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照顾人？
                                        ——丁玲在延安的写作，1936-1941

                                                                          范  雪  

       在去陕北前，1933年5月到1936年5月，丁玲被软禁在南京。在她离开南京后，丁玲的友人大多劝其少做社会运动，多写文章，多做宣传工作。[1]但丁玲不想回到以前的生活，执意去陕北。到保安后，丁玲向毛泽东提出“当红军”，之后就随红军总政治部北上，开始了部队生活，一年后才回延安。这些选择和经历，意味着丁玲来延安是要寻找全新的人生，包括工作、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这种寻找并没有在1937年丁玲结束了随军体验后就终结，她很快又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出行一年，之后在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到边区文协做领导工作。可以说，在1942年春调任《解放日报》之前，丁玲在不同的位置上尝试了多种多样的经历，而这些经历也促生了她初到陕北四、五年的作品的面貌。如果说丁玲来陕北是要寻找全新的人生，而在经历了四、五年的边区生活后，她对陕北有了牵连感、归属感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在她的写作内外尝试去回答的问题，可能就是：延安为什么是一个能够生成价值感的地方？我认为丁玲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世界，是她对自己投奔延安这个选择的某种回答，也说出了她理解新社会的一条线索，这概括来说就是：谁能照顾人？[2]
 
                                                                 小家庭能给人幸福么
 
       《东村事件》是丁玲到延安后开始稳定的小说创作的起点。在此之前，她写了《一颗未出膛的子弹》，这是一篇时事政治性的宣传小说，教育东北军为抗日的民族大业，保护和联合中共，但这种紧密呼应时事的写作没有继续下去。1937年上半年丁玲一边主持文艺协会和警卫团文化工作、编《红军长征记》，一边在抗日军政大学听毛泽东讲唯物辩证法。[3]在此间，她应博古之约，为《解放》周刊写了《东村事件》，这篇小说可看作是丁玲在陕北的文学创作的一个开始。从《东村事件》到1939年的《新的信念》，丁玲连续在数篇小说里谈了一个问题：普通的小家庭能保障生活在当中的人的幸福吗？
       《东村事件》的基本情节是：青年农民陈得禄一家是赵老爷家的佃农，他的父亲陈大爹因为积欠被关在城里的牢里，生了重病，赵家威胁陈家把七七（陈家的童养媳，陈得禄的未婚妻）抵押给赵老爷才能救陈大爹。七七在赵家做女工，遭受了赵老爷的凌辱打骂。陈得禄极为怨恨赵老爷，最终，他在农民协会领导的反抗地主的斗争中，和别的农民一起严惩了赵老爷。[4]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反抗地主的故事，《东村事件》构造这个故事的特点是，情感是小说的核心，丁玲关心的是阶级暴动事件中的感性的运行。通读这篇小说，我们很容易发现丁玲使用了大量表现人物情感的词汇，比如“恨”、“怨”、“难受”、“骇怕”等，与之相配的是，人物的心理活动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从《东村事件》能看出来，丁玲认为农民反抗要有完整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农民需要能够从最本体的感觉生长出反抗地主的愿望和行动，充分的情感是反抗的必要条件，也是暴力的正义根源。由此也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农民会产生强烈的反抗地主的情感？
       “恨”是《东村事件》的第一情感，小说全篇用到“恨”、“怨恨”、“仇恨”之类的词有十余处，但“恨”的起源，并不直接针对地主，而是陈家积累多年的家庭氛围。小说的第一部分集中呈现了陈家的家庭气氛，这不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家庭，家庭内部的关系很恶劣：
 
   （陈大妈）一副没有什么表情，呆呆的，又有点冷酷的面孔。
   陈大妈仰着脖子使气的大声喊着:“饭好了，要吃的就来，请！请！请！……”跟着盛气的后边又是一串好像白语似地咕哝：“禽兽也知道时候，只有这屋子里的人，死鬼一个个地……”
   “娘卖×，你这疯母狗！”但这句话却从陈大爹口中又缩回去了，只凝望着他老婆的后影，一头蓬乱的发；他抽出烟袋，用力朝那个方向大大的吐了一口痰。
 
       陈家的“恨”不是阶级范畴能解释的，家里的情绪都围绕着家庭展开，而赵老爷对陈家的伤害进一步破坏了陈家的家庭关系：七七怨恨陈得禄，陈得禄也对自己的家庭极为厌烦。这些情节的关键是，地主对农村家庭伦常的破坏，比强占生产资料和产品，对每个人造成了更根本的毁灭。阶级革命的农民反抗是要夺回经济和政治权力，这方面在《东村事件》里很淡，陈得禄反抗地主的前景是重获七七、组成家庭，从而完善人生，而更进一步的理想则是，陈家两代人的家庭也会消除亲人间的互相“怨恨”，实现美好生活的和睦。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丁玲此时应该是认为家庭与个人幸福是互相促成的关系，个人能够在家庭生活的范围里获得圆满。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它告诉我们丁玲关于伦常情感的立场。与现代文学最著名的“家”题材的作品——巴金的《家》不同，丁玲很少有冲动反出家庭，早期的莎菲和梦柯是已经出走家庭束缚的新女性，丁玲并没有愿望处理她们与家的冲突。《一九三〇年春上海》（1930）虽然写离家出走，但那是没有亲子关系的家庭，家是男女关系，基础是浪漫爱情和心灵匹合。事实上，在《东村事件》前后，解决恶劣的家庭氛围一直是丁玲小说的关心。写于1936年的《松子》与《东村事件》的前半部分很相似：穷苦农民的家庭里，人们互相怨恨，进一步家破人亡。同年的小说《团聚》中，曾经离家出走的孩子们都回到了乡绅家庭，一家团聚。更明确的例子，应该是我们在后文要详细讨论的《新的信念》。对丁玲来说，矛盾怨恨丛生、分崩离析的家庭即使不是写作禁忌的话，也是极为负面的情境，她不可能像巴金那样，把“进步”的发动机放置于家庭，特别是代际冲突之中。[5]而就丁玲的个人生活来说，我认为，在经历着她和她母亲互相支持、体谅、帮助的关系时，即使是在小说这种虚构文体中，丁玲也未必愿意构造一种子女反叛家庭的“进步”逻辑，对她来说，真实体验到的应该是一种在肯定家庭结构基础上的，对家庭问题和家中个人幸福的关注。
       但是，在《东村事件》中同样明显的是，家庭本身是问题重重的，家庭对个人的照顾或成全，有赖于改造家庭本身，这对陈得禄一家来说，是推翻地主的压迫，对接下来丁玲根据她在“西战团”期间的经历所写的《压碎的心》来说，则是公共事件要彻底刷新小家庭中个体的心智。1937年8月到1938年9月，丁玲带领从延安出发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历时一年深入到战时陕北和晋西的农村、县镇与军队中。“西战团”的发起是因延安的知识分子、学生“不愿坐守”，要“上前线去”，现代战争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公共事件对家庭的影响，是丁玲在“西战团”期间的重要观察，《压碎的心》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压碎的心》从男孩平平一家的逃难写起。[6]平平的家庭是一个离别家乡/亲族的现代小家庭，这样的小家庭是晚清、“五四”到30年代一直正确的“家”的模式，但在战争暴力的入侵下，这样的家脆弱不堪，母亲害怕日本人，家长无法保护孩子，只能逃回大家族。但平平和大家族互相都是陌生的，家族——这个在传统社会中有效的遮雨棚丧失了功能，当国家陷入战争时，小家庭几乎完全没有了依归。小说在这里触及了非常重要的家国话题，所谓有国才有家，是一种很现实的真实情景——在国家遭遇战争，主权与安全逐步丧失时，小家庭实际上是失去了国家这个最直接的保护者，而被赤裸裸地抛进了直面战争的境地。这更引发了情感上的危机，家长不再能保护平平，也得不到平平的尊重，也就是说作为小家庭结构中领导者的家长，已经不成立了，与此同时，另一个家长填补了男孩的情感空缺，这就是军队（八路军）。
       这是一个反出家庭在国族中找到自我的故事，但小说并没有滑向平平出走参军，以“国”替换“家”，“五四”已经出走了一次的家，不可能再分裂了。[7]平平没有能够参军，他在大哭中感到妈妈“爱抚”的“可憎”，可是平静之后，看着“衰弱”、“呆望”的母亲，“他忽然了解了妈妈，原谅她一切，他一头撞到她的怀里，听见了妈妈的心的跳动。”平平新生的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小说没有详说，但关键的变化已经发生：平平的感情在维持不变的家庭结构中有了一次扬弃，“国”的意义和功能被纳入新的感情。
       在这个小说里，丁玲更加确认了家庭这种组织方式也许天然地存在一些问题，这不仅是其内部和睦与否，而是如果我们把家庭看作一个自然的基本单位的话，这个单位其实是极度脆弱的。问题的解决不是家庭成员要更加团结，丁玲认为，家庭要向更大的空间敞开，刷新家庭情感的广度和厚度。
       结束西战团的旅行后，丁玲到了马列学院学习，学习期间她创作了《新的信念》。这是一篇在丁玲延安期间的创作中相当有分量的小说，它把《压碎的心》所提出的家庭敞开的问题更推进了一步，而与此同时，延安也出现了重要的关于新伦理的理论建设。
 
                                                                  改造家与解放的新伦理
 
      《新的信念》的故事讲被日本军队凌辱过的奶奶回到村子里，向家人、村民讲述了自己和其他人的悲惨经历，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内部的感情和关系发生了变化。[8]程凯认为这篇小说呈现的是左翼文学构造的革命理念，现实的诸多复杂、困难和张力被理念的自足抹去了。[9]这很准确地点出了这篇小说更多地属于丁玲的思虑世界，我认为这就是贯穿于我们上文谈到的丁玲持久关心的一个主题：改造家庭与个人的新生。
      《新的信念》构造的故事里有一个关键的困难：奶奶要把强奸的场景描述给孙女和村民，把自己受的苦说给儿子听，把人们受的凌辱告诉他们亲人，这是在试探家庭和熟人社会的习俗底线，包括儿子如何面对母亲的受辱，人们如何接受被日本人强奸等话题。日军暴力以席卷一切的方式摧毁了日常的道德伦常，奶奶借着这种暴力冲刷自己家庭和村民的情感习惯。她从一开始的疯语到逐渐有意识地刺激听众，然后在游击队的小儿子处找到另一套语言——“枪杆子”成为对日军暴力的语言的复仇。当公家人、妇女会介入后，奶奶的语言已成为完整的、因果有序的向群众的宣传。奶奶的倾听者，孙女、媳妇、儿子、村民，也从最初的怕、嗔恨、发抖、疯狂，逐渐变成理解、支持她的讲述，和她一起讨论，再向更多的人去讲述、宣传。
        与《东村事件》一样，《新的信念》里的老百姓的觉醒一定是以他们能贴切体认的感觉为基础的，道理或来自外部的力量并不提供最初的原动力，它们的作用是疏通情感流动的渠道和方向。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老百姓的情感主动地发生了变化，《新的信念》里有两段关于情感转变的关键文字：[10]
 
       对于儿子的爱，也全变了。以前，许久以前，她将他们当一个温驯的小猫，后来，她希望他们快些长大，希望他们分担她的苦痛，那些从社会上家庭中被压一下来的东西。儿子们长大了，一个个都像熊一样的茁实，鹰一样的矫健，他们一点也不理她，她只能伤心地悄悄爱着他们，唯恐失去了他们。后来，儿子们更大了，她有了负累，性情变得粗暴，他们是在太不体谅母亲了，她有时恨他们，但她更需要他们的爱，她变得脆弱，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的声、影都能使她的心变得软融融的，她更怕他们了。可是现在她没有那么怕他们了，她不专心于儿子们对她的颜色，那已经成为次要的事；但，她不爱他们了么？一点也不，她更尊崇他们，当儿子们同她谈着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她就越爱他们，他非常满意自己对于他们的一生养育的辛劳。
       媳妇们也渐渐减少了对她的侧目，苦痛的回忆，未来的希企，使她们一天天接近和融洽。当只剩她们几个在一道时，她们总是拿这些做惟一的谈话材料。过去一些家庭间常有的小冲突，现在没有了，并且在差不多的思想中建立了新的感情。一家人，倒有了从未有过的亲热和体贴，这是老太婆、也是大家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在这个小说里，问题的解决同样依赖于家庭本身要被冲击，然后改造，改造的动力来自外界：战争致使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促成了新生。抗战爆发后，将战争看作是对民族和个人的检验的看法相当普遍。[11]在这篇小说里，本已几乎丧失感情交流可能的一家人，在抗战这个公共事件中打开了老旧家庭的新空间。
      改造家庭或家庭需要向更大的公共空间敞开，不是丁玲的独特发现，这在当时延安最高层的理论建设中被直接提出来了。1940年，一份重量级的刊物《中国文化》在延安创刊，创刊号上的首篇文章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这份文献把1937年后延安和中国的历史位置一举托了出来，清晰给出此时此地在历史结构中的位置。以创刊号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感为轴，《中国文化》此后各期拓开了延安政治文化几乎所有的重要议题，包括民族形式、中国化、文字运动、新哲学史、唯物史观的历史研究，以及新伦理。《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可看作是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建设新社会的总体方案，而新的道德伦理就是整体方案的一环。
      《中国文化》上的新伦理的理论建设都来自陈伯达。[12]他对新社会理想家庭关系的设想，跟丁玲基本是一样的：“共产主义这要创造普天下一种最合理的、亲爱的、完全新式的家庭生活，在那时，父母子女兄弟的关系将一定是最美满的”。[13]而达成新伦理的进路，同样也是家庭要向公共敞开，但与丁玲关心公共改造家庭关系和情感不同，陈伯达的新伦理的核心是“阶级”。在陈伯达看来，伦理道德首先是权力关系，过去的道德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道德，是奴隶的道德，只有当无产阶级获得对少数人的权力后，才可能有善的道德。[14]在另一篇建设新伦理的长文里，陈伯达称儒家的“孝”是封建社会的根本伦理准则而大力批判。从他的议论来看，“孝”最大的恶不是孝顺本身，而是“孝”框定的新兴对老旧的服从，而“事亲”的“孝”到了国家层面就兑换成“事君”的“愚忠”，封建的家和国生产的都是奴隶的伦理道德。[15]
       陈伯达为新社会的伦理设计了三个标准：战斗的、解放的、劳动的。这个标准的突出特征是，不在意个人生活中最基本的关系：五伦。陈伯达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五伦”在新社会也重要，但只讲“五伦”，就是束缚个人。陈伯达认为要社会地看“五伦”和“人性”，不能笼统概括地要求个人道德。与造就牢固阶级意识相比，个人道德并不重要，有了阶级性才能谈人格。他为儒家的“忠孝”、“五伦”找了一个竞争者：墨家伦理，陈伯达塑造的墨者形象革命、解放、狂力：
 
   游侠们是主张“言必信，行必果”的道德的。游侠们首先是为着贫穷的大多数而进行了斗争。服从不是游侠所采取的，他们所采取的，是反抗，是自我牺牲，蹈汤赴火，急人之难，诛杀奸徒，因此而把苦痛当做快乐，并且不对招摇夸自己的功劳。
 
       陈伯达实际上是在建设由无数陌生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种伦理关系。他把墨家的“兼爱”连同传统中广义的游侠（不一定来自墨家）命名为古代的“义”，“义侠”活动和意识的范围被认为超越了家庭和熟人社会的范围。古代的“义”一直在和儒家的“忠孝”抗争，是现代的“义”的资源，而“义”的内容，就是阶级意识，墨家正是奠基新社会阶级伦理的来自中国自身的传统。而从“忠孝”到“义”、从“五伦”到“同志”，是人与人关系模式的变更，也是新的道德和伦理。[16]
       尽管同样认为家庭需要被改造，陈伯达对个人、家庭和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比如国家）之间关系的设想，与丁玲有根本差异：陈伯达基本上认为家庭和国家是同构的，都是统治性的结构，个人同时从家庭和国家的结构中释放出来，才是新伦理的根基。而丁玲在《新的信念》及之前的小说中，反复表露了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的想法，这个单位是自然、有机的，而不是一种类似于阶级的、能够再做分解的单位。她致力于讨论的是，一种更完善、情感更融洽的家庭能够成为社会和人的困境的解决方案。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到，丁玲的上述讨论基本是在讲农村家庭，并不涉及延安的“公家人”的世界。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层次非常多的社会，农村和延安的“公家人”的世界截然不同，这个差别意味着对于生活在较传统的结构中的农民来说，有一个近在眼前的“外面的世界”。也许正是这个“外面的世界”而不是家庭自身的一些特征，才是对以家庭为核心的解决方案的最大挑战。实际上，陈伯达的新伦理更直接地处理了从各种关系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在现代社会应该建立起怎样的伦理关系的问题。一直关心着改造家庭从而让人更好的丁玲，很快地在下一个小说中离开了之前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思考模式。《我在霞村的时候》堪称丁玲延安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在这篇小说里，丁玲要通过去延安的贞贞，呈现个人直接面对陌生人的世界的场景。
 
                                                                   贞贞：小说内外的慰安妇
 
       在《我在霞村的时候》里，贞贞的慰安妇遭遇是牵连起这个小说所有情节的关键。众所周知，抗战期间日军所到之处伴随着极其残酷的对女性的性暴力，其中一部分以掠夺和集中关押的形式使大批女性被迫成为日本军队的性奴隶，贞贞的不幸就从她被日军抓走开始。贞贞的慰安妇、特别是传递情报的慰安妇的身份也是学者很感兴趣的，她被解读为各种宏大话语和意识形态交战的场所，充满暴露霸权的潜能。[17]这种处理看上去解构了稳固的革命神话，把男性的、革命的、政治的欺骗剥给人们看，揭示统治的压抑机制，但解构性的翻转并不提供任何能够取代革命的新的价值，无法解释小说构造的贞贞的处境和出路。
       有类似贞贞遭遇的女性在当时可能不少，萧军日记里就记录过相当类同的：“一个从侮辱中逃出的女人，一个在河北被日本掳去的中年女人，她是个共产党员，日本兵奸污她，把她携到太原，她与八路军取得联络，做了很多有利工作，后来不能待了，逃出来，党把她接到延安来养病——‘淋病’”。[18]丁玲大概也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遂写出了《我在霞村的时候》。从关于战时慰安妇的口述史和历史研究中，我们能看到丁玲创造的霞村故事有许多有本可依的可靠情节。比如为方便实施制度化性暴力和管理，慰安妇被劫掠和集中到较大的中心城市是常见的，小说中在他人之口和贞贞的话里都出现了农村之外的大城市，即山西北部重镇大同。再比如的确有一些慰安妇和贞贞一样在慰安所会了一些日语，极少数与日本人有交流。慰安妇患病更是普遍，主要是性病和妇科疾病，症状多如贞贞表现出的发烧和肚子疼。另外,中国籍慰安妇传递情报的问题不只在丁玲和萧军笔下出现了，当时的侵华日军特别意识到对中国女性要防谍，因此严格限制中国籍慰安妇的行动自由，并禁止在慰安所中使用日语之外的语言。[19]
       但是如果把《霞村》与我们通过口述和历史研究得到的情况对比，不难察觉当中的若干差异，我认为这些差异可能正是丁玲构造这篇小说的用心。
       我们现在通过广泛的历史调查和具体的口述所能知道的慰安妇的生存状况是比较丰富的，包括不同时间、地点强征慰安妇的情况，她们的家庭、被俘、被强奸、被打、患病、慰安所的环境等。这些材料呈现的关于慰安妇的情况有些复杂，比如在不少地方有摊派征用慰安妇的情况，村子会通过献女的方式来保更多人的平安，被强征的慰安妇的家人和乡亲也会想办法集资把这些女孩赎回。[20]对读《霞村》和这类材料，丁玲写的慰安妇故事纯净了许多。首先，小说没有涉及村子和村民与日军可能的种种关系，更没有两者在慰安妇问题上的灰色地带，甚至村民似乎外在于被侵略的残酷；其次，贞贞在慰安所的情况只是通过她对“我”的讲述略有描写，这些描写非常克制，而在历史类材料里我们能看到大量关于这方面的对日军的控诉，这也是慰安妇最根本的屈辱和痛苦；第三，丁玲对贞贞的形象、气质和她的未来的呈现，绝对优于普遍的慰安妇的情况。
       在写《霞村》的时刻，丁玲掌握的慰安妇的样本数、对慰安妇各式遭遇的了解很可能不如我们现在通过历史材料所知道多，也许这是《霞村》故事更纯净的原因。但纯净不意味我们比丁玲更了解她的时代和她看到的人与事，《霞村》与众多慰安妇口述和研究再现的图景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这是一个有明显方向而非止于披露的故事：在小说里是贞贞要去延安，在小说外是丁玲极力褒扬贞贞的人格。丁玲为这两个方向设计了鲜明的参照系，即延安与农村、贞贞与议论她的一干村民和公家人。她高度认可这两个方向的汇合，也就是小说结尾暗示的贞贞去延安，而这可能正是丁玲对慰安妇，乃至抗战中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最根本的一个态度，也是即使有着后见之明的我们很仍难看清的那个时代的急迫的问题。
 
                                                                  谁能照顾人？
 
       《霞村》出场的人物共有十三位，这些人按身份可以分成两类：村民和公家人。村民又能分成两种：一是普通村民，一是贞贞的家人。普通村民闲话贞贞，那些流言蜚语的摧毁力非常强，几句闲话就把贞贞的天性、家庭、身体和道德、过去与现在的做人，甚至命运都盖棺定论了。[21]“我”对他们极不信任，讨厌他们，并这样讽刺他们：“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贞贞的家庭关系与陈伯达描述的封建家庭亲子欠债的模式相仿。情感逻辑的基础是一种以“孝”为核心的风俗，这是父母的观念，同时也是整个村子对贞贞一家的要求。在发生在贞贞家的一场亲子对峙中，丁玲呈现了农村熟人社会对家庭事务的介入程度：妇女们一边通过身体控制安慰贞贞母亲的悲痛，一边又用“你总得说一句呀，你就不可怜可怜你的娘么”来谴责贞贞。很明显，贞贞的一举一动和未来选择，被认为应该符合整个村子的集体预期，但这个集体实际上不会为她的选择负任何责任。
       公家人的状态由三个人物来呈现：阿桂、马同志和夏大宝。他们都是农民干部，比起农民，小说更在意讨论他们的对贞贞的态度。丁玲对这些悬挂在农民和干部之间的人是有些嫌恶的。阿桂的情感逻辑是贞贞“可怜”，她认为女人遭遇到这些挫折后应该表现出痛不欲生才合理，而自己激烈的悲伤就是对贞贞的关心。那句“她吃的苦真是想也想不到，做了女人真倒霉”以概括所有女人宿命的方式表达立场。阿桂对包括贞贞在内的村民，已经有了居高临下的指教的感觉，“我”对此敏感且反感。[22]“我”的相似的态度，也出现在与马同志的交流中。马同志是青年农民干部，他把贞贞看作“材料”，是“我”的写作材料，也是英雄典型的材料。“我”用“实在变得很快”来形容这样的青年，又说自己已经“失去追求了解他们的热心”，批评意思是很明显了。夏大宝较为特殊，他是贞贞恋人，为人有负责感，在“我”看来是个合格的恋人。“我”一度认为男女之爱是必须的，这能让贞贞回暖，但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我”与夏大宝交谈了几句后否定了这个看法，这个否定与夏大宝的为人无关，但夏大宝的状态说明了不可能依赖一个恋人来拯救贞贞。
        和这些人比，贞贞的形象是非常高贵的。这个高贵来自丁玲对人的一种看法，和她所认可的文学应该写出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贞贞与丁玲之前创作的许多女性一脉相承。贞贞最初的被虏就已比其他的慰安妇故事有个性，她因为不愿意给米铺老板做填房，跟父母赌气跑去天主堂要出家才遭遇不幸，这时候的贞贞已经是相当有现代个人主义色彩的女性了。而在回到了霞村后，贞贞的情感特征是“硬”。小说多次用“硬”形容贞贞：“我一点也没有变，要说，也就心变硬一点罢了”，“她是受过伤的，正因为她受伤太重，所以才养成她现在的强硬”。“硬”解除了女性与柔弱伤感情绪化的常识联系，这由阿桂、刘大妈等其他女性扮演，而贞贞则显示了更坚强和理智的状态。正是这样的贞贞，不想再留在农村，想去延安，而在小说里，家庭、爱情、村庄和公家人确已不能照顾贞贞的命运，在流淌于故事中的多种多样的对待贞贞的态度里，只有“我”和贞贞分享着应该去延安的共识。
       贞贞去延安，首先是要治病。“病”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霞村》也常被讨论在内，但在《霞村》中，“治病”实比“病”的隐喻更加重要，也正是在“治病”中，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延安的意义。学者关于贞贞去延安“治病”已有不少讨论。白露（TaniE. Barlow）认为这说明丁玲认可城市干部的生活状态，《霞村》故事间接反映了共产党治下的“优越性”。[23]王德威嘲讽去延安“治病”是“好一个光明的结尾”。我想，在讨论“治病”的文学隐喻前，应该在人道的层面去理解贞贞的选择。19世纪下半叶随着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开放，中国进入快速现代化阶段，但陕北享受到的现代化好处很小。据马克·塞尔登的研究，直到抗战爆发，陕北社会的破落解体大于良性发展。[24]与此相伴的是落后的医疗卫生。天花、肺结核、性病等各种流行病泛滥，中西医生数量极少，农村大都是巫医。边区政府自抗战初始大力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医疗队下乡看病，纠正农民对巫术的依赖。延安有新式医务人员和技术，战争开始后还有外国医生的援助。[25]因此，就人道和技术条件而言，去延安治病根本不是需要解释的问题，在《霞村》里，“治病”的关键也不是丁玲想做政治影射，而是去延安治病是正确的态度，而非其它的同情、伤感、鄙视、自我怜悯之类。
       第二是延安体制的意义。《霞村》和当时延安流行的写公家人改变农村陋习、封建意识的小说有很大差别。[26]丁玲认为农民干部虽已能关心贞贞、看到她的政治意义，但并不具有现代生活的心智，包括观念和情感。“治病”是小说里唯一的理性态度，而这个理性态度匹配着小说的空间设计。《霞村》的故事发生在小村庄，看似环境单一，但贞贞的世界却不限于此。《霞村》的话里话外有两个外面的世界，一是日本军营，一是延安。与尽是熟人的霞村比，这两个地方有共同点：贞贞以孤独女性个体的身份与陌生人结成新的人际关系。贞贞羡慕日本女人会写字、有照片、能写肉麻的话，事实上，在她眼里会写字的“我”和日本女人差不多，都是受了现代教养的女性，而农村熟人社会的模式已无法容纳疏离的贞贞。小说结尾有一段关键的话，贞贞说：
 
   我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听说那里是大地方，学校多，什么人都可以学习的。大家扯在一堆并不会怎样好，那就还是分开，各奔各的前程。
 
       贞贞看到的延安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大地方”、“学校”、“忙碌”都含着对新的社会分工和人际关系的向往。丁玲认为，有着贞贞式情感和心智的现代女性只能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中生活，这在小说中就是延安。
       更重要的是，作为现代社会的延安有挽救个人命运的力量。《霞村》故事里贞贞为延安卧底的情节，常受诟病。但从贞贞情感的逻辑来看，这未必成立。《霞村》故事的起点是战争降临、贞贞被日本军人强奸并掳走，这是小说里包括延安在内任何一个角色无法改变的，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姑瞬间遭遇了大历史。在此基础上，她成为卧底，带着任务被派进日本军营。从贞贞对“我”的吐露看，她给延安做卧底有自愿的成分，贞贞还特地向“我”讲了一段带病送情报的事，作为值得一说的经历，而后延安要接她去治病，贞贞想“治了总好些”，“人还是得找活路”，对去延安抱有憧憬。如何理解这个经历的逻辑？小说里有一段能够作解的话：
 
   我总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有病的人了，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踏过，到底是多少，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我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
 
       “缺憾”发生在战争降临个人生活的瞬间，贞贞的命运在那个时刻进入苦难。延安在一定程度上许诺了贞贞一个可以依赖的力量，这个力量不会给她情感压力，却能给她“工作”的感觉和“治病”的未来。
       延安与丁玲此前经历的北京、上海等现代都市不同，通过唐小兵的研究，我们能看到1930年代丁玲写作中碎片化的现代都市生活和个体内心的焦虑，走向革命正是要抵御这类都市生活。[27]在延安，丁玲更加熟悉了农村和革命集体的生活，也许在她的想法里，她已经区分了农村传统的熟人社会、现代都市市民生活和延安集体化的对革命同志的组织方式。在延安，生活，学校、部队、机关等集体单位是组成社会的模块，延安要贞贞去“治病”、“进学校”实际上是把她纳入集体，而体制将真正照顾起贞贞的人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霞村》是丁玲、同时也是抗战期间延安的文化产品中关于个人与理想制度的关系的一次深刻的呈现。
 
                                                                  结  语
 
        丁玲在到了陕北、进入中共体制内工作、生活了数年后，她洞察到了什么，是这篇论文背后的关心。在她1937-41年的大部分小说中，丁玲写到了很多层次的东西：家庭、农村、公家、战争、日本军队、延安等，我认为这些东西能够由一个一以贯之的线索联系起来，这个线索概括地说就是这篇论文的题目：谁能照顾人。由此，丁玲小说触及的多个层次的东西就不是随意的话题，它们共同的问题导向是社会组织方式与个人实现之间的关系。很自然的，家庭是丁玲首先尝试讨论的组织形式。她似乎感到家庭有天然弱点，家庭和家中人的完满，需要通过改造人的精神结构从而打开家庭空间来实现。与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治理相似，丁玲不可能随意取消家庭的基本组织作用，但的确也有另一种更符合社会主义理想的组织方式在延安理论建设的高层被明确地提出和讨论，这就是陈伯达的新伦理。丁玲能够洞悉这种理想，她对农村社会与延安机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制有清楚的意识，她也携带着在北京和上海获得对现代都市对个人组织方式的体感，这几个方面共同构造了小说《霞村》里，集体主义与延安制度对贞贞最体贴的照顾。我认为，这也是丁玲对她所经历和观察到的几种组织形式之优劣的一个清晰表达，而延安代表的显然是未来的方向。
 
（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注  释：
[1]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第127-133页。
[2] 1936-41年间丁玲的小说产量很大，主要有《一颗未出膛的子弹》（1937）、《东村事件》（1937）、《压碎的心》（1938）、《新的信念》（1939）和《县长家庭》（1939）、《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在医院中》（1941）。
[3]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年谱长编》，第124-126页。
[4] 丁玲：《东村事件》，见《解放》周刊1卷5-9期，1937年5月31日-7月5日。
[5] 黄子平：《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见《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第131-140页。
[6] 丁玲：《压碎的心》，见《丁玲全集4》，第155-160页。
[7] “把‘家’从‘家’中驱逐”是黄子平解读巴金小说的一个重要观点，强调“五四”话语机制中以“进步”为名“驱逐”“旧家族”的问题。但黄子平之后，关于“家”仍有诸多问题：大家族驱散后，新式家庭如何？小家庭是否还有伦理、情感危机？更重要的是，如果话语机制是在不断驱逐、压抑的话，取而代之建立起了什么？
[8] 丁玲：《新的信念》，（初刊《文艺战线》1939年9月16日1卷4号），见《丁玲全集4》，第161-180页。
[9] 程凯：《重读〈新的信念〉和〈我在霞村的时候〉》，见《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6期，第38-51页。
[10] 加重部分为笔者所做，突出丁玲对农民情感的描述。
[11] 比如潘光旦认为抗战是“体验”民族“元气”的机会，所谓“元气”包括民族的“体力”、“智力”和“性情操守”等。潘光旦：《抗战的民族意义》（1939年），见《潘光旦文集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557-561页。
[12] 这些文章主要有：《关于“孝”》、《新道德观》、《吃人的妖怪》和《反对新形式的旧礼教》等。
[13] 陈伯达：《关于“孝”》，见《中国文化》，第2卷第2期，第4-8页，1940年。
[14] 陈伯达：《新道德观》，见《中国文化》，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25日。
[15] 陈伯达：《吃人的妖怪》，见《中国文化》，第2卷第1、2期，1940年9月25日、10月25日。
[16] 陈伯达：《关于“孝”》，见《中国文化》1940年第2卷第2期。
[17] 王德威：《做了女人真倒霉？——丁玲的“霞村”经验》，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172-178页。
[18] 《萧军全集》18，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第279页。
[19] 陈丽菲：《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191页。
[20] 石田米子、内田知行主编：《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赵金贵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50-65页。
[21] 比如杂货铺老板说这是贞贞爹嫌贫爱富的“报应”，两个妇人非议贞贞有金戒指，贞贞准备去延安时有人说她“瞧不起咱乡下人了”。
[22] 最能表现这一点的是“我”和阿桂住在村中的第一夜，“我”观察到：“阿桂已经完全不是同一道走路时的阿桂了，她仿佛满能干似的，很爱说话，而且也能听人说话的样子，她表现出很能把住别人说话的中心意思。”在“我”看来，与普通村妇比，阿桂显然是最有说话能力的妇女，她清楚这一点且享受追捧和传授观点。
[23] 白露：《〈“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见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第271-299页。
[24] Mark Selden,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pp.3-14.
[25] 王云周：《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疫病流行与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展开》，见《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第59-76页。
[26] 在延安，这类小说是主流，比如庄启东《夫妇》，见《解放日报》，1937年7月2-4日；野蕻《新垦地》，见《文艺战线》第1卷第1号，1939年2月26日；欧阳山《黑女儿和他的牛》（1944年），见《延安文艺丛书 小说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142-153页。
[27] Tang Xiaobing, “Shanghai, Spring0: Engendering the Revolutionary Body”, in Chinese Modern: The Heroic and the Quotidi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9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