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教缺失与人生迷茫
——丁玲作品中女性主体的自我觉醒、自我抗争与自我超越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吕旭龙

 
 
                                                                               一、人的自觉与人的解放
 
       马克思曾说过“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只能是荒漠。”，在这个论断中“自觉”是核心词汇，它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根本价值判断，人不应仅仅只是作为一个物种而存活着，更应该作为生命意义的觉悟者而存在。马克思认为只有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这种自由的基础是“自觉的人”。
       现代思潮与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首要的任务便是实现人的觉醒。这种“西学东渐”的时代变迁，对丁玲个人成长的影响无疑是极其巨大的。在沈从文的《记丁玲》中，他说道：“‘自觉’与‘自决’的名词，‘独立互助’的名词，‘自由平等’的名词，以及其他新鲜名词，在若干崭新的刊物上，皆用一种催眠术的魔力，摇动了所有各地方年轻孩子的感情……一闻长沙有男子中学招收女生的消息，当时便有若干人请求转入长沙男子中学，其中一个二年级生名蒋袆的，便是丁玲女士……”
综观丁玲一生的创作活动，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女人如何才能真正地成为“自觉的人”，这是丁玲文学创作的主题。
 
                                                                               二、个人良知与系统良知
 
       丁玲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体的塑造上。因而，女性的自我觉醒与自我成长，便成为早期文本叙事的重点。在读者的眼中，比如德国评论家顾彬看来，《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中国文学史第一篇，也是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一篇有关一位中国妇女的自述。”类似的作品还有《梦珂》等等，大概可以将它们视为女性个体良知的独白。
当然，随着年岁与阅历的增长，丁玲在苦难的现实生活磨砺中，逐渐领悟到，个体生存还依赖于外部的环境，个人良知的当下呈现固然对于生命的觉悟是重要的，但净化作家的生存空间却不可能仅仅依靠作家本身。丁玲意识到，在商品社会，女性意识不是被消费、曲解、就是被漠视。因而，当上海一家杂志为出版女作家专号而向丁玲约稿时，她断然拒绝道：“我卖稿子，不卖‘女’字。”
       因此，如何让社会道德得以践行，系统的良知得以运作？这些疑问，逐渐成为思想深处奉行自由主义的自由派作家丁玲，越来越困惑的难题。难道为了维护系统（或者社会、集体、团队）的稳定与利益，我们就应该无情地碾碎个体的良知吗？在长达十数年的生涯中，她越是自我抗争，结局便是越加惨淡。在《韦护》、《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等作品中，这种自我抗争的激烈程度有时可以说是关乎生关乎死了，To be or not to be？这是莎士比亚的拷问，也是丁玲在九死一生的劫难中沉痛的反思与参悟：人与人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解，是可能的吗？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是可能的吗？
 
                                                                              三、现代作家“早年丧父”现象与“亵渎父亲”的文学母题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大师”级的作家中,从鲁迅周作人兄弟,到茅盾、巴金、老舍,再到丁玲、田汉、夏衍、……,“早年丧父”者足以排一个长长的名单。而这种现象似乎与另一种现象——“亵渎父亲”成为文学的母题——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以完全科学实证的方式清楚地论证，但却特别值得我们引起关注与研究。因为这种新文学的塑造与鼓吹，其影响已经深远地改变了中国的伦理价值观，重构了中国的社会结构。

       父亲角色在早年丧父的作家心目中可能被简化成了一种符号,或淡化成了一个轮廓。作为一种符号,父亲角色有可能被视为父权文化暴虐的一面的载体；而作为一个轮廓,父亲有可能被视为缺乏实用功能的软弱无能的角色象征。这样,在这些作家笔下,暴虐的父亲与无能的父亲便涌现了一大批。
       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父亲的形象高度僵化，他们自私、保守、落后，反对一切新事物，全无半点情感，如鲁迅《伤逝》中的“子君的父亲”，以及胡适在《终身大事》中的“田亚梅的父亲”……新文学第二个、第三个十年，随着作家们写实能力的提升，“僵尸式的父亲”渐渐淡出，性格更丰富、多元的父亲走上前台，但推究起来，仍以三种父亲为主。其一，是专制且残忍的父亲，如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巴金《家》中的高老太爷等；其二，是尚有人性温暖却没有能力的父亲，如萧红《北中国》中的父亲、茅盾《农村三部曲》中的老通宝等；其三，是落后于时代的丑角，如张天翼《包氏父子》中的老包、老舍《二马》中的老马等。虽然写法更生动灵活，可曾有的偏见并未消除，反而进一步加深。

       丁玲的文学作品直接描写父亲的形象并不多，但其早期创作却是以攻击父权制道德文化为直接的目标，对男性的鄙视与玩弄丝毫不加掩饰。1927年，《莎菲女士日记》一经出版即刻引起轰动，被茅盾评价为“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莎菲”大胆地表露自己的性爱需求，对传统的父权制道德文化构成了极为震惊的挑战。“女性感性欲望与深层精神共鸣要求的大胆张扬，从性爱意识的角度说明，现代女性只有到了丁玲笔下才真正成长为成熟、完整的女人”
       “打倒父亲”，“嘲笑迂腐的父权制道德”，“砸烂旧世界”，虽然让年轻的一代获得了直抒胸臆、酣畅淋漓的快感，仿佛一夜之间便能通达幸福的彼岸。然而，人终究是要老去的，当“儿子造反老子”被无限制地鼓励与吹捧以后，男人们该如何当个好爸爸？便成为一个让人非常尴尬的命题。
鲁迅先生曾说：“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胡适先生深通教育之道，门生满天下，偏偏他的儿子胡思杜后来却加入批判胡适的阵营中，斥骂胡适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儿子造反，打倒父亲”的行为正名与呐喊，中国社会从那时起逐步由“以家为本”转向“以人为本”，这无疑为中国现代性转型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其功不可没。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转型，始于弑父，终于为父，由此百年现代中国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循环当中。
 
                                                                                四、父教缺失的修复：丁玲创作向左转的文化心理学诠释
 
        探究丁玲被“尊”为“老左”的原因，在文学圈固然是见仁见智，但有一种看法似乎很具有代表性。1970年代末，丁玲发表了小说《杜晚香》。有评论认为，由于长期遭受政治压力，出于“保险”考虑，丁玲选择了劳模题材或“社会解放程序”，《杜晚香》标志着丁玲晚年对妇女问题思考的退化，杜晚香默默承受无爱的婚姻，最后只能拼命工作而忘却个人的“怨恨”，丧失了妇女独立意识。
       丁玲本人是否认为选择发表《杜晚香》作为复出文坛的信号，仅仅是出于政治上正确的考虑呢？通过查阅丁玲文选，我们认为这种推理是很肤浅的。因为，丁玲本人很清楚，作品《杜晚香》很可能俘获不了普通读者的心。在一次演讲中她谈到“我想自己离开文坛二十多年，与读者隔离了二十多年，许多青年人不了解我，许多老熟人还在关心我。我将拿什么新的作品给读者们作为见面的礼物呢？我想，我可以写对一些领导同志的回忆，也可以摘录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中几段。但都觉得不合适。想来想去，认为重写《杜晚香》比较合适……我把稿子又修改了一遍，抄了出来，拿给在长治的几个熟人看看，请他们帮我斟酌……他们看后，笑笑说：‘我们觉得不错，只是不是时鲜货，靠它亮相，怕是不行。’但我并不灰心……”
       在笔者看来，《杜晚香》之于丁玲，与其说是十多年潜心构思的作品，不如说是晚年丁玲精神感悟不假修饰的直接呈现。杜晚香教会了丁玲如何将多舛的现实生活视为求善修行，不要过多地抱怨逆境，而是要想办法转化逆境，用自己真诚的心灵照亮周围无明的人群，用自己清净的心境净化狂躁不安的社会。

    这伙小将们并不以此为止，她们命令我，早晨除了例行的清扫之外，还得给她们倒尿盆。我心里很不高兴，我很反感……为什么要我来侍候你们呢？难道这就是你们心目中的革命吗？你们将来总有一天会恍然大悟的……正在我思想矛盾的时候，我想起了杜晚香，她不是主动地、心甘情愿地给一些知识女青年扫地、铺炕、叠被子，也倒过尿盆吗？这些开头歧视她，看不起她，嘲笑她的‘土’，但不久，大家便亲热地叫她‘杜姐’。现在这帮小将把我看成反革命，当作敌人，支使我干这干那，但无论如何我不能把她们当敌人。这些人的本质原也不坏，她们总有一天会觉悟的、会明白的。和杜晚香一比，我做什么便也不在乎了。后来，队上一些懂道理、识大体的人们知道了，反映上去，有些造反派头头出来制止，我就再不给她们干这些了……

       从字里行间“我心里很不高兴，我很反感……为什么要我来侍候你们呢？难道这就是你们心目中的革命吗？你们将来总有一天会恍然大悟的……现在这帮小将把我看成反革命，当作敌人，支使我干这干那，但无论如何我不能把她们当敌人”，我们看到了一个已经学会了忍辱负重的儒者丁玲，一个对于青年人造反持否定与宽容态度的前辈丁玲。批判权威（父亲），最终目的是为了建构权威（父亲），可是弹指一挥间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曾经的启蒙思想家与革命者们却依然没搞明白，当如何教导现代中国人正确地对待权威（父亲）。
事实上，丁玲的反思，从延安座谈会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作品中的人物是长期从生活中积累出来，创造出来的……我这里说提高，也就是说要突破自己生活的旧圈子……二十年代末，我在上海开始写文章，有点劲头。写来写去就停滞在一个地方了，我所接触的人，我能体会到的东西就只限于那个小圈子，我没有突破它……我随着党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五八年到东北垦区，这一连串就是几十年，这几十年对我有很大的好处，我没有离开人民，在这些普通人里面，我认了很多老师……”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将刚毅、果敢、权威等父亲的品质，融合到地方干部身上，他们完美无缺且充满温情，以此安慰了作家对自身缺失的父教的渴望。
       1981年，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营”，来自台湾的年轻作家蒋勋遇到了丁玲。“丁玲一幅正统老太太的模样，灰白的齐耳短发，扣得严严实实的白衬衫”。调皮的蒋勋带着丁玲去芝加哥最高的西尔斯大厦泡吧。2008年他对香港导演陈安琪回忆道：“酒吧里纸醉金迷，女郎披着狐皮披肩，性感冶艳。那时我就想，丁玲是什么感觉呢？一会儿，她用手肘撞撞我，轻轻地说，那时我在上海就是这样的。”
渴望良知与自由的人们啊，我们当义无反顾地追求自我还是超越自我？历史常常让人在不经意间拐入了一个循环。当老“莎菲”遇见了年轻一代的“莎菲”们，谁能把这样的“蝶变”看得清清楚楚？觉悟者已拈花微笑，迷茫者依旧迷茫。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