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的题材，不同的表现
                                               ——丁玲《水》与赵清阁《旱》之比较

                                                                               赵焕亭  

       民国时期，水、旱及其继发的雹、蝗、疫等各种自然灾害不断袭扰人民群众。统治者在大灾之年变本加厉的盘剥加剧了社会矛盾。对此现象，现代文学作品中不乏描写，如艾青、丁玲、赵清阁等一批作家对水旱灾害都进行过描写。他们通过描写、记录自然灾害来或者抨击时政，为百姓疾呼，或者鼓励灾民克服困难，重建家园，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忆。同是五四新文学第二代女作家的丁玲与赵清阁在人生经历、个人气质、文学创作倾向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她们都是关心民生疾苦、追求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她们都用自己的笔形象生动地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自然灾害下人民的苦难与抗争。丁玲的《水》和赵清阁的《旱》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关于丁玲的《水》，目前的研究文献比较丰富。主要的文献如赵婷婷的《左联期刊与左翼文学创作》（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张堂会的《灾荒饥馑之下的呐喊与抗争——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与民国自然灾害关系之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王珍《论丁玲小说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历史化呈现》（重庆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秦林芳《“苦难”与“求生”——丁玲小说《水》的人性意义》（《文艺争鸣》2012年07期）等，这些文献在对丁玲《水》的评价上，大多延续了冯雪峰、茅盾、夏志清等人的观点，认为《水》是丁玲文学创作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折的标志性作品。它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艺术性一般。个别文献指出了《水》除了包含革命意识之外，还体现了人道主义，是丁玲对五四启蒙思想的回归等新的观点。
      《旱》是赵清阁写于1935年的一个短篇小说。它与当时赵清阁创作的其他短篇小说《祖母》《强盗》《穷人》等，一并由上海女子书店结集为短篇小说集《旱》而出版。《旱》这本集子里的作品大都暴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面，因而出版不久就遭查禁。此后，不得不由新兴出版社翻印出版，但发行量有限。所以今天，我们很难看到这本书的原版，自然，人们对《旱》这篇小说的研究也非常有限。目前，对小说《旱》具体内容和艺术特征进行分析的文章几乎查不到。这也是笔者关注《旱》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而且，截止目前，更没有发现有研究者把丁玲的《水》这篇小说与赵清阁的同类题材作品《旱》进行比较的文献。而展开对两部作品的对比，对于进一步深入认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关于自然灾害叙写的整体风貌以及考察丁玲、赵清阁不同的文学创作风格等都有较大的价值。比较二部作品，多维、客观地展现当时文坛关于灾荒题材的文学描述，对于我们充分了解时代、认识作家等都有一定的价值。本文即选取丁玲的《水》与赵清阁的《旱》进行比较，期望找到这两篇小说的在思想内容、形式表现等方面的不同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的不同。
 
                                                                一  故事结局的上的区别：暴动抢粮和自力更生
 
      《水》和《旱》叙述的侧重点不同，导致故事结局的不同。
 
      （一）《水》各部分从不同角度叙述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最终导致灾民的暴动抢粮。
 
       丁玲的中篇小说《水》虽然不如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获奖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上那样有名，但是，它作为丁玲在三十年代初期左转的标志性作品，不断被人提及和评述。《水》以1931年中国特大水灾为背景，描写了灾民从抗洪、流徙到反抗的过程。小说的四个部分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对立。
       第一部分主要写洪水来临之前一渡口人们的恐慌和抗洪。老年人、妇女、小孩儿在家里谈论灾情，青壮年在河堤上检测水位和抢修堤坝。同时，这部分还写了从五六十里之外的牛毛滩逃难而来的两个妇女和两个小孩。这说明周边几乎都被大水淹了，衬托了灾情之严重。这一部分的一个突出人物是老外婆。她的那句像咒语似的话“算命的说我今年是个关口”似乎是个不祥之兆，为小说奠定了悲凉的基调和气氛。老外婆回忆小时候经历过的水灾、饥荒和瘟疫，也提出自己朴素的阶级认识：“有钱的人不会怕水，这些东西只欺侮我们这些善良的人……老爷在那年发了更大的财，谷价涨了六七倍，他还不卖，……有钱人的心像不是肉做的，天老爷的眼睛，我敬了一辈子神，连看我们一下也没有，神只养在有钱的人家吧……”由此可见，小说的立意非常明显，一开始就借助老外婆之口揭示了水灾带给人们的紧张、恐怖之外的对阶级压迫的历史认识。
       第二部分主要记述了汤家阙、一渡口渐次被淹没。其中重点写一渡口被淹之前人们的抵死守堤，特别写出了人们在守堤过程中的觉醒和暴怒：“快活吗?死还在眼前面呢？这纸扎的堤！”“不相干，再低也不相干，这全是窟窿的劳什子堤，终究保不住，迟早要被冲去的！个人还是赶紧逃命吧。……”“一种男性在死的前面成为兽性的凶狂，比那要淹来的洪水更怕人的生长起来。有一些我几阵汹涌的水而失去了镇静，为远远近近的女人的号哭而心乱，而暴跳起来，振着全身的力，压制着抖战，咬着牙，吐着十几年被压迫、被剥削，而平时不敢出声的怨恨来。有一些还含着希望，鼓励着，督促着他们的同伴：“……不要怨天尤人，等好了咱们再算账：他妈，有他们赚的，年年的捐，左捐右捐，到他们的鸟那儿去了。可是，现在不要骂，把堤救了再说……”尽管人们拼死救堤，但最终还是土堤被冲溃，几百个人，连叫一声也来不及便被卷走了，一渡口变成一片汪洋。
       第三部分写一群死里逃生的一渡口人怀揣希冀、栖栖遑遑逃到长岭岗之后，结果发现与他们期待的大相径庭。这一节重点塑造了李塌鼻的形象。李塌鼻四十多岁，在三富庄做过二十年的长工，在这次逃难路上，一直给大家鼓劲儿。以他对长岭岗的了解，他坚信大家到了长岭岗就都有救了。他说：“长岭岗有三条街，有一百多家铺子，三富庄，马鞍山的大户都有人在那里，……别处我不晓得，我就清楚，打开他们的仓，够我们一渡口的人吃几年呢。看他们就真的不拿出一点来，忍心让我们饿死。……”然而，有人质疑李塌鼻的判断，认为他做二十年的长工，连一条不破的裤子都没有。东家剥削如此残酷，而他没有反抗。这种质疑引起了李塌鼻的争辩。李塌鼻认为自己过去并不甘心做奴才，只是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反抗没有效果。现在大家是一伙人了，总会有办法的。然而，残酷的事实是：先到的其他难民告诉一渡口的人：“他管你吗？我们的人都不准上街，他们比防土匪还怕我们呢？！”街两头站了许多刚从县城里调来的荷枪的兵士，还有一些镇上团防临时加的团丁。墙上贴了告示，告诫灾民安分地等着，如有不逞之徒，想趁机捣乱，就杀头不赦……随着灾情的蔓延，“到县城去的路已经断了，但用帆船却又带来了一些军火，并没有带救济来。装满了帆船又向着县城去的，是长岭岗上的几家大店铺的老板和家眷。”“镇长颜色惨白，不是为了没有米，是为了没有请下军火来，才使他这末不安的。”这一部分在李塌鼻与其他人的对话和争论中，进一步看出了剥削制度的罪恶，同时也揭示了农民集体反抗的重要性。同时充分暴露了不顾灾民死活的统治阶级的残酷，他们防民暴动的举措远远多于救灾行动。
       第四部分写水灾后瘟疫肆虐，面对不绝的死亡，饥民被迫起来反抗。他们发现镇上效仿县城，县城效仿省城，当政者都不管饥民死活，而是只留下军火和士兵预防暴乱。因此，人们彻底失望，并开始反抗了。这一部分集中描写在黑脸农民的启发下，人们的觉醒和反抗。他们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过去，要夺回他们用血汗换来的谷子。“告诉你，起来是要起来的，可是不是抢，是拿回我们的心血，告诉你，杂种，只要是谷子，都是我们的血汗换来的。我们只要我们自己的东西，那是我们自己的呀……”
      整篇小说不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展开，而是以洪水发生的时间、地点、进程以及民众抗灾的过程为叙述线索。小说以位置、空间的变化来展开不同的叙述和描写，人物对话多，场面感强烈。如第二部分写人们与洪水抗衡而最终失败的情况时，主要采用人物对话的形式，反映在洪水淹没之前，人们的焦躁、侥幸、惋惜、愤怒等心理，同时也表现了男人们为保护妇女和儿童而勇敢牺牲的精神。这里不是以塑造英雄人物为目的，而是主要描摹抗灾现场，烘托紧张气氛。这部分以时间、地点的变化转移为线索来叙述事件的发展过程，这与其创作目的相适合。《水》的主要创作目的就是要表现“剥削阶级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借机发财。灾民得不到救助，不得不走向反抗”的主题。由前面对小说内容的具体介绍，不难看出，这一思想几乎贯穿小说的各个部分。
 
      （二）《旱》突出歌颂了灾民依靠勤劳和智慧、挖沟引水战胜旱灾的精神。
 
      《旱》虽然各部分侧重描写灾民寻找各种法子去解决问题，但最终他们是依靠集体的力量挖沟引水战胜了旱灾。《旱》这篇小说一共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写大旱。柳村连续大旱，稻田里的秧苗将被旱死。老张叫醒正在酣睡的陈二，一起讨论干旱的原因，并商议解决办法。他们分析认为，村子里久旱的原因估计是那个草蓬子里脏婆姨得罪老天爷了。特别是近几天，上他家打茶围的人更多了，如高贵中、李麻子、黑斑鸠、一只眼等。这使得老张和陈二愈发要想办法改变这种局面。他们打算先和大家商量好，于是，老张就去找高贵中做思想工作。这当儿，来自杨树庄的吴德勤老表带给陈二一个解救干旱的法子。他说，城里的胡区长新近从上海买了架灌水机器，可以帮助灌溉稻田，但是柳村的百石稻田全部灌溉需要一百块钱。
       第二部分主要写解决草篷子婆娘聚众瞎闹吃酒的事情。陈二、王五、一只眼、黑斑鸠、老张、高贵中等都陆续集中到草篷子婆娘家里。陈二宣布了租水车灌溉稻秧的法子，并号召大家大家捐钱。在经过李麻子和小阮的一番辩论之后，大家都赞同这个法子。他们批评了草篷子婆娘平日里的表现，并动员她拿出了20元大洋。这样，租水车的钱就有了有个基数。
       第三部分主要写向全村人筹钱租水车及筹集之后在柳树下的聚餐庆贺。全村人百般凑合到了60块大洋。他们又恳求地主设法把租金降到了90块，他们又发动大家卖掉陈粮，最后终于凑到92块。为此，他们拿出2块钱买些酒肉在柳树下大吃大喝来庆贺，在庆贺会上，他们再次明确了光吃不做的可耻，号召女人去做工。
       第四部分主要写一次的灌溉并没有彻底解决旱情。他们给胡区长交了90块大洋，全村稻田得到灌溉，但不几天之后，又开始枯萎下去。他们再也无钱去租水车来继续灌溉，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无奈，他们开始了祈雨活动，一连三天的祈求上苍，可是连雨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最后，还是小阮意外发现十里外的黄家墩山上有瀑布，于是他们大约用五天的功夫开沟，把水引到了自己的村庄。
       第五部分主要写全村人庆贺开沟成功。当水潺潺流进田畦时，他们在陈二的领衔下，唱了一首最壮厉的快乐歌，强调求人不如求己，大家齐心合力定能战胜天灾的道理。
       由这五部分的内容，可以看出，柳村的农民在尝试了引导草篷子婆娘做工、租车灌溉秧苗、祈雨等种种方法之后，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引来瀑布之水，最终解除旱情，人们欢呼雀跃。
       在这篇小说的第三、四部分，重点写到了地主和胡区长的狠毒。当他们初向地主恳求帮忙时，地主不惟不帮，还声明将来不能减少课租，以此来要挟他们必须租水车来灌田。当他们请求胡区长再次灌溉又将枯萎的秧苗时，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他们痛恨趁机发财的地主和胡区长，骂他们是杀人不见血的王八蛋。而且，小说还写到一个细节，最初给柳村带来租用水车灌田信息的吴德勤也是受害者，他们的杨树庄遇到了与柳村一样的困境，秧苗得不到二次灌溉。这个细节的设置深刻揭露了地主和胡区长的残暴。
       尽管《旱》在内容叙述上，也揭露了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但整篇小说并没有把农民对于地主和区长的反抗作为叙述的重点。农民对于地主和区长，只是抱怨和求情，而没有采取世纪的反抗行动。与丁玲的《水》相比，《旱》这篇小说的反抗性要减弱许多。特别是在结尾的安排上，面对地主和胡区长的剥削和压迫，农民没有起来暴动，他们只是无奈地痛骂。最终，问题是通过农民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得到解决的：“什么‘水车’，‘龙王’都是假的，只有我们各自的‘赤诚’和‘力’”。这与《水》的结尾——“这队饥饿的奴隶……咆哮着，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过去”——有很大不同。
 
                                                                 二  表现形式上的区别：“速写体”与“剧本体”
 
     （一）《水》的“速写体”特征
 
       尽管丁玲很重视《水》这篇作品的创作，但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水》最终写得比较粗糙，有“速写体”的特点，类似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的速写式的勾画，人物形象不够典型，艺术韵味有所欠缺。关于这一点，丁玲自己的说法是：“直到《北斗》第一期要出版，才在一个晚上赶忙写了《水》的第一段。后来的都是在集稿前一晚上赶起，这篇《水》的完结，可说是一个潦草的完结。原来预备写8万字的，后来因为看《北斗》稿子太忙，构思的时间没有，又觉得《北斗》上发表太长不适宜，就匆促把它完结了。几次想改作，或另加一篇，都为时间所限，没有达到这个心愿。”[1]这说明丁玲自己也知道这篇小说因为是急就章。创作的仓促、篇幅的受限使这篇小说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假如此后的丁玲有时间把它写完，估计会有典型人物出现。
       赵婷婷在她的硕士论文《左联期刊与左翼文学创作》第三章中，专门探讨了左联期刊影响下左翼文学创作的书写方式。她指出，20世纪三十年代，左联期刊上发表的作品，新闻化写作、报告文学写作更容易迅速地发动民众、鼓舞士气，因而成为左翼文学书写的显著特征。丁玲的《水》就是左翼文学为达成宣传目的而采用了特殊的书写方式：
 
       杂文是由理论的侧面来反映那些活生生的社会现象，小说则注重由形象的侧面來传达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它在书写方式上同样呈现出向实录和新闻皈依的倾向，左翼小说追求新闻价值的时效性和新鲜性，它的选材紧跟社会事件的更替，只要阅读当年的左翼刊物便可大概摸准本年度的社会脉搏；它奉行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原则，场面感极强；它的语言简洁、明了，表现出整体文本语境的明晰化。
   “速写体”便是这种文学新闻化写作的特殊形式，它也是一种杂糅文体，被称作“杂文的姊妹”。这种“纪事”、“记录”和“传达”，能够“批判地记录各个角落里发生的社会现象，把具体实在的样相（认识）传达给读者。这不是经过综合或想象作用的文艺作品，而是一种文艺性的纪事。”丁玲的《水》可以说是“速写体”小说的滥觞，之后，《多事之秋》、《一天》、《二十一个》相继在《北斗》上发表，接着迅速风靡左翼文坛。[2]
 
       以上这些分析为丁玲的《水》采用“速写体”找到了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因此，尽管《水》写得较为粗糙，但在当时，得到了左翼文坛的高度肯定。原因主要在于它适应了迅速斗争、快速战斗的需要。同时，这篇小说是丁玲本人、也是左翼文坛创作转折的一个醒目标志，它引领了左翼文学的方向。丁玲晚年在答《开卷》记者提问时，说道：“还有个突破是写《水》。我一定要超过自己的题材的范围，《水》是个突破。《水》以前是《田家冲》。写了《田家冲》不够，还要写《水》。这两篇小说是在胡也频等牺牲以后，自己有意识地要到群众中去描写群众，要写革命者，要写工农。这以后，还有一些短篇：《消息》《夜会》《奔》都是跟着这个线索写的。”[3]这段话说明《水》的创作主题非常明确。它就是要借助水灾来反映农民的革命情绪和革命行动，这也正是左联当时所提倡的文学创作导向。
       有部分学者按照今天人们通常的小说评价标准：“塑造典型人物”这一要求来衡量丁玲的《水》，认为它在这方面是缺失的、遗憾的。但是，笔者认为，丁玲在最初创作这部小说时，有意回避了对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这大约与其对新小说的理解有关，还有，就是创作时间仓促，篇幅受限制等原因。事实上，冯雪峰的对小说的评价正说明了这一点：“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在《水》里面，不是一个或二个的主人公，而是一大群的大众，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它的人物不是孤立的，固定的，而是全体中相互影响的，发展的。”“在《田家冲》和《水》之间，是一段宝贵斗争过程，是一段明明在社会的斗争和文艺理论上的斗争的激烈尖锐之下，在自己的对于革命的更深一层的理解之下，作者真正严厉的实行着自己清算的过程。那结果是使她在《水》里面能够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及其出路”。[4]这些评价都说明了在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创作条件下，《水》已经实现了丁玲的创作目的，自觉贯彻了“以大众为主人”“替大众说话”的写作要求。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成立，通过左联理论纲领。纲领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与阶级的关系，阐述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历史使命，解释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内容与任务。左联执行委员会于1930年8月4日通过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提出左联是“广大群众的组织”，以开展革命斗争、有“组织活动”为主要任务。[5]这些文件的要求对于丁玲《水》的创作有直接影响。因此，就左联当时的创作标准和需要来说，虽然《水》还存在着“速写体”的不足，但总体上是成功的。
 
      （二）《旱》的“剧本体”要素和特点
 
       赵清阁的《旱》具有典型的环境描写、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人物对话。场景变化明显，故事情节起伏跌宕，颇具戏剧成分。这与赵清阁毕业于河南艺术高中以及富有剧本创作经验有直接关系。赵清阁在1929年她15岁时便离开信阳至开封求学。1931年第一次向报社投稿就得到发表；1933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为《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1934年春，她曾经给鲁迅先生寄诗文求教，得到鲁迅的关怀和亲切接见。在左翼作家洪深等人的鼓励和帮助下，她转向写剧本，从事创作；193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旱》就包含了戏剧的萌芽，这主要表现在这篇小说的空间和时间高度集中，语言生动活泼，简短精炼、矛盾冲突尖锐等方面。
       第一，《旱》的空间和时间高度集中。
      《旱》虽然是一篇小说，但在时空安排上有一定的剧本性。剧本要求时间、人物、情节、场景高度集中在舞台范围内。一般要求篇幅不能太长，人物不能太多，场景也不能过多地转换。剧本中通常用“幕”和“场”来表示段落和情节。这篇小说大致可以看成是五幕剧。每一幕里面的个场景非常清晰、简洁，而且，幕与幕之间的场景多有重复。例如，全篇小说的主要场景并不多。第一幕的场景主要是陈二家及家对面的柳树下。活动人物只有老张、陈二和吴德勤。他们在商议如何缓解旱情。第二幕的场景主要就是草篷子婆娘家里。大家讨论在这里筹集租车灌田的事情并成功说服草篷子婆娘拿出20块钱。第三幕的场景，还是在陈二家门口的柳树下，大家举杯庆贺筹钱成功。第四个场景主要是稻田灌溉和龙王庙祈雨；第五幕的场景仍旧回到柳树荫下，大家在这里欢呼歌唱，庆祝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在这篇小说中，虽然故事情节复杂，但场景的变化并不多，主要集中在柳树荫下和草篷子婆娘家里。这样的布局安排非常有利于小说的剧本改编。
       艺术高中毕业的赵清阁在剧本创作上有着慧根。她的小说《旱》所具备的剧本潜质为她后来从事剧本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篇小说的成功为她日后成功创作和改编诸多剧本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旱》的语言生动，具有剧本台词的特点。
      《旱》的语言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有利于表现鲜明的人物性格。剧本主要是通过台词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人物性格的。因此，台词语言要求能充分地表现人物的性格、身份和思想感情，要通俗自然、简练明确、口语化，适合表演。《旱》的对话语言就具备这个特点。如老张自语着，跑上去向陈二的屁股踢两脚：“妈的，太阳晒着屁股了，还只管酣睡。难道你想睡死过去吗？”陈二道：“不是我好睡，老哥，你说，不睡又啥办法呢？天老爷不下雨，妈的你倒拿老子来出臭气，说吧，就叫我起来又改怎么着？”老张：“不是呀，我说如其这样睡觉，不如大家常在一块想想办法的好。”这话的口语性很强，并在简短的对话中说明了旱情，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再如，草篷子婆娘颤栗地说：“但是，我……我也要吃……吃饭。”“我求……求你们可怜我，以后反正……不干这了”。“我也愿意把工钱分给大家用，只要你们别再没死活地骂我什么‘糟货’就好。”草篷子婆娘的这些话赢得了大家的同情，她的大方、她的觉悟让大伙很是感动！尤其是高贵中首先带头鼓掌：“真是女中君子，好乖乖！等粮食收下来老子送给你意见花洋布衫的料子。”高贵中的语言也极具个性，表现了他的大胆、豪爽。
       第三，《旱》的矛盾冲突尖锐。
      《旱》所展现的矛盾冲突就比较尖锐、集中。对于寻求缓解旱情的方法，首先是老张和陈二要说服草篷子婆娘及围绕在她家里的那一拨儿嫖汉；其次是大家伙与地主和胡区长在水车租金及其二次灌田上的矛盾与斗争。随着矛盾冲突的解决和不能解决，故事得以展开和发展。草篷子婆娘的问题比较容易地得到了解决，但让胡区长二次灌田的要求被坚决拒绝。不得已，大家再次到龙王庙祈雨，然而，祈雨并无效。问题最后得以解决的方式似乎有些意外和惊喜：在大家齐心协力下，从十里外的山上引来了水，解决了旱灾。受演出时间的限制，一般要求剧情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必须高度凝缩在矛盾冲突中。《旱》虽然不是一个标准的剧本，但它在矛盾冲突的情节安排上有一定的剧本特点。如果说，丁玲的《水》没有很好的写出灾民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那么，赵清阁的《旱》在这方面倒是值得肯定的。他通过矛盾冲突塑造出了老张、陈二、小阮等典型形象，他们是灾民集体活动的主要组织者。
 
                                                                 三  创作背景、创作观念的不同
 
       丁玲创作《水》和赵清阁的《旱》，在叙事重心、故事结局和表达方式上有很大不同，这与小说各自的创作背景、创作观念有直接关系。文学呈现的不同折射出作者立场和观念的不同。
     （一）《水》的叙事重心、故事结局和表达方式与丁玲的当时的思想状况和工作状况直接相关。
       1.《水》创作的时代背景和作者个人的创作转向
      丁玲的《水》在1931年9、10、11月连载于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上。作为《北斗》主编的丁玲，在《北斗》创刊号上开始发表这篇小说，这说明了她对这篇小说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北斗》的性质也要求了这篇小说的创作倾向：号召民众起来反抗压迫和剥削。丁玲的文学创作本身就是她从事革命工作的重要方式和手段。1931年2月8日丁玲的丈夫胡也频因参加左翼运动在上海龙华被杀害。胡也频的牺牲使丁玲坚定了革命信念。她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由母亲代为照料，自己回到上海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事业。不久，她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写出了一系列革命倾向的作品。正如茅盾所说，“丁玲女士个人对这XX恐怖的回答就是积极左倾，踏上了那五个作家的血路”[6]。所以，《水》的结局安排与丁玲的坚定的革命追求有直接关系。
       2.《旱》的创作契机和风格来源
      赵清阁1914年5月9日出生在河南信阳城内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里，小丁玲十岁。她1929年离开家乡信阳到开封读书，她考上了河南艺术高中。三年高中毕业后，她一边在河南《民国日报》当编辑，一边到河南大学旁听，充实自己，同时还在救济院贫民小学校教书。由于思想激进，发表文章揭露反动统治的黑暗而触怒了报社，致使遭解雇。她离开河南，于1933年奔赴上海，并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班，同时成为《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1935年5月，赵清阁看到丁玲所写的小说《水》，联想到家乡农民因旱灾而逃荒的悲惨景况，就写下了短篇小说《旱》。民国时期，河南省发生过四次大旱，分别是在1920年，1928-1930年，1936-1937年1942-1943年。旱灾发生的这三年，中原赤地千里,一片焦土。依赵清阁的年岁，她是经历了1928-1930年间的河南旱灾的。1928年大旱发生的初年，赵清阁还在老家信阳，次年她到开封读高中。想必这次中原旱灾给她留下了深刻记忆。这也是促成她在1935年写作《旱》的原因之一。
       从丁玲和赵清阁后来个人的文学发展道路来说，二人有很大不同。左联这个政治组织对丁玲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的影响都非常大，并最终促使她走向了革命圣地延安，主要从事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赵清阁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奔赴武汉，参加抗战的宣传创作。1938年，她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编《弹花》文艺月刊，配合文协的工作。《弹花》以抗战救国为办刊宗旨，每期发文十五篇左右，包括理论、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全部围绕着爱国，反侵略的中心，无一不与抗战的主流话语吻合。此后，她辗转重庆、上海，一直生活在国统区。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她有强烈的国家观念，愿意负起匹夫之责。她相信，戏剧在抗战中所起的宣传作用远比其他的表现方式更大。因此，她创作和改编了了大量的戏剧剧本，以唤醒群众的民族意识。在赵清阁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阶级斗争的意识都不是很强。其作品更多反映了了民族斗争的时代风潮。所以，《旱》在结局上的安排与丁玲的《水》有很大不同，这是自然可以理解的了。
 
                                                                     四、结  语
 
       《水》与《旱》这两篇灾荒题材的小说，均诞生于在20世纪三十年代，但《水》通篇充溢批判意识与反抗精神，人物命运悲怆、色调凝重，带有明显的革命性，《旱》更侧重显示人类战胜自然的力量，语言诙谐、基调昂扬，除了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性之外，还具有明显的激励性和鼓舞性。丁玲和赵清阁两位作家基本上同处一个历史时期，但不同的人生轨迹和生命场域，生命意识与家国意识，造成了二人文学创作的不同向度。在灾荒写作题材的处理上，以丁玲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往往借助对自然灾害的叙写，达到宣传革命的目的，而以赵清阁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往往借助对自然灾害的叙写，完成歌颂劳动者的目的。
       《水》和《旱》不同的故事结局、表现方式传递出丰富、生动的政治信息和文化内涵，折射出作者不同的情感向度、价值理念。这两篇小说虽然在题材上有相似性，但在主题思想、表现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它们以各自的特色成为诠释两位“五四”女作家文学理念、创作风格的重要作品，共同构筑了中国现代文学灾荒题材写作的双重维度。
 
（作者系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教授。）
 
 
注  释：
[1]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
[2] 赵婷婷：《左联期刊与左翼文学创作》，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26-27页，2011年。      
[3] 丁玲：《答〈开卷〉记者问》，《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4] 何丹仁：《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
[5] 左联执行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化斗争》，第1卷第1期，1930年8月。
[6] 袁良骏：《中国文学史研究资料全编·现代卷：丁玲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