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对涿鹿文艺工作者的影响和意义

                                      祁要武  

“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服务”，是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提出的。丁玲参加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丁玲就是在毛主席《讲话》指引下，走向群众的火热斗争，更积极地深入生活，使创作打开了新天地。

 1945年初秋，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讯团，9月离开延安，徒步经晋绥解放区，年底抵张家口。她本打算是要去东北的，因内战中断交通，只好在张家口停留。丁玲虽然走进阔别多年的城市，但她的情感却仍停留在老解放区农村，连做梦都想再返回那些老乡中去。1946年夏天，中共中央下达了土改的指示，丁玲的眷恋之情有了新的寄托，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到涿鹿、怀来一带进行土改。
    丁玲拎起包袱，来到了桑干河畔我们涿鹿县的温泉屯，与农民群众共呼吸、同命运。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的桎梏中挣扎出来的伟大力量震撼了她；农民的淳厚、质朴的品质吸引了她；土改运动中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丰富了她。她吃派饭，和身上生有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她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兴致勃勃地与农民交融在一起。每逢老乡分浮财时，有的老太太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样好，丁玲总是去帮助挑选。村里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适，她在旁边马上就能说出某处还有几间什么样的房子，分给什么人住合适。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当她从张家口撤退时，一幅土地革命的壮丽图景就在脑海中清晰地映现出来了。她说：“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里却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运动中活动着的人们。”“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当她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小说构思已经完成了。“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

 1948年6月，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完稿，1948年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党中央的直接关心下由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赶印出版。1949年初，苏联女汉学家波慈德聂耶娃·柳芭，就将出版不久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苏联文学界即是根据波氏的这个译本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列为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评选对象，于1952年3月授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斯大林文艺奖二等奖。、
    半个多世纪以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被陆续译成英、俄、日、意、法、德等多种外文版本，以及俄罗斯各加盟共和国的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 
    丁玲是湖南人，却对我们涿鹿这片土地倾注了无限的热爱和激情，让我们无比地敬仰和感动。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让我们母亲河的名字名闻遐迩，光耀千古，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丰功伟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问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因此可以说，这部小说“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压卷之作，也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在中外文化界的反响经久不息。尤其她激励了涿鹿一代又一代舞文弄墨的文化人，她的深远意义和影响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为背景，讲述解放区土改时期（1946年5月4日我党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到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之前）发生在我县温泉屯村的土改故事。全书共58章，22万字。第42章《县委宣传部长章品》就源于实实在在工作在涿鹿温泉屯一带的张雷。

张雷作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中“宣传部长章品”的艺术形象光彩照人，他的生活原形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张雷是河北省博野县人，1926年出生，抗战爆发后，12岁的张雷便参加了革命，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他一面工作，一面坚持业余写作。曾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配合运动，在许多报纸和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戏剧等。1945年张雷还不到20岁，就创作了晋剧《大报仇》，还有反映土改的剧本《美人计》。

丁玲在温泉屯土改时，张雷正担任县委宣传部长兼区委书记。他热爱生活，爱好文学，勤奋读书，钻研写作。在丁玲的感召和帮助下，先后构思、创作了长篇小说《变天记》《山河志》和《歪头山的斗争》等大部头作品，字数逾百万。195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变天记》。该书一出版，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紧跟着就被连坛著名画家汪绚秋以长篇连环画《变天记》系列（4册）形式出版面世。汪绚秋也因此而享誉连坛。1964年，涿鹿晋剧团根据小说改变的晋剧《霸王庄》在张家口地区现代戏汇演中，分别荣获了剧本奖、导演奖、演员奖，上演40了多场，场场爆满，获得巨大成功。

 1958年，中国文联组织一批知名作家慕名来涿鹿采风，郭沫若、叶圣陶、侯金镜等一批文学大师都在涿鹿留下了激情洋溢的诗篇和赞歌。

 1991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又被拍成电视连续剧，通过电视工作者的努力，使当年那个暴风骤雨般时代的文学巨著所反映的火热的土地革命重现荧屏。

 70年过去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成为共和国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涿鹿这片热土由于桑干河水的润泽，物产丰富，民风朴实，倍受一代文学大师的青睐，更激励涿鹿一批文艺工作者潜心写作，笔耕不缀。

 新中国成立67年来，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全国此起彼伏的文化潮水，也在地处桑干河畔的涿鹿几次引起层层涟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涿鹿大地曾竞相自发组建文学社团，油印发行《鹿野》《倭瓜花》《野百合》《天涯》《紫穗槐》《群鹰》等10余种刊物；千年之交前后出现的《桑干河文学》《轩辕文化报》《楹联报》《时空在线》等小刊小报，以及一些中、小学校的校刊校报；还有近几年先后组建的县摄影家协会、北斗艺术联合会、南山区历史文化研委会和注册市级的京畿民间文化研究会以及利成画院和涉及网络文学的搜鹿网等等。此外，涿鹿优秀的文艺工作者、文学爱好者，自费出版书刊据不完全统计可能近百册（包括走出涿鹿人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自1958年7月1日创刊由郭沫若题写报头的《涿鹿报》曾几易名称，从《涿鹿报》到《工农兵文艺》《涿鹿文艺》《桑干河》，又到《涿鹿报》，直至今天的《三祖圣地》。一张平凡的地方小报，却始终引领着一方文学风气，传承着一方文学之脉。一批又一批乡土文化人在艰苦的条件下，矢志不渝，追随丁玲一辈老作家的足迹，奋然前行，才有了今日涿鹿文艺创作的繁荣。
    今后，我们要以继承者、志愿者、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做到像丁玲所说的那样：“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坚守文学这块阵地，扎根沃土接地气，决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创作出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好作品。

（作者系涿鹿县民间收藏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