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苦”不“同甘”：沈从文笔下丁玲形象考

                                                                                         马率帅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与丁玲的关系是一段著名的“公案”。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围绕两位著名人物展开讨论，特别是沈从文和丁玲晚年“失和”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是“侮辱革命”与“低级趣味”[1]还是“女性自尊”与“涉及隐私”[2]？是信仰的根本分歧还是文学志趣的迥然有别？一部《记丁玲》（含续传）引发的风波值得深思。然而有一个十分重要但是为人忽略的事实是：沈从文笔下的“丁玲”形象（此处指新中国成立前，如《记胡也频》《记丁玲》等传记文学作品），并非全部是现实中的“那个”，尽管《记丁玲》以近乎人物传记的模式书写了关于丁玲的世界，但这是属于沈从文眼中笔下的“丁玲”。如周良沛就认为“它（指《记丁玲》）有对丁玲颇有艺术感染力的生动描述，但沈从文惯于小说虚构的想象力，有时也忘记纪实所该有的基本职业和道德的规范。[3]在解读沈从文与丁玲的关系时，将传记《记丁玲》作为史料衡量沈从文与丁玲关系本身就存在错位，特别是后来经过“文革”等时间和空间的历史错位带来的“失真”着实影响着后人的判断。此外沈从文的“互文”与“非虚构”写作也“迷惑”了部分读者，以“丁玲”为例，文本中的丁玲就并非仅仅是丁玲形象，更包含作者的某些审美理想和“事功”之意。因此借助“互文”和“非虚构”写作理念有助于还原沈从文笔下的丁玲形象，把握文学与现实丁玲的距离，可能有助于解决此类问题，同时对充分理解沈从文与丁玲亦有重要意义。
 
                                                                        一、 “共苦”不“同甘”的事实与表象
 
       从早期的“大被同眠”到晚年的“老死不相往来”，沈从文与丁玲在文学和现实的场域中为我们塑造了一幕“互文”经典。一个“共苦”不“同甘”的结局被建构，参与这场书写的既有“引子”日本学者中岛碧夫妇、当事人丁玲其言其作（如《也频与革命》）、批评家和读者等，还有沈从文笔下那些零零总总关于丁玲的文字，特别是《记丁玲》一书。在诸多的文字中，现实中的丁玲和读者得以勾勒出一个丁玲形象，正是这个形象将两位作家造成“失和”处境。一个吊诡的地方是：如果丁玲或者其他读者只是将《记丁玲》或《记胡也频》当作一部虚构小说，那其中的丁玲形象只是沈从文的文学趣味，丁玲大可不必气急败坏，在《也频与革命》中称沈从文是“胆小鬼”“市侩”，正是因为这样一部传记带来的“真实感”足以影响现实的丁玲形象，所以才会产生诸多纷繁交错的观点。这种交错正是后来非虚构小说的典型特征，其中有明确的作家主体意识，却因独特的“真实感”带来解读丁玲的复杂局面。所以，在分析丁玲的形象和讨论二者的关系时，不能仅仅依靠《记丁玲》孤文，还要关注沈从文笔下其他指涉丁玲的文字（如其他传记、书信、诗歌等）。我们需要在文学和现实的丁玲中保持清醒的意识，否则便会被沈从文的“非虚构”写作带来的“真实感”所迷惑。
       目前根据沈从文全集（北岳出版社2009年版）录入的情况，涉及丁玲的文本主要有：小说《记胡也频》《记丁玲》（含《续记丁玲》）《三个女性》；诗歌《呈小莎》；书信《致丁玲》（1949.09.08）、《致丁玲》（1952.08.18）、《复徐迟》（1980.07.02）、《致萧离》（1982.01.04）、《复周建强》（1982.01.09）、《复金介甫、康楚楚》（1982.01.10）；以及《〈记丁玲女士〉跋》《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消息”》等。
       以上书写对分析丁玲和解读两者关系都具有重要价值，如果按照“大文学”视野[4]，传记、书信都可称作文学作品，我们在考察丁玲的形象时，就不能单纯依靠一两本传记。例如有关丁玲的两篇传记几近“非虚构”写作，至少属于沈从文心中那个充满个性的“丁玲”，但是丁玲自己却认为沈从文近乎胡说八道。李辉在 《沈从文与丁玲》一书中作过这样的分析: “其实，丁玲厌恶《记丁玲》一文应该还有更内在更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她一再对人提到的对沈从文笔调趣味的不满。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别是到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有许多是‘编造’的故事。”[5]这种对“事实”的理解会困扰读者的立场，由此形成不同的“挺沈派”和“挺丁派”。但如果我们将丁玲还原到沈从文的其他书写中思考，可能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两种行为。当现实的真实难以盖棺定论时，文学的真实会带来更多的信息，沈从文到底是故意揶揄丁玲还是真的侮辱革命？在小说《三个女性》中借助“梦珂”（丁玲《梦珂》主人公）的死发出“有些人为每个目前的日子而生活，又有些人为一种理想日子而活……她自己不能活时，便当活在一切人的记忆中。她不死的”的赞叹，[6]《呈小莎》一诗更被认为是沈从文写给丁玲的一首情诗，表现了早期沈从文对丁玲“柏拉图式的爱情”[7]，且不论沈从文与丁玲是否存在恋爱关系，但文字间呈现的对丁玲的赞赏和肯定是一定的，也说明两者的关系比一般朋友更为亲密。其它如《〈记丁玲女士〉跋》《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消息”》等篇章都是在丁玲被捕后，沈从文作为一个文人所作的营救之举，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沈从文冒着被扣“左翼知识分子”的危险而作出的努力，在“革命”尚未看到曙光的时候做出这样的举动实则会担极大风险。所以后来被丁玲斥责为“胆小鬼”的沈从文也决定不收录《记丁玲》入沈从文全集以示抗议，尽管不在公开场合回应此事，但在几封私人通信中，提及和解释了这件事的因果：如《复周建强》一信解释了后来在营救委员会中的出名原因（因为没有见到冯雪峰，或者根本就是不愿与“左翼”的冯成为“同路人”），还透露出丁玲认为《记丁玲》是本“最坏的小说”的主要原因是“举得她还不够高，有损她伟大形象。”[8]《复金介甫、康楚楚》则继续强调“抬举不够高”的观点，并提出“不打量重印（《记丁玲》），研究丁玲也最好不用此小说”的想法。[9]被后来学界广为讨论的“冯达说”则出自《致萧离》一信，但此信最为引人注目处在于沈从文自言“她（指丁玲）至今还不明白这书真正应该挨骂处，正是把她一切举得过高，并不是什么写得极坏，个别处虽不真实，大处实在相当出色，内中既无毫无贬低她的用意”。[10]在信中沈从文承认“个别处不真实”，实际上透露出《记丁玲》作为传记的“文学性”。
       另外还有新中国成立前后，沈从文写给丁玲的两封“求助信”有助于深化了解丁玲与沈从文的关系：《致丁玲》（1949.09.08）用“您”称呼丁玲，以一种近乎罪人的姿态向丁玲袒露心扉，并恳求丁玲保全自己的“家”。[11]另一封《致丁玲》（1952.08.18）较为简短，内容主要是沈从文试图重新创作被退稿，希望丁玲推荐，以及因为急事向丁玲借钱的缘故。[12]这两封信内容清晰，意图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两封信的写作背景都是沈从文40年代以后遇到的两次重大精神危机，在面临自杀和困窘的艰难时期，沈从文能求助的是丁玲这颗“救命稻草”。
       若是要考察沈从文笔下的丁玲形象，就需要综合以上所涉书写，仅仅单凭《记丁玲》一书，实有“孤本”难证之嫌，因此引入“互文”理念可能于此有益，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13]事实上，面对沈从文笔下的“丁玲”，情况将更加复杂，除了关注指涉的文本，还需要挖掘作家在写作过程中的主体性意识。换而言之，因为写作对象的特殊性（现实存在的人物），沈从文这种“非虚构”写作带来的迷雾会迷惑人们的视野。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记丁玲》成为沈从文与丁玲两位作家的龃龉之引，很大原因就是两位老人对单部《记丁玲》的解读和评价标准有别。若果当事人对此尚有“意气用事”之举，“他者”则可以避免此类现象。至少从沈从文笔下的丁玲形象看，真实的丁玲还存在“面纱”，就沈从文承认的“个别处不真实”而言，还存在文学的丁玲和现实的丁玲之分。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就算是作传记式写作，也不忘追逐人性和文学的真实。借用沈从文回忆《记胡也频》的跋语中所言，“这里所记下的，只是自身所知道的个人生活而言，不是最光辉却是最人性的一面，文章并不在叙述一个革命作家的英雄性与神性，却记录了他表面生活发展的秩序”。[14]这话用于丁玲书写，从沈从文的角度考虑，那些去英雄性和去神性的描写不是侮辱了革命的丁玲，恰恰是还原了有血有肉有欲望的丁玲，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丁玲”，这是本意。至于后来因自身经历、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丁玲厌恶此书，可谓因由复杂。
       再以流传沈从文于1926年写给丁玲的诗歌《呈小莎》中描绘的形象来看，“你是生命的源泉，光明跟随在你身边”[15]的字样很难想象沈从文有意将低级趣味施加于丁玲，更何况是丁玲被捕以后。因此回顾《记丁玲》以外的书写对于剖析沈从文心中的那个丁玲十分有意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看似交织于文学和现实中的“丁玲”并非仅仅是形象问题，他更体现了沈从文的审美理想、事功之心与文本写作等多方面的内容。
 
                                                                        二、 并非仅仅是丁玲形象问题
 
      沈从文笔下的形象丰富多样，深入人心的如淳朴野性的“翠翠”（《边城》）、直爽活泼的“夭夭”（《长河》）、素朴真诚的“三三”（《三三》）、哀而不伤的“萧萧”（《萧萧》）、率“性”而为的水手柏子（《柏子》）、勇于反抗的“贵生”（《贵生》）等，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原始、善美的湘西人物群像。但一个清晰的感官印象是，“他们”离“我们”似乎有些“遥远”，颇富“虚构”之感，沈从文仿佛总是沉溺于不切实际的“湘西世界”。实际情况可能与此不同，略观全集，沈从文笔下亦有很多“身边人”，如“文化”教授周达士（《八骏图》）、天真可爱的“九妹”（《玫瑰与九妹》）、潦倒自卑的“我”（《棉鞋》），最具“真实感”的莫过于两部传记下的“胡也频”与“丁玲”。在沈从文自己所言“并非完全真实”的传记中，尽管考证其虚构和“作伪”的工作尚未完成，但“胡也频”和“丁玲”确非完全是现实中那个人物，形象问题就暗含沈从文自身的主体审美选择，甚至集结了沈从文的某些“事功”理想。
       论及丁玲，胡也频是绕不开的话题。在大多数关于丁玲和胡也频的文字里，沈从文都是称呼胡也频为“海军学生”。这个称呼一定程度上暗含了沈从文对胡也频的看法与感情，无论是兵士还是学生，在沈从文的心里都是充满不同寻常的情感，甚至可以作为重塑民族性格和国民性的力量，这点从沈从文诸多对兵士和学生描述中不难感知，在他充满回忆和惦念的作品中，早期入伍的兵士生涯占重要地位，“兵士”们往往十分积极、乐观且颇富趣味，学生则是未来栋梁和希望。“文风”使得沈从文笔下的“海军学生”显得揶揄甚至有些嘲讽，“海军学生的为人，是在微笑里虽不缺少幽默，在言语里却不容易找寻所谓幽默本质的”[16]但是对这样一个有志热血青年，沈从文始终抱有敬意和爱意。从《记也频》和《记丁玲》来看，沈从文确实对他们从事的“革命”事业不感兴趣，但对于胡也频的人格和品质是肯定的。
       回到丁玲，沈从文不止一次在文章中称呼丁玲为“女作家”“当时中国最富生命的女作家”，对丁玲的才情给予很高的评价。就性格和外貌而言，沈从文对丁玲也是赞赏有加。如描述与丁玲首次见面的情形，《记胡也频》和《记丁玲》中都有记载，多数是这样一个女子：“我在北京西城所住的一个公寓里，认识了一个圆脸长眉大眼睛的女孩子。”[17]性格则是“直爽并不粗暴”“灵魂美丽”：“朋友们所得于丁玲女士的好印象，实不在她那女性以为方面。她能给朋友的是亲切洒脱。她既不习惯使用脂粉，也缺少女性那份做作。她待人只是那么不可形容的爽直，故朋友相熟略久，就似乎极容易忘掉了她是个女人。……她爽直并不粗暴……她容易使熟人忘掉她是个女人，不过因为她没有一般二九年华女人那分浮于眼眉形诸动止轻佻风情罢了。认识她灵魂美丽天分卓绝的，只是很少几个朋友，一般人对于她的美丽处与长处的认识，则必需数年后从她的作品上方能发现的。[18]更为重要的是，“大眼睛”性格“直爽”的丁玲充满“人间烟火”，她敢爱敢恨敢争取：“对男性爱的渴望，两人性情天真处，应遮盖了两人因天真而作出的荒唐与疏忽行为，因为它美丽的，正如他们的天才一样，在俗人不易发现，不能存在的。[19]这样的描述让人想起沈从文一贯坚持的审美趣味，特别是他欣赏的女性美如“天真”“直爽”“野性”等。回顾沈从文塑造的那些美好女性：阿黑（《采蕨》）、翠翠（《边城》）、夭夭（《长河》），莫不如此。从这个角度上讲，丁玲也是沈从文笔下带“虚构”的文学形象之一，其中亦寄托了沈从文的女性审美理想和向往人格。
       然而沈从文笔下的“丁玲”形象并非一成不变，从早年的“小莎”到晚年的“老太婆”，[20]个中缘故，使人感慨。岁月、经历和“选择”，使得丁玲在沈从文笔下的形象逐渐发生变化，以胡也频牺牲后，趋向“革命”的丁玲为例：丁玲的不再“儿女态”，失去爱人和为人母亲后变得十分坚强却失去了某些“美”。胡也频被捕后，丁玲展现了她勇敢而镇静的一面：“这份因勇敢而来的镇静，对于她实在大有帮助……且到了湖南家中，她若不能遮掩她的悲痛，海军学生失踪的消息，一为那风烛残年的老太太知道，那方面就更不知道糟到什么样子了！”[21]坚强的丁玲在胡也频遇难后似乎发生了“质变”：“这有什么用处，她冷笑着，意思像在说：死去的，倒下死去，躺入混和了泥土积水的大坑，挤在一个地方，腐烂了，也就完事了，找寻他有什么用处？我们不必作这种蠢事，费神来料理一个死人。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活人如何去好好的活，且预备怎么样同这种人类的愚蠢与残酷作战。如何活下去，又如何继续去死”[22]“当海军学生死去消息证实时，她在任何熟人面前，并不滴过一滴眼泪。……她努力不让自己为那点不行弄衰弱，且努力把死亡看得简单”。[23]但沈从文去北京，见到丁玲同冯达同居，眼中的却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文章写来胆量大，事实上却是个最老实最规矩的人。表面上看来这个人性情极强硬，事实上这个人却十分柔软。”[24]那个充满活力、才华横溢的丁玲已是这样的光景：“门开后，一个胖胖的女人，穿了一件淡蓝薄洋纱的长袍，一双黄色方头皮鞋，在门边向我瞅着。如飞预先越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若这人在大街上粗粗的一眼瞥过，我是不会认识的。我们还只分手一年，好像变得已太多了”[25]竟然已经发出“就是那么过日子”“人老了，一切看得都十分平常了”[26]这样的感慨。在一系列的书写中，丁玲的形象和人格得到了丰富和完善，为读者刻画了一个生活、“革命”“真实”的“丁玲”。
       这样一个变化的“丁玲”对沈从文而言，意味着什么？是曾经的理想失落？还是美人迟暮抑或是“革命”的残酷无情？引人无限遐想。也许后来沈从文关于“事功”与“有情”的思考有助于解决疑惑，沈从文自述“事功易为，有情难得”。在关于胡也频和丁玲的书写中，沈从文少有的将“有情”与“事功”并重而论。从沈从文文章发表的年代和背景来看，于胡也频和丁玲夫妇“有情”无疑，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为营救丁玲和缅怀朋友，能在1933年的《大公报》上发出“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两个作家，是在中华民国党治独裁的政体下，因个人政治思想与政府稍稍有些相左处，两年内先后突然宣告失踪的。他们虽生在有法律的国家中，却死于莫名其妙的境遇里”的言论。[27]既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胆量，更是朋友的肝胆相照。同理，在《丁玲女士被捕》中说：“国民党中近年来对于文艺政策是未尝疏忽的，从这种党治摧残艺术的政策来看，实在未敢称赞”。[28]对于沈从文这样一个“政治中立者”而言，发出这样的悲鸣意味着很多。在随后发表于《大公报》的《丁玲女士失踪》《消息》两文，沈从文都展现了一个文人对抗统治的所有谋略，在给予当局压力的舆论中，尽力    而为。“政府一面正在提倡法律，一面又这样蔑视法律”，[29]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和立场的现代作家，很难说清沈从文的此类言论是单纯地拯救友人还是参杂了自己的“政治”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前沈从文笔下的许多丁玲书写都属于不“节制”的文字，也是通过“丁玲”，沈从文吐露出自己强烈的爱憎情感，突破了自己一直提倡的理性与节制。譬如在《跋》中对国民党当权政府独裁统治的披露，显示了与沈从文一贯坚持向左的文学“功能”，也是沈从文采用“真实”记传文学形式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而言，沈从文并非身处遥远的湘西世界，借助“丁玲”，表达了他对朋友、国家、社会实则富有深切的事功与有情之意。
 
                                                                          三、 “丁玲”外化：文本与现实的互文辨证与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看似一种舶来品，回应着后现代主义中解构“真实”的理念。实质上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并非独创，早期的鲁迅已作此尝试:“鲁迅正是以这种方式为中国现代的危机提供了某种解决的方案，具体在文本书写上就是从‘文学’之经典的《呐喊》转向‘文’之写作的三个维度：《朝花夕拾》、杂文以及《故事新编》。而这三个写作维度 也正是当今日渐成熟的非虚构写作的三种路向”[30]，除了鲁迅，非虚构写作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早不是新鲜命题，《记丁玲》可算是其中典型。
       作为一种文学态度的非虚构性写作，如民族志小说、传记体小说（含自传与他传）、元叙事、历史小说、非虚构小说、新闻小说等，都是力求一种“真实感”而非真实，这种立足于艺术真实之上的“真实感”，既具有真相揭示和事实还原的意味，又体现了创作主体积极勘探和理性反思的特质。作为一种介入性的写作，“非虚构写作”既不回避创作主体的主观意图，亦不掩饰作家自己的现场感受和体验，甚至对各种相互抵牾、前后矛盾的史料所作的判断和取舍，都进行如实的交待。[31]艺术真实并非现实，丁玲本人因为将《记丁玲》当作真实现实，所以不满，后来的我们也被沈从文的“非虚构”写作所遮蔽。
       沈从文的笔下的丁玲书写回应了王德威那种将历史和虚构交织的提法[32]，如果要寻找一种文学与生活虚实相生的经典，传记文学《记丁玲》一定是其中的代表。也为此，沈从文笔下的丁玲形象就在虚实之间升华，不再是丁玲本身，还有沈从文的想象，甚至读者的想象。
       借助互文和“非虚构”写作视角，回到作家、作品与读者三位一体的“文本”，再来解读《记丁玲》中流传甚广的“侮辱革命”和“低级趣味”说，可能会有不同收获。
       在诸多不满《记丁玲》的意见中，关键是两条 : 一则，她不能容忍沈从文对左翼文学运动采取居高临下的蔑视与嘲弄，二则，她认为沈从文是用低级趣味来描绘丑化她的婚姻生活，是叫她不能容忍的。譬如“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倘若来了那么一个男子 , 这生活即刻可以使她十分快乐。”[33]在历尽苦难之后，丁玲已经看透了人事变化，但对“革命”则矢志不移，她无法忍受任何人居高临下地批判革命、嘲讽革命，正因为沈从文近乎“侮辱”了她一生为之奋斗也为之牺牲的信仰，这或许才是她无法接受沈从文《记丁玲》的根本原因。
       关于“侮辱革命”和“低级趣味”说，单就《记丁玲》而言，确实存在这样的“事实”，然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记丁玲》不是唯一涉及丁玲和涉及“革命”的文字。我们可以“互文”的思维还原沈从文的文字，譬如“戏谑”革命，实际上在沈从文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涉及，无论是他的湘西系列中关于“革命党”“共产公妻”的文字（《夜的空间》），就是在《记胡也频》（该书先给丁玲看，经丁玲同意，他才交上海光华书局，次年出版后的版税也全部交给了丁玲）[34]一文中也有类似这样的书写：“注意那些卑贱的世界，肮脏的人物，粗暴的灵魂，同那些东西接近，自己没有改造他们以前，就先为他们改造了自己，我想到这个时，稍稍有点为朋友担心”。[35]丁玲必然是知道沈从文对革命的态度，也正是这样的信仰有别才导致沈从文产生了自己的想法：“我出于保护目的询问他们的谣言，丁胡二人并没有讲实话，各人心中一点成见使我们仿佛疏远些，同她谈话时，真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形，面对恐怖和位置的情势……但革命制度原因，她意思似乎对于她自己先前一时的谈话有了一点追悔，以为不该同我说的那么多，因此大量把话语引到别的问题上”。[36]这些因素才使得丁玲与沈从文没有与胡也频、冯雪峰那样亲密炽热的情感。但从后来的交往来看，丁玲对沈从文的这种态度是理解和接受的，在《记胡也频》发表后并没有如后来那样勃然大怒。
       再看“低级趣味说”，两人失和之因的另一部分是老年丁玲不满沈从文的“春秋笔法”和“趣味主义”，使丁玲的形象受到一定程度的歪曲。[37]而在陈漱渝看来:“丁玲认为，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她描绘成一个‘肉体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毫无二致的女人，把她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单纯肉体结合，并有意无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层粉红颜色。”[38]这些都是晚年的丁玲不能接受的“事实”。
       沈从文对革命似乎一直持有不在意和冷漠甚至嘲讽的态度，这与他一直恪守文学独立相关；至于低级趣味，文中的描写对于一个年迈且地位较高的女性而言，是有些戏谑。然而沈从文本意可能并非如此，因为当时五四以来的性灵书写十分普遍，前有郁达夫的自我剖析，就沈从文自己而言，也不止在一处或一部作品中暴露了诸如“我”的偷窥、意淫等“低级趣味”（如《冬的空间》《旧梦》）。这算得上是正常年青人的生理和心灵需要（即五四中讲“人”的回归），若是沈从文将这样的文字放在一个虚拟的小说人物或者沈从文自己身上，可能不会产生那样的“恶果”，在丁玲看来，却是有些“桃红色”和“低级趣味”。以上种种主客观复杂因由，最终造成沈从文与丁玲“共苦”不“同甘”的结局。
 
                                                                         结 语
 
      不管如何讨论，因为时间、空间、局势、主体位置的变化，沈从文与丁玲“反目成仇”已成事实，其中意味值得深思。一个事实是《记丁玲》这一部近乎“非虚构”写作的文学作品实则塑造了一个丁玲不认可的“丁玲”，历史缘故，晚年的丁玲因为自身痛苦的经历已是如履薄冰、满身伤痕，看到这样一部“侮辱革命”、极具“低级趣味”的“胡说八道”之作，一生“革命”的晚年丁玲火冒三丈也是情有可原。然而，至于文中的丁玲形象和沈从文的写作意图究竟是否是丁玲想象的那样，可能还存在“仁者见仁”的观点。所谓“遇单文孤证，归于存疑”，若是采用“互文”互证的办法去考察沈从文笔下的“丁玲”形象，则会开拓更多的学术视野，不仅仅是辨析“共苦”不“同甘”的两位作家的关系考究，于沈从文和丁玲的文本创作研究亦大有裨益。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
 
 
注  释：
[1] 丁玲.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56.
[2] 沈从文.复徐迟[M]∥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12.
[3] 周良沛.《丁玲与沈从文为什么反目？》之疑［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6)．
[4] 李怡.现代文学史观的叙述范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2，(2)．
[5] 李辉.恩怨沧桑: 沈从文与丁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181.
[6] 沈从文.三个女性[M]∥沈从文全集：第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76.
[7] (美)金介甫.沈从文传[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79.
[8] 沈从文.复周建强[M]∥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35.
[9] 沈从文.复金介甫、康楚楚[M]∥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38.
[10] 沈从文.致萧离[M]∥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29.
[11] 沈从文.记丁玲[M]∥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53.
[12] 沈从文.记丁玲[M]∥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53.
[13] 陈永国.互文性[J]．外国文学，2003，(1)．
[14] 沈从文.记丁玲·跋[M]∥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27.
[15] 沈从文.呈小莎[M]∥沈从文全集：第1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08.
[16] 沈从文.记丁玲[M]∥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90.
[17] 沈从文.记丁玲[M]∥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51.
[18] 沈从文.记丁玲[M]∥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92.
[19] 沈从文.记丁玲[M]∥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12.
[20] 沈从文.致萧离[M]∥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29.
[21] 沈从文.记丁玲[M]∥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52.
[22] 沈从文.记丁玲[M]∥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81.
[23] 沈从文.记丁玲[M]∥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84.
[24] 沈从文.记丁玲[M]∥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99.
[25] 沈从文.记丁玲[M]∥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18.
[26] 沈从文.记丁玲[M]∥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19.
[27] 沈从文.记丁玲·跋[M]∥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28.
[28] 沈从文.丁玲女士被捕[M]∥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33.
[29] 沈从文.丁玲女士失踪[M]∥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26.
[30] 刘春勇.昆德拉·鲁迅·非虚构写作—鲁迅之“文”在当下的价值[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7)．
[31] 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J]．文学评论，2016，(3)．
[32] 王德威.历史与怪兽: 历史，暴力，叙事[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64.
[33] 陈漱渝.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J]．人物，1990，(5)．
[34] 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132.
[35] 沈从文.记胡也频[M]∥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43.
[36] 沈从文.记丁玲[M]∥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37.
[37] 石潇纯、刘景慧.《红黑》停刊与丁玲、沈从文分歧的源头—丁、沈关系新解[J].船山学刊，2004，(1)．
[38] 陈漱渝.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J].人物，1990，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