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了的心愿
——关于《在严寒的日子里》
 
王增如 

 
       1984年3月30日下午，我陪丁玲到北京语言学院给外国留学生讲课。提问阶段，学生们递上来一些纸条，最后一个问题是：很想了解你现在的写作情况和今后的写作计划。丁玲回答：我要写三本书，第一本就是写完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这本书写不好，死不瞑目啊！”另外两本是南京回忆录《魍魉世界》和北大荒回忆录《风雪人间》。
       1946至1947年，丁玲在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过程中，听到国民党部队进攻温泉屯，刚刚翻身的农民成立了护地队，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但最后失败了，有几个丁玲熟悉的土改积极分子也牺牲了，丁玲当时就想，“沦陷后桑干河一带护地队斗争的材料，是很生动的材料”，因此在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常常便想留些伏笔”，打算要写一部关于护地队的小说。1948年4月18日，丁玲在获鹿县宋村参加土改即将结束，给蒋祖林写信说：土改“恐怕还要半个月才得完。完了以后想到联大去住，因为又要写文章，写文章就得找个地方住，住在联大还比较适宜。要把去年的那个长篇小说修改一下，又打算写个新的长篇小说。这几年我东奔西走，常常下乡，生活较苦，心也不闲，但对于创作兴趣更浓，一生能写点，觉得才不惭愧呢。”这部“新的长篇小说”，就是后来的《在严寒的日子里》。但是很快她就参加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世界民主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未能立刻动笔。
       从那时算起，到1986年丁玲逝世，写完《在严寒的日子里》这个心愿，伴随她40年。她只写出12万字，始终未能完成全书。
 
       一、1950年代去涿鹿县搜集创作素材

       1952年末，丁玲去旅大治疗腰疼病，并一点一点辞去担负的领导职务，想要回到文学创作的路上来，这时，她已经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金，她想要再写一部好作品，左思右想，最后选定的题目，就是描写桑干河一带护地队斗争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这一方面是她已经积累储备了一些素材，另方面，护地队牺牲的队员，都是丁玲在温泉屯参加土改时认识的，一直揪扯着她的心。
为了进一步搜集素材，1954年的5月和10月，丁玲两次来到涿鹿县，县委书记王纯是她1946年在温泉屯参加土改时就认识的老熟人，他亲自出面，热情接待，介绍情况。根据丁玲的日记，那年10月，她带着秘书张凤珠，去涿鹿县的上葫芦和下葫芦村采访，因为天冷烧煤，丁玲说话又多，嗓子让煤烟呛得嘶哑，说不出话，王纯安排丁玲住到他岳父家中，让家人细心照料，又请来老中医诊治，丁玲服了汤药，病情很快好转。丁玲找了当年参加土改的周心龙、张顺屯等人谈话，了解详情，以后又去了怀来、张家口、宣化等地访问。
 
       二、断断续续写了二十四年

     《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始于1954年的夏季，地点是安徽黄山。
时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的陈登科，在中央文学研究所时是丁玲的学生，他邀请他的老师来黄山避暑，写作。1954年7月15日上午，丁玲住在黄山脚下的紫云别墅，开始写《在严寒的日子里》。第一天就写了3000字，很顺畅。那年夏天黄山的雨水又多又大，丁玲在烦人的哗哗雨声中，以平均每天两三千字的速度创作，一共写出开头的五万字。9月，丁玲回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0月，她带着秘书到张家口、怀来、宣化、涿鹿等地采访，为小说进一步搜集素材。
       第二个集中写作时间段，是1955年的3月，地点是无锡的太湖之滨。
       3月24日，丁玲和陈明在太湖鼋头渚一座独幢小楼万方楼里安顿下来，开始写作。万方楼原来是王昆仑父亲王心如先生的别墅，现在划归江苏省疗养院。
      丁玲先修改在黄山写的稿子，她的计划是，“希望到夏天能搞出十五万字来”。丁玲那一段心情很好。5月10日陈明给蒋祖慧写信说：“这些日子天气好极了，可能是这里最舒服的日子。我们五点多六点起床，七点早饭，饭后工作到十一时，你妈常常叫饿。中饭后午睡一小时，又看书工作。我们过得很理想。”丁玲喜欢上无锡，甚至想买个房子，在这里安心把小说写完。
       但是中间不断有杂事干扰，朋友来访，邵荃麟还把他们召到上海看胡风的材料，丁玲的思路也不是很畅，写作进度较慢，去年夏天在黄山，一个多月写了五万字，而这一次在无锡两个多月，只写了三万字，加上修改前面的五万字，一共完成八万字。
       6月中旬，中国作协通知丁玲回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人大会议开完，中国作协就召开党组扩大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丁玲的厄运从此开始，她的小说也无法正常写下去了。
       1956年夏天，丁玲提出申诉，中央宣传部成立小组，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案进行复查，经过大量调查取证，认为这个结论完全站不住脚。作为纠正错误的一种表示，《人民文学》10月号上，发表了丁玲《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前八章，约4万多字。这是这部小说第一次公之于众。故事的发生地，在桑干河流域的“果园村”。故事开始，土改刚刚结束，农民刚刚分得胜利果实，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大举进攻解放区，涿鹿县三区区委书记江山青，在转移途中遇见地主的儿子赵康，赵康本来参加了八路军，此时却开小差，投奔了土匪王老五，他枪杀了江山青，回村召集几户地主密谋反攻倒算。面临敌军压境的严峻局势，村支书李腊月等三人悄悄出村去找区委，寻求指导和帮助……
       小说发表后，丁玲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包括一些作家朋友，他们为丁玲重新“露面”高兴，也期待丁玲能尽快完成这部长篇。第二年，上海筹办大型文学期刊《收获》，靳以给丁玲写信说：“你的长篇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部分，不知全部何日可以写完？我们很希望你的长篇全部在《收获》发表，请你无论如何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丁玲又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只保留一个中国作协理事的名分。1958年6月，她主动要求到北大荒去，陈明已经被发配到那里去劳动改造，在王震的帮助下，丁玲出发了，她随身携带的行李里，带着“《在严寒的日子里》未完成手稿一卷，河北省涿鹿县地图一张”。她还想在参加劳动的同时，也完成她的创作心愿。
       丁玲在北大荒的汤原农场和宝泉岭农场一共生活了12年，她的右派帽子一直没有摘，所以开始的几年，没有写作条件。1964年12月，经农垦部部长王震关照，她和陈明被安排到规模较大、条件较好的宝泉岭农场，丁玲未安排具体工作，可以进行写作了。但她还是想做工作，主动提出做家属工作，想搜集素材，写北大荒的现代化大农业和北大荒人。1966年3月，宝泉岭农场工会主席通知她：停止家属工作，停止夜校教课，可以专门从事写作，丁玲终于堂堂正正拿起笔，写她想写的文章，这其中就有《在严寒的日子里》。实际上，《在严寒的日子里》这些年她经常在脑子里构思，“几次自己审查过，推敲过，设想过”，断断续续写了几万字。然而，下半年“文革”开始，丁玲又成为专政对象，不仅被剥夺了写作权利，而且失去了人身自由，她写的那几万字稿子，也在群众运动中全部失落了。
       1970年代在山西嶂头村结束这本书的写作。
       1975年5月，丁玲和陈明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了五年之后，先后释放，被安置在山西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嶂头村。
       丁玲又有了写作的自由。7月，她在写给儿子蒋祖林的信里，就提到重写《在严寒的日子里》：“你们知道我曾有过一个长篇小说的计划，这部书，后来由于没有写作条件，只好搁置在那里，没有写下去，但在农场时，也几次自己审查过，推敲过，设想过，这几年在北京，我更仔细思索，有些地方我要修改，有些地方须要从头设计，另打基础。有些地方我要保留，要发展…………我自己反复思索，认为我可以完成这本著作。我也估计了许多困难的条件，但从各方面估量，还是觉得有把握的。我一定要精心的把它写出来，二十年脱离了书中的人物，书中的环境等，但这二十年我不是白过的，我有另外许多收获，可以弥补我的一些不足。”“我要把它写出来，一不为名誉、地位，二不为自己翻身，也不是一本书主义，不打算出版。如果能作为后人的参考资料也就行了。何况是可以给你们浏览的。”她对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很有信心：“总之，我认为我还有精力，生活条件也可以，没有做工作，脑子里没有别事打扰，拼一点老命，留下一点东西。”她最初的计划是写一百万字。
       但是拿起笔来丁玲才发现，创作远非那么容易，因为身体状况不好。她1974年在秦城监狱时就闹过腰椎和颈椎增生的毛病，住过两次医院，来到嶂头村，腰椎病、颈椎病依然时时发作，且有所发展，1977年初春又查出糖尿病，血糖比正常值多两倍，尿糖是两到三个加号。
       为了抓紧时间创作，丁玲和陈明简化生活，把三顿饭改为两顿，由每天擦澡改为三天一次，又改为每星期一次，甚至两星期一次。洗衣服也是两个星期一次。丁玲说：“我们这样挤时间，就是因为我还要、还要，一定要把我的作品写出来。这是我们的最中心的一环！”
       丁玲先是修改《人民文学》上那前八章，接着往下写，至1976年4月，又“完成五章，自己还满意”。1977年1月，蒋祖林来嶂头村探望母亲，他说那时丁玲六点多起床，上午工作，下午读书看报，晚上九点多睡觉，《在严寒的日子里》已经写了七八万字。
       丁玲在北大荒的12年和北京秦城监狱的5年里，脑子里始终没有放下书中的人物，“做了许多‘提纯复壮’的工作，这些人很自然地成长、成熟、变高、变大、变活，变得自然，变得有血、有肉”。她现在很注意“怎样把党写好，怎样把党的路线写好”。这样，丁玲就要把以李腊月为首的正面人物写得完美高大些，把人物的阶级属性和阶级阵营的对垒描述得更分明些，甚至为几个人物改了名字：区委书记江山青改为梁山青,地主的两个儿子赵厚、赵康，改为赵富、赵贵。
       1977年8月，他们从借居的老乡家搬出，迁入一所独立的有一个小院子的新居，居住条件好多了，丁玲说：“我最满意的就是清静。很少有人来打搅我。”可是长篇的写作进度并未加快，她常常感觉疲乏，头痛，看书看报时间稍长就心烦意乱，上午在大树下的躺椅上睡觉，昏昏沉沉一睡就是半天。文章写了十二万字，“自己还满意，打算再苦干三年，写出一本五六十万字的书来。”字数比最初计划的一百万字，减少了一半。
       1978年4月，丁玲在写给胡耀邦的申诉信中也提到这部小说：“至今写成十二万字。全书预计40万字左右，力争后三年完成初稿。”这比“五六十万字”的计划，又退了一步。
       自1976年3月动笔，至1978年3月停笔，丁玲在修改前八章的基础上，一共完成24章，计12万字，历时两年。这24章仅仅介绍了主要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区委书记梁山青，刚一出场就被敌人击中，生死未卜，护地队与敌人的正面交锋尚未展开，丁玲说她手头上积累的一些“很生动的”材料还没用上，这12万字仅是一个铺垫，一个开场，生活气息浓厚，但有时叙述交代过多，有时人物大段的说理或大段的心理活动过多，使得情节进展缓慢，略显沉闷。
       丁玲1980年2月同叶孝慎等人谈话时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后面的部分还要更加困难，更坏的人还没有出场，王老五还没有回来，还乡团还没有正式回来。斗争还要更困难。我就写那一个冬天，严寒的日子嘛，到第二年春天就完了。那时还没有胜利，因为胜利要靠大部队来，我不会写打仗。”
       丁玲1979年回到北京后，一直念念不忘这部小说，却基本未再动笔。实际上到1978年3月，她已经完成了《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全部劳动，此后在嶂头村，她的精力就转向为自己的清白进行申辩，和作为拿给读者见面礼的《杜晚香》了。
 
       三、寄希望于桑干河畔的农家小院

       我于1982年5月到丁玲身边工作，她安排给我的一项工作就是找房子，她是想要找一处安静的住所，写完《在严寒的日子里》。因为在家里，每天来人太多，电话太多，邀请参加的会议活动太多，杂七杂八的事情太多，她无法静下心来写作。
       我先陪她到什刹海后海大翔凤胡同3号，那是1955年秋天，为了安顿从江西老家来到北京的陈明父母，从马烽手里买的一处小院，院子不大，有北房五六间，厢房两三间，里面住了好几户人家，都是“文革”期间挤占住进来的。院子里的人用警惕的目光望着我们，当我说明是房主来看房时，他们的态度并不友好。房子很破旧，外墙皮脱落处露出里面的麻灰。丁玲觉得想要回房子，先要清理住户，继而还要大修，都是很麻烦的事情，既要找关系，又要出力气，她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决心放弃了。
       那年6月，我和她的女婿周良鹏一起去颐和园看房子，那里有两处可供选择，一处是谐趣园旁边的招待所，每个床位3元5角，我们需要三个房间，按8个床位算，每天28元，就餐可在知春亭职工食堂，每人每天另交1元5角管理费。另一处是万寿山佛香阁东侧有几处空房，如写秋轩、园朗斋，每平方米5角，三间大约近40平米，每天要20元，不需交管理费，但吃饭需自行解决。丁玲当时的工资是340多元，陈明230多元，加起来不足600元，还抵不上颐和园一个月的房租。我们回来向丁玲汇报，她倒挺感兴趣，问我：咱们住到颐和园，夜里我要得病了，让你出去找人，你害怕不害怕？我说不怕，在北大荒经常走夜路，有时还有狼呢。丁玲听了哈哈大笑。
       听说周立波在香山的小院要卖，丁玲带我去看。这个小院在植物园西南侧，在通往香山的路边，院子有两个篮球场大小，十几间屋子，周边没有住户，很幽静。没有自来水，院里有一口不大的井，没有轳辘，需要手工从井里往上提水。开价11万元。丁玲没有买。
       1984年，又有朋友告诉丁玲，中央党校的教授楼很好，是独栋别墅，在那里写作很幽静。丁玲写信向王震求助，想住到那里去写小说。当时王震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很支持。很快中央党校就有了回音，刚好有一栋腾出来的空房，约我们去看。房子在中央党校东侧，是一处二层小楼，木地板。负责同志对我说，这个房子不能租，只能借用，因为还有几位教授没有住房，等着分配房子。丁玲听我汇报后，说，那咱们可不能占人家的宿舍。
       丁玲也和外地朋友商量，想在京外找一处写作地方。她想到桑干河畔的老朋友王纯。丁玲1979年回到北京不久，王纯就到友谊宾馆来看望她和陈明，那时他已调到蔚县当了县长，蔚县在涿鹿县的西南，也属桑干河流域。
       1984年，丁玲便和王纯联系，想找个小院写作，王纯十分欢迎，此时他已退居二线，当了顾问。王纯7月4日写信说：“我把您们的意思告诉我们的新书记后，他们非常高兴，非常欢迎。”并介绍说，蔚县这里夏季气候宜人，一般是26到29度，夜晚是14到20度。有一所闲房就在我的前院，条件挺好。离县城十几里有个万亩水面的水库，风景很好，“反正我看比你们在北京那高楼上搞创作是好得多”。并且告诉丁玲，来时不要走南口，因为从延庆到怀来有一段在修路，走门口沟、三家店，大约五个小时就到了，还写了详细的行车路线。8月27日，王纯领着蔚县新任县委书记黄绍雄来看望丁玲，说给她找了一个清凉安静的小院，随时欢迎丁玲入住。
       丁玲高兴地做着出行的筹划，但因糖尿病、肾病都很严重，必须住院治疗，再加上当时《中国》杂志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也难以成行。一直到11月，确定了《中国》创刊招待会的日期，丁玲才忙里偷闲，抢在会议召开的前四天，由陈明、王中忱陪同前往河北蔚县。11月24日至26日，他们连来带去一共三天，在蔚县只有一天，上午到王纯家小坐，看了前院的住房北屋4间，下午去看了万亩大水库。第三天便急着返回北京，要赶写她在创刊招待会上的发言稿。1985年，蔚县领导又在县城边上给丁玲修建了一个小院，但是她一天也没来过。
       1985年，丁玲陷入办《中国》的许多难题中，编制、经费、办公地点，甚至杂志用纸都找到她头上，根本无法写作。她的病也越来越重，几次住院。8月5日，王纯来信，询问丁玲何时去蔚县，他说：“小院的西红柿已成熟两层，第一层已分给司机等人吃了，想第二层该主人自己享用了。菜椒正好吃，草菊花在开，它们都等待着丁、陈老受用观赏。总之，等得有点心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情。”
       丁玲何尝不着急，却身不由已。看到王纯的信，她又燃起希望，向医生提出出院的要求。医生让她做出院前的检查，结果情况很不好，根本无法出院。丁玲只好让我给王纯复信，说明情况。我告诉王纯：“丁玲同志本来打算八月九日出院，稍事休息即去蔚县。可是最近检查肾功能，主要指标仍然大大超过正常值，医生不准出院。现在丁老虽然服药，但腿、脚依然浮肿，精神不振。年内去蔚县恐怕没有可能。为此，丁玲同志感到十分遗憾。你们为她费心操劳忙碌了很长时间，丁玲同志甚为不安。她说，如果明年精神好转，一定去你们那里。”
       丁玲始终未能去蔚县写作。
       1986年2月13 日下午5时半，丁玲已处弥留之际，躺在协和医院的ICU重症监护病房，护理人员将她唤醒，想喂她吃饭，她推开饭碗，对我和七姑说：“我不行了，三本书写不完了……”
3月4日，丁玲辞世。《在严寒的日子里》，成为丁玲未了的心愿。


       （作者系《作家文摘》原副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