丁玲也跟他们一样，但不得已接受了文艺工作者协会（略称新文协）的副主席之位。大会召开前，毛泽东问她“文艺界党内谁挂帅”，丁玲表示“周扬比较合适”。周恩来则嘱咐胡风“跟周扬、丁玲同志研究一下组织新文协的问题”（40.从西柏坡得到的支持、43.筹备文代会）。新文协肩负着按照《文艺讲话》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学的任务（44.《文艺报》），周扬需要与其共同承担责任的人物。另外，在1951年的“文艺整风”中，周扬在《武训传》问题上“栽跟头”。按毛泽东秘书胡乔木的指示，丁玲代替周扬担任文艺处长。这时，她因没有周扬那样的行政能力而不愿意周下台，周扬则给丁写信，请她替自己与胡乔木解释（46.中宣部文艺处长）。但《丁玲传》中论及的不仅这些，还介绍了1956年丁玲写过《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我对周扬同志工作上有过的意见》（未公开），并将其一部分收入本书。然而，我们必须等其全文公开后，才能进一步考证两者之间的关系[25]。
       接下来，我将进一步探讨毛泽东对丁玲的评价问题。根据上述徐庆全书，毛泽东虽然在1951年《武训传》问题上严重批评过周扬，但是，在53年第二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又把他叫回来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在这之前，毛泽东询问丁玲对周扬的看法时，她一个劲儿说周的缺点，毛便说：“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因此，丁玲后悔自己不会做人。徐庆全透过这些事表示：丁玲“明白，对她的批判，不是周扬而应是毛，只不过她不愿意明说而已”;“1955年批判丁陈的发轫归结到毛那里，则是陈明（包括丁玲）一直不愿意正视的”（48～57页）。正如本文在第六章概要里的介绍，在与“武训传批判”同一年的“萧也牧批判”之后，毛泽东特意去看望丁玲，并给与《文艺报》极高的评价。可是，54年“红楼梦批判”时的批判矛头却集中到《文艺报》，加上文艺界对《文艺报》严厉批判萧也牧也感到反感等，最终导致了“文艺报批判”。其中，胡风也误以为毛泽东将亲自出马修正党的文艺政策，而交上《意见书》，没想到之后竟招来了“胡风批判”[26]。徐庆全书中还引用了当时中宣部的文件，该文件指出：“文艺工作的领导，在进入城市后的主要错误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发生动摇”，他认为由此可见当时文艺界“普遍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群众和严重的自由主义风气”这一倾向（47、48页）。《丁玲传》中也有相关联的论述:1952年《文艺讲话》十周年之后，丁玲的文艺论发生了变化，没有主张“政策”“阶级”“为工农兵的方向”（49.我对创作有刻骨的相思）。到底这些一直到丁玲批判的毛泽东与文艺界的关系究竟为何，其中毛对丁玲以及周扬有怎样评价，及其评价有怎样变化等问题，因目前相关资料尚不完整，只好留待今后，但我难免感觉到毛泽东巧妙地权衡丁与周对自己的姿态。
       无论如何，在1955年批判中曾说“只有毛主席了解我”的丁玲（54.厄运）[27]，在文革后，不顾高龄与癌症的折磨，为平反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作为平反后第一部公开的作品，她选了《杜晚香》，并在1979年11月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否定自己是“暴露派”，批判“宗派主义”，因而引起了周扬的大发雷霆[28]。加之，丁玲在“精神污染批判”时，反对“宣扬文艺作品应该远离政治”，并要求“与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一致”；在提倡“创作自由”的作协第四次大会时，则强调“要有创作自由，但也要有责任心”。《丁玲传》在介绍她这种“不合时宜”的文学观的同时（第八、九、十章），亦记述了丁玲直到晚年对毛泽东都还是抱持着“崇敬”、“感激”（34.新的写作风格）。对此，我不由得感到疑惑，这也只能留待日后再来做进一步的厘清与检讨。
       在《丁玲传》的序[29]里，解志熙如此说道：延安的“暴露性文学思潮”，回首当年“只会坏了革命的大事，所以就不能容忍和放任，而做出了严厉的处理”；“今天的先进之士[30]都指斥这种处理完全错了”，但是，从“现代中国革命的艰巨、严峻、复杂却居然能够成功”看，“现代中国革命仍然会动用文艺为它服务的”，“争自由解放”不可或缺地具有“专制”。此外，他如此评价《丁玲传》：“本书对丁玲因自由主义所遭之磨难，有相当详实的记述”；但是，尽管丁玲“对中共领导的这场大革命之热忱和忠忱无可怀疑”，“还是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自由主义”，从而也就难免“身心陷入一次次磨折了”。从这些论述，我不免想到在现代中国要求知识分子“看大局”、“忠诚”，但知识分子在使其内在化的同时，却可能妨碍他们正视历史。如此，我就稍微担心最近的中国是否再次走上了类似的道路。
 
       （作者系日本菲莉斯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中国女性史研究会会员。）
 
 
注  释：
[1] 上下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
[2] 王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3] 王著，天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4] 李、王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5] 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6]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7]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11年
[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2013年
[9] 日本·岩波书店，2001年
[10] 《丁玲全集》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1] 丁玲曾在《回忆潘汉年同志》（《新文学史料》1982年4期）、《我与雪峰的交往》（《文学天才意味着什么》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里谈过此事，但不太明确。两文均收入《丁玲全集》6卷。
[12] 据说冯雪峰未公开的文献已收入《冯雪峰全集》共1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尚未见。
[13]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14] 全面谈此问题必须参照李辉《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但本文篇幅有限，暂且不做讨论。另外，第二章介绍的沈从文有关女性观的信，对此，预计之后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解释，因此，本次不准备论及。
[15]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16] 《女战士丁玲》（每日译报社，1938年）
[17] 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
[18] 《人民文学》1‐3，1950年。《萧也牧作品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收入的据说有修改。
[19] 《风雪人间》（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
[20] 关于这时期的记述，尚有郑笑枫《丁玲在北大荒》（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一书。
[21] 徐庆全书第168、174页说，周扬并不知道《二人报告》，因此7月中旬访问丁玲家不是“策略计谋”。
[22] 徐庆全书序言《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
[23] 请参照上述丸山书，以及田畑佐和子《解说》（《丁玲自伝――中国革命を生きた女性作家の回想》日本·东方书店，2004年）。
[24]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25] 关于丁与周的关系另有杨桂欣《丁玲与周扬的恩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26] 参照李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社，1989年）。
[27] 这种对毛泽东的期待，在萧军、胡风和韦君宜身上亦可看见。请参照上述各相关书籍。
[28] 《讲一点心里话》（《丁玲全集》8卷）。《丁玲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收录版是“摘要”。 附带一提，萧军在此大会上高喊：“周扬同志的春天，就是我的冬天”。
[29] 《与革命相向而行――《丁玲传》及革命文艺的现代性序论》
[30] 暗指高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