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

郎琦 张金辉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人。丁玲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她的一生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她在23岁时写出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表现出“五四”运动后觉醒的知识青年的痛苦与追求，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1930年，丁玲加入“左联”。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左翼文学运动。面对严酷的白色恐怖，丁玲勇敢地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发展革命文艺做了大量工作。为此，丁玲遭到国民党特务绑架。后来在党的帮助下，丁玲奔赴解放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欢迎。这是丁玲革命生活和创作的新开端。在祖国西北、华北和东北的广大土地上留下了她的足迹，也留下了她的许多著名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全国解放后，丁玲致力于新中国的文艺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艺奖，这部名著的取材于张家口涿鹿县温泉屯，故事的背景是1946年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的土改工作。丁玲与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有着深厚的情缘。

                                                                               一、再赴前线 受聘主编

       1945年春天，丁玲在陕北开始考虑创作新的长篇小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丁玲无暇考虑新长篇小说的创作问题，就和陈明、杨朔等同志立即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准备开赴东北，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丁玲不是为创作而创作的作家，更不是为文学而文学、为个人的名利而写作的作家，她的特点是“跟着社会的变动而前进”，她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以后，虽然有艺术的追求，但最根本的追求、最崇高的目标，是使自己的作品为革命的需要服务、为革命的进展尽力。所以，她在日寇投降之后，不是坐下来写作新的长篇小说，而是自觉组建“延安文艺通讯团”，开赴东北前线，这很符合她性格的特点。
10月，“延安文艺通讯团”一行，从延安出发，徒步经绥德、米脂和佳县，东渡黄河，于11月7日到达晋绥解放区的山西省兴县。在兴县，丁玲写了两篇散文：《介绍一个俘虏学习队》和《阎日合流种种》。前者写被我党所俘获的日伪政权人员的学习情况，把他们当人看，耐心教育他们；后者通过俘虏们口述的事实揭露阎锡山在抗日战争中勾结日寇、公开投敌的罪行，他和日寇之间互相“救助”，配合“扫荡”，充分表现出其汉奸的嘴脸和本质。
       12月，“延安文艺通讯团”从兴县出发，经岢岚、五寨、神池、朔县、平鲁、右玉、左云和阳高，最后徒步到达山西天镇。年底，从天镇坐火车到达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因为蒋介石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去东北的交通暂时中断，丁玲等一行只好留在张家口工作。
       这时的丁玲已经离开城市生活将近十年了，现在似乎又走回旧日的梦境。张家口这座城市，已经是人民的城市，那烟筒高耸的工厂、那兴盛的商业，都属于人民，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她抓紧一切时间参观这座城市、参加工人的座谈、参加学校的活动。她感到兴奋，感到愉快，一到张家口，丁玲便写了散文《躲飞机》。文中记述了“每天飞来的国民党飞机，和配合着飞机而制造的谣言”，扰得张家口市民很不安定。她还在张家口参加了由新华分社和《晋察冀日报》社举行的茶话会，在会上她说：“要写成好短文，就要更多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经常注意报纸和研究材料，加强自己的政治修养与政治敏感。”这正是她写出《躲飞机》等文的经验之谈，具有借鉴意义。
       当时，张家口作为晋察冀边区首府期间活跃着一群文艺人士，有从延安和晋察冀等根据地过来的革命文化工作者，他们许多人都是夫妻双双来到张家口的，成为在张家口文化建设大军中的“比翼鸟”。丁玲和陈明就是其中之一，均在张家口安家。他们不仅带来了爱情，还带来了热情。
       从延安到张家口的丁玲被安排住在《晋察冀日报》社，驻地位于张家口东山坡，宿舍全是日式小洋房。丁玲夫妇到来当晚，邓拓就来拜访了。邓拓对丁玲说：“我是想特聘你主编《晋察冀日报》副刊。我们满腔热忱地等待你，晋察冀广大读者也期望你来主持这项工作。” 丁玲早年主编过《北斗》等文学杂志。在延安主编过《红中副刊》和《解放日报》副刊。她既是一位著名作家，又是一位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副刊主编。因此，她一到张家口，邓拓立即请她主编《晋察冀日报》副刊。丁玲认为报纸的文艺不同于杂志和丛刊，它要求更紧密地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迅速反映现实生活，短小精悍，锐利活泼，这样才不致使大版面与副刊不协调，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文艺作用。
       这次谈话之后，没有几天，《晋察冀日报》出版的《每周增刊》第15期上，登出《本刊紧要启事》：为适应读者的要求，《每周增刊》决定到这一期止，以后停止。改为每日出副刊，放在大报的第四版，占1/3到1/2的篇幅，现在正积极筹划中，日内即发稿。希望各界人士多提意见，并祈踊跃投稿。为了加强副刊编辑，特聘名作家丁玲担任主编。
       经过几天的积极筹备，1946年5月27日，丁玲主编的《副刊》和读者见面了。她在《创刊漫笔》中写道：副刊是人民的朋友，那上边有大伙的呼声，是人民的知心话语。谁有欢乐，谁有疾苦，你高歌颂扬，把  你的欢乐带向四方，让欢乐的人们，光明的人民同你齐唱。你反抗控诉，我们也要把它播向四方，让反抗的力量加强，控诉更成为前进的行动。这朋友最好还能有用些，他会帮助你学习，那上面有许多世界知识，他会答复你心中的问题，经这些问题加以分析；他帮助你写作，帮助你把你的思想，你的感情，缀成语言的花朵。这个朋友会使你得到安慰，得到鼓舞，得到助益。要把副刊变成人民的朋友。丁玲这篇文辞优美、感情深厚的发刊词刊出后，晋察冀边区，首先是新解放的张家口市，青年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从延安来的知名作家，纷纷投稿。当时，《晋察冀日报》是主流报纸，出四开小报改出对开大报，“副刊”专栏登载文艺作品，许多著名作家都公上面发表过作品。
       总之，《晋察冀日报》副刊极大地丰富了党的文化事业。丁玲于“1946年，在河北张家口市，她应《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之邀出任该报副刊主编。她既有编文艺杂志的经验，又有编报纸副刊的实践，深知两者的异同点……这些思想对于今天报纸的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丁玲主编的《晋察冀日报》副刊，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更紧密地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迅速反映现实生活，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使大版版面与副刊极其协调，深受读者喜爱，使副刊一时成为百花园，对丰富党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参加土改 点燃灵感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作为一个始终处于社会政治潮流中的人物，丁玲马上感悟到党的指示的深刻意义，它不仅最及时地反映了千千万万农民的利益，最广泛地动员起了群众，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状况下，可以从根本上保证人民长期支持解放战争，而且，它将从根本上结束绵亘数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开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社会变革。
丁玲马上申请参加土改，最终获得了批准，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1946年仲夏，丁玲随土改工作组来到张家口地区怀来县辛庄。工作组组长老郭，长期在晋察冀边区农会担任负责工作，实际工作经验丰富。到农民中间，他常常把裤管拉起来，让人们看他腿上的伤疤。“地主家的狗咬的，咱也是穷苦出身”，他说。农民看见这个，就对他亲切，信任他。他对丁玲、陈明说：“你们不用多管，搞土改，看着我怎么搞就行。”
       丁玲一笑。她很喜欢这种农民式的质朴、坦诚。她对陈明说，先看看也好嘛。她什么都留心，尽量找机会聊天。她毕竟不肯长期做袖手的旁观者，在辛庄住不几天，便转到另外一个土改工作组，组长是边区青救会主任小许。他们去的村子叫东八里，距怀来县城八里路。摸了几天情况，开会研究，怀来县县委书记也赶来参加。小许说：“村里群众发动不起来，原因全在村东的陈武。这人，日伪时期就写黑头状子匿名信，村里干部说，不毙了他，国民党军队来了，他照样密告咱！”县委书记摸摸脖子，他穿一件没领的汗衫，一说话总喜欢先摸摸脖子，说：“杀！必须快刀斩乱麻，不能缩手缩脚。国民党已经摆开内战阵势，战事当前，土改工作一定要快，快！”第二天就把陈武拉出去枪毙了。丁玲没有去看，但一个月后，到温泉屯，她为了培养教育村干部，曾带着他们参加了邻村镇压恶霸的大会。
随着土改的发展，丁玲产生了疑问：我们的土改工作，会不会有草率的地方？一系列的疑问在头脑里转，她不能明晰分辨，也不敢随便说出，苦闷压抑在心里，她对陈明说：“老陈，我们不能老作局外人，我想咱们能不能单独搞一个村子，深入到生活底层去。”
        8月下旬，丁玲、陈明、群众剧社的赵可、赵路、农会干部老董等五人组成的工作组，来到涿鹿县温泉屯。陈明担任组长，以温泉屯为中心，兼顾另外两个村子。龙王堂村是老董的老家，就分工给他。温泉屯，一个风景秀美的小村庄。初秋季节，飘起苹果的芬芳。村边，有河水淙淙流淌。这河，从山西管沁山发源，穿山出谷，汇集沿途的溪溪渠渠，流入华北平原。据说每逢桑椹成熟季节，河就干涸，因此得名桑干河。桑干河滋养了两岸丰饶的土地，桑干河也载满了劳动人民的辛酸和血泪。现在一场历史变革的急风骤雨即将来临，丁玲来到这里，这里便成为孕育艺术的沃土。
       他们仅仅在温泉屯生活了二十几天。发动群众，斗争地主。急匆匆地，但完成了土改的全过程。二十几天，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结束了，贫苦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中秋节后，他们准备离开温泉屯。丁玲漫步在乡村小路，沉浸在农民翻身的欢乐中。那一张张质朴的面孔，二十几天前还陌生隔膜，现在，经历了共同复杂艰苦的斗争生活，心灵与心灵贴近了，沟通了。她挨家挨户去拜访那些老年人，那些最苦的妇女们，那些积极分子——在斗争中走到最前边最勇敢的人们。村支部书记——年轻而勇敢的曹永明背支大枪，陪伴在身旁。
       走进哪家哪户，其实都没有多少话语。质朴的农民感情象土地一样深厚，语言只显得无力表达。一个似乎笨拙的手势，一声憨厚的笑，丁玲已经完全领会其中的丰富内涵。她与他们，仿佛不是相处二十几天，而是老早的相识，多年的友谊，仿佛是相处二十几年，甚至更早，甚至童年记忆里的人物竟在他们身上复活，陕北农村的印象在他们身上深化……亲爱的战友，一同作战的同志，将来有余裕的时间，我们一定在热乎乎的坑头上，温一壶酒，开心痛饮一番，谈笑一番，现在，我们却没有这样的空闲，我们还要去执行新的任务。
       丁玲回到涿鹿县城后，到县政府交待工作。这时他们才感觉到战事的紧张。驻守在北平的国民党军队，集结近七个师的兵力，从南口、怀柔经平绥路向西推进，我军迎击于紧邻涿鹿的怀来地区，前线工事严密，战斗打得顺利。涿鹿县城已经开始坚壁准备。他们遇到来这一带观察部队转移路线的军区参谋长朱良才同志，他惊讶地说：“怎么，你们还在这里！快回张家口去！”
       她不想离开，她要回到温泉屯去，和刚刚翻身的农民一起，承受即将来临的严峻考验。陈明自然也眷念着结下战斗友谊的乡亲们，但他显得比丁玲冷静。他们回到张家口，这里也战云密布。国民党驻守绥远的部队，配合北平一线部队，东西对进，合击我军。10月初，绥远敌军直插张北，我军主力机动不及，晋察冀军区及政府机关已经撤出，找人都困难了。丁玲一行好容易接上关系，奉组织指示，向察南老根据地转移。
      这是一段痛苦的行程。每走一步，都异常沉重。他们的心，还萦绕在桑干河两岸。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这片肥美的土地归属了人民，人民经历长期战乱，渴望和平，需要生息，国民党反动派又把战火燃起来了。丁玲的心里充满了愤怒，也充满了思念和担忧。
      她最关切的是温泉屯，那里的农民刚刚觉醒起来，刚刚翻身，又要遭受国民党反动军队践踏，被打倒的地主、恶霸一定乘机反攻报复。曹永明，你们能经受住这突袭而来的严寒吗？这一切成为她创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大量素材和创作灵感，把在陕北酝酿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极其自然地移入新的创作中。
                                                                               三、文人情怀 功绩卓著
       丁玲在张家口期间，深入涿鹿温泉屯体验生活，后创作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同时，丁玲以她特有的女性文人情怀，在张家口为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工作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1946年伊始，丁玲在张家口市青年座谈会上作《青年知识分子的修养》讲话；1月10日，与成仿吾等张家口文化界知名人士集会，致电政协会议，提出国事主张；1月12日，同陈明和逯斐一起到达宣化，在森下瓦窑厂采访一个多月，于3月合作写成三幕话剧《窑工》。这部话剧描叙一群窑工，在日伪时期，如何备受欺压。日本侵略军投降了，八路军来了，窑工们清算了窑主、工头，成立了工会，他们翻身了。剧本的矛盾冲突比较简单，人物形象也缺乏立体感，但却接触到人民“翻身”这一主题。2月间，丁玲自己还利用集体创作的间隙，写了杂文《掘坟墓》，针对2月20日北平的特务闯入军调处执行部闹事等倒行逆施，揭露“中国有一批最反动、最顽固、专门吃战争饭的人……竭力要把人民初步获得的一点成果毁灭光。”并且严正警告特务们说：“你们愚蠢的举动，只是替你们自己掘坟墓，撞丧钟而已”。这篇杂文生动地说明了丁玲是在随时随地执行战士的任务，全力对付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
       1946年4月，鉴于张家口成为晋察冀边区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边区相当多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都聚集到这里。另外，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很多文艺工作者也来到这个解放区最大的城市。在晋察冀与延安文艺大军会师的新形势下，为便于有组织地开展文艺工作，在张家口的一些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便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24日于在华北联合大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100余人，选出丁玲等23人为理事，通过了会章，会章说：“本会以团结全国文艺界，巩固国内和平，实行民主改革，推进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并保障文艺工作者之权益为宗旨。”并通过了奖励文艺创作、组织群众开展业余文艺活动、出版文艺刊物和丛书等16件提案。文协理事会决定丁玲任编辑出版部长，负责出版文艺丛刊丛书。
       为此，丁玲除《晋察冀日报》副刊办得有声有色，新鲜活泼外，丁玲主编综合性文艺刊物《长城》，写短论《海燕行》和《编后记》，发表在《长城》创刊号上，指出：“刊物取名《长城》，是中国人民在和平、民主、独立的目标上团结起来，保卫革命胜利的意思。”此外，她还去华北联大文学系讲过课，写作了《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吊“四八”殉难诸同志》、《我们永远在一起》、《谈大众文艺——纪念翟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等；与成仿吾和沙可夫等同志一起，筹备成立华北文化艺术界联合会；与萧三、成仿吾等同志联名致电美国文化、新闻界，抗议美国反动分子军事援助国民党独裁政府，呼吁美国友好人士制止美国反动派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
       总之，这一时期的丁玲是与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命运相伴随的文坛巨星，在张家口的生活铸就了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成功创作。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同志曾受过中、苏两国领导人的赞扬和奖励，她的一生是大起大落的坎坷一生，又是大喜大悲的一生。正如著名作家孙犁所说：“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度隐现云端，多灾多难，与祖国的命运相伴随，而终于不失其光辉的星，陨落了。”


      作者简介：郎琦，河北北方学院法政学院讲师，在读博士；张金辉，河北北方学院发生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