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看丁玲的文学观，1985-86

周思露

                                                                                      导论
       “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的文学界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其焦点主要是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文学是人学”的观点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这很深地影响了直至当下的我们关于文学的看法。近年来，反思80年代、重审80年代文学的研究，获得了学术界的重视。而丁玲在80年代的文学活动，是我们重新理解80年代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渠道。丁玲有很长的从事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历史，1979年她得到平反后,进入一个文学活动相当活跃的时期。她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1981年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之邀前往访问，1984年开始筹办《中国》。近几年对丁玲的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方向：站在新的历史视角下，重新解读丁玲延安时期的作品。得到较多关注的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夜》等几篇作品。例如，程凯在重读《新的信念》与《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着重分析了“贞贞”这一形象。他试图站在革命文艺的角度上，回看丁玲的这两篇作品，程凯认为，《新的信念》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均表现出“受害者”的翻转。这种翻转不以特定的政治觉悟为旨归，而是指向革命庸常化后蕴含的精神危机。此外，在这一新的历史视角下，女性主义批评也有了新的思路。王书吟在《延安时期丁玲女性书写的转变与“新人”塑造——社会史视野下的<夜>的重读》中，通过借助1940年代初延安时期的史料档案，将文本置放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探讨对延安当地传统婚俗以及新政权对婚姻、情感的政策制定及实施，来理解文本中包含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以及丁玲独特的女性视角关怀。由于丁玲晚年创作的文学作品较少，所以学术界对她80年代的写作的研究不多，因而办《中国》则成为讨论80年代丁玲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中国》的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分析《中国》被停刊的原因；二、分析丁玲晚年的编辑思想。2011年，王增如的《丁玲办<中国>》一书出版后，《文学自由谈》上出现了两篇对《中国》的回忆性文字。但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对丁玲办《中国》的研究，还有待更深入的细读与史料发掘，这篇论文就是这一方向上的尝试。我认为，《中国》是我们了解丁玲在1980年代的文学观的重要材料和途径。而80年代的丁玲有什么样的文学观，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是我们理解丁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丁玲如何在80年代看待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传统；第二，研究这一时期丁玲的文学观，也是在80年代众多当红的新人作家之外，获得重审这一时期文学状况的视角，这一点在今天看可能是更加重要的。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这一刊物体现了丁玲在80年代怎样的文学观？本文的主体由三部分组成：从刊物的形式、《中国》的内容和民办公助的体制来阐释丁玲的文学观。作为一个作家，晚年的丁玲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办刊上，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而《中国》中，经查证有一部分文章是因丁玲的参与而发表出来的，这些篇目的选择，丁玲肯定有她的考虑。在当时，民办公助的道路并没有得到作协的认同，但丁玲依然在坚持，这一行为背后的动机，渗透着丁玲对文学体制的看法。本文主要采用历史材料分析和文本细读的方法，借助《丁玲办<中国>》、《丁玲传》等研究著作以及《中国》等文学刊物，来讨论丁玲在80年代的文学观。
 
       一、丁玲为什么选择杂志这种形式？

       从1985年1月到1986年12月，《中国》这个文学期刊历时两年，从最初的双月刊到1986年1月调整为月刊后，共发行18期。在双月刊时期，《中国》实行双主编制，丁玲和舒群为主编。月刊时期的前六期，丁玲一人为主编，此后封面上无主编。丁玲于1986年3月辞世，自此，副主编牛汉一直担任执行主编。副主编除牛汉外，早期还有雷加、魏巍和刘绍棠。编委有邓友梅、西戎、杜鹏程、陈涌、秦牧、贾平凹、姚雪垠、王中忱等人。本文以集中分析丁玲的文学观为目标，因此在文本分析的过程中，只选择1985年1月至1986年3月间《中国》上所发表的与丁玲有关的文本。
       1979年初，75岁的丁玲回到北京。晚年的丁玲，计划写完三本书，一本《在严寒的日子里》，一本南京回忆录，一本北大荒回忆录。而此时，回忆录《魑魅魍魉》和《风雪人间》，只是大概写完，《在严寒的日子里》尚未完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丁玲开始倾尽心血地做另一件大事：创办《中国》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大型文学期刊。丁玲本可以专心写作，也可以安心做好作协副主席的行政工作，但她为何要选择把精力放在了办杂志上呢？当时的很多人都不明白丁玲，并且认为以她这样年迈的状态，很难肩负起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但是，事实证明，丁玲凭借她的满腔热情和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很快就将《中国》办得初具规模。总体而言，我认为丁玲之所以选择办一份文学杂志，一方面是有其个人和历史的双重机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刊物这一形式的特点符合丁玲的几个方面考虑。
       80年代的自由风气以及丁玲个人在政治上得到了平反，为丁玲办刊提供了契机。更重要的是，文学刊物是集中表达丁玲对文学的看法的有效形式：80年代的民间刊物众多，良莠不齐，丁玲早年的办刊经验，让她明白，要纠正民间文学的发展，办刊是最直接有力的文学组织和引导的形式；另外，80年代的文坛，我们能够看到老年作家的被冷落，青年作家的被“捧杀”，老中青年作家之间出现较大隔膜的现象，丁玲认为这不应该是文坛应有的状态，而办刊是集聚老中青作家、解决这些问题最不着痕迹的形式。论文的这一部分，将就这两点展开详细讨论。
       1984年，丁玲在政治上获得了彻底平反。7月，中央组织部拟定了《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经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8月1日，以《中组部（1984）九号文件》发向全国的党组织。丁玲得到这一消息的时候，迫不及待地说，“这下我可以死了！”丁玲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平反，这让她感到“轻松”与“激动”。在这种情况下，丁玲自然老当益壮，想要继续为社会尽一份余热。
       80年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促进了文学期刊的繁荣。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要横加干涉”，给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松绑”。这次的会议讨论结果在1980年被正式固定下来，中共中央正式用“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以前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1978年以后，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由此被推到了风口上。
       有学者认为：1980年代是一个把“人”字大写的年代，也是一个冲突的年代。50至70年代，文学杂志和出版，都由国家控制管理，实施监督。在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变革的宽松环境下，文学创作进入一个十分活跃的时期。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先锋实验小说，以及80年代中后期的寻根文学，文学现象频繁出现，文学不断地变换出新的姿态。在传播文学的过程中，期刊出版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新时期的几次文学思潮的行进过程来看，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不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直接参与了文学思潮涌动的整个过程，成为文学思潮的一个有机组成。更为重要的是文学期刊在这一时期采取了非常宽容的态度，对一切有关文学的实验都给予充分的关注和支持。
       下表是1978年至1988年间全国文学艺术期刊的出版状况。表中数据显示，1978到1988这十年间，文学艺术的期刊种类快速增加。尤其是从1978年的不足一百种，到1984年突破五百种，总印数也在这七年间增加了近五倍。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丁玲的办刊之举是在跟进时代潮流。
                                                                             1978年至1988年间全国文学艺术期刊出版状况

                                                                                                          数据来源：《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
        当然，更重要的是，文学杂志这一形式，对于丁玲而言，能够表明她的文学观。一方面，文坛需要一个好的期刊来引导，而办刊又是丁玲极熟悉的事业。另一方面，当时的作家们并没有形成团结互助的模式。刊物的形式，对外不仅能够发表各年龄段、各种文体和风格的作品，对内还能组织起一批致力于编辑、出版工作的幕后人员。这些工作者，当然也是不分年龄。丁玲以刊物的形式将他们集聚到一起，为这份共同的刊物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80年代初期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层起不穷，在热闹的同时也有一些良莠不齐的局面。丁玲目睹了一些文学现状后，意识到泛滥的章回小说需要被引导。办一个现实主义的文学刊物，必定要办一个章回小说的刊物来养这个刊物。小报的市井文学、乌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一个刊物要有各种流派的作品，形成一定的读者群。丁玲还表示，刊物不应该以小市民为目标，而要把有为的大学生群体作为预设的读者群。这很清楚地表明了丁玲办刊的意图，那就是要起到一种引导文风的作用。有记录提供了这样一条材料，当主要合作者牛汉谈到，“《中国》是纯文学刊物，阳春白雪，与群众有距离，要雅俗共赏时，丁玲插话说：“没有雅俗共赏，雅俗共赏的结果就是俗！”这说明丁玲始终认为文学期刊应该体现精神内涵，而不能为了扩大读者群而降低标准，沦为娱乐广大群众的消费品。丁玲在创刊前期的一些活动中，每到一所大学，都会宣传《中国》的相关事宜，可见丁玲将《中国》的读者群定义为有一定文学修养的人，而不是盲目跟随市场潮流去阅读低俗刊物的人。
       而丁玲早年的编辑生涯，让她明白，文学刊物这一形式能够担负起引导文学风向、纠正文学潮流的责任。如果说在1928-1929年间与胡也频、沈从文合编《中央日报》的“红与黑”文艺副刊、文艺月刊《红黑》及《人间》的短暂经历，丁玲只是做一些具体工作，而不全权负责杂志，那么1931年，丁玲被任命为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的杂志主编，则是正式开启了她的编辑生涯。主编《北斗》不仅加快了丁玲小说创作的转型——从“莎菲”式的女性书写到革命题材的展示，也让丁玲成为了当时的政治文化的公众人物和引导青年投身革命的偶像明星。此后，丁玲在延安时期主编过《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新中国建立后，又主编《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丁玲从事编辑的时间很长，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办刊经验。1940年，丁玲在《文艺月报》创刊号上曾写了一篇《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直率声明《文艺月报》是一本“有战斗精神的刊物”，“把握斗争的原则性，展开深刻的、泼辣的自我批评，毫无宽容地指斥应该克服、而还没有克服，或者借辞延迟克服的现象”，《文艺月报》不能成为一个“没有明确的主张、温吞水的、拖拖沓沓的可有可无的、没有生气的东西”。晚年的丁玲确实渴望办一份自己的刊物，1984年2月在跟好友陈登科谈话时就表明自己想办刊物的想法。丁玲认为当时的好刊物太少，光是登几篇小说不叫刊物，刊物中要有各种文体，但最重要的是要有表明方向的评论文章。
       丁玲对这份文学杂志的另一个期待，就是让它成为文坛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1980年代，老作家们普遍缺乏一个“发声”的平台。最早提出创刊的人是魏巍，当他集合一群老年作家找到丁玲，商议办刊详情的时候，丁玲尽管年事已高，但仍欣然答应担任主编。这些久负盛名的老作家，虽然属于作协名下，但是在作协内部，真正起到领导作用的却是作协党组，他们是被“边缘化”的。1983年9月，老作家们给作协党组的领导提意见，在语言表达上比较直接尖锐，主要是倡议文学作品应该着力塑造新人，而作协的刊物却对刚取得一些成就的青年作家进行“捧杀”。但党组领导一直对老作家们避而不见，不愿当面谈话，老作家们感到不被重视，内心忿忿不平。
另外，80年代老中青年作家之间还有颇有隔膜。1984年4月27日，丁玲提议举办了一次小说创作座谈会，邀请了当时崭露头角的部分“小海碰子”，探讨文学创作问题。会后舒群说，“丁玲办这个聚会意义深远”。但是，这次会议并没有达成良好的效果。青年作家们很拘束，不愿意跟老作家们讲太多，所以，当时的气氛显得很尴尬。老作家们很想和青年人多交流，他们看到，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有许多亦师亦友的文人关系。例如，“鲁迅和萧军、萧红，郭沫若和孔厥、袁静，茅盾和茹志鹃、玛拉沁夫”。然而，那次座谈会开得并不算愉快，老中青作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充分暴露了出来。丁玲也看到了这种情况，她努力设法促进作家间的交流，并发现，只有刊物的形式，才显得没那么刻意，能够让老中青年作家不自觉地有所对话。事实上，丁玲对此已颇有经验。50年代初，丁玲负责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就是一种“作家”后备者的培训机构。虽然有学者认为，“一些老作家对文学青年的指导、培养，在当时也不只是个人的关切，也是一种制度化的行为”，不过，这种制度，在规范“作家”的“补充者”的资格方面，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编辑也多是青年人，是喜爱文学的小伙子，他们放弃了国家机关、高等院校、银行、保险公司的优厚待遇，到《中国》来实现文学梦。牛汉说：“她（丁玲）对编辑部每个同志的性格、特点都相当了解，对每个人的困难与弱点都心中有数，她像培植树苗一般关怀着编辑部的年轻人。”不管丁玲是出于对文学青年的衷心培养和关爱，还是仅仅出于制度化下的习惯，丁玲选择办刊这一形式，确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老中青年作家的代沟问题，培养了后起之秀。
       同时，丁玲也注意到，评论界不愿意直言批评作品：即使你极其婉转地批评了一点点某个作品，好像就得罪了一大批人，就会给你扣上“左”的帽子，有的内容低劣、形式粗糙的所谓通俗报刊发行量超过百万，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批评，没有争鸣，自由倒是自由了，自由得泛滥化了。在当时，丁玲毫不避讳地评论获奖的文学作品，不怕得罪人。例如，丁玲称道：“《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写得醇厚干净，并且鸣不平说，它虽然获了奖，却没有排在应有的位置，另外一篇艺术性较差只是思想性较强的《围墙》却评了头奖，这是不公平的”。文学界涌现出大量的作品，而批评界却少有直言的人，这样的现象是丁玲所不能容忍的。有记者将丁玲的这番言论整理发表在新华社刊物上，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看到后肯定了丁玲对四次文代会的精神领悟深刻，又要求将修改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据丁玲晚年的秘书王增如所言：丁玲有一篇至今未发表的文章，题目是《读“夜读抄”想到的》：“夜读抄”是茅盾同志在50年代自己读书时记下来的对书中的意见，“夜读抄”里提到的作品，批的多，批的干脆，讲好的地方都很谨慎，作家最难听到的，就是别人对自己作品的真的意见，尤其是讲缺点，讲不足。
       在丁玲自身的成长历程中，冯雪峰的批评给予了她重要的指导。1932年冯雪峰在《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里，对丁玲的写作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他讲成就留有余地，讲缺点毫不留情。当年在上海，丁玲年轻气盛文坛走红，冯雪峰的批评重在挑毛病煞风头，怕她翘尾巴。我认为，丁玲努力增强老中青年作家之间的联系，这不仅可以加深两代人的感情，而且在这种良性关系的基础上，老作家们的对于青年作家的“批评”，也应该是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的。
       以上是丁玲创办《中国》的两点契机，以及选择办刊这一形式的两方面的考虑。我们可以看到，丁玲对文学的发展，始终保持着一种长远的眼光。她时刻关注着文坛的风气，当她发现，没有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来引领风向的时候，就组织起了一批老中青文艺工作者，撑起一份希望能够引导当时中国文坛的刊物：《中国》。虽然《中国》只存在了短短两年，但因为丁玲的深远思考，这个刊物，不仅在80年代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直到今天，依然有许多人怀念着《中国》。
 
       二、从《中国》的内容看丁玲的文学观

       这一部分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来探讨《中国》反映出的丁玲晚年的文学观。根据《丁玲办<中国>》和《丁玲传》的记载，可以确定《中国》中有一部分选篇与丁玲有直接的关系。这些篇目大概可分为三类：一、《丁玲传》中由王增如明确列举出的“经她（指丁玲）之手在《中国》上发表的文章”，有这样几篇——陈早春的论文《雪峰现实主义理论初探》、李又然的诗歌和悼念他的文章、华山的绝笔作《青青海罗杉》；二、丁玲主动约来的稿子，这部分占大多数，共有9篇。经丁玲约稿并最后成功刊登在《中国》上的，有孙犁《从<腊月·正月>谈起》、田东照的《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白桦的《秋天回旋曲》、贾平凹《冰炭——一个班长和一个演员一个女人的故事》、吴强的《海螺与蔷薇》、李辉英的《礼饼》、舒群的《黄河女》、遇罗锦的《<无情的情人>拍摄散记》以及陈涌的《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三、受丁玲肯定的篇目及信件等其它内容，主要有丁玲本人的报告文学《一代天骄——记京海计算机机房装备公司经理王晓辉》和丁玲与巴金的来往信件。此外，丁玲对铁凝的《哦，香雪》也有很高的评价，虽然这篇小说不是发表在《中国》上的，但丁玲却促成了李纳和铁凝的来往信件在《中国》上的发表。王家斌的《背尸人》由副主编雷加约稿，不过丁玲也对此文给出了赞许，并且同意发表王若望关于《背尸人》的评论文章。
        当然，由丁玲约来的稿件远不止上述9篇，还存在被丁玲亲手退稿的情况。例如丁玲延安时期的好友、艾青的妻子韦嫈写走上文学与革命道路的回忆录、丁玲老朋友陈登科的长篇小说（指的是《路障》）稿、白刃的《旅菲探亲日记》和《肖向荣之死》、古鉴兹的《历史的旋风》长篇稿等。王增如记录说：“丁玲虽然是主编，可是从来不发人情稿，在稿子问题上，她充分尊重编辑部的意见，从不独断专行。”本部分将根据上述选篇的内容，从文学与政治历史、时代及老中青作家关系的问题三个方面进行归类分析，由此来考察丁玲的文学观。
      
       1.文学与政治、历史的关系

       纪念散文《青青海罗杉》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华山通过这篇文章表达了对老一代革命家的敬仰与怀念。《中国》双月刊第四期正是七月出版，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海罗杉》被排在聂荣臻等人的文章之后，是第三篇。《青青海罗杉》，从井冈山上的海罗杉树写起，写到太行山的抗日战争，作者深情的回忆起左权等将领和许多大小战役。除此之外，华山还在文中反思了“文革”产生的原因，他痛陈1949年以来，部分共产党人丢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华山认为，只有坚持“为人民服务”，国家和社会才能平稳发展。丁玲在回复华山的信中称赞道：“文章用意好，写得有感情，有诗意，有魄力，我是喜欢的……你在重病之中，仍然保持着这样健康的情绪，歌颂历史，希望未来，你有一颗光明纯洁的心，你的文章正是我们《中国》所希望刊登的文章。”这种直面“文革”、痛陈党内少数份子因背离人民而导致国家动乱的言语，在当时看来，也是惊人之语。丁玲敢于发表华山的这篇文章，同时也把与华山来往的信件刊登在《中国》上，公开表达自己对华山观点的支持。由此可见，丁玲对抗日战争的历史是肯定与怀念的，而对“文革”，则是毫不避讳，直面这段历史，希望国家能吸取教训，希望受苦的人民能够寄希望于未来。所以，我推想，丁玲认为，文学不仅仅要追溯和歌颂光辉历史，更要敢于揭示和反思政治错误，给予人民以积极向上的健康情绪。
       王家斌的中篇小说《背尸人》，讲述西藏天葬师的工作与生活。小说展现了藏民中传承已久的天葬制、等级制、共妻制。王若望在《开始了向愚昧的挑战——评王家斌作的<背尸人>》中评论到，藏民对“堆旺”这类天葬师的职业歧视，对其家人的欺凌，这种罪及妻孥比“封建株连”的历史还要悠久。王家斌将笔触对准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的西藏，揭示了西藏的“封建”毒瘤依然存在的现象，让读者在深深地震撼与惊愕中沉思，如何面对藏族的特殊历史风俗。小说中还写了两位代表着西藏的光明，西藏的未来的人物，一个是帕朗，另一位就是专员益希。他们是深入解放西藏的使者，任重道远。王家斌在《一段往事——丁玲办<中国>》一文中回忆了他与丁玲几次来往的细节。《中国》创刊号上发表的《背尸人》在读者群中引起很大的反响，王家斌本人也因此“大出风头”。当时，王家斌并不清楚自己的文章为何被选上，后来冯夏熊才告知丁玲“挺赞赏”这篇小说，“反封建”的主题很好地切合了丁玲的审稿标准。“文革”中的“破四旧”运动，打倒了很多带有所谓“封建残余”色彩的事物，以至于矫枉过正，使得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遭到了破坏。但是，在偏远的西藏，封建的陋习依然被保存，对“背尸人”的歧视与压榨，藏民已经司空见惯。虽然“文革”结束了，但显然，反封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与“文革”时的激暴方式相比，《背尸人》中所运用的策略更为理性。“帕朗”和“益希”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用的是教化的方式来解放藏民的思想观念。尽管这一过程曲折艰难，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温和的方式更适合处理民族问题和风俗问题。此外，“帕朗”的觉醒也具有某种象征性。他是背尸人的后裔，他和他的父辈们不一样，他知道了压迫和不平等，所以他想改变现状。他的觉醒带有一种自己解放自己的意味。“反封建”是一个艰巨的历史重任，丁玲很清楚这一点，因而一再强调“反封建”的主题。
       创刊号上，丁玲约来的陈涌的理论文章《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率先探讨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丁玲曾说，中国只有两个半文艺理论家，一个是冯雪峰，另一个是胡风，那半个是陈涌。作为创刊号上的唯一一篇理论文章，其重要性显而易见。所以，可见丁玲十分重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陈涌在文中提出：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文艺是否能得到正常发展的关键；过去的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只强调政治标准，把艺术标准排在第二位，这种片面性导致了“左”的思想路线。丁玲在选篇上是兼顾文学的主题与艺术性的。《海罗杉》之所以能被丁玲选中，除了有纪念抗战胜利的意义，也因为这篇散文“有感情”、“有诗意”和“有魄力”的艺术风格。但是，文艺也无法完全脱离政治，虽然党的领导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不过一定的文艺总是反映一定的政治，归根到底就是反映历史发展的需要的。革命文学的历史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一味追求纯粹的艺术性而否定那些早期的革命先行者的作品，是不尊重历史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革命而存在。除了《青青海罗杉》和《背尸人》，丁玲约来的还有两篇小说：《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描写了是文革中，石台村人上演的一系列的斗争悲剧，在这种背景下，主人公赵大在历史的新时期，迎来了充满希望的新生活；舒群的《黄河女》是《毛泽东故事》这一组小说的第十篇，这组“故事”是舒群从解放初就开始积累素材的。
这些小说和散文《青青海罗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一时期的政治与历史事件。80年代，“纯文学”、“人的文学”一度成为新时期的风尚。丁玲等老作家坚持认为，文学与政治和历史是无法割离的。如果就此用一种戴帽子式的方式判定，丁玲是很“左”的，我认为过于武断。上述选篇，虽然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政治历史情况，但是丁玲对待历史的态度是理智的，没有片面的歌颂或者否定历史，而是积极吸取历史教训，给予读者们新的希望和热情。阿城在访谈中讲过，北岛在聚会上喝多了就唱《东方红》，难道就能说明北岛是“极左”的吗？丁玲等老作家从“五四”走来，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建国，也经历了“文革”，这些事件是她们人生经历的一部分，是她们的“感情模式”，“无关是非”。在我看来，丁玲认为文学是与政治历史密切相关的，好的文学作品能够积极地反映政治历史问题，同时，也要兼具艺术性的。
 
        2.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丁玲在《编者的话》中说到过，《中国》是在“城市经济改革”的时代鼓舞下诞生的。丁玲发表在《中国》创刊号上的《一代天骄——记京海计算机机房装备公司经理王晓辉》一文，其写作缘由一是收到胡锦涛对丁玲提出“为青年谈点什么，写点什么”的期望，二是丁玲看到《中国》的第一期目录，觉得缺少改革题材的作品，时代气息不浓。因而，她立马想到，要写一个青年改革人物，这篇报告文学就此诞生。王晓辉从一个普通工人，以五千块钱起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公司，半年里盈利四万多块。丁玲有意识地树立一个锐意改革、抓住机遇、大胆创业的青年形象，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下，丁玲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像王晓辉一样，成为“一代天骄”。
        与丁玲所讲述的这位成功的男青年相比，遇罗锦在《<无情的情人>拍摄散记》中写到的“我”作为一个女性，对于是否扔掉铁饭碗的犹豫不决和矛盾困惑，则是普遍现象：“百分之九十几的人仍旧难于如此决定”。不过，与“我”不同的是，刘晓庆却“要成立电影公司，（虽然）目前只是拍摄组”。她的热情洋溢和坚定心态，不断影响着“我”，而“我”也意识到当今的时代，打破铁饭碗、不吃大锅饭，是越来越普遍的事了。在是否选用这篇文章的问题上，编辑部还专门组织了讨论。主要原因是，遇罗锦在当时因为一起“离婚案”而遭到社会上许多人的攻讦，她的《春天的童话》也招致很多的批评声。而刘晓庆则是著名的女演员，1979年凭借在《瞧这一家子》中的出色表现，斩获第3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1981年在电影《原野》 中饰演女主角，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还因此得到曹禺的当面称赞；1983年中国首届春节联欢晚会上，刘晓庆成为第一位女性主持人。一篇文章关联着两位有名气同时又有争议的女性，所以，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社会反响是可想而知的，也难怪编辑部对这篇文章如此慎重。但丁玲还是坚持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发表。最后，《<无情的情人>拍摄散记》以连载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的第一、二和四期上，所占篇幅不短。丁玲早期的作品带有很明显的女性主义色彩，虽然去延安后，她的风格较之《莎菲女士的日记》，已经发生了转变。但我认为，丁玲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从未减弱，这一点从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杜晚香》以及杂文《三八节有感》中可以得见。既然文学要反映时代，那么在丁玲看来，文学更要反映这个时代的女性生存状态。所以，刘晓庆、遇罗锦这样充满个性色彩的时代女性，自然符合丁玲的口味。
       《从腊月·正月谈起》一文中，孙犁反复强调了“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孙犁提到，“庸俗、低级的色情小说”，成为畅销读物，“进入大出版社，降低读者水平”，这一说法和丁玲对文学市场上乌七八糟的小报看法如出一辙。因而，丁玲与孙犁一样，都提倡现实主义，希望作家们能够立足于自己的生活，写出自己的真实体验。早在边区文协做文化工作时，丁玲就写了一篇论文《作家和大众》，她强调创作“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要与“大家生活打成一片”。文学要表现现实生活，也就是说，文学的书写要符合时代的面貌。上面提到的《一代天骄》和《拍摄散记》在形式上也体现了“现实主义”的风范。前者是报告文学，后者是相当于记录电影“场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事实”而形成的一种纪实风格的文学。
总而言之，丁玲对于“现实主义”的重视，表明她认为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的特点。尤其是在八十年代改革之初，丁玲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气息，在文学上树立了年轻一代锐意创新的形象。
 
        3.老中青作家的关系

       丁玲十分关注老中青年作家的关系问题，她办刊的动机之一，就是团结老中青作家，尤其是要培养青年作家。她在《中国》上，刊登了两篇老作家的文章，表达对两位老友的纪念。一位是冯雪峰，一位是李又然。
       为了让陈早春的《雪峰现实主义理论初探》这篇文章在第二期上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丁玲抽掉了两篇已经发排的稿子。这篇文章在当时颇为敏感，因为触及到了毛泽东与冯雪峰“关于艺术与政治关系”的不同见解。这篇约三万字文章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1、肯定冯雪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和传播上的贡献；2、认可冯雪峰在文学理论上对鲁迅的文学地位的肯定和科学论述；3、阐释了冯雪峰最被误解的几个文艺理论观点，尤其是“主观主义”。丁玲早年和冯雪峰相恋，在《不算情书》的信中，丁玲有过大胆的表白。对这位只能恋着却没能走到一起的挚爱，丁玲一生都没有放下。在《悼雪峰》中，丁玲说到：“我对他（指冯雪峰）的言行从来都是深信不疑的”，“最怀念的是雪峰”。冯雪峰在丁玲的生命中，扮演着亦师亦友的角色。丁玲早期的写作，经常受到冯雪峰中肯的批评和点拨。丁玲爱上冯雪峰后，对他更是崇拜到极点。在《中国》的运行过程中，冯雪峰的儿子冯夏熊，得到了丁玲的器重和倚赖，成为了她的左膀右臂。所以，很少干预编辑部工作的丁玲，为了冯雪峰，也任性了一次，抢先发表了这篇谈冯雪峰文艺理论的文章，而这也表现了丁玲对左翼文学思想资源与传统，认真肯定的态度。
       同样经过丁玲过问而发表的文章，还有李又然的诗歌《桥》和《自行车》，原诗如下：
       桥
 
       自从有了你
       地上不再有通不过的挡阻
       你是补救世界缺陷的创造
       山谷把人隔开
       你就架在两山之间
       于是人和车马
       凌空渡过云雾缭绕的万丈深谷
 
      自行车
 
      你替人走路
      ——不是一步一步走
      你有圆圆的腿
      不停地转圈圈
      你每转一个圈儿，就是人的
      许许多多脚步的连续
      你一天转的圈儿，接起来
      是一条极长极长的线
     
       这两首咏物的小诗，所选取的意象是“桥”、“自行车”这种交通设施或工具，它们都是默默奉献的角色。而“桥”还隐含着“沟通”的愿想。李又然曾请丁玲为他的散文集写序言，丁玲写到，“他很少得志”，“是个善良的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这两首诗正体现了丁玲的说法，李又然不大合群，但又沉默善良。丁玲与李又然早在延安时期就因边区文协的工作而相识。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时，李又然受到株连，后又在文革中被打倒。他们虽交往不多，但是却有种患难知己的情谊。所以，丁玲又安排刘大海写的悼念文章《忆又然》，发表在第三期上。悼文中提到，“我又算不上他的多年好友，至于丰功伟绩么，我也毫无所知，只知道他历次运动挨过整，如此而已，写回忆他的文章，似乎不太合适。不写，又觉得憋闷，还是一吐为快”。可见，刘大海与李又然之间的交往，也是恬淡而又纯粹的。
       丁玲从李辉英那里约来的《礼饼》，也体现了这种人与人之间良好的信赖。姜牙子在整理李辉英遗札时，注意到几封与《中国》约稿有关的事。李辉英在逾期未能按时交稿给丁玲后，写了一封诚挚的道歉信。而丁玲在收到李辉英补赶的《礼饼》之后，执意要给李辉英寄去稿费。两人的认真与诚恳，成为编辑界的一段佳话。丁玲希望看到人性中干净、善良的一面，无论是她自己对于好友的悼念，还是她从刘大海身上所看到的闪光点，我们都能感受到，丁玲对情义的珍惜。
       在年轻作家方面，丁玲表现出对他们的敏感作品极大的包容性。遇罗锦的《散记》和白桦的《秋天回旋曲》得以发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丁玲对两人的关怀。对遇罗锦的批判与指责，前一部分已经说明。1983年胡乔木还曾发表《一个“堕落”的女人》，指名道姓谩骂遇罗锦。但是，丁玲却认为：“遇罗锦这个人名声不好，没修养，走了点错路”，但问题是“应该给她安排一条出路”，如果她能深入生活，把视野扩大，“那她还是有希望的”。白桦和遇罗锦处境相似，都是当时颇受争议，是“灰溜溜”的作家。白桦因为在作品《苦恋》中夸大了那些爱党、爱祖国的人所受到的委屈，流露出不健康的情绪，有“怨”党的嫌疑，遭到社会的质疑。但是，丁玲认为《苦恋》的问题没那么严重，所以，即使她并不看好《秋天回旋曲》，也还是出于想帮白桦一把的心理，将这篇不受好评的文章刊登了出去。丁玲对这种情况也有切身体会，延安时期的杂文《三八节有感》，在当时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丁玲对这两位灰色作家的态度可以看到，她对年轻作家是格外宽容的，她始终对他们抱有希望，认为他们还是年轻人，应该给他们机会，鼓励他们写出更好的作品。一时的舆论风向不应该阻断一个年轻作家的文学道路。
       李纳和铁凝的来往信件，则更加清晰地表明了丁玲希望加强老中青年作家之间的理解、沟通和交流。丁玲在盛赞《哦，香雪》是一篇“干净的”文章的同时，也十分关心她的后续创作。收到李纳寄来的信件，丁玲立马请求铁凝的回信，并且征得二人同意，将信件分别发表在《中国》第一期和第二期上。六十四岁的李纳作为文坛前辈，亲切的称呼二十七岁的铁凝为“小姑娘”。铁凝在《女性在创业上的艰难——复老作家李纳的信》中谦虚地表达了前辈对她的“谬赞”，并且接受了李纳的建议，悟出了“一个青年作者只有和我们的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自己对于社会才具意义”的道理。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丁玲对于中老作家群，是持怀念与尊敬的态度的；对于年轻作家们，她是宽容与支持的。而通过办刊来实现老中青作家的交流、对话，是丁玲辛勤耕耘《中国》的一个重要目标。
       通过以上的文本细读与史料探究，我认为，丁玲始终认为文学是与历史政治息息相关的，文学的艺术性与对政治、历史的批判功能是统一而不可割裂开来的；现实主义文学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老作家们如果能细心培养和支持年轻一代的作家，青年作家多与老作家们沟通和探讨文学问题，形成老中青团结、对话的局面，那么文学的繁荣也就指日可待了。丁玲始终是关注历史和现实、关注时代和女性的、关注文学和作家的。
 
       三、民办公助与丁玲的文学观

       从一开始，丁玲对《中国》的构想就是坚持民办公助的模式。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创刊许可证上，作协明确强调“《中国》是中国作协的刊物，不是民办公助刊物”。在《中国》正式创刊和发行的过程中，作协又在经费和编制问题上次次拖延，分配给《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远不及同属作协的《中国作家》。可以说，名义上，《中国》是作协的刊物，但其实得不到作协应有的支持。丁玲因此四处奔走，为《中国》筹款。一大批工作者，从约稿、编辑、排版到刊印成册，都自愿为《中国》付出努力。这些都表明，事实上《中国》走的依然是“民办公助”的路。《中国》这份刊物只维持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停刊了，我认为这说明，在当时“民办公助”这种模式，充满了挑战。本部分试图通过两个层面的问题——丁玲坚持“民办公助”的缘由和丁玲对“民办公助”刊物的期许——来分析丁玲的文学观。
       丁玲等老作家们创办《中国》的热情很高，然而事情一开始进行得并不顺利。1984年7月13日的作协党组会上，张光年表示，“同意作家出版社出一种以刊载中长篇为主的大型期刊。如果丁玲愿意，请她具名主编，但不同意另出一种’老作家刊物’”。同月22日，丁玲在《中国》的办刊申请报告中申明，“实行承包制”，“除创刊阶段请求贷款”，此后“自负盈亏”、“集资认股”。在丁玲等人谋划创办《中国》之后，中国作协也透出消息开始准备办一个大型刊物《中国作家》。在11月28日《中国作家》的创刊招待会上，记者问到《中国文学》与《中国作家》的关系，丁玲答是两个“姐妹刊物”，都属于“中国作协领导”。即使丁玲对外已经采取“妥协”态度，承认《中国》和《中国作家》一样，同是作协领导下的公办刊物，而不是民办公助性质的刊物，但是丁玲依然迟迟拿不到创刊许可证。
       1984年12月2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规定，期刊原则上要做到“保本经营”，在未做到之前，“可由主办单位给予定额补贴”，“可以赢补亏”，“中国作家协会可有两个大型文学期刊”。显然，丁玲提出的“民办公助”的想法，比《通知》所倡导的“自负盈亏”的政策更早。由此可见，丁玲等人的时代预见性是极高的，她敏锐地感觉到了文化体制的改革气息。早在1984年6月，丁玲和陈明进行了一次厦门之行。她在厦门实地感受到了改革的力量：女记者潘荻决心“以文养文”开公司，发展公益和文化事业，丁玲知道后还做了一段时间的挂名“董事长”。这可以看出，丁玲在办《中国》上坚持“民办公助”，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模式在新时代的可行性。
       但是，作协内部的明争暗斗并没有因为“民办公助”这一想法的预见性而停止。丁玲发给文化部的办刊请求的报告，并没有得到回复。最后，丁玲只好求助于延安时期就认识的、当时是共产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1984年9月15日，习仲勋、邓力群等中央领导见到丁玲，告诉她，“你写给耀邦同志的信我们都看了，你办刊物没有问题。”中央发话后，事情才得以解决。但这件事在作协内部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丁玲绕开作协党组，私自拿到创刊许可证，这是“走后门”的行为。丁玲想做一件合乎时代的事情，这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但是，由于作协体制上的一些问题，使得想做事只能“走后门”，文艺上的事情，不得不越级，上升到党中央的高度，才能得到认可和支持。
       作协内部的斗争，还不止于此。如前文所说，丁玲等人提出办《中国》后，作协又很快决定办另一个全国性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国作家》。《中国》原名为《中国文学》，后因为国家外文局已经有了《CHINA LITERATURE》，翻译过来就是“中国文学”，所以，丁玲不得不把《中国文学》改名为《中国》。不管是在创刊时间，还是刊物命名上，《中国作家》与《中国》都有某种相似性。另外，在约稿上，两者也是激烈竞争的关系。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文学年表部分，列出的1985-1986年间发表的文章，其中，1985年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的有三篇小说：《树王》（阿城）、《小鲍庄》（王安忆）、《透明的红萝卜》（莫言）；1986年发表在《中国》上的有四篇诗歌和三篇小说：诗歌《诗九首》（北岛）、《自在者说》（杨炼）、《有关大雁塔》（韩东）、《悬棺》（欧阳江河），小说有《苍老的浮云》（残雪）、《狗日的粮食》（刘恒）、《黄泥街》（残雪）。当然，《中国作家》和《中国》所发的文章肯定不止洪子诚先生所列出来的这么多，不过，这些被写入文学年表的篇章，显然在文学史上是有分量的。这组对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虽然在当时“拿不到当红作家的稿子”，但是，《中国》还是能够抗衡作协官方刊物《中国作家》，发表“有质量”的稿子，甚至比《中国作家》更具有长远的眼光。
       我们知道，按照发表和出版的途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可以分为两部分：公开的文学和“地下文学”。“地下文学”往往以手抄本或手稿的形式在一定范围内流传，虽然不能像公开的文学那样光明正大的传播。但是，在当时也产生了种类繁多的文学活动与现象。例如：早期兴起于北京的“地下文化沙龙”、“知青歌曲”的泛滥、旧体诗词在文革中的复兴、民间口头文学的繁盛等等。“地下文学”对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新时期”许多有影响的作品是孕育于文革，或本身就曾经是“地下文学”。八十年代的文学大军中，有许多人受过“地下文学”的影响，或者起源于“地下文学”。“文革”结束后，“地下文学”以喷薄之势涌上文坛。八十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朦胧诗”的文学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下文学”这种压抑气氛的爆炸性解放引起的。
       丁玲在文革期间相继被发配到北大荒和秦城监狱，而这两个地方，正是文化艺术家们和爱好文艺的“知青”们很集中的地方，很多人并未因时局停止创作，比如郭小林在北大荒时期创作的《誓言》、郭小川在秦城监狱完成的《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李锐在秦城监狱中用紫药水写成的《龙胆紫集》……作为“文革”监狱生活的体验者，虽然丁玲在此期间她本人的创作不多，但是她肯定感受到了“地下文学”的不可扑灭的生命力。江青等人虽制造众多冤假错案，大兴“文字狱”，但并无法控制一切的文学、文化活动。文艺界这种看似万马齐喑，实则地下之火已经“燎原”的局面，与193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尤为类似，而丁玲正是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当时她正在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我认为，丁玲从她的经历中能感受到，与公办刊物相比，民办刊物在思想表达和批判力度上更加尖锐。例如，1978年北岛主编的《今天》，虽然在1980年被查封，但是这份刊物却在国外引起巨大反响，不仅形成了“今天”诗派，而且三十多年来，仍然有很多人重述《今天》给他们所带来的启发。
当代表官方话语的作协，表现出体制僵化、内部分裂并且派别斗争不断的时候，丁玲自然想到了民间刊物的自由性。
       《中国》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来支持它的运行。虽然此后编辑内部也发生了一些不和睦的事情，但办刊之初，丁玲招纳的这批人都是在理想的凝聚下走到一起的。民刊刊物能够团结同仁，这一点是官方刊物无法比拟的，也因此，即使最后《中国》很快就夭折了，但它的理想精神依然存在，近年来，对《中国》刊物的关注，也在逐渐证明这一点。
       但是坚持民办有一种关键的问题：如何保证刊物的质量？上面已经讲到，“地下文学”在文革时期的范围和影响不容忽视。但是其中很多的作品，因为缺乏约束而泛滥流俗。丁玲在选取“民办公助”这种灵活度更高的办刊模式时，也必然要考虑到如何引导民刊的发展。
       文革中，很多知青都有抄写“黄书”、摘录当中有关性的文字的本子，这一现象在文革结束后则更甚。丁玲曾盛赞张贤亮的《灵与肉》，但是对他的《绿化树》却难以接受。她说“我不喜欢这部小说”，这个小说“过分”、“阴暗”。丁玲认为，判断文学作品不必对作者个人有深究，张贤亮只是写出了他自己的感受，但是《绿化树》在当时颇受好评这个现象，应该警惕。这部小说中，有大量露骨的性描写。丁玲认为，文艺界的理论批评不应该对此类作品过分赞扬。
可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丁玲对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个作品，多次表示出赞赏与喜爱，她甚至说到：“史铁生很了不起，他对延安生活的观察和感受，超过了我们这些老家伙。”《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一文，以“我”的口吻叙述了在“清平湾”插队时与“破老汉”等人结下深厚友谊的过程。在“破老汉”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放牛，而且也了解到“破老汉”原本是红军将领，因为不愿离开故乡“清平湾”而放弃了大城市的优越生活，与孙女儿过着清贫的生活。史铁生用白描的手法描绘了黄土高原上农民苦难却又充满悲情与理想的生活，从而切身感受到“遥远的”清平湾所带给我的文化上的“亲近感”。
       《绿化树》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虽然都在当时获得好评，拿到全国性的奖项。但是，相比之下，丁玲更欣赏史铁生在小说中所渲染的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谊，以及表现苦难的方式。史铁生写苦难，但不仅仅停留在苦难层面上，而是扩展到文化风俗以及人的精神层面。“破老汉”对故乡的眷恋和对“延安”的向往，是他放弃留驻广州的主要原因。因此，这种为了理想自愿选择“苦难”的精神，是高贵的决定。《绿化树》中对苦难的放大和异化，使人感到压抑。从丁玲对两篇文章的褒贬来看，丁玲还是希望，有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作品来引导社会的风向。
        因此，在《中国》的办刊过程中，丁玲非常看重理论文章的重要性。据统计，《中国》一共刊登了理论（评论）文章50篇。纵览《中国》，两年中刊载的小说有96篇，理论性文章也有50篇。文学刊物重在文学性，理论文章的比重过多，势必会引起读者的倦怠。小说的故事性，在吸引读者这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可是，丁玲坚持力挺评论文章的重要性，因此我们看到，《中国》上发表了比重如此之大的理论文章。站在一个主编的角度来看，丁玲的行为是违背阅读市场的规律的，发那么多枯燥艰深的理论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很不讨好读者。但是，丁玲办刊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办一个迎合群众已有文学趣味的刊物，而是希望借这个刊物来引导文学的发展。如果一味地追求发行量，而不顾文学刊物的使命，那么，对于丁玲而言，这就是违背了她办刊的初衷了。丁玲在各大高校宣传《中国》的举动，也表明，其实丁玲所预设的读者群，不是普通群众，而是具有较高文学艺术修养的那部分人，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所以，自始至终，丁玲对《中国》抱有很深的期望。她希望凭借《中国》这一刊物，积极影响青年一代，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文学观。
 
                                                                               结语

       丁玲办《中国》的过程，在这三个方面体现了她对文学的看法：一、对于作家，丁玲鼓励和培养年轻一代，同时也为老作家提供展现的平台，促成老中青作家形成良好互动；二、对于作品，丁玲态度严格，敢于提出批评和建议。丁玲也希望评论界能够形成严肃的学术态度，通过审慎的批评来提高文学作品的标准；三、对于文学体制，丁玲希望打破单一、僵硬的管理模式，尝试走民办公助的新道路。同时，也极力避免对民办刊物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引导民刊在发挥活力的同时，提高民刊质量，形成高雅的文学品味。
       本文主要是通过讨论考察丁玲办《中国》的具体活动与言论，来推断她在1980年代新时期，对文学的看法。由于条件限制，本文只能通过《丁玲办<中国>》等著述，从文本上来了解丁玲与《中国》的关系。如果可以采访当时《中国》编辑部的主要当事人，应该能获得更多的史料支撑和完善本文得出的观点。此外，1981年丁玲曾访问美国，这一时期她的言论与观点也是讨论丁玲80年代的文学观的重要材料。这些将是这篇论文以后可以继续深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