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湖湘文化浅议
 
    湖南省社科院  胡光凡

 
       湖湘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概念中的“湖”（指湖庭湖），“湘”（指湘江），指代湖南省整个地域。正如刘云山所言：湖南“文蕴深，文脉广，文气足”。湖湘文化不仅与中华民族农耕文化、道德文化的源头相接，而且与以楚辞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和以湖湘学派为代表的两宋道学传统直接相关。著名学人钱基博说过：屈原与周敦颐，“一为文学之鼻租，一为理学之开山”，充分显示了湖湘文化的源远流长。
       自古以来，以楚文化为主要源头的湖湘文化，编织了一个博大而精美的摇篮，汇成一道精神文化的“母亲河”，以自己的躯体和乳汁，哺育了千千万万的湖湘儿女。它也为湖湘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最深厚的土壤，最丰富的文化资源，孕育和造就了许多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丁玲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五四”以后，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诗人毛泽东为代表，湖湘政界、军界出现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同样，在文化——文学艺术界也涌现了一大批名人：李达、章士钊、翦伯赞、吕振羽、萧三、成仿吾、丁玲、田汉、欧阳予倩、沈从文、周立波、张天翼、齐白石、贺绿汀……我们可以举出一连串名字。在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已从制度层面进入精神层面，湖湘文化的质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新的社会人文环境孕育出了这一代新的人才群体。人们看到，正是由于大群三湘英杰的崛起，使湖湘文化蒸蒸日上，得以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发扬光大，湖南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省份之一。陈独秀曾在1920年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盛赞湖南人民追求独立民主自由的艰苦奋斗精神。
人所公认，在现代中国文坛，湖湘作家群中是不乏大家的。他们的一些精品力作，不但饮誉当时，而且已经截入史册，必将流传久远。像毛泽东的诗词，丁玲、沈从文、周立波等人的小说，田汉的剧作以及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等等，难道不都是传世之作、不朽之作吗？
       何为传世之作？它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好作品，而是指那些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得很好——或曰真、善、美的统一达到完美或接近完美的境界，真正能够得上史诗般的杰作，无愧于时代的艺术瑰宝，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能够与我们伟大民族的灿烂文化、与人类最优秀的精神文化成果相媲美。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民族的、地域的文化，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层面的。这种影响，不但表现在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语言和表现形式上，使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而且更深刻的是，它对创作主体——作家艺术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乃至整个精神人格，都产生着熏陶濡染、潜移默化的作用。作为这种综合性影响的集中体现，它甚至可以孕育出某种极富于地域色彩的艺术流派和作家群体。这几乎是古往今来各个民族文学艺术发展的一条规律。
       湖湘文学的大家巨子，上起屈原、贾谊，中继子厚（柳宗元）、船山（王夫之），下至近代和现代一些文坛翘楚，都不但以其雄文——传世之作脍炙人口，而且以其伟大、崇高的人格魅力和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精神垂范于人间。在这些先贤和大师身上，从他们的艺术实践中，我们可以找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括体现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的艺术精神的投影，找到自古以来许多领一代风骚的文化巨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他们那些大气之作、不朽之作，无一不是这种民族精神、艺术精神和人格力量的延伸和外化，是它们在艺术实践中的体现。这些精神气质中，就包含着湖湘文化人文精神中一些最优秀、最可宝贵的特质。我在一篇文章^①中，曾尝试着对它们进行一些梳理，认为至少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一、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
       二、困知勉行、经世致用、求真务实、不尚空谈的实践理性精神；
       三、追求理想和真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以及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骡子”性格；
       四、革故鼎新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敢为天下先，既能吞吐百家又能不囿成见，日新其身、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
       五、直摅血性、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激情，和核物究理、上下求索的“天问”精神；
       如此等等。自然，这种概括不见和准确、全面，人们还可以举出湖南人其他一些重要的精神特质，如勇武耐劳、争强好斗、“霸蛮”、不信邪、不服输的性格，等等。但不管怎样归纳，正是以上这些特质，构成了湖湘文化——文学前驱者带有某种共性的文化性格，而它们又是作为统一体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生动体现。
       许多现代湘籍作家，是继承和发扬了这种优秀传统精神的。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谈到乡土文学，曾赞扬过“湘中的作家”（注：指黎锦明）作品里“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这里我想说说丁玲。这位出生在洞庭湖畔的女中英杰，从一开始就以旧世界的叛逆者的姿态，走上文坛。她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她以一种“飞蛾扑火”的精神，“在火中追求真理”，甘愿“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尽管她历尽艰难，曾两次被捕、入狱，数次蒙冤，但她始终没有动摇过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贞信念，忍辱负重，至死不渝。她以毕生心血从事小说和散文创作，留下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杜晚香》等许多精品力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宝库增添了珍品。显然，她的文学成就和人格修炼，与湖湘文化优秀传统的哺育和熏陶是分不开的。丁玲晚年复出后，曾经在大洋彼岸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作过一次题为《我的生平与创作》的发言，言辞间充满爱国主义的激情。当她谈到要正确对待祖国的厄难和个人的委屈时，很自然地联想起了历史上那些“长歌当哭，抑郁终生”的爱国诗人。美国一家报纸评论说：“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一个革命和文学殉道者的美丽的灵魂。”人们从这“美丽的灵魂”背后，难道不可以洞见那涌动在她血管里“楚人”的血液，看到那行吟泽畔的屈大夫的影子吗？
       饶有深意的是，第一个把这个“美丽的灵魂”与战国时代楚大夫屈原联系起来的，竟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
楚立国于南方，古代属于蛮荒之地。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最为执著和强烈，屈原是其突出代表。“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他把爱国与爱民、忧国与忧民结合起来，使爱国主义思想跳出了单纯“忠君”的道德规范，而有了更深广的社会意义。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正是屈原开启了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忧国忧民思想的先河。当屈原一再受谗被逐，最后流亡到湖南时，听到楚都郢（今湖北枝江）已被强秦攻陷，终于带着报国无门的遗憾，于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日，自沉于汩罗江，实践了自己“宁赴清流”的诺言，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为爱国献身的伟大文化人。
       两千多年以后，1933年5月，在革命文化人云集的大上海，当时只有28岁却已在左翼文坛崭露头角的女作家丁玲，于5月14日下午在昆山花园路寓所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失踪。左翼内部许多人都猜测丁玲可能已经遇害，鲁迅联想到两年多以前柔石、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的悲惨遭遇，也深信丁玲已遭毒手。他怀着无比悲痛和愤慨的心情，于6月28日作了一首七绝《悼丁君》。鉴于当时社会上谣诼纷传，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中伤丁玲被捕后已自首变节，鲁迅断然决定把自己的悼诗寄交友人曹聚仁主编的《涛声》半月刊发表（载该刊第2卷第38期），以正规听。鲁迅的旧诗大都是写来送人的，唯独这首《悼丁君》是主动送交杂志公开发表的，足见此举非同一般。
       《悼丁君》诗如下：

       如磐遥夜拥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悼诗援引了屈原《离骚》的诗句：“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高丘，山名，在楚国；一说在阆凤山——神话中的一座高山，在昆仑山上。女指神女，喻“能通君侧的人”，也有人认为是喻“圣君”或“贤臣”。屈子原意是：回首故国，不禁涕泪滂沱，为没有能通君侧的贤妃而深深哀伤。《悼丁君》化用其词意，把丁玲比作神话传说中那位美丽而高洁的湘灵女神，以“高丘”比喻败落的祖国。其意是：丁玲已经牺牲，人们再也听不到她那清丽哀怨的歌声；她的失去，是我中华的大不幸，让祖国河山和文苑顿然失色。鲁迅对这位怀屈子之奇才，而又能像屈子那样宁“葬于江鱼之腹中”，而决不“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的湘女，表达了由衷的赞赏，并且愤怒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华夏英才的无端摧残！
       丁玲被绑架到南京后，确实没有死。国民党当局把她软禁起来，却不敢杀害。丁玲在那个“魍魑世界”熬过三年多，始终坚贞不屈。1936年9月，她在鲁迅、曹靖华、冯雪峰、张天翼等人的帮助和党组织的安排下，逃离南京，奔赴延安。10月下旬抵西安后，闻鲁迅在上海逝世的噩耗。她悲痛万分，即以“耀高丘”为名，于10月20日向许广平女士发出了一封唁函，后被收入1937年10月于上海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
       由此可见，湖湘文化——文学中的优秀传统精神，从古代到现代是一脉相承，从未断过气脉的，不过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身上，显示出不同的时代内涵和个性特征而已。诚然，传统文化——包括湖湘文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它的种种因子（包括思想的、道德的、心理的、艺术的……）却不仅积淀、融化、渗透于现实社会的深层结构里，成为现存的过去（今天中的昨天，或已化为今天的昨天），它们是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体；同时，它们也积淀、融化、渗透在它的传人（包括作家艺术家）的“血液”里，成为其精神人格——灵魂中的遗传基因，化为他们的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
       写到这里，意犹未尽。我想到，今天正是丁玲逝世31周年纪念日。1986年3月4日，历尽坎坷，饱受磨难，积劳成疾的丁玲，在北京去世，享年82岁。
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度隐现云端，但始终不失其耀目光辉的巨星，殒落了！她留给我们的，不仅是400多万字的著作——它是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而且是她高尚的人格和无比坚韧的革命精神。在她的灵堂前，竖着她的一幅放大了的手迹。
       “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
       “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八个字，是瞿秋白上世纪20年代对丁玲的评语。它成了丁玲毕生追求真理的座右铭，也成了她光辉而又惨烈的一生的真实写照。我想，这种精神不正是湖湘文化孕育出来的优秀儿女丁玲独特的人格魅力的一种升华吗？
       追怀丁玲的一生，我们如果仅仅把她看作一位作家，这样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从她的许多作品里，我们可以发现，比起“作家”，她更喜欢“战士”的称谓。她从来不是那种关在书斋里，沉醉于“象牙之塔”艺术的作家，而始终把文学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自觉地投身于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时代激流中，用手中的笔，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女，当党给她温暖的时候，她的心紧紧地和党与人民贴在一起，当她遭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身处逆境的时候，她的心仍然紧紧地和党与人民贴在一起，“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何等崇高、纯洁、坚毅的品格！
是的，丁玲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她的作品，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就不断被介绍翻译到国外，成为沟通中外人民心灵的一座桥梁。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更有20多种文字的译本。世界各国以丁玲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越来越多。她逝世前夕的1986年2月，美国文学艺术院还授予她荣誉院士的称号。
       还是伟大的马克思说得最精准：“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安卧在鲜花丛中的丁玲遗体上，曾覆盖着北大荒人送的一面红旗，上面绣着四个金黄色的大字：“丁玲不死。”这是对丁玲的最高的评价！它说出了广大人民的心里话。毕生忠诚于党和人民，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斗争与文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女作家丁玲，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注：①参见拙著《大气·理想人格·艺术探索精神——湖湘文化与文学断想》，载《理论与创作》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