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新面对“城市”？
——《丁玲传》阅读札记之一
 
罗  岗

 

                                                                                             一
 
       李向东、王增如两位老师的《丁玲传》是一座富矿，它不仅为丁玲立传，而且透过丁玲的一生展示了“短暂的20世纪中国”及其“后革命”时代的诸多问题：女性与革命、城市与乡村、党与文学、知识分子与民众、翻身与翻心、受难与拯救、无悔与坚持……确实如李陀当年所言，“丁玲不简单”！所以读《丁玲传》，如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回，常常发掘到饱含精华的矿石，往往激发出更多的联想与思考。当时随手记下了一些零散的札记，以备存考，现在从中选取几条与张家口有关的文字，略加修改，连缀成文，供大家批评指正。
 
                                                                                             二
 
       1945年12月底，丁玲一行抵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张家口，张家口是华北解放区最大的城市，《丁玲传》引用了丁玲当时所写的《躲飞机》（1945年12月）一文，表达出她重新进入城市的感受：“从乡村刚到城市，感觉常常是很新鲜的。走过乱石的山涧，爬过崎岖的高山，走过急流的独木桥，而突然踏着柏油马路；常常看见的是朴素诚恳的农民的脸，忽然却听到城市人的殷勤的腔调。马路上烫发的女郎，涂了口红抹了粉的脸孔，零食摊，这是阔别了多少年的东西。但这些差异并不能引起我的多少注意。我只好像偶然地又走向一个很陈旧的梦境里……”（《丁玲传》（上）页348-349，以下引用只注明页码）对于在陕北生活了十年的丁玲来说，此刻的城市确实如“很陈旧的梦境”，但从更长时段的历史语境来看，不难发现丁玲这次“重新进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转折和时代意涵。
       一方面，丁玲深受影响和赖以成名的“五四”新文学和“左翼文学”都是在现代城市背景下诞生与发展起来的，高度依赖于以报刊、书籍为主的传播媒介和印刷文化，从而能够进入规划好了的文学市场，与现代意义上的“阅读大众”形成“商品”形式的互动。尽管俗称“鸳鸯蝴蝶派”的都市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无论在文学观念还是语言形式上都有明显的分歧，而“五四”新文学与“左翼文学”也经历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深刻转变，但就其分享的现代都市印刷文化背景而言，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受过一定教育的识字阶层、具有固定收入和购买能力的薪资人群以及因为工作时间相对固定而产生的“闲暇时间”，构成了“现代文学”得以生成的“必要条件”。丁玲从湖南乡下奔赴大城市接受“新教育”并最终成为知名女作家，她经历的第一次城乡转换就深深地铭刻在“现代文学”这一历史变迁之中；另一方面，这种与都市印刷文化背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现代文学”格局，在1930年代中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发生了急剧的分裂与转变，京沪等大城市先后沦陷于敌手，所谓“沦陷区文学”依然延续了“都市文学”的余绪，1940年代初张爱玲在上海横空出世，她的作品兼具“鸳蝴派”和“新文学”的特质，恰好标示出“现代文学”共享的资源；国民党政府“转徙天地西南间”，不得不承受“文化中心”散落的后果，所谓“国统区文学”转而以重庆、桂林、昆明等西南边陲城市为重心，勉强维系着“现代文学”的传统；不得不迎来“变局”和“断裂”的是所谓“解放区文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远离城市，扎根农村，“文学”必须面对的是绝大多数近乎文盲的农民——而且按照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关于“文字下乡”的讨论，这些农民处在特定的乡土环境中，并无太多“识字”的需要和要求——和与此状况相关的农村口传文化背景，这是一种与以“阅读大众”为主体的都市印刷文化迥异的文化状况，“解放区文学”如果要发挥尽可能多地动员最广大的民众的作用，就不得不首先适应进而改造这一状况，从而与和“都市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现代文学”传统发生断裂，重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新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重新界定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解放区文学”突破了“书写文字”和“印刷媒体”的限制，拓展到“朗诵诗”、“新故事”、“活报剧”、“街头剧”、“秧歌剧”、“新编历史剧”和木刻、版画、黑板报、新年画等“口传文化”和“视觉文化”的领域，成为新型的“解放区文艺”；来自“上海亭子间”的“小资”作家如丁玲等正经过艰苦的改造和整风，使自己成为新的“解放区文艺队伍”中合格的一员；深谙农民习俗和习性的乡土作家如赵树理正从“文摊”走向“文坛”，成为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方向”……可以说，丁玲通过艰难的自我改造、脱胎换骨般地经历了第二次“城乡转换”，对应着“解放区文艺”在乡村口传文化背景下，为最广大的民众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因为有了“新的文学”的“自觉”，丁玲在多年后第一次“进城”，虽然不乏“感官”上的刺激，却能在“精神”上抵御“城市”的“诱惑”，把它当作“偶然地”走向一个“陈旧的梦境”。
       很显然，1945年底的丁玲或许意识到了作为与“城市”密切相关的“现代文学”培养出来的作家，虽然经过了艰苦的自我改造，但还是需要时刻警惕“城市”即使被当作“陈旧的梦境”，也有可能出其不意地成为“被压抑者”而“重新返回”；不过她肯定没有想到，这次似乎无意识地“进城”，却预示了“中国革命”将要经历的又一次“城乡转换”——借用毛主席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说法，那就是“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而对于丁玲所处的华北解放区来说，“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来得更早更快，1947年底，中共解放石家庄，就面临着如何在“大城市”建立政权、维持秩序、保障民生、发展生产……据李国芳《初进大城市——中共在石家庄建政与管理的尝试（1947-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一书的记载，当时就面临着“农村经验与城市新环境的矛盾问题”：“开始知道城、乡工作不一样，但怎样对？不了解。从中央局来的几个同志来的几个同志，临来时刘澜涛说：不管到哪里，咱们是共产党，向（意即“向着”）穷的就好。但对如何向法？是否大买卖都搞搞？不知道，故不敢大胆作，只知找工人贫民。同时，只听上级指示，叫怎干就怎干。开始到处找穷的，后区又说按保按甲。”（页33）这意味着“新一轮城乡转换”也即“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仅仅只具有农村经验的革命者，往往面临着“进城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而有过城市经验的革命者，则可能再恢复“城市记忆”的情况下——在这时，“城市”不再是“陈旧的梦境”，而变成了“鲜活的现实”——结合“农村经验”更好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之中。如果以解放区文艺界的著名作家为例，前者的代表无疑是赵树理，后者的代表当然是丁玲。
      《丁玲传》提到了1949年12月丁玲把家安在了“东总布胡同22号”（页420），却没有提及在这之后发生的对“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产生颇大影响的“东西总布胡同之争”。这场争论按照张霖的研究，指的是1950年前后，以丁玲等“洋学生”为代表的“作协”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土包子”所组成的工人出版社，分别搬入具有百年历史的东、西总布胡同。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是“作协”所在地。“作协”主要是“洋学生”出身的左翼作家的天下，其领导人是丁玲。而坐落于西总布胡同三十号的工人出版社则是来自太行山老解放区“土包子”的地盘。总布胡同的知识分子作家们对于西总布胡同进行的通俗化工作却不以为然。两条胡同之间颇有些格格不入。“西总布胡同认为东总布胡同是‘小众化’；东总布胡同认为西总布胡同只会写‘一脚落在流平地，一脚落在地流平’，登不了大雅之堂。” 为了比个高低，“土包子”与“洋学生”打起了擂台，在明里暗里展开较量。具体的讨论可以参见张霖的文章《两条胡同的是是非非——关于五十年代初文学与政治的多重博弈》，但我想补充的是，从“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一角度来看，“东西总布胡同之争”也可以理解为赵树理的“农村经验”与丁玲的“城市记忆”围绕着“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而展开的博弈。离开了这一宏观的背景，就很难把握丁玲在1950年代初所写的一系列文章的针对性，譬如1950年8月发表《文艺报》上的这篇《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旧趣味与工农兵文艺》，所谓“不仅不要沉湎于张恨水，也不要沉湎于冰心、巴金。”（页424），究竟有何指向？离开了“东西总布胡同之争”，恐怕难以具体把握。
 
                                                                                              三
 
      《丁玲传》虽然没有提及“东西总布胡同之争”，但对丁玲、赵树理之间微妙的关系还是颇为关切。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好之后有待出版，“除了陈明，周扬是这部书稿的第一个读者，他看到书稿的时间是1947年9月”，（页376）周扬却迟迟未对这部小说表态，并且在高级干部中间有意无意地散布了对丁玲创作不利的言论。周扬为什么这样做？“长期以来比较普遍的意见，往往从个人恩怨的角度来诠释周扬对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态度”，（页378）《丁玲传》对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在分析了一些具体原因之后，重点指出，周扬担心丁玲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风头太盛，盖过了他刚刚树立的赵树理这个典型，“以周扬的眼光，一定能认识到这部小说在反映土改的广度与深度上的巨大价值，整个华北解放区无有可比拟者，但是为了维护他刚刚树立的代表《讲话》方向的唯一典型，也是维护他积极贯彻执行《讲话》的功绩，他以赵为标准衡量丁，只能‘扬赵抑丁’。”（页381）
       按照丁玲的性格，她当然对“扬赵抑丁”不以为然，“创作方法是没有一定的。我写我的，你写你的，各人走自己的道路，各人有各人的方法，别人的方法再好，我也学不来。赵树理的那个方法我学不来。他写《李有才板话》，我就不会写板话，我怎么能学赵树理呢？我是凭着我自己的生活道路，我的各方面的修养，我的学习总结，总之，是凭我自己的感受来写的，你是凭你的，我们两个人的方法不一样，但你可以写得好，我也可以写得好。不能说你那个方法对，我的那个方法不对，我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页383）尽管如此，丁玲对赵树理熟悉农民，了解农村，并为最广大的农村读者写作，还是非常服气的，“赵树理我并不是说他了不起的作家，他的思想不是太高的，但是他写农民确实写得好，他的东西就比我的东西能到更多的群众里面去。”（页382）就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来说吧，构思这部以农村土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首先触发丁玲灵感的一个地主的女儿，也即“黑妮”的原型，丁玲“一刹那时间的关注和联想”，源于她始自莎菲的、一贯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与同情，甚至在潜意识里唤起她自己童年生活境遇的某种回忆（她也是饱尝世态变迁的地主的女儿）。（页361）这大概就是丁玲说的“我写我的，你写你的”吧。
       可是说到对农民的了解，丁玲不如赵树理那么深入细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顾涌这个形象，来源于丁玲在怀来县东八里村参加土改的观察，“有一个富农，开大会叫他上台献地，他衣衫不整，一双破鞋，上台一解裤腰带，是一截一截破绳子接起来的。丁玲认为这样的人顶多是富裕中农，土地都是辛苦劳动换来的，不该分他的地。”（页361）穿得破、吃得差，是否就不是“富农”？丁玲看到的是表面现象，赵树理的观察更加细致入微，因为个体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更多的土地，任何收入都希望攒着将来可以买地，但农村的收入来源较少，除了赚钱还靠节省，所以许多能购买土地的“中农”、“富农”甚至某些“地主”，生活上都非常节约，“穿得破、吃得差”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每一分钱都想节省下来买地，农民“为了买地，可以几年几十年穿一件衣服，系一根腰带，干活还很卖劲。”（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在这儿提到“腰带”，不知是否有对丁玲的某种“微讽”？这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虽然在对农民的熟悉程度上，丁玲与赵树理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这并不妨碍她从自己特定的角度来观察农村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钱文贵”，同样来源于丁玲在怀来县东八里村参加土改的观察，“这人不是什么大地主，但是在官面上说得上话。村干部都怕他，说，你们一走，国民党一来，我们都得掉脑袋。”这样的地主，是“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比“那些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更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页361）于是，丁玲就塑造了钱文贵“这一个”独特的“典型”： “他虽然只在私塾读过两年书，就像一个斯文人。说话办事都有心眼，他从小就爱跑码头，去过张家口，不知道是哪一年还上过北京，穿了一 件皮大氅回来，戴一顶皮帽子。人没三十岁就蓄了一撮撮胡髭。同保长们都有来往，称兄道弟。后来连县里的人他也认识。等到日本人来了，他又跟上层有关系。不知怎么搞的，后来连暖水屯的人谁该做甲长，谁该出钱，出伕，都得听他的话。他不做官，也不做乡长，甲长，也不做买卖，可是人都得恭维他，给他送东西，送钱。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摇鹅毛扇的，是一个唱傀儡戏的提线线的人。他就有这么一份势力。……他 坐在家里啥事也不干，抽抽烟，摇摇扇子，儿子变成了八路军，又找了个村治安员做女婿，村干部中也有人向着他，说不准还是他的朋友，谁敢碰他一根毛？”而且按照当时土改的政策，对他这样的人似乎办法不多：“钱文贵在村上包揽词讼，出出歪主意，一定是可能的，可是，从经济上来看，他三口人只有十多亩地，把他分给儿子们的五十亩划开了，顶多是个中农，纵使出租，也不是什么大事，从政治上看，他是一个抗属。对一个革命军人家属，在社会上不提高他的地位，已经不对，怎么能打击他呢？因此他觉得干部们不提出他来作为斗争对象，完全是对的。”
       “钱文贵”式的“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的“地主”，其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解放区”从抗战开始就实行“减租减息”和“清算恶霸”的政策，结果是“大地主早就清算光了，剩下的就是这些人了。”(页362)更重要的是，这一现象既和中国农村社会“关中模式”有关，譬如秦晖从“超经济强制”的角度出发，认为清代和民国时期，关中地区无地主、无租佃，但有封建，有权者不一定做地主，但没有权做不成地主；更与民国以来的“政治逻辑”相联系，如果借助杜赞奇对于四十年代华北地区权力网络的研究来看，钱文贵这一人物或许可以从“盈利型经纪”这一范型中获得某种解释：钱文贵更多是一个权力的集中点。他并无土匪恶霸性质的（拥有枪支或武装）等，不直接隶属现代行政系统（参加政党、或者作为基层官员），但是他与各方政治势力（国民党、日本人）都能够达成媾和，进而在村庄中获得了支配性的权力。（更具体的讨论可以参见刘卓：《试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例谈土改小说中的“阶级斗争”叙事》）这意味着丁玲不只是从“耕者有其田”这种“农民内部的视角”来理解“土改”——赵树理或许会更强调这种“农民内部的视角”——而是从如何根本上改变“民国政治的逻辑”，开创“新的政治空间”的可能这一不局限于“农民的视角”来理解作为伟大变革的“土改”。这一视角的获得，也许同样离不开丁玲的另一种“城市经验”。

       （作者系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