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流变与丁玲早期创作

                                                                              杜  睿   

       丁玲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毋庸置疑，丁玲创作的轨迹可谓是一部流动的文学时代和文学地理变迁史，从上世纪初的文学萌芽到20年代的一鸣惊人，再到30、40年代的文学转型，直至50年代以后文学的成熟和新时期文学的定格。她的文学轨迹正是中国文学从五四到延安文艺再到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时代变迁史，也是从湖南到上海再到延安直至东北的文学地理流变史。她的文学创作中不仅有时代赋予她的文学母体，也有地理赋予她的文学特色，在纵向与横向双重作用下，丁玲才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绚丽之花。
 
                                                                        一
 
       纵观丁玲的小说创作，其早期小说大多是围绕都市生活展开的，而其中对她影响最大，是她出生地湖南，以及她早期求学、生活的上海，她在湖南老家，亲身经历了母亲和其好友（向警予等人）的坚韧、革命精神，也结识了王剑虹、王知一等同学，之后又与杨开慧、徐潜等同学进入到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支持下办起来的暑期补习班。她在这种湖南的革命氛围中感受到了新鲜，刺激，甚至是革命带来的兴奋，当从湖南老家来到上海大都市，她经历了上海大都市的冲击，时尚、摩登与新新女性……充斥着丁玲的感官，她想要成为上海的摩登女郎，电影明星，她穿着时尚，极力想要融入到那个都市生活之中，却因自己是一个从湖南常德（母家）而来的湘妹子，自己又是一个穷学生，经济上也常常受限而矛盾。同时丁玲来到上海以后求学的第一个学校是由李达（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办的平民女校，给她们上课的是陈独秀、李达、李汉军、邵力子、沈雁冰、邓中夏等人，因为是女校，所以经常有妇女运动的专题讲座，所以在年轻的丁玲心中，革命是一件非常值得憧憬的事情，带有革命想象的因素，并非真正的革命本身，是一种新鲜、兴奋和年轻人的热烈所形成的“革命想象”，她所接触到的革命（湖南时期受到母亲及其好友的影响，上海求学时期又听了许多妇女运动的讲座），恰好与妇女运动相结合，即妇女觉醒意识的萌生。可以说丁玲初期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摩登”与女性的反抗，源自于她因此在她早期创作的小说中我们无不感受到一种“牢笼”+“女性觉醒”形象，一方面是颓废、压抑的“屋子”（或者是禁锢的学校），上海都市带来的殖民文化与享乐主义的风尚。另一方面是女性在城市的分工越来越明显，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归属，而是参与到社会变革的浪潮中，与外界有了摩擦、交融，想要冲出“牢笼”的强烈欲望。这两个方面在丁玲早期的小说中展现的淋漓尽致，甚至是此消彼长，或是颓废、享乐占上风，或是冲击、对抗占上风，或是两者皆有，比如《梦珂》《暑假中》《莎菲女士的日记》《日》《小火轮》等往往是在“屋子”（学校、房间等固定空间内）内预设的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内（我们也可以称其为牢笼内），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都市新新女性与五四以后妇女意识萌生而产生的矛盾、挣扎。《梦珂》中梦珂因为帮助一个女模特而离开学校（这是女性意识萌生的典型表现——即妇女的抗争），离开学校之后却又进入到另一个场景——即上海都市生活，她一方面享受着新新女性带来的情调，浪漫，另一方面却又无法接受女性被随意挑选的摆布（在表哥和晓淞之间），而她的抗争是出走之后去影视公司，想要当一名演员。《阿毛姑娘》中阿毛对都市生活的向往和对新新女性的憧憬实际上是丁玲对上海文化的折射，从而对一个已经觉醒却无力摆脱命运的女性的集体诉说，对于丁玲来说，其初期创作的高峰皆来源于刚刚萌生的女性的自我意识与革命想象以及都市生活的刺激。她在早期的作品中用禁锢的“牢笼”（这里的“牢笼”一方面指学校，另一方面指社会）和物欲消费的横流来表现殖民文化下青年人的生存状态，其中年轻女性在她的作品中构成了主线条。而大都市的冲击带来的性别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女性在其中的困境、迷茫、矛盾心理分析在她的作品中尤为凸显，同时在都市与农村裹挟下的“异乡人”，    在原籍地理（湖南）与活动地理（上海）的双重作用下，她既想要融入，又时刻要逃离。这正是都市女性在觉醒之后的普遍感受，因此她的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
       在《梦珂》中，学校与虚伪庸俗肉感的都市社会融为一体。红鼻子教员企图欺负一个可怜的模特，而学生（除了梦珂）竟无一人敢主持正义，只有在教员走后，他们才站了出来，却是如此的矫情假意。一向被尊为神圣的老师成为欲望的主体，本应单纯的学生成了世故又矫情的“看客”，学校已失去了它应有的含义，成为物欲社会的巨大“牢笼”。梦珂想要回到自己的“原籍”，却发现那里已经回不去了，她站起来抗争，出走之后发现都市生活也并非她想象的那样美好，于是她苦闷与迷茫，“真的，现在回去再也没有人同她满山满坝的跑，谁也不会再去挡鱼，谁也不会再去采映山红。至于爹呢，现在有五叔家两个弟弟搬到这边来念书，想来也不会寂寞。幺妈也还康健，三儿、四儿想都长大。”[1]而上海这个大都市又不完全属于自己，因此梦珂在“这纯肉感的社会里，……隐忍力更加强烈，更加伟大了……”。海德格尔在谈到“沉沦”时，也说：“此在首先与通常寓于它所操劳的‘世界’。这种‘消散于……’多半有消失在常人的公众意见中这一特性。此在首先总已从它自身脱落，即从本真的能自己存在脱落而沉沦于‘世界’。”[2]也就是说，“沉沦”总是此在失落，迷失在日常生活中，失掉自己的本真性，成为非本真的此在，转化为“人们”。丁玲笔下的女性意识到现实社会对人的个性和“真我”的压迫与异化作用，在无处可逃的境地中，被迫退守到自己的“牢笼”里。而在《阿毛姑娘》中，那个看到了城市人的阿毛一心向往着都市生活，却最终在抑郁中离世，虽然阿毛至始至终都没有到过城市，而那个城市也只是幻化出来的，但对于阿毛来说，城市则是与农村相对的，是另外的世界，这也正是丁玲作品中“原籍地理”与“活动地理”的再现。而那个“牢笼”仍然是在都市中，（阿毛虽然身在农村，但内心却一直被都市所禁锢）。丁玲小说中的新女性大多寄住在简陋狭小的屋子（公寓）里，过着抑郁的生活。“这些年轻女子多半与家庭断绝来往或较少来往，她们没有正式姓名，只是借用不合中国惯例的欧化名字诸如莎菲、伊萨、丽娜或取个诗意的名字如野草等。她们一般都穷困潦倒或病魔缠身，住的是租赁来的狭仄气闷的里弄房子中的亭子间，在大都会的偏僻角落里默默无闻地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2]无论是在西城公寓还是大元公寓，莎菲都是一个人生活着；贫穷的伊萨租住了一个老太太的房间；伊赛虽然寄住在亲戚家里，却有着自己的一个房间；野草“常将自己深闭在一间小房里”；丽婀似乎过得比较舒适，但她仍是拒绝了男朋友的恳求，宁愿自己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她们把自己困在其中，正是女性自我处境的一个写照，这些新女性一方面是接受着大城市的先进文明的洗礼，另一方面又困在其中，想要挣脱却很难摆脱困境，是丁玲当时自身处境的折射，也是年轻女性在城市求学过程中面临的困境。颓废、压抑的“屋子”（或者是禁锢的学校），上海租界带来的殖民文化与享乐主义的风尚让她困在了“牢笼”里，她是窒息的、压抑的，或者干脆想要用一个颓废的生活方式达到自己对抗社会的目的，这在她最初的小说是有所展示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的阿英，在木板隔断的房间里，蜗居在那个小小的“牢笼”中，她被迫做了娼妓，却还抱着一丝希望等着陈老三来赎她，《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女主人公薇底，《他走后》的女主人公丽婀，《野草》里的野草，《少年孟德的失眠》里的男女主人公全是完全追求肉体欲望的感官刺激，《梦珂》里的女主人公的表嫂更是直白地表达了她对妓女生活的羡慕之情。通过女性身体欲望来表达这种“牢笼”式的苦闷，《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阿英虽然没有“客人”却依旧不肯回去，“外面很冷，她走了，她一点也不觉得，先时的疲倦已变为很紧张很热烈的兴奋了，当她一想到间壁的阿姊时，她便固执的说，她总不能白听别人一整夜的戏。这是精灵的阿姆还未能了解的另外一节。”《梦珂》中表嫂甚至认为一个“妓女也值得她去羡慕”，“真可笑，我也是二十多岁的人，并且还有丽丽，自然应当安安分分的过下去，可是有时，我竟如此幻想，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弄得更坏些，更不可收拾些，现在，一个妓女也比我好！也值得我去羡慕！……”她对自我生活的不满与颓废，正是因为在“牢笼”式的婚姻中禁锢了自己，却又无力摆脱，不由地发出感叹。《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的薇底通过言说，通过身体，表达了自己鲜活的生命感受，她是一个有着自己主体意识，能够在对外部世界的实践中把握自己命运，表达自己独特灵肉感觉的自由自觉、自为自主的思想主体、情欲主体和性别主体。《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则是在“想方设法冲破牢笼中陷入另一种矛盾之中了。”“我应当发癫，因为这些幻想中的异迹，梦似的，终于毫无苦难的都给我得到了。但是从这中间，我所感到的是我所想象的那些会醉我灵魂的幸福吗？不啊！” 丁玲在这些小说里，倾注自己在租界上海的全部生命体验（其中有一部分并非描写的上海，但其所表达的与上海租界语境类同），并将此转化为文字创作。在这些关于颓废欲望的文本书写中，丁玲通过叙述作品主人公在情与欲的激烈冲突，或直接书写他们的纯粹的欲望追求，并最终走向个体生命的颓废边缘。阿英、梦珂、薇底、表嫂、莎菲都是外来的异乡人，都是女性，她们在大都市中既困于“牢笼”又想挣脱困境，而异乡人的无助、租界语境下的颓废、享受，男权的压制让她们只能通过身体欲望来表达。上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最繁华的现代化都市，“到处充斥着现代性所带来的物质象征：汽车、电灯、香水、高跟鞋、无线电收音机、洋房、沙发、美容厅、法兰绒套装、巴黎夏装、日本和瑞士表…… ”[4]殖民文化深深根植在这个都市中，在这里富有与贫穷相对而生，物欲横流却有非常多的底层民众。据丁玲自己讲：“那年马克思生日，开纪念会、我们去听，有李达俊讲马克思主义……工人罢工，我们到马路上去捐钱，跑到浦东纱厂去演讲，劝工人坚持罢工。”上海是租界，是一个有着浓厚外来文化的城市，在这里既有中国南方的文化滋养，同时又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因此当丁玲从湖南常德到上海之后，眼界的开阔，加之她作为湖南人与生俱来的坚韧、积极的性格，以及她的文学天赋，让她的创作独具个性，大胆热烈，与其说丁玲早期小说中的女性带有“小资情节”毋宁说她小说中充满的“牢笼”式的颓废，身体欲望与上海租界语境下的颓废、物欲和湖南本土环境中的革命、热烈之间的互相交织、较量。也是“原籍地理”与“活动地理”双重作用的结果。
 
                                                                       二
 
       如果说丁玲初到上海时被巨大的都市小资文化所冲击，那么她在第二次来到上海之后则逐渐带有革命意识（当然这里的革命，实际上带有丁玲想象的革命成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年轻时期她对革命的想象皆来自于周围人的影响）与平民化，特别是在胡也频与冯雪峰的影响下，她又把创作的笔触从都市延伸到了底层，具体说来，她呆在上海租界的时间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是指她（1922年——1924年）先后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高级班和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期间，其间也曾逗留于南京与常德；后期是指她在（1928年——1933年）在上海先后发表一系列小说，并从事一系列革命文学活动。她在上海平民女校就读时，是半工半读的状态，当时平民女校的教员们都不是专职的，有自己的工作，经常会遇到停课的状况，她觉得呆着也没有意思，便和王剑虹商量到南京勤工俭学，结果勤工俭学并没有成功，反而让她们花光了身上的钱，她只好回到了湖南老家，1923年，丁玲与王剑虹又一次到了南京。
       当丁玲和王剑虹再度回到南京的时候，遇到了曾经在平民女校任教的柯庆施，柯庆施介绍她们认识了施存统和瞿秋白，施存统已经在上海任教，而瞿秋白刚从苏联回来不久，正要去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他们认为丁玲和王剑虹这样闭门读书未必是好事，建议她们去刚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大学深造，于是丁玲就又回到了上海。当时上海大学是由于右任担任校长，邵力子担任副校长，邓中夏和瞿秋白等人都在其中（其中有一部分也是当时平民女校的教师）。因为在上海大学接受了正规的教育，听了沈雁冰、俞平伯，瞿秋白等人的课程，丁玲的心态逐步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如果说九姨（向警予）的话对她是外在因素的激励（向警予在上海时曾与丁玲谈过话，说她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妇女。她母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那她再一次返回上海到上海大学求学之后心理发生的微妙变化，则是她想要摆脱颓废、迷茫，力求寻找新的出路的心理，她不仅接触到了全新的文学世界，也从瞿秋白那里接触了全新的主义、思想。
       之后她辗转北京，在北京她认识了胡也频和冯雪峰，后于1928年回到上海，期间还曾追随冯雪峰去往杭州短暂停留，最终她在这段痛苦的三角关系中做出了选择，离开了冯雪峰选择了胡也频，而第二次在上海的生活（1928——1933年）是她的心态发生巨大转折的时期，如果说初到上海时，上海的都市风情带给丁玲视觉、感官上的巨大冲击，那么第二次他在上海时经历了感情的波折，思想的洗礼甚至是爱人的牺牲、自己的被捕等等，把她“原籍”湖南人的性格完全唤醒，这在她的作品中可以明显感知到，从初期创作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阿毛姑娘》到《韦护》《一九三0年春上海（一）》《一九三0年春上海（二）》《消息》《从夜晚到天亮》再到具有浓厚湖湘文化的《水》《田家冲》《母亲》《过年》等，丁玲的作品开始了明显的转向，从一个都市“牢笼”、革命想象与情爱、欲望相伴的异乡人，到对革命与恋爱有着自己认识的女性形象，当她在上海接触到了一种新的革命信念之后，写了很多被称为“革命+恋爱”的小说，而湖湘文化特色也有所展露。这并非弑父娶母的菲勒斯中心主义，而是与“父权”共生的“我”的存在。丁玲曾说：“我写了《在黑暗中》那几篇后，再写的东西就超不过那几篇了，还是在这个圈子里打转。自己感觉到了这一点，就一定要想办法，把这套东西放下来，另外再想一套东西。那时候，我放下短篇，暂时不写，着手搞了长篇，写了《韦护》。”[5]《韦护》可以说是丁玲小说的一个转型，之后的《一九三0年春上海（一）》《一九三0年春上海（二）》《消息》《田家冲》《水》不仅在文风上转型，在内容上也发生了变化。在《韦护》中，丁玲刻画了两个莎菲型女性追求自由与理想的历程和她们之间深厚的同性友谊。丽嘉是一个热烈追求自由的理想生活、具有鲜明个性和自我主张的青年女性。她的理想是“将热血洒遍人间”，“替人间争得了她渴慕的自由”，但是，现实却不容许她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丽嘉是一个傲慢、任性的女性，与几个女友终日过着无所事事、到处游荡的无政府主义式的生活，直到她遇到了信仰共产主义的韦护。韦护身上带有的革命精神吸引了丽嘉，丽嘉从此爱上了韦护。可惜好景不长，韦护因为自我革命与恋爱的不调和最终舍弃了她。“丽嘉失去了爱情，但也寻回了自己。在好友珊珊的帮助下，丽嘉重新鼓起生活的力，决心在社会上做出点事来。丽嘉新的信念的确立是在失恋的刺激下完成的，伴随着爱情的失去，丽嘉的主体意识却在恢复。她终于认识到爱情并不是女性最后的归宿，自我必须走出个人狭小的圈子，在社会工作中才能寻到真正的精神寄托。”[6]而丽嘉的好友珊珊却始终保持着独立自主的人格特征。起初，她跟丽嘉一样过着极其自由但也极其苦闷的生活，然而她却更早醒悟过来，决心继续读书以寻找出路。她以清醒的理性，时时劝告着好友丽嘉要充实自我，“凭自己的力找一条出路”，提醒着沉迷于爱情的丽嘉要保持自我，并鼓励丽嘉走出失恋的痛苦，走上生活的正路。“既然他能离开你而生活，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他伴着你呢？”“我们再一同好好生活吧！”“我们还是来盘算我们自己的事！”[7]小说中有一段描写：丽嘉与珊珊下车以后，“直象闯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去年她们“站在船头上，骄傲的摇着头巾，向那些高大的建筑物，那些龌龊的脸，以及一切遗留在记忆里的权势，狡猾，卑鄙告别，她们愿意不要再来了! ”如果说在《韦护》中，丁玲还只是暗示了女性的出路是在社会上做出点事，那么在随后写作的《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中，丁玲便明确了女性生命由虚无到充实，由不满到满足的改变是靠着向社会跨进、为大众做事的信仰来实现的，并初步展现了女主人公美琳在向大众靠拢，确立新的信念后的快乐与喜悦。美琳本也是一个莎菲型的女子，因为爱上了作家子彬，便大胆地与他住在一起，过着自以为很幸福的生活，其实，只是新式的高级花瓶。但在爱情的陶醉中，美琳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直到革命者若泉的来访，美琳一度消失的女性自我意识被重新激发。她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认识到爱情使她失去了“在社会上的地位”，于是，她决定抛开自己的充满个人主义苦闷的丈夫，走到社会中去。“她还要别的！她要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
       这是美琳自我意识重新觉醒后的宣言，除了爱情，她还要自我生存的意义。在这里，美琳的形象已经与丁玲早期刻画的女性形象有了本质的不同，与她们的苦闷绝望、悲观虚无和时时纠缠于死亡的诱惑不同，美琳充满了生活的力，“她并不想死，只想好好的活，活得高兴。”丁玲笔下女性的精神状态有了根本的改变，莎菲是要“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而美琳则是要“好好的活，活的高兴。”
       不仅是女性，包括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呐喊与革命。《一九三0年春上海（一）》这样描写道：“许多大腹的商贾，为盘算的辛苦而瘪干了的吃血鬼们，都更振其精神在不稳定的金融风潮下去投机，去操纵，去增加对于劳苦群众无止境的剥削，胀满他们那不能计算的钱库。……而工人们呢，虽说逃过了严冷的寒冬，可是生活的压迫却同长日的春天一起来了，米粮涨价，房租加租，工作的时间也延长了，他们更辛苦，更努力，然而更消瘦了……于是斗争开始了，罢工的消息，打杀工人的消息，每天消息不断地传来，于是许多革命的青年，学生，**党，都异常忙碌起来，他们同情他们，援助他们，在某种指挥之下，奔走，流汗，兴奋…春是神了，软的风，醉人的天气！”《一九三0年春上海（二）》中玛丽与望微的冲突其实正是作者内心两种性格的较量，一方面是与生俱来的湖南人的革命情节，另一方面则是长期在上海浸淫的上海都市文化，已经从“牢笼”式的苦闷倾向于冲破一切的呐喊了，“拳头打在脸上……他看到他们激昂的脸，他被拖到一辆大的黑的铁车旁，他突然看到了玛丽，她还是那么耀目，那么娉婷..”而最终望微还是在人群中跟着齐声喊着口号：“打倒……”，小说结尾处的处理，可见丁玲风格转向，《梦珂》结尾处：在欲望中得到浅薄的快意，《莎菲女士的日记》结尾处：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上海都市带来的虚无、欲望显而易见，而到丁玲第二次到上海，再出手写作时，风格就悄然而变，《一九三0年春上海（一）》结尾处是：子彬无言的，痛恨的却百般悼惜地用力将它关拢，使劲摔到抽屉里，他叹出了一口长长的叹息。《一九三0年春上海（二）》结尾处则变为更加直接的：打倒……她的作品虽然仍是在女性情感中抉择，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三
 
       到了《田家冲》《水》《母亲》作品中，她作品中所展示的湖湘文化，不仅具有湖南的民风、民俗，而且还具有湘妹子身上的热烈、泼辣与果敢。丁玲在《田家冲》中写到了极具湖湘特色的“收魂”与“扎灵屋”的民间习俗，与当时湖南常德的习俗十分契合，“扎灵屋”是湖南常德地区一种丧葬祭祀物品，在《田家冲》《母亲》中出现了腊肉、酸辣椒等湖南特有的吃食，也是丁玲对“原籍”湖南的特有记忆，除了民俗之外，在《田家冲》《水》《母亲》中还出现了湖南地方方言，比如“幺妹”（《田家冲》）“幺妈”“姆妈”（《母亲》）等，“吃酒”“吃茶”（《母亲》）“退哈欠”（《水》）等，以及一些湖南的民谣“二月菜花香又黄，姐姐偷偷去看郎……”（《田家冲》）等，这些都是丁玲“原籍”地理在作品中的反馈。
       除了直接的湖南民俗体现，在丁玲早期转型之后的作品中，还夹杂着湖湘人的革命、冲击的特征，这是都市蜕变与想象革命之后的革命探索期，激起了丁玲的身上的某种革命冲动。小说《水》就是以湖南常德对龙王的崇拜及其传说为背景展开的，丁玲童年就遭遇过水灾，“丁玲母亲在日记中曾记录过‘西城龙出蛟’，而民间故事中‘龙出蛟’即指潜伏在某地的龙冲出来造成堤坝坍塌引发大洪水，暗示着自然灾害背后涌动的时代潮流。”[8]丁玲凭借自己早年时期的经历，与自己的创作结合起来，在经历了创作初期对都市的憧憬，对革命的幻想，积淀之后，丁玲上海后期的创作显然呈现了不一样的视角和维度，这是丁玲在“活动地理”之后对“原籍地理”的重新观照。
      纵观丁玲的早期的创作，初到上海时她感受到的是都市的物质、欲望和颓废的心理，也是革命、激进、抗争的新女性形象，因此她在最初的小说创作中无不充斥着情爱、矛盾与纠结，而当她经历了上海——南京——北京——杭州——上海，她看到的上海不再是物欲之都，而是充满了革命、斗争、暴力、底层苦难的都市，再加上她对湖南早年生活的经历，让她改变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转而开启了革命+恋爱的写作模式（这时的革命虽然也是一种想象的革命，但与之前上海求学时期的革命完全不同），在她上海后期的文学创作中展现了更多湖南常德的民俗、民风，以及湖南人特有的革命精神。两次上海的不同感悟，也让她的文学作品有了不同的关照。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注  释：
[1] 丁玲：《丁玲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2] [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页。
[3] [美]梅仪慈著，沈昭铿等译，《丁玲的小说》，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
[4] [硕]孙艇：《印象都市：丁玲的上海情结》，华中科技大学，2007年。
[5]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6] [硕]董珊珊：《从空间转换看丁玲小说中女性的“扑火”之旅》，湖南大学，2008年。
[7] 丁玲：《丁玲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8] 章晓虹：《丁玲早期作品的湖湘民俗文化特色》，《武陵学刊》，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