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作过程梳理

李向东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五四指示》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晋察冀解放区迅速开展了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丁玲投身其中，并写出描写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一，丁玲参加土改的时间
       是1946年7月至9月。
       7月9日萧军日记：“听说丁玲预备下乡。”
       7月20日，丁玲主编的《长城》（全国文协张家口分会创办）创刊号出版。作为主编，她应该看到这一期杂志，才能放心离开，所以丁玲下乡的时间应在7月20日之后不久。
       她和陈明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组，一共去了三个村子。
       先是跟着边区农会主席郭强，到了怀来县辛庄。郭强发动农民很有经验，他要丁玲他们不必干工作，跟着看就是了。陈明后来在回忆录里说：“我们跟着他跑了几天，感到这样不行，又换了一个组。”他们在辛庄住了约两周。
       第二个是怀来县东八里村，在京张铁路线上，参加边区青年委员会主任许世平领导的工作组。陈明回忆录说：“当时的土改因为是在战争期间进行，不可能从从容容地搞，一般都只有半个月。这里告一段落后，我和丁玲去了涿鹿县。”
   第三个是涿鹿县温泉屯，参加边区工会主席老董领导的工作组。陈明回忆录说：“这个村子的土改是由我们作主，所以在这里呆的时间比前两个村子要长些。”丁玲在《一点经验》[1]中，说是“参加领导这个村的土改运动”，“忘我地工作了二十天”，工作结束时过中秋节，“家家的砧板都像打鼓似的响，他们都在包饺子。”这正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结尾，工作组就要离开暖水屯时的情景，那一节的题目就是《中秋节》。
       那年的中秋节是9月10日。所以，丁玲参加土改的时间，大约从7月20日至9月10日，一共五十天左右。
 
       二，创作欲望的产生
       1，丁玲创作这部小说的欲望，是被土改斗争激发起来，在参加土改的实践中逐渐清晰的。
     在辛庄，土改工作组住在地主家院子里，地主住北房。一天，丁玲看见地主家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从外面跑进来，神情有些慌乱，挑起竹帘子跨进北房去了，立刻对她的命运产生忧虑：“她生活在那个阶级里，但她并不属于那个阶级，土改中不应该把她划到那个阶级，因为她在那个阶级里没有地位，没有参与剥削，她也是受压迫的”，“就这么一点影子，却在作家的脑子里晃动了”。[2]这个女孩子成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黑妮的原型。
     在东八里村，陈明回忆录说：“人们告诉我们，某某是富农。是不是富农，我们就看他家有几亩地，雇没雇人，自己劳不劳动。如果他自己劳动，就是富农而不是地主，我们就叫他到台上表态献地。他踏着双破鞋，衣服也不整齐，走上台，把裤带解下来给大家看，裤带都是断绳子接起来的。我们一看这情况，觉得他生活这么苦，不能算富农，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也以这个人物作为原型。”又说：“这个村枪毙了一个人，这人不是什么大地主，但是在官面上说得上话。村干部都怕他，说，你们一走，国民党一回来，我们都得掉脑袋。”这两个人物，前者演化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顾涌，后者成为钱文贵。关于钱文贵，丁玲1954年在谈创作体会时说，她对“要写个什么样的地主”考虑过很久，最初“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后来“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而那些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是不大多见的。看看我们土改的几个村，和华北这一带的地主，也多是这类情况。这是因为大地主早已清算光了，剩下的就是这些人了”[3]
丁玲：“搞了几个村的土改，我在村里虽然没做主要工作，但是，我是一面听，一面观察、体会、理解，我是想，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运动中，人们是怎样地变化着，活动着。在观察当中，我脑子里过去所保存的许多人物也都被联想、勾引起来了。现在，我是想用故事来烘托人物，不是用心理分析来写人物了。”又说：“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聊天，到了农村，我就跟老百姓去聊天，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使我了解了一些生活。”[4]
     土改中复杂的斗争，丰富的生活，各种各样的人物，触发了丁玲的创作灵感，工作组结束时，温泉屯家家都在包饺子，过中秋，一片欢乐气氛，丁玲“在村里的小巷子内巡走”，挨家挨户拜访、告别，这时忽然“发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我好像一下就更懂得了许多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性情，他们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我好像同他们在一道不只二十天，而是二十年”，“他们是在我脑子中生了根的人，许多许多熟人，老远的，甚至我小时看见的一些张三李四都在他们身上复活了、集中了”，“于是我不能安宁了，我不能睡，我吃不好”，“许多人许多人纷至沓来，拥挤盘踞在我脑中”，“他们带给我兴奋，紧张，不安定，好像很不舒服，但我感到幸福。我在他们的宇宙里生活着，编织着想象的云彩，我盼望着劳动，我向我自己说：‘动起手来吧，不要等了！’”“当我回到张家口，组织上问我是否还去东北，我说：‘给我一张桌子吧，我需要写作。’我的小说好像已经完成了，只需要写出来。”[5]
       2，丁玲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之后，确立了为工农兵的方向，并努力改变偏于欧化的文字形式和偏重心理描写的风格，经过写《袁广发》、《民间艺人李卜》等一组短文章的练笔，摸索到用对话和一个个具体故事来刻画人物的创作手法。丁玲很想用这种新的写作风格，进行一次写大部头的实践。
       3，还有冯雪峰的因素。
     冯雪峰是丁玲一生最热恋最敬服的人，在中断联系将近十年之后，1946年7月15日，雪峰给丁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工作了多年，生活了多年，斗争了（也被斗争了）多年，是否已准备从事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作品的写作？请告诉我，——这实在是我最关心的。你‘平静’是我所希望的，但在写作上引起‘野心’和燃烧起‘热情’则更为我所希望！”
     丁玲收到这封信的时间，应该是刚要下去，或者刚刚下去。她要不负雪峰的鼓励与期望，而土改就是一个好素材。1979年，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中说，写作这本书时，腰疼得很厉害，但想到是为了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和鼓励而写，是要呈现给毛主席看的，就有了力量，就坚持伏在桌子上一个字一个字写下去。其实支撑她写下去的还有雪峰，她要不负雪峰。1952年3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金，5月，雪峰写出近万字的长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评价说：“这一部艺术上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的、史诗似的作品；同时，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在现时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
 
       三，开始写作
       1，  阜平县红土山村
       1946年9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从南口、怀柔和集宁、丰镇两个方向，对张家口进行夹攻，10月11日攻占张家口。
       10月初，丁玲一家和萧三一家，搭乘送陈瑾昆教授去延安的汽车，撤离张家口。他们坐车到了山西境内的灵丘，然后步行去河北阜平。这是太行山南段，一段十分难走的路，一百八十里路走了四天，丁玲一路走，一路构思她的小说，“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我对一路的同志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构成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6]这段话的原稿为：“到红土山时，我以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全部构成，须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支笔了。”
       红土山村是《冀晋日报》所在地，10月10日，报社举行欢迎他们的茶会。
       11月初，丁玲开始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回忆说：“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厉害。原来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这时去区党委二里来地走来都有困难。夜晚没有热水袋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炉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7]
       但是丁玲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充满着自信，12月 6日致蒋祖林信：“我希望你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人不要有个人英雄主义，人却要对事业对学习有野心，有抱负，人要有本领向自己最弱的一环去克服”。她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1947年2月24日，丁玲致蒋祖林信：“我的长篇小说已经写了十万字了。大约还要写十万字，至少还须三个月，所以一时就不可能有移动。”三个月写了十万字，平均每天一千字。计划再用三个月写十万字。最后成书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21万字。
       从1946年10月到1947年2月，丁玲在红土山村住了不到5个月。
 
       2，阜平县抬头湾村
      1947年2月28日，陈明致蒋祖林信：“一两天间，我们搬到抬头湾时代青年社去住，你收到这信的时候，我们一定已经到了抬头湾。那地方离中央局十多里。”那年的2月只有28天，所以他们在3月初搬到阜平县抬头湾村。这个村子离晋察冀中央局比较近，晋察冀边区的农会、工会和青联会都在这里，《时代青年》是边区青联的刊物，康濯主编。
       刚安顿好，陈明听说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准备在正太路发动反攻，这是大战役，他3月7日离开抬头湾村，去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纵队政委是胡耀邦。丁玲与陈明这次分别有两个多月，他们在书信中互相鼓励，期盼都带着成绩重逢。
      丁玲3月19日致陈明信：“既然已经到了那个集团，就要成为那里的一个好的工作者，在工作中就一切为了工作，但必须蓄积生活，为将来写作做准备。”4月8日致陈明信：“生活的涓滴都不是白费的，只在人会摄取与使用。……总之，要有这样的精神，到那里，那里就是自己的家，出力把家里的事搞得好些。团结自家人。……每天都得速写，把一些影像记下来，把一两个动作记下来，把一两句话记下来，越多越好，我常仗着我的融汇力和记忆力，对这方面的疏懒是一大缺点。故更希望你能弥补它。”[8]丁玲大概有感而发，想要用时，才发现参加土改时记下的东西太少。
     陈明不在，丁玲的写作速度反而慢下来，她习惯于写作时陈明在身边。4月27日致华北联合大学逯斐信说：“寂寞有时是好的，这就是说安静。但真正太寂寞了是不好的。我一定得写完这篇又长又臭的文章。文章一写得慢，就不那么自满了。最近又在修改前边的，我的雄心是两个月后写完。已经摘录一段放在《时代青年》了（不久就出），看后给我意见吧。”5月15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果园》一章，刊载在康濯主编的《时代青年》第4卷第1期上，这是这部小说第一次露面。
     那时丁玲顾虑很少，5月14日致蒋祖林信：“一个青年人尤其要注重有思想，敢于怀疑，敢于想，不怕错，不怕批评，只有动才能有发展，这是你们自然科学的一个规律；但也是一切发展的规律。没有静止，才能有发展。只接受别人思想，最好也不过是一个收音机……”
     这时，丁玲大约写到第40章（最后完成的小说共58章），暖水屯的矛盾已经展开，钱文贵暗中破坏，工作组长文采敌友不辨，骨干没有形成拳头，接下来要写怎样解决矛盾，打开局面了，但是丁玲没了主意。正好晋察冀中央局组织干部下去搞土改复查，丁玲决定参加，以弥补生活的不足。她后来说：“我明白这段生活对我全是有用的，但写这本小书能用的实际材料却不多”。
       丁玲5月15日致陈明信：“这次决定去冀中搞土地改革是有意义的，尤其对我的未完之作。……我去搞土地改革的中心是了解熟悉走群众路线的干部作用。这是我文章中最需要的。我拟两个月即回。以便续写。”实际只去了大约两周。
      在晋察冀解放区1947年的土改“五月复查”中，出现了严重的“左”的倾向。其缘由是，5月3日中央工委在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干部会议，批评晋察冀解放区贯彻“五四指示”不深入，土改不彻底，农民没有真正翻身，要对土改运动复查，纠正右的错误，会上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口号。不久，刘少奇等了解到这些情况，要求立即纠正，冀晋区党委5月30日召开干部会议，总结检查了土改复查中严重的左倾错误。[9]丁玲在冀中之行的日记中说：“县区干部还没有很好明白群众路线的精神，而村子上一下就干起来了。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推开了落后的村干部。杀人、打死人之风很盛行。”5月26日日记：“据云，刘说路西土改有严重的左的错误。”刘，刘少奇。路西，平汉铁路以西。5月27日日记：“澜涛同志已电令我们回路西去。路西的运动已全部停止。据说地主富农闻风而逃，中农与干部恐慌。我们将至行唐讨论。”刘澜涛，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这时,晋察冀主力部队的正太战役已经取得胜利,陈明从前线赶来行唐与丁玲会面，他在回忆录中说：刘澜涛告诉丁玲，你们还是回阜平去，土改出现了过“左”的势头，要赶快刹车。
       这段经历对于丁玲的创作是有影响的。
      土改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而丁玲在前期创作中主要关注的是人物命运，并未过多顾虑政策。但在黑妮和顾涌身上，已经提出了政策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地主子女，一个是把中农与富农区分开并正确对待中农。丁玲对这两个人物都寄予了理解和同情，认为顾涌“应该是一个富裕中农”，“凡是以劳动起家的，我们把人家的财产、土地拿出来，是不大妥当的，也是说不过去的”。她也曾担心拿不准，在三月间把原稿的前一部分，拿给来阜平开会的察冀区地委书记赵振中看过，赵的意见是，黑妮可以，顾涌不可以，还是应该分他的地。丁玲说：“我当时很苦恼，觉得没办法，但也没法讲，心里却还是不同意，于是无可奈何，又下农村去了。下去以后，正赶上‘贫雇农路线’，我就更不敢讲话了。后来少奇同志来了，他了解了这个情况，说这样搞法不好。从此，我才把自己的意见肯定下来。”[10]纠“左”，让丁玲继续安心照自己的路子写下去。
 
     陈明随丁玲一起回到抬头湾，6月14日致祖林信：“本来我打算很快再到前方去的，但现在不了，因为时代青年社的人全不在家，肖三也搬走了，妹妹进了学校，而你母亲一个人住在这里写长篇小说，那是太寂寞的，所以我不走了，在这里也还有旁的事可以做。”陈明从住房、伙食、环境卫生等方面，努力给丁玲创造一个尽可能好的写作条件。
       从6月到9月，丁玲“写了三个半月，送走了整个夏天。我用较大的力量写完了第一阶段，闹斗争这一部分。”“只写章品出场一节，就花费了一个多礼拜，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因为他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出现的。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发生一些苦恼，有时把自己脑子里和箱子里的‘材料堆’都翻光了，也凑不上来，因为自己还不够熟悉。我写东西有个毛病，如果写不完，往往是不吃饭不睡觉，直到完成了，才顿时开朗轻松了”。[11]又说，这部小说“原计划分三个阶段写，第一段是斗争，第二段是分地，第三段是参军”，这时只“用较大的力量写完了第一阶段，闹斗争这一部分”。[12]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完54章。
 
       四，在华北联大完成全书
      1947年10月初，丁玲在阜平县广安镇参加晋察冀中央局会议，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约一个多月。彭真在会上一次讲话中批评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美化地主的女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也问萧三：“丁玲怎么搞的，搞了一阵土改，写了一本同情地主富农的书？”并说是周扬在会议主席团院子里说的。
       丁玲很苦恼，“对继续写下去又有点动摇。我再三考虑，决定先下去参加平分土地的工作”。她这时才真正懂得了必须要确定人物的阶级属性，并由此决定对于他们的态度，描写“新人物”不光需要生活、技巧，还需要对于党的政策的把握。
       11月，她到了束鹿县（今辛集市），决定同华北联大师生一起，去获鹿县（今石家庄市鹿泉区）参加土改，领会政策,以修改充实《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陈明参加接管队伍，进驻刚解放的石家庄。他们又分开了。
      12月16日，丁玲随华北联大土改工作队到获鹿县宋村（六区区公所所在地）。“我的身份是组长。我管一个乡，五个村，光我这个村，就两千多人，比较大，另外的四个村子比较小一点。”“这次参加土改收获比较大”，是“从头到尾，搞得比较细致一点，半年以后，我有点不想离开了，我想在那个村子当村长或者当个支部书记，比写文章有兴趣了”。[13]
       陈明说: 丁玲在宋村的人缘非常好,分浮财时，比当地干部还要熟悉情况，谁家有几口人，有多少地，谁家有多少房子，质量怎么样，她都一清二楚，能做到公平合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有的人物、细节，都是在这里补充进去的，同时也为她创作《在严寒的日子里》积累了资料。陈明有时去看她, 她让陈明去饭馆吃两毛钱一碗的烩面，她自己仍旧跟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吃，从没有跟陈明一起在饭馆吃过。
       1948年4月18日，丁玲致蒋祖林信：土改“恐怕还要半个月才得完。完了以后想到联大去住，因为又要写文章，写文章就得找个地方住，住在联大还比较适宜。要把去年的那个长篇小说修改一下，又打算写个新的长篇小说。这几年我东奔西走，常常下乡，生活较苦，心也不闲，但对于创作兴趣更浓，一生能写点，觉得才不惭愧呢。”
       4月底，丁玲结束在宋村的土改工作，返回正定县的华北联合大学。她有了宋村的经验,头脑充实,更加自信,先要修改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然后写《在严寒的日子里》。但是一项重要的出访，打乱了丁玲的计划。
       4月29日邓颖超致丁玲信，通知她：世界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九月在欧洲举行，中国解放区可组织十人的代表团去出席，代表人选正在考虑选定中，拟提出你来，因你又是国际民主妇联的候补理事，能去最好。5月6日丁玲复信说，愿意出国，但小说尚未煞尾。5月18日邓颖超再致丁玲信：“我已向负责机关提出你为代表人选之一，他们都同意。大家觉得你可不要受未完成的长篇所限制，可以带到那边去写。因为开会时间是九月，代表至迟八月初须到达哈市，那么在此间至迟六月中就要动身……”依丁玲的性格，她是愿意出国去开开眼的。
       6月，丁玲接到通知，参加中国解放区妇女代表团，赴南斯拉夫参加世界民主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鉴于此，丁玲只得把小说匆忙收尾。她用了一个多月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54章做了修改和补充，同时写完最后4章。并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了序言，回顾了构思创作经过。“原计划分三个阶段写，第一段是斗争，第二段是分地，第三段是参军。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一些沦陷后桑干河一带护地队斗争的材料，是很生动的材料。……我幻想再回到那里去，接着写小说的第二部，因此在写的当中，常常便想留些伏笔。”但是《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在宋村参加四个多月平分土地的工作之后，“原来的写作计划因为参加了这次工作又有些变更，我觉得原定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没有什么写的必要，因为前年的那次分地和参军，工作做得很不彻底，粗枝大叶，马虎潦草，固然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变化，但那些作风实不足为法。考虑再四，决定压缩，一些比较新的材料也不必堆砌上来，可以另订计划。因此小说后边便没有把问题发展开去。加上国际妇女会召开在即，行期匆促，因为相距遥远，旅途艰难，我不得不把这一工作匆匆告一结束。如果将来有空，当再加以修整。”文末写作时间地点为“1948年6月15日于正定联大”。但丁玲14日就已离开正定联大，因此实际写作时间应在此之前。
       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9月，丁玲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54章。1948年5至6月，对前54章做了修改和补充，写完最后4章。1948年8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布面精装本，由光华书店在哈尔滨出版发行，初版发行一千五百册，张仃设计了封面。

 
       （作者系《中国轻工报》原主编，高级编辑。）
 

[1]《一点经验》，1955年1月。《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2]《一点经验》，1955年1月。《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3]《关于自己的创作过程》，这是丁玲1952年4月24日较为详细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作体会的一篇讲话，曾在纪念丁玲百年诞辰时发表于2004年10月9日《人民日报》，但限于版面有所删节。

[4]《关于自己的创作过程》，1952年4月24日。

[5]《一点经验》，1955年1月。《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6]《〈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1979年5月，《丁玲全集》第9卷。

[7]《〈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1979年5月，《丁玲全集》第9卷。

[8]据复印件，未刊稿。

[9]王文华：《晋察冀解放区的“五月复查”运动》，《文史精华》2008年第5期。

[10]丁玲：《关于自己的创作过程》，1952年4月。

[11]丁玲：《关于自己的创作过程》，1952年4月。

[12]《序〈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9卷。

[13]《与美籍华裔女作家於梨华的谈话》，《丁玲全集》第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