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无愧为青年作家导师
——兼评王蒙和李美皆的两篇相关文章
 
上海文学报原主任记者  陆行良

 
丁玲培养青年作家是出了名的，堪称为文学导师，在文学史上也写上了她的这一笔。但是王蒙同志的《我心目中的丁玲》(见《读书》1997年第二期，下文称王文)，和李美皆同志的《晚年丁玲与青年作家》(见《文学报》2015年9月10日，下文称李文)，均论及丁玲与青年作家的关系，认为很不正常，简直糟糕。王文说丁玲“深深地傲视那些……后生小子”；李文也说丁玲“总爱叹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式的心态。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这是大可一议的。首先不妨且看丁玲复出的起步点。
 
一、丁玲复出起步于这一封信
 
丁玲于1979年初在文坛复出时给广大读者的见面礼，并非是她早日有所备的描述北大荒先进人物《杜晚香》，而是《致一位青年业余作者》，刊于当年3月15日出版的山西文学期刊《汾水》第三期。那位业余作者系一位老红军的后人，正服役于海军的青年战士。丁玲从长治回归北京途经太原时，收读到他的两个短篇《爸爸妈妈》和《启明星》的文稿后随即回信。她在信中不只从篇名和人物描写等提出修改意见，而且提出一个重要告诫：“过去有一个外国作家对我说过，鞋子要一百双差不多的，不要只有一双好的；而作品相反，不要一百篇差不多的，只有一篇好的也行，这不是一本书主义。”丁玲这段话的精髓在于指出文学创作贵在创新，而且又以通俗易懂的比喻揭示出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创作——创新——数量——质量。这与当下文坛热议的文艺创作从高原推向高峰的关系问题的实质精神是一致的，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丁玲的这封千字信函，首先与读者见面有其偶然性，但如果不是孤立地，而是把它与当时现实和丁玲一贯重视培养青年作家问题联系起来，则可见其重要性和必然性。说其重要性是指它最早面世非常及时。由于丁玲这封信的手稿可能留在山西作家协会某领导手中以便转交。《汾水》编辑闻讯后如获至宝，抢先发表。丁玲曾说，他们当时发表这封信还是冒了风险的。因为丁玲得以回北京，名义上还只是就医治病。其实，该刊的抢先下手的举措好得很，不只表明广大读者对丁玲复出的强烈期盼，而且又是对当时北京文坛依然出现“反丁玲现象”的鲜明对立。可不是吗？当年打倒丁玲的成功人士还在发表他的新作，批判丁玲是反党集团头子云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识时务者为俊杰。谁是识时务者，谁为俊杰，对比之下，岂不分明。说这封信出现的必然性，是指它似在宣告：丁玲从三十年代初起一直致力培养青年作家，在五十年代中期被迫中断二十二年后行将继续和延伸，重操旧业就此起步，这是崭新的开端。这封信的承上启下作用在于此。事实也正是这样，由此启开丁玲晚年文学生涯的新篇章。
 
二、丁玲的晚年由她的青中年而来
 
王文和李文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是完全忽视了丁玲过往三十多年中培养青年作家所作出的杰出成就。抹掉历史是不可取的。看来，重提丁玲在那不平常年代培养青年作家的往事，仍有必要。
丁玲作为文学导师不是谁封赐的，而是历史形成的，而且贯串在她的文学道路的全过程。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丁玲以两篇小说《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在上海文坛连珠炮式的打响，引起全国广泛关注，成为在文学天空中骤然升起的亮丽新星。由此，她追求进步和革命，从北京重回上海，在鲁迅、冯雪峰等的帮助和指导下成为左联机关刊物新创办的《北斗》主编。丁玲深知，文学刊物是联系和培养青年作家的最佳园地。要不是文学前辈叶圣陶慧眼识珠，在《小说月报》发现并以头条位置刊出丁玲的那两篇小说，她又怎能于文坛崭露头角，名满天下。可贵的是丁玲从自身经历出发，她以文学前辈为榜样，继承《小说月报》的优秀传统，在《北斗》这方新的园地上进行大力培植和耕耘，让青年作家破土而出。她非常重视从大量来稿中发现新人新作，并及时刊出。从创刊号至终刊号，每期都不缺，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创刊号上不只发表芦焚（师陀）的处女作小说，又组织董尤（即瞿秋白）的《画狗罢》和李易水（即冯乃超）的《新人张天翼的作品》两篇文章，大力推荐张天翼这位新人新作。由此可见丁玲的慧眼和决心。在一卷四期所刊的五篇小说中，就有三篇来自新作者来稿，丁玲又走出编辑部到读者中去召开座谈会，沙汀和艾芜两位四川籍青年就是在这种场合交识的。之后，当艾芜把新作寄给丁玲时，反动当局文化围剿的毒剑已经指向《北斗》而被迫停刊。刊物关闭了，但丁玲支持和提携青年作家的初心不变，继续前行，她把艾芜的新作文稿转交周起应（即周扬）予以在《文学月报》发表。期间，丁玲等又发起成立中国青年作者协会。丁玲曾说：“《北斗》从创刊时起，大概就给人一个印象：既有老作家，又有新面孔。”“注重新人新作如果算是办刊物的一条经验的话，那也是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茅盾也为之赞赏：“《北斗》共出了七期，很受青年的欢迎，在那时颇有影响。”丁玲主编的《北斗》被誉为“青年作家的摇篮”、“母亲的情怀”，决非偶然。
有了在上海主编《北斗》培养青年作家的高起点，十年后，丁玲在革命圣地延安，奉命出任新创办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那就更为驾轻就熟，绰绰有余。丁玲把培养青年作家作为报纸副刊的宗旨之一。同样的出任主编，同样任职时间有限，也不过半年光景，而且所占的报纸版面有限，领导上的政治要求尤为严格，即使在如此条件下，丁玲也一如既往，致力于培植青年作家，只要有机会，必将露一手。她经手签发刊出两篇有争议的小说，一篇名为《厂长追猪去了》，批评作为一厂之长，　大事不作为，陷于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像发现一头猪逃掉了，他置工厂生产大事于不顾，亲自出马去追猪。作品刊出第三天，有位纺织厂厂长前来报社兴师问罪，他对号入座，追究责任。面对风波，丁玲从容应对。她心里明白，作者本是鲁艺学员，文稿是由院长周扬交给的。小说内容纯为虚构，与那位厂长追猪事件并不搭界。一波刚平又一波兴起，而且来势更猛。青年作家马加，从辽宁投奔延安不久，写了一个短篇《隔离》，写一位老干部追求一位刚从城市来到根据地的女学生，因为方法简单化而引起相互之间的“隔离”。作品矛头指向老干部。小说见报后引出风波。这与之后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有着相似之处。编者不等同于作者，而且可为作者挡风。丁玲在有关领导支持下，得以冒险过关。就这两则编辑小故事，也足以窥见丁玲当年哺育和培植青年作家的恒心、决心和痴心。
建国之初，丁玲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早已扬名四海，她当然地成为全国文艺界众目睽睽的第一要员。她将干什么和何去何从，事关重大。毛泽东、刘少奇在不同场合询问丁玲想要当官还是搞创作什么的。丁玲回答毛泽东说愿意为培养新的青年作家尽些力量，毛泽东连声说很好，很好。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曾问：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刘少奇遇到丁玲时说：我们应该有一所培养自己作家的学校。在这样的背景和氛围中，丁玲以莫大的决心和热情，以培养青年作家为已任，为首创办新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在全国招生，于1951年1月在北京正式开学。相继三年多，培养出一批批的青年作家和文坛栋梁，最为著名的有马烽、邓友梅、田间、陈登科、苗得雨、马拉沁夫等，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虽然后因丁玲遭遇人生厄运而被迫停办，但它作为之后相继更名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和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所创造的历史业绩是抹煞不了的。中年以上的文人学者也应该对此记忆犹新。
王文、李文在谈及丁玲与青年作家关系时，对丁玲在三个历史阶段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完全回避，只字不提，视作为零，这是难以服人心的。当然，写文章研究问题大可不必面面俱到，完全可以根据作者的意图和所掌握的材料，截取研究对象的某个时间段，如丁玲晚年期间与青年作家关系问题作探讨。问题的关键在于，就这时间段内对所述问题的基本情况，即基本面，事关本质和主流，应当牢牢的把握住。不能只抓住一个小侧面，而不及其余。这就易犯一叶障目之弊。而王文和李文在这重大问题上的失手，却是有典型性。
 
三、区别小侧面与基本面
 
丁玲晚年尽管年老体弱，又患有多种疾病，但她与丈夫陈明同志平肩，毅然干着三件大事。一是在有生之年，力争早日平反，把昔日被强加于身的一切污泥浊水洗刷个彻底干净。但事实是进展缓慢，有形无形的阻力重重，特别是那拨当年打倒丁玲的成功人士像不倒翁似的依然手中有权，便于出招发难，以维护他们当年的“历史功绩”。那当然，历史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住的。二是依然宝刀不老，坚持创作或撰写回忆录，留下历史真相。三是培养青年作家的初心不变，为此而东奔西波，尽心尽力。
丁玲在最后几年为培养青年作家所做工作的基本情况即基本面又是怎样的呢？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并给以具体化数字化。从1979年初在太原给那位海军战士写千字信函起，至1985年4月重回延安，顺道在西安作家协会作有关创作自由的著名讲话为止，在那不到六年半的时间内，丁玲为全国广大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面对面的作创作讲演和报告，共达35次，同时对新人新作亲手撰写评论文章26篇。众所周知，丁玲的那些讲演并非固定于一处面对固定对象，像当年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讲课那样，不是的。而是面向全国，从黑龙江北大荒到西南边陲，所到之处，除北京外，遍及上海、厦门、大连、沈阳、武汉、昆明、桂林、南宁、延安西安等。她像一台播种机，在全国广袤的沃土上撒播文学种子，大有广种博收之旨。直接受众人数其中两次很为惊人。1981年4月，适逢厦门大学建校六十周年庆典，丁玲应厦大校长之邀，面对6000名师生，作《文学创作的准备》的长篇讲话。还有一次规模更大，即1984年10月13日，正逢丁玲八十大寿，她应武汉大学之邀，在那天上午十时，在该校大操场为万名师生作文学创作讲演，博得阵阵掌声。正在进行时，突遭停电故障，丁玲随机应变，大声倡议：“同志们，大家唱歌好不好”。丁玲由陈明陪同走到台前，充当指挥角色。丁玲作文学创作讲演的密度也是惊人的。她每到一处，当地相关单位总会闻讯赶来，竞相邀请，不甘落后，如能得手，并以此为荣。像那次到武汉，本意为应邀参加“三S”研究会湖北分会成立暨史沫特莱研讨会，她除了在会上作《崇敬与怀念》的发言，和第二天在武大作报告外，她又相继去华中工学院和华中师院作报告，在那逗留几天中，她忙得马不停蹄。又如，1982年6月辽宁行，丁玲刚到沈阳，应邀去一家低压开关厂俱乐部作《文艺杂谈》，讲两个半小时。随后去大连市文化俱乐部，为1400余名文学爱好者作《关于文学创作》的报告，会场气氛热烈，散会后夹道欢送。返程沈阳后，又连续作三次讲演，一次去辽宁师范大学，为现代文学讲习班学员见面并讲话，隔日，又在这里向学员们作演讲。第三次为去大连工学院为毕业班学生讲话。丁玲似乎有求必应，几乎不使来邀者失望，宁可苦了自己。同年9月，丁玲六十年后回湖南故乡行，她的文学活动的密度之高，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长沙到出生地临澧到成长地常德，再返长沙，上至省委书记下至基层领导，无不出动相见座谈，三句不离文学本行。期间专门安排为青年作家座谈、交流和讲演的不下10次。当然最有影响的当推《和湖南青年作家谈创作》的长达三小时讲演，以及讲了两小时的《我是人民的女儿》和广播讲话《再见吧，故乡》。
丁玲在那个岁月，正处新时期文学大发展大学习的黄金年代，全国各地新创办文学报刊、举办文学学习所和青年作家培训班之类，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兴起。丁玲四处奔波，应邀开讲，不只是她的个人志趣和爱好，而是适应时代的迫切需要，应该称是她的新的文学使命。尤为可贵的是丁玲主动地积极地而且是无条件地满足主办方的需要和请求，有意无意的急人所急，充当了“救场人”的角色，而她自己并不知晓。就此，笔者当年供职《文学报》，有幸与丁玲直接打交道的良机，深有感触，怀着感激之情，不妨一叙。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也许更有说服力，借此聊补行文之不足。文学报创刊酝酿于第四次文代大会，1981年4月创刊问世，为全国第一张文学专业大报，她的口号就是为新时期文学的大发展摇旗呐喊，受到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发行量开头两年就升至18万。1983年初又增设《文学大课堂》专栏，打出培养青年作家的旗帜。最主要的举措就是邀请全国著名作家来沪同文学青年作面对面的讲演，介绍他/她的代表作和新作的创作经验和体会。而其讲稿又将在专栏全文发表。消息传出，发行量又一举飙升5万，迎来报纸的黄金期。
请哪一位名家来沪登“堂”亮相打响第一炮，以争取开堂红。经精挑细选，当年大家蒋子龙红得发紫，他的新作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和短篇小说《拜年》均以高票当选首位，同年同时获奖，这是罕见的。他，当然地成为理想人选。哪晓得，虽经事先有约，开堂前两天，消息也已见报，但怎么也联系不上蒋公，报社上下为此焦急得走投无路。正当手足无措之际，传来另一条喜讯：丁玲应江苏省委书记之邀，正在南通参加一项文化活动。报社领导峻青、雁翼两位更是喜出望外，立即亲笔书写介绍信，派遣专人奔赴南通求请。又惊又喜的是当晚就传回佳音：丁玲一口答应，没讲二话，次日来沪。丁玲驾到，真是救了新生“文学大课堂”一命，她又如一位高明的妇产科医师。6月2日那天上午九时，出现在2000余受众面前的并不是原定的那条北方大汉，而是一位满头银发、中等个子、身体稍胖、步履稳健的女性老作家，她就是大名鼎鼎的丁玲，全场立即掀起热烈掌声。别说广大文学青年，即使是文艺界同仁，平时要见到丁玲的机会也很难得，今天有机会当场聆听她讲课，这简直是种福份。丁玲讲课没有讲稿，连一张提要纸片也没有。她似乎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但是井井有条，口齿清晰，语速适中，从容不迫。更详细情况见拙作《丁玲为文学报“救场”》（文学报2007年8月9日或《丁玲研究》同年第二期）。丁玲所讲内容整理成文，即以《走正确的文学道路》为题，刊于文学报同年7月7日。在丁玲开讲打响第一炮的带动下，报社相继邀请刘绍棠、蒋子龙、陆文夫、冯骥才、陈国凯、焦祖尧、理由等陆续前来讲课或寄来函授讲稿，当然包括著名作家王蒙，他以《创作是一种燃烧》为题，刊于本报1983年10月13日。
丁玲先后所作35次文学创作讲座的直面听众当然是有限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每次讲演内容都曾及时整理成文，当即发表在文学报刊上，让更多更广的文学青年分享。另外，丁玲还有亲手撰写的26篇对新人新作的文学评论。这一大批凝聚着丁玲毕生的文学智慧和创作经验的文章又分别收编于《丁玲近作》、《生活•创作•修养》、《生活•创作•时代灵魂》、《我的生平与创作》、《丁玲论创作》、《文学天才意味着什么》以及《我在爱情中生长》等多种单本，终又编入《丁玲文集》10卷本或《丁玲全集》12卷本。这类创作谈文章就更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而成为指导文学创作文献。
丁玲晚年适逢我国新时期文学大发展大学习时期，她怀着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对新一代青年作家成长的热切期盼，她奋不顾身的满足四面八方的邀请，几乎有求必应；她更是把这类邀请当作自己的使命和历史重任去努力完成。这是新时期文坛的一幅美景。如果我们新一代的老作家和中年作家能够以丁玲为榜样，踏着她的足迹，继续前行，后生可畏，有这种团结向上的态势，该多好啊！相反，如果作为后生之辈，指着前人的背脊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这会疑似把自己的位置摆歪了。
丁玲晚年的成就，包括上述培养青年作家，再加她的文学创作，特别是那批既有现实意义又展现历史风采的散文，构成她晚年文学活动成就的基本面。这是明摆着的现实存在。深感遗憾的是王文和李文对此置若罔闻，几乎不置一词，而一味地从小侧面，把丁玲生活、学习或工作中的一些负面东西，或是言论失当引出争议，或所作事情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甚至适得其反，诸如此类的负面东西为人所难免。丁玲是人，而且是长期深受多种迫害，满肚积郁着怨气和怒气的人，她不是神，也总有犯错误的时候，只要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这是不难理解的。王、李两位对丁玲这方面问题抓住不放，将它集中起来，再加夸张和渲染。这样的评判，当然颇有破坏力和杀伤力。丁玲也就此而变了形，不再是真实的丁玲。问题还在于王、李文中所列举材料并非完全站得住脚，其实，也是大可商榷的。
 
四、对小侧面的商榷
 
在王文中所写丁玲与中青年作家的关系认为很不正常：
“第一，丁与其他文艺界的领导不同，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著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再露骨一些，她是一种明星意识、竞争意识。因此，对于活跃于文坛的中、青作家，她于其说是把他们看作需要扶植需要提携需要关怀直至青出于蓝完全可能超过自己的新生代，不如说是潜意识里看作竞争对手，大面上则宁愿意看作需要自己传帮带、需要老作家为之指路纠偏的不知天高地厚、不成熟而又被她的对手吹捧起来的头重脚轻、嘴尖皮厚的一群”。
首先，丁玲作为作家，“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这是正确还是错误。意识本是中性词，在这里却成了贬词。丁玲有成堆的“意识”，也就成为一大堆的错误。其中尤为突出的“名星意识”，“很在乎谁挂头牌”。意识是存在决定的。丁玲的文学成就和地位也是客观存在。丁玲落实政策后，中央有关部门对中国作家协会一副部级干部工资文件规定：排在首位的丁玲月工资为270元，张光华也在她之下，更不用说冯牧、唐达成之辈，排在末位的王蒙几乎为丁玲工资的一半。这个客观存在也必将反映在人的意识上。其次，王文中对丁玲的竞争意识十分反感。如果丁玲真的有把中青作家“作为竞争对手的”“意识”，那也不过是她尚“不服老”很想发挥“余热”，把过去二十多年中的损失有所补偿而再作贡献，丁玲也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是无可指责的。古人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种不服老的精神，从古到今，代代传承，传到丁玲怎么就受阻了呢。我们的革命事业过往今来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无不是全国人民包括老者共同奋斗的结果。文学事业亦然。君不见退休以后的老作家的佳作迭出，获得奖项的也大有人在，王蒙同志就是杰出的一位。问题在于有的人对丁玲晚年的作为似乎看不惯，对她的工作成就置之不理。这又是怎样的“意识”呢。其三，说丁玲对中青年作家的傲慢与偏见达到如此程度：她把“后生小子”视作“头重脚轻、嘴尖皮厚的一群”。“她自信比这些后生小子高明十倍苦难十倍深刻十倍伟大十倍至少五倍”。读到这里，有位朋友发问：丁玲在什么场合，在哪篇文章中讲过写过诸如此类的话语文字的呢，何不注明出处，以便读者查证。说话最重要有事实根据，写文章引言要写明出处，这是起码的常识，否则是难以服人的。
丁玲对自己对中青年作家的立场和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笔者读李向东、王增如著《丁玲传》下册713页，有着不一样的实例叙述，在此值得推荐一读：
“1984年3月6日，丁玲一天参加了两次活动，她兴致很好，都讲了话。
上午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八期创作班讲课，因为春节前后为了准备在小说创作讲座会上的发言，丁玲读了一批作品，她最喜欢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迷人的海》的作者，都是这一期的学员。
“那天很冷，文学讲习所条件简陋，教室是一间平房，学员们坐小学生那样课桌椅，丁玲问：“谁是邓刚啊？”一个东北壮汉应声而起。丁玲在3个小时的讲话里6次提到邓刚，3次提到史铁生。她说，史铁生对延安生活的观察和感受超过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他那个破老汉比我那些窑洞里婆姨娃娃写得好，我写不出史铁生那样的生活来，我那本薄薄的《陕北风光》比起他的情绪来淡得多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写了人与自然的搏斗，《迷人的海》不仅写了人与自然，而且写了一老一小两个海碰子的隔膜与亲情，这两个艺术形象充实了新中国文学典型的长廊。她把老碰子与小海碰子的关系，演化为新老作家之间的关系，说我们这些老海碰子不怕有人超越自己，如果没有年轻的作家出来，如果没有小海碰子，老海碰子一个人在海边有什么意思呢？她希望作者把老海碰子写得更热情些，对小海碰子应该胸襟开阔，备加爱惜，精心培养”。
将此与王文中所写丁玲对中青年作家的傲慢与偏见的态度相比较对照，何止大不相同，简直是两个丁玲。丁玲只有一个，哪个是真实的丁玲，哪个是虚拟的丁玲，读者自明。
再说李文，它有个特别之处就是引文奇多奇长，仅就第一部分，所引之处不下10条，如果统计字数，将有全文之半。这十条材料是作者熬费苦心地从丁玲有关青年作家的言行中经过精挑细选而聚集起来的。论其性质，条条都为负面的，或对中青年作家的缺点和弱点的批评；或指丁玲主持的某项文学活动没取得 预期效果，招致中青年作家缺席或退场，以示反感和不满；或指丁玲责怪文艺领导和刊物负责人不该从容青年作家，如此等等。把丁玲的这类缺点一条条的排列起来，逐条加以析评，再有意无意地加以嘲笑和挖苦。总之，在这位学者的心目中，丁玲晚年成为：“爱叹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典型的‘九斤老太’式的心态。丁玲的潜台词是：我们年轻时多革命”，这是真实的丁玲吗？诚然，丁玲并非一贯正确的人，更非事事句句都是真理的人。她和普通人一样，也有犯错或言辞失当的时候。但要明白，把丁玲的负面东西搜寻再多，堆积再高，即使加以拔高，叠加一起，也许有点吓人，但也不过是丁玲形象的小侧面，形不成她的基本面。
君不见，丁玲晚年力争早日平反，不只是她个人及其家人的事，实际上也是协助和配合我们领导纠正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所犯左倾错误，包括当年的一些文艺界负责人，其中有的人当丁玲彻底平反后当面对丁玲说：“平反了你的问题，也纠正了我的错误”。这样帮助党和同志改正错误，也是丁玲的份内之事。当然，个别顽固分子，另当别论。
君不见，丁玲晚年奋力创作不遗余力，写出三部长篇，其一《魍魉世界》、其二《风雪人间》和《“牛栅”小品》、其三《在严寒的日子里》。另外还有上文提到《丁玲近作》等多本书和《访美散记》，再加配合陈明同志校点《丁玲文集》前6卷。这份成绩单还不够厚重吗。
君不见，丁玲晚年前后应邀访问美、加、法、澳等国，尽心尽力，真心诚意的宣传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包括文艺事业的成就。同时又将国外所见所闻向全国人民汇报，《访美散记》仅为成果之一。
君不见，丁玲晚年跑遍半个中国，作35次文学讲座，对新人新作撰文26篇，为培养文学的新生代，讴心沥血，死而后已。在那些年中，除了丁玲，谁人能及，有第二人吗。
以上这些构成丁玲晚年文学活动的基本面，这是白字黑字是可以查证的。当然对丁玲负面东西也应注意加以研讨，从中吸取教训。但决不能把小侧面当作基本面，如同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小小子麻是有用的，但不能只抓子麻，丢掉西瓜。
有的学者对革命老作家很不尊重，喜欢在大树底下的背光处挖掘材料，一旦得手便当作新发现，写成文章当作从事研究的新成果。这类文章并不令人喜欢看，不喜欢不等于不读，有时还得多读它几遍。以便从中找出“短板”，予以商榷。李文中有一段话：
1984年4月27日的小说创作座谈会，中青年作家纷纷缺席，使丁玲烦恼。丁玲又摆家宴，请邓刚、史铁生和唐栋三位获奖的年轻作家来家吃饭，并请几位老作家作陪。
这里提到的“座谈会”和“摆家宴”两次活动，在时间顺序上似乎“摆家宴”在后。其实是错了。《丁玲传》715页写明是“1984年4月19日下午”。《丁玲年谱长编》：“19日邀青年作家邓刚、史铁生、唐栋来晚餐”。分明是把两次文学活动的时序被搞颠倒了。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还在于其内容和实质。颠倒活动时序的用心在于表明：座谈会上“中青作家纷纷缺席，使丁玲烦恼”是前因，而“摆家宴”是后果，以此消除“烦恼”弥补“缺席”之弊。这完全是人为的“因”“果”关系，却暴露李文这么作文的用心，在于用移花接木的办法，人为制造丁玲与中青年作家的矛盾和对立。这样故意违背事实的作法，诚意何在。这里还必须指出，那次座谈会尽管有多位中青年作家缺席，但会议还是开得不错的。会上冯牧等联系1983年获奖作品，就作品结构等问题展开讨论。如果真的因为“中青作家纷纷”缺席，而“使丁玲烦恼”，会议开得如此不成功，那丁玲怎么会有兴趣，从百忙中抽空决定会议再开下去。第二天，丁玲“28日，上午去中南海出席任弼时诞生八十周年纪念会，然后继续去作协主持小说创作座谈会”。丁玲对这次座谈会“烦恼”从何而来，这很明显是子虚乌有和自出心裁。最后，还得指出，李文另有一处说这次座谈会是“由丁玲提议并主持”。此言给人印象，这次座谈会是丁玲个人意志的体现。这是不对的。丁玲是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创作委员会主任。会议地址在中国作协，这是十足公务活动，与丁玲在家中“摆家宴”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之事。
 
人才是事业之本，培养青年作家是事关文艺事业后继有人的重要问题，丁玲一贯重视这项工程，并且身体力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此有不同看法，也很正常，说明此项工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王文和李文还均谈到丁玲晚年的其他重要问题，希望大家商榷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