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精神”  代代传承
    ——感言蒋祖林《丁玲传》问世

涂武生    周惠珍  

       今年3月我们从美国第四次探亲回国后不久，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召开的“纪念丁玲同志逝世30周年座谈会上”，同丁玲的后代家人又重新相逢、相聚。会后，与蒋祖林、蒋祖慧兄妹同行时，他们特别告诉我们关于丁玲的新的传记已送出版社，即将问世。我在撰写多篇“丁玲精神”系列拙文时，就曾细读过他们已公开发表的众多回忆丁玲的论著，获益甚多，因此当即表示企盼早日拜读新著。前些日子，当我们收到蒋祖林兄亲自用快递寄送的、留着新鲜墨香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丁玲传》时，真是喜出望外；立即放下手边的其他工作，花了近一周时间，聚精会神、从头至尾地将这部近50万字的书读完。
       掩卷沉思，感慨无限。我们觉得：一是浓浓亲情、母子情深的“亲情感”，二是以史为据、求真务实的“史实感”，三是不忘初心、不坠其志，代代相传的“传承感”，至少是这本大作的几个显著的看点、亮点和热点。而且，我们以为，这几个特点都是其他的传记无法替代的。

       一、浓浓亲情  母子情深    

       在我看来，撰写作为名人、特别是文学艺术家和科学家的生平传记，还是多一点具体的、感人的情感因素更能为读者接受和喜爱。也许是我个人的爱好，那些编年史式的名人传记或评传，固然能真实地、原原本本地记录和提供传主一生的经历、事迹，拥有众多史实和材料，客观地介绍和评论他们的功过是非，但与文学性较高而又饱含情感的传记相比，
还是后者更易吸引读者、打动人心，震撼心灵、久久难忘。生平传记或《评传》的客观性、旁观性、平实性可以为研究者带来更多有价值的史料和史实，而浓烈的亲情回忆和叙述更能靠近和亲近传主，深透内心生活，切近心灵感受。
       这部最新版的《丁玲传》是由胡也频和丁玲之子、高级工程师蒋祖林撰写的，全书除《尾声》、《后记》共有18章；它以图文并荗、栩栩如生，厚实完整、感人肺腑的生动形象，真实地再现和描绘了胡也频与丁玲带有传奇性的、坎坷曲折的一生。作为革命家庭的后代，作者以浓郁的血缘亲情的特殊视角、感受和感悟，回顾和扫描父母老一辈的流血牺生、坎坷曲折，大起大落、几上几下的慷概悲歌和动人业绩，这是任何其他人难以全部体察和体验，更是无法替代的。
虽然作者也曾撰写和出版过几部关于丁玲的传记或回忆录，如《我的母亲丁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1年再版）、《往事的回忆——我与父亲胡也频母亲丁玲》（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等等，这次出版的《丁玲传》新书有的内容不免与过去出版的一些论著部分重复。然而，无论从篇幅的数量上（近50万字）、还是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以及史料的丰富性上，都远远超越和盖过了作者的旧著，给读者和丁玲研究带来温馨的春风，感到耳目一新。
       《丁玲传》的文本叙述，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的交叉和重叠。在以纯传记作者角色视野平铺直述关于传主生平事迹的重大事件的描述的同时，兼夹有大量的角色转换到母子关系的第一人称的回忆或对话的片断，这时的感情喷发和表达更格外真切、浓烈。书中的许多场面和段落，悲怆感人、可歌可泣，让读者铭刻在心，引发无限情思。
事实上，作者与丁玲一生的坎坷起伏，是有着摆不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是无法强制割断和撕裂的；先天的血缘的亲情关系将两者的命运，始终紧紧地焊接在一起。从父亲胡也频牺牲那天开始，生离死别、东奔西走，颠沛流离、悲欢离合就成为这个家庭的“常态”。从小离别母亲为外祖母抚养一直到８岁，然后和妹妹蒋祖慧一起被送到延安，全国解放后再到北京，1953年留学苏联，1957年丁玲被扣上“反党集团头目”和“右派分子”帽子，“文革”中又被投入监狱；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蒙冤半个多世纪后回到北京平反和恢复名誉，母子才重新见面和团聚，其中有多少鲜为人知的、难言的酸甜苦辣和痛定思痛啊！
        比如，作者用相当多的篇幅回顾了上世纪50年代中，丁玲被莫须有的罪名扣上“反党小集团头目”和“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前前后后的过程，并详细记述了个人在经历这些家庭劫难中的心理历程。在我看来，这些描述是真实的坦露，是心灵的诉求，也是对先辈的缅怀。其中，写到1957年暑假他从苏联列宁格勒回国探亲，与丁玲相聚、相离、相慰、相泣的段落尤其感人。因为当时《人民日报》在头版以特大新闻发布《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消息，丁玲不得不一再劝说儿子提前离开北京，他们母子短暂地欢聚又即将分离，书中有一大段撕心裂肺般地描写：
       母亲一直无言地坐在客厅里的一只单人沙发上。我希望自己在这离别的时刻表现得坚强一些，不要太动感情地同母亲告别。我极力克制着心里的悲怆，走到母亲跟前向她说：“妈妈！我走了，你自己多多珍重啊！”
       母亲想站起，双手撑着沙发的扶手，却没能站起来。她瘫软在沙发里哭泣起来。我一只腿跪了下去，头伏在母亲的怀里，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眼泪倾注而下，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是我六天中第二次流泪。妈妈用手抚摩着我的头和耸动的肩膀，她的手不停地颤抖着。过了好一会，我抬起头来，母亲的脸上流淌着一行行泪水。我打算站起来，母亲伸开了双臂，我趁势把她扶了起来。母亲刚一站定，就扑向我，紧紧地拥抱着我，好像一松开就会永远失去似的。母亲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喊着：“儿子！我的儿了！”她全身都在颤栗。我好不容易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母亲终于松开了紧紧拥抱着我的双臂。我说声：“妈妈！我走了。我爱你，为了我，为了我们，你一定要珍重自己啊！”我狠下心来走了出去。在临出大门前，我回过头来最后地望母亲一眼，她无力地倚靠在北屋客厅的门框上，悲哀地目送着我的离去。
       这生离，犹如死别。（第457页）
       这段引文对我来说之所以特别深切和难忘，是因为我当时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能够很实在、很真切地理解和领会作者面临的困境，以及个人的矛盾心态和纠结。尽管在苏联留学生中没有像国内那样开展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但大使馆却在假期布置了对运动的学习和检查，而且也是人人过关的。我们系的一位同学，就因为自编、自印了一份名为《布谷鸟》诗刊，同时对苏联社会有些不满情绪，结果被指责有“右派言行”而中途被遣送回国。我因支持他办刊并同情他的遭遇，也不得不在党内的支部会上作过检讨和受到严厉批评。而蒋祖林一夜之间被划为“大右派”子女，无可置疑肯定会受到更大的压力和负担，各方面要求他划清界线和大义灭亲，包括丁玲痛楚和违心地要求他：“你要听党的话，党现在认为妈妈反党，你也应该这样认识。”看似理所当然、合理合法，实际却是亲情难割、骨肉难分。
新版《丁玲传》以20世纪大量的、翔实的、系列重大事件为背景，描绘和复现了丁玲从出生到逝世的全过程，再现了胡也频和丁玲毕生的可敬可佩的革命奋斗史和献身史。作者在这本书中，不仅描绘了自己亲历的许多重大事件，还引用和插叙了不少丁玲本人与作者的对话或她自己的回忆。它们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传记的内容，成为研究胡也频和丁玲等前辈伟人、伟绩极为可贵的文献。
      
        二、以史为据  求真务实

       传记的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母亲丁玲曾说：‘我要告诫我的子女，我死以后，你们可以纪念我，也可以，写文章，如果你们觉得有话说的时候。但千万不要吹牛，不要无中生有，不要把白的写成黑的。’我遵母训，力求写出一本事实准确、内容详实的丁玲传记。” 本着这个原则，新版《丁玲传》提供给读者的信息不少是过去没有的或者与以往记载不同的。
       例如，经过作义者重新核实发现，丁玲的生日竟然不是通常记载的1904年10月12日，准确的应是10月16日，因为这一天才正是那年重阳节的前一天。而丁玲本人由于种种原因，“自己一生直到去世都没有弄清楚，弄确切。”我为此又专门重查了一次“万年历”，果然证实1904年（甲辰年）重阳节（9月9日）应为公历10月17日。过去的文献（包括丁玲本人撰写的文稿以及年谱、传记、回忆录，甚至丁玲逝世后公开发布的《丁玲同志生平》），都成为以讹传讹、以误为真了。虽然只相差几天时间，可澄清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看来还是大有必要。
       又如，关于丁玲与陈明结婚的日期，蒋祖林根据自己的记忆和判断，也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说法。他确定：“1942年11月7日，也就是苏联十月革命节那天，丁玲和陈明结婚。”而一般所说“丁玲于1942年春节（该年2月15日）在兰家坪与陈明结婚”，“所记日期有误，此时无结婚之事。” 因为这时丁玲和儿子正借住在罗烽、白朗家，与罗烽母亲同住一窑洞，没有结婚的条件。而苏联十月革命节也正是蒋祖林的生日，对丁玲母子来说，意义不同寻常。（第287页）
       还有，关于《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出版的波折，书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1949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前往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特别对他说：“丁玲写了一本反映土改的小说，有争议。彭、周的意见是错的，丁玲的书是好的。你在东北给她出版。”高岗回答说：“已经出版了。”毛泽东放心地说：“那就好。”由此可以再一次断定，丁玲的这本书的出版，一开始不仅得到江青、胡乔木、艾思奇、萧三、陈伯达等人的肯定和支持，毛泽东还亲自过问和赞同。
       关于丁玲与沈从文的关系和纠葛，作者在书中也补写了一些重要的事例和情节。例如，刚刚出版的2016年第6期《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刊载的周良沛关于“丁玲问题”的两篇文字，其中的一篇谈到沈从文的《记丁玲》和续篇时便说：“丁玲从山西长治嶂头村回京治病，国庆前，不记得是日本学者中岛碧夫妇，还是日本作家吉佐和子来访时，就是手持这本《记丁玲》向她提出一些问题求答。”而在《丁玲传》中对这个问题，即有肯定地回答：“1979年8月，日本汉学家中岛碧女士访问还住在友谊宾馆的丁玲。她送给丁玲两本书，即《记丁玲》与《记丁玲续集》。丁玲这才知道有这样两本关于她的书。”而且还说：“1980年，美国汉学家艾艾勃访问丁玲，也谈到沈从文的这两本书。”同时，作者又指出北平刚刚解放后，丁玲专程看望沈从文至少有三次，而不是目前人们已知的两次。作者还详尽地补充了1949年8月10日前后丁玲探望沈从文的自己亲历的细节。应当说，这些都是具有相当重要史料价值的。
       不仅如此，关于丁玲与沈从文的恩怨纠葛，到底谁是谁非，书中也披露和澄清了真相和实情。丁玲之所以对沈从文表示强烈不满，完全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她 “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甚至为了一时的心境不适和对于命运不公的抗争，而不惜批评和迁怒自己曾经的友人——比如沈从文——甚至与之交恶，至死不肯原谅他们。”（《丁玲研究》2016年第1期）事实是，沈从文在他杜撰的“拙劣小说”中任意诋毁和侮辱胡也频，以及不惜“编造、臆想、奚落、嘲弄”丁玲与胡也频的关系，而流传到国外并将它们作为研究丁玲的“入门书”，才是丁玲极端反感和愤怒的真实根由。沈从文对此不仅没有悔意，反而暗中对人称“这是真人真事”，丁玲已是忍无可忍，难道还能责怪她是“得理不饶人”吗？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这部最新的《丁玲传》也并非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全为定论、无可异议。例如，该书第一章《她是李自成的后裔？》就以“丁玲是李自成后裔”的传说，作为传记的开篇，并认为丁玲生前并未完全否定此说。而且还认为：“关于丁玲是否为李自成后裔的问题，现在也只能说：丁玲有很大的可能是李自成的后裔。”这个似是而非的不确定的结论，仍然会引起史学界和丁玲研究中的争议。
       再如，关于丁玲复出后热衷于创办《中国》大型文学期刊一事，按照作者的说法，包括子女在内的亲属是不赞同的，但丁玲本人却坚持创办，而结果却引来许多意外的关于经费、人事等等的矛盾和不愉快的事件。书中说：“我常常想，假如母亲不办这个《中国》文学杂志，那她定能多活几年，哪怕只多活五六年，她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和自传体回忆录，就都可以完成了。”这种带有一定情绪化个性的“假如”，从愿望上来说无可非议，也不是一点可能性没有，可也不是那么实在和简单。
       丁玲晚年创办《中国》杂志，不尽有个人的考虑，也是时代的呼号。《中国》的创办和问世，在当时不仅有迫切的现实需要，实际也证明它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小说的创作，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尤其是要思想上、艺术上超越过去已经出版的作品，如《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对于年迈多病的丁玲来说，也许已有力不从心、难以达到原有的初衷的难点，并非一挥而就。历史无法翻转，“假如”总难改变历史事实，两者孰重孰轻，功过是非，恐怕亦一言难定。

       三、不忘初心  不坠其志

        就我们个人的感受来说，最新本《丁玲传》的第三个无可替代的品性，就是作为丁玲后代的作者在书中渗透的浓郁的丁玲精神。《丁玲传》再一次向读者全面地、完整地、形象地展示和解读了丁玲精神 ，贯彻了这种精神。它还着重地告诉我们，丁玲精神不仅仅是个人或家庭的传统品质，同时也是中国和世界一切进步人士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风范。
       丁玲的一生，是和党、祖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一生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忠贞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即使长期身处逆境，她对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仍“虽九死其犹未悔”。而这正是包括巾帼精神、延安精神、中华民族传统优秀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内的丁玲精神的核心。从“文小姐”到“武将军”，从“辉煌年代”到半个多世纪的“劫难”，从“风雪人间”再到“新生与涅槃”，几上几下、荣辱沉浮，大起大落、起起伏伏，崎岖坎坷、褒贬毁誉，然而，丁玲却忍辱负重、矢志不移，不忘初心、不坠其志，始终保持着正大光明、至人无梦，真正做到了“至智弃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无言无思，静以待时，时至而忘，心暇者胜”。
       我们欣喜地看到，《丁玲传》是一部用丁玲精神写作的丁玲传记，它自始至终贯穿着丁玲精神。从书中列举的大量的事实足以证实，丁玲精神已成为以丁玲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者的优良家风，而且会世世代代传承。作者认为：“丁玲既不 ‘左’，也不右。她的文艺思想，她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言论，都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而且，“只有一个丁玲，就是革命作家的丁玲、共产党员的丁玲，从来就没有两个丁玲。”（第342页）丁玲精神的形成和成熟，自然有一个逐渐丰富、充实和不断发展的过程。然而，这种集中体现于丁玲著作和毕生活动核心的“革命性”，却是恒久不变的，它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也不是断裂和分割的。
       丁玲自幼就接受良好的革命家庭教育，她的母亲，便称得上是一位巾帼英豪，是新女性的代表。她们冲破封建社会的牢笼，以天下为己任，立志自立于社会，追求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服务于人民大众。因此，在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她发誓要沿着他的血迹前进，继承他们未完成的革命事业，就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了。
       而且，丁玲还强烈地希望，家中一代一代的人，都能继承这样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都能全心全意地为普通劳动人民服务。传记的作者回忆他的母亲曾说过：“我那时很想念你和婆婆，我真希望你快点长大，成为我的一个知心的朋友，同我一起投入革命的洪流，一起投入抗日的洪流。”正是在抗日的最前线，在革命的大熔炉中，丁玲将儿女扶养成人，使他们也成为革命的红色接班人。
       延安精神的基因，在这个家庭中已是世代相传；长期的革命大家庭的熏陶和感化，浸酝和净化着一代又一代新人。他们牢记革命的宗旨，不忘初心、不改初衷，前赴后继、发扬光大。蒋祖林在《丁玲传》中自述：
       我属于政治上早熟的这一类人，较早地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在未满十七岁时入了党。这是从小在革命队伍中成长，接受党的教育的结果，也是家庭影响的结果。我也较早地接触到政治运动，在延安参加整风审干，在晋察冀边区的反特斗争，东北解放区军队中的‘三查三整’，建国后的整风、三反运动。由此，我体验到了，政治运动中也有搞错人、冤屈人的事实。因此，使我认识到，凡事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也应该独立思考。（第419页）
       蒋祖林还披露了1977年到山西长治市嶂头村探望母亲时，询问过她对自己半个多世纪遭遇的坎坷曲折和冤案时，“可一度浮现过一丝轻生的念头？”丁玲的回答斩钉截铁： “没有，从来没有过。我有信仰，我有信念，我相信党，我相信群众，我相信历史终究会为我作出我是无辜的公正的结论。当然，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活着看到这一天，我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呢？我如果自己去死了，岂不是正合那么几个人的心意了吗？我若是死了，我的问题要说清楚就更不容易了。再说，我要是死了，你们怎么办？”作者说：“我从她的话里，感到她的坚强，也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母爱。多么坚强的意志，多么倔强的灵魂啊！”（第494页。）
       丁玲在一封家书中深情地表达出对第三代的关爱和期望：“小延的一切都使我们愉快，本来我们就爱谈到她，现在就更要谈到她了。未来就像清晨的绮丽的云霞，人们总爱在它身上萦回着许多梦境。当看到各种征兆要变成现实的时候，就更引人沉醉在更多的希望之中。”她还直截了当地对孙女说：“我喜欢你是一个能全面发展，有见识，有能力的全人。一个人就是要这样，是一个有远见的，高尚的人。雕虫小技不是我们能满足的。你奶奶、爷爷，以至你爸爸、妈妈都为环境所迫，没有达到理想，都有缺陷和不足之处，我们就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完成我们的理想。”
      《丁玲传》是以这样感人的语言结束的：“ ‘她的非凡，在于她的坚定不移的信仰，在于她的光辉业绩，在于她的坚毅顽强的性格。她的平凡，在于她也有缺陷，在一些事情上，也脱不开凡俗。’我们永远爱她、怀念她。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母亲丁玲。”渗透着丁玲精神的最新版的《丁玲传》，是读者学习和解读丁玲精神的生动写照，是继承和发扬丁玲精神的形象教材。
       不忘初心、不坠其志。丁玲精神的种子，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地播撒、耕耘、浇灌和成长的；我们读到的这部最新的《丁玲传》，就是最亮丽、最鲜艳、最实在的丰硕之果。丁玲精神，代代传承！
 
 
 
 
    （涂武生，中国艺术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主编，研究员；周惠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