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文艺报》
 
                                                                                刘卫东  
 
       经过短暂“试刊”期，《文艺报》1949年9月正式创刊，主编为丁玲。[1]作为建国初期文艺阵线重要喉舌，《文艺报》影响力不言而喻，而丁玲成为第一任主编，也反映出当时文艺界高层的人事意图。[2]1952年1月，丁玲离开《文艺报》。[3]1955年，“丁陈集团”被批判，丁玲在《文艺报》的工作也被否定。虽短暂数年，但《文艺报》经历深刻嵌入丁玲历史。关于丁玲主编的《文艺报》，此前的说法是“锋芒毕露，点名批评是出了名的”[4]及“该杂志对许多作家的作品进行了非常粗暴的批评，引起作家的众怒，那时丁玲的思想之左，比周扬有过之而不及”[5]。上述说法各有依据。但如更细考究，尚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审理。如何评价《文艺报》期间的丁玲？她为何主动离开《文艺报》？本文试图从《文艺报》的创刊、运作角度，以及丁玲在1950年代初期的得意、挣扎与失势，进而梳理她与时代间的复杂关系，以期推动、完善此时期的丁玲研究。
 
                                                                               一
 
       对丁玲来说，主编《文艺报》是意外事件，她当时更想投身创作。[6]丁玲担任文艺界领导一事并非突发，甚至来得稍晚了一些。1948年在河北保定时，周扬就与丁玲谈话，希望她做文艺界的主持工作；丁玲犹豫后未同意[7]，而是先后赴东欧参加国际民主妇女代表大会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回国后在沈阳写作。1949年6月，丁玲奉召匆匆来到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7月2日）及“文协”会（7月23日）。此后，丁玲得到一大批头衔：文联常委、文协常务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人民文学》副主编、《文艺报》主编。1950年底，负责文学研究所。此外还挂名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苏友好协会理事等，风头甚健。《文艺报》处于风口浪尖，很难驾驭，但也适合丁玲风风火火的性格，因此她非常投入。1950年代初的讲演、报告场合，丁玲言必称《文艺报》，可见乐在其中。
《文艺报》延续了丁玲此前的办刊理念，明显带有丁玲印记，但她也根据时代变迁状况，做出了调整。丁玲对于如何办刊，并不陌生，已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念。[8]《红黑》（1929）的创办，“想纠正这唯利是图的社会的出版机关”，“红黑是要吃饭的”[9]，体现出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年轻时的咄咄逼人、好斗蛮霸。1940年，丁玲说，“不要使《文艺月报》成为一个没有明确的主张、温吞水的、拖拖沓沓的可有可无、没有生气的东西就好”[10]。《解放日报》是机关报，主要任务是政策宣传，但丁玲主持的副刊却喜欢登载杂文，“使《文艺》减少些‘持重’的态度，而稍具泼辣之风”，并带头写了《我们需要杂文》。《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的杂文《野百合花》《还是杂文的时代》《三八节有感》等，带有“战斗性”，因此，不仅导致王实味罹难，还在多年后拿出，被“再批判”。[11]从丁玲“办刊史”不难看出，她不喜欢正襟危坐、四平八稳的办刊风格，而是倾向于标新立异乃至提倡冒犯。
       对于《文艺报》，丁玲极为看重，亲自确定了办刊方针。《文艺报》最初定位是“一个会刊，登些指令、号召、决议、各地报告之类的文件，还可以登工作经验”，显然是带有交流信息性质的刊物。丁玲对此有异议，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界定：“我个人是不满意这个刊物的性质的，我们几个人依据这个指示，订了一个方针，就是‘《文艺报》是文艺工作与广大群众联系的刊物。它用来反映文艺工作的情况，交流经验，研究问题，展开文艺批评，推进文艺运动’。”[12]在丁玲坚持下，《文艺报》本来可以注重资料性，但主动选择了“干预”文坛。另外，丁玲也注意调查和研究苏联办刊经验。《文艺报》发表刘白羽对苏联作家协会机关报《文学报》的访问，就表现出眼界开阔、强调“国际化”的意识。[13]
       丁玲注意《文艺报》与时事联系[14]，但更多还是强调文学内部问题，不主张二者生硬拼贴，这与她对文学的看法和对《文艺报》的要求、定位有密切关系。虽延安文艺整风对丁玲影响很大，但她对文学艺术独立性的看法，还是会从字里行间中不自觉流露出来。1950年初期的《谈文学修养》中，丁玲在回答“写什么”时，就说了“写你喜欢写的，什么使你最感动，最熟悉什么，你就写什么”[15]观点，显然与“讲话”的要求并不一致。从丁玲1950年代初期的言论看，她在一些论文和严肃场合都强调政治性，但在与文学工作者交流的轻松语境中，仍然坚持了文学性主张。丁玲对《文艺报》的要求，也是此种观念：“我在《文艺报》担任编辑工作，遇到别人指出《文艺报》应该是思想领导的刊物，是指导文艺思想、文艺运动的刊物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些不安，总想不要让《文艺报》戴上这顶帽子。”[16]在丁玲看来，《文艺报》要有一些批评，限定在文艺的范畴内，心态放松，不要一味地谈政治。丁玲对《文艺报》通讯员的要求也是如此，让他们只需要把看到的“周围的一些情况和问题”提交即可，不必观念先行，不必专门去找“全国意义的问题”。[17]
       虽丁玲已有较为稳定的文学观和办刊思路，但《文艺报》的办报方针，不可能不受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干涉。1950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提出要“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18]。各方配合，“自我批评”的风潮迅速展开。在此背景下，《文艺报》虽然才办了15期，但是也进行了由丁玲执笔、编辑部集体讨论通过的“自我批评”。在“自我批评”中，丁玲的态度颇有可玩味之处。丁玲说，《文艺报》“最主要的缺点”是，“没有广泛地接触目前政治上各方面的运动”，除了作家们“还不很习惯”“表示对政府正在号召的正在展开的各方面运动的关心和热情”外，“我们编辑部也同样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既或想到，也因为遭遇困难而没有足够的努力，发动与组织作家们，使他们有很高的兴趣来写”。[19]“初步检讨”带有很强的“跟风”成分，因为丁玲说“检讨”的起因是“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正确号召”[20]，而且，她认为《文艺报》“工作方向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中的内容可以忽略。丁玲所说的与政治运动疏离，倒是实事求是，而编辑部“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就表明“这个问题”其实不在丁玲视野之中。仅隔一月，《文艺报》刊登了《检讨的反应》，以读者来信方式赞扬“文艺报自己检讨的挺好，挺深刻，有的使我很钦佩”。[21]联系丁玲当时其他场合的发言可知，她强调过各种写作注意事项，但对紧跟“政治运动”的写法只字未提，这也毫无掩饰地体现为《文艺报》的办报理念。更进一步说，丁玲在“检讨”中认识到这个问题，说明她对此心知肚明，但并未坚定地执行、体现在《文艺报》中，正反映出她当时对自己的文学理念的一份坚持。
 
                                                                               二
 
       丁玲办《文艺报》的过程，也是她在激烈的人事纠纷中不断改变自己的编辑、文学理念，逐步加强对作家、作品批评（“战斗”）的过程。多数研究者倾向于把丁玲办《文艺报》当作一个时期，忽略了对其中不同阶段的划分和辨析。[22]笔者通过对《文艺报》内容的梳理和比对，认为丁玲主持下的《文艺报》可以分成两阶段：一是从创刊到1950年6月，这一时期中规中矩，基本体现丁玲办刊意图；二是从1950年6月《文艺报》“检讨”至1951年底丁玲离职，增加了批判锋芒和力度。如此区分，可以看到《文艺报》发展脉络与丁玲办刊思想的变化。
      《文艺报》创刊后，偏向于传介信息和文艺方向引导，一般不涉及对具体作家作品批评。苏联文艺界的理论及动态，是介绍重点，占用大量篇幅，营造出了浓郁的中苏友好氛围。对国内文坛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文艺政策宣传、艺术问题讲解及文艺作品推介。从1950年3月《文艺报》“征稿启示”列出的8个项目中，可以看到，“文学艺术的理论，或对某一问题的专门研究”和“各种文学艺术作品”是主要内容，并不主张剑拔弩张的文艺批评。[23]1949年9月到1950年3月（半年12期），《文艺报》都是谈文坛一般问题，几乎没有发表过对作品的评论。第11期发表了关于《红旗歌》的“作品批评”，但同时发表了3篇文章，观点不一，并以“编者”身份说明，“这一期所发表的三篇批评《红旗歌》的文章，意见是很不相同的，为了更好地进行讨论和研究，我们把它们一起登载出来，供大家参考”[24]。胡风的描述也可佐证。胡风1954年“三十万言书”中，激烈批评《文艺报》，认为“第一卷里面，批评介绍了十一部中国作品，一部影片。除了一部作品外，都是肯定的介绍”[25]。《文艺报》不主动介入作家、作品批判的倾向，可见一斑。相比而言，同一时期，其他刊物上的批判文章已经满天飞，被点名作家的“检讨书”，也连篇累牍。[26]应该说，《文艺报》创刊后（1950年6月前），不仅没有用粗暴的方式对待作家作品，甚至试图引导、营造宽松的批评氛围。
       情况迅速发展。1950年5月，《文艺报》决定加强批评，发表《加强文学艺术工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27]，敲响战鼓。丁玲一直顺应形势发展，检讨自己和《文艺报》的工作，“不温不火”。但周边环境，已经热气腾腾。[28]批判运动热火朝天之际，丁玲反而要求降低热度，不要过于苛责作家。丁玲在《跨到新的时代来》中，先列举了文艺界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然后说，“一切是新的，当文艺工作者更能熟悉与掌握这些新的内容与形式时，慢慢就会使人满意起来。我希望读者们不要强调这个缺点，因为强调了只有增加你的成见，加深你对于新事物与新文艺的距离。”[29]显然，丁玲力图抵制劈头盖脸、不分青红皂白地大批判。1955年清算“丁陈”集团时的“罪状”，现在可以反着阅读，看到《文艺报》在当时的态度：“在丁玲的纵容和支持下，陈企霞的反党行为已经发展到十分猖狂的程度。他经常拒绝党的建议和指示，经常和文艺方面党的领导同志拍桌子吵闹，并且在《文艺报》编辑部宣传‘抗上就是美德’的反党思想。”[30]
       但是，以《文艺报》的地位，不可能游离于文艺界整肃的工作之外。[31]丁玲必须有所动作，展现批评态度。此时，《文艺报》开始逐步刊登批评文章，所选作家作品，多已被其他刊物点名，属于“综述”。[32]1950年11月，《文艺报》终于发表《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由主编陈企霞“操刀”，长达万言，分两次载完。[33]这种气势和规模，《文艺报》此前未见。然而，由批判对象可知，《文艺报》对此做了精心选择：王林来自冀中解放区，与“延安作家群”毫无瓜葛。此后批评碧野，也有类似因素。[34]为了表明“战斗性”，《文艺报》的“火力”势必更趋猛烈，不可能仅针对“外围”。易言之，《文艺报》需要主动出击，向自己以往的朋友、熟人下手，将他们推向审判台。这对丁玲来说，是个挑战。[35]丁玲浪漫乐观、耿直骄傲，乐于交友，主编《文艺报》的同时正在办“文学讲习所”，提携了徐光耀、马烽等不少作家。但她对于批判、整肃，则外行得多——也很少写此类文章。
       对萧也牧的批评，是丁玲在《文艺报》期间的“大动作”。此前研究中，论者关注萧也牧事件时，多将其认定为1950年代批判之一。[36]笔者以为，事情还可以如此解释：这是事先策划的，既让《文艺报》表现锋芒，又让萧也牧“过关”的一出“双簧”。丁玲既要表现“斗争性”强，又不忍对“朋友”下手，故而选择跟自己熟悉的人，以“批”代“保”。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毛泽东文章，借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批评文艺界情况。[37]《文艺报》举一反三，寻找“目标”，发现了《我们夫妇之间》。丁玲与萧也牧熟识，从1947年日记记载看，她与萧也牧曾在一起工作，私信都由他转交。[38]在萧也牧已经受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点名批评的情况下[39]，与丁玲关系密切的冯雪峰化名读者“李定中”，对萧也牧进行了“战斗硝烟”意味浓厚的批评，发表于《文艺报》。[40]就冯文来看，仅从普通角度指出问题，目的为引出丁玲的批评。“读者来信”是冯雪峰应约而写，但为何用化名？可以说，正是为了显示《文艺报》的“锋芒”。[41]如果用冯雪峰实名，则批评过重，丁玲的批评也失去意义。此前很少写批评文章的丁玲，一反常态，1951年8月发表了《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对《我们夫妇之间》进行了批评，声色俱厉，认为作者“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42]。在主编的《文艺报》上，丁玲亲自上阵，批评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萧也牧，给人感觉是不徇私情。但仔细分析，内情复杂。丁玲不是直接撰文批评，而是选择“写信”文体，因此，严厉的口气中，不免带有“同志间”帮助、关爱的意思。文章不是挥舞大棒，而是把萧也牧的问题定性为“一种倾向”，表明类似情况是普遍现象，不足为奇，实际是对萧也牧的开脱、保护。《文艺报》同期，刊登了一个关于电影《我们夫妇之间》的谈体会纪要。丁玲在座谈会上总结说，“《我们夫妇之间》的编导、演员，我想他们的动机也是好的，我们也得承认他们主观上也是企图表现工农兵，表现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的结合，以这一影片去教育观众。”[43]由小说引向电影，无形减轻了萧也牧的责任。萧也牧被批评后，马上写了长篇检讨《我一定切实地改正错误》，其中不乏对自己作品的阐释，甚至辩解。检讨的“编者按”也带有“保送”的意味：“只要萧也牧同志能按照他检讨的精神，切实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我们以为，萧也牧同志在文学事业上，还是很有希望的。”[44]随之，对萧也牧的批判结束。萧也牧事件的操作方式，在1950年代，并非个案，而是普遍“程序”。[45]丁玲对萧也牧“痛下杀手”，是为了保护他“过关”，尽管如此，还她是体会到难言的痛苦。1951年11月，丁玲认为自己批评的力度还不够大，下决心更为激进，“我曾经很痛苦过，为了怕得罪朋友，就宁肯不向群众负责。我把朋友看得比群众重要，把个人的烦恼看得很重要，我是一个胆小的个人主义者！”[46]虽是为了应付而表态，但实录下了内心挣扎。
       1950年代初期，丁玲经常在《文艺报》发表文章，身份也在官员和作家间切换。能够看出，她既要适应形势，又要保持自己独立个性。《谈谈普及工作》[47]的副标题是“为祝贺北京市文代大会而写”，充满辩证，但难免正确的空洞。而《莫斯科——我心中的诗》[48]等一些散文，虽仍无法完全随性，却表达出她感性一面。1951年1月《序〈殷夫选集〉》中，借怀念亡友，丁玲写道：“我感到心跳，我感到血液在体内奔流，感到头发胀，我只想大叫几声，我想到户外去散步，我要设法平静我的感情，必须设法平静我的感情。”[49]浓烈的、被压抑的情感，来自对亡友的追念，但未必没有加入当时心态。
 
                                                                                三
 
       丁玲1952年春离开《文艺报》，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只是挂名，基本不参与。与办《文艺报》时心心念念、殚精竭虑不同，丁玲在当时和后来几乎没有提及过《人民文学》生涯。1953年8月，她也辞去了《人民文学》的职务。从文坛影响角度说，建国初期的丁玲，留下了一个且战且退的背影。为何离开《文艺报》？有回忆说，“丁玲、陈企霞出事后，组织上把冯雪峰调来了。”[50]，明显是误记。陈明的说法是：“1952年10月，丁玲决心要搞创作，不想当官，不想担任那么多职务，就请求辞去中宣部文艺处长、全国文协党组组长等职务，那时正好她得了很重的腰痛病，脊椎增生，我就陪同她一道去大连，一边治疗，一边休养。丁玲那时想离开文协，因为她觉得有很多令人烦恼的事。”[51]看来，丁玲离开《文艺报》 的原因，除了身体不佳、需要养病外，还有“很多令人烦恼的事”，而后者可能才是更重要的。
丁玲为何主动离开《文艺报》，隐情不可不察。丁玲对《文艺报》感情深厚，1951年11月，她在“北京市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会”上讲话时，还在大谈应该如何办刊。丁玲不但创办了《文艺报》，还保护了这份刊物，“一九四九年，乔木同志曾提议《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合并，我坚持不同意”[52]。丁玲48岁时离开《文艺报》，当时开会办刊、主持“文学讲习所”，忙得不亦乐乎，身体虽有一些不适之处，但不会影响工作。1952年，文学研究所被要求停办，丁玲不同意[53]，说明她还是愿意做事。丁玲离开《文艺报》，应该不会是自己厌倦，而是外界因素使然。主动辞职不太可能，客观的“很多令人烦恼的事”，就是丁玲离职的主要原因了。
       第一次文代会后，文艺界“一体化”的趋势逐渐开始，并呈现加速度发展态势。1950年代初期，作家自我批评、被点名批评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且愈演愈烈。来自国统区的曹禺等纷纷表态，接受“改造”。[54]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也没获得不受批评的豁免权。主编《说说唱唱》的赵树理曾被认为是“方向”，1950年编发了《金锁》后，受到批评，承认自己“在编辑的过程中有值得检讨的地方”[55]。建国初期，周扬、丁玲等文艺界负责人也缺乏对日益紧张的思想环境的认识，保留了许多个性化内容，后逐步醒悟。周扬在1951年底反省说：“老解放区的经过改造的老同志，不要以为自己在延安经过了整风学习，就没有问题了”，“一部分老的左翼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一个自以为是‘很革命’的包袱（这个包袱我也曾有过的），这就大大地妨碍了他们的进步；必须去掉这个包袱”[56]。周扬都这么批评自己，其他人更需要掂量“包袱”的重量，不得不“重新”接受改造了。周扬发表“整顿文艺思想”的时间，正是丁玲离开《文艺报》之时，他所谓认为自己“很革命”的“老的文艺工作者”，虽然不是特指丁玲，但也包含其中。当然，尽管文艺界内部不断“整顿”，还是不被高层满意，这是周扬都无法控制的事情了。
        处于风起云涌、暴雨将至的1950年代初期，作为文协机关报《文艺报》，当然要负责冲锋陷阵，近距离向作家、作品无情“开火”——丁玲当然对此有所体察。丁玲离开《文艺报》的诸多原因中，认为自己不适合扮演批评朋友的角色，是其中重要一点，对此，研究者尚未充分揭示。1951年下半年，对《武训传》批判风起云涌，丁玲未置一词。11月，北京文艺界召开学习动员大会，胡乔木、周扬布置了此后工作。[57]丁玲发表感言[58]，但去意已决。接下来的批判重点，明显指向胡风。对胡风的态度，应该是丁玲“烦恼的事”之一。胡风与丁玲有多年交情。[59]1949年初，胡风来到北平暂住，在日记中记载了多次与丁玲长谈的情况。[60]胡风不愿受自己宿敌周扬节制，迟迟不肯选定工作，累积了很多怨气，状态很差。[61]1950年前后，与他关系密切的阿垅、路翎等，已经遭到批评。丁玲在《文艺报》时，对胡风的大规模批评，箭在弦上。丁玲对此肯定有所了解，但她并未在《文艺报》展开对胡风的批评。胡风在1954年的“三十万言书”中说：“丁玲同志见面多些，但她说不搞理论，提出不意见，只问我和香港争些什么问题。又说《文艺报》收到了一百多封信”。[62]可见，丁玲阻止了《文艺报》对胡风的批评。在当时条件下，丁玲以“不懂理论”为由，压住了批评胡风的势头，最大限度维持了与胡风的友谊。丁玲离职后不久（1952年第1期仍为主编），《文艺报》批判力度逐渐增强。陈企霞在第3期（1952年3月）发表了批评路翎的文章，这是《文艺报》第一次批评胡风“集团”。[63]《文艺报》第13期（1952年7月）发表“读者中来”，“要求”批判胡风，措辞严厉，显然非一般读者所写。[64]此后，《文艺报》开始刊载对胡风及胡风分子批判的文章，接连不断。1955年后，《文艺报》改组，就成为完全听命的打手了。胡风案后，丁玲不得已写了批评胡风的文章[65]，但一直心存愧疚。从中也能看出，丁玲确实不能做到构陷他人，因此离开“是非之地”《文艺报》，未必不是保全自己的方式。
      《文艺报》主编的继任者，正是丁玲的好友冯雪峰，这说明丁玲当时状况不错，有余力影响报刊的人事走向。按照丁玲的说法，“他主编《文艺报》是有人在会上提议我赞成的。因为我觉得我编《文艺报》不适合。我不是搞理论的，他是搞理论的。他编《文艺报》比我好”[66]。丁玲与冯雪峰是挚友故交，感情深厚，因此，请冯雪峰接替自己，应出自丁玲意向。站在丁玲角度考虑，既避免陷入具体事务纠葛，还可以实际掌握《文艺报》权力，是有利的安排。后来，将“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几位主编“捆绑”，一同批评，也侧面说明了他们的相互支持关系。[67]
       1954年，《文艺报》因为“小人物”事件被弹劾，丁玲的继任者冯雪峰也做了检讨。[68]冯雪峰下台后，《文艺报》经历短暂震荡，后一直由周扬信任的张光年任主编（1956年至1965年）。有论者注意到，本来两年前已经离开《文艺报》，但是丁玲仍被“追诉”，可见这不是办刊思路的问题，而是借此清理丁玲在文坛的影响。[69]按照胡风的说法，周扬等“利用革命胜利后的有利条件，利用党的工作岗位，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最终形成了“宗派主义的统治”。[70]从丁玲1952年初离职《文艺报》到1955年夏被定为“丁陈集团”，建国初期文艺领导高层发生了重大变化。胡风、丁玲等有影响的左翼作家“集团”被“打倒”，周扬“集团”从此一家独大，直到文革发生——这仅是一种“叙述”，但从《文艺报》的主编变迁来看，也能成立。
 
                                                                               四
 
       参加了延安 “座谈会”“整风”的丁玲，经过“改造”后，成为了一名“战士”型的作家，但她没有意识到这个工作并未就此结束，而是延续下来，还愈演愈烈。从她办《文艺报》经历可以看出，丁玲自以为改造“成功”，并以此得到“优越感”，坚持了个性化的办刊思路。但是，随着文艺界批判运动的展开，丁玲囿于性格，无法对作家、作品展开宏观指导和批判，已经不合适主持《文艺报》，故而离职。共计两年三个月《文艺报》的经历，是丁玲人生一个重要阶段，看似光鲜辉煌，实则显示出丁玲难以适应和驾驭快速发展的运动需求。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注  释：
[1] 1949年5月4日，《文艺报》出版试刊，主要登载第一次文代会情况，也是文代会会刊。1949年9月25日，《文艺报》正式创刊。参见黄发有：《〈文艺报〉试刊与第一次文代会》，《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
[2] 胡风日记1949年4月17日载，“厂民、茅盾来谈《文艺报》事，我坚辞主编责任”。胡风：《胡风全集》10，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可见，《文艺报》主编位置先考虑“闹情绪”中的胡风，后找“本无此意”的丁玲。
[3] 1951年11月，中国文联派冯雪峰率领《文艺报》编辑陈企霞等人访问苏联，主要目的是学习“先进的苏联文学经验”，回国后，冯雪峰由上海调到北京，主编《文艺报》。同时，丁玲离职。
[4]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6页。
[5] 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页。
[6] 据陈明说，“去北京之前，我跟丁玲就和东北局宣传部的李卓然部长、刘芝明副部长商量好了，文代会结束后丁玲就回东北，我们一道下工厂去，体验生活搞创作”。陈明：《我与丁玲五十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页。
[7] 丁玲在1948年6月15日致陈明信中称，“周扬和我谈话的主要内容就是留我搞文艺工作委员会，意思是诚恳的，他说我走了就没有人搞，无人可搞”。《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8] 黎辛：《丁玲，党报文艺副刊的奠基人》，《娄底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
[9] 丁玲：《序〈也频诗选〉》，《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0] 丁玲：《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11] 《文艺报》1958年第2期辟专栏，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再批判”，并配发“编者按”说，这是一批“奇文”。
[12] 丁玲：《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
[13] 《文艺报》第3卷第2期（1950年11月10）登载了刘白羽的《访问〈文学报〉》，该文分为三个部分：“《文学报》的任务”、“《文学报》的内容”、“为什么《文学报》能办得这样好？”
[14] 丁玲：《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文艺报》第3卷第4期，1950年12月10日。
[15] 丁玲：《谈文学修养》，《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16] 丁玲：《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17] 丁玲：《在〈文艺报〉召开的北京市文艺通讯员座谈会上的发言》，《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18] 《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人民日报》1950年4月19日。
[19] 丁玲：《〈文艺报〉编辑工作初步检讨》，《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20] 丁玲：《〈文艺报〉编辑工作初步检讨》，《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21] 《检讨的反应》，《文艺报》第2卷第6期，1950年6月10日。
[22] 其中有不少错讹。如唐达成回忆：“实际上《文艺报》过去不是右，而是‘左’得厉害，紧跟得厉害！它紧跟的不一定是周扬，而是更高的领导。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那时丁玲一度是《文艺报》领导，‘左’得厉害！你说批孙犁有什么道理（批《风云初记》）？批碧野有什么道理（批《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批萧也牧有什么道理（批《我们夫妇之间》）？批《三千里江山》，批《关连长》……一路批下来。人家一拿到《文艺报》就哆嗦：又批谁了？那时《文艺报》确实把文艺界搞得惶惶然，引起文艺界的众怒。丁玲有一份责任。当然也不能简单化。这种编辑思想，不能完全让丁、陈来负责，要是没有上面的意思，她也不敢这个样子。”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23] 其他6项是“苏联文学艺术理论及情况介绍，新民主主义国家及各国进步文学艺术的理论及情况介绍”、“提出或讨论文学艺术上各项问题的短小评论”、“群众对文艺作品及文艺工作的意见”、“工厂、部队、农村及学校团体的文艺活动”、“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中的经验教训”、“作品批评与介绍，书报推荐，出版消息，文艺动态等”。《文艺报》第1卷第12期，1952年3月10日出版。
[24] 《文艺报》第1卷第11期，1950年2月25日。
[25] 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第438页。
[26] 1950年4月30日，《文汇报》发表了“漫画检讨会”为总题的《检讨的意义》等多篇文章。此后，艺术家的“检讨”开始频繁在报章上出现。
[27] 《加强文学艺术工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文艺报》第2卷第5期，1950年5月25日。
[28] 《人民文学》1950年6月第2卷第2期，刊载了对《改造》的系列批评文章：《评〈改造〉》《掩盖了阶级矛盾的本质》《对〈改造〉的检讨》。同期还有《我的检讨》（方纪）。
[29] 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页。
[30] 杨桂欣：《丁玲与周扬的恩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31] 《文艺报》第2卷第6期（1950年6月10）发表《加强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政治性与战斗性》，唐掣执笔，名为“座谈会记录”，表明要发力批判。
[32] 如：《文艺报》第2卷第8期（1950年7月10日）刊登周沅的《大众日报副刊对小说〈赵同志〉的批评与检讨》、赵树理的《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文艺报》第3卷第2期（1950年11月10日）刊登于晴的《关于小说<界限>的批评》。
[33] 陈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文艺报》第3卷第3期，1950年11月25日。
[34] 1951年2月，陈企霞又发表《无敌的力量从何处来——评碧野的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批评了碧野《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文艺报》第3卷第8期，1950年2月10日。文章开篇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这部小说，是碧野同志一九四八年到解放区以来，第一部篇幅较大的作品。”
[35] 在延安整风中，丁玲也曾严厉批评萧军，表现激烈，但属于“跟风”。
[36] 洪子诚认为对萧也牧的创作的批评是“50到70年代，发生在中国文学（文艺）界的全国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之一，并未将此次批判与其他多次批判分开。《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37]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
[38] 在日记中，丁玲记载与萧也牧漫谈，“他谈出了许多有趣故事”，“我们约好回来后去找她，把这个材料收集一下”，“晚上又给陈明写了一信，是托小武转交的”。丁玲：《东行日记》，《丁玲全集》第11卷，第329-330页。
[39] 萧枫：《谈谈<我们夫妇之间>》，《光明日报》1950年7月12日。陈涌：《萧也牧创作的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
[40] 李定中：《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第4卷第5期，1951年6月25日。丁玲在1982年承认，自己对萧也牧是“爱护”的，是陈企霞约冯雪峰写了这篇文章。丁玲：《谈写作》，《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41] 洪子诚认为“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严厉批评的‘读者李定中’的来信，和《文艺报》发表这封信时加的支持这封信的编者按语，都由该刊主编冯雪峰撰写”，是不确切的，当时主编仍为丁玲，半年后冯雪峰为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42] 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文艺报》第4卷第8期，1951年8月10日。
[43] 《记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座谈会》，《文艺报》第4卷第8期，1951年8月10日。
[44] 萧也牧：《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编者按”，《文艺报》第5卷第1期。1951年10月25日。
[45] “批判—检讨—过关”程序，其实沿用了延安“整风”模式。此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等，都按照此程序。1957年，黄秋耘“过关”，就是受到邵荃麟保护。他先在邵荃麟安排下检讨，“检讨文章登出来了，我晓得我的问题缓和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允许让一个人的自我批评的文章发表，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过关啦，而且很容易过关。邵荃麟还怕分量不够，他自己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出来。”黄秋耘：《风雨年华》，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46]丁玲：《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页。
[47] 丁玲：《谈谈普及工作——为北京市文代大会而写》，《文艺报》第2卷第6期，1950年6月10日。
[48] 丁玲：《莫斯科——我心中的诗》，《文艺报》第3卷第2期，1950年11月10日。
[49] 丁玲：《序<殷夫诗选>》，《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50] 敏泽、李世涛：《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敏泽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03年第2期。
[51] 陈明：《我与丁玲5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52] 丁玲：《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53] 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54] 曹禺在1950年《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中说，自己此前的作品“非常幼稚，非常荒谬”，“毒害”了广大群众，“最可痛心”。《文艺报》1950年第3卷第1期。
[55] 赵树理：《<金锁>发表前后》，《文艺报》1950年第2卷第5期。
[56] 周扬：《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光明日报》1951年12月8日。
[57] 会上，胡乔木做讲演《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人民日报》1951年12月5日），周扬做讲演《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人民日报》12月7日）。
[58] 丁玲：《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2月10日。
[59] 晓风：《从丁玲给胡风的23封信解读二人的友谊》，《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8期。
[60] 胡风日记1949年2月8日记载“早饭后到丁玲处，闲谈了约两小时”，《胡风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3月4日记载“到丁玲处，闲谈了约三小时”，《胡风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61] 胡风1949年4月18日记载他去访周扬的秘书沙可夫，“谈辞去《文艺报》编辑事”，《胡风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62] 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63] 企霞：《一部明目张胆为资本家捧场的作品——评路翎的<祖国在前进>》，《文艺报》1952年第6期。
[64] 其中，《对胡风文艺理论的一些意见》认为胡风文艺理论“是伪装为马列主义理论的反动的维心论观点”，“迫切地要求对于这些错误的文艺理论进行批判！”《文艺报》1952年第13期。
[65] 丁玲：《敌人在哪里》，《人民日报》1955年5月23日。
[66] 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67] 当时的批评说：“1952年丁玲改任《人民文学》主编，她推荐冯雪峰做了《文艺报》的主编。他们把《文艺报》变成了抗拒领导和监督的‘独立王国’”。《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文艺报》1957年第19期。
[68] 孙晓忠：《当代文学中的冯雪峰——以<文艺报>为中心》，《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69] 张均：《“有力”人物的“争夺战”——1950年代<文艺报>人事纠葛及编辑理念之演变》，《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6期。
[70] 胡风：《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