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菲女士”的五四反思与自我超克

                                                                               倪文婷   
 
                                                         一、五四新女性的失语困境与莎菲日记的省思发声
　　
       1、蕴姐：五四新女性的悲剧先锋
 
      《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塑造的五四新女性莎菲，独自生活在北京一处简陋公寓。她由于患上肺病，获得北京许多友人照顾。其中，莎菲和蕴姐建立最深厚的感情，因为蕴姐启蒙了莎菲的新女性意识，两人惺惺相惜。当蕴姐远嫁上海，莎菲为了保持联系，便开始写下日记。对于莎菲而言，日记是一封留待蕴姐阅读的“瓶中信”，它不能简单视为一种潜意识记录，因为它预设了第一读者——蕴姐（即五四新女性）。
       当蕴姐面临婚变而向莎菲诉苦，莎菲写日记的对话性质更为明晰。婚后的蕴姐旋即面临丈夫的态度冷却。这种变化令蕴姐难以承受。即使蕴姐努力讨好丈夫仍无改善。这让蕴姐更为挫败。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蕴姐只能去信莎菲写道：“我的生命，我的爱，都于我无益了……”[1]。在字里行间，蕴姐“未肯明明白白的表白出来” [2]婚变内容，只是含糊发抒情绪，表露出自疑痛苦。不过，这没能瞒住莎菲，莎菲看出了蕴姐这种顾此失彼的潜意识写作，暗示了蕴姐“更不必须要得到我的安慰”[3]，因为这些以解套为目的的慰问，都将可能刺伤蕴姐的新女性自尊，暗讽其择偶不力。毕竟蕴姐是依循五四倡导的恋爱自由，主动选择婚姻伴侣，一旦反馈负面，便义同指责自身的择偶不慎。
       莎菲一方面意会蕴姐的失语原因，另一方面也同样陷入失语难题。莎菲反诘：“哪里还能找到几句话去安慰”[4]蕴姐？所以她才转向日记，写下暂时无法向蕴姐直言的话语：“我可以揣想出她婚后的生活……蕴姐是最神经质，最热情的人，自然她是受不住那渐渐的冷淡，那已掩饰不住的虚情”[5]。莎菲想告诉蕴姐的是，她的婚变问题无关乎丈夫的冷淡与否，而是源自一种人类激情的客观消长，但是，蕴姐的五四新女性主体却难以承受，因为她无从认识到问题本质，最终选择了自杀。莎菲进一步指出：那层遮蔽蕴姐认知问题的关键，实际上源自“五四”启蒙的缺陷，她质问道：“神为什么要去捉弄这些在爱中的人儿？”[6]由于“五四”对于这些新青年而言乃具有神的地位，他们服膺“五四”这个世俗上帝的启蒙。蕴姐便是服从于“神”即“五四”的旨意下自由恋爱，却也受其“捉弄”而变成依附丈夫的客体，致使陷入失语困境乃至自杀。若是蕴姐“不被神捉弄般的去爱上那苍白脸色的男人，她一定不会死的那样快”[7]。莎菲认为：蕴姐的悲剧应当是“五四”始料未及的反作用力。
       莎菲曾想过劝蕴姐暂离夫家，但最终也没能说出口。[8]因为莎菲明白离家的新女性无法克服自身的独立问题，即鲁迅所说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难题，要么堕落，要么回家。莎菲不由得感觉五四新女性的前景“百无可望”，尤其在获悉蕴姐的辞世电报，莎菲亦想追随蕴姐“早死了干净”。[9]自杀就像两人以身殉道的办法，或者说一种无言的抗议。
 
        2、毓芳：五四新女性的保守禁欲者
 
       面对前述蕴姐的自杀悲剧，莎菲反思了“五四”作用在新女性身上的矛盾影响。当莎菲有感自身对于南洋华侨凌吉士一见钟情，她便不再顺着五四新女性的“恋爱自由”公式，一股脑热地陷入爱河，而是一反常态，省思悸动原因。不过，莎菲也不由得陷入和蕴姐同样的失语困境。莎菲求助挚友毓芳开导，却受到一顿严厉批评。毓芳何以如此？
       毓芳和莎菲一样同为五四新女性，她和男友云霖稳定交往，两人“商商量量平平和和的过日子”[10]并开展同居生活，不过，云霖却很快搬离。莎菲猜想：这是出自两人“连自己也不敢断定，当两人抱在一床时不会另外又干出些别的事来”，所以莎菲嘲笑毓芳和云霖为“禁欲主义者”。[11]虽然毓芳没有立马反驳，但是当莎菲求助毓芳开导凌吉士的问题时，毓芳却表现出保守态度。毓芳批评莎菲仗势着“五四”自由恋爱的旗帜，所以表现得“太不老实”，“太不留心”自身眼波，以至于可能让凌吉士产生误会。[12]从毓芳的保守立场，她认为莎菲即“五四”自由恋爱的最佳演绎者，因此，她很难领略莎菲有意挣脱“五四”恋爱公式的努力。
       毓芳的此番误解竟让莎菲辩驳无门。即使莎菲意图挣脱“五四”框定给新女性的恋爱公式，莎菲却反倒逼近“五四新女性”的负面模板而无语争辩。所以，莎菲才重申日记的沟通性质，她说道：“这日记，我总是觉得除了蕴姐我不愿给任何人看……怕别人给一些理智的面孔给我看，好更刺痛我的心；似乎我自己也会因了别人所尊崇的道德而真的也感到像犯了罪一样的难受。”[13]莎菲明确表示：她期望日记收获蕴姐的理解式阅读，而非毓芳的误解式阅读。因为毓芳的潜在目的是为了重新标榜五四新女性的禁欲态度，以期社会的更广泛接纳。毓芳将莎菲定调为任性放纵，看似展现了五四新女性的自省“理智”，实际上，她以不容分辩的“道德”姿态，审判不符合保守规范的五四新女性。这使得莎菲感到像犯罪一般的难受，毕竟她被毓芳排除在五四新女性的群体之外。
 
        3、苇弟：五四新女性的盲目推崇者
 
       莎菲在日记里头反复申明，她的写作目的为“宁肯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满足”[14]，尤其是反对那些对于五四新女性的“盲目的爱惜”[15]，也就是盲目地肯定或推崇五四新女性。以苇弟为例，莎菲一方面凭恃苇弟的单恋来满足其新女性主体，另一方面却警惕这种绝对迷恋，无益于克服她的主体缺陷。所以莎菲不得不在日记里质问道：“我的父亲，我的姐姐，我的朋友都能如此盲目的爱惜我，我真不知道他们所爱惜我的是些什么：爱我的骄纵，爱我的皮气，爱我的肺病吗？”[16]这显露莎菲的自知之明，她清楚自己身为五四新女性的毛病。
       实际上，莎菲十分期待苇弟变成她“可诉心肺的朋友”，一旦苇弟能看出她省思“五四”的立场并将她评断为“凉薄的反反复复的不足爱的女人”，两人关系便能更进一步，莎菲甚至“会热诚的拥着他同他接吻”。[17]莎菲所诉求的三个看似不合常理的激进特质，是为了相对于毓芳诉诸的保守的“五四”规范而生：“凉薄”相对于“五四”的“道德”尊容；“反反复复”相对于“五四”的“理性”面孔；“不足爱”相对于“五四”倡导的“恋爱自由”。莎菲想借着站到了五四新女性的对立面，找寻五四新女性进一步的发展可能。
       为了吸收苇弟变成反思五四新女性的同路人，莎菲首次展示她写给蕴姐（即五四新女性）的日记。不过，当苇弟读见莎菲面临凌吉士的各种挣扎，他的反应却比毓芳更为保守。苇弟认为莎菲爱上富含西式丰仪的凌吉士，所以自己才配不上莎菲。苇弟激动说道：“你爱他！你爱他！我不配你！” [18]。比起毓芳的严厉批评，苇弟对莎菲的阐释更加激怒莎菲，因为苇弟的自贬不仅印证了莎菲始终不敢正视的事实，即她的确在乞求凌吉士的爱，而且苇弟还不留情面地暴露了“五四”所无力处理的中国和西方价值的阶序问题。苇弟的一句无心抱怨无异于瓦解了五四赋予新青年的独立根基并且暴露出五四新女性的主体缺陷问题，所以莎菲“真想一赌气扯了这日记”[19]，毕竟她确实不知如何因应“五四”留给新女性未完成的“西化”与否的艰难命题。
 
 
                                                         二、五四新女性的未完成主体：西化与否的两难命题
 
       1、莎菲：未完成的五四新女性主体
 
       莎菲一方面从上述的蕴姐、毓芳和苇弟身上，体认到五四新女性的主体缺陷，她另一方面也从独居的住所发觉五四新女性的尴尬处境。莎菲是一个人独自居住在北京的一处简陋公寓，她为了消磨养病的苦闷时光，日复一日地看报纸煨牛奶。虽然莎菲享有摩登的独立生活条件，她却依旧不快，因为她发现这栋公寓存有诸多缺陷。莎菲首先感觉到房间狭小逼仄，那“四堵粉垩的墙…呆呆的把你眼睛挡住”，“那同样白垩的天花板…沉沉的把你压住”。莎菲将她的住家视为一座“幽囚的公寓”[20]而非摩登女性的立身根本。莎菲其次感觉房间嘈杂肮脏，她必须天天忍受住客们在走廊上使唤伙计的声音，她形容那种声音“又粗，又大，又嗄，又单调”，以及楼下不断有人“在那电机旁边大声的说话”。莎菲从日常接触的“那麻脸伙计”、“那有抹布味的饭菜”以及“那扫不干净的窗格上的沙土”之中，实在“找不出一件能令人不生厌的”内容。[21]
       从莎菲嫌弃的诸多细节实际上反衬出她所憧憬的（西式）文明化生活——精致的饮食文化、敞亮洁净的住房、长相白净的伙计、谈吐温文的邻人。莎菲内心期望的西式情调尤其显露在她幻想的临死场景中：她期望睡在“极精致的卧房的睡榻上”，“读着许多封从那些爱我的人儿们寄来的长信”，周围有她的“姐妹们跪在榻前的熊皮毡上”为她祈祷，还有她的父亲“悄悄的朝着窗外叹息”。[22]这些幻想图景皆反映出莎菲深受西方（基督教）文明情调与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影响。不过，她独居的北京寓所却完全背离这种西化想象。这表现出“五四”启蒙新女性的西方价值未能贴合她们置身中国的在地处境。
       于是，莎菲不得不注意到她房中的自我镜像存在不合科学比例的扭曲：那张洗脸台上的镜子会“把你的脸拖到一尺多长的镜子，不过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头，那你的脸又会扁的使你自己也害怕……”[23]。莎菲见到的变形倒影反映出她体认五四新女性置身四不像的尴尬处境。通过“莎菲”这个名字蕴含着“无姓（氏）”和“（西）洋味”的双重特色，会发现莎菲的五四新女性主体不能偏废其一。莎菲的现实生活如果缺少其一元素，她的五四新女性主体便不再完整。
      “莎菲”这个名字第一重的“无姓（氏）”特色意味着莎菲已经离开大家庭，独自来到大都会生活，成为了真正的自由个体。在第一节分析的莎菲友人——蕴姐、毓芳、苇弟也同样缺乏姓氏，表现他们和莎菲一样完成“五四”的个体解放，不过，他们三位命名却都缺乏莎菲命名的第二重“（西）洋味”特质。所以当莎菲见到唯一拥有西洋气质的黄种中国人——凌吉士，她不由得一见倾心。莎菲曾说过：“我是有如此一个美的梦想，这梦想是凌吉士所给我的”[24]，因为莎菲感觉凌吉士赋予她的“梦想”或许能够填补她五四新女性的主体缺陷乃至于脱离这种缺失西洋元素的尴尬处境。
 
        2、凌吉士：莎菲西化与否的两难命题
 
       莎菲由于认识自身作为五四新女性主体的未完成性，她初见凌吉士便自惭形秽，如同苇弟一样的羞怯自贬。莎菲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乡下才出来的姑娘”，并且因为自己“两只从不知羞怯的破烂拖鞋”而不敢靠近凌吉士。莎菲甚至开始看不起五四新青年云霖，感觉他在高雅的凌吉士身旁显得“多么猥琐，多么呆拙”[25]，而且莎菲也发现苇弟的脸会在哭的时候“现出醜”[26]。在莎菲眼中，凌吉士就是一个“高贵的模型”，她以瞻仰姿态形容凌吉士的阴柔美——“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并且以“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凌吉士“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由于凌吉士以莎菲“想不到的不急遽的态度递过那只擎有名片的手”来进行自我介绍，莎菲更是不得不对凌吉士一见钟情。[27]
       不过，莎菲的五四新女性主体并不容许她过度出演这种自贬行为，所以莎菲说出：“社会里面是不会准许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所以我只得忍着”[28]。莎菲由于自觉她在凌吉士面前的自我矮化问题，她便同蕴姐面临婚变的潜意识失语一样，亦陷入失语状态。莎菲刻意将凌吉士这些出其不意的（西式）文明礼仪描述成“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29]，她多次重申明凌吉士在她的“心心念念中怎地又蕴蓄着一种分析不清的意义”[30]。莎菲始终不肯正面承认自己爱上凌吉士，即使她对凌吉士的情欲冲动完全符合“五四”启蒙的恋爱自由，但是，这份情欲却会损害她的五四新女性主体的独立性。所以莎菲不得不忍耐，因为她不能任由不合法的情欲瓦解她得来不易的五四新女性身份。莎菲只能借由选择性失语，来保护她脆弱的五四新女性主体。
       实际上，莎菲十分向往凌吉士身上拥有她所缺乏的“西化”特质。莎菲形容凌吉士的“丰仪”不仅有着“欧洲中古的骑士风度”，还有着“那东方特长的温柔”。这或许脱胎自凌吉士的新加坡华侨出身，所以凌吉士得以兼备中国和西洋气质。在凌吉士身上，莎菲依稀触及中西合璧的可能（尤其是西方情调），特别是凌吉士自在地展露西方情调并懂得悠游恋爱游戏。这一方面满足于莎菲身为五四新女性潜藏的“西化”向往，另一方面则迎合她受到“五四”启蒙的恋爱（情欲）自主意识。凌吉士由此占据了莎菲心中的重要地位，并获得其他小说人物所没有的中国姓氏——“凌”（其他小说人物皆为“无姓（氏）”），由此可见其份量之重。
       即使当莎菲认识到凌吉士的精致丰仪之下不过是一个卑丑的灵魂，她仍然不愿轻易放弃。纵然凌吉士的保守性别观明显地违反了莎菲受到“五四”启蒙的价值观，但是，莎菲依旧无法自拔地渴望凌吉士。因为莎菲迫切地需要凌吉士那份兼备中西的“丰仪”来弥补她残缺的五四新女性主体。所以莎菲设想：如果她“单单能获得骑士一般的那人兒的温柔的一抚摩，随便他的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31]。莎菲清楚地知道一旦接受凌吉士，她将面临五四新女性主体的自我矮化，而一旦失去凌吉士，她将无力填补五四新女性的主体残缺。在这种两难困境的困境中，莎菲却宁可自贬，换言之，牺牲自己来换取凌吉士，因为失去带着西方元素的凌吉士，她必然“失掉一切生活意义的保障了”[32]。这谕示了莎菲由于无力因应“五四”遗留的西化问题而身陷的自贬与自恨的两难困境。
 
        3、莎菲超越西化的两难可能？
 
       为了解决凌吉士留下的难题，莎菲“把所有的心计都放在这上面用，好像同着什么东西搏斗一样。我要着那样东西，我还不愿去取得，我务必想方设计的让他自己送上来”[33]。莎菲仍以暧昧说法指代她的（西化）情欲，她只说“要着那样东西”以及“同着什么东西搏斗一样”的暧昧说法指代她企图克服的问题。莎菲欲解决的矛盾即如何在凌吉士面前不再自贬，以期保全五四新女性的尊严，并且满足于“五四”启蒙新女性的“西化”向往和恋爱自主。
       莎菲替自己设想的解套办法是让凌吉士主动追求自己，她便可以同时满足“五四”的自由恋爱准则以及五四新女性的独立主体性，既获得了爱情，亦保全了自身。于是，莎菲自足地说道：“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34]。莎菲以“女性十足”作为“女人”的修辞，代表了自己心中始终怀有五四新女性的身份自觉，她永远优先考虑五四新女性的职责所在。因此，她对“五四新女性”下了一个定义，她们会“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显示了五四新女性在男女自由恋爱的过程也必须保持“征服”的主动性，以确保新女性的主体性。所以，莎菲想要通过凌吉士“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来满足莎菲渴望主动“占有”凌吉士的“新女性”主体愿望。
       不过，当莎菲认识凌吉士的表里不一，她的计划必然流于失败，毕竟凌吉士不可能以莎菲期待的“五四”的自由恋爱形式与莎菲平等相处。所以在莎菲眼中，凌吉士“还不懂得真的爱情呢”[35]。虽然凌吉士有妻子并且恋爱过，但是，莎菲认为凌吉士未曾“爱过一个女人”也未曾“得到一个女人的爱”。[36]因为凌吉士的“爱”不是莎菲身为五四新女性主体诉求的男女平等之“爱”。莎菲却“无能使他（即凌吉士）了解”并获得“敬重”而不禁倍感挫败。[37]
       凌吉士抛出的两难命题是通过莎菲接受一次凌吉士的吻却躲开一次来化解。当凌吉士第一次亲吻莎菲，莎菲立刻用力推开并感到一种胜利滋味，因为凌吉士的主动避免了莎菲自贬身价的危机，她无须乞求那份“五四”启蒙“新女性”的“西化”情欲。[38]而当第二次凌吉士再吻莎菲，莎菲的毅然躲开又证明自身坚守五四新女性的独立性。[39]如此一来，这便避免了莎菲的五四新女性身份的尴尬处境，又化解了凌吉士留下的登天难题。不过，莎菲并未止步于此，她仍继续追求超越“五四”的真正纾困之道，探询超克自我的可能。
 
                                                          三、 莎菲的出路：“莎菲+女士”的绝对自由主体
 
       以下笔者要说明“莎菲女士”即莎菲探询超越“五四”困境的解套办法，而且这是莎菲意味深长的独门设计。在此要先指出，“莎菲女士”只出现在小说标题《莎菲女士的日记》，却未出现在小说正文。那么“莎菲女士”与“莎菲”之间的关系为何？
       首先，“莎菲”与“女士”的连缀是一个不符合中西文化习惯的使用。在正常情况下，“女士”为单独叫唤使用或与女性的“家族／冠夫姓氏”或“职务名称”连缀使用，例如：莎菲的医师——“克利大夫”（Doctor Klee）为家族姓氏与职业身份的合体；莎菲的看护——“密司杨”[40]（Miss Yang）为家族姓氏与女性敬称的结合。而在《莎菲女士的日记》的1985年英译标题“Miss Sophie's Diary”中，Miss Sophie[41]也是十分突兀的直译，并非英语世界的惯常叫法。
       其次，“莎菲”（Sophia）的本义有着“智慧”的意涵，并且是出自苏俄小说中“无政府主义女性革命家”[42]的女性名字（而非姓氏）音译。当革命家的小说名——“莎菲”，结合西方敬称女性的意译——“女士”，便构建了一个超出读者的常识范围且不中不西的新型能指。实际上，这呼应了莎菲替自己所谋划的积极出路，并寄寓莎菲的自我超克愿望。
       在日记结尾处，莎菲展露出一种从绝望的孤境中持续奋斗的信念。她由于认清自身的失语困境是出自五四新女性的未完成主体的问题，所以总结道：“总之，我是给我自己糟蹋了，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我的天，这有什么法子去报复而偿还一切的损失？”[43]。从凌吉士的身上，莎菲领悟到五四新女性的自贬（“糟蹋自己”）以至于自恨（“仇恨自己”）的两难困局，是无法通过报复对方而补偿自身的既存缺憾。莎菲的诘问态度表现了另辟蹊径才是终结两难局面的最佳方式。
       因此，莎菲以“莎菲女士”的新能指为肇始，表明她意图凭恃个体力量找到自身的最终出路。莎菲于是说道：“好在这宇宙间，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费得侭够了，那末因这一番经历而使我陷到极深的悲境里去，似乎也不成一个重大的事件……”[44]。莎菲力图超越“五四”这个世俗上帝的视点，指出宏阔的未知的“宇宙”存在。表面上，“宇宙”反衬出莎菲的无足轻重，或者说看轻自我而有意颓废放逐。实际上，“宇宙”应当视为一种无神论观点。莎菲认为宇宙没有上帝，所以她可以自由支配生命，乃至于浪费生命，皆不会妨碍宇宙运行，而宇宙亦不会干涉其选择。莎菲将享有绝对自由来定义自我。因此，莎菲敢于承认原先和“五四”的博弈是一种尽兴之至的生命浪费，并强调她的生命即个人的“玩品”。由于她所浪费的生命是出自主观选择，她愿意承受一切代价。从这个新的世界观出发，莎菲相信：即便经历过此番和“五四”的殊死博弈而身陷当下“悲境”，也根本不再是什么“重大的事件”，因为她已经催生出新的主体想象即“莎菲女士”——一个不中不西的绝对自由的孤立主体。
       莎菲于是带着新的信仰“决计打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生命的剩余”[45]。“南下”是莎菲超克旧我和超越“五四”的起点，她的真实目的是到一个无人认识的地方，成为一名无人知晓的“莎菲女士”，真正地开创新局面。不过，莎菲并未对此乐观，她预判自己很可能是以余下生命为赌注，最终输给这场未知博弈，但是，她却因此“从伤痛中又兴奋起来”[46]甚至达到情绪高潮——狂笑。莎菲最后一个表情是以“狂笑的怜惜我自己”[47]的状态主动迎面未来，并以“莎菲女士”之姿告别旧我，她说道：“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48]。这或许正是莎菲女士超克旧我与突破“五四”难题的“飞蛾扑火，非死不止”[49]的决心。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注  释：
[1] 丁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 [M]. 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114. 本书采用《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10月开明书店初版本，原文为繁体字，笔者改为简体字。
[2] 同上，第97页。
[3] 同上，第96页。
[4] 同上，第96页。
[5] 同上，第97页。
[6] 同上，第97页。
[7] 同上，第112页。
[8] 同上，第97页。
[9] 同上，第97页。
[10] 同上，第85页。
[11] 同上，第92页。
[12] 同上，第113页。
[13] 同上，第114页。
[14] 同上，第80页。
[15] 同上，第81页。
[16] 同上，第81页。
[17] 同上，第115页。
[18] 同上，第116页。
[19] 同上，第116页。
[20] 同上，第87页。
[21] 同上，第80页。
[22] 同上，第87页。
[23] 同上，第80页。
[24] 同上，第107页。
[25] 同上，第86页。
[26] 同上，第98页。
[27] 同上，第86页。
[28] 同上，第86页。
[29] 同上，第86页。
[30] 同上，第106页。
[31] 同上，第123页。
[32] 同上，第123页。
[33] 同上，第91页。
[34] 同上，第91页。
[35] 同上，第114页。
[36] 同上，第114页。
[37] 同上，第116页。
[38] 同上，第124页。
[39] 同上，第124页。
[40] 以“密司杨”称呼新女性颇具时髦意味，也是今日熟悉的“杨小姐”的英文音译。
[41] 是否以Lady Sophie的译法更为贴切。
[42] 王中忱. 导读[G]//丁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M]. 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18.
[43] 同上，第125-126页。
[44] 同上，第125-126页。
[45] 同上，第125-126页。
[46] 同上，第125-126页。
[47] 同上，第125-126页。
[48] 同上，第125-126页。
[49] 瞿秋白对于丁玲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