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逻辑的内在展开
——第十三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综述
 
贺桂梅

 
 
       第十三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3月25日在湖南省常德市召开，历时两天，于26日完满结束。本次会议由中国丁玲研究会、清华大学中文系、湖南文理学院主办，常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德市丁玲文学研究中心承办，协办单位有中共临澧县委宣传部、丁玲文学创作促进会和常德市丁玲纪念馆。会议在常德市丁玲纪念馆报告厅举行，会场汇聚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工作和研究领域、不同代际的与会者120余人。这里既有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文化机构的专业研究者，也有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海外学者，还有来自丁玲曾生活过的地方宣传部门的文化人员，以及丁玲的亲属、朋友或同事。正如丁玲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王中忱教授在开幕词中所说，丁玲不是“纯文学”作家，而是一个“走向人民”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革命者和社会活动家，这决定了丁玲研究并非纯学院里的学术研究，而有着广泛的社会思想内容，并与中国社会紧密关联，因此丁玲研究能够汇聚多种身份多种区域的研究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研讨会老、中、青三代济济一堂，既有30余年研究并参与丁玲研究会活动的老一代学者，也有多年在专业领域耕耘的中年学术中坚力量，还有刚进入丁玲研究领域不久的青年学者。本次会议同时也进行了中国丁玲研究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出了新一任研究会主要组织成员，其中多位年轻学者担任副会长、秘书长等职务。代际的传承和新生力量的融入，显示出丁玲研究的活力所在。
       本次会议收到论文45篇，实际发言43篇，组织了五场专题讨论。会议主题集中于“丁玲与中国现代性”这一核心问题，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展开了深入探讨。讨论内容涉及丁玲研究的不同方面，既有生平史料的考证、新史料的发掘，也有对丁玲不同时期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还涉及丁玲文艺活动、文艺理论和创作思想的探讨。基于丁玲文学与思想的丰富性，研究者总体思路都倾向于从大的历史视野对丁玲及其作品的分析和阐释。
       概括起来说，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丁玲史料的整理、两个研究重点和两个重要时期的探讨。
 
                                                                              一
 
       对丁玲生平、创作、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及相关史料进行整理、考证和辨析，是丁玲研究的基础。本次会议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有多篇论文。
       北京鲁迅博物馆陈漱渝的发言《飞蛾扑火：丁玲的情感生活——以丁玲和冯雪峰为中心》，梳理了丁玲与瞿秋白、胡也频、冯雪峰、陈明等人的情感关系，并探讨其与丁玲文学创作的关联性，对丁玲的情感生活做了颇为完整的整理和阐释。他对冯雪峰与周扬在1970年代交往关系的重要史料提出的新看法，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兴趣。云南省作协周良沛发言的题目是《关于复杂、严重了的丁玲问题——也谈冯达》，借助新史料讨论冯达在台湾时期的精神与生活状况及其与丁玲1930年代南京被囚时期的历史关系，对相关史实进行了描述与整理，从而对冯达这个丁玲研究中的敏感人物提出了一些新说法。丁玲的女儿蒋祖慧在会议讨论中对相关说法进行了一些说明。这也是引起与会者关注的一个话题。2015年出版、产生广泛影响的《丁玲传》的两位作者王增如与李向东，近年以对丁玲档案、史料的整理、挖掘和阐释著称，本次会议也提供了新的史料。王增如的《“究竟是有真心胸的人”——读丁玲与秦兆阳通信》，初次解读了80年代丁玲与秦兆阳来往的六封信件，对于学界理解这一时期丁玲的精神状态以及她对当时文坛的看法提供了新的分析依据；李向东的《从南通到义乌——丁玲1983年5月在江浙》则仔细整理了丁玲的一次行程，披露她对胡也频、陈学昭、冯雪峰、林希翎等人的不同态度，以利于更深入勘测丁玲晚年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本次会议涉及史料考证和辨析的论文，还有上海外国语大学陈富康的《丁玲与郑振铎的友谊和交往》、黑龙江省宝泉岭管理局包日明的《让丁玲旗帜高高飘扬》、湖南桃花源杂志周友恩的《〈记游桃花坪〉的虚与实》、临澧县委宣传部刘金国的《浅探丁玲家族与李自成的关系》等文章。
       在对丁玲及其创作的史料考证之外，本次会议引起较大关注的，还有关于30余年来丁玲研究会的学术活动史料。日本早稻田大学田畑佐和子的发言《丁玲学术研讨会参加记》，回顾了四位日本学者（田畑佐和子、秋山洋子、江上幸子、前山加奈子，她们开玩笑自称“四人帮”）多次到中国参加丁玲研讨会的经历。自1993年第一次到湖南桃花源参加第六次研讨会，到2014年在常德参加第二十次会议，田畑等四人先后七次参加丁玲研讨会。她历数了参与这些会议的感受、会议上引起关注的观点和文章，以及作为日本学者的关注点、研究角度和内容，从一个富有意义的角度对20多年来丁玲研究的发展历程提供了见证。参与并组织1986年第一次丁玲研讨会的老先生张炯、庄钟庆、朱正等人，也回顾了他们参与丁玲研究以及研究会组织的感想和经历，并对研讨会的进一步开展提出了良好建议。
 
                                                                               二
 
       本次会议的两个研究重点，其一是丁玲主体精神构成的重新解读，另一是性别研究视角的阐释。
       丁玲是一位与20世纪中国革命相始终的作家。她大起大落、荣衰毁誉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性和戏剧性，极为典型地呈现出了一个世纪中国社会革命和文学实践的丰富内涵。丁玲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是探讨她从五四时期、左联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时期到80年代“新时期”的创作转变和思想历程。本次会议上，多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丁玲作为作家和革命者的主体构成，涉及对丁玲不同时期精神构成的讨论。这既是对丁玲研究中一个核心议题的持续推进，也提出了值得关注的新的研究思路。一个大的思路上的转变，是这些讨论不再拘泥于丁玲主体与社会变迁之间的断裂与矛盾关系，而普遍关注丁玲在回应社会变革时的内在逻辑。
       日本一桥大学文学博士近藤光雄的《自我建构的局限性——读丁玲〈阿毛姑娘〉〈莎菲女士的日记〉》，提出丁玲早期创作中“自我”叙事显示出了其现代性的“两面性”特点，即一方面女性自我建构是现代性实践的具体表征，同时，由于这种自我建构“对于男性的某种依赖性”，又使其成为“毁灭自我的引爆药”。这一内在张力构成了丁玲早期创作寻求突破的动力所在。北京大学贺桂梅的《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与丁玲主体实践的辩证法》以丁玲在不同时期对瞿王二人的文学书写为考察线索，探讨丁玲主体构成二元性张力的起源、在四个时期（五四后期、左联时期、延安时期、80年代）的实践轨迹，认为丁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实践哲学，即文学与革命的“辩证法”。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通过对丁玲与王剑虹、瞿秋白早期思想经历的考察，特别是对1929年小说《韦护》不同版本的考证，这篇论文还尝试提出20世纪中国革命与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力图从左翼立场清理这一丁玲研究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著名难题。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徐秀慧的《丁玲忆故人——追忆、反思与成长》，从丁玲主体成长史的角度关注她如何回忆并阐释胡也频和冯雪峰，借此分析丁玲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理解自我与革命的辩证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参与社会革命实践的逻辑。同济大学张屏瑾的发言《文本世界与精神史之发生：论丁玲的创作》，也尝试从“自我”这一角度探讨丁玲的特殊精神结构。她将丁玲的写作行为视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方式，因此丁玲文学的文本世界与她的精神世界存在着一种同构和互动关系，这也可以解释丁玲对文学书写的执着及其革命逻辑的内在发生。厦门大学吴舒洁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施小芳的两篇论文关注的都是丁玲20年代的“向左转”问题。吴舒洁的发言《作为“革命人”的丁玲》分析加入左联之后丁玲如何有意识地改造自己的写作，并强调这里不是文学与政治的对立，而是文学如何承担政治，力图从左翼的内部逻辑即组织化的文学实践与作家的自我规训角度对这一时期的丁玲转变做出解释；施小芳的《丁玲“左转”再思考：从时髦女作家到无产阶级战士》则描述了丁玲“左转”的过程，并概括出其三个特点，即相对其他作家的“滞后性”、阶级与个性的并置和文学与政治的沟通问题。上海鲁迅纪念馆吴长华的论文探讨丁玲多次转变的内在“心路”，认为比起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丁玲本身的经历事实上呈现出了更值得关注的丰富历史内涵，据此对丁玲晚年回忆录《魍魉世界》和《风雪人间》做出新的解读。
       从丁玲自身逻辑的角度关注她的主体精神构成和“自我”叙事，显示的是对历史人物“内在视野”和“主体逻辑”的尊重。这一研究思路普遍打破了以往丁玲研究中文学与政治、作家与党员、文学实践与革命实践的二元对立框架，不是简单地将丁玲的转变视为外在力量的“压抑”和“束缚”，而强调丁玲回应变化的内在动力，如何通过文学实践、革命实践而改造、扩大自我的努力。应该说，这是一种更切近丁玲主体思路和20世纪中国革命经验的分析思路，也是近年学界在丁玲研究以及左翼作家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
       本次会议的另一研究重点是从性别研究角度对丁玲文学创作的重新阐释。会议的第一场专题讨论聚焦于《我在霞村的时候》，就丁玲创作涉及的性别问题有7位学者展开讨论。
       台湾淡江大学吕正惠的发言题目是《贞贞何以能出现》，他提出《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创作表明丁玲走出了五四新女性的困境，主人公贞贞身上显示出了一种新的历史因素。这样的农村女性能出现在文学创作中，有着客观历史条件的影响，即抗日战争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进行广泛的社会革命动员。这也为分析《我在霞村的时候》提出了一种开阔的社会历史视野。日本卫斯理女子大学江上幸子的《郑苹如、王佳芝与贞贞文学形象比较》，将贞贞的形象置于跨文化、跨国族、跨时段的比较视野中展开分析。她提出贞贞的主要特点是潜入敌对政治力量内部的女间谍形象，其中女性的主体性实践与政治、国家力量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文章提及了《中国妇女》杂志、国民党时期的郑苹如、日本的相关表象等，试图在新的研究视野中呈现这种女性表象背后潜含的性别规约问题。汕头广播电视大学黄丹銮的《贞操观念与中国女性革命——〈我在霞村的时候〉与〈色戒〉之较读》，则比较了丁玲与张爱玲在创作两部作品时的背景以及由此体现的不同创作风格。福建泉州师范学院古大勇的《“我要占有他”的宣言与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学的诞生——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文学史意义新论》，认为《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女性主义文学”，从自我表达、欲望主体和精神追求三个层面阐释其意义。厦门大学王丹红的《丁玲笔下的母亲语言性别意识的丰富性》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提出丁玲关于“母亲”书写的丰富内涵。此外，江苏省作协会员、农民工身份的洪砾漠对《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的文化心理结构、上海交通大学吕旭龙对丁玲小说中“父教缺失”与主体塑造等问题做了相关讨论。
       从性别角度切入对丁玲及其文学创作的分析，是一个值得深入展开的研究议题。丁玲对现代女性书写所达到的深入程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少有作家能够企及；同时，丁玲有着强烈而自觉的女性意识，也使她持续地关注中国语境中的女性问题。可以说，丁玲通过她独特的生命实践与文学实践所形成了一种中国式女性主义的历史形态。如何理解并理论化这一历史实践形态，是丁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需要结合丁玲文学创作和主体实践轨迹加以厘清的，既有丁玲的女性实践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之间的关联性与差异性，也有女性议题与中国革命中的阶级、民族议题之间既彼此嵌入又有所分别的历史关系。这也是丁玲研究在未来可预期的一个重要研究生长点。
 
                                                                               三
 
        与历次丁玲国际研讨会相比，本次会议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研究议题相对集中于丁玲生命历程中两个此前未得到足够深入研究的创作时期，即40-50年代之交和80年代。
       40-50年代之交这个历史时段，既是丁玲生命的重要时段，也是中国社会和全球关系体系发生重要变化时期。这个时期丁玲结束延安阶段而创作出她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是丁玲进入新中国体制并成为文坛主要领导人的时期，同时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确立、亚洲冷战格局形成的时期。如何在更开阔的历史视野、地缘政治关系格局中考察这一时期的丁玲经历及其创作，是本次会议的一个讨论重点。
       有四篇论文涉及对这一时期丁玲最重要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讨论。河北大学阎浩岗多年持续关注丁玲与“土改”叙事，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则由《太阳》上溯到1930年代丁玲的文学创作，在具有纵深感和历史连续性的时间视野中，探讨丁玲关于土地革命书写所形成的“马鞍形”轨迹及其特点。厦门大学苏永延的《倾听大地之子的声音——在世界文学的视域内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则拉宽研究的空间视野，通过与同时期苏联、日本、美国、欧洲、印尼等相关主题叙事的比较来看丁玲这一经典作品创作的意义。台湾成功大学钟秀梅的《丁玲的五十年代前后：从互助合作化运动谈起》，结合其台湾社会运动的历史经验，从开阔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视野中阐释丁玲土改叙事的历史意义。她一方面强调需要从社会文本与文学文本如何对话这个角度切入对丁玲创作的分析，将《太阳》放置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考量其意义，同时也强调要有更开阔的国际视野，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如何解决贫穷问题、动员乡村底层社会等角度，思考其作为现实思想资源的普遍价值。这些都为《太阳》和丁玲研究打开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角度和视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潘炜旻的论文《汇流与丰富：革命文学中的五四新文学资源》，则通过《太阳》中的程仁这一人物形象考察此一时期丁玲创作与五四文学的关联性。
       关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期丁玲的问题意识、文学理念、文艺实践活动，本次会议多位发言人提出了新颖的关注角度和阐释观点。华东师范大学罗岗的《如何重新面对“城市”？——〈丁玲传〉阅读札记之一》，从40-50年代转折期乡村与城市关系转换的角度，考察丁玲如何回应“城市”对文坛管理、文学构想和读者阅读趣味等提出的新挑战，并比较了丁玲与赵树理所代表的两种文学脉络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程凯在《五十年代丁玲创造中的“生活”与“人物”》中，对50年代初期丁玲的创作理论做了深入阐释。他提出丁玲这一期文艺政策和理论阐发都立足于创作论角度，对文艺自足性问题的重视，特别表现在丁玲关注“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物”的意识成长史。这也构成了丁玲参与新中国文艺规范建构的主要特点。台湾交通大学彭明伟的发言《怎样跨到新的时代？——五四（鲁迅）文学之于冷战两岸的丁玲与陈映真》，提出冷战时期大陆与台湾不同历史语境的关联性，并以陈映真为参照，重新理解丁玲在50年代关于“新的时代”的建构逻辑。他也特别结合当下台湾社会“历史的失根”这一现象，提出当下两岸社会如何面对“战后”的现实问题。湖南大学黄蓉关注的是1949-1952年这个时段、时任《文艺报》主编丁玲的文艺活动，集中探讨她如何构想和规划新中国城市大众文艺的改造和推广问题。韩国首尔市立大学成谨济在《丁玲与〈文艺报〉》的发言中，也关注这个时期丁玲面临的内在问题，尝试超越文学与政治二元对立的思路阐释丁玲在面对“多写文章”与“到群众中去”这一两难时的主体实践方式。日本早稻田大学金顺玉探讨的则是建国初期丁玲的外国访问，细致梳理丁玲在《欧行散记》中书写的主题、关注问题的角度以及文学特色。
       这六篇论文丰富了50年代初期丁玲活动和文艺思想的不同侧面，并提出了值得关注的研究角度和议题。关于这个时期的丁玲，此前的研究不甚深入，一方面因为此前丁玲研究偏重于文学作品的分析，相应地，对她创作理论、文艺活动、文学编辑和文坛管理工作的关注不够深入；另一方面，受到文学与政治二元对立框架的内在限制，丁玲研究长期以来更侧重的是她在“现代文学”时期（即1949年前）的创作，而相应忽视她在“当代文学”（即1949年后）时期的文艺实践。从这两方面来说，6篇论文对于50年代初期丁玲活动的全面探讨有一定突破性。
       从“现代”向“当代”的研究重点转移，也表现在本次会议对另一个重要时期即80年代的关注上。多篇论文和发言涉及这一时期丁玲活动新史料的挖掘、文学文本的重新解读、丁玲文艺理论思想的梳理以及存在争议的丁玲现象的重新阐释。中山大学郭冰茹的发言《丁玲与新时期文学》关注三个问题，一是丁玲“复出”的方式，另一是她对“伤痕文学”的态度，其三是关于《中国》杂志，提出应该在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发展中理解丁玲的复杂性，而不应陷入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思路。上海文学报原记者陆行良在发言中呼吁要重视与加强丁玲晚年的研究，认为这个时期的丁玲文学具有创造性、总结性、现实性和争议性的特点，急需得到更深入的整理、研究和探讨。重庆师范大学的袁盛勇重新解读了晚年丁玲的重要作品《杜晚香》，称其为“自我救赎与信仰之歌”，对这一文本创作中丁玲面临的内在问题做出了分析。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唐利群则分析丁玲的《访美散记》，并在80年代初期中国文化政治的视野中讨论其中蕴含的问题及其意义。河南平顶山学院的赵焕亭也关注《访美散记》，她驳斥了丁玲是一个“文化中心主义者”的观点，强调丁玲在此写作中表现出来的包容文化心态。其他如王增如、李向东、贺桂梅、吴长华等学者的发言，也涉及到80年代问题。
从一种历史回望视野来看，丁玲研究可以说起步于80年代，其时作为主流观念的文学与政治二元对立思路对丁玲研究产生了明显影响。这既表现为对丁玲“纯文学”创作的偏重，也表现为丁玲在“左”“右”问题上形成的各种争执。本次会议的多位与会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较普遍的共识，即打破二元对立思路，深入到历史情境的内在肌理和逻辑中来思考丁玲及其文学问题。台湾学者彭明伟所谓“历史的失根”同样也表现在30余年来当代中国对于丁玲及左翼作家的基本研究思路和态度上。本次会议对丁玲主体精神构成内在逻辑的关注，对“当代”时期丁玲研究的拓展和重视，都显示出丁玲研究某种思路上的转变，即深入20世纪中国现代性逻辑的内在展开视野中研究丁玲。这既是对80年代去历史化的主流思潮的反思，也是从当下中国现实问题出发而对历史的重新阐释。这也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情境下一种新的将丁玲文学及其思想资源化、经典化的可能路径。

      （作者系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