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近祖考

    蒋祖林

         1980年秋天，我从上海来到北京工作，暂时住在母亲丁玲那里。我想，以母亲的年龄，她应该考虑写自己一生的回忆录了，可是我见她计划中的创作任务却很多。在一次谈到写回忆录这个问题时，我建议利用录音机来进行。由她按照年代先谈，我根据她之所谈提问，以补所谈之不详与遗漏。细水长流，如果每星期谈上两三小时，两三年下来，一部完整的回忆录就初步成形了。我表示我可以利用工作之余整理谈话录音，由她自己编撰成文。母亲欣然同意。那时，录音机还是稀罕货，但我们家里有一台。母亲还开心的说：“我们也来它个现代化”。可是，这样的谈话进行了两次，都只谈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被打断了，未能谈下去。以后也没有再继续这样的谈话。回想起来是十分遗憾的。倘若这个谈话能进行到底，在全部录音谈话资料的基础上加以编纂、修改、订正，那就是一部完整的回忆录。
       年底，丁玲到厦门疗养。她在那里自己着手从头写回忆录。从遗稿来看，在《遥远的故事》这一章下，第一节题名为《根》。可惜的是只开了一个头，总共只写了三千多字，连《根》也没有写完。
       丁玲在《根》里的记述，有些地方是不准确与有误的。她的溯本求源，也只回溯到明末清初。她写这段文字时，还没有看到《蒋氏宗谱》，后来看到了，又因没有继续写下去，故而也就没有对不准确与有误的地方加以修正。
       丁玲的《根》，开头是这样写的：
       安福县蒋家，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是一个人丁兴旺的人家。在我的爷爷的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人自己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安福县的大房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
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小财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对这家人的传说很多。安福县蒋家是湘西一带远近闻名的大户。
       溯本求源，据说还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人带着兄弟俩，不知从什么地方迁到了这里。哥哥叫蒋光清，弟弟叫蒋光业。慢慢的这兄弟俩发财了。有人说他们挖到了金子，有人说他们原来留在外省的钱很多，猜测很多，流传的神话也很多，但他们不管这些，钱财还是越来越多。有钱的人就有官做，红顶子、蓝顶予(当官的帽子上的一颗珠子，有红、有白、有蓝，按颜色分官的大小)进进出出，世代流传。蒋光清是大房，子孙多半住在乡下，蒋光业的子孙多半住在城里。蒋光清家里的官也不少，但钱财不如弟弟家，名气也稍微差点。我在外几十年，凡遇到湘西，特别是澧县、石门、桑植等地的人，常常总会问我：“你是蒋光业的几代?”自然这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现在年青人大约知道得就少了。
我是属于蒋光清大房里的，是有名的渥沙溪蒋家。渥沙溪的房子是我老爷爷名下的。后来分给了我的四爷爷和六爷爷。我所能知道的我家里的事，大约就是从我的这位老爷爷开始，以前的人，和另外的老爷爷们的事，我就根本听到的少。
       安福县，即今临澧县，位于澧水下游。明朝初年，其周边地域大部分为土司夏克武、夏德忠父子辖控。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夏德忠反明失败，土司废止，改流官制，其地改为永定卫屯田区。明末清初，该地域又为土司控制。清雍正改土归流时，始设安福县。民国初年(1914年)，改安福为临澧。
       临澧蒋氏先祖名蒋官一。蒋官一，字南泉，以总兵官之职随明太祖朱元璋讨伐湘西一带的“南蛮”(即夏德忠等大小土司)至永定卫(今张家界市)，太祖命其镇守。蒋官一于永乐二年(1404年)解甲归田，迁澧阳永定卫马鞍山屯田区，遂定居于斯，该地后划入安福县。之后，代代繁衍，遂成临澧蒋氏家族。
       官一生有四子，长子、三子早逝，次子安保为明武德将军，在云南阵亡，亦无嗣，故蒋氏一脉由其四子章保承传。章保单传四代至成，成生二子，长名富，次名贵。富、贵均为明将军，贵战功显著，封定西侯。贵之子孙均在外地，后嗣无考，故临澧的《蒋氏宗谱》不再录。富生四子，名鉴、镛、铠、镇。在这以后的《宗谱》的卷次，就是根据鉴、镛、铠、镇这四大房来编录的。以下的字辈排行为：廷、崇、文、之、其、永、正、大、光、明、徵、定、保、宗、祖、谟。这四大房十几代传下来，有如一棵大树，枝上分枝、杈上分杈，枝枝杈杈，杈杈枝枝，正如丁玲所说：“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人自己也分不清楚”。丁玲是属于镇公四房下的，宗字辈排行。
      镇公三传至文曼(殁崇祯5年)，文曼生子：之显，之璠。
      之显，字玉卿，之璠，字瑞卿。这兄弟俩，弟瑞卿早亡(殁顺治5年，时年25岁，其兄玉卿时年32岁)且无嗣。于是，兄玉卿从山中“拾”来一个孩子，嗣与其弟瑞卿，取名其魁，将他抚养成人。而这个“拾”来取名其魁(《宗谱》载，生于顺治元年)的孩子，传说实为李自成之子。
丁玲《根》中所说的明末清初时的俩兄弟，大概说的就是此二人，只是名字有误，说成是光业、光清了。光业、光清是他们后五代的人。丁玲文中的：“对这家人的传说很多”，这“传说”自然是指蒋家丁玲这一支是李自成的后裔这一传说，而很多的“猜测”当然也是因蒋玉卿山中“拾”侄而起。
      玉卿有独子其奇；瑞卿有独“子”其魁。其奇四传至光业；其魁四传至光清。光业与光清不是如丁玲的《根》中所说是亲兄弟，而是刚刚出了五服的同宗兄弟，且光业为兄，光清为弟。光业与光清都步入仕途，从此蒋家的这两支就开始显赫起来。这是清朝中叶嘉庆年间的事。
     《蒋氏宗谱》中，关于光业的记载是：光业，附贡生候补州同。敕授儒林郎，覃恩诰封奉政大夫刑部郎中，累赠通议大夫河南陕汝道、湖北荆宜施道、四川成没绵龙茂道，累赠通奉大夫河南按察使司、四川按察使司、陕西潼商兵备道，覃恩累赠荣禄大夫布政使衔、四川按察使司加二级、布政使衔陕西潼商兵备道加二级。生乾隆二十六年(1761 1年)，殁道光八年(1828年)。妣李，诰封一品夫人；继妣刘，诰封一品夫人。
       其实，蒋光业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官，不过是一州同，也就是知州的佐官，而且还是候补州同，并非实职。累赠这么多的大夫、头衔，主要是因为儿子、孙子当了省的按察使司按察使、布政使司布政使，并兼兵备道这样一些较大的官。布政使管一省的财赋与人事；按察使管一省的司法刑狱，并称两司，隶属于省的总督、巡抚，为正三品官。兵备道是于各省重要地方设置的整饬兵备的道员。
       蒋光清这一支要稍逊色一些，《蒋氏宗谱》中，关于光清的记载是：光清，贡生，覃恩诰封中宪大夫，晋封资政大夫，生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殁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妣石，诰封恭人，晋封夫人。生子一明章，女二。
       蒋光清本人并没有做官，实际乃一乡绅，之所以诰封一些大夫，也是因为子孙做官的缘故，只是与光业一支相比，官做得小一些，所以封赠也少一些和小一些。丁玲就属于这一支。
       光清生独子明章。明章官只一候补同知，但家有田园万顷。
       明章生子五，依次为：徵兴、徵瑞、徵嵩、徵璞、徵宣。
       长子徵兴为候补州同，覃恩诰封中宪大夫，晋封通奉大夫，生道光元年(1821年)，殁咸丰七年(1857年)。因无子，故嗣徵瑞长子定礼。定礼就是丁玲的祖父，徵兴则应是丁玲的曾祖父。
       丁玲在她的《根》中，关于她的曾祖父是这样写的：
       我老爷爷名叫蒋朝辉，是一名进士，曾任上海道道台。他在上海时曾经娶过一个上海姑娘，我的七爷爷就是这个上海老婆婆生的。因为她是妾，回安福后，先是瞒着家里另住的，后来才拜祖宗。七爷爷在家里是不被看重的。分家时，分得少。不过据说老爷爷还是悄悄给了他们不少金银财宝。
       丁玲写的这位老爷爷，其实并不是她的曾祖父徵兴，而是写的叔曾祖父徵瑞，也就是她祖父的亲生父亲。而蒋朝辉这个名字，也可能是他自己取的，并且常用的。
《蒋氏宗谱》中，关于丁玲所说的这位老爷爷是这样记载的：
       明章次子徵瑞，榜名锡瑞，字国珍，号辑五，瘁生，道光己酉科亚元，兵部员外郎职方司行走，湖北候补道，钦加盐运使司衔，赏加二品衔督办山东滇捐局务，诰授中宪大夫，晋封资政大夫，生道光三年(1823年) 癸未五月二十八日辰时，殁光绪六年(1880年)更辰八月十五目辰时，葬九龙庵王家河更山甲向有碑志华表。妣林，诰封恭人，晋封夫人。副批夏。生子四，定礼承长房徵兴嗣，定洛、定齐俱林出，定淮夏出。
       也就是说，丁玲的这位徵瑞老爷爷(曾叔祖父)在道光二十九年考中进士之后，在兵部的职方司任员外郎。职方司是一个掌疆域、图籍的部门。司官分郎中、员外郎、主事三级。员外郎大概就是现在的副司长吧，可能比现在的副司长权力要大一点。之后，在湖北担任候补道员。清朝省下面设分巡、分守等道，多兼兵备衔，管辖府、州，其长官称道员，即道台，是省以下府州以上的高级行政长官。后来他又以二品官的官衔督办财赋方面的事务。看来这位夏氏，就是丁玲文中的上海姑娘了，因是妾，在妣之前加了一个副字，而且没有诰封。
       徵瑞有四个儿子，长子定礼过继给长兄徵兴，即为丁玲的祖父。他的三个弟弟，徵嵩、徵璞、徵宣也各有一子。丁玲按他们年岁的大小，依次称他们二爷爷(定洛)、三爷爷(定祥)、四爷爷(定甲)、五爷爷(定禧)、六爷爷(定齐)、七爷爷(定淮)。对于丁玲来说，这是最近的几支了，正如她文中所说：“以尊的入和勇外的老爷爷们的事，我就根本听到的少。”丁玲的这几个爷爷，除了七爷爷外，也都做官，知府、同知一类的官，多不是实职。
       关于她的祖父，母亲丁玲是这样写的：
       我爷爷蒋圣书算长子，也是做官的。在云南、贵州一带穷地方。没搜刮到什么钱财，还经常从家里带钱出去花。他是死在任上的。生了三个儿子，我父亲是最小的，才七八岁。祖母带着三个儿子。当我父亲十五岁时，就分家独立门户过日子。跟着他的有祖母，还有一个他的妹妹，我的姑姑。
      蒋圣书，大概是因为他有一手好书法，别人以示恭敬，这样称呼他的名字。《蒋氏宗谱》关于丁玲的祖父的记载是
      定礼，榜名尊典，号秩臣，禀生，咸丰辛酉科拔贡，同治庚午科举人，四川补用知县，贵州补用道候补知府，署理贵州普安厅同知，充光绪丙子科贵州乡试内廉监试官，钦加盐运使司衔，赏戴花翎，诰授中宪大夫，晋封通奉大夫，生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甲辰五月二十一目子时，殁光绪五年(1879年)已卯十月十五日酉时，终于贵州官寓，葬车堰坪乾山巽向有碑志华表。妣史，诰封淑人。生三子，保嫠、保川、保黔，女二。
       从这里可以知道，丁玲的祖父在贵州九年，起初当的都不是实职官，后来才在贵州西南部的普安地区暂任了三年的地方父母官。署理，就是暂任、代理或试充官职的意思。厅，是清代在新开发地区的一种政区建制，略低于府，其行政长官以府的同知或通判(即知府的副职)充任。
    《蒋氏宗谱》中还载有丁玲的祖父定礼的一个小传，对他的一生说得更为详细一些。这个小传是丁玲堂兄的姻亲叶德权撰写的。传名《秩臣公传》，全文为：
       清光绪甲午孟春，德权年甫十岁。先君子将有岳麓之游，欲携予随侍。偶检行箧，得残简数帧，予爱其书法乃劲，注视久之。先君子自后至，诏予曰，尔识此书乎？此君素不善书，夸自学之，遂臻此境，卒以髫龄入邑庠，选拔萃，尔其勉之。予志之不敢忘，盖于此时，已心识之矣。后三十年甲予，其孙鼎周为予妹婿，自海上以书来，乞文于予，为述祖德。予惟大海汪洋非蠡能测，顾以儿时景慕之殷，又粗识其梗概，于趋庭之日，谫陋之诮所不敢辞，乃濡笔而述之。公讳悸典，避清毅宗讳，更名尊典，派名定礼，号秩臣。临澧蒋氏祖明章公生予五。其二辑五公，道光己酉本省乡试第二名举人，湖北候补道，清授资政大夫，生三予，公其长也。成丰丁已伯父承先公卒，无子，公承祖命为之嗣。公少聪颖。甫四龄，父母抱置膝上，口授唐人短诗，入耳辄能了解。六岁从叔祖明琼公授章句，目数行并下，乡里有神童之目。十二岁补博士弟子员，逾四年，辛酉膺拔苹选。学使某公，号称得士湘中，名宿多出其门。公以英年为所识拔，士林艳之。清制凡拔贡均于翼年赴京朝考，时太平军起，南北交通梗塞，东南各省尽被蹂躏，公避难家居，益刻苦自励，于时事无所闻。间岁丙寅有诏补行朝考，公随季父入都，舟抵沙市，季父凶占灭顶，不果行。越明年丁卯，丁承重孙优，服阕，随资政公入湘抚刘蕴斋幕。幕中多公父执，每议大事，公参预其间，其始恂恂然不置一词，迨至发言盈庭，莫衷一是，从容数语辄足以解纷。庚午举于乡。沿例以知县分发四川，旋改官黔省。初黔省苗徭杂处，当太平军势焰方张，乘机窃发，全境骚然，莽为盗匿。至是始克肃清，然民生凋瘵，吏治腐败，已成萎靡不振之观。巡抚某公知公才，争先奏调，擢升知府，晋运司阶，督修平定黔匪纪略，光绪丙予乡试，充内帘监试官，旋署普安同知。普安环境皆“山，民俗剽悍，号称难治。公至一以清净为支，期年教化大行，民俗丕变。解组未几，遭嗣母洪太夫人之丧，哀毁成疾，凡四阅月而卒于官寓，年三十有五。远近知与不知，皆为惋惜。公性平易近人，喜愠不形于色，履险如夷。遇权势毅然无所挠，疑难事咄嗟力办，然不自矜其能。有誉其美者，辄逊辞以谢之，故人多重其才而服其量云。
       古来后人给先辈写传，难免有誉美之辞，作者并且自谦地说，这是用贝壳做瓢来测海之量，以喻自己见识短浅。但从其所述，看来丁玲的祖父小时侯是一个聪敏的孩子，而从他不善于写字到练就一手好书法来看，也是一个勤奋有毅力的人。他。十二岁考取秀才，十六岁应辛酉科被选为拔贡。也可说是少年有为吧！按清朝的制度，凡拔贡均于次年赴京应朝考。可是于他来说时运不济，此时为咸丰十一年，太平军与清兵正在江苏、江西、安徽、湖北等省鏖战，南北交通梗塞，致使他未能赴京朝考。失去这次机会，对于他来说是可惜的，如若考试合格，以七岁之龄即可做到七品知县了。于是他居家更为刻苦读书。六年后，也就是同治五年，有诏补行朝考。在此两年前，清兵攻陷南京，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被清廷镇压下去。他随叔父去京，行至湖北沙市，又因叔父“凶占灭顶”的迷信思想，而不果行，最终失去了因被选拔贡去京朝考的机会。次年他入湖南巡抚刘蕴斋幕，做了三年幕宾。同治九年，他二十六岁，经过十年周折之后，再去乡试。次年春闱报罢，沿例以补用知县分发四川。但他并没有去四川。因贵州巡抚某公知其才，争先奏调，擢升他为补用道候补知府，晋运司阶。他在贵州做了九年官。起初督修平定黔匪纪略。光绪二年，还担任过贵州乡试内帘监试官。后来署普安厅司知三年，这是一个实职官。普安环境皆山，民俗剽悍，号称难治。他上任后以清净为政，仅一年，教化大行，民俗丕变。这是这个小传里对他政绩的评定，是否真的如此，无从考证。他卸任未几就遭嗣母之丧，悲哀成疾，四个月后死于贵州官寓，终年三十五岁，可说是英年早逝。小传里最后一段，对他一生为人的道德风范多有褒誉之辞。
        现在看来，他督修《平定黔匪纪略》，倒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尽管他是站在清廷的立场上来督修这部纪略的。19世纪中叶，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贵州的贫苦百姓揭杆而起，形成了贵州各族人民的起义高潮，遍及半个省份，甚至危及省城，有的建立了地方政权与太平天国相呼应，有的与太平天国取得直接的联系。就在他后来任职的黔西南的普安地区，就有过农民的起义。石达开被逼从天京出走率军远征，在大渡河覆灭之前，也曾转战贵州境内，为北渡长江进入四川，曾四进四出贵州。《平定黔匪纪略》一书，为研究当时贵州的人民起义和石达开的后期活动，应是提供了有益的历史资料。
       丁玲在她的《根》里，说他祖父“在云南贵州一带穷地方，没搜刮到多少钱财”。我总觉得她的话似稍嫌偏颇，多少有点无官不贪的味道。就拿她祖父做个地方父母官，“还经常从家里带钱出去花”来说，我揣摩他大概不是贪官。
       丁玲的祖父一死，蒋氏家族中的这一个小小的分支就开始走向衰落了。他留下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丁玲的父亲是最小的儿子，才三岁，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丁玲的祖母带着他们扶灵回归到故里。丁玲在《根》中说她祖父死的时候她父亲“才七八岁”，可能记忆有误。《蒋氏宗谱》：中载，她父亲生于光绪二年，祖父殁于光绪五年，所以应是三岁。我想，可能还是《宗谱》的记载要准确一些。
       当丁玲的父亲十五岁时，就分了家，独立门户过日子，跟着他的有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他的姐姐这时已经出嫁。在他十七岁时，他的母亲也不幸故世。自此，还没有学会理财的他就担负起了独撑家门和照管幼妹的责任。
       母亲丁玲同我闲聊，说到她的二伯父时，说是一段小说材料。她在《根》里是这样记述她的两位伯父的：
       我大伯父自幼抽大烟，好吃懒做，大伯母懦弱无能。也生有三个儿子。大哥是医生，老二、老三都是无能的公予哥儿，吃喝嫖赌。分家后很快就穷了，常在外漂流。开始还只是回家来偷点、摸点，后来就蒙面装强盗，半夜回家抢劫仓库、钱、粮、衣服。甚至连我大伯母的寿衣都抢走了。两个人的老婆到山穷水尽时，也只有悄悄当破鞋，混点饭吃，把当官人家的丑丢尽。
      我二伯父蒋保仁(此处似乎有误，宗谱中为蒋保川)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性情孤傲。一连几次考举人，都因在场内肚泻，不能完篇，没有得选。疑心是一同赴考的叔伯兄弟暗害的。悲愤不过，一气出了家。他出家的时候，我还没有出世。到我七八岁的时候，他忽然在渥沙溪一带出现了。听家里人告诉我，有一天他回到自己家里，离老屋有十几里的一个屋场，他一直走进堂屋，家里的人都下地刈稻去了。他的儿子，我的堂兄蒋伯铭已去长沙读书，他的女儿已死，二伯母腿摔坏了未好，独自一人坐在上房床上。只听见堂屋里有人念“阿弥陀佛”。二伯母在屋里问，原来是一个和尚，说是替蒋保仁捎信来的。二伯母叫人不应，只得请他进屋。和尚进屋后就坐在窗前，面朝里，脸上背光。二伯母看不清，只听他说他是在朝南海在普陀见到蒋保仁，说他身体很好，知道他要来湖南，就托他代看看家里，好让大小放心。就便也托他打听家里情况。二伯母边哭边诉，说到我父亲死了，孤儿寡妇奔娘家谋生去了，说到女儿死了，儿子去了长沙，只落得她一个人独守家门，生活艰难，又多病，现在也信佛了，只求菩萨保佑，盼望丈夫回家看望看望……。坐了一会，用人回来了，问和尚吃点什么，他说有点压荼就行。于是冲了一碗炒米粉，配了两块油炸馓子。和尚吃后才慢慢告别走了。走了不多时，一个原来在家当过管事的跑了回来，急急忙忙问看见一个和尚没有?说是刚走，他转头就跑，说要找和尚去，说这和尚就是蒋保仁。二伯母大吃一惊，仔细一想，觉得这和尚曾经用大袖子拭了两次眼泪，而炒米粉糊糊和馓子是他平日最爱吃的。结果找了两天，不见踪影。有人看见他去过祠堂，去过我祖父、祖母坟上，我父亲也葬在那里。二伯母哭了几天，比十年前他出家时还哭得厉害。他明白这是最后一次，是唯二的一次回家，他决不会再回来的了。他真的是一个和尚，是一个游方和尚，他同她已经隔绝在两个世界，除非是死后，就不可能再见面了。她更信佛爷，希望死后能再陪伴丈夫。只是，他既然已看破红尘，出了十年家，为什么还念念家庭，千里迢迢又来探视一回呢？
      一九二三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我母亲来信说，我堂哥蒋伯铭(即蒋宗彝)也来上海关专学绘画了。原因是家里听到有一个人说，他到过安徽九华山，认识那个大庙里的方丈，有一天同方丈下棋，总觉得他的发音中有点安福腔，随便问他俗家姓氏。他说姓蒋，并说是安福人。这个人很莽撞，即说：“你大约就是蒋保仁吧!”方丈正色否认了，说他是本地人，是安徽的安福县的。他知失言，第二天再去访问，说方丈已出门了。自从这个消息传来，我二伯母天天吵着要去九华山，卖了两丘田，由我们家管祠堂的伯父，我的大伯母、姑母，以及她的娘家人等劝阻，才决定要蒋伯铭去安徽找他父亲。蒋伯铭拿了这钱不去九华山，却跑到上海进了刘海粟办的美术学校。他这时已经二十四五岁，娶了妻子。他不信能找到他父亲，正幻想着十里洋场的繁华。既然手中有了钱，就跑到上海来了，学了两年画，用了一千多元钱，交了一个女朋友，恋爱不成，只好回家守老屋，也可能是我二伯母去世，他无法出来，只得辍学了。
       事情总是曲折的，我这个伯父出家多年，云游过中国许多地方，当过大庙的方丈(假如传言是真的)应该有道行了。可是一九三零年春天，我母亲来信告诉我，说收到一封他从海参威寄给他儿子的信。信内说他已经在峨嵋山涅磐，现在超度他儿子，要他儿子好好修行，等候好音等等。家里人有信的，也有不信的。我自然不信，我却非常同情他，这时他当有六十几岁了。三十多年他究竟是怎么过的?我想他应该是一个宗教徒了，一个真心诚意皈依佛教的，可他为什么两次三番对家庭依依不舍呢?那么他并不是一个佛教徒，他只不过用佛教的假象骗人，他不能不骗人，他不敢说真话。他虽然披着袈裟，心里念念尘世，那么，他该多苦啊!我很想写封信给他，我想给他一些安慰。可是因为忙，信没有写成，时过境迁，也就只得算了。
       这就是丁玲的两个伯父，一个伯父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一个伯父抽鸦片，儿子当了强盗，儿媳沦落为暗娼。
如果说丁玲的这两个堂兄当强盗还只是小偷、小抢，那么丁玲的一位堂叔可就真是一个江洋大盗了。此人是丁玲的四爷爷的儿子，大约年长丁玲八、九岁。他上山当了绿林山大王，手下居然有二百来条枪。据说，他打富济贫，而且“兔子不吃窝边草”，从不在临澧打劫，主要活动在津市、公安、石门一带。1922—1923年的时候，驻军在当地的贺龙打算“招安"他，他也表示愿意接受收编，但是他向贺龙说，稍晚一点再编入，待他再去抢一点枪，有个三百来条枪了再编入，他是想这样就可以被委任一个大一点的官，当个营长、团长的吧。不料想就在他抢枪的过程中，被打死了。那是他太大意了，居然带了几个亲随到公安县城里的戏院去看戏，结果被发现，被大批的军警围了起来，在交火中被打死了。死的时候大约二十七、八岁。这就是命，如果不贪大一点的官，即时投了贺龙，那么他的命运也许就是另一个样子了。我小的时候，母亲就向我讲过他的事。
     《蒋氏宗谱》中，关于丁玲的父亲保黔的记载：
       保黔，定礼三子，榜名鹏，号毓兰，痒生，留学日本，生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三月初五日吉时，殁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五月二十二日丑时，葬车堰坪祖茔旁乾山巽向。
       配余，名胜眉，旧制常德女师毕业，历任桃源县立女校职员，创办常德公立育德女校，妇女俭德会评议部部长。自办平民工读女校校长，临澧县立女校校长，俭德会文艺女会会长。常德筹备地方自治会职员，武陵辛酉科拔贡，道衔，历任云南大理、普洱、楚雄等府知府，泽春公三女，生光绪四年(1878年)戊寅七月十二日寅时。
       女一，冰脂，即丁零女士。
现在看到的这部《蒋氏宗谱》，是1948年续修的，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丁玲是共产党员，在解放区。显然，在国统区的续修者担心受到牵连，有意将“丁玲”写成“丁零”，将冰之写成“冰脂”。在《宗谱》里，丁玲的母亲蒋胜眉(字慕唐)在她那一代妇女中，是唯一一位有自己社会活动记载的妇女。
     《宗谱》里还有关于丁玲的外祖父余鹗，字泽春的一段记载。从记载来看，丁玲的外祖父余泽春和祖父蒋定礼乃武陵辛酉科(辛酉为咸丰十一年，1861年)，同科拔贡，余泽春时年三十五岁。由此，合理的推测是，他被选为拔贡后，也由于清兵与太平军在中原的战争，南北交通梗塞，而未能去京朝考。在同治五年(丙寅，1866年)，有诏补考，他便去京应朝考，并考试合格，自此步入仕途，时年四十一岁。在贵州知府任上，五十二岁时(1878年)，得最幼之女，取名曼贞，号似梅，即丁玲的母亲。后来，丁母自己将名字改为蒋胜眉，字慕唐。
       不少关于丁玲生平与家世的作品和传记，也包括丁玲自己的自述，都说丁玲的外祖父余泽春五十二岁时才考中拔贡，步人仕途。看来都错了。
       关于她的父亲，丁玲在《根》、里是这样写的：
       我父亲自幼是一个天分很高的孩子，十五岁时就考上了秀才。据说蒋家的秀才是不值钱的。因为有钱，安福县每年除正额以外，一定要留两名给蒋家。但我父亲好象是正式的。我见过由我母亲保存，现在还留在我手里的他在十几岁时的作文。还有老师的批点：写得好，周正。文章是八股，也都还能自圆其说。我现在读起来，自然嫌厌那种酸溜溜的空话，但一个孩子要每篇文章那样周详，起承转合，反复辨证，也还是下过几天工夫的。秀才，可能就是现在的小学毕业。现在的小学生在知识广阔的方面，可能要比一个秀才强，但对历史、语文的结构、之乎者也用的都是地方，诗、词、歌、赋都能勉强成章，好象还是当年的秀才有点功底。我父亲没有继续考举人、进士，沿着以士取仕的路走下去，不是他不想，而是满清后来也偏向洋务，废除了科举。本来象我们家，都是走的当官、收租的航道的。也有一少部分人，搞点粮食生意，那都是属于官僚垄断，要有很多的钱和做很大的官。这样我父亲只好靠收租过日子。据我母亲说，分家时可能有一百来石田，在我们家算中下等地主。后来卖来卖去，祖母去世卖一点，他自己结婚卖一点，我姑姑出嫁卖一点，当我母亲在他家做媳妇时，她以为还剩四五十担田，因为她不管事。但年年卖，等到他死后，只有十来担。我母亲为了替他还债，索性一股脑儿，除了为逐年修饰，供奉祖茔之用留了一担多点田外，都全部卖光了。
       从我母亲保存下来的我父亲的遗物，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有点才气的人。十几岁时的文章，不必说了。非常使我母亲喜欢的，是两个白瓷荼缸上的刻花与题词，那是我父亲闲来无事，亲手缨刻拿来作为消遣的，在这上面留下了他的名字毓兰或浴岚。他从外边买来送给我母亲的一个椭圆形、有把手，用来反手照照后边的镜子，是琥珀的。形状极为美丽，足见选取人的趣味和欣赏能力。外祖母把她的许多金银首饰、宝贵器皿都卖了，独留下这把镜子，一方面是留做纪念，一方面也是喜欢这一件不只是日用品，而更是一个可喜的艺术品。
       一本医书，对李时珍《本草纲目》应用的经验记载。我父亲从小多病，乡间请医不容易。有点小病，就自己翻书；病大了，有疑难之处，便把医生请到家里住一阵，整天无事，便同医生探讨研究，并用书来印证。久病成医，慢慢他就给家里人看病了。慢慢他就给亲戚们看病了，慢慢他又给住的较近的人看病了。后来远近都有人来找他。他是一个很松散的人，但只要有人来请，半夜三更也打轿子去给人看病。开了药方，乡间一时抓不到药，他就自己买，亲手送。后来事多了，他就在附近镇子上开了一个中药铺。卖药，熟人也可以用摺予去记帐。买的越来越少，赊帐的越来越多，这些帐既不会还，也无法要。那位管药铺的先生，看清楚了这个药铺的前途，总有一天要倒闭的，于是趁早，他把存钱和存药全部拐带走了。我父亲也不难受，也不追查，他便只好又同早先一样，在家里多备一点难买的药，以供别人之须。他的这本药书，母亲本来舍不得送人。但我大伯父的大儿子，我的堂兄蒋一卿，他是一个医生，向我母亲要求，我母亲把这本书送给他了。后来我母亲常常念及，说应该付印的，那样将更有益于人民。但时间、事物总是拖移，一直也没有拿由来，大哥一死，就算失散了。
       我母亲对我父亲印象并不好，但对他的聪明还是心服的。当我父亲在世时，我母亲曾病，请医治疗，毫无效果，后来我父亲为她诊治，一付药，病就有转机了。她个人从幼就有一些非分的想法，爱读书，爱活动，但在那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她是无法施展的。因此不能寄希望于丈夫……
       丁玲在她的《根》里，关于她父亲的记述就到此为止，没有写完，全文也就在此中断了。
       其实，丁玲的父亲也还是有过一番抱负和理想的。在当时维新思潮的影响下，他也曾东渡日本留学，学习法律，希望为社会做些事情。为此，他戒掉了鸦片。他去日留学却遇到家族的“阻难”。家族祠堂原有规定，出外读书，祠堂有资助，却不给与他。他也曾冲破这些阻难去到日本，但是终因体弱多病，当然也刻苦不够、缺少毅力，更主要的是为“家族经济所阻”，中途辍学，而壮志未己。他一去日本，就剪去了发辫。这在满清的封建时代，又是在湘西北这样一个偏僻、封闭、守旧的地方，受到宗族中人，尤其是宗族中长辈的反对与阻难是可想而知的。他灰心之余，无奈之下，就更潜心于医学，“竟研究成了一个名医，真的手到病除，临了许多险症。”“乡间有接伊去看病，伊就留连不回，伊之脾气本好，无论什么人都合得来，若来接他的家里困难，他就轿子也不坐，只要一个人扶着，哪怕夜深和下雨也不管，随即就走”，“并且开单子还要代他们计算经济，方圆百余里人人都说他好”。这是丁玲的母亲对她丈夫的回忆。这也可说是他在仕途不通，留学不成，在乡间做的一点造福于人的事情吧!
       丁玲曾回忆说：“他不以金钱为意，常布施穷人。因为他的慷慨，后来在一次因水灾而发生盗劫和一般骚扰的时期，许多人家被抢，我父亲的家里可没给碰过。
       有一些书写丁玲生平或传记的作品，在说到她的父亲从日本辍学这件事上，多归因于他的“纨绔子弟的劣根性，而没有看到经济的不支才是辍学的主要原因；在平日生活上，只写了他意志消沉，无所作为，甚至不实地说他终日“宴饮游乐，散尽钱财”，而忽略了他在无可作为的环境中，也还尽可能地做了一些有益的事的事实。我以为那样的写法，是有所偏颇的。
      丁玲的父亲一死，她和她母亲就成了孤儿寡母了，家也破产了。她父亲只活了三十二岁。
      丁玲在她的《根》中说到她自己：
      可是当我五岁，离开这家人家时，我却是一个破产了的家庭里的孤儿。随着寡母和抱在我母亲怀里吃奶的刚足一岁的小弟弟，我同这家人隔断了联系。我虽然姓蒋(后来连蒋也不姓了)，同这家人实在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常常在填写干部调查表时，在出身一栏里，还填上“破产地主”。实际上我只能按我母亲的职业填上“自由职业者”。但为了中国历来的习惯，随着父亲，我总是忠实地承认我是属于地主阶级。戴着这顶帽子，为我后来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留下了根据。
       自五岁离开后，1923年春天，丁玲十九岁时方才跟她母亲回过一次临澧，一是为她父亲扫墓，二是为她出外读书向蒋家祠堂申请资助(凡蒋家子弟出外读书都予资助(每年可资助二十担谷子，可合四十元)和向她的伯父要两百吊钱欠款(那时可折合七八十元，还要加上十四年的利息)。可是，祠堂不资助女的，而债也要不回来，赖着不还。丁玲的母亲一生气，当众把借据撕了，说：“这钱本是姓蒋，我就不要你们蒋家的钱了，看我们会不会饿死。”
       丁玲的祖父这一支，是住在一个名叫黑胡冲的地方，离县城约二十华里。他们这一支，通常叫渥沙溪蒋家。黑胡冲离渥沙溪两华里，渥沙溪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黑胡冲的房子，是丁玲的曾祖父留下的产业，宅院连宅院，宅院和宅院之间还有甬道，一大片房子，据说有三百余间。丁玲出生以后，她父亲在离黑胡冲十里路的车堰坪另盖了一所小院，二十多间房子，院子就对着祖坟，他的父母就葬在那里。他不愿同家族中的人住在一起，因为总是受欺负。搬过去住了一年，就病死了，死的时候房子还没有完全竣工。
       黑胡冲的宅院，在临澧蒋氏家族中，还只能算是中等的宅院。湘西一带很多入都知道的，传说其华丽可以和《红楼梦》里的房屋相比的那所宅院，是丁玲的三叔曾祖父徵嵩家的。他曾任兵部武选司郎中、车辆司总办，并且担任过钦派东陵岁修监督、钦派惠陵工程处监督、钦派稽查工吏两部事务山东道、陕西道等掌工程的官，自然有条件把自己的宅院修得那样华丽。
      上世纪80年代，已有一条公路从黑胡冲旁边通过，不过去黑胡冲，下了公路还有三四里的土路。几十年过去了，这条土路竟然没有多少变化，以前骑马，抬轿子从这儿走，此时汽车开进去也只是勉勉强强。
      丁玲1982年回了次临澧，这年她七十八岁，自她五岁时离去已七十二个年头了，这当中，在她十九岁时曾随她母亲去住过几天。中共县委书记吴愈俊告诉她，黑胡冲的房屋早就没有了，但宅基还在，她父亲后来盖的那几间房子也没有了，那里已夷为农田。丁玲仍决定去黑胡冲看看。可是很不巧，那天下起雨来，土路泥泞，汽车开不进去。丁玲只好站在公路边，透过蒙蒙雨雾，遥望那块她的父母和她小时侯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望了一小会，不无遗憾的离去。
 
       (作者系中国船舶总公司高级工程师，离休干部，丁玲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