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内的“再革命”
                                                           ——论《杜晚香》的革命坚持

                                                                                        倪文婷  

       丁玲众多小说人物最吸引我的，莫过于她晚年历经多年磨砺后创作的《杜晚香》，杜晚香始终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与作为共产党员的光荣，在我脑海留下深刻印象。也许评论家在看待杜晚香有各种复杂诠释，但可能皆同意杜晚香身上不乏丁玲的多重自我投射，但对我而言，则忍不住进一步探索杜晚香／丁玲得以形成的时空条件与背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曾提及“长征”千辛万苦的砥砺以及眼睁睁看着同志沿途牺牲，皆强化着中共党人的革命信念，并促成在穷乡僻壤的延安生发艰苦卓绝的“延安精神”。杜晚香与丁玲身上，显然体现着当年不屈不挠的“延安精神”，然而，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是丁玲1942年参加了整风运动，甚至在1949年新中国创建后，面临一波波政治斗争、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牢狱之灾——简言之，遭到了革命组织近乎严酷无情打压后——丁玲仍坚持着革命理念，屹立不摇地形塑了“杜晚香”形象。学者对此亦提供了多方面的复杂阐释，但我似乎更倾向于感受丁玲身上生生不息的革命动力，亦如贺桂梅教授在《丁玲的逻辑》一文概括道：“‘丁玲的逻辑’就是‘革命的逻辑’”，“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态”[1]，因而，我非常希望通过丁玲贴近探询“中国革命”的运作内核，尤其是中国革命与妇女解放的关联，杜晚香从农村妇女、妇联干部、解放军家眷、到工会女工干事的身份变化显然是中国革命底下的产物。
       通过农村妇女杜晚香的阶层上升过程，反映着中国革命与妇女解放的紧密关联，贺桂梅教授在其《“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问题的历史思考》（2003）说道：1943年延安所颁布的“四三决定”抬升了农村妇女（经济）地位，促使他们进入社会工作并获得相应权利保障，然而亦同时压抑了“延安新女性”（女干部、女党员、知识分子女性）的社会位置；另一方面，“四三决定”虽然提升农村妇女位置，但女性问题最终仍收束于党性或者说党的解放事业的权威领导下，导致妇女解放仍被暂时搁置，因而，贺桂梅教授提到：丁玲1942年3月9日发表于《解放日报》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便是直面延安妇女仍受制于男女社会分工与性别想象的不平等传统，导致未能如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期待：妇女在获得社会工作与公共权利参与的保障后得以解放，相反地，甚至将承担家务与工作双重劳动的责任。[2]事实上，杜晚香也面临了上述的相同难题。我认为：丁玲赋予《杜晚香》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一同并行解放的思考，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创建后，如何持续进行革命体制内部的“再革命”，以及新中国妇女解放后如何推动“再解放”的路径；另一方面，丁玲也思考着如何处理：当个人与革命体制无法一致、甚至遭到革命体制严酷打压时、作为共产党员应当怎么坚持革命信念，以及如何应对和摆放她自身的问题。
      杜晚香出生于1934年，自幼受到后母虐待，13岁嫁到李家做媳妇，1951年杜晚香丈夫——李桂赴抗美援朝战争参军后，土改复查工作队的女同志落脚到她家里，白天同她们劳动、夜晚教她们识字，又劝服她公婆，让她去参加了县里三个月训练班——这是杜晚香十七年来第一次离家——回乡后，杜晚香当上了村中的妇女主任，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杜晚香的“启蒙”，显然不同于五四的“娜拉出走”——娜拉意识到自己是丈夫玩偶后，毅然离开了丈夫的家——杜晚香女性自觉的萌发是在特殊地缘战争格局下，男人由于保家卫国赴往前线，女性在村中／家中才有机会冒出头来，顶替了男性空出的位置，杜晚香才第一次感觉“有了真正的妈妈”[3]。在小说中，丁玲以“后母”指称杜晚香的娘家／夫家，以“母亲”指代共产党，在此，传统妇女归属的个体家庭（娘家、夫家）因为由“后母”操持，不再具有正当性，突出前者只与杜晚香存在经济依赖和被动的亲缘关系，后者才是她与生俱来的归宿依恋，保障她获得合法身份及社会地位。
       因而，当杜晚香丈夫李桂1954年从前线返乡，叙事者是以“那个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回来了”，而非杜晚香“丈夫”为指称，杜晚香更不再把李桂视为经济意义上的“过日子的伙伴”，而是“能终身依靠的两个有着共同理想、共同语言的神圣关系”的“同志”。[4]在杜晚香的想象中，她将自己与丈夫李桂放在了平行位置，李桂被抹去了“现实”经济需要的“男人”身份，变成有共同“未来”指向且无性别意涵的“同路人”。这与毛时代大力提倡的政策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不谋而合，女性与男性一样都是革命事业的双支柱力量，虽然事实上背后隐含了妇女要像男性一样，抹除女性身份的特殊性。杜晚香显然是将毛时代的妇女精神纳入个人认知中，重新拼筑出自己对于新生活的期许。1958年，杜晚香随丈夫李桂一同前往北大荒，虽然杜晚香是因为李桂的缘故才来到北大荒，但其中仍包含着杜晚香的主动意愿，杜晚香说道：“我看，我是去定了（北大荒）”[5]——这是小说第一次让杜晚香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出个人心愿——于是“众人（公婆嫂嫂）看她意志坚定，只得同意” [6]。这一次杜晚香不再依赖于土改复查工作队女同志的帮助，而是由她自己劝服了公婆嫂嫂，准许她前往北大荒，杜晚香虽然在主体意识上获得了男女平等自觉，并从农村家庭妇女提升为女党员干部进入到社会工作，但事实上，她仍然受制于社会风气残留的传统性别分工想象，或者说，此时妇女解放基础是设立在男权为前提的排行阶序中。当杜晚香随着丈夫李桂一同到了北大荒，李桂便因为“他的工资很够他们过的”，希望杜晚香留在家里干家务活，回家便只“等着她端饭”，和她没有什么好说的。[7]杜晚香虽没有“反感”，甚至因为丈夫李桂是拖拉机手、出过国、在朝鲜打过美国鬼子，萌生出对他的“尊敬爱慕”——这是杜晚香第一次孕育对李桂的个人情感，反映出她认知到妇女启蒙的前提是源于中国革命基础，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也表现出她务实意识当时新中国正处于冷战封锁的特殊困境，另一方面，杜晚香也同时形成对自己“无能”适应北大荒机械农耕模式的“清怨”（“清怨”一词意义下详）。[8]杜晚香未将自己面临的问题放置在社会维度思考，反倒过头来，省思自己不够自立自强，甚至造成了轻微“自怨／自恨”情绪，不过，这种自怨是“清朗”的，并非是强烈自我攻击的抑郁状态，预示着杜晚香将自觉明辨地将情绪转化为积极实践改革的可能。“清怨”是丁玲在《杜晚香》小说中少数描写出杜晚香的“负面”情绪，丁玲对于男权至上造成女性处境压抑的困局显然有所意识，但她没有停留在刻画渲染女性应有的怨怒情绪，亦没有让杜晚香抽空现实困境地批评男性全权主导的革命秩序，而是使她感念于男性（生理构造）足以保家卫国的特殊性，以及自身基于当时与资本主义国家“冷战”的特殊地缘战争格局，获得女性自觉启蒙的特殊机遇，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甚至让她自恨于不能像男性一样投身革命工作，并让她另辟蹊径地积极寻求突破现实困境的可能出口。
       杜晚香于是主动地向生产队长要求工作，但队长未将她编组，只让她自己找事情干，杜晚香于是自行做起革命的后勤工作——打扫公共区域卫生、帮着其他家庭妇女买日用品、捎东西、看孩子，也帮她们丈夫缝补衣服，那些妇女“先还说声谢谢，往后也就习以为常了”，李桂“也以为她很安心地在过日子”。[9]杜晚香因为1949年土改与妇女运动找回了共产党母亲，从故乡到北大荒也感觉像是回到了“家”[10]，不过，这个“新家”似乎没有了她的位置，她的进步女性身份不仅连同消失、退化成昔日的家庭妇女，甚至强化为新良家妇女主义典型，突显北大荒“新家”的性别阶序是由男性全权主导，以及“新女性”在“新中国”的暧昧位置。杜晚香仍受制于丈夫／队长的权力，无法正当地回到革命队伍的公共场合现身，只能寄身于组织也暂时无力管辖的范畴——劳动力再生产问题；杜晚香所揽起来的活，甚至也受到其他妇女“习以为常”[11]的漠视，然而，事实上，这些工作是革命得以维持的重要环节之一，“革命的后勤工作”理应是（男性）革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却尚未被承认是必须同时涉及的改革领域；争取这种认可，将会是一种“再革命”的尝试。
       北大荒“新家”虽然距离妇女“完全”解放有莫大差距，但丁玲认为杜晚香凭借着组织先前给予的启蒙资源得以越挫越勇，更为积极地投身革命打造出的“新公共空间”，奋力劳动。那些参加生产工作的工人、家属有工资可拿，杜晚香虽然没有工资，“大家休息了，她不休息，大家吃饭，她也不停下手脚”[12]，直待引发所有人不禁“都用惊奇的眼光望着这个个儿不高，身子不壮，沉静地，总是微微笑着的小女子；奇怪她为什么有那么多使不完的劲，奇怪在她长得平平常常的脸上总有那么一股引得人家不得不去注意的一种崇高的、尊严而又纯洁的光辉”[13]。杜晚香通过比一般劳动者更为卖力地投入完成革命目标的实践，在“社会主义新人”的意义上，重新为自己赢回“女性尊严”，并同时也改写了“女性”的定义，促使“女性”加入到革命工作、加速革命进程、创造推进革命进步的必要物质条件。丁玲不仅让杜晚香克服自身的“清怨”情绪，并因为相信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经典——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揭示的：“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14]，丁玲让杜晚香近乎“矫枉过正”地投入到新公共空间的劳动工作，但是，丁玲不仅让杜晚香停留在获得注目、还给她女性应得的“尊严”之后，于是，杜晚香不免要直面与私有制家庭的激烈冲突。
       在农业生产低标准那年，李桂父母从家乡迁来，他们又生了个女娃，李桂父亲于是利用休息时间到收割后的田里捡拾落下的粮食，杜晚香也跟着去了，但李桂父亲把粮食都“背回自己家里去”，杜晚香却将捡来的粮食“扛到场院去”，家里因而“闹开了矛盾”——“婆婆不做饭了，说哪有婆婆做饭给媳妇吃的？公公不吃饭了，说省给小的吃”，李桂则唠叨杜晚香的行动引来“背地骂她讨好出风头”。[15]杜晚香这回面对公婆、丈夫十分严厉的责难，却连丝毫“清怨”／负面的情绪也没有流露，甚至坚持着“好言好语说服家庭”[16]。杜晚香丈夫李桂显然已看出杜晚香行动意图的明确指向——“出风头”，意味着毛时代男权至上的社会秩序将受到挑战，但是，杜晚香辩护道：“这是国家的粮食。我们是国营农场的工人，要看到六亿人口呵！我们农场职工的口粮标准，已经比那里都要高。”[17]因为杜晚香家庭是以国家总体经济分配为支持动力，她的举措并不会真正撼动其个体家庭存续的命脉根基，甚至因为和男性一样维系着国家革命机器运转，得以“硬是影响了许多人”，连小学生也组织起来为国家捡粮[18]。于是，在多年之后，杜晚香终于重新回到革命队伍、被组织分配任务，成为带领下乡女知青工作的队长，1964年又进入到工会，从农村家庭妇女的身份，跻身为女工干事。杜晚香所坚持实践方式的尝试路径，令她又再度进入“新家”的革命秩序，甚至成为革命组织的管理成员之一，原来受男权打压而不得不投入劳动力再生产问题的经验，也成为她回到革命组织工作后的丰富参考资源，就杜晚香个人而言，这无疑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成功。
       丁玲通过《杜晚香》，思考了中国革命如何进行“再革命”的问题，尤其针对中国妇女如何在革命秩序内部推动“再解放”的可能，杜晚香对于既存男权主导的革命秩序心生“爱慕”[19]，强调了妇女解放前提是源于中国革命的基础，也表现出杜晚香务实意识到当时新中国处于冷战封锁的特殊困境，杜晚香通过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获得了女性主体自觉的启蒙，虽然革命秩序是以男权为主导力量，但因为革命对于生产剩余的重新分配、以及推进机械生产技术的进步、男性到前线打仗，使得妇女自我培力获得更大的空间，并且让杜晚香锲而不舍坚持的妇女“再解放”成为可能，而妇女之所以必须进行“再解放”，更是为了中国革命必须推进“再革命”的崇高任务，因而，中国革命与妇女解放的双重目标在杜晚香身上又重新达成并行不悖的合体。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注  释：
[1] 贺桂梅：《丁玲的逻辑》，《读书》2015年3月。
[2] 贺桂梅：《“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问题的历史思考》，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收入《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
[3] 丁玲：《杜晚香》，收入《丁玲全集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293页。
[4] 同上，第294页。
[5] 同上，第295页。
[6] 同上，第295页。
[7] 同上，第303页。
[8] 同上，第303页。
[9] 同上，第304页。
[10] 同上，第300页。
[11] 同上，第300页。
[12] 同上，第306页。
[13] 同上，第306页。
[1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2页。
[15] 同上，第308页。
[16] 同上，第308页。
[17] 同上，第308页。
[18] 同上，第308页。
[19] 同上，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