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家、真性情与大启示
 ——丁玲与张家口的文缘与情缘

赵惠莲

 
       在丁玲留下的三百万字文学著述中，为其赢得辉煌声誉的份量级作品是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和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1928年到1948年，两部作品的诞生时隔20年，面貌迥异，风格大变，评论界在两者的对比中贬抑不同。前者可谓丁玲在五四时期的本色创作，一代知识女性的时代苦闷、囿于个人情感的内心纠结与绝叫、作家个性上的孤芳自赏与清高叛逆尽显笔端。后者则是丁玲作为工作组一员深入农村开展土改斗争的生活真实的文学再现。它以张家口地区桑干河畔的农村斗争生活特别是温泉屯的土改斗争为基本素材，记录了丁玲参加土改斗争的真实经历与体验，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农村土地变革的暴风骤雨和翻天覆地。从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剖白，到革命斗争生活的文学再现，创作面貌的变化真得标志着作家创作个性的消失吗？答案是否定的。后者作为解放区红色文学的经典之作，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技巧的话题之外，其现有面貌的形成至少是由创作中的理性遵循与个性表达两个方面决定的。小说创作的成功既取决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遵循的创作原则与指导思想，更取决于作者对所描写的这段生活的真切体验与独特思考。《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仅是丁玲自觉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实践成果，更是作者融入真情、独特思考、个性表达的结晶，是政治话语与个性话语的双重表达。丁玲与张家口不仅为这部小说结下了令其走上文学巅峰的文缘，更结下了一份令她回归本真、融入民众的人生情缘。一部作品的成功离不开一份真情的体现，一段起伏人生的精神寄托正是这份脱去了世俗利害的民众情缘。

                                                                             一、桑干河水总关情

       1945年年底，丁玲来到张家口之前，已经在延安地区生活了九年，从上海亭子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是两个地区的跨越，更是两个时代的变迁。从知识分子的个人抒写到工农大众的革命代言，九年延安生活记载着作家从清高孤傲、自以为是到俯下身子、融入民众，实现情感转变与立足点转移的艰难历程。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党的教育则是强大的外在推力。特别是接受过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的灵魂洗礼之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方向，“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实践命题成为丁玲在第二延安张家口的创作追求。于是，围绕《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的形成，一位革命作家自觉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足迹深刻在张垣大地上，一位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情系百姓的不朽风范光耀桑干河畔。
       1946年夏天，党中央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关于减租减息与土地问题的指示》）传达到张家口，丁玲将11岁的儿子祖林和8岁的女儿祖慧留在家里，与丈夫陈明一起以土改工作组成员兼作家的双重身份先后到宣化、怀来、涿鹿等地参加土改斗争。特别是1946年农历8月16日前在涿鹿温泉屯的 18个日日夜夜，丁玲以女性作家的敏锐观察、下乡干部的坚定信念面对复杂局面，走进老百姓的炕头、地头，以普通党员的真诚与率直，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成了贫苦农民信得过的知心人。
       对于农民而言，土地制度的变革无异于翻天覆地。 1946年夏天发生在温泉屯的土改斗争虽然没有严酷激烈的外在表现，但是改变千百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让祖祖辈辈受苦受难的穷人得到几代人渴望拥有的土地，其思想与心灵深处的震荡可想而知。而外围战争形势和农村的现实人际关系，又使温泉屯的土改工作更加艰难。大同集宁战役未分胜负，老百姓心存“变天”顾虑；宗法制农村形成的现实人际关系造成群众多障于乡里乡亲的情面考虑，在斗争面前退缩不前，长期封建统治在贫苦农民心上形成了威压，封建性已渗透到贫苦农民的灵魂深处。他们求稳怕变、胆小怕事、逆来顺受，在土改运动中，包括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也常存顾虑。正是炕头地头连心头的群众工作方法，贴近百姓、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实践，使丁玲工作组打开了工作局面，破解了各种难题，顺利完成了土改任务。
       无论是作家自述，还是透过小说的描述，我们都能真切地看到她当年走在温泉屯的身影：走家串户，吃派饭，同劳动，地里锄草、果园摘果，村头树下，灶台旁边，讲身世，聊家常。晚上到家里聊工作，时间晚了，就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她以开朗健谈，平易近人的性格，女性特有的细腻与随和，改变了村民复杂心态下面对工作组的好奇、陌生与疑惑，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她从延安来，从毛主席身边来，却一点架子也没有，是有知识、有见识，能替穷人出主意想办法、说实话办实事的可靠人。她把工作做到了老百姓的炕头和地头，也走进了老百姓的心头。
       而她作为作家，也被农民从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中挣扎出来的伟大力量所震撼，被农民淳厚、质朴的品质所吸引。土改运动中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丰富了丁玲，她运用桑干河畔的怀涿方言，农民所熟悉的通俗语言，让自己熟识的普通百姓：温泉屯里的妇联主任、农会主席、落后农民走进了文学作品，用创作表现出对人民的真挚情感。丁玲后来再次回顾这段岁月，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无限的眷恋与深情：
      “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
       缘起张家口的这部红色经典伴着丁玲经历过荣辱兴衰，而根置于张垣大地的这份真情又让丁玲在人生沉浮间拥有了足够强大的心灵空间。她在温泉屯与村民同甘共苦、共同战斗结下的这份真成为她获得心灵安慰的精神家园。
       丁玲生前曾三次来到温泉屯，1953年，正值丁玲身居要职，声名显赫时，她牵挂着温泉屯的老百姓，回到工作战斗过的这片热土，出资5000元购置了大量书刊，带来了留声机和乐器，建起了桑干河畔第一个农民文化站。她在北大荒下放劳动十三年，忍辱负重但精神不倒，是包括来自温泉屯的人间真情给了她风雪人间的生活信念与温暖。1979年，刚刚平反回到北京的丁玲，再度重回桑干河畔看望给自己带来半生悲喜的温泉屯，如同游子归乡，她忘不了桑干河，忘不了桑干河畔朴实的农民，忘不了艰苦岁月与农民结下的深厚友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在病逝的前几年，她还精心安排，渴望回到张垣大地的蔚县，找一个清静所在完成《桑干河上》续集《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终因疾病缠身未能如愿，成为永远的遗憾。

                                                                             二、执着于生活真实的真性情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土改运动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的高度真实的再现，是小说成功之所在。
       小说讲述了以文采为组长、杨亮、胡立功、区工会主任老董四人组成的工作组在桑干河畔一个叫做暖水屯的普通村庄开展土改斗争的故事。他们在二十天的时间里，遇到了诸多困难，比如群众的胆小怕事，村中第一尖钱文贵的造谣伪装，血缘宗亲造成的人际关系的复杂、村干部的顾虑，还有工作组内部工作作风与意见的不一致等等，最终揪出了阴险狡诈、威压一方的地主钱文贵。在中秋节贫苦农民翻身庆贺之后，村里年轻人积极报名参军，工作组依依不舍告别暖水屯。小说还原了土地改革时期农民各类人物的真实状态，描写了村里各种人面对土改不同的矛盾的复杂心理，写不同人的不同反应。这里鲜活的人物形象、熟悉的方言乡音、特有的民情风俗都体现了张家口特有的地方色彩。
       正如五四时期《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因丁玲对自我内心真实的遵从与率真剖白而获得认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同样归因于作家对自我体验与认知的生活真实的执着。她用忠实生活的个性化艺术处理化解了政治的图解化与简单化，体现了一位敢做敢为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真性情。
       这部被誉为“土改史诗”的作品，没有简单化地歌颂土地改革，而是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生存环境及农民心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土改故事的描述中艺术性地融入了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家族、血缘、个体心理等丰富内容。丁玲的真实在于，表现了土改带给农民的真正意义的翻身，农民的心理结构得到了彻底改变，精神与心灵获得了彻底解放。侯忠全、周月英、刘满等在长久封建威压下麻木了的神经开始有了人气，找回了做人的尊严。
       丁玲的真实在于写了宗法制农村伦理关系的复杂性。乡村里的恶霸地主并不只有群凶极恶、面目狰狞的类型化面孔。所有的地主也不都是恶贯满盈、罪大恶极。 “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因为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地主，我接触的地主也很多，在我的经验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看看我们土改的几个村，和华北这一带的地主，也多是这类情况。”钱文贵阴险狡诈但并非耀武扬威，他是不当保长甲长的掌权人，威压百姓的第一霸，惯耍阴谋诡计，政治嗅觉灵敏，在人际关系上八面逢源，是一个赛诸葛式的阴险地主。李子俊胆小怕事，不过是想自私地守住自己的土地财产。
       丁玲的真实还在于，对顾涌、胡泰等中农的经济、思想与心理状态复杂性的准确把握与艺术处理。基于1946到1948年创作期间张家口怀来和石家庄宋庄两次土改工作中的生活素材，她在阶级斗争为主的政治背景下，在创作过程中冲破了模式化与概念化，表现了忠实于生活的独特思考与执着个。“关于对中农，如顾涌这个人物，也曾花费了很大的思索。在土改当时，我觉得划分阶级上有些问题，觉得凡是以劳动起家的，我们把人家的财产、土地拿出来，是不大妥当的。譬如像顾涌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们决不能把他划成富农，他应该是一个富裕中农，于是我在小说里便从这个角度来表现了他。”
       小说中的黑妮是村中第一霸钱文贵的亲侄女，丁玲以最大的同情与不加掩饰的喜爱塑造了这位纯情而孱弱的女性形象——地主家庭中的特殊一员，不仅反映了钱文贵复杂的家庭关系，从而增强了钱文贵形象的立体感，而且就黑妮自身作为一名处在恋爱期的少女形象而言，更是丁玲早期创作中“纯情”女性形象的沿袭。据丁玲自己说，这一形象的塑造源于她在怀来搞土改时，见过的一个少女。她是一个地主的侄女，十四五岁，长得很俊俏，曾在丁玲住的院子里一闪而过，她向周围的人打听，才知道这个女孩子在地主家受苦受难，却被村里一些人视为异己。丁玲虽然没有仔细观察过她，但她的影子却长久地留在记忆中。于是，丁玲在这一形象身上表现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思考：“她生活在那个阶级里，但他并不属于那个阶级，土改中不应该把她划到那个阶级，因为她在那个阶级里没有地位，没有参与剥削，她是受压迫的”。小说写她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在与农会主任程仁的恋爱中遭遇被疏远被误解的痛苦。
1952年，冯雪峰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做过总结性的评价，他说“这是一部艺术上有独创性的作品，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土地革命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的、史诗性的作品”。如此成就的获得，正是政治话语之外丁玲的独特思考与个性彰显，是作家丁玲真实性情的融入与体现。

                                                                              三、为政为文堪为楷模

       只有来到群众的炕头、地头，才能走进老百姓的心头。这是丁玲以身示范，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好党的群众工作首先要解决感情与立场问题。无论面对怎样的形势，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前提是贴近群众，培养群众感情，真诚做人，真情做事。老百姓是最务实的，也是最淳朴，最知恩图报的。作为党的土改工作干部，丁玲工作组在温泉屯的土改成功，得益于老百姓的信任与支持。丁玲是著名作家，群众眼中的高级党员干部，能与老大娘睡在一个炕上，与老人们聚在槐抱榆树下拉家常，能在灶台旁与妇女们一起做饭聊天，能与贫苦人家坐在一个饭桌前吃饭，能在地头与老百姓细算剥削账，能在贫苦人面前讲清翻身理，能与普通的温泉屯乡亲们患难与共，真情相处，做老百姓的知心人。这就是做群众工作的关键，我们在敬佩丁玲文人才华的同时，更应该敬佩她那一代党员前辈的革命品质与深厚的道德情怀。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群众工作的立足点。党的各项政策最终目的都是为民谋福利的。当今中国，伴随改革的不断深化，如何让群众支持各项改革，理解各项改革的惠民目的，获得广大享受成果的群众的理解与支持，调动群众的自觉性，这是群众工作实践中必须解决好的问题。走群众路线，根本在立场，真正与老百姓融在一起，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想问题，做事情，贴近群众，了解群众，动真情，做实事，群众才会与你交心交友，群众工作才能真正做好，党的政策与关怀才能通过党员干部贯彻落实到群众身上。
       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个人抒写到为民代言，其间有丁玲在特定政治背景下不得已的许多放弃与改变，而且这也曾是一代文人共同的道路选择。而她作为革命文艺作家的真正成功在于对普通民众的感情贴近，对所表现生活的真切感悟与深度思考，在于她对生活真实与自我真实的忠诚与执着。这是丁玲在为文方面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丁玲从大都市来到解放区，对农村与农民的了解不能与赵树理、周立波相比，但因为她真正做到了俯下身子，与农民兄弟们交朋友，才对农村、对农民、对土改有了全面的认识，对农民的愿望与心理，对农村的复杂性有了深刻的了解，这是她创作《太阳照桑干河上》获得成功的基础。当今，多元化的社会价值体系带给作家价值取向、审美取向的多样化选择，作家不同的身份认同和多元化的价值立场的“个人化”、“多元化”的文学创作形成了当下众声喧哗的“无主潮”局面。如何处理好作家与当今伟大时代的关系，从不同的方面反映时代面貌；作品如何扎根于生活，坚守住文学的思想与道德高度十分重要。作家的思想高度源于作家对人生、人性、生活和时代的认知程度，而这种认知程度离不开用心倾情深入生活的创作必修课。文学的真善美更离不开作家发自内心、悲天悯人、感同身受的品德与真诚。真正高超的文学语言也必然是来自于生活的生动鲜活的群众语言。《太阳照在桑河干上》在艺术上存在着表现显沉滞缺乏灵动，叙述有余描写不足等缺陷，但在运用群众语言乃至地方方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则是小说的较大成功。炕头、地头不仅通向群众的心头，作为作家的丁玲，其笔头同样连着老百姓的炕头与地头。无论是语言和艺术形式上的大众化追求，还是反映生活真实的思想高度，真情投入的作家本真，深入生活、扎根生活的创作态度都对当代作家为文提供了深刻启迪与诸多借鉴。
       金杯银杯，比不上老百姓的口碑。丁玲一心为民，心系百姓，忘我工作，真情投入，她用群众语言和个性化的艺术表达记录了桑干河畔一个普通乡村的历史变迁，将普通百姓形象载入中国革命文学的史册，从而赢得了百姓的衷心爱戴。人生得意也好，失意也罢，温泉屯人对她的感情不会因政治风云的变化而变化。她在温泉屯建起的农民文化站，文革期间遭到毁坏，但温泉屯的群众文化生活在涿鹿始终名列前茅。
丁玲的一生历经沧桑，沉浮坎坷，但她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她拥有百姓的敬仰，享有作家的辉煌。她的土改事迹和创作成果是张家口第二延安时期的重要收获。她不仅是毛泽东时代的优秀党员干部的代表，是解放区革命工作者的代表，也是当今时代我们为政为文的学习楷模。我们需要丁玲一样脚踏实地，忠诚于人民的好干部，需要丁玲一样承担社会责任、反映改革时代风貌的人民作家，愿她的这部扎根于张垣沃土的红色经典的创作回顾能带给我们为政为文为人方面的更广泛更深刻的启迪与思索。
 
 
       （作者系河北省张家口学院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