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何以要写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李向东  王增如 

    毛泽东1936年书赠丁玲《临江仙》词，（因毛泽东原词只有词牌，没有题目，“给丁玲同志”几个字是发表时编辑所加，所以笔者仍以《临江仙》为题）这是一个老题目了，还有新意可谈吗？

 激发重提这个老题目的诱因，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增订本）》，这本书有几个特点，首先，它“收录了现在已经公开披露并经严谨考证的所有毛泽东诗词”，一共78首，是最多最全的版本；其次，主编吴正裕和副主编李捷、陈晋，都曾经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的主要成员，参加编撰《毛泽东年谱》，查阅过大量档案材料，因而此书是最具权威性的版本；第三，与以往版本不同的是，每首诗词后面增加了“考辨”部分，披露了许多新的资料。书中在《临江仙》一词的“考辨”里说：“此词作者留存的手迹，现在所见有五件。词中‘今日武将军’句，有三件作‘今日女将军’。其中有一件手迹，从字迹辨认，可判定用铅笔写于1973年下半年，所署写作时间为‘一九五二年’，显系笔误。值得指出的是，当时丁玲的冤案尚未平反，作者书写此词，并让为他做医护工作的吴旭君用毛笔抄清保存，说明作者此时依旧记挂着丁玲。”2018年3月第二次印刷时，又在这后面加了一句话：“并意味着就他个人内心而言，已经为丁玲昭雪了。”

 2016年冬和2018年春，我们两次向吴正裕先生请教了有关《临江仙》的几个问题，获益多多。这首词在毛泽东全部诗词中，是十分独特的一首，具有许多唯一性，由此入手，加以探究，对毛泽东与丁玲的关系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生发新的感悟。

 毛泽东陕北诗词创作高峰期的煞尾之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标志着长征取得胜利。在这个喜庆胜利的10月里，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了四首诗词，分别是《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和《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前三首，尽情抒发了经过艰难跋涉、战胜千山万水的豪情壮志，和终于找到一个安身立命新家园的喜悦。《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的写作背景是红军刚抵达吴起镇，宁夏军阀的骑兵团便依照蒋介石的指令尾追而来，妄图消灭立足未稳的红军，彭德怀率领陕甘支队痛快果断将其击溃，这既是中央红军粉碎蒋介石围追堵截的最后一仗，也是到达陕北后的第一个胜仗，“除掉了袭扰陕北苏区的祸患，使红军会师和开辟新局面有了相对安全的条件与保证；因此这是具有独特的战史、军史、革命史价值的很值得歌赞的一仗”。（黄辉映《油然发自肺腑的爱将歌——〈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赏析》，《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增订本）》）毛泽东十分高兴，当即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为一个爱将的一个胜仗专门赋诗，这在毛泽东是仅有的一次。

 接下来，是作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这是毛泽东诗词中最辉煌的篇章，气势宏大，景色壮丽，评古论今，跨越千年。最辉煌的篇章，大都出自作者最成熟的创作期，但毛泽东酣畅淋漓写完陕北高原雪后初晴的壮美景色后，却戛然而止，整整十个月没有动笔，直到12月末，才写出书赠丁玲的一曲《临江仙》，所以，这首词是毛泽东1935年秋至1936年底这一诗词创作高峰期的煞尾之作；此后陕北十年，虽然有《挽戴安澜将军》（1943年3月）《张冠道中》（1947年）和《喜闻捷报》（1947年）三首五律，但都不是毛泽东满意的诗作，据此也可以说，《临江仙》也是他整个陕北时期诗词创作的煞尾之作。可见，这首词在毛泽东诗词序列里占有独特的位置。

 与红军长征胜利相比，与彭德怀指挥的击溃两千敌兵的胜仗相比，丁玲来保安，上前线，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彭德怀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战绩赫赫的爱将，而丁玲是初次相识，仅有半月之交，但是《临江仙》的艺术水准却远远超过《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而且“其赞许之高，热情之大，在毛泽东人际关系史上也是仅见的”。（徐涛《友情·党情·国情——〈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赏析》，《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增订本）》）对此作何解释？这就回到这篇文章的题目：毛泽东何以要写《临江仙》。

 丁玲何以引发毛泽东的诗兴

 丁玲1936年11月抵达保安。她在1980年回忆初到保安的情景说：“保安地方很小，过去是个地主的土围子，红军围了好久都打不下来，后来他们没有水吃，红军又把附近另一个围子也打下来了，保安的民团才跑掉了，跑的时候把房子都烧了，我们打进去的时候只有三家老百姓，一个房子。”“到那里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中央宣传部开了一个欢迎会，欢迎我，我在这个会上才看到毛主席。那是一个大窑洞，靠窗户这边是一个大炕，地上摆了三张桌子，坐满了人，很挤，会餐吧，有几个菜。周总理那时叫周副主席，他就坐在门槛上，因为屋子里人太多，坐满了。我记得有洛甫同志。吴亮平主持，他是中宣部的副部长。毛主席进来的时候，头发很长，刚刮过脸，披着棉大衣。我的桌子在最后一个，我不认识他。刘群先（博古的爱人）、阿金（罗迈的爱人）非常活泼，刘英没有她们两个活泼，就去拉毛主席，说毛主席刮过脸了，今天漂亮了。毛主席说是的，因为今天欢迎丁玲同志，我今天刮了脸，不过我没有理发。他进来没有好久就开会了。他没有讲话，就问了一两句，路上怎么样啊。我过去对毛主席还是知道一点，过去在湖南，人家说毛润之是个怪人，怎么怎么样了。我们在上海大学时，秋白也跟我谈过毛泽东。冯雪峰最佩服毛主席，他对我有些影响，他讲别人时评论都很低，就讲毛主席，特别讲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这就是毛泽东写的“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他在宴会上头一次见到丁玲。

 丁玲大约在11月11日抵达保安，11月24日上前线，在保安只住了两周，只做了一件大事，牵头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之后，她跟毛泽东说想当红军，看打仗，毛泽东说还来得及，赶得上打胡宗南的最后一仗，丁玲就跟着队伍北上定边了。12月末，她在前线收到毛泽东用电报发给她的《临江仙》词：“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毛泽东唯一题赠作家的诗词，也是唯一以电文拍发到前线的诗词，毛泽东何以在这么短时间里对丁玲产生深刻印象，引发创作激情？我们以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丁玲对于苏区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做出特殊贡献。

 中共中央在陕北根据地安顿下来之后，沿袭在赣南根据地的政权建制，成立了苏维埃人民政府，下设财政部、土地部、教育部、外交部等部门，虽然机构设置起来，但人才匮乏，尤其缺少知识分子，缺少文化战线的领军人物，向来重视文化工作的毛泽东，求贤若渴。丁玲恰在此时到来，她是知名度极高的作家、中共党员，曾经担任上海左联党团书记，当时进入苏区先要经过审查，中央派往上海的冯雪峰和来保安汇报工作的潘汉年，此前应该向中央汇报过丁玲的情况，她是获得批准后才进入苏区，所以毛泽东在见面之前，对她就有所了解，也极希望丁玲能为苏区的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丁玲到保安不久，11月15日就召集座谈会，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22日召开大会，宣告中国文艺协会成立，这是中共有史以来领导的第一个文艺协会组织，所以召开成立大会时，“所有的党的负责人都来了，毛主席，洛甫，博古，都来了，讲话，很隆重的”。（丁玲1983年10月28日与陕西社科院同志谈话）毛泽东发表演讲说：“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他还说：“要抗日我们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可见毛泽东对这个协会的重视与欢喜。丁玲实现了他的一大心愿。

 保安唯一的报纸是《红色中华》，中国文艺协会每周编辑一期《红中副刊》，11月30日出版的第1期，刊发了丁玲写的《刊尾随笔》，开头就写到：“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枝笔！一枝笔写下了汉奸秦桧，几百年来秦桧就一直长跪在岳庙门前，受尽古往今来游人的咒骂；《三国演义》把曹操写得很坏，直到现在戏台上曹操的脸上就涂着可怕的白色，那象征着奸诈小人的白色。所以有人说一枝笔可以生死人，我们也可说一枝笔是战斗的武器。”

 毛泽东《临江仙》词中有“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的句子。不知是丁玲受到毛泽东启示写下这段文字，还是毛泽东受到这段文字影响写下他的词句，反正二者的意思十分贴近。

 其次，丁玲的到来，引发了毛泽东对故人和往事的回忆与追念。

 丁玲曾经与杨开慧同学。1921年夏天丁玲离开长沙周南女子中学，为备考新学校，参加了一个暑期补习班，同学里有来自福湘女中的杨开慧，她已经在前一年冬天与毛泽东结婚。补习班设在船山学社，当时毛泽东就在那里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曾有消息说他要来补习班讲课，却没有来。丁玲秋天转入岳云中学，与杨开慧、许文煊、周毓明等分在一个班。毛泽东1921年9月28日致萧子升信里提到：“文煊、开慧、毓明三女士，前无学校可入，现在插入岳云，男女共学，亦一新生面也。”此外，那时丁玲常爱去文化书社翻阅新文学图书，买过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毛泽东是文化书社发起人之一，并为书社起草了组织大纲。所以丁玲虽没见过毛泽东，却与他有些渊源。

 毛泽东与丁玲还有其他几个共同的熟人：蔡和森的夫人向警予是丁玲母亲的好友，丁玲从小就以她为楷模，称她“九姨”；丁玲在周南女中的语文教员陈书农，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并且同为新民学会干事；周南女中管理员陶毅，是丁玲母亲的同学，曾受丁母之托照管过丁玲，毛泽东与她同为新民学会评议员，称她为才女。这样，毛泽东同丁玲这个小11岁的老乡就有许多话可说。毛泽东喜欢聊天，刘英在回忆陕北初期时说：“毛主席这个人有个好处，很随和的，不像闻天，不会谈闲话，只谈工作，谈学习，很清高的。”（《珍贵的刘英口述》，《丁东小群》微信公众号，2018年4月15日）毛泽东同丁玲的谈话，让他忆起十多年前的往事，自然会感到兴奋，有点“一见如故”。当时也在保安的朱正明说，丁玲到保安后，“毛主席就很重视她，丁玲也经常到毛主席那里，她当时非常兴奋愉快，整天笑嘻嘻的。”（朱正明《关于〈长征记〉和毛主席赠丁玲词的情况》，《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朱正明还描述过一次毛泽东与丁玲谈话的场景：“某天晚上，毛泽东只随身带了个‘小鬼’到外交部来访丁玲，外边和街上非常的黑暗，室中只有洋蜡烛光燃漾着。毛泽东坐在她们睡的炕上同丁玲等闲谈，背靠在墙上，一只脚就跨在炕沿上，不断的吸着香烟，上天下地的乱扯，这情形就好像是一家人吃了晚饭闲谈消遣，而毛泽东就是一个家长。炕下面是可以生火的，当火生好了的时候，毛泽东竟挨近火炕门，在泥地上坐了下去，两膝就Λ形的撑在地上。”“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毛泽东似乎就是丁玲的父亲，而丁玲也就是他的一个喜欢的大女儿。”（朱正明《丁玲在陕北》，载《女战士丁玲》，每日译报出版社1938年12月）

 丁玲回忆说：“毛主席没有特别请我吃饭，我在他家里吃过几次饭，他家里菜很少，有时煎个荷包蛋，蒸一点小菜，贺子珍也不常在家里吃饭。有时我去了，他说，警卫员，再加一个菜哟。就煎个鸡蛋什么的。”丁玲成为毛泽东家里的常客，很快就熟悉了，她在前线收到毛泽东的《临江仙》后写了一封回信，“开头叫润之，是润之同志还是润之先生，我记不清楚了。后来想起来，觉得我有点狂妄了。”（丁玲1980年春谈初到陕北）从以上这些，都可以看出毛泽东与丁玲之间异乎寻常的关系。

 第三，毛泽东喜欢丁玲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乐观豪爽的性格。

 丁玲到了保安，苏区领导人很希望她能安心写作，向外界宣传苏区，但她一心要上前线，看打仗，搜集写作素材。这很符合毛泽东“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的想法，他支持她上前线，说山城堡战斗刚刚打完，我们还要打一个仗，你还来得及，他要萧劲光给丁玲准备马匹和勤务员。

 丁玲被推举为中国文协主任的第二天，就跟着红军前方总政治部北上定边，其间约五百里，是一次艰难的行程。分给她的是匹跛马，无法骑，勤务员是个12岁的孩子，丁玲反要照顾他。此外部队不喜欢女同志，战士不欢迎女作家，以为是累赘，管理员经常忘记给她发干粮、号房子。丁玲感受到冷漠，但是她努力适应紧张的生活，跟着队伍走了八天没有掉队。她一路走，一路采访，写了《广暴纪念在定边》《到前线去》等七八篇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发生于11月21日的山城堡之战，是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第一次联合作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歼灭了胡宗南部队一个多旅，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宣传胜利鼓舞士气的文章总是受欢迎的，所以丁玲这一路走下来，彭德怀、任弼时、萧克、贺龙、陈赓、王震、杨得志、黄克诚等红军将领都跟她成了朋友。毛泽东一直关注丁玲，她的表现和她的文章，都会通过军方电报送到他面前。

 毛泽东喜欢好学上进、积极进取的女性，他曾对刘英说过：“我要她（贺子珍）工作，让她学习蔡大姐、康大姐和你。女同志不能老靠男人嘛。”丁玲上前线的表现让他很是意外，他以为这个上海来的、专事写作的“文小姐”，难以一下就适应部队紧张艰苦的生活和陕北寒冷的气候，也难以一下就融入红军指战员，没有想到丁玲能够坚持下来，写出文章，还获得那么多将领的好评。一个女子在一群男人中间，一个文化人在一群习武者中间，一个习惯了都市生活的人一下要过乡村生活，一个散漫惯了的人一下要过紧张生活，一个自由职业者一下要被组织纪律管束，丁玲居然这么快就一关一关都闯过来了。北京大学贺桂梅教授以女性的敏感和深切的理解写到：“我觉得丁玲其实有一种独特的生命哲学：她从来不是封闭的，而是有很强的开放性，很愿意卷入到社会、时代里面，然后把时代经验转变成她个人的人格构成。这是一个自我认识、自我生长的过程。”“我觉得一般的人没有这样的生命能量。”（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通识联播》微信公众号，2018年4月21日）丁玲这种性格，必定让毛泽东既意外又惊喜，他从一个领导者、一个长者、一个男性的角度，很是赞赏。

 还有一个事情。朱正明说：“约在西安事变之前，保安发生了一种传说：丁玲要同彭德怀结婚了。一个著名的女作家同一个著名的红军高级指挥员，能‘有缘千里来相会’而在战场上实行结婚，那确然是红军中的一段佳话。”但是西安事变突起，“结婚的传说便被这激动的历史事件压了下去”。丁玲到延安后，朱正明问起此事，她说：“我曾经打回来一个电报，你大概已经先看见了。电报是给毛泽东的，中间说到我个人对彭德怀极钦佩，因为他确然在处处地方都显出是一个最好的布尔什维克，于是外间就流传我同彭德怀结婚的消息。其实我钦佩彭德怀不一定就是同他结婚，正好似我也非常钦佩毛泽东，不能就说我同毛主席要结婚了。”（朱正明《丁玲在陕北》。就在毛泽东写《临江仙》的那个12月里，丁玲写了《速写彭德怀》，并画了一幅肖像画，短文不足八百字，却活画出彭德怀的外表、个性，和战士们对他的由衷热爱。）

 仔细品味这段记述可以看出，第一，丁玲在前线跟毛泽东保有联系，渠道既有书信也有电报，丁玲会把她的观察和感受写给毛泽东；第二，丁玲认为“外间流传我同彭德怀结婚的消息”，起因是她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到对彭德怀的钦佩与好感，这说明传言与毛泽东有关，甚至可能就是从他而出。那时红军的主要敌手是胡宗南，彭德怀是打击胡宗南的总指挥，他与毛泽东之间几乎每天都有电文往来，女作家爱上红军将领，这样的爱情观毛泽东一定是赞赏的，也是希望的，而丁玲最终没有选择彭德怀，是因为不愿嫁个大官做依靠，这都会增加毛泽东对丁玲的好感。

 丁玲热爱红军献身革命，在她身上作家与战士、文与武、柔情与豪气这反差巨大的两个方面兼而显现，这应该是激发毛泽东写作《临江仙》最主要的缘由。

 《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增订本）》说，作者留存的五件《临江仙》手迹，其中有三件末句作“今日女将军”。吴正裕告诉我们，毛泽东1973年的最后一次书写，也是“今日女将军”。由此可以认为，毛泽东首肯的版本，应该是“今日女将军”，他更看重的不是那个“武”字，而是那个“女”字，只是由于他写给丁玲的那一幅是“今日武将军”，那个版本最早公开发表，成为了权威版本。

 第四，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欣喜中，写下这首《临江仙》。

 这首词，上半阙写的是丁玲在保安，下半阙写的是丁玲上前线，里面有一句，实际说到了西安事变：“阵图开向陇山东”。

 目前的文献资料只说这首词写于1936年12月，没有具体日期。丁玲1980年2月一次谈话说：“我是在庆阳前线收到毛主席送给我的那首词，电报打到前线，是聂荣臻给我的，他当做喜事告诉我，让我给他回个电报，我不敢用电报，就写了一封信。”丁玲是哪天到庆阳呢？

 中共中央立足陕北之后，蒋介石剿灭红军主要依靠嫡系胡宗南部队，国共交锋的主战场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处，丁玲跟随彭德怀任弼时的前敌指挥部就驻在那里。但是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之后形势发生变化，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由陕西潼关和甘肃天水分东、西两路进逼西安。应张学良、杨虎城要求，彭德怀率红军主力12月20日由定边南下，26日到达甘肃东部的庆阳，即毛泽东词中的“陇山东”，以驰援策应张、杨。所以，《临江仙》应该写于26日之后。

 再从毛泽东一方来看。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全部注意力都在制定应对策略上，每天要起草数份电文，12月19日一天发出十余份电报，无暇顾及其它。24日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26日回到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并作结论。在那之后，他才有时间也有心情，写下这首《临江仙》。其中“阵图开向陇山东”一句，就是写的红军为策应张、杨而进行的部队转移，仔细揣摩，这一句里透露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舒畅喜悦的心情。

 如此也就容易解释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何不等丁玲回到后方直接把新词写给她，而是打破常规，以电报形式发到前线？因为“阵图开向陇山东”这一句不仅写给丁玲，也是写给大部队的，是对红军部队听从指挥、快速调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贡献的一种嘉奖。

 毛泽东喜欢“既苍凉又优美”的诗词

 1937年1月，毛泽东随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城。不久丁玲陪同史沫特莱也到了延安。1937年上半年，是丁玲与毛泽东私人关系最好、来往最密切的时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初步达成合作抗日共识，抗日战争尚未全面打响，国内的政治军事斗争相对和缓，毛泽东有了较多的读书与思考时间，每周两个上午去抗大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一直讲了三个多月，并让警卫员通知丁玲去听。在露天广场上，他总结十年内战经验，常常引用《红楼梦》的故事做例子，深入浅出，通俗生动，丁玲听得十分入迷。

 丁玲经常去毛泽东的窑洞里谈话聊天，主要话题常常是古代文学。丁玲后来回忆：“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我很钦佩他的旧学渊博。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诗，谈小说则是《红楼梦》。”当时延安知识分子很少，文化底蕴深厚的毛泽东难求知音，史沫特莱就感觉他有“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他的精神内向，使他落落寡合”，（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9月）这样，丁玲便成为一个理想的谈话对手，但她“常常感到自己的旧文学底子太薄，不足为他谈话的对手，因此多半是我听，他讲，我以能作为他的听众而感到高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丁玲全集》第10卷）

 从丁玲这些文字里，可以窥见那一时期毛泽东的文艺欣赏品味，这或许是展现那时毛泽东这一精神侧面的仅有文字。

 红军在长达一年多的长征中，面临着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和严酷的自然环境两大险境，身处领导岗位的毛泽东，每天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冲出险境，开辟胜利之路，主导他情感世界的，是坚定的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偶尔，面对战斗场面和自然情景，他也会生发出悲壮苍凉甚或儿女情长，但他决不会浸润其中，只能一闪即过，匆匆斩断。

 现在不同了，有了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有了稳定规律的生活环境，还有一个必不可缺的谈话对手，她热情乐观、聪明敏感、开朗健谈，有一些古典文学的根底，在1937年上半年那个短暂时期，丁玲是毛泽东最欢迎的谈话对象之一，是他在古典文学、诗词写作、回忆故旧等话题上无可替代的唯一交谈者。他们延续着保安的忆旧，并深入到较高的文化层次，这些谈话激发起毛泽东性情中冷疏已久的文人气质一面。他可以畅快地谈一谈十分喜欢的唐代“三李”，随口吟诵他们的作品，在诗兴大发的同时，他自己的一些旧作也在脑海中跳出来，他一边吟诵着一边就用漂亮的行书誊写出来，有几首就给了丁玲。自然，丁玲会向他要一幅《临江仙》。

 丁玲是最早留存毛泽东诗词手迹的人，她懂得那些诗词的价值，更懂得毛泽东的价值。毛泽东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见解让她深深折服，从那时产生的崇拜景仰之情贯穿一生。抗战爆发后，丁玲为防失落，把毛泽东的诗词手迹寄给重庆的胡风代为保管。丁玲1939年6月11日致胡风信：“另外相片及毛字是我的，暂时放在你处吧。”胡风同年7月3日日记：“得丁玲寄来一包稿子，田间底诗和雪苇底论文，M氏手写的旧诗词。”又在《胡风回忆录》中写到：“我深感这责任之重大，就赶快将它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上面写上‘毛笔’两字放在我装重要稿件的小皮箱里，这样，可以随时拎着小箱子去躲警报。”

 丁玲留存的毛泽东诗词手迹，除了《临江仙》，笔者还见到过另外几件的复印件，有作于1919年的《归国谣·今宵月》，作于1923年的《贺新郎·别友》，作于1925年的《沁园春·长沙》，作于1927年的《菩萨蛮·黄鹤楼》，作于1935年的《念奴娇·昆仑》和《清平乐·六盘山》，作于1936年的《沁园春·雪》。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里说：“他把《娄山关》那首词抄给我时，还问我印象怎么样？我虽觉写得雄伟有力，却一下说不清，只说‘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一幅多么好的图画呵！”但笔者没有见过《娄山关》的复印件。

 这些应该是现存毛泽东书写时间最早的诗词手迹，因其更多保留了原初痕迹，因而弥足珍贵，《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增订本）》在“考辨”版本校勘时，多处用了这些手迹的资料。其中《归国谣·今宵月》一首，是目前所见唯一的一件，而且是毛泽东最早的词作，经过专家辨认，才确定为毛泽东所作，第一次把它收入毛泽东诗词集。

 毛泽东送给丁玲的这些手迹有几个特点：它们全部是词，没有近体诗，全部情景交融、意境深远，没有一首描述战斗场面，没有他自称“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的六首词，甚至也没有被称为“在毛泽东的全部七律中，这一首应占其魁”的《七律·长征》。（丁正梁《挑战者之歌——〈七律·长征〉赏析》，《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增订本）》）毛泽东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中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又在1957年8月1日读了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和《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两首词后写给江青的信中说：“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笔者以为，他抄写给丁玲的那几首旧作，也大都属于“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者，那是他的审美选择，所以清晰保存在他的记忆中。

 八十岁的毛泽东用铅笔抄写《临江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1973年的最后一条是：“本年冬，嘱护士长吴旭君把自己的全部诗词用毛笔誊抄了一遍，并亲自校改。”陈晋在《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中写到：“1973年的冬天，就在毛泽东写最后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几个月之后，毛泽东让护士长吴旭君拿出一个卷宗，里面是他一生的全部诗作。他让吴旭君用毛笔全都抄写了一遍，然后，亲自一一核对，对其中的一些诗又再作了修改。他想为后人留下一套诗词定稿。”

 那一年，毛泽东整整八十岁，健康状况每日愈下，8月2日会见美籍华人医生李振翩时说：“我这个人不行了，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耳朵还可以。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比如对你们吧，大致看得清楚，细部我就看不清了。”此前6月17日，周恩来曾约眼科医生谈毛泽东眼疾治疗问题。

 7月17日，毛泽东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时，杨说，我读了主席的《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特别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我很想去看看。毛泽东说：那是长征快完时写的，讲了一个片面，讲不困难的一面，其实里边有很多斗争，跟蒋委员长斗争，跟内部斗争。有些注释不大对头。如《诗经》，两千多年以前的诗，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我看，过百把年以后，对我们这些都不懂了。8月5日毛泽东同江青谈话，谈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接着念了新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要江青当场手记，这是毛泽东最后的一首诗。笔者以为，就是这几次谈话，让毛泽东产生了要吴旭君誊抄全部诗词并亲自校改的想法。毛泽东很看重他的诗词，把它们作为精神遗产的一部分，要留下最后确定的版本。据黄玉杰在《毛泽东〈五律·喜闻捷报〉考释析疑》中说，毛泽东非常珍重自己的诗词手稿，多少年就放在枕头边上，1966年春河北邢台地震时波及丰泽园，毛泽东迅速走到屋外，却又转身进屋，取出了装手稿的牛皮纸袋。吴旭君问他为何只取诗词不取其他书，毛说只有这才是自己的，其它都是人家的。他把自己的选集也看作公文，是大家的智慧和财富。（《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吴正裕告诉我们：那时毛主席患白内障，视力受到影响，笔力也不济，这首《临江仙》是用铅笔写的，一个很粗的铅笔，字迹歪歪扭扭，还看得清楚，但有点变形，让吴旭君用毛笔抄写，第一遍抄的不满意，又抄了第二遍。

 《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增订本）》的责任编辑王一珂，很希望收入毛泽东1973年用粗铅笔写的《临江仙》，但该书体例是每首诗词只收一篇手迹，主编认为1973年这一幅笔迹不够好，故而舍弃。但是书中收录了毛泽东1973年冬天用铅笔书写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并在该诗“考辨”中说：“此诗的手迹不仅笔力不济，字形也大变，基本上已看不出是毛的书法了。查阅1973年尤其该年下半年毛留下的其他手迹，同此诗的手迹是相同的”，因为这是该诗留下的唯一手迹，所以只好收录。这一幅与《临江仙》是同一时期书写，都使用铅笔，书写水平应该大体相近。

 笔者初次听到毛泽东1973年还写了《临江仙》，十分惊讶，那正是“文革”期间，丁玲不但右派帽子未摘，而且关在秦城监狱里。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里，最后一次提及丁玲是1958年的“再批判”，他痛斥丁玲“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为何15年之后，又提笔书写赞扬丁玲的《临江仙》呢？

 毛泽东题赠友人的诗词很少，不算写给妻子杨开慧的《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抛去唱和之作（《和柳亚子》《和郭沫若》 《和周世钊》）和赠答之作（《答李淑一》《答友人》），收入《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增订本）》里的，只有《送纵宇一郎东行》《给彭德怀同志》和《临江仙》三首。《送纵宇一郎东行》是毛泽东1918年赠送罗章龙的，仅见于罗章龙的回忆，未有毛泽东的手迹。1935年10月所作《给彭德怀同志》，据吴正裕介绍，后来主席不承认是他写的，也找不到原迹，所以《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增订本）》没有收入该诗的手迹，“考辨”中说，“这首诗最早传抄发表在1947年8月1日《战友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后来又刊载在《解放军文艺》1957年4月号，是在一封读者来信中提供的。”在1981年12月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中也有记载。

 毛泽东为战友所作，还有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增订本）》中说，这首诗写于罗荣桓逝世的1963年12月，但是此后十年未见毛泽东的手迹，直到1973年冬要吴旭君抄写时，才用铅笔写出，并多处修改。“考辨”中引用了胡乔木1986年主持编辑《毛主席诗词选》时的一段话：“作者的诗常自书写或重写多次，此诗则为特例。”

 这样，毛泽东“重写多次”的赠送友人的诗词，就只剩下一首《临江仙》，留存的五件手迹写于1937年至1973年间，时间跨度长达36年。虽然因为受赠者被打为右派，该词不宜公开发表，但作者始终牢记在心，并且要长久保存在他遗存的诗稿档案中。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让吴旭君抄写诗词，是拿给她一个装有旧作的卷宗，吊罗荣桓那一首因为卷宗中没有，所以他要重新书写，而《临江仙》却存有多幅手迹，他在视力和笔力不佳的情况下，依然重写了一幅，这只能说明这首词在他心目中非同寻常的位置。

 考察毛泽东在1973年书写《临江仙》，笔者以为，他有三种心态。

 第一，毛泽东还是把丁玲看做有过密切友谊的老朋友，虽然有错误，但基本评价是正面的，这首词应该看做毛泽东对丁玲最后的态度与评价。

 毛泽东是政治家，是党和国家的领袖，在他心中，党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毛泽东又是具有丰厚学养的文化人，感情敏锐丰富，当政治家与文化人这两个身份发生矛盾时，他必然服从于前者。这是解读毛泽东与丁玲关系的钥匙。

 全国解放前后，毛泽东与丁玲虽然交往不多，但依然保持着良好关系。丁玲1949年6月8日从沈阳抵达北平，筹备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三四天后她就上香山去看毛泽东，“谈了些不重要的问题，也无特殊之事，他又在劝我读书，可是我实在不想进学校了。”（1949年6月11日致陈明信）她没有重要公务，却能轻而易举进入双清别墅闲谈，完全是老朋友身份。

 1951年春天，丁玲到中宣部文艺处任处长，同在中宣部工作的江青曾到多福巷拜访丁玲，气氛亲切友好。那年夏季，一个星期天，毛泽东到颐和园划船，听说丁玲正住在云松巢写作，就沿着高高的石阶路拾级而上，跟她小坐一会儿，聊几句天。

 转折点出现在1955年。那年夏天，中国作家协会连续召开党组扩大会，揭发批判以丁玲为首的“反党小集团”，9月30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会议报告，提出要对丁玲1933年至1936年被捕那段历史“重新加以审查，并作出结论”。随后，中宣部负责人11月24日给中央写信称：丁与国民党中统的关系值得研究；丁向国民党自首是可以肯定的；丁离开南京是否国民党有意放走并给她任务值得怀疑。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笔者以为，“丁向国民党自首是可以肯定的”，这一定论激怒了毛泽东，他不能容忍背叛革命的行为，自此开始扭转对丁玲的看法。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丁玲遭到猛烈批判，《人民日报》8月7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是：“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毛泽东从9月末到10月中，三次在讲话中严厉提到丁玲：“丁玲这样的人，是一个大作家、党员。现在很好，可以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更好办，文学艺术会更发展。”（1957年9月29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时谈话。转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1957年10月13日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转引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接着，毛泽东在1958年1月为《文艺报》修改的编者按语中又写到：“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这段话表明，毛泽东不仅气愤丁玲背叛革命，而且气愤她“骗得了党的信任”，也即骗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她当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这即便不是毛泽东提名，也是他批准的，“为人谋而不忠”，他深恶痛绝。

 丁玲1955年蒙冤后，她1933至1936年被捕期间的表现再次受到怀疑。本来中央组织部1940年对这段历史进行过审查，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但是中央宣传部1956年又作出丁玲“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有“变节性的行为”的结论。1984年，中央组织部再次对丁玲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审查，认为：“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他进行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重申“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中组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经中央书记处批复，转发全国，以消除歪曲丁玲历史的恶劣影响。

 但是毛泽东也不会把丁玲抛掷脑后，他会关注丁玲的去向、丁玲的表现，从1958年到文革之前，最大的可能是从周扬那里听到消息，另外，安排丁玲去北大荒并努力要帮她摘去右派帽子的王震，或许也会在毛泽东面前为丁玲说几句好话。毛泽东会知道丁玲主动要求去了北大荒，养鸡、当文化教员、获得扫盲红旗、摘掉右派帽子的迫切愿望以及身体情况，丁玲这股打倒了还要爬起来、到艰苦地方去锻炼改造的劲头会让他满意。《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增订本）》的主编认为，毛泽东1973年书写《临江仙》，这“说明作者此时依旧记挂着丁玲，并意味着就他个人内心而言，已经为丁玲昭雪了”。笔者认同“作者此时依旧记挂着丁玲”，但不认同“就他个人内心而言，已经为丁玲昭雪了”。1975年5月丁玲出狱时，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给她做的结论说：“丁玲是叛徒，其问题性质属敌我矛盾，遵照毛主席‘调研从严，处理从宽’和‘给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权，养起来，每月发给八十元生活费。”为《丁玲传》作序的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认为：“其实，当年把丁玲打成‘反党集团’，这里的‘反党’并非‘反对共产党’之谓，而是‘不服从党的领导、不遵守党的纪律’的意思，所以丁玲被打倒之后，下去接受改造，仍然被组织视为可以改造的‘同志’，毛泽东应该也是这么看丁玲的，并且毛泽东很可能不知道丁玲在文革中坐监狱的遭遇，他晚年回忆到这首词和丁玲，当然仍视丁玲为同志，对这位艰苦备尝的小老乡是有原谅和怀念之情的。”

 第二，那时，文革已经七年，林彪事件也过去两年，从年初起，毛泽东陆续接到一些老同志或希望解放出来参加工作、或希望回京治病的来信，产生念旧之情，开始陆续解放老干部，二月指示为贺龙平反，并承认“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三月同意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宣布解放谭震林、王稼祥等一批老干部。八月，十大召开，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等当选中央委员。12月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会议成员，同朱德、徐向前、聂荣臻等亲切握手问候，并说：“现在井冈山的没有几个人了。”由旧情念及旧事，毛泽东会想起保安。

 毛泽东1936年7月进驻保安，次年1月离开，住了半年，其间只有一首《临江仙》。诗词都是因时而发，因兴而发，所谓时，指当时的形势、局势，诗人身处的环境，所谓兴，指诗人的感受、心情。毛泽东吟诵抄写《临江仙》，带有对保安的回忆，对殚精竭虑处理西安事变那一重要事件的回忆，他或许还会忆起洞中开宴会的情景，忆起与丁玲的谈话，以及涉及到的杨开慧、陶毅、陈书农等人。人到老年容易怀旧，毛泽东1975年读王粲的《登楼赋》时曾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胡为雄《情意洞幽赋寥廓——〈七律·答友人〉赏析》，《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增订本）》）抄写《临江仙》，就是晚年毛泽东的一种回忆和怀念吧？

此外，这首词是毛泽东以“临江仙”作为词牌的唯一一首，是他的得意之作，“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开首这情景交融的两句，很有点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的味道，“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很符合他的审美标准，毛泽东出于对旧作的自我欣赏，因而多次书写，如同把玩心爱的藏物。

 丁玲对毛泽东始终如一的敬爱之情

 再来看丁玲一方。

 丁玲一向心高气傲，但在她心目中，毛泽东始终是最响亮的名字。她曾经近距离接触过不少中共领导人和文化界著名人物，谁也比不了毛泽东，他的领导艺术、谈吐、才华、诗词、书法，更有他给予丁玲的关心鼓励、在关键节点上伸出来的无可替代的援助之手，丁玲始终深怀景仰和感激之情。出于这种感情，她把得到毛泽东的赞许和肯定，作为前进的方向、奋斗的目标。

 1946至1947年冬天她在河北农村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腰痛很厉害，夜晚要热水袋敷腰才能入睡，白天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才能写作，但是她说：“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那时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丁玲全集》第9卷）

 1958年她坚决要求跟随陈明去北大荒，动机中也包含这个因素。1960年冬天在北京，好友甘露问她：五十多岁的人了，为什么还要到北大荒去参加体力劳动？丁玲说：毛主席不是说我缺少基层锻炼吗，我就认了，那我就下去，到基层锻炼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比在北京关在屋子里好得多。

 她1948年6月在西柏坡意外遇见毛泽东，毛泽东说了许多鼓励她的话，其中着重说到：“历史是几十年来看的，不是几年来看的，要几十年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是好，是坏。”这话反复说了三次。丁玲明白毛泽东的用意：有过失不怕，改正了就好，看一个人不是看一时一地，要看几十年的长远发展。她就是要用在北大荒的表现证明自己，改变在毛泽东心中的形象。

 所以，当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她在写给亲属的信里说：“我曾经希望有一天因为我改造得较好，能博得主席对我的原谅。主席会说我过去尽管愚蠢，现在总算改过来了，……我好像就是为主席的一句话而努力。我总希望我能像一个败家子而能回到主席面前。我总希望能在主席生前了结我这唯一的心愿，主席逝世了。我永远听不到他对我的宽恕了！我不能不责备我自己，不能不深自痛苦。感到这无可挽回的遗憾！”（1976年10月9日致蒋祖剑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丁玲政治翻身回到北京文坛。1983年12月，她在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说：“我一直认为，毛主席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在延安，他比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她还说过：“毛主席对我怎么样，不管，但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

 如果丁玲生前，能够知道毛泽东在1973年还写了一遍《临江仙》，她该多么欣慰啊！

       （王增如系《作家文摘》报原副社长、编审，中国丁玲研究会名誉副会长；李向东系原《轻工报》总编辑、高级编辑，中国丁玲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