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救赎与信仰之歌
                                                     ——丁玲《杜晚香》的意义及局限

                                                                                                 袁盛勇
 
 
       在丁玲创作及其思想评价中，“晚年丁玲”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现象受到人们关注，其间既有肯定和点赞，但更多是批评和不满。我想，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评价多样并非是件不好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这既表明了作家创作及其人生历程的丰富内涵，也说明了时代光影的变换和社会审美需求的多元化发展。晚年丁玲的复出参与了中国最初改革开放时代文学与文化的建构，也正因此，当人们回首新时期文学发展历程时，对于晚年丁玲文学创作及其美学观念的回眸和重审也就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环节。曾有一时，晚年丁玲尽管被摘下了“右派”帽子，但随即被人冠以“左派”、“老左”或“红衣主教”等帽子，成了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晚年丁玲的这个形象应该说在不少研究者和年轻人心中，根深蒂固。一些研究者曾对此有过不满和抗争，也从另外一些角度揭示过晚年丁玲的正面形象，给人带来不少有益启发，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客观地说，目前还不足以改变人们对于丁玲复出之后“左”的形象的定格和理解。也许，在一个多元化时代，人们对晚年丁玲形象的多样化理解应该说是合理的，而以定于一尊和一元的理解来看待晚年丁玲的复出，均有可能适得其反。晚年丁玲现象的还原和重构，需要给以更多的理解，既理解那个时代的新变，也理解革命时代的遗产在那个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初期正在面临的历史性重估，还要理解丁玲个人所处的困境和遭遇。丁玲正是在一个信仰缺失和革命遗产面临重估的时代，走向了一个高举信仰之旗的境地。丁玲成了一个新时期的堂·吉诃德。
       新时期文学是跟“文化大革命”终结之后开启的新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新时代赖以发展的初期，却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已然或接近崩溃的状态，新旧思想杂陈不仅是“文革”结束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必然面临的一种过渡形态，也是一些新的社会因素和制度方面的结构性变革赖以发展的一个基础性平台。邓小平时代致力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毛泽东时代热衷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性意识形态尤其是党的文化观念的优先巩固与提升，但邓小平也是在毛泽东思想所内含的一个合理性意识形态结构中开启其新的伟大社会实验和创构的，这不仅是邓小平的睿智之处，也是“文革”终结之后最初几年较为普遍性的社会情感在变革初期的一种必然反映，当然，也是一个制度赖以发展的合法性根基。所以，对于新时期最初几年文学的发展及其不同美学观念的共时性存在，应该持一种宽容、开明和客观的态度，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丁玲复出之后的创作价值及其在思想、美学观念上的某种坚守和发展，以及在坚守和发展中对于自身局限突围的努力和失败，也才有可能对丁玲一生的创作及其辉煌却艰难的人生有一个较为完整而通达的理解。
       丁玲于新时期文坛的复出是以在1979年先后发表《“牛棚”小品》和《杜晚香》等为标志的，它们其实在创作和思想观念上共同奠定了晚年丁玲话语实践和人生内涵的一个基调，而《杜晚香》更被作者视为公开亮相的作品，不妨就从这里谈起。
       《杜晚香》所写是一个在北大荒生产劳动中涌现出来的典型，是地方党组织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树立的生产模范和先进人物，原型是丁玲流放北大荒时期认识的垦区标兵邓婉荣。文末注明“一九六五年始作，一九七七年重作”，标注的时间其实不仅告诉人们初稿的流失和重写，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它的写作开端于“文革”发生前夕，结束于“文革”刚刚结束之后，也就是说，岁月流逝了十余年，但作者有一个关注点并没有变化，几乎是恒定的，这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基层人物或基层群众的礼赞，并由此对于共产党的讴歌。这也表明，其间尽管经历了“文革”动乱和令人唏嘘感叹的人世沧桑，作者的一颗忠诚于人民和党的心灵始终不曾改变，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丁玲在此唱的正是一曲不忘初心的歌。
       张炯主编《丁玲全集》把该作归入“短篇小说”，其实作者曾自称是把它当作人物通讯和散文来写的，但无论是当作小说还是散文，其间流贯的真挚感情却是可以让人热切感受到的。当然，“文革”前最初写作该文时，丁玲就是把它作为人物报道和散文来写的，题为《垦区标兵邓婉荣》。此种写作显然是丁玲对于延安后期《田保霖》式通讯报道或人物散文写作方式的自觉延续。《田保霖》是丁玲经历延安文艺整风和审干甚至“抢救运动”之后，在一种痛苦、寂寞和迷茫的境遇中重返党的文化工作之后产生的一种写作方式，它在丁玲心中，显然具有一种文本之外的救赎价值。因为正是有了当时党的领袖毛泽东对于它所包含的新的写作风格和文学立场的高度肯定和赞赏，丁玲才会在新的革命征程和写作中确立一种难得的新的自信。所以，写作《杜晚香》对丁玲而言，显然也具有一种自我救赎的意义，关于这点，王中忱等学者曾予以揭示过，不赘。当然，由于岁月沧桑和时空变迁，也是具有一种对于毛泽东的缅怀和感恩的意味在里边。而在缅怀和感恩中此种写作方式的历史性回环，也就潜在而深刻地带上了一种在心中面向毛泽东倾诉的意思：看啦毛主席，我还是写作《田保霖》时的那个丁玲呵！《杜晚香》发表的同时，丁玲在1979年7月18日《人民日报》上刊发了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写的“重印前言”，其中说：“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那时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可见，《杜晚香》写作中所体现的感恩和救赎意义在当时丁玲那里是显著存在着的，确实是跟延安后期的创作一脉相承的。因此，无论是在写作内容、主题和写作方式上，《杜晚香》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关切，其实仍然属于延安文艺整风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党的文学”类型，是党的文学观念在“文革”结束之后或新时期之初的一种历史性回响。正是在毛泽东《讲话》和党的文学观念指引下，丁玲作为一个“党员作家”的身份才得以确立和巩固，也正因如此，丁玲初写此文时，尽管她已被开除了党籍，重写时，也并没有恢复党籍，甚至“右派”的帽子也还没有摘除，但人们在阅读时可以强烈感受到，作者是把她对党的一颗拳拳之心烧在其间，是以一个党员作家的身份开始写作的。如此，《杜晚香》的写作和发表，是内含了丁玲无法明言的心曲的，而其指向，正是对于摘除“右派”帽子和恢复党员身份的真诚渴望，在此种渴望中，完全可以见出丁玲革命信念和党的信念的坚定与执著。在这意义上，丁玲晚年的写作和话语实践是很有可能如《杜晚香》一样，既是其对革命和党的信念的一种坚定表达，也是具有一种自我救赎的意味在里边。而这样一种自延安文艺整风之后绵延而来的写作成规和救赎，也有可能随着丁玲《杜晚香》等作品的发表而在新时期其他文学思潮中逐渐走向消亡，此种逐渐消亡的景观在新时期文学中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也正是如此，丁玲的坚守在当时并不被人所理解，但现在看来，尤其在一个信仰普遍缺失的时代，其精神上的救赎意义还是不言而喻的。在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大合唱中，丁玲奏响的正是此类信仰文学的深情之歌。
       细致阅读和分析，《杜晚香》尽管是对延安时期《田保霖》写作方式的自觉承续，但在表现手法和风格上还是具有一些不同。丁玲自1944年始叙写田保霖、袁广发以及一些英雄人物时，叙述的成分多些，读来清爽干脆，而在写作《杜晚香》时，抒情和描写的成分较为明显，读来可感动人，心潮激荡。尽管对党的歌颂均是流贯其间的主题，但《杜晚香》浓烈得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杜晚香》的写作中，作者投入了太多感情，作者和所写对象合而为一，对党的讴歌也就到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境地。杜晚香虽然象西北高原上的一株红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是其更高人生意义的获得，乃是从一位党的土改复查工作队员的热心开导和党的教育开始的，而这，也是带上了作者在桑干河畔深入农村开展土改工作的身影的。正是有了党的教育，有了在县上党的训练班的文化学习，杜晚香才会“变得更为稳定和坚强，”，并“总是带着微微的含蓄的笑容，好像对一切人一切事，对生活怀着甜甜的心意”，也才会当上村里的妇女主任，并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所以，杜晚香来到北大荒后的种种表现，她的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的胸怀，虽然与基层群众身上的传统美德具有一定关联，但更多是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时代和毛泽东思想在其身上的投射与反映，也是一个党员所应具有的优秀品德的集中化表达。杜晚香在平凡而又琐碎的生活中体现了不平凡的价值，并非是自然人性的反映，而是内含并本质化了党性的一种新的人性光辉的体现。文中写道：“杜晚香在充满愉快的劳动中，没有疲劳的感觉，没有饥饿的感觉。大家休息了，她不休息，大家吃饭，她也不停下手脚。”又说，“她总是从容不迫，沉静地跨越过去，远远地走在同伴们的头前。”在人与事的相遇中，在她身上总会散发着“一种崇高的、尊严而又纯洁的光辉”。 杜晚香是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过程中不断获得一种精神的升华的。丁玲曾在北大荒担任过文化教员，其中重要内容就是根据时代的要求指导大家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杜晚香精神的净化是跟此种学习密切相关的。在这意义上，杜晚香作为一个女性主体的建构，并非是丁玲自我逻辑的完成，虽说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丁玲革命逻辑的完成，但是，此种革命逻辑已经带上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空洞性，已经跟一个新的时代发生了历史性错位。在这意义上，杜晚香女性主体的建构，并不具有普遍而超越性的意义，因为杜晚香既是朴实的劳动者或劳动妇女，更是真诚而优秀的共产党员，杜晚香具有较为具体而明确的时代和党性气质。她在1965年底用自己的语言，向全场职工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她的对于北大荒的爱，对于北大荒建设者的爱，以及对于社会主义集体新生活的爱，对于党的无比忠诚的爱，等等，使人们听了，如春风拂面，从心中涌出一股热流，不禁高呼：“党呵！英明而伟大的党呵！你给人世间的是光明！是希望！是温暖！是幸福！我们将永远为你、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我们是属于你的！”如此引人向上的召唤和情怀，应该说在当时能够带来人们灵魂的净化，这是一种基于信仰的力量和情操。在这意义上，《杜晚香》确乎是丁玲历经磨难之后而唱出的一曲信仰之歌。
       总之，杜晚香令人感动的事迹和发自内心的告白，在北大荒那个特定的历史场域，应该说具有一定真实性，杜晚香的原型邓婉荣是真实存在过的劳动者，其间虽然经过了丁玲创作中的一些综合和提炼，但大体上还是忠实于原型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而且，倘若以丁玲当时信守的党的文学观来考量，《杜晚香》在人物情感的抒发上也是相当真实的，能给人以鼓舞。但是，《杜晚香》字里行间涌动的温暖、热情和甜蜜，也不见了作者曾经充满个性的忧郁。此种忧郁情怀曾经在莎菲、陆萍那里存在过，于《我在霞村的时候》和《风雨中忆萧红》等文中流淌着，即使经历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在党的文学和新的人民文学链条中，桑干河畔的黑妮也还留存着作者些微忧郁的面影。人们对《杜晚香》不满，部分原因恐怕正来自这里。所以，《杜晚香》作为小说来看，还是缺乏一种更为生动而深刻的灵魂颤动的书写，它在一定意义上是作者党的文学观的最后完成，但在艺术和思想观念上，倘若越过党的文学审美成规，这篇小说的完成也就成了某种历史的遗憾。但是，倘若作为人物通讯或散文来看，《杜晚香》却是成功的。作为散文来读，其中的抒情尽管现在看来确实有些虚饰、拔高和并不自然的成分，但在当时基层的先进人物和优秀的共产党员那里，还有在作者那里，应该说是有可能真实而优美地存在着的。文本中，人物的精神状态和北大荒富有生机的丰收场景等也是比较谐调一致的，是能带给人一种致力于社会主义美好生活创造的自豪感和庄严感的。杜晚香这样的人物和精神在社会主义生活中，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大力需要，杜晚香在现实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在作者自我救赎的意义上，我倒愿意把《杜晚香》理解为一篇人物通讯和散文。
       当然，如果跳出党的文学范畴来看，不论是散文还是小说，真实存在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真知或真理。在某些状态下，人所感到的真实往往就是虚幻，真诚往往就是虚伪，真言往往就是说谎，这是因为，人所看到的往往是假象，人是带着面具跳舞。在一定时期，人们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无自恋的舞蹈状态乃至疯狂中自欺欺人且自伤伤人的，基于革命的信仰也是在这个状态下不断剥落乃至涣散的。在20世纪中国，革命信仰的建构和确立曾经是那样艰难，不知牺牲了多少仁人志士和普通民众的生命，而信仰的坍塌和缺失现在看来却是如此深浓。新时期文学其实不乏对于此种历史景观的复杂叙写。因此，倘若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构一种新的信仰，就有必要首先对此前曾经辉煌过的相关历程及其不断遭遇剥落的历程，给以一种积极而深刻的还原和反思。重构信仰在当代中国不应仅仅表述为怀念一种革命时代的荣光，是承继革命遗产的意识形态化需要，它更应理解为乃是一种迫切需要的现实，应该成为现在和未来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正是在这意义上，对于一个具有良知和历史正义感的作家或知识分子而言，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无论他此前有无遭受过身心内外的创伤，在我看来，对一些曾经看似美好的东西给以适当警醒和反思也是非常需要的，这是社会前行的要求，更是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尤其在1970年代末，当人们刚刚经历了那场暴风雨之后更是如此。那么，丁玲有否进行过一定积极而深刻的反思呢？在我看来，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和肯定性回答，是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丁玲予以准确而深刻理解的。由于论题所限，只好另文探讨了。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