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与语境：丁玲文学思想变迁的几点考察
 
                                                                                    刘应全  
 
 
                                                                                       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在讨论发轫于17世纪中叶欧洲的现代性是如何抵达精神高峰时，汉斯·昆举例认为德国之所以在哲学、诗歌和音乐方面历经五十余年罕与其比的辉煌时代，乃是因为一个名叫黑格尔的人。他强调，这个时代之所以伟大不息，正在于黑格尔代表了这一现代性，从思想上把握了这个时代，并至少在哲学上开创了一个黄金时代。[1]这突出强调了时代可以成就个人，个人也能在他所处的时代坐标系里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把握时代的方向以及思想，用时代的语言发生，并在某种程度上表征时代。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一切文学史也是当代文学史。作为“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者，作家在文学叙事中势必首先洞释时代的语境，融入整个时代的迫切需要及其精神本质。
       丁玲不仅是这样的叙事者，而且是无论身处何种场域，都能深刻把握时代精神的新文学作家。毫无疑问，丁玲一生经历湖南、上海、延安和北京四种最重要的场域，同时深刻洞释和掌握相应的语境。上海是丁玲文学思想变迁中绕不开的核心场域。上海时期的前后经历，对丁玲的思想发展与创作实践至关重要。向警予、瞿秋白、茅盾、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是她先后结识的关键人物，促进了她的思想衍变，引领了她在思想上对时代的把握。一般认为，丁玲所处的上海时期，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指她于1922年至1924年先后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学习，进行早期社会资源的积累。后期是指她于1928年从北京重返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并参与左翼文学运动。正是在后期，丁玲参加了左联和党组织，发生了思想跃升，也在创作上获得丰收。上海时期的几年生活，在丁玲的一生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2]从这个意义上看，上海不只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思想场域，这样的上海要为丁玲1936年出发前往延安这一新场域提前做足精神动员和信仰储备。
 
                                                                                        二
 
       丁玲生于湖南，长于湖南。
       她的文学之路从湖南开始，应该是可信的。尽管湖南地处内陆，消息不通，但已有进步人士在传播进步思想。“我开始接触新文学，是在一九一九年我到长沙周南女校以后。这以前我读的是四书、古文，作文用文言。”丁玲自述在湖南读书前，受到传统文化熏陶，接触的是文言，并用文言作文。她特别强调，当时的周南女校与其他学校相比，有些新风。她说：“我们班的教员陈启明（又作陈启民）先生是比较进步的一个，他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他常常把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画上红圈，把《新青年》《新潮》介绍给同学们看。他讲新思想，讲新文学。”[3]时隔六十余年，晚年丁玲在回忆自己湖南少年读书经历时，依然对教员陈启明先生启蒙自己走上新文学创作之路抱有深深的敬意。显而易见，陈启明之于丁玲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讲解了新思想，开拓了丁玲求知若渴的视野，为丁玲去往上海做了铺垫；二是输入了新文学，使丁玲“喜欢看一些带政治性的、讲问题的文艺作品”，特别是一些比较浅显的作品、诗、顺口溜引她关注。[4]而且，丁玲从此开始接触新文学，阅读新文学，积极进行新文学的创作。“陈启明鼓励丁玲多写，于是丁玲动手写诗歌和散文，第一学期就写了三本作文、五本日记，并且请陈启明指点。陈启明还把丁玲写的一首白话诗拿到报纸上去发表。从此，丁玲对文学真正发生了兴趣。”[5]在湖南的读书时光，让丁玲对文学有了崭新的认识，她不仅觉得古典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再生缘》《再造天》等作品比较迷人，还专门买过郭沫若的《女神》，读过以后爱不释手。
       事实上，“丁玲从小就喜欢读书。有几年，她的母亲住在学校，她独自住在舅舅家。舅舅家的阁楼上有许多藏书，大多是她外祖父留下来的，也有舅舅买的新式的书。她钻到这些书堆里去了。这其间，有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也有不少外国文学作品。”[6]这说明，在母亲的教育引导下，丁玲自小多少接触了文学，阅读了大量的书，使她汲取了文学养料，掌握了文学手法，丰富了文学想象，对她后来经由陈启明进一步启蒙而走上革命文学创作道路是有着极为密切而又深刻的影响的。与此同时，她对俞平伯、康白情、鲁迅、谢冰心、包天笑、周瘦鹃等新文学作家有了初步认识，对林琴南译介的外国小说也有极为深刻的印象。
要知道，彼时，丁玲方才碧玉年华。一个新文学青年正在成长。
 
                                                                                       三
 
       1922年2月，丁玲怀着一颗寻求真理的心和王剑虹等一行六人从湖南前往上海。[7]在上海期间，她们先是入读平民女学，后又转往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同时参与社会运动。可以说，这是丁玲迈进大都市上海的第一步，也是她日后走向现代文坛高峰的一个机缘。
       那么，去上海的初衷到底是什么，丁玲自述主要是“要学最切实用的学问”。作为丁玲的同乡和早年挚友的沈从文描述的可能较为明确：“几个人过上海的目的，似乎是进入上海大学，那时节的上海大学，有几个教授当时极受青年人尊敬目前还为世人所熟习的名字：瞿秋白，邵力子，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她们一到上海，自然在极短的时间中就同他们认识了。”[8]因此，沈从文认为，丁玲去到上海大约是想认识一些“当时极受青年人尊敬目前还为世人所熟习的名字”的人。毫无疑问，丁玲做到了。当时的上海，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场所，也是传播先进思想的高地。早在丁玲等人到达之前半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刚刚在上海召开。这一时期，她在上海最大的收获便是积累了早期成长的两种重要人脉资源，一是革命思想和先进理论的传播者，如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陈望道、邵力子等早期共产党人，其中瞿秋白是丁玲上海时期思想转折最为关键的引路人，李达夫妇则成为丁玲1920年代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持者。二是文学前辈和精神同道，如鲁迅、郭沫若、沈雁冰、叶圣陶、俞平伯、郁达夫、戴望舒、施蛰存、沈从文等，这为以后丁玲进行文学创作，发表文学作品，进入文学圈子，执掌文学刊物，积蓄了难得而又珍贵的良好资源。
       这里首先来说说鲁迅（1881.9.25-1936.10.19）。
       鲁迅出生于1881年9月，年长出生于1904年10月的丁玲整整23岁。1920年代的鲁迅之于丁玲，无论是年纪辈分，还是社会地位，都是天壤之别。丁玲自认为鲁迅对她的文学思想的影响非同一般。她说在鲁迅的书里，认识了真正的中国社会，细致、尖锐、深刻地把中国社会、中国人解剖得那么清楚，令人凄凉，却又使人罢手不得。“鲁迅真是一个非凡的人。”[9]这是丁玲在阅读鲁迅作品之后做出的一种直觉判断。同时，丁玲利用各种机会如饥似渴地寻找鲁迅的小说、杂文，翻旧杂志，寻找过去一些深刻的篇章，买刚出版的新书，一篇也不愿漏掉在《京报副刊》《语丝》上登载的他的文章，我总想多读到一些，多知道一些，他成为了唯一安慰我的人。[10]身处北京的丁玲还鼓起勇气给从未谋面的鲁迅写信。当时，鲁迅对丁玲一无所知，也有资料认为是信件署名误会，导致鲁迅没有给丁玲回信。在《鲁迅先生于我》一文中，丁玲毫不掩饰青年时代对文学偶像的崇拜，她认为只有鲁迅才能在困局中给予自己一线光明和力量，“唯一能系留我的只是鲁迅先生的一封回信”。[11]丁玲对鲁迅这种近乎精神父亲一般的崇拜，是否源于早年失父的经历，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凡心所向，素履以往，最终迎来他们之间的伟大聚面及长达五年的友谊。
       丁玲与鲁迅见面是1931年的事了。当时她受左联的委托在上海筹编文学刊物《北斗》，她想在刊物上刊登一些质朴而有冲击力的插图。冯雪峰得知后，在1931年7月31日带着丁玲来到北四川路的鲁迅家。当时鲁迅正为柔石等烈士的惨遭杀害而痛心，便为《北斗》选了一幅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刊登在创刊号上，以此表达鲁迅对柔石等烈士的纪念。[12]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正式见面。在此之前的五月，丁玲第一次参加左联会议时，曾远远地见过鲁迅。[13]
       此后，丁玲多次到鲁迅家去，也多次在左联的会议上碰面，鲁迅开始对她有印象，逐渐关注。丁玲的《水》出版后，鲁迅向她要了十几本，将这些书推荐给他的朋友们，以扩大丁玲的影响。[14]特别是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国民党绑架后，鲁迅除了联名知名人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外，还对丁玲母亲的生活十分关注。他与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联系，将丁玲的小说《母亲》的稿酬，分期汇寄给丁母，以解生活困顿之忧。[15]1934年鲁迅与茅盾编选英译本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选编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水》等小说，他们是将丁玲的小说作为“文学革命”的成果予以推荐的。八十年代中期，学者整理斯诺于1933年初采访鲁迅的手稿发现，斯诺曾问鲁迅当时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家是谁，鲁迅直言是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沈从文、郁达夫和田军。他接着说：“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这大概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有人将冰心、丁玲、萧红作为三代女作家的领军人物并提。[16]可见，即便鲁迅年长丁玲不少，又非同乡，且在文学界已然巨擘，但依然不遗余力和力所能及地肯定、帮助、宣传和奖掖后来者的丁玲。这些弥足珍贵的例证，不仅可以解读出丁玲在鲁迅以及当代文坛的地位和影响，也足以反过来探看鲁迅的心胸和眼界。
       再说说叶圣陶（1894.10.28-1988.2.16）。
       沈从文在1934年出版的《记丁玲》一书里曾这样说：“她(丁玲)于是开始写了《在黑暗中》以次诸篇章。对于这个新作家的写作，给了最大鼓励的，实为那时《小说月报》的负责者叶圣陶。《小说月报》用了她的文章，且随即就寄给了一笔出乎两人意料以外的报酬。得到这笔稿费后，两人真不知道怎么办。作品刊载后就证明了编者的见识，超人一等，对于这无名作家作品的采用，并不见得错误。”[17]这里说的是1927年12月，著名的《小说月报》18卷12号的重要位置，刊出了一篇名为《梦珂》的小说。小说感触深挚，描写细腻，极具特色，因而引起很大反响。不久，同一署名“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又在《小说月报》重要位置刊出。这篇“日记”，以青年女性追求理想灵与肉统一生活的描写，来表现一代觉醒者的苦闷和热望。由于主人公精神思想展示大胆而袒露，一时间，引发了更强烈的反响。再就是《暑假中》刊出，《阿毛姑娘》刊出……《小说月报》破例地为一个不知名的作者连续发表小说，并且均占重要位置，这实在有些罕见。自然，这有赖于丁玲作品的水准，但也离不开编辑的大力推举。这编辑，就是文学研究会主将，当时在文坛已颇有名声的且只年长丁玲10岁的叶圣陶。正如丁玲后来对他所说的：“当年要是您不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18]不仅如此，叶圣陶当年在编发了丁玲这几篇小说后，又给丁玲写信，从中牵线搭桥，帮助丁玲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于1928年出版。正是因了叶圣陶的不懈努力和无私帮助，小说得以连续发表，小说集得以顺利出版，丁玲的名声在文坛越来越响亮起来，与初来乍到时的蒋冰之已不可同日而语。
       1932年“一·二八”战事发生后，由鲁迅、茅盾、陈望道、胡愈之、周作人、叶圣陶、郁达夫等四十三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丁玲位列其中。这表明，丁玲正式以著名作家身份跻身上海文化界，成为以鲁迅为领袖的左翼作家联盟阵营中影响力极大的文学旗手。这也意味着，到这一时期，丁玲通过先期文学创作在上海场域完成了自己第一个华丽转身，将自己融入到时代的先进潮流之中，并牢牢把握着风向的变化，开始过渡到上海场域的下半场。
 
                                                                                       四
 
      1933年5月14日，因编辑进步刊物，宣传进步思想，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丁玲遭国民党当局秘密绑架，并被幽禁于南京，开始了她所谓的“三年囚居”生涯。[19]上海文化界发起一场影响极大的营救活动，蔡元培、杨杏佛、邹韬奋、胡愈之、林语堂、叶圣陶、郁达夫、沈从文等30多位文化名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丁玲等。“五月二十三日，与蔡元培、杨杏佛等联名致电南京国民党当局，抗议逮捕作家丁玲和潘梓年。”[20]客观上看，丁玲被捕成为当时各界众所关注的大事件，众多知名人士冒着风险在媒体上联名请愿。也有参与者引来杀身之祸的，如六月十八日，杨杏佛就被国民党所暗杀，郁达夫闻讯后所作七绝《悼杨杏佛》可为此一证。而在此之前，相较于丁玲的勇敢和执着，郁达夫则出于安全考虑，不仅退出了以上海为斗争中心的文艺战场的“左联”，还因国民党高压政策而不得不举家迁回杭州，甚至一度婉拒了文坛领袖和精神同道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中提出恳切的规劝和忠告。这一点，他曾对《郁达夫访问记》的作者许雪雪说：“在左翼作家联盟中，最近我已经自动的把‘郁达夫’这名字去掉了。”[21]新近一些研究表明，在这场声势空前浩大的营救中，相当一部分人是置生命安慰于不顾而参与请愿。这也侧面表明时年二十九岁的丁玲在文学界、文化界乃至政治界的地位了。“1932年底到1933年5月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期间，她已经成为具备全国性影响的著名革命作家。”[22]丁玲用不到十年工夫，完成了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这一时期的丁玲不仅登上了上海场域的制高点，把握了时代的思潮，掌握和熟稔了革命文学的话语模式，也开始较为从容地分有了上海文坛的权力。可以说这是一次带有鲜明政治倾向的冒险的转型，也是为未来加快速度走向延安这个新的场域埋下伏笔。
       1936年9月，丁玲重获自由，在冯雪峰等党内人士安排下前往陕北苏区。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在《丁玲传》中写丁玲从上海乔装打扮前往陕北时无限感慨：“上海是她离开家乡踏入人生的第一站，是她初登文坛名声大噪的地方，也是她投身革命的起点，这里有她的卿卿我我，有她的撕心裂肺，也有她的刻骨铭心。她要和这一切告别了，翻开人生中崭新的一页。”[23]应该说，以1936年底为界，丁玲文学思想从时间上进入另一个时期，抵达另一个维度。从空间来看，跨越大半个中国山河，不仅仅是自然地域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作为第一位走进延安的新文学女作家。场域的变迁，带来的是语境的流转，抵达陕北苏区接受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丁玲的文学创作随即由上海文学转型为延安文学，即左联文学转型为解放文学。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学生。）
 
 
注  释：
[1] 汉斯·昆、瓦尔特·延斯著，李永平译：《诗与宗教》，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版，第201页。
[2] 王建中、李满红：《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论丁玲在上海时期的思想与创作》，《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5月第32卷第3期。又见《新气象 新开拓》选编小组编：《新气象 新开拓——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
[3] 丁玲：《鲁迅先生于我》，《新文学史料》，1981年03期，第21页。
[4] 同上。
[5] 蒋祖林：《丁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第35页。
[6] 同上，第24页。
[7] 同上，第45页。
[8] 沈从文著：《记丁玲》，《良友文学丛书（第十卷）》，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第13页。
[9] 蒋祖林著：《丁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第77页。
[10] 参见丁玲著：《鲁迅先生于我》，《新文学史料》，1981年03期，第23页。
[11] 丁玲著：《鲁迅先生于我》，《新文学史料》，1981年03期，第23页。
[12] 参见丁学昭著：《丁玲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142页。
[13] 参见丁玲著：《鲁迅先生于我》，《新文学史料》，1981年03期，第25页。
[14] 丁玲著：《鲁迅先生于我》，《新文学史料》，1981年03期，第26页。
[15] 参见丁学昭著：《丁玲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147页。
[16] 参见丁学昭著：《丁玲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138页。
[17] 沈从文著：《记丁玲》，《良友文学丛书（第十卷）》，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第71页。
[18] 参见杨建民著：《叶圣陶知遇丁玲》，《中华读书报》，2011年5月11日。
[19] 朱少伟：《丁玲早年在申城》，《新民晚报》，2014年11月23日。
[20] 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705页。
[21] 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705至706页。
[22] 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5页。
[23] 李向东、王增如著：《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5月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