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文艺报》

                                                                                 王海艳   

       作为《文艺报》第一任署名主编，丁玲是被新时代、新政权、新体制、新的文艺界所选择。丁玲对新政权、新体制、新工作是抱有强烈的亲和感和主体责任感的，是坚决拥护并着力实践1942年以来中共中央确定的文艺工农兵方向的。丁玲经常批判的是与党规定的工农兵文艺方向不一致的创作和思想倾向。丁玲无论是1950年的“入主”《文艺报》，还是1958年的“被决议”离开，无论是对他者的批判，还是 “被批判”，都是在新中国刚刚创立时期，文艺界体制化、政治化、一体化的生态环境下的一种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被动选择。
       1949年7月，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全国文艺事业的领导，建立了由中宣部直接负责、管理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 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时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简称”中国作协“）。而这两大机构的机关报《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也开始成为全国其他各类报刊媒介的领导性刊物。
       1949年9月25日创刊的《文艺报》，自诞生之日起，就扮演着新中国文艺事业的领军者、规划者和指导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绩与文艺理论的发展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诚如程光炜先生所言：《文艺报》筹划了中国当代文学草创时期的基本格局，甚至“后来几十年对当代文学‘发生史’的多样描述，对重要文学现象和文学理论的甄别和确认，都离不开《文艺报》在建国初期所划定的基本范围”。《文艺报》的第一次征文启事（征文题目：我怎样做一个文工团员）曾在1949年新华社电讯稿中出现，可见该刊物的影响力和文坛地位。《文艺报》创刊后，文联党组决定丁玲任主编，陈企霞任副主编，后萧殷也任副主编。自1950年1月10日（第一卷第八期）至1952年1月10日（1952年第1号）的《文艺报》，封底都标注该刊物有三个主编：丁玲、陈企霞、萧殷。丁玲为第一主编，亦为该时期该刊物的实际负责人。
 
 
                                                                        一 被选择的丁玲
 
       作为一个党、一个政府的领袖，毛泽东极为关注文艺工作在整个革命队伍中的作用，也特别关注报纸、刊物的宣传、鼓动和活动组织效果。早在延安时期，“为指导中国革命计，毛泽东在延安订阅了全国各地三四十种报刊杂志。”……“毛泽东对这些报刊杂志，每日浏览一遍，发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再予以粗读和精读。” 1944年3月，毛泽东更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1948年底，丁玲访问苏联，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苏联的文艺界的领导方式和文学体制。当时的苏维埃作家联盟主席法捷耶夫也曾向丁玲建议：“最重要的就是报纸，这是教育作家，教育读者的最好的工具。”
       延安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副刊部主任是由当时中央文委秘书长、中宣部文艺科长艾思奇担任的，而文艺工作是由毛泽东直接负责的，可见，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和报纸出版、发行、宣传活动的重视。
       作为全国文联机关报、新中国重要文艺阵地的《文艺报》，因其极为显要而特殊的文艺界地位，对编者，尤其是主编的选择及要求是高标准、高规格的。丁玲，及其后的主编冯雪峰、张光年等，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极重要的作家或理论家，在建国之前就拥有极重要的分量与位置。
       早在1920年代末，丁玲在上海便与沈从文、胡也频等编辑了《中央日报》的文艺副刊《红与黑》、月刊《红黑》，1932年，在爱人胡也频牺牲后不久，丁玲即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这是她第一次担当机关刊物的主编。1939年10月已到达陕北，近三年的丁玲，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专刊主编，编辑还有刘雪苇、陈企霞。丁玲的资历、经历、政治性契合了体制之内高规格的主编要求，在延安的十个月主编经历，更确定了她可以作为“元老级”的主编入主《文艺报》。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果然因其当时的文艺界地位和曾经几次的机关刊物主编经历，被组织任命为全国文联机关报《文艺报》主编。“丁玲的盛名，非仅由于她在文学上的成就，也由于她对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参与”……“只有丁玲曾同时在文坛及政坛上有着影响力。”
       但“入主”《文艺报》是丁玲的主动选择吗？
       早在1949年5月24日，丁玲便在日记中透露：“文艺界向来是冷淡的，彼此漠不关心，小宗派。但我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会忘记，我一回到这个圈子里来，我就感到了”。“我还想回到真正的工农群众中去”、“我希望我立刻能下去，我不愿去北平参加全国文艺协会。但是不能，组织上的命令我只有服从，我当然也明白我是应该去的。”若能选择的话，丁玲是倾向于安心搞创作、远离纷杂而多人事的文艺界的。“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后，她打算仍回到工厂或农村去工作，她感慨地说：“今后她要多写，多创作，还愿意帮助年青作家，工农作家写作。”
       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期间，由于周扬恳切挽留，丁玲改变了回东北深入生活搞创作的想法，会后留北平工作。丁玲说：“一九四九年文代会时，周扬同志同我谈心，留我在北京工作。本来东北局李卓然同志，刘芝明同志都给我安排好了，开完文代会就回东北写作。因此到北京开会连党的组织关系都没有带来。但我觉得周扬同志谈的很诚恳，他说：你是搞创作的，我知道，现在大家都不愿意搞行政工作，我也知道。你呢，也是不愿意的，但比较识大体，你留下来。就这样，我留下来了。”可见，丁玲的留京、入主《文艺报》等决定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党和新中国文艺界发展的需要。
        1949年新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及各部委机构的设立，基本上都是以建国前中共中央华北局为班底的，周扬在进北京前，曾担任华北局宣传部的部长，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挂帅文艺界便是顺理成章。周扬先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全国文联副主席，并兼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稍后，又任中宣部副部长。
       是时，郭沫若任全国文联主席，茅盾任文化部部长、全国文协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曾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为新中国宣传部部长，胡乔木曾任新华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冯雪峰1951年起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任总编辑。新的文艺界，各区域文艺力量汇集，新兴组织机构待兴、报纸刊物发行等，都需要有能力、有资历的具体的人负责。有着骄人创作成就、较高党内身份、较大社会影响力、丰富编辑经验，且具备出色组织领导能力的丁玲自然是新中国文艺界工作开展和组织，不可多得、不可放过的人才和得力干将，所以丁玲被新时代、新政权、新体制、新的文艺界所选择。
       1950年代的丁玲，最初几年，先后担任了全国文联机关报《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第一届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并于1951年初接任周扬，成为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兼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在准备第二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过程中，因为胡乔木推荐，又担任了指导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主持工作，风头、荣誉，达人生最高峰。
 
                                                                        二 丁玲的选择
 
      “全国文联主办的《文艺报》，第一卷第一期已于（1949年）9月25日出版。该报是文艺工作与广大群众联系的一个刊物，用以反映文艺工作的情况，交流经验，研究问题，展开文艺批评，推进文艺运动。”这是1949年第1卷第1期《新华日报》对《文艺报》出版、刊发的推介。
     《文艺报》与当时的其他文艺报刊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位和性质。《文艺报》在文艺界内部承担了最核心的政治角色和任务。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了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周扬以及丁玲等人参加了此次大会。身为《文艺报》主编的丁玲作了题为《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的报告。这份报告对新中国文艺期刊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份报告最终把全国众多的文艺刊物从思想上纳入到了《文艺报》的领导之下。
       1952年前后的全国期刊自我批判、内部整顿运动，又成功地运用政治意识形态体系，通过《文艺报》，对全国众多文艺刊物进行了一场话语权的大整合，就连当时全国作协的机关报《人民文学》也不得不出来在《文艺报》上作检讨，进行自我批评，主动对《文艺报》俯首。“从此以后，新中国众多文艺期刊在思想路线、宣传口径以及话语模式等方面必须以《文艺报》之马首是瞻。甚至可以说，从此以后，《文艺报》的路线就成了整个文艺界的路线，它的标准就成了整个文艺期刊界必须遵循的标准。同样，《文艺报》所要批评的对象，也就成为整个文艺界必须对之进行批评的对象。”
       担任《文艺报》主编期间及1955年作协批判丁玲的党组扩大会之前，丁玲本人署名撰写、并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文章并不多，具体篇目如下：1卷1期（1949年9月25日）影评《〈百万雄师下江南〉赞》，1卷2期（1949年10月10日 ）《西蒙诺夫给我的印象》，1卷8期（1950年1月10日）《苏联人》，1卷10期（1950年2月10日）《谈文学修养》，2卷4期（1950年5月10日）《“五四”杂谈》，2卷6期（1950年6月10日）《加强我们刊物的政治性、思想性与战斗性》及《谈谈普及工作—为祝贺北京市文代大会而写》，2卷8期（1950年7月10日）《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致敬》，2卷11期（1950年8月25日）《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3卷1期（1950年10月25日）《创作与生活》，3卷2期（1950年11月10日）《莫斯科—我心中的诗》，3卷4期（1950年12月10日）《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3卷6期（1951年1月10日）《寄朝鲜人民军》，4卷1期（1951年4月25日）《一个钉子》，4卷2期（1951年5月10日）《支出和收入》，4卷3期（1951年5月25日）《读魏巍的朝鲜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与〈冬天和春天〉》，4卷8期（1951年8月10日）《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4卷11、12期合刊（1951年10月1日）《欢迎，欢迎你们的来临！——欢迎爱伦堡、聂鲁达先生》），5卷2期（1951年11月10日）《我读〈收获〉》，5卷4期（1951年12月10日）《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5卷8期（1952年4月25日）《果戈里——进步人类所珍贵的文化巨人》，1953年5号（1953年3月15日）《我悲痛，我沉默，我宣誓——为苏联真理报作》，1954年5号（1954年3月15日）《给陈登科的信》， 1955年3号（1955年2月15号）《春日记事——我们是兄弟》。
       丁玲认为，这些文章“少数是临时有感之作；大部分是赶任务，被逼被挤出来的。”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些文章，看出丁玲在1950年代初期的大致思想状况。
       作为一个以胜利者、体制内领导人员的身份跨入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丁玲对新政权、新体制、新工作是抱有强烈的亲和感和主体责任感的，是坚决拥护并着力实践1942年以来中共中央确定的文艺工农兵方向的。这一立场和倾向也直接决定了丁玲1950-1952，这两年作为《文艺报》主编的编辑理念。她把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日常文艺工作的“指南针”、“照妖镜”和“进军号”。
       丁玲主编《文艺报》时期，积极介绍并引进苏联的经验和具体做法。她把苏联的文艺及其理论以及政治、文化看作新中国文艺要引进并参考的重要思想资源或典范形式。《文艺报》经常用很大的篇幅介绍苏联的文艺及其内容，看此时的《文艺报》专栏目录就会发现，1949年10月有《介绍》、《中苏文艺交流》，1949年11月有《纪念十月革命》，1949年12月有《斯大林万寿无疆》，1950年2月有《中苏兄弟同盟万岁》，有1950年3月《关于“莫斯科性格”的批评与讨论》，1950年6月再次出现《高尔基逝世纪念》。甚至在1949年10月25日《文艺报》第3期中，以《鲁迅先生十三周年祭》为题的特辑专栏还把两名苏联批评家的文章放在郭沫若和许广平的文章前面。
       即使是毛泽东也知道，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友谊的援助，要学前人的经验。而这方面，苏联的经验是可资借鉴的。因此毛泽东指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苏联经济文化及其它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三 丁玲的批判
 
       1950年代初，任毛泽东秘书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文艺界的很多工作，事实上是在胡乔木主持下进行的。在（1952年）文艺整风期间，胡乔木在丁玲（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艺界整风。
       陆定一名义上还是中宣部部长，但是党中央派胡乔木以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名义主持中宣部工作。部长陆定一每次都出席胡乔木主持的“部长办公会议”，陆定一在部内的工作由胡乔木分配。”胡乔木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胡乔木与丁玲的关系一直很好，无论在延安还是在河北。所以胡乔木支持下的丁玲，批判文艺界现象、其他刊物及他人的力度是比较大的。
       丁玲经常批判的是与党规定的工农兵文艺方向不一致的创作和思想倾向。 “丁玲认为新体制下的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以及粗制滥造的倾向是正常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怀疑这一点就是怀疑新的体制与党所规定的文艺方向，就必须加以严厉的批判。”
      “因为一切是新的，当文艺工作者更能熟悉与掌握这些新的内容与形式时，慢慢就会使人满意起来。”而读者“会一天天更接近人民群众，会一天天更理解人民文艺，甚至他们不久就会参加到这里面来，与大家完成这一新的创作时代。”
       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了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丁玲在大会上的报告《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严厉批评了很多北京刊物，如《人民文学》、《人民戏剧》，当然对《文艺报》也进行了自我批评。
       丁玲在众多批判的文章及报告中，引起后人最多非议的是批判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丁玲是在颐和园云松巢作的批判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文章，初衷是为冯雪峰之前的批判文章（《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署名李定中，发表于第四卷第五期（1950年6月25日）的《文艺报》）开脱或者说部分矫正，但从客观效果来讲、从对萧也牧的影响这方面看，确实是一次靶心很准的重创和批判。
       丁玲说：“《人民文学》把这个作品（按指《我们夫妇之间》）当做好作品发表，当时我虽认为不好，但没有吭声，没有写文章。”“陈企霞找冯雪峰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立场是好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过分了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人民日报》编辑部开会，一位文艺领导人就在那里说：《文艺报》的路线错了。陈企霞要组织《文艺报》的通讯员们座谈，来证明冯雪峰的批评是对的。我说：不行，你这样组织一部分人写文章座谈，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不同意你的意见的人更加反感。这样不就成了‘派’了！我来写文章吧！促使我写这封公开信还有个原因，当时上海有人要把它拍成电影，大家把这篇小说捧得很高，我觉得这个倾向不好，不说不行了，才写了这封公开信的。萧也牧和我们很熟，关系也很好。”“我觉得这封信是很有感情的，对萧也牧是爱护的。”
       关于此事，丁玲的丈夫陈明也说：“（丁玲）觉得李定中的批评文章言辞激烈，有点过分了。她就想也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她还专门把这篇文章给萧的朋友康濯看过，请他们到家里来，我们四个人边吃边谈，气氛很友好。”
       那这篇文章，具体批判了什么呢？
      “你的作品，已经被一部分人当着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他们反对什么呢？那就是去年曾经听到一阵子的，说解放区的文艺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等的呼声中所反对的那些东西。至于拥护什么呢？那就是属于你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和还不能完全包括在你的这篇小说之内的，一切属于你的作品的趣味，和更多的原来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想复活，正在嚷叫，你的作品给了他们以空隙，他们就借你的作品而大发议论，大做文章。因此，这就不能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
      “你这篇穿着工农兵衣服，而实际是歪曲了嘲弄了工农兵的小说，却因为制服穿得很像样而骗过了一些年青的单纯的知识分子，正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这种迎合，我觉得你个人也应负责，应该早就有所警惕的。”
      “你是有写作能力的，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思索你创作上的缺点，到底是在哪里。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就是那些曾属于你的读者，也会有些变化的，尤其是知识青年，他们在很快的进步着，他们很快就会丢开你，而且很快就会知道来批判你的。只要你想通了你的错误，的确老老实实的努力改造自己，相信你可以写出好作品来。”
       丁玲在这篇文章中主要批判了作者萧也牧的创作立场及在他作品影响下出现的一种有违工农兵文艺方向的创作倾向。文章最后的用语（如两次用到：老老实实），虽有些火力过猛，但通篇读来，确实是语重心长、充满爱护的，她主要批判的是一种当时看来不良的创作倾向及这类作品有可能产生的恶劣影响。
 
                                                                        四 被批判的丁玲
 
      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在一切公开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1950年5月10日，经编辑部集体讨论，丁玲执笔的《〈文艺报〉编辑工作初步检讨》，署名编辑部，在《文艺报》2卷4期上发表，算是对中共中央规定的一个初步的、自我检查回应。这是丁玲作为《文艺报》主编的一次自我批判。
      1952年1月起，丁玲不再担任《文艺报》主编，从1952年2号《文艺报》起，主编署名由丁玲、陈企霞、萧殷三人，变为冯雪峰。丁玲说“（冯雪峰）主编《文艺报》是有人在会上提出来我赞成的。因为我觉得我编《文艺报》不合适。我不是搞理论的，他是搞理论的。他编《文艺报》比我好”。
      1955年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丁玲开始遭受一波强大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批判。1957年8月11日，《文艺报》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刊登《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1958年1月26日，《文艺报》第2期刊出特辑，编者按语为《再批判》。“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延安时期，“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丁玲、王实味等）“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张光年说：（《再批判》）“按语是我写的。送给毛主席，毛看得细致，大部分都改了，题目也改了。”中共中央最高层已对丁玲的历史和思想表现给予基本定性。《再批判》按语之后还载有文章：王子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批判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张光年《莎菲女士在延安》，批判丁玲的《在医院中》。两位文学理论家，从创作的理论角度给予丁玲作品以批判。
       1958年3月11日，《文艺报》刊发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此文章已在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周扬说：“在全国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文艺界揭露和批判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及其他右派分子，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是大非之争，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和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之争。这场斗争，是当前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 （丁玲、冯雪峰）“实际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的文学贵族，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他们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十分脆弱，在革命内部却经常兴风作浪。他们拒绝按照党和革命的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反而要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我们的社会，而首先就要改造人民的文艺事业。”……“这样的作家就决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该文章是具有“决议”性质的，从此至新时期，丁玲其人其作在《文艺报》谢幕。
       丁玲说：“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决定我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此前是周扬兼任。“我曾请求乔木同志准许我离开《文艺报》、文研所，乔木同志未批准”。世事无常，想主动离开《文艺报》而未被批准的丁玲，七年后却被动地被批出局。
       丁玲无论是1950年的“入主”《文艺报》，还是1958年的“被决议”离开，无论是对他者的批判，还是 “被批判”，都是在新中国刚刚创立时期，文艺界体制化、政治化、一体化的生态环境下的一种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被动选择，是时代的悲剧，是文学和人性的悲哀。
 
          （作者系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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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李迎春. 建国初期《文艺报》研究（1949-1957）[D]，河南大学，2006年。
      [7] 谢波. 《文艺报》研究（1949-1966）[D]，苏州大学，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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