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角色设置与乡村文化
胡学文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其重要不仅在于是一部书写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写出了四十年代末张垣乡村社会的情状；也不仅在于其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主题与中国历史息息相关；还在于对乡村文化的切入与梳理，呈现出历史节点上的乡村图景。当然是历史的，一定意义上说，其历史价值可能超越了文学价值，但并不是用文学的方式图解历史，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完全没有生硬感。这一切要归功于小说的角色设置，而角色的设置扎根于乡村文化。
       一、角色关系是乡村伦理的投射
       丁玲1945年11月到张家口，1946年8月初到涿鹿县暖泉屯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1946年秋后到阜平县红土山，开始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1949年小说出版。丁玲在涿鹿参加土改工作也就两三个月。这样短暂的时间构思出一部长篇，我认为首先是借力土地改革运动这一素材，其次她对中国乡村文化特别是乡村伦理有足够的认识和把握。正因为如此，她写出了那一时期真正的乡村。两千多年来，朝代频繁更迭，但对于中国乡村，文化因素始终是稳固恒定的，自有其运行和传承方式，比如宗祠、家族、血缘等，真正认识了解乡村必须从乡村伦理开始。在这一点，丁玲的分寸处理得比较好。小说写了三四十个人物，人物关系极其复杂。比如富裕中农顾涌的大女儿嫁给了富农胡泰的儿子，和本村的地主钱文贵又是亲家。钱文贵的一个儿子钱义参加了解放军，儿媳出身贫农，另一个儿子是村里的青联主任，积极上进。比如地主钱文贵，他的亲哥钱文富是个老实的贫农，堂弟钱文虎又是村工会主任，儿子参加了解放军，侄女黑妮和农会主任程仁相恋。再如侯忠全，他是地主侯殿魁的佃户，始终受侯殿魁的压迫，但论血缘，他和侯殿魁又是叔侄关系。小说中，类似复杂的人物关系还有许多。从小说的叙述策略讲，人物关系的复杂可加大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但对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没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乡村伦理的投射，丁玲剖开了乡村的深处。
       二 角色个性与乡村文化的浸染
       粗略分析，小说写了两类人物，正面的如暖水屯书记张裕民，长工程仁，反面的如地主钱文贵，李子俊等。矛盾的冲突也主要在这两类人之间。但如果仅仅是斗争和反斗争，小说就简单化了，人物也自然脸谱化了。不可否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主题先行的小说，当然，这并没有错。任何小说都有主题，主题是小说的方向，是纲，纲举则目张。问题在于主题呈现的方式，是僵硬的还是柔软的，这关系到小说的成败。因此，主题先行的小说是有难度的，分寸把握不好，就成了政策的另类公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把土地改革的过程和艰难写出来，呈现得入情入理，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塑造了不同的人物个性，而所有的人物在正面与反面背后，斗争与反斗争背后，有其自身的演变和逻辑。这种演变和逻辑与乡村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关系。比如张裕民。张裕民的原型是曹永民。丁玲和曹永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许多年还有联络。作为暖水屯的书记，张裕民并非高大上。小说写了他的沉着老练，也写了他的缺点。一方面是出于人物塑造的需要，高大上的人物令人怀疑，另外人物的丰富性恰恰是生活丰富性的注解，而生活难以摆脱乡村文化的浸润。张裕民土改中有顾虑，这种顾虑不是个人的顾虑，暖水屯任何一个人在那个时刻那个位置，都会有顾虑。从另一个角度说，他的顾虑是整个乡村的顾虑。毕竟暖水屯的思想观念结构连同文化，运行了上千年，是张垣乡村文化的缩影，也是中国乡村文化的缩影。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相对稳固的社会体系，生活浸润其中的人自然受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土地改革的推进过程就格外艰难。次要人物即便是反面人物身上也能窥见乡村文化的影响，如李子俊女人。她的个性她的处事方式，很世俗。世俗也是乡村文化的组成部分。
       三 土地与文化的互粘性
       对农民而言，土地的重要性无需赘言，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和生活，即便现在也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社会改革，均与土地分配格局的变化有关。从井田制到商鞅变法，从陈胜吴广起义到近代中国革命，莫不如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土地改革运动，自然是时代和形势的需要。但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小说借此切中了中国乡村的脉搏。土地当然不是提供生产资料那么简单，在一方水土生活的人会有自己的民俗民风。民俗民风依土地而生，土地因民俗民风更具吸引力。换言之，土地与文化具有粘连性，我在此想举例铁凝的《笨花》。笨花村有钻窝棚的习俗，清朝时钻，日本人来了，这一习俗依然。乡村文化就是这样代代传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多次写到果园。其实果园文化就是涿鹿文化和张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是怕冲淡主题，作者没有花费更多的笔墨，但小说里遍布文化的枝桠，正是这些枝桠让小说更具张力更具生命力。

       （作者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