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视线：跨越时空的交错
《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論集》阅读札记
王中忱

一

       本书的四位作者：秋山洋子、江上幸子、前山加奈子、田畑佐和子[1]，是丁玲研究界知名的“四人帮”。她们从何时得有这一称号？还有，这究竟是自称还是他称？我都一无所知，也从没有向她们求问过。但我确实多次看到她们搭帮结伙地参加学术会议，还曾受邀参加过她们的读书会：在东京，田畑家充满艺术氛围的小客厅里，会读《萧军日记》在延安的部分，一个人准备了译稿，另外三人围绕译文和原文进行切磋讨论，从人物关系、事件原委到词语的理解，都逐一考索，那种寻根问底的态度，让一贯粗枝大叶读书如翻书的我深感汗颜，因此也留下了很深印象。
       “四人”之中最早有所了解的是田畑，1983年至1984年间我和北京语言学院孙瑞珍老师邀集一些朋友编译《丁玲研究在国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其中收录了她的两篇文章：《丁玲会见记》和《“牛棚小品”解说》，前篇可能是丁玲初获平反之后最早会见的外国人所写的访谈录，当然特别引人注意。但我们当时对田畑的了解也仅限于此，所以在书的《导言》里把她和美国的聂华苓、法国的苏珊娜·贝尔纳一起称为“作家”。1988年田畑和江上来中国参加研讨丁玲的学术会议，那时丁玲已经去世，她们到位于木樨地的丁玲旧寓看望陈明先生，我们得以直接见面，后来我去日本留学，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1990年在东京田畑带我和翻译杂志《中国现代小说》（苍苍社出版）的同人们聚会，我终于知道她的志趣更在文学翻译。还有一次见面是在大阪，好像是她的一篇随笔获奖，为参加颁奖仪式而来，却想到在此地留学的我，特地写信约在一家很高档的咖啡店茶叙，让我特别感动，交谈中也更感觉到她的“作家”气质。比起学院派的研究论文，田畑似乎更热衷文学写作—在我看来，文学翻译同样是文学写作之一种。
       和江上最初见面当然也是1988年，那次我还陪她和田畑一起访问了牛汉先生。江上不仅汉语说得流畅，且性格坦率，行动飒爽果断，直言快语，不像一般日本人那样客气委婉，我们的交流很快没有了距离。应该就是在那次，我知道她以前曾作为日本青年访问团的成员来过中国，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89年4月我到大阪留学，给江上写信报告情况，翌年她邀请我到东京参加“一九三〇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会”、“日本中国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活动，让我深入了解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状况。日本学者在研究会上的严谨，和在会后餐聚时的放达，都是在那时领略到的。一次晚餐会上松井博光先生和高畠穰先生开怀畅饮，话也越说越多，但我那时的日语程度只听得片片断断，现在完全想不起他们所谈的内容，却清楚记得他们最后的相对落泪，推想是谈得深入心扉。「四人帮」的另外两位先生：秋山和前山，都是经过江上介绍认识的，留学期间她们都对我呵护有加，我回国后一直保持联系，来往更多，在此不能细数。近些年，我每次因事路过东京，四位先生只要知道，都会相约餐叙。记得有一次我在北京还没出发，江上就写邮件来说餐叙地点预定在了位于新宿的中村屋，而那正是我准备在东京参会期间抽空去寻访的地方，那时我正在读爱罗先珂的作品，知道这位浪迹天涯的俄罗斯盲诗人曾寄身这家充满艺术氛围的西式糕饼店。关于中村屋店主保护印度流亡者和爱罗先珂的事迹，作家张承志在《敬重与惜别—致日本》第八章《亚细亚的“主义”》里叙述甚详，在此无须多说，而我接到江上的邮件，首先感慨的是我和四位先生竟然如此心有灵犀。
       所以，当吕正惠先生主持的人间出版社决定编印四位先生研究丁玲的论文集，担任责任编辑的钰凌博士要我为这本论文集写一点解说性文字时，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但当我准备动笔之时，回顾和四位先生的交往，却又变得有些茫然：收在本集里的各篇论文，我确实早就读过，也曾受到教益，但仔细想想，我对她们究竟了解多少呢？她们为什么选择丁玲作为研究对象，为什么那样执着地关注作为“女性”的丁玲？她们在学术研究上所做的选择，和她们的人生经历有何关系？我都不甚了然。我不禁责备自己：在并不算短的交往过程中，为什么不曾想到就这些事情向她们求教？此时的懊恼，真有些像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所描述的那种情形：1938年春丁玲和萧红邂逅于山西，然后一道去西安，她写道：“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夏天。我们也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是谈得多么少啊。”本书的作者之一秋山洋子读到这段文字时说：“无论怎样反复地阅读也十分难懂。到底是谈了很多还是不多？”[2]现在轮到我以同样的话来问自己：我对四位先生到底是了解的很多还是不多？
       但我还是决意要写这篇文字，因为这可以促使我去系统阅读四位先生研究丁玲的论著。而清楚自己所知有限，也就不必强作解人。我相信关心这本论文集的朋友都有自己的判断，没有谁会在意这篇所谓“解说”文字的解释，我知道多少说多少，甚至说出自己的一些不解和困惑，或许更能引起朋友们阅读这本书的兴趣。

二

       “四人帮’是一个亲密融洽的自由学术组合，她们的年龄却颇有参差。田畑出生于1938年，在四人中最为年长，1960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随后进入东京都立大学大学研究生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而恰在此年5月，著名学者竹内好为抗议日本众议院强行通过新的日美安保法案辞去了都立大文学部教授，田畑因此无缘在竹内好先生的门下受教。秋山和前山分别比田畑小四、五岁，都是在1960年代初期开始读大学，并且都选择了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秋山后来回顾说：“那时中日尚未建交，学习中文及中国文学的学生尚属少数，但与对中国不仅缺乏理解也不甚关心的普通日本民众不同，多数选修中文的学生都极为关注中国革命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与他们同时代，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丁玲，在20世纪50年代学中国文学的学生眼里，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学令人炫目的存在。”[3]
       秋山看似淡淡的叙述里，其实牵连着重要的历史事件。首先应该注意的是“中日尚未建交”，而铸成这一事实的则是二战结束后形成的世界冷战格局。1951年9月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标志着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明确站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社会主义中国处于对峙状态。其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此种状况下，在日本国内也仍有“关注中国革命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田畑、秋山、前山等选择中国文学为专业的学生即在其中。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她们的选择意味着对国家权力主导的冷战意识形态的有意背逆，这是促使她们关注丁玲这位作家的深层动因。
       但自1957年在中国发生的“丁玲批判’使她们陷入困境，田畑由此受到的冲击最为激烈，因为她在大学时代恰好经历了丁玲作为“革命中国”的代表作家从耀眼位置上被打落下来的变动，田畑说，尽管她以丁玲为题写完了硕士论文，但此后她便长时期“断念了丁玲和中国文学的研究。”[4]可见幻灭与创痛之深。秋山和前山读大学时“丁玲批判”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也许没有像田畑那样感受到精神挫伤，但也没有像前辈学人竹内实、高畠穰、丸山升等人那样，直面“丁玲批判”这一事件，冷静分析批判言论的暴力性，或以扎实的考证，追问由这些暴力性言论构造出来的“事实”（如所谓的“丁玲转向”问题）之真相，并进而思考中国革命的复杂与曲折[5]；从田畑和秋山的后来追述隐约可以感受到，作为年轻的女性学生，她们不仅仅是因为思考力尚不足以应对如此沉重而宏大的问题而选择了对“丁玲批判”事件保持缄默，或者感情用事地由此疏远了中国文学，实际上她们是以更为迂回的方式，探索着接近“中国文学”和理解“中国”的新途径。正因为如此，大约过了十多年之后，丁玲和她的文学才因为另外的契机重新进入她们的关注视野。

三

       据列在本书第一篇的秋山洋子的文章《20世纪70代日美的女性运动与丁玲》所言，这契机首先来自在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兴起的“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关于此次运动的特点，秋山文章亦做了简要的说明。概言之，该运动之早期发端可追溯到19世纪女性要求参政权、争取和男性平等社会地位的运动，二战以后则逐渐发展为全面批判男权主导的社会所造成的性别等级差异的思想潮流。但秋山等人之所以对来自美国的女性主义（Feminism）运动产生共鸣，则并非因为新鲜好奇，而是源自自身的生活处境。如秋山所描述的那样，作为知识女性不能学有所用，只能在家里做主妇，这使她深感苦恼，而在1960年代所谓“经济高度增长”的日本，这其实是很多女性普遍遭遇的困境。秋山等人的“女性主义”意识是从自身的人生境况里生发出来的，所以她们的观察和论述也就总是带着浓厚的个人经验印记，并以此区别于那些漂浮在理论层面进行概念操作的女性主义论者。在这样的脉络里，丁玲及其作品重新进入她们的视野，亦可以说是她们青年时代“中国文学经验”的再度复甦。
       秋山洋子说：1974年在同人杂志上和译文《“三八”节有感》同时发表的短文《关于丁玲》，“是我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上的最初尝试。”田畑则认为：此文“具有重要的先驱意义”，显示了秋山的“先见之明。”[6]如果说日本的丁玲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存在一个“女性主义”的转向，那么，秋山的《关于丁玲》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标志。收在本书的各篇论文，无疑也都属于同一谱系。和前辈学人相比，本书的作者们似乎无意继续围绕着前辈学者所提起的政治与文学、革命与知识分子等传统命题进行讨论，而更希望以女性主义的视点探索解释丁玲及其作品的另外途径。
       前山加奈子的论文《新生活的新棘刺》明言“政治与文学挂钩”、“把文艺只是作为一个为政治组织的宣传工具来加以评价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强调“今后需要的是超越（这一）框架来寻求作者真髓的工作”。在该文，前山全面梳理了《在医院中时》发表以来直至1980年代不同时期的各种评论之后，认为即使是对小说持肯定意见的评价，也过多聚焦于如何描写抗日根据地这一环境，而忽略了主人公陆萍作为丁玲作品中“一个崭新出世的女性”之特点，在前山看来，如果改换一个视点，“更单纯地从女性的社会地位来把握问题的时候，就会给读者予以一个新型而又积极的课题，就是陆萍的‘解放度’”。也就是说，在前山看来，应该从女性解放的意义上考察陆萍的“解放度”，才会认识到陆萍在丁玲小说的女性形象谱系上的创新性。而值得注意的是，前山文章的结尾处还言及丁玲借助小说提出来的“组织者的现实和变革者所应有的素质”问题，认为丁玲所设定的理想状态是“革命组织集体内的人同时应有组织者以及变革者的素质”，但在“现实中几乎只有前者”，甚至忘记了后者，这是比物质和经济匮乏更严重的劣化环境的因素，而《在医院中时》恰是在这一意义上描写了根据地的“恶劣环境”的。应该注意，这段分析表明，前山的论文并未完全贯彻她自己预设的“更单纯地从女性的社会地位来把握问题”。
       那么，前山是否同时也在寻求并不“单纯”限定在“女性”的复线视点？她没有就此予以清晰说明。而在《美琳与玛丽的女性主义》一文，她的女性主义意识似乎反而变得更为鲜明强烈，她把关注点特别投注到丁玲小说《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两个女性人物美琳和玛丽身上，尤其是对后者，前山注意到丁玲对这个青年女性“自由享乐”的行为和心理所做的“细腻又热情”的描写，既“不冷淡，也不带攻击性”，她读出了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欣赏和理解，并由此提问：难道丁玲“只是为了让站在‘革命’立场的望微（小说中的男主角—引者注）选择‘革命还是恋爱’，才让她登场吗？”前山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她认为玛丽在小说中是个性丰满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形象，表现了接近“革命”周边的“摩登女郎”对自我生活道路的探索。参证丁玲小说文本，可以说前山的分析相当有说服力，她不仅从“摩登女郎”谱系对玛丽形象提出了新解读，也矫正了长期被援引的“革命+恋爱”分析模式的盲见。
   

四

       女性主义的问题意识，使本书作者的观察视点集中于丁玲的女性身份和她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由此而关注到很多被先行研究所忽略的问题。田畑佐和子关注的重心多在于丁玲本人的人生际遇，她曾奋力完成丁玲晚年的两部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生》的日文翻译[7]，并将之称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女性主义作品之一”[8]。田畑还把目光投注到丁玲的母亲余曼贞，不畏烦难地解读《丁母回忆录》，在梳理丁母前半生的求学、从教活动基础上，分析了这位“实践的女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为特征[9]。《丁母回忆录》，无论从认识丁玲的生长环境角度，还是了解近代知识女性寻求自立和解放道路的侧面看，都是值得重视的文本，但在田畑以前似乎还没有人如此认真地探究过。
       秋山洋子善于在多重线索中解读丁玲的文本，从中读出一般人们所不易注意到的内涵。收入本书的《〈风雨中忆萧红〉我感》一文，通过考察两位女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段交集，敏锐注意到萧红对她们相识之事的“只字未提”和丁玲在回忆文章里的言而未尽，按照近年的学界风习，这本来是揣度人心幽微的绝好材料，“八卦”两位女作家隐私和纠葛的绝好话题，但秋山没有做如此世俗的推测，她说：“随着反复阅读《风雨中忆萧红》后开始感到，如果萧红忍受不了与丁玲相处是事实，那原因并不在性格差异上，而是因为各自的苦恼都很深刻”。在此脉络上，秋山分析了丁玲所怀抱的“苦恼”，并从丁玲的“苦恼”文字里读出了对萧红以及对“那些在风雨封锁的时代，壮志未酬身先亡的伙伴们”的“爱和同伴意识”[10]。秋山对欧美的女性主义理论一向是很关注的，但她对丁玲的文本的分析却不以某种理论为前提，而是以同为女性的感受，予以体贴的理解，设身处地，饱含同情。秋山把《风雨中忆萧红》和鲁迅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相提并论，认为是“丁玲作品中最为优秀的一篇”，而在我看来，她的《〈风雨中忆萧红〉我感〉也完全可称为研究丁玲的论文中“最为优秀的一篇”。
       在本书的作者中，江上幸子的年纪最轻，却被其他几位同人称为“江姐”，由此可见她在这个四人学术组合里的作用。从收入本书的论文可以看出，江上的丁玲研究更带有学院派色彩，更注意把丁玲及其作品放到原初的历史语境里考察。而因为这个”原初的历史语境”并非现成的存在而需要重新构建，所以，她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广泛查寻史料，从老旧报刊到原始档案，认真梳理，细心辨析，在此基础上努力复原丁玲所处的时代，这甚至使得她有些论文在“背景”与“文本”之间不能保持平衡，有时让人感觉是因过于偏重前者而忽略了后者。
       但这在江上或许本就是有意为之，仅在收入本书的论文里，就有两篇在题目上标明是“背景讨论”和“背景研究”。而她有关丁玲的“背景”研究上，确实有很多重要的突破。如《对现代的希求与抗拒》一文从丁玲小说《梦珂》里的“人体模特事件”着眼，由此虚构事件作为切入点，通过对现代中国“人体画”出现历史的爬梳，分析了从事西洋画的女性画家寻求自立的艰辛和“参与了现代男性菁英们构筑这种新性别结构的过程”而陷入的尴尬，在此背景下，江上认为小说,《梦珂》所设置的女主人公“单枪匹马带领人体模特出走”行为，“可以说也带有丁玲本人对中国初出的‘现代美术’及其性别结构怀抱抗拒的象征意义”[11]，实为具有洞见的观察。《从〈中国妇女〉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及其方针转变》同样是一篇力作。江上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妇女》（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主办，1939.6—1941.3）为线索，经过仔细研读，认为以往的中共妇女运动史叙述过度贬低抗战初期至延安整风之前的妇女运动，过高评价1943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亦即一般所称〈四三年决定〉，需要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评估，并以《中国妇女》上的文章为依据，指出：“整风前的妇女运动当然存有许多问题，但在着重抗战与边区建设的同时，亦进行多元化的活动以解放妇女，在此获得了相当的成果”。江上的这一研究可谓是对“整风史观”所遮蔽的历史面相的积极恢复，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研究，同时也为理解丁玲的写作提供了新的观察视点。此文副题标记为“丁玲《“三八节”有感》背景探讨”，江上以丰富史料呈现的历史场景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三八节”有感》在当年引起争议并非一个偶发事件，实与其发表时间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之“方针转变”时期有关，她所举出的“刘少奇讲话”还表明，《“三八节”有感》的风波其实余音很长，并不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在丁玲写出《田保霖》（1944.6）等文章得到毛泽东赞扬后就画了句号，其实是到了1945年4月还被中共高级领导人刘少奇严厉指责，甚至到了1949年“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编选《中国解放区妇女运动文献》时，仍随着刘文而被收录在案[12]。江上提起的这一史料，对于理解“延安整风”乃至抗战胜利以后丁玲的处境提供了值得注意的线索，但据我的有限见闻，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被其他的丁玲研究者充分注意到。
       江上的丁玲研究因为对“背景”的特别关注而体现出了宏阔的历史视野，从一定意义上不妨说，江上是想借助丁玲这一窗口，或通过丁玲这一个案，去观察现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她所关心的“现代中国性别秩序”的形成史。这一观察视点使江上的丁玲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个性特色，收入本书的各篇论文在中国的学术研讨会或学术刊物上发表时，大都成为引起热议的话题，刺激了丁玲研究富有学术生产性的发展，我也从这些论文获得很多教益。在江上所描述的“现代中国性别秩序”的形成史上，丁玲处于“反抗”和“受压”的位置，江上从丁玲写作的文本及其个人的跌宕起伏经历，读出了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代中国性别秩序”的质疑、疑惧和反抗；而由于江上谈论的范围主要集中于丁玲的早期作品和延安时期作品，而对后者，又着重通过文学文本分析作者亦即丁玲本人的思想和心路历程，所以，这也使其有关“性别秩序”的分析主要限定在了知识女性。作为一个研究者，把自己的研究限定在一定的视点和范围之内，这本是很自然的，但当我阅读江上这些新见迭出的论文时，有时仍不免会想：仅仅从性别的视点讨论丁玲，是否会把丁玲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写作简略化？过于偏重作为作家的丁玲和她笔下的知识女性，是否会忽略丁玲对底层劳动女性解放事业的长久关切和苦苦探索？
       由此我想到田畑佐和子的《丁玲会见记》。在丁玲研究“四人帮”里，惟有田畑和丁玲见过面，并且如前所述，是在她们受到欧美女性主义思潮的启发，决意参与一场新的女性解放运动，在丁玲生死未明之时，从丁玲的作品中获得了共鸣和激励，然后和历尽劫难之后突然复出的丁玲相遇的。田畑在《会见记》里毫不掩饰地描述了自己在丁玲之前的激动、兴奋和期待，也坦率地写到会见后的深深失望，她说：“其实这次见面，我也想跟丁玲谈谈现在世界盛行的新的‘女性解放运动’，要告诉她这运动的思想和活动内容，以及我们怎样‘再发现’或‘再评价’她过去文章中表现的‘女性主义’。可惜，这个愿望落空了”[13]。
       田畑缘何感到失望呢？从《会见记》的描述看，首先是她感到丁玲对她兴致勃勃谈论的“美国女人的勇敢的解放运动”不感兴趣，并且意识到这不仅仅是语言沟通不畅所致，在另外的一篇文章里，田畑则把这明确归因为丁玲的“封闭”，她说：“后来我意识到，她对70年代的解放女性运动和其思想完全没有认识，因为她的70年代几乎都在北京监狱和山西农村的封闭状态中度过的，那一时鼓舞世界女性们的‘解放女性’热潮，丝毫没有达到她的世界”[14]。其次，田畑也颇困惑于丁玲对女性话题的有意排拒，不能理解她为何那样决然地说“我没有作过妇女工作，也没有搞过妇女运动”[15]。第三，田畑的失望似乎还源自她不能理解丁玲和北大荒劳动女性的关系以及丁玲热心投入的“家属工作”的意义，尽管她在听丁玲讲述“家属工作”时插话说“这不就是妇女解放的具体活动吗”[16]，但无论如何，这插话都让人感觉像是一种善意的敷衍。在同篇《会见记》里田畑写道，她曾设想过以“丁玲的最新小说《杜晚香》”作为话题来和丁玲讨论“女性问题”，尽管她“不以为我们‘核家族’（小家庭）中的妇女问题和北大荒农场的妇女问题能划一个等号”，但她仍然“相信全世界妇女问题有很大且根本的共同点”[17]。不过，通读《会见记》，却未见她们提起《杜晚香》这一话题，这是否因为作为现代都市里的知识女性田畑，终于未能从《杜晚香》中找到感同身受的“共同点”？仅从《会见记》的文本无法得知其详，但在另外的文章里，田畑确曾表示：“《杜晚香》因循原有的‘人民文学’样式，显得陈旧」[18]。
       以田畑的温婉和谦虚，她当然不会以「新派」或「前卫」自居而去傲视前辈，在我看来，上述引文里她对丁玲及其作品所做的「封闭」和「陈旧」的判断，应该不是她内心里认定为最妥帖的评价，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种「解释的焦虑」。自认为「新女性主义者」的田畑，和她所认定的「女性主义先驱者」丁玲，在跨越了漫长的历史时空之后相逢于一室，两人亲切地交谈，田畑努力想把丁玲纳入自己所设定的「女性主义」脉络，但被视为「先驱者」的丁玲却固执地不肯「就范」，两人的话题和视线如交叉的小径，时而交汇时而错过。这情景实在令人感慨万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其实是丁玲丰富的人生实践和文学写作实践，让田畑和她的同人们的「新女性主义」论述遭遇到了挑战和考验。田畑的<丁玲会见记>发表之初，因其最早报道了丁玲复出的消息而引人注意，现在看来，也许是其中所描绘的两人的谈话情景更耐人寻味，尤其是其中那些交错而过的话题，如果继续探究，肯定还可引发出很多值得讨论的内容。

五

       本书的四位作者，作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家和翻译家，经常出现于有关现代中国文学和现代中国女性的研讨会上，和中国学者交流亲密无间，相互都不在意各自所属的民族国家的身份。但收入本书的论文，并不能仅仅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单一脉络上理解，由于作者置身于当下日本，她们的学术写作，同时也是对日本社会、历史、思想和文化状况或隐或现的回应，这在本书所收有关战争与性暴力的论文表现得最为直接和明显。
       如同秋山洋子介绍的那样，她们之所以关注战争与性暴力的主题，实为有感于在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被有意无意遗忘的现实状况，而秋山提到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主要组织者松井耶依（1934—2002），是值得特别记住的人物。松井耶依曾任职于『朝日新闻』，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新闻记者和女性社会活动家，她在1970年代曾发起组织「亚洲女性之会」，在1980年代曾调查报道侵华战争及二战时期的日本军队强征「慰安妇」的暴行；2000年12月，松井耶依和多国女性NGO（非政府组织）一起，在东京设立「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以「模拟审判」的方式，追究战争时期性暴力犯罪的责任。如果联想到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始终存在的拒绝承认侵略战争罪行的势力和潮流，联想到自1990年代以来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为代表的所谓「自由史观」派推动的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改写运动，联想到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首脑更为顽固地屡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筹划修改战后日本宪法，尤其是修改其中宣示放弃战争的第九条，可以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开设之时，粉饰和改篡侵略战争历史的势力已经相当庞大。而了解了这样的背景状况，则不难理解，为什么秋山会认为松井耶依等人的举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同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秋山、江上等会那样关注丁玲文学中以女性在战争中遭受暴力侵害为主题的作品。沿着这一脉络，读秋山下面这段文字，自然会感受到沉重的分量：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组织的领导人松井耶依记者于2002年因肝癌突然撒手人寰，2005年NGO用她捐献的遗产设立了WAM。
       在7月召开的丁玲文学研讨会上，江上幸子做了题为〈新的信念：围绕误译和删除〉；秋山洋子做了题为〈丁玲的道路及评价的变迁〉的研究报告。[20]
       本书的作者都是松井耶依所推动的女性抗议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秋山所说2009年7月在WAM举办丁玲文学研讨会，明显具有纪念和继承松井耶依事业的意义。不过，对本书作者们和松井耶依的联系并不能狭隘理解，从秋山和江上对石田米子（1935—  ）等人所做黄土高原上日军性暴力问题调查的推介和引用[21]，可以看到「新女性主义者」之间更为广泛的连带和呼应。
       本书的作者们努力通过重读丁玲的作品，唤醒有关战争与女性受害的记忆，抗拒权势者们刻意制造的历史遗忘，从而也激活了长久潜存于丁玲文本之中未被察知的意涵。秋山的〈再读「我在霞村的时候」〉、〈日本文学中的「贞贞」〉、江上的〈「讲述」战争中性受害的「耻辱」〉、〈日军妇女暴行和战时中国妇女杂志〉，可谓其中的代表之作。这几篇论文，既以缜密的史料考察和精辟的文本解读见长，又毫不掩饰鲜明的现实政治针对性，这几种因素相互交织缠绕所形成的论述特色，此处毋庸多说，我觉得还应该指出的是，学者的严谨求真精神和「新女性主义」的政治关怀，也是她们研究和写作的根本动力，促使她们全身心地投入。在此应该特别谈谈秋山洋子。记得2014年10月中国丁玲研究会在湖南常德举办第十二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本书的四位作者都预定出席，我也很期待能在丁玲的故乡和她们重逢，最终秋山先生因身体原因未能到会，但她奋力完成了一篇论文提交给研讨会，就是收在本书的<在丁玲故居居住过的日本人：洲之内彻与中国>。翌年7月11日傍晚，我和四位先生在位于东京新宿的中村屋餐叙，那时秋山先生已经确诊身患癌症，却达观而淡定，谈笑如常，话题仍集中于她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女性研究。2016年9月，江上幸子先生发来邮件，告知秋山先生于8月26日晚病逝的悲伤消息，其中说：「直到那天的中午，她还在医院校对文稿，实在让人敬佩。秋山和我共同编辑的中国女性史研究会的论文集，已于9月10日出版，秋山说过『一定要送给王中忱先生』，所以，我访问中国时会带一本给你」。读到这里我无法忍住泪水。我想到一年前在新宿车站告别时，她那羸弱的身影里透露出的坚毅；想到我有限听闻的她的人生道路：无论是早年的辗转生活，还是晚年的疾病，都能从容以对，几十年如一日地把心力投注到女性解放的历史和未来的思索和探求上，如「飞蛾扑火，至死不止」，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秋山和她的研究对象—寻求女性解放道路的先行者丁玲的精神是相通的。
 

注释
[1]《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论集》2017年由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此处所列作者，依照该书封面所署著者的顺序排列，以下提及这四位先生，有时会直呼其名或简称姓氏，敬请谅解。
[2] 秋山洋子：<20世纪70年代日美的女性运动与丁玲>，参见本书第17页。
[3] 秋山洋子：<「风雨中忆萧红」我感>，参见本书第30页。
[4] 田畑佐和子：<丁玲会见记>，参见本书323—324页。
[5] 有关这几位学者就「丁玲批判」所做的考察和分析，小林二男的<丁玲在日本>（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一文做了比较详细的评述，可参见。
[6] 参见田畑佐和子<秋山洋子さんを悼む>，东京：《中国女性史研究》，2017年3月。
[7] 日译本题目为《丁玲自伝　中国革命を生きた女性作家の回想》、东京：东方书店2004年10月出版。
[8] 参见田畑佐和子<女性主义文学与丁玲>，本书第364页。
[9] 参见田畑佐和子<读《丁母回忆录》>，本书第393—408页。
[10] 秋山洋子：〈「风雨中忆萧红」我感〉，参见本书第27—36页。
[11] 参见本书第180页。
[12] 参见本书第95页、第101页；江上的论文所提及的刘少奇文章题为〈总结妇女工作的几个基本认识〉，是刘「一九四五年四月对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江上引用刘少奇的此篇讲话，依据的是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选编的《中国解放区妇女运动文献》（新华书店，1949年）；经查，罗琼所编《妇女运动文献》（山东新华书店，1946年10月）也收录了刘文，出版时间早于全国妇联筹委会本；值得注意的是，罗琼编《文献》所收刘文，删去了指责丁玲「与王实味同盟，客观上帮助了敌人，成为反革命的同盟者」一段话，并在文末加注释说：〈三八节有感〉「对根据地的妇女地位与妇女运动，在若干基本问题上有错误的看法。作者丁玲已进行自我批评」。可见编者罗琼对〈三八节有感〉事件的态度颇为审慎。另需说明，《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收录此文题为<对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指名批判〈三八节有感〉的文字做了删节。
[13] 田畑佐和子：<丁玲会见记>，参见本书第341页。
[14]田畑佐和子：<女性主义文学与丁玲>,参见本书第358页。
[15]田畑佐和子：<丁玲会见记>，参见本书第341页。
[16]田畑佐和子：<丁玲会见记>，参见本书第343页。
[17]田畑佐和子：<丁玲会见记>，参见本书第341页。
[18] 田畑佐和子：<丁玲与佐多稻子>，参见本书第381页。
[19]秋山洋子：〈日本文学中的「贞贞」〉，参见本书第59—60页。
[20] 同上，其中提到的WAM，即为纪念松井耶依而设立的「女性的战争与和平资料馆」（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位于东京早稻田。
[21]参见秋山洋子〈日本文学中的「贞贞」〉，本书第62—63页；江上幸子〈「讲述」战争中性受害的「耻辱」〉，本书第186—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