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泉”到“暖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伤痕”叙事

                                                                                                                                                                                                                                           
                                                                                                                                                                                                                                                                                                     鲁太光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我受到教育。我深切体会到封建剥削制度加给我们人民的枷锁与痛苦。村子里有上百人向我倾诉他们的悲剧的生涯。农民成年劳动所得，百分之八十全部缴纳地租，自己只能留下糠秕和草料。大部分农民卖子女以还债，许多人都无法找到一小块地埋葬自己的父母，虽然他们世世代代都在这块土地上耕作，这块土地全是他们开辟的。
       ——丁玲：《在旅大小平岛苏军疗养院的一次讲话》
 
                                                                               “新生活”与“老朋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内局势随之发生变化——民族矛盾退隐，阶级矛盾凸显。为了应对这深刻的变局，党中央一面号召作战部队严阵以待，一面派遣大批干部挺进华北，接管东北。延安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也积极响应号召，奔赴全国各解放区。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丁玲、杨朔、陈明等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于1945年10月从延安出发，准备经晋绥解放区前往东北从事新闻报道。经过长途跋涉，丁玲一行于11月初到达晋绥解放区兴县，又从兴县经岢岚、五寨、神池、朔县、平鲁、右玉、左云、阳高，步行到达天镇，年底，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张家口市。这时，由于内战爆发，热河被国民党封锁，去东北的交通暂时中断，丁玲不得不滞留张家口。
       没想到，这因战事所带来的意外滞留，却促使丁玲创作了中国“土改文学”的第一部扛鼎之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据丁玲回忆，这是抗战八年来自己“第一次坐上了火车，我们自己的火车”，第一次“穿着踏遍了千山万水的草鞋，在柏油马路上大踏步地走着”。这新生活激动着她，好像“有种什么东西”呼唤着她，要她“把所有的力量投入这新的人民的城市”，但这时，她却“忽然生长了一种感情”：“我深深怀念起陕北的农民们来了，一个一个熟人涌上我的心头。……好像他们都在埋怨我，同我说些什么，责备我不应该抛弃他们，我实在很难受，我才发现我是这样爱他们，同他们如此的难舍难离。我有着这样一种心情，好像我欺骗了他们，做了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一样，我想着他们一生一世所受的灾难和压迫，想着他们那样不顾一切为了抗日所付出的代价，他们那样爱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走……我犹豫了，很想再回陕北去。……他们命令我再回到那里去，写出他们来，最后我决定了，我要先完成这工作，写出他们来。”
       就在丁玲纠结不已之时，为了适应新的时局，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了由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要求在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丁玲立刻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在怀来、涿鹿一带做了两个多月的工作。她扎根最深的，是涿鹿县一个名为“温泉屯”的村落——在小说中，丁玲给他取了一个更加文学化的名字——“暖水屯”。在这里，丁玲投身土改大业，忘我地工作了十八天。当工作告一段落时，村子里的人们欢腾地开过了“土地还家”大会，又在欢庆中秋节——他们有生以来第一个像样子的，充满了胜利与幸福的节日。而这时，由于战事紧张，丁玲和工作队的同志们马上就要告别这个村子了。虽然仅仅在这里工作了十八天，但丁玲却跟这里的人们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感情。多年以后，她如是回忆自己告别“温泉屯”时的心情：
       我在村里的小巷子内巡走，挨家挨户去拜访那些老年人，那些最苦的妇女们，那些积极分子，那些在斗争中走到最前边最勇敢的人们。月光像水似的涌入每一个小院，温柔的风轻轻送来秋天的花香，在每一个小院里都看到了希望和肯定。他们在忙着，却又很安稳。家家的刀砧板都像打鼓似的响，他们都在包饺子。他们有说不完的话告诉我，这些生气勃勃的人，同我一道作过战的人，忽然在我身上发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我好像一下就更懂得了许多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性情，他们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我好像同他们在一道不只二十天，而是二十年，他们同我不只是在这一次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而是老早就有了很深的交情。他们是在我脑子中生了根的人，许多许多熟人，老远的，甚至我小时看见的张三李四都在他们身上复活了、集中了。我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哪些优点或几点优点才去爱他们，而是因为我老早就爱了他们，才发现他们特有的优点的。甚至对他们的缺点，我也带着最大的宽容。于是我不能安宁了，我不能睡，我吃不好，原来溶化在土地改革斗争熔炉里的全心全意，现在又堕入另一种燃烧中，许多人许多人纷至沓来，拥挤盘踞在我脑中，我要和他们商量，他们又要同我争吵，我一会儿增加了我的联想，一会儿又减去许多事物，有时觉得太膨胀，有时又觉得太单薄。总之，他们带给我兴奋、紧张、不安定，好像很不舒服，但我感到幸福。我在他们的宇宙里生活着，编织着想象的云彩，我盼望着劳动……
       返回张家口后，丁玲奉晋察冀中央局命令往冀南山区撤离。南撤途中，丁玲一边在崎岖的山路上行军，一边构思她的小说，脑子里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到了阜平红土山时，构思成型，丁玲对一路的同志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构成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
于是，丁玲在这个寂静的山村里开始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
       1947年9月，小说初稿完成了54章，由陈明和住在近邻的晋察冀青年联合会《时代青年》杂志的吴小武（即萧也牧）、银行的文学爱好者秋晴姑娘誊抄了两份。应《时代青年》主编康濯请求，其中的《果树园》一章发表在该刊上。10月，丁玲在阜平县广安镇学习中央刚颁布的《土地法大纲》。会议期间，丁玲将小说稿给时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的周扬看。周扬一直没对小说提出什么意见，可在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彭真却批评说：“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怎么脏，地主的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一些地主、富农。”丁玲觉得，这话可能是对一般作家讲的，但每句话又都冲着自己：“我想，是呀！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这让丁玲很苦恼，落笔维艰，不得不中断写作，再次去体验生活，特别是在获鹿县宋村长达半年的土改实践，让她收获很大。
       经过反复细致的修改，1948年6月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正定华北联大定稿。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平装本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不久，去布达佩斯参加“世界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因故羁留哈尔滨的丁玲，又收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精装本。这样，这本“规模较大，较有系统，文艺反映土改的第一部作品”终于来到人间，并在岁月的淘洗中，成为瞩目的“红色经典”。
 
                                                                               所以无词的言语
 
       “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革命自然也创造了一整套属于自己的词汇，在这一整套崭新的词汇中，“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这是一个与土地改革息息相关的词语，或者说，它就是土地改革的同义词，“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这是威廉·韩丁对土地改革运动的精确概括。他指出，土地改革是引领中国农民进入“新世界”的光明道路，然而，这并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在进入“新世界”之前，在“翻身”之前，他们要摆脱身上的一切负担。可这负担是多么的沉重呀！这负担，集中体现在小说中那位无名母亲脸上滂沱的泪水中。
       当“暖水屯”的“八大尖”之首钱文贵被抓，张裕民等人想找个地方商量一下如何斗争他时，小说中出现了一个看似“溢出”的场景：
      几个人挤在一起要商量一下，却找不到地方，张裕民把大家带进上边侧屋里。房子里还剩一个老太婆，她的牙缺了，耳聋了，脚不方便，却把一个脸贴在玻璃窗上，望着外面的群众憨憨的笑，眼泪镶在眼角上。她看见这群闯入者，呆了一会，忽然好像明白了什么，从炕那头爬了过来。头老是不断的摇着，她举着手，嘴张开，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只是笑，笑着笑着，眼泪忽然像泉涌一样的流出来。胡立功刚站在炕边，便赶忙跑过去扶住她，她一下伏到了他肩上，像个孩子似的哼着哭了起来，胡立功也把她像个孩子似的拍着。她哭了一会，抬起头来，望了望大家，一手去揩没干的眼泪，一手又扶着墙壁，爬回去了。仍旧用着那种憨态把脸贴到玻璃窗上去。
       这个看似“溢出”的情节，是小说中最为动人的情节，是神来之笔。因为，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泪水，而是大地上的受苦者共同的泪水，它映照出他们对新生活的期盼是多么的迫切，更映照出他们在旧社会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痛苦。
       侯忠全老人的泪水，是这一情节的一个最好的注脚：斗争了钱文贵之后，“暖水屯”的另一个“尖”侯殿奎，被多年无声的农民突然爆发出来的地火般强大力量震撼了，从精神上被打垮了，于是，他不再偷偷地观察形势，不再偷偷地威慑他们，而是彻底地屈服了，开始挨家挨户地去他的佃户家，把地契“给”他们。当他来到他的老佃户侯忠全家后，被接连不断的打击和常年的苦难压抑得麻木了的侯忠全老两口被他的“屈服”弄糊涂了，不仅仍不敢收他的地契，还不停地向他解释，闹了好一阵子之后才不得不收下地契。侯殿奎走后，这老两口互相望着，把地契翻过来翻过去，还怕是做梦，又追到门口去看，结果他们两个都笑了，笑到两个人都伤心了：
       侯忠全坐在院子的台阶上，一面揩着眼泪，一面回忆起他一生的艰苦的生活。他在沙漠地拉骆驼，风雪践踏着他，他踏着荒原，沙丘是无尽的，希望像黄昏的天际线一样，越走越模糊。他想着他的生病，他几乎死去，他以为死了还好些，可是又活了，活着是比死更难呵！慢慢他相信了因果，他把真理放在看不见的下世，他拿这个幻想安定了自己。可是，现在，下世已经成了现实，果报来得这样快呵！这是他没有，也不敢想的，他应该快活，他的确快乐，不过这个快乐，已经不是他经受得起的，他的眼泪因快乐而流了出来，他活过来了，他的感情恢复了，他不是那么一个死老头了。……
      在这电影镜头般清晰的文字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侯忠全“活过来”之前那段悲苦不堪的生活——看到那个“家里还过得去”，“有十九亩半地，三间瓦房”的“伶俐”的小伙子，那个沉醉在“英雄烈女、忠臣义仆、轰轰烈烈的情节里”的小伙子，那个“许多年轻人都围绕在他周围”的会唱戏、爱唱戏的小伙子是如何沦落为奔波在沙漠里的牵驼人的；看到那个虽然沦落但却仍然怀着“另打江山”的幻想的牵驼人是如何沦落为“把所有的劳力都花在土地上”、“要在劳动之中忘记他过去的事”、“要在劳动之中麻木自己”佃户的；看到那个虽然麻木但却有时“对天起了怨怼”、“觉得太不公平了”的佃户是如何沦落为“对命运已经投降，把一切的被苛待都宽恕了，把一切的苦难都归到自己的命上”的用赎罪的心情迎接未来时日的“忏悔者”的；看到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是如何沦落为侮辱与损害者的“辩护人”的：他“不只劳动被剥削，连精神和感情都被欺骗的让吸血者俘掳了去”，他“成为一个可亲的老头儿，也就常成为一个可笑的老头儿了”。
       在重新“活过来”之前，这是怎样病态的生存啊。
何止侯忠全老头，那个叫刘满的“复仇者”不也是病态的吗？
       刘满又冲过来，夹七夹八的嚷了一阵。有时他女人听到他的刺耳的声音，怕他闯祸，跑过来站在门边瞧瞧，只见他擂拳跳脚，没有个安静……一直到后来，刘满气呼呼的直挺挺的躺在炕上，杨亮不断地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刘满！你歇歇吧，不要着急，咱们慢慢想办法。”女人便又走过来，站在门口也说道：“唉，要是同志能帮忙把这口气争回来，咱这日子才过得去下去呀！咱们老二是个疯子，如今，你看他这样儿，也不差啥了，唉，这仇恨根子可种得长远啦！”
       的确像刘满女人说的，这被复仇的火焰烧灼着的人，差不多要疯了。
      还有那个羊倌老婆，她对羊倌满腔的爱欲与想念，可每当羊倌站到她跟前时，她却总是尽着诉苦，尽着生气，“尖着嗓子骂”，直到羊倌愤怒了，“像拧一只羊似的把她拧进屋来”给她一阵拳头，她才“伤心伤意”地哭了，才会乖乖地“去和荞面”，“做扁食给他吃”……
       这又是怎样的“扭曲”和“病态”呢？
       何止这些普通村民，就是那些“干部”们，他们心里不也燃烧着些许“病态”的火焰吗？要不，张裕民为什么那么的踌躇，那么的焦虑？要不，程仁为什么那么不敢爱，那么不敢恨？要不，董桂花为什么对善良的黑妮起了莫名的憎恶？
       这一切，其实都可以在那无名“母亲”的泪水中得到阐释——在漫长的旧生活中，他们身上积压了那么多的负担，以至于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新生活面前除了焦虑，除了惶惑，除了泪水，无所措手足。这无名“母亲”的泪水包含着如此沉重的含义，以至于这个形象让我们想起了鲁迅笔下的“地母”形象——当她用自己的乳汁、自己的青春、用自己的泪水、自己的血水，乃至用自己无尽的羞辱换来“子女”的长大成人后，却被自己的“子女”无情地谴责、抛弃了。这时——
       那垂老的女人口角正在痉挛，登时一怔，接着便都平静，不多时候，她冷静地，骨立的石像似的站起来了。她开开板门，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
       她在深夜中尽走，一直走到无边的荒野；四面都是荒野，头上只有高天，并无一个虫鸟飞过。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合并：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诅咒……。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露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当她说出无词的言语时，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这颤动如点点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废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
       这震撼人心的“地母”不就是中国农民的化身吗？就像母亲养育自己的子女一样，她耗尽了自己的所有精力，推动国家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然而，当她衰竭的时候，老迈的时候，却被她的“子女”驱逐了，因而，她口唇间露出的“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不就是对她身上的积压的重重“伤痕”——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害苦，委屈，带累——的控诉与呐喊吗？
      而现在，这“无词的言语”在丁玲那里化为奔流的泪水。
      经历了这泪水的洗礼，“她”——地母，终于要发出人的声音了。
 
                                                                               精神奴役的创伤
 
       在启蒙者眼中，这些表现都是病态的，是本质主义的，是农民“愚昧”的结果，是农民“落后”的结果，是农民与生俱来的“劣根性”。然而，在精神病医师、著名左翼作家法农看来，问题可能正好相反。
       从1953年，起长期在阿尔及利亚担任精神病医师的法农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1954年——这一年11月，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因此，可视为阿尔及利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以前，法官、警察、律师、记者、法医一致承认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成为问题，并产生了一种“理论”，用“科学”证明阿尔及利亚人是天生的懒鬼、天生的说谎者、天生的小偷、天生的罪犯。为了揭示问题真相，法农不惜笔墨，陈述了这一理论的一些具体论证：
       “阿尔及利亚人经常杀人。”这是个事实，法官们会对你们说五分之四的预审过的案件与打人和受伤有关。他们确认在阿尔及利亚犯罪率是最重大之一，世界最高者之一。没有轻罪犯人。当阿尔及利亚人——这适合所有的北非人——被剥夺法律权利时，始终是最大限度的。
       “阿尔及利亚人野蛮杀人。”首先，喜欢的武器是刀。“熟悉这国家”的法官们就这问题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小小哲学。例如卡比尔人喜欢手枪和步枪。平原的阿拉伯人偏爱刀。某些法官寻思对于阿尔及利亚人，是否不要求见血。他们会对你们说，阿尔及利亚人需要感觉血的热乎劲，需要沐浴在受害者的鲜血中。……
       “阿尔及利亚人无缘无故地杀人。”法官和警察面对凶杀的理由经常是目瞪口呆：一个动作、一个影射、一句暧昧的话、围绕一棵共有的橄榄树的一次争吵、一只在八分之一公顷的土地上瞎逛的牲口……面对这种凶杀，有时候面对这种双重或三重的凶杀，所追究的原因，为这些凶杀辩护并作为依据的理由是令人失望的平庸……
        基于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在阿尔及利亚竟然产生了一个学派——阿尔及尔学派。这个学派的一个“贡献”就是从各种角度证明并讲授一个“自然”的“事实”——阿尔及利亚人是天生的罪犯！为了论证这一“事实”，阿尔及尔学派竟从征候学上证明阿尔及利亚人是“头号低能者”，他们的生活是“由间脑的本能控制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没有“皮层”的——而人首先是皮层控制的脊椎动物，也就是说，人和其他脊椎动物的区别，首先在于人是“皮层化”的。
       基于这样的“医学科学”，阿尔及利亚人是“天然”的罪犯。
然而，一个“反常”的现象戳穿了这门“科学”，指出了它的“谎言”本质：自从1954年以来，在阿尔及利亚，普通法的罪几乎消失了。不再有争吵。不再有因一些毫无意义的芝麻绿豆小事而导致死人的事件。不再因妻子额头或左肩被旁边的人觉察而火冒三丈……但这时，却又出现了一种关于这种“反常”现象的新解释——民族斗争疏导了所有的怒火，把所有情感或激情的活动都民族化了，也就是说，好斗性的首要表达场所转换了，天生的杀人动作被引向占领者。
       法农再次以可见的事实批判了这一新的“陈词滥调”，他指出，在那些已经解放的北非殖民国家中，这种在解放斗争中出现的现象保持原状，并随着独立而逐渐明确下来。由此出发，法农给阿尔及利亚——适用于所有被殖民的非洲地区，甚至适用于所有压迫存在的地区——的“犯罪活动”找出了一种新解释，将其指向“殖民的背景”。法农说：“今天在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犯罪并非阿尔及利亚人天生性格及其神经系统组织的结果。”他进一步指出：在殖民的环境里，“人们有互相充当屏障的趋势。每个人对另一个人隐藏着民族敌人的情绪。而当被殖民者在一天16个小时的劳累之后，倒在自己的席子上时，一个孩子的哭声穿过布帘隔墙，阻碍他睡觉，仿佛出于偶然，这是个阿尔及利亚小孩。当他去向杂货商央求一点儿粗面粉或油——他已欠这杂货商几百法郎了——而遭到拒绝这种照顾时，一股巨大的仇恨和强烈杀人的欲望完全占据了他，而这个杂货商却是个阿尔及利亚人。当他躲避当地司法行政长官几个星期了，有一天被这长官堵住逼他缴‘税’时，他甚至来不及恨欧洲行政部门主管官员；当地的司法行政长官在跟前引起他的仇恨，而这个长官是阿尔及利亚人。”法农继续陈述：“由于土著处于每天有杀人企图的危险境地：饥饿、未付房租被逐出门外、母亲没有奶水、孩子们骨瘦如柴、工地关门、失业者像乌鸦般在经理周围游荡，他竟至于把他的同类看成死敌。如果他的光脚被路中间一块大石头擦破了皮，那是一个土著把石头放在那儿的，而他准备采摘的几个橄榄却被X的孩子们在夜里吃了。对，殖民时期在阿尔及利亚和别处，人们为了一公斤的粗面粉可以做许多事。可以杀好几个人。”法农还提醒我们说：“要明白这些事必须有想象力，或记忆力。在集中营里，一些人为了一块面包互相残杀。”法农还提到了他亲眼目睹的一个场景：“1944年在瓦赫兰（奥兰）。从我们等着上车那地方的兵营，军人们把几块面包扔给几个阿尔及利亚孩子，他们疯狂和仇恨地争夺。”法农还用“啄的顺序”来解释这个悲惨的场景：在家禽饲养场里，“受分配的玉米确实是你死我活的竞争目标。某些飞禽，最凶猛的吞吃了所有的谷物，而另一些不太好争斗的则眼看着瘦下去。”由此，法农控诉道：“一切殖民地趋向变成一个大家禽饲养场，变成一个集中营，在那儿刀的权威是唯一的法律。”“在殖民制度下，人们为了一公斤的面包或一只微不足道的绵羊……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在殖民时期，人和物质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和历史的关系、是人和食物的关系。对于一个被殖民者，在像阿尔及利亚那样的受压迫环境里，生存丝毫不是体现价值，不是投入一个世界的协调一致和有成果的发展中。生存就是不死亡。生存就是维持生命……”他的结论是：“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他的冲动、他那杀人的暴力行为，不是神经系统的组织，也不是性格的古怪，而是殖民环境的直接产物。”
       法农的研究，对被殖民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对所有被殖民者的“反常”行为，提供了一种“正常”的解释。而实际上，这种解释适用于一切“非正常”环境中人们的“反常”行为。我们上文提到的“温泉屯”里的人们的“病态”行为，就正是这种“非正常”环境——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再也“正常”不过的产物。
       关于这种“精神”问题，早于法农十数年，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家胡风在阐释文艺创作中的理论问题时，曾做过类似的阐释。借用葛兰西的说法，胡风是在对“文化霸权”这一经典问题上开始自己的论述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即使在先进的工人阶级那里，其成员仍然处在各种各样的情形里边，因而思想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度，必须经过长期的锻炼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胡风还引用列宁《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提出的即使在资本主义失去了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这种锻炼还要长期坚持下去的观点，强调这种差异性的根深蒂固。由此出发，胡风将论述引到中国的国情上来。他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群众”是一个包含着极其广泛内容的存在，在这个存在里面，占绝大多数的是农民——一个独特的“小私有者”阶层，而且，这个“小私有者”还是在封建主义几千年的支配下生活了过来的。因而，在他们的生活要求里面，潜伏着“精神奴役的创伤”是自然的。
       在胡风那里，这个“精神奴役的创伤”的概念不是僵死的，而是辩证的，活的。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一方面，生活在以半封建半殖民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的诸社会关系里的人们——其主体是农民——“在重重的剥削和奴役下面担负着劳动的重负，善良地担负着，坚强地担负着，不流汗就不能活，甚至不流血也不能活，但却‘脚踏实地’地站在地球上面流着汗流着血地担负了下来”。胡风认为，这是“伟大的精神”，这“伟大的精神就是世界底脊梁”。在肯定了这一“精神”的“伟大”之后，胡风又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这承受劳动重负的坚强和善良，同时又是以封建主义底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所造成的各式各态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在胡风看来，“前一侧面产生了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而“后一侧面却又把那个要求禁锢在、麻痹在、甚至闷死在‘自在的’状态里面；这个惯常是被后一侧面所包围的统一着但却对立着的内容，激荡着、纠结着、相生相克着，形成了一片浩漫的大洋。每一个人民底内容都是这样一片浩漫的大洋。要不然，单看前者，那些剥削和奴役就不可能，我们也就不会有一部封建主义旧中国底历史；单看后者，封建主义的旧中国就会平静无波，仅仅就近代史说罢，太平天国以来的前仆后继的流血斗争就没有出现的可能。”他还进一步追问——向他潜在的论敌——道：“如果封建主义没有活在人民身上，那怎样成其为封建主义呢？”
       在对“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个概念做了理论上的界定后，胡风还对其进行了历史梳理。他认为，“到了五四，历史底总的冲动力底趋向开始作为思想要求被化成了血肉，因而开始了以反封建为基础内容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意识斗争为先锋的社会斗争。那基本内容就是使人民底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从‘自在的’状态进到‘自为的’状态，也就是从一层又一层的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下面突围出来，解放出来，挣扎出来，向前发展，变成物质的力量。”他还强调说：“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没有对于解放要求的热切的感受，固然不可能，但没有对于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痛切的感受，也同样是不可能的；任何一面都是以另一面为基础，但在实际的过程里面，倒反而大多数是在对于精神奴役的火一样的仇恨这个要求里面开始的。要不然，解放要求也就不成其为解放要求了。这个实践斗争愈进入物质过程，即愈成为人民底夺取生路的社会斗争，就愈明显也愈激烈，现出了意识斗争和争取物质诸关系底改变正是两个同义语，现出了所谓思想意识原来只能是‘物质诸关系之观念的表现’，每一个争取改变物质关系的斗争都得通过意识斗争的过程才能执行以至实现。”
       胡风认为这才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的活的内容”，并要求作家们从生活实践开始，在创作实践里完成“和这样活的内容结合的过程”，以“主观战斗精神”突入生活，创作出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丰富历史内涵的活的作品和活的艺术形象，以冲击“我们”，使我们警醒，使我们猛进，使我们向着旧的世界发出最猛烈的控诉，使我们向着新的世界发出最热烈的欢呼。他还以鲁迅的作品为例论证这一点。他认为，“闰土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所以是一个用他的全命运冲击我们的活的人，祥林嫂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所以是一个用她的全命运冲击我们的活的人，阿Q更是满身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所以是一个用他的全命运冲击我们的活的人……”胡风甚至认为，正是由于“他的和人民共命运的战斗要求”使鲁迅从其“本阶级”的“内容”中挣脱了出来，而突入到他的人物的命运中去，因而，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了，而是和他笔下的闰土、祥林嫂、阿Q们融为一体。他说：“这个跪在地上画圆圈的阿Q，同时也正是作家鲁迅自己；这一具体的精神斗争（且慢见笑，这正是庄严的精神斗争！），精神奴役的创伤底活生生的一鳞波动，是封建主义旧中国全部存在底一个力点，它通过千千万万的脉络和微细色度向一切中国人联系着。在这个力点上面，封建主义旧中国底万钧重量，压到了阿Q底身上，也就是说压到了作家鲁迅底身上；不同的是，阿Q向着这个旧中国立志，羞愧，作家鲁迅却从烈火焚心的战斗要求出发，热泪横流地向这个旧中国发出了痛烈的控诉。这个精神奴役的创伤所凝成的力点，就正是能够冲出，而且确实冲出了波涛汹涌的反封建斗争的汪洋大海底一个源头。”
       梳理了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理论，我们禁不住发出这样的追问：难道丁玲不正是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延长线上的“为人生”的作家？难道她笔下的那些“受苦人”，不也正是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阿Q等“受苦人”在历史的延长线上的“兄弟姐妹”？难道《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那无名的“母亲”和侯忠全老汉奔流的泪水中，以及张裕民、程仁、刘满等人的“反常”举动中所反映出来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不也正是闰土、祥林嫂、阿Q等人“精神奴役的创伤”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具体表现？
回答是肯定的：丁玲当然是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延长线上的新一代的“为人生”的作家，只是，这个时候，历史已经赋予现实主义以更为丰富、更为生动、更为尖锐、更为革命的内容，因而要求丁玲对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有一个轻微然而却是根本的“颠倒”，即：要求她不仅要有“对于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痛切的感受”，而且还要有“对于解放要求的热切的感受”；要求她不仅看到“旧的人生底衰亡及其在衰亡过程上的挣扎和苦痛”，而且还要看到“新的人生底生长及其在生长过程上的欢乐和艰辛”；要求她不仅要看到，“从这里，伟大的文艺找到了创造的源泉”，而且更要看到，“从这里伟大的民族找到了永生道路”。一句话：要求她不仅像鲁迅那样“从烈火焚心的战斗要求出发，热泪横流地向这个旧中国发出了痛烈的控诉”，而且要求他笔下的人物也要像作家本人一样，从烈火焚心的战斗要求出发，热泪横流地向这个旧中国发出痛烈的控诉。
       答案还是肯定的：丁玲笔下的那些“受苦人”，那无名的“母亲”、侯忠全、刘满、羊倌老婆、董桂花、程仁、张裕民们，虽是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阿Q们在历史的延长线上的“兄弟姐妹”，只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历史的发展，由于他们自己的斗争，也由于作家的升华，他们已经赋予自己新的精神内容，因而也就赋予自己新的表现形式。换句话说就是，由于他们的诅咒，由于他们的抗拒，由于他们的挣扎，由于他们的斗争，那囚禁了他们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沉重的枷锁就要脱落了，再也不能像囚禁闰土、祥林嫂、阿Q一样囚禁他们了。他们再也不愿像阿Q一样带着沉重的精神锁链，匍匐在“旧中国”的土地上，向着这个剥削他们、奴役他们、欺骗他们的“旧中国”“立志”、“羞愧”了，而是相反——从烈火焚心的战斗要求出发，热泪横流地向这个旧中国发出痛烈的控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无名“母亲”脸上纵横的泪水获得了新的意义：那不仅是对在他们身上存在了几千年的“伤痕”的回望和控诉，更是对即将告别这“伤痕”的宣言和呼告——
       你看，他们不是已经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诋毁着了吗？
       你看，他们不是已经摩拳擦掌、争先恐后地起来了吗？
 
                                                                               弱者的武器
 
       在这样的文学图景背后，是政治经济学的“事实”。
       詹姆斯·C.斯科特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使我们能够看清楚“暖水屯”里这些“受苦人”的言行举止，及其背后的深层历史内容。
       詹姆斯·C.斯科特从农民研究的一个局限——大量关于农民的研究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出发指出，在大量关于农民的研究中，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然而这种视角却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基于这样的原因，他更倾向于“去理解可以成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他归纳了农民等相对弱势的群体所能使用的“日常武器”，它们是：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他将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方式称之为“弱者的武器”。他还由此得出了一个不无诱惑性的结论：从长期来看，在为保护自己利益而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中，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这些“沉默的斗争”，可能比大规模的对抗和革命更有效果，也更有意义。
       真正优秀的理论，尤其是同一系谱内的理论，是能够互相照耀的。
       詹姆斯·C.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论就很好地照亮了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论，不仅避免了对其凝固化的理解，而且还丰富了其理论内涵。在中国农民“精神奴役的创伤”彼此纠结的两个侧面的斗争中，即在“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和“把那个要求禁锢在、麻痹在、甚至闷死在‘自在的’状态里边”的斗争中，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并非如人们惯常理解的那样，无所事事，麻木不仁，而是相反，在他们每天的生活中充满了“平凡”的、“日常”的，琐细的，但却又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弱者的武器”，即使这“弱者的武器”不是为了“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这是理论要求、高级要求，而仅仅是为了维持简单的生存条件——这是生存要求、本能要求。而这一切，却为他们最后的解放积累着看似微不足道却又不可忽视的能量。
       在这样的理论烛照下，一些被历史的灰尘所遮蔽的文本，立刻浮现出新的意义；一些被历史的灰尘所模糊的人物，也立刻焕发出新的光彩。
       就像“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典型文本和人物在鲁迅那里一样，这个有关“弱者的武器”的典型文本和人物也在鲁迅那里。这个典型文本就是鲁迅1920年回家乡接家人到北京居住的产物——短篇小说《故乡》；这个典型人物就是——“豆腐西施”杨二嫂。由于这个人物如此鲜明，也由于这个人物在长期的阅读中蒙受了过多的不解甚至“误解”，在此重现一下其出场，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
       “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耻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哪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台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实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通读这篇小说，我们会发现，尽管从理性上，鲁迅理解杨二嫂是因“辛苦”而“恣睢”的，就像他因“辛苦”而“辗转”、闰土因“辛苦”而“麻木”一样。但从情感上，他却对杨二嫂充满了深深的厌恶之情——如果不是愤怒的话。
       在其经典之作《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斯坦纳精彩地分析了托尔斯泰的小说技巧里包含的道德意味和伦理品质：“给予小角色专有名称，对他们在小说中露面之前的生活有所介绍，这种技巧看似非常简单，但是取得的效果不可小觑。托尔斯泰的艺术富于人文主义特征，他没有把人变为动物，变为寓言、讽刺、喜剧或自然主义小说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提及的呆滞对象。托尔斯泰尊重人的完整性，不愿让他沦为纯粹的工具，甚至在虚构中也是如此。普鲁斯特采用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具有启迪性的对比：在普鲁斯特的世界中，小人物常常无名无姓，他们在字面和隐喻两个层面上都被用作工具。”
我们当然不必把鲁迅对杨二嫂的态度上升到小说伦理和叙事道德的高度加以批评，但斯坦纳的这段话却有助于我们分析鲁迅对杨二嫂这个“小人物”的态度：在短短六百余字中，他用了大量的白描，给了她足够的“生活介绍”，然而却是为了“丑化”她；还是在这短短的六百余字中，他也给了这个“小人物”一个专有名称，然而却是一个绰号——“圆规”，还是一个“细脚伶仃的圆规”。如果没有厌恶到极点，我们无法想象一位作家会如此对待对他笔下的人物。或许，这是“文化无意识”的作用。就像汤普逊在《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一书中研究俄罗斯小说的“帝国意识”和“殖民主义伦理”时，发现俄国作家很少站在被殖民者的立场上说话，很少通过“本地人”的视角来叙事，结果便造成完全不同的历史意识和伦理效果。显然，这是力量强大的国家意志和含而不露的民族情感潜在地影响了他们对小说叙事角度的选择。鲁迅对杨二嫂的讽刺性叙述，大概受了他根深蒂固的知识者立场的影响吧？受了他启蒙主义的思想影响吧？！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情况将截然不同。
       尽管杨二嫂将鲁迅这个归家的知识者“误认”为（有意识的？可能！）“道台”，因而施展伶牙俐齿对其吝啬抱怨不已，但如果从詹姆斯·C.斯科特的视角看，这不正是“弱者的武器”吗？
真是“巧合”：为了完成自己的研究，詹姆斯·C.斯科特曾于1978至1980年两年间在马来西亚一个他名之为塞达卡的村庄里待了两年，在这两年中，他听到并记录了大量当地“穷人”对“富人”的抱怨，我们看到，虽然地域相隔万里、时间相差半个多世纪，可他记录下来的抱怨跟鲁迅“记录”下来的杨二嫂的抱怨竟是那么的相似——不仅词汇是那么的相似，就连语气也是那么的相似。按照詹姆斯·C.斯科特的阐释，这些抱怨，不是毫无意义的闲言碎语，而是特定情境中的“意识形态运作”，通过这样的“意识形态运作”，他们力图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话语系统，伴随着这个话语系统的，往往是于他们相对有利的社会地位，因而，归根结底，这样的“抱怨”所指向的不仅是具体的个人或某个群体，而往往是导致这种社会变化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在这样的视角中，鲁迅一再强调的“辛苦”才有了历史的深度。
       看到这一点，我们才明白，在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中涌动着无数“沉默的大多数”的“弱者的武器”。我们也才听到，在“暖水屯”空前的躁动中也喧嚣着历史的漫长回音——“弱者的武器”！——长生娘那漫无边际的抱怨似乎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不过，尽管詹姆斯·C.斯科特在其充满诱惑性的结论中暗示，对农民来说，“弱者的武器”似乎是最为合算的选择，但知识者的严谨和事物逻辑上的关联却使他无法也没有切断“弱者的武器”与革命之间的通道，就像人们无法区分黑暗的天空与明亮的闪电之间的边界一样——尽管这闪电只是转瞬即逝的光亮，耀眼的光亮。他坦承（尽管不那么情愿）：当常规的和大量的隐秘的阶级斗争形式走向失败或已经到达危机的时刻，当“无声的反抗”长期失效以至于“道义的经济”崩溃之时，“弱者的武器”就有可能转化为堂·吉诃德式的挑战行动，转化为大规模铤而走险的行动，转化为伟大的“千年运动”，转化为酷烈的革命行动，就像在漫长的阴霾中酝酿着隆隆的雷声和刺眼的闪电一样，尽管这雷声和闪电往往一闪而过——相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但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它留给大地的光亮和雨水，却是久远的。
      “暖水屯”呈现给我们的情景，就是这革命情绪到达沸点时的情景，就是历史转折时刻的情景，就是光明取代黑暗前夕的情景，因而，人们不再满足于背地里的叽叽喳喳、小偷小摸和小打小闹，而是倾向于大规模的群众行动，倾向于从根本上颠覆对他们的压抑，就像他们所呐喊的那样，要“拔尖”就“拔”头一个，要“拔尖”就一个个都拔掉。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什么“道义的经济”，而是整个的世界。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失去的只能是锁链，而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这就是人们热泪横流的原因，也是人们勇往直前的原因。
       不过，这还需要从中国绅士——乡村精英的近代演变予以说明。
 
                                                                              权力的文化网络
 
       自近现代以来，“中国绅士”，这个传统中国社会中稳定而复杂的存在就吸引了世人的目光，成为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外许多学者，都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心血研究这个堪称中国传统社会象征的符码性存在，以期从中发现传统中国社会的“心灵密码”。也正因为如此，关于“中国绅士”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成果也相对较多。不同的研究者，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研究资源不同，理论视野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有所不同，但归纳起来，在这个课题上，不同的研究者在以下几个大的方面，观点还是趋同的：一是“中国绅士”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是自“公元前200年前封建制度崩溃之后”而形成的“传统中国社会”的产物。二是“中国绅士”是一个阶级/阶层的存在，有自己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特别是文化地位，也就是说，他们有自己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三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三大主要社会阶层——官僚阶层、绅士阶层、农民阶层——中，绅士阶层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中坚力量”的作用：一般而言，中央王权借助官僚阶层维持着一个庞大而统一的中华帝国，但由于传统中国社会“皇权及于县”的行政特点，在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由绅士阶层承担起维持地方治安和社会教化的责任，至于农民阶层，相比较而言，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国家统治相对温和、赋税负担相对较轻、天灾人祸相对较少的时期——都是“沉默的大多数”，都是一个规模庞大的“隐性社会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庞大而又严密的社会层级体系中，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又具有相对开放的性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也存在着流动的可能性——通过科举制度，农民阶层在理论上可以跻身绅士阶层；取得功名的绅士入仕之后，自然就是官僚体系的中的一员；官僚“退休”之后，往往“荣归故里”，扎根乡土，重新复归于地方绅士行列。从这种流动性可以看出，绅士阶层是连接传统中国社会上层与底层的关键纽带，是行政权力与民间社会信息通约的主要承载者。这种特殊身份，使中国绅士具有双重功能：我们既可以说绅士是底层社会的自然保护者，也可以说它是上层社会的外围维护者。四是由于以绅权为中心的“中国绅士”与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集团享有共同的伦理话语和思想资源——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道统”，因而这两个阶层在王朝统治的危机时期能够紧紧地抱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共同抵御袭击王朝统治的各种狂风暴雨，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刻——王朝崩溃，这种共同的向心力和文化认同也使他们很快就能“死而复生”，在旧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王朝，因而，传统中国社会呈现给人们的印象就是王朝世系的连续线，而非西方社会那样，伴随着王朝崩溃发生的往往是人民权力的扩张，民主思想的增生，甚至新社会制度的出现。
       然而，在孔飞力看来，到晚清的动乱时期——这个时期是以白莲教起义为首演、以太平天国运动为总爆发的一长串动乱的连续线——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对晚清时期团练、地方武装的研究，孔飞力指出，在晚清连绵不绝的动乱中，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了王朝的利益，绅士阶层在镇压王朝内部敌人中起了带头作用，使王朝得以度过危机并继续生存下去。但历史地看，这一事件的结果也喜忧参半：传统王朝固然是再一次生存下来了，但中央政府的权力严重萎缩，原本就极其有限的行政能力进一步衰退，与之伴随的却是绅士阶层权力的大扩张——绅士阶层在王朝体系中，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中开始正式行使权力，绅士阶层领导的地方武装开始作为官方机构承担保甲、里甲职能。孔飞力认为，地方权力旁落到绅士阶层之手的趋势是清朝咸丰年间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他还认为“这一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在旧制度下，绅士阶层的权力主要是“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行使的”——“非正式的权力”原来的确是绅士阶层“自己选择的”，因为执行琐碎的地方行政任务不符合绅士地位的尊严，但现在，绅士阶层发现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必须去监督、甚至直接介入地方行政。正是基于绅士阶层社会功能的结构性变化，孔飞力认为这标志着“传统帝国”的崩溃。他还指出，绅士阶层社会功能的变化为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尤其是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埋下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一个伏笔。或者说，这个变化，为民国以来的（乡村）现代化运动埋下了一粒“失败的种子”。
       杜赞奇的研究，可谓孔飞力研究的延续。
       在其研究近现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演变型式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杜赞奇对中国绅士在现代，尤其是在国民党县治实践中的演变做了更为深入、系统的论述。在杜赞奇看来，1900年（新旧世纪之交）前后，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权威体现在由组织和象征符号构成的框架之中，即“权力的文化网络”。尽管源自各种组织形式的象征及机构资源被编织进文化网络中的正统权威结构，但乡村社会中最直接、最典型的权威则体现在宗教和宗族组织之中。在那些血缘聚落，即村政与宗族相一致的村庄，乡村政权掌握在由宗族代表组成的公会之中。毋庸讳言，地位和尊敬属于那些能为村民在交易中争来优惠条件，并承担其他社会责任的村庄保护人。不过，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领袖，这些保护人必须将其在各种人际关系中积累的“象征资本”转化到宗族或宗教组织之中，并进一步加入“保护型经纪体制”。这些组织和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法”地位，因为它们在下层体现着正统的国家政权。当然，国家政权并不能将其意志强加于所有的文化网络之上，但总的来说，晚清国家政权基本上成功地将自己的权威和利益融进了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中，从而得到乡村精英的公认。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国家权力的扩大及深入极大地侵蚀了地方权威的基础。杜赞奇进而指出，对地方权威基础的侵蚀部分是文化网络受到攻击的结果，因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完全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而企图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新的政治体系。在现代化意识形态偏见影响下，国家政权力图斩断其同传统的文化网络的联系。结果，尽管乡村精英有与国家利益结为一体的雄心，但文化网络在国家范围内赋予乡村精英领导作用的能力却逐渐丧失。
       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北方之后，闾邻制取代宗族组织的“代表制”，文化网络的政治功能进一步衰落。实行大乡制以后，决定权掌握于乡长等少数人之手，这进一步削弱了村一级宗族组织的作用。新式“保护型经纪”的首要任务是征收摊款，这是令人厌恶的差使，有地位的乡村领袖均不愿为之。而且，尽管划定村界对国家控制有利，但因为村庄领导不得不向外村人及村外地主收款，从而削弱了村级“保护型经纪体制”的功能。不过，受国家政权的深入冲击最大的还是乡村宗教，宗教财产及机构被纳入公共政治范围。新生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为乡村精英提供了新的政治资本和名誉，从而使精英们乐于将旧的宗教特权移交给民族国家。但是，民国政权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并发展旧的信仰及权威。现代化政权与乡村精英之间的逐步联合——查尔斯·蒂利和其他学者将其称之为欧洲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并未开花结果。现代化政权的新型政治学说并未成功地找到一种使乡村领袖和国家政权合法化的传统文化网络的可行替代物。这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绅士——传统乡村精英——开始退出乡村社会治理的权力结构，因为，民国县治实践的主要诉求就是将农村直接控制在国家政权之下，对村庄来说，这意味着将一个更为冷酷的压榨机器强加在自己头上，而且，国家有关契税、商税和土地清丈等新政策迫使村庄领袖在国家政权和自己所领导的村民之间进行抉择，确定自己到底站在哪一边。在这种情境下，顾及自己在村民中地位的乡村领袖是无法保持其领导地位的。随着国家政权步步紧逼，乡村领袖与国家政权建设目标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权威危机导致乡村“政治真空”，从前具有社会治理和社会保护双重功能的“保护型经纪”——中国绅士，在民国的现代化运动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取代他们的则是“赢利型经纪”——豪绅和恶霸。在此基础之上，杜赞奇分析了国家政权内卷化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在他看来，与国家政权内卷化伴生的是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赢利型经纪”的增生，而“赢利型经纪”的增生则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在这种环境下，传统村庄领袖不断地被“赢利型经纪”所取代。对这些“赢利型经纪”，村民们一般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这批人无所不在，影响极坏。19世纪末期的一位观察家曾描述说，“土豪”不仅身强力壮，而且与衙门吏役相互勾结。那时土豪虽然也横行霸道，但往往被排斥于村政之外。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土豪乘机窃取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革命爆发，或者说，他们本身也是革命的催化剂。
       只有在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化中，我们才能理解在“暖水屯”里发生的故事，才能理解持续多年的“弱者的武器”在土改中突然爆发出来，成为摧毁旧制度，扫荡旧制度的最为强大的动力。也只有在近代以来乡村精英社会功能的结构性变化中——伴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县治实践，“保护型经纪”为“赢利型经纪”所取代——我们才能理解土改中群众的仇恨以及为这仇恨所裹挟的对象——“地主”。也只有在这个结构中，我们才能理解“暖水屯”的乡亲们对钱文贵的仇恨——他不仅不是传统中国绅士的代表，甚至也不是传统地主的代表，而是“赢利型经纪”的代表，是“恶霸”的代表。如果我们将钱文贵的形象与鲁迅笔下的鲁四老爷做一个比较，则他的这种身份特征就更为明显了：在鲁迅笔下，鲁四老爷更多的是作为礼教的维护者出现的——这是传统中国绅士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而钱文贵则更多的是作为权力的操控者出现的，他攫取的手掌几乎伸向了村中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人——而这，恰恰是“赢利型经纪”的典型特征。
       这才是农民身心之中“伤痕”最为深刻的来源。
       这也是他们在革命前夜释放出欢乐泪水的原因。
 
                                                                               从“温泉”到“暖水”
 
       我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呈现了民众——就中国而言，其主体是农民——在漫长的旧制度下在身体和心灵中被刻下的深重的“伤痕”，以及伴随着历史发展到临界点时从这“伤痕”中释放出的巨大的能量。然而，我们还要用简短的篇幅介绍一下先进的知识者——人类的播火者——在这一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因为，正如詹姆斯·C.斯科特在其关于“弱者的武器”中所提示的，缺少了这个环节，似乎任何大规模的革命行动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样的历史大变动中，一个显著的特征，一个关键的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共享的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固然蕴藏在民众的生活中，但需要先进的知识者将其挖掘出来，呼喊出来，使之成为所有人都能够听得见、听得懂并能够接受的声音。
       大概这就是法农在研究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时既强调民众的重要性也直陈其弱点的原因吧？通过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中存在的自发性倾向的深度分析——这一分析适用于所有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运动——法农指出：“只有人民所运用的暴力，领导层组织和启发的暴力，能使群众辨别社会现实，解答这现实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斗争，没有在实践中的这种认识，那么只剩下狂欢和喧闹了。最低程度的再适应，首脑们的一些改良，一面旗帜，以及完全处于下层，继续其无休止的运动，始终是‘中世纪式的’，未分的大众。”就是说，在法农看来，只有在知识与实践的双向运动中，只有在知识者与民众的双向运动中，“新现实”才能被发现，“新政治”才能被提出。
       大概这也是丁玲到“温泉屯”后所做的最为重要的工作。尽管她说“工作主要是陈明、赵可做的，我跟着参加会议，个别谈话”，但在当地人的记忆中，她却是一副很能干的形象。她开朗健谈，平易近人，赢得了乡亲们的心。他们有什么忧虑苦恼，都愿意找她倾吐，以至于短短几天的时间内，村子里就有“上百人向我倾诉他们的悲剧的生涯”。丁玲并不是为倾听而倾听，她是为了在倾听中发现问题，发现“封建剥削制度加给我们人民的枷锁与痛苦”，从而不仅从经济上使这些“受苦人”翻身，而且还要把在这些“受苦人”心中积压的绝望——精神奴役的创伤——拔除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当丁玲听到那些做梦都盼望土地的人本应挺起身来夺回属于自己的土地但却发出“人家的土地不是祖上留下来的，就是银子买来的，咱们分人家的合适吗？”、“本乡本土的，祖祖辈辈东家是东家，佃户是佃户，分了以后咋见面？”后禁不住悚然而惊，召集工作组的同志们开会，提醒大家如果不在提高农民觉悟的基础上形成农民自觉的行动，那么即使分了田地，开了斗争会，胜利也难以巩固。这也是他比以往更加忙碌的原因——“灶膛边，饭桌前，油灯下……，她耐心细致地给乡亲们讲解土地改革政策，帮他们算剥削账，引导他们认识‘谁是土地的主人’，‘到底谁养活谁’……”她之所以这样做，还不只是为了拔除人们内心积压的绝望情绪，而且还是为了引导人们发现“新现实”，从而提醒人们看到“新政治”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丁玲在一个夜晚听见贫农团的成员开会决定对地主“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时更是惊悚不已并马上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们土地改革最重要的目标是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而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的原因。这表明，她在人们心中祛除的是人吃人的旧制度的魔障，而在人们心中播种的也是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新制度的种子——这是新民主主义论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是她在“自私”一章中对“翻身”后个别干部忘记使命所在，一心想多得地、得好地的思想给予毫不同情的批评的原因。
       没有这样的批评，那个“新现实”怎么能够显现呢？
       没有这样的批评，那个“新政治”怎么能够扎根呢？
       就是在这样的双向运动中，不仅丁玲——知识者——得到了改造，而且，那些原先的“乌合之众”——农民——也得到了改造，使他们初步认识到了土地改革这一“新现实”的本质要求，使他们初步接受了新民主主义这一“新政治”的理念。正是这种新生的“现实”和“政治”溶化了他们内心的坚冰，使其化为滚滚暖流，流淌在他们心中，流淌在他们脸上，流淌在奔流不息的桑干河上……
       上文已经说过，丁玲参加土改的村庄，真名叫“温泉屯”，而在小说中，丁玲给这个村庄起了一个新的名字——“暖水屯”。我们无法求证，这个命名丁玲是有意为之，还是妙手偶得。但在我看来，这个名字的变更意味深长：是中国革命，是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用他们的坚定，用他们的执著，用他们的奉献，用他们的牺牲，穿透、打破了旧社会、旧制度坚硬、冰冷的地层，让地壳深处的“温泉”冲破层层阻碍，涌流到大地上，成为温暖亿万劳苦大众的“暖流”。
       鉴于此，还是让我们用小说中那无名“母亲”脸上纵横的泪水结束本文吧，因为，这实在是这则震撼人心的革命“寓言”的最佳注脚——
       几个人挤在一起要商量一下，却找不到地方，张裕民把大家带进上边侧屋里。房子里还剩一个老太婆，她的牙缺了，耳聋了，脚不方便，却把一个脸贴在玻璃窗上，望着外面的群众憨憨的笑，眼泪镶在眼角上。她看见这群闯入者，呆了一会，忽然好像明白了什么，从炕那头爬了过来。头老是不断的摇着，她举着手，嘴张开，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只是笑，笑着笑着，眼泪忽然像泉涌一样的流出来。胡立功刚站在炕边，便赶忙跑过去扶住她，她一下伏到了他肩上，像个孩子似的哼着哭了起来，胡立功也把她像个孩子似的拍着。她哭了一会，抬起头来，望了望大家，一手去揩没干的眼泪，一手又扶着墙壁，爬回去了。仍旧用着那种憨态把脸贴到玻璃窗上去……
 

          （作者系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