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丁玲事件”看1930年代初期左翼文化之宣传策略

黄   蓉

       1933年5月14日，丁玲与因事来访的潘梓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北的丁玲寓所内，不幸被国民党便衣队秘密逮捕，而另一位左联盟员，应修人不幸坠楼而死。丁玲神秘失踪的消息旋即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乃至于在文学、新闻、政治等领域催生了持续数年的“丁玲热”。不同政治背景的媒体、个人都从自身立场积极回应，对“丁玲形象”进行了多维角度的生产和想象。
       本论文认为，左翼文化适时抓住了这一最具有时效性的机遇，借左翼知名女作家丁玲的“明星效应”，将商业资本、市民趣味与左翼文化革命话语有机结合的宣传策略，有效地将左翼革命理念渗透到市民阶层和青年大众中，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力。

一

       根据笔者对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的查询，1933年丁玲被秘捕后，及时刊载、发表回忆录的报刊杂志20多家[1]。由于各种大众传媒政治立场不同，它们对丁玲的看法、态度、关注的侧重点明显不同。
       笔者认为针对丁玲形象的建构主要有两种类型的大众媒体。第一种是以《天津益世报》、《申报》等偏保守的市民大众媒体对丁玲形象的生产与想象。
      首先，总体上来说这类媒体对丁玲被捕是表示同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深恶痛绝。但对丁玲被捕事件经过、动向、结局的报道和猜测，不乏虚假信息。丁玲失踪后，生死未明，成为上海的热点新闻。1933年5月24号，上海《申报》刊登了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导人蔡元培等三十八人发起的联名电报，以文艺界的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津卫发出营救潘、丁的活动。“虽真相未明，然丁、潘两人，在著作界素著威望，于我国文化事业，不无微劳”。[2]在此次报道中，《申报》着重凸显了法律的公平正义，突出了二人在文学著作上的成就。5月28日《申报》转载了官方消息，《公安局捕潘梓年经过》，将逮捕潘梓年的地点转移到“华界地方”声称是“依法严询”，否定了绑架丁玲。然而，政府的表态不能抚平民间的呼声。1933年陈方溪在《因丁玲无下落而想起》中愤怒地提到统治者用绑匪的手段绑架异于己的著作家、思想家的行为是民权主义的没落，“呜呼，民权主义，竟与今日丁玲一样无下落。”[3]指出左翼作家不过是思想倾向上不同，却为此而走上被秘密逮捕的命运,这是国之不幸。
      此后，涌现出越来越多关于丁玲已死的谣言，甚至是出现了丁玲投降、叛变的诽谤。1933年7月13日，《天津益世报》刊登出“丁玲未死？蒋梦麟将往晤”的消息，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7月14日，《天津益世报》又发表“蒋梦麟否认探视丁玲”的消息，关于其是生是死的成为了谜团。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丁玲生死的谣传实际上是国民党当局的化解社会舆论压力的一种手段。1933年7月8日老憨在《关于丁玲》中提到“丁玲在沪被捕解京后，丁巳自具类似悔过文字，恢复自由。闻中政会月赠百金，令其安心著作。丁精神亟待休养，经陈明原委赴杭，近方徜徉于西子湖边。”[4]这种记载目的无非想藉此引起一般人对于丁玲的反感，以转移社会的舆论，这种恶意的宣传，实际上是对丁玲人格的诽谤，实为谋杀推卸责任。
      其次，非左翼的保守型传统市民媒体、自由主义媒体刊登了各种回忆、纪念丁玲的文章。这类媒体对丁玲的的回忆，不带有明显的阶级倾向，角度是多方面的，涉及到品评丁玲的外貌、身材、文学成就、情感等，其隐含的态度也多是同情、敬佩、低俗趣味等。对丁玲的评价主要是集中在她的生平、外貌、感情、创作等角度，以此让读者了解到一个日常生活化的丁玲。1933年6月22日《天津益世报》上发表了美子的《记丁玲》，文章主要记载了丁玲在被捕前的生平经历，早年流浪到北京，从事卖文生活。丁玲的生活态度是随性的，与胡也频恋爱时，什么都是没有预算的。“民国十三年的中秋时他们最幸福的时期，他们雇着着小划，在香山的明亮的月亮下，用手划着水，向着那月亮的光明处划着划着……。那时他们的生活，使得他们忘记这世界，男的买了小菜，油，盐，女的把炉子生着了，一同做饭吃，差不多不觉得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比这日常生活还有意义了。”[5]丁玲在这种自由快乐的氛围里创造了其早期作品，在文坛一鸣惊人。在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没有一直沉浸在伤心中，继续努力从事新文学创作，亲赴前线慰问士兵，主编《北斗》月刊，发表《法网》、《母亲》直到最后被捕失踪。这篇回忆录以亲切、平和的口吻回忆革命女作家丁玲的成长经历，从日常生活的丰富细节细腻刻画了“烈士”丁玲的个性、情感生活、早年经历。比如描述了自己对丁玲印象最深的是在去年与丁玲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她那时候穿的黑色的大衣，裹了她那略胖硕的身体，好像可以胜任重大的任务似的，她戴着一顶巴黎式的黑色小帽。我还笑着说她太布衣化。她说：‘我们是靠卖文化吃饭的，保护这头脑是最要紧啊！’”[6]从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丁玲是一个体态略胖、生活随意的女作家。
       平舜在《未成名以前的丁玲》中提到当她听到钟家户主说她喜欢传是非时，“饭也不吃，静悄悄地跑回学校攒进她母亲房里，有半个月没有说话，亦不哭，也不笑，总是怨气满面，自此之后，发誓再不到钟家去了。”[7]从这可以看出，丁玲丁玲从小就多愁善感，而且意志坚定，具有鲜明个性。
       此外，众多媒体还对丁玲的作品进行了评价和出版。1933年的梁新乔《读丁玲<法网>》，文章主要认为，丁玲的《法网》是偏于概念化，只有传奇式的故事演讲，但是这篇文章是通过大众化形式获得的，它能充分运用劳动者的语言，因此显得毫无生硬之感。丁玲的失踪是超越法网的事件，“于此，我们不能悲哀，这于我们不是悲哀的事，而是超过了愤怒以上的事。”[8]1933年《出版消息》上刊登了《丁玲及其著作》，高度评价了丁玲小说创作成就。文中描写到“圆脸，长眉，大眼睛”是丁玲的脸部速写，她在《小说月报》上接连发表的《梦珂》，《暑假中》，《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创作，震惊了文学界，大家都对这位新女作家抱着无限的希望。“她这些作品，究竟给于当时是些什么呢？她是表现了那些新的女性的姿态——一种长于非常浓重的世纪末的病态的气氛的所谓近代女子的姿态。”[9]同一年，《现代》杂志上刊登了丁玲《夜会》再版的消息，丁玲女士在被捕前一月，曾将一年来所创作短篇小说交給本局出版，共计短篇7个。“注意丁玲女士作品及其人格者，不可不读”[10]，号召大家关注《夜会》，这实际上是在为它的出版打广告。
第二种是左翼文化阵营掌握的媒体对丁玲形象的塑造。左翼媒体与一般的传统市民大众媒体、自由主义媒体明显不同，它是从唤醒大众的革命意识，反抗国民党的政治、文化垄断专制的立场出发，对丁玲的革命形象进行建构。左联对丁玲的定位是一个响应左翼文学的唤询的以崭新的青年作家姿态来促进左翼文学事业发展却惨遭国名党毒手的革命女作家。它主要是通过《文艺月报》、《文学杂志》、《文学新闻》、《中国论坛》来对“丁玲事件”进行跟踪报道。
       丁玲失踪后，左联最先做出反应，急于向社会各界公布其失踪的消息，引起社会剧烈地反响，但由于《中国论坛》无法在第一时间将消息发布出来，所以只好将消息转到《大美晚报》。随后《中国论坛》向社会批露了丁玲被捕的细节，指出了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的实质。“一丁女士某友以其昆山路住址报告公安局，故于五月十四日有便衣队多人架汽车驶至该处，则见丁女士与潘梓年君正同读一稿，二人当场被获，装入汽车，疾驰而去”。[11]
      针对社会出现的关于丁玲失踪的谣言，左联有力地进行了澄清。1933年5月29日，《中国论坛》刊登出一篇题为《丁玲之被绑》的文章，先表明了立场，挑明了事件的政治性，说明了丁玲死去的丈夫胡也频是被国民党杀害的，质问国民党当局的残暴，向社会公布丁玲被捕的真相，呼吁中国各阶级联合起来，营救丁玲。“这些青年没一个是过二十五岁的，都是代表中国青年中思想最透彻者。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捕他们绑他们，谋杀他们了？全因为他们向着文化进行发展中来毁灭每个封建中国，国民党中国的黑暗”。[12] 1933年6月19日，中国左联正式出面回应“丁玲事件”，《中国论坛》以纪念专号的形式出版，左联将丁玲失踪的个人问题上升到政治斗争层面。同时还发表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丁潘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该宣言控诉国民党执政六年以来压迫中国民众、出卖中国领土的卑劣行径，直言批判国民党对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恐怖政策野蛮无耻。其中指出，“丁玲是中国特出的女作家，是新革命文艺最优美的代表者”。宣言透露出“丁玲究竟是被谋杀了吗？我们只知道应修人已被谋毙，潘梓年已被送到南京白色恐怖的迷园中去了”。[13]左联将此次事件定义为“统治阶级的恐怖政策”，试图联合动员各阶级的力量，来抗议当局。“我们要求立刻把丁玲、潘梓年及一切阶级斗争的罪犯们从牢狱中释放出来！我们号召全世界的工农群众及知识分子赞助我们的要求，而参加我们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的群众运动”。[14]
       随后，在以为丁玲已经遇害后，左翼刊物开展了纪念活动，包括纪念其早年的生活经历、作品、悼念活动等。左翼刊物对丁玲生活经历的记载，主要是集中在其创作开始转型的生活经历。1933年胡也频的学生峰毅在文章《丁玲胡也频在济南》中提到：“丁玲女士紧紧跟着，态度十分镇静，脸上的表情也非常好看，她的身体比胡先生肥大得多，穿的是一件外国女人常穿的衣服，我也叫不出名字”， “他们在离开济南的时候，丁女士曾向我招手”，[15]由此可见，学生们对她的印象非常好。
       与自由主义大众媒体不同，左翼刊物对丁玲作品的评价更强调其转型后的革命性、大众性。如1933年《文艺月报》上刊登的对丁玲《奔》的评价主要侧重，“作者是这样技巧地，把平民的出路指出来，像喇叭一样吹起革命的号角，把握了现时代的要求，而把阶级斗争的精神有力的发扬着”。[16]1933年《文学杂志》
       上发表了丁玲的小说《无题》，这部作品是丁玲小说《水》之后的残稿，写了一二八战争中的士兵生活，虽然没成篇，但是“那每一字每一符号，都令人不禁回忆起她那热烈而又活跃的影像”[17]
       为了使丁玲为革命而牺牲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左翼刊载了各种纪念丁玲的活动，与非左翼的传统市民大众媒体、自由主义媒体相比，更加侧重于对丁玲为革命勇敢献身的“英雄”、“烈士”形象的赞颂。1933年《北平将开丁玲追悼会》，丁玲遇害的消息传到北平，文艺界人士为她家族募捐，其亲友为她开了追悼会。[18]在同一版面，还报道了陈北欧《悼丁玲》“她曾喊出大众的苦痛，军阀，官僚，资本家的寡情，更用自己的武器，为大众艺术而奋斗”[19]再现了丁玲为革命奋斗却惨遭国民党忌恨，遭到杀害的经历。1933年云野的《纪念丁玲》“你紧紧咬住了牙，撇下了白发无靠的母亲，撇下了呼娘喊妈的孩子，咬紧了牙坚决地死”[20]体现了丁玲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二

       由上观之，丁玲不仅是1930年代初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亚政治文化团体——左联热捧的明星作家，也是左翼革命话语及其文化宣传重要的参与者。丁玲的文学实践积极催生、建构了左翼文学，同时也以自己身心遭受的黑暗苦难的政治迫害引发了普通大众对左翼文化的关注。尽管被国民党秘密逮捕是丁玲一生最黑暗的记忆，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她个人作为“普罗前进女作家”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得以极大提升的契机，而左翼最终借助大众舆论的力量，完成了把丁玲从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塑造成一个无产阶级作家的任务，并借丁玲的明星效应把革命话语扩展到一般的市民阶层和普通大众，拓展了左翼文学的宣传范围。
       按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布鲁斯·兰尼斯·史密斯的定义：“‘宣传’的意思是对符号的有意选择和传播，以便影响大众的行为”（ 《宣传、传播和舆论指南》），可见宣传是传播的一种形式，传播某种特定观念是其根本功能。成功的观念传播( 宣传) 不仅仅通过思想的直接传递, 更需要诉诸接收者的情感。而通过打动受传者的情感, 在获得情感共鸣基础上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传播的观念是最常用和有效的宣传技巧。因此，观念传播( 宣传) 与文学艺术之间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自觉继承了“五四”传统，并在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长期实践中，始终对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建构、引领与宣传工作给予极大的重视和关注。1931年11月，左联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提出：“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强调“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 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21]。冯雪峰认为，大众化工作的首要原则是“大众看得懂，听得懂，他们愿意接受，他们能够接受”，其总结当时论争中关于二者关系的内容中提到“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灌注普罗革命思想情感的内容是大众化工作两个‘不可动摇的原则’”[22]。瞿秋白从旧形式容易被大众接受的事实出发，指出“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开始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群众读惯的那种小说诗歌戏剧——逐渐的加入新的成份，养成群众的新的习惯，同着群众一块儿提高艺术的程度”[23] 。可见，左联自1931年起到1936年解散，左翼重视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也就是说，左翼文艺的内容和形式（不仅指艺术形式，也包括传播宣传形式）如何以普罗大众（一般市民、青年学生、白领……）喜闻乐见的方式（例如对明星的追捧、流行音乐、时尚文化的好奇）达到良好的意识形态宣传职能，一直是其高度重视并反复研究的焦点问题，事实上，在文学、电影、音乐、美术等艺术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与实践经验。
       所谓明星是指在某个领域有影响力的人物，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也可以说是具有重大影响或者明星症候的社会现象，明星形象不单是一种视觉符号，更是视觉、话语和声音这三种符号的复合体。这种复合体可构成总体明星的共通形象，也可以构成特定明星的一般形象，它呈现于所有媒体文本中。[24]明星对于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利用明星进行宣传可以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范围，制造轰动效应（即明星效应）。可见，明星是一种最快速有效的宣传策略。从宣传学的角度来说，宣传受众喜爱明星，关注明星的一举一动，就可以利用明星形象进行公共关系的宣传。
     1930年代初期的上海也是明星消费文化非常发达的历史场域。众所周知，1930年代的左翼思潮在上海发展壮大，左翼文学的创作主体、消费群体、传播机构也主要发生在上海。1930年代上海电影产业的繁荣孕育出“明星制”的发展，胡蝶、阮玲玉、陈玉梅、陈燕燕、黎莉莉、周璇等开始进入观众视野，“明星”成为一种广泛流行、初具规模的社会现象和工业制度[25]。明星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是吸引观众的法宝。随着电影明星受到市民的热切追捧，明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潮流标杆，他们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穿着打扮都成为人们饭后的谈资和效仿的对象，明星代言的商品对大众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权威性和说服力。1931 年，因胡蝶一句“鸿翔服装店的衣服，不但做工考究，而且款式时新，我常去选购”[26]而使该店门庭若市。
       借助明星效应宣传左翼革命理念——1930年代初期左翼文化这一宣传策略也同样被娴熟而高效地运用到左翼电影歌曲的歌词的生产与传播。作为一种配合音乐歌唱、以语言为材料的特殊的艺术创作形式，歌词本质上是一种音乐文学作品。利用歌词进行宣传，就是将诉诸于听觉的歌曲旋律及歌词所携带的宣传信息传递给接受者的过程。1930年代严酷的政治环境使得左翼艺术家不能在文学作品、电影中直接表达鲜明的左翼意识形态，而电影歌词因为国民党官方审查不严格，成为传播意识形态的一大阵地。电影中插曲、主题曲等的运用，特别是歌词文本的作用和价值，使左翼艺术家更加注重电影歌词的创作。这一时期田汉、聂耳、安娥、洗星海、陈瑜等人创作的电影歌曲成为一支战斗的武器，将左翼意识形态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一大批传唱至今的电影歌曲由此诞生，如《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渔光曲》的主题曲《渔光曲》、《马路天使》的插曲《四季歌》、《夜半歌声》的主题曲《夜半歌声》等。
       左翼音乐工作者在面向市场的时候，充分利用明星效应在短时间内扩大了歌词的影响力，加强了左翼意识形态在市民主体中的传播。左翼电影歌曲一般都会由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来演唱，在音乐界和大众媒体的共同煽动下，明星成为现实生活中流行时尚的代言人，每个歌星都有自己的“追星族”，其中有学生、家庭主妇、职员，甚至还有知识分子和达官显贵，观众在消费明星的同时也消费着明星所演唱的歌曲，“明星”也成为歌曲传播的途径。
       另外电影公司为了保持明星的曝光率，会将由明星演唱的电影主题歌曲送到电台播放，既宣传了电影、扩大了明星的知名度，无形中促进了左翼电影歌曲的传播。左翼艺术家利用1930年代涌现的王人美、周璇、胡蝶、黎莉莉、陈波儿、阮玲玉等这批深受观众喜爱的优秀演员向观众传达新思想，新主题，他们演唱的歌曲迅速在市民中传播开来，如阮玲玉的《新女性》、王莹的《自由神之歌》、胡蝶的《姊妹花》等。王人美的因演唱《渔光曲》而成为著名的歌星，从此以后，其大都演唱自己主演的电影的主题曲或插曲，观众在记住她银幕形象的同时也忘不了她演唱的歌曲。“金嗓子”周璇在《马路天使》中演唱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被市民观众广为传唱，也将歌词中的女性形象和故事带到社会各阶层，把左翼电影文化运动中的进步观念和革命意识传播到大众中去。

      （作者系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导。）

[1] 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5月15日到次年5月的一年时间内，报道并关注过丁玲被捕事件的国内外媒体包括《中国论坛》、《申报》、《东方杂志》、《现代》、《良友画报》、《玲珑》、《女朋友》、《老实话》、《国闻周报》、《抗争》、《微言》、《十月谈》、《清华周刊》、《社会新闻》、《天津益世报》、《出版消息》、《独立评论》、《文学新闻》、《文学杂志》、《文艺月报》、《新垒》等（资料来源：大成老旧刊数据库、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

[2] 蔡元培等电京营救丁潘[N].申报，1933-5-24.

[3] 陈方溪.因丁玲无下落而想起[N].抗争，1933-2-4.

[4] 老憨.关于丁玲[N].天津益世报，1934-7-8.

[5] 美子.记丁玲[N].天津益世报，1933-6-22.

[6] 美子.记丁玲[N].天津益世报,1933-6-22.

[7] 平舜.未成名以前的丁玲[N].社会新闻，1933-4-13.

[8] 梁新桥.读丁玲法网[N].出版消息，1933(18).

[9] 丁玲及其著作[N].出版消息，1933(24).

[10] 丁玲的夜会[N].现代出版界，1933(16).

[11] 丁玲被捕经过[N].大美晚报登载中国论坛，1933-5-24.

[12] 丁玲之被绑[N].中国论坛，1933-5-29.

[13]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丁潘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N].中国论坛，1933-6-19.

[14]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丁潘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N].中国论坛，1933-6-19.

[15] 峰毅.丁玲胡也频在济南[N].文学杂志第1卷，1933(3—4).

[16] 对丁玲《奔》的评价[N].文艺月报，1933.

[17] 无题[N].文学杂志，1933(3—4).

[18] 北平将开丁玲追悼会[N].文艺月报第1卷，1933(3—4).

[19] 陈北欧.悼丁玲[N].文艺月报第1卷，1933(3—4).

[20] 云野.纪念丁玲[N].文学杂志第1卷，1933(3—4).

[21] 文振庭.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J].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3—4.

[22] 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52.

[23] 宋阳（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J].文学月报，1932（1）.

[24] 转引自理查德·戴尔，严敏译.明星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5] 杨远婴.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文化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38.

[26] 陈刚.上海南京路电影文化消费史（1896—1937）[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