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霸”的谱系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地主”再解读

                             黄锐杰  

抗战结束之后不久，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土地改革运动自此拉开序幕。这时，丁玲还在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张家口。《五四指示》一出，她便意识到了这一指示的巨大意义——解放区的乡土社会将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当年7月，在与陈明商量之后，两人一起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团，投身于怀来、涿鹿两县（今属河北）的土改工作中。土改工作刚结束，国民党便调动军队围攻张家口，丁玲一行匆忙转移到阜平县。当年11月，她即开始着手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

                           一、“活动”起来

在1948年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顾涌的胶皮大车载着土改的消息一道驶入暖水屯。[2]这时候的暖水屯武委会、农会、妇联会等群众组织早已一一组建了起来，但在顾涌与大女儿的对话中，“世道”却没有变——钱文贵家的柳树至今还压在顾涌家的梨树上。第一回便出现的这一意味明显的隐喻贯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一部“闹斗争”始终。[3]与同一时期的《暴风骤雨》、《江山村十日》等土改长篇小说不同，丁玲没有从土改工作组进村写起，却花去了整整十回细致勾画暖水屯土改前的各种暗流。虽然“摇鹅毛扇”的钱文贵至今安然无恙，但暖水屯却确然已经是一个懂得了“翻身”道理的新村庄：

由顾涌赶回了大车而引起的一些耳语，慢慢地从灶头，从门后边转到地里，转到街头了。自然也有的是从别方面得到了更丰富的更确实的消息。他们互相传播，又加入一些自己的企望，事实便成了各种各式，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说“共产党又来帮穷人闹翻身，该有钱的人倒霉了”！[4]

村里人或许口头上理解了什么是“翻身”，但按抗联会主任张裕民的说法，“心里可糊涂着呢……常常动摇，常常会认贼做父，只看见眼前的一点利益，有一点不满足他们就骂干部”。[5]郭柏仁等佃户找地主李子俊女人要红契铩羽而归一回，张裕民点评说：“庄户主还没有翻身啦，他们害怕，不敢要嘛。”丁玲在1951年将这一句中的“翻身”改为“翻心”，直指“翻身”的关键——共产党“帮”着“闹斗争”终究源于外部的强力，只有打心眼里认同，自发地“闹”起来，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身”。[6]这种意义上的“翻心”，可以视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一部“闹斗争”的题眼。

然而，为什么农民不能“翻心”？原因其实林林种种。张裕民给出的各种原因，也不过是他身为干部做群众工作的一点直观经验。前十回中，丁玲特别写到妇联会主任董桂花，她的“理由”便与张裕民不同。董桂花被“拉出来”当了妇联会主任，觉得“很倒霉”。她当主任虽然“很负责”，但心里是疑惑的。她一时觉得现在又闹起来，也许“是件好事”，可以“把窟窿填上”，一时又“安于贫贱”，想不通为什么要翻身。她更疑惑的是，妇联会搞了识字班，为什么来的都是不需要翻身的富裕人家的女人。她不明白自己帮穷人，却为什么越帮自己越穷。在董桂花的想法中，对斗争的朦胧希望、各安其位的宿命思想、对不切实际的妇女路线的疑惑多个层面彼此扭结在一起，昭示出农民的真正“日常”：这是在革命“理性”之外的一个鲜活的经验世界。

可以说，现实的复杂性并未因为“政策”的紧箍咒消失在丁玲笔下。究其原因，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与土改过程伴随始终，因此她对现实的捕捉与把握，许多时候甚至在“政策”之前。不过，这不意味着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只有“现实”，丁玲对现实的把握大部分就是由“政策”中来的。这是《中国土地法大纲》出来之后她写不下去的原因，同时也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虽然未获得中央一致认可，但最终仍旧得以出版的原因。[7]在丁玲，这种对“政策”的关注是自觉的，这是《在医院中》之后她意识到的更重要的“现实”，即“个体”之上的“组织”把握到的“现实”。[8]不过，这一“政策”的“规定性”并未以“教条”的形式束缚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手脚，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这一“政策”更多是一个“事件”。在《写在前边》中，丁玲自述自己要写的是“土改工作的过程”，“同时还像一个村子，有那末一群活动的人，人物不要太概念化就行了”，点出的便是这一面。她要写的始终在于土改这一“事件”给乡土社会带来的变化，以及在这变化中慢慢“活动”起来的人们。[9]

 “闹斗争”就是一个让农民“活动”起来的过程。一旦“活动”起来，人便慢慢进入了“历史”。“真实”不只在于客观的描写——虽然只有在客观的描写中，偶然性才是可能的，而经验正潜藏于这种偶然性之中。然而，如果没有对偶然性的扬弃，则不可能有艺术的必然性。正如卢卡奇指出的，客观描写意义上的事物没有生命，“事物只有通过它们和人的身世的联系才成为诗的地活生生的。因此，史诗的诗人不描绘它们。他确立事物在人的命运底纠结中所扮饰的角色”。他进一步追问：“什么东西从艺术的观点上课给一段插曲以本质性呢？是它的描写底完全呢？还是那些人物对于种种事件——他们参加在这些事件之中，他们的命运由这些事件决定，并且经由这些事件，他们演出了他们的戏剧——底种种关系底本质性的特质呢？”[10]由“事物”到“事件”，意味着“事物”已经与人联系了起来。人的命运自此与这些“事件”休戚相关，正是这些“事件”将他们推入“历史”，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更大的必然性的一部分，这是“叙述”的真正意义。[11]

丁玲的“叙述”要捕捉的正是乡村的“日常”之下转变的契机。前十回中写董桂花一回，在得知土改要来的消息之后，叙事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董桂花望向天空的一幕：“仍旧坐在矮的小凳上，她望着院子里的天空，天空上一丝云彩也没有，是一块干净的蓝色。她感着也许有风暴要来，终有一天暖水屯又要闹腾起来，人们又像发了疯一样。”[12]这是一个“主体”“出神”的时刻，在接下来的大段心理描写之后，一个全新的“主体”隐隐浮出了水面：虽然不能预计“风暴”的走向，甚至害怕着闹腾起来之后的疯狂，但是土改却像一颗石子投进了董桂花的日常世界，溅起了一圈圈涟漪。在这些涟漪中，董桂花虽然犹疑、困惑，但正是这些想法推动着她走向一个新的世界。这一回结尾处，还在因不切实际的妇女路线“空虚”之时，董桂花却毅然选择了去找贫农羊官的老婆，因为“她觉得她的话羊官老婆一定会欢喜听的，她们彼此会很了解”。

                            二、“地方精英”的崛起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终将“闹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钱文贵。第一部“闹斗争”中虽有各种“事件”，如斗争江世荣、闹果园等，但暗地里的斗争对象从头到尾只有钱文贵一人。更多时候，丁玲是在暗暗为结尾斗争钱文贵一幕埋藏伏笔。不过，这不意味着钱文贵的存在便是农民此前不能翻身的唯一原因。固然，钱文贵的“恶”是悬挂在乡土社会之上的一块巨石，巨石不去，农民便不敢翻身，但农民最终得以翻身，更重要的是因为围绕着斗争钱文贵这一“事件”，大家最终自发地组织了起来，由此克服了此前的种种顾虑。

钱文贵“恶”在何处？这其实是丁玲直到斗争大会才真正揭露的悬念，由此可见村里人对钱文贵的畏惧。但说是揭露，村里人其实也没有说清楚钱文贵“恶”的“性质”。钱文贵作为土改的首要对象最特殊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多少土地。这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之后屡屡引起研究者争论的地方，没有基于土地的剥削关系，怎么会是土改的首要对象？[13]不但如此，钱文贵还送自己的儿子钱义参加了八路军，由此一变而为抗属。这两点是张裕民等村里的干部在斗争初期一直困扰不已的问题。然而，村里人又确实恨钱文贵，他们恨他远在恨地主李子俊之上，他对他们的“无形”剥削比李子俊基于土地的剥削要真实得多。这一定性上的困难，直到县委宣传部长章品出场才迎刃而解：

章品后来又解释，像这种新解放区，老百姓最恨的是恶霸汉奸狗腿，还不能一时对这种剥削有更深的认识,也看不出他们是一个阶级，他们在压迫老百姓上是一伙人，哪怕有时他们彼此也有争闹。所以第一步还是要拔尖，接着就得搞这些人，不过得让老百姓从事实上启发思想，认清自己的力量，才会真正扫除变天思想，否则总是羊肉好吃怕沾上腥的。[14]

章品这番话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要斗地主李子俊和李英俊，但却无意中点明了钱文贵的“性质”。李子俊和李英俊两人是典型的宗族出身的士绅，土地由继承而来，与“庄户人家”出身的钱文贵明显不同。在章品的定性中，钱文贵并非地主，而是恶霸，虽为恶霸，但实质上就剥削的性质而言与地主属于同一阶级，“在压迫老百姓上是一伙人”，属于同一个阶级意义上的“地主”。这与此前土改工作组的杨亮与组长文采争论中的想法不谋而合：“像李子俊那样的封建地主，应该被清算的，而且应该很彻底，但农民还没有阶级觉悟以前，他们不清楚恶霸地主的相互关系，他们恨恶霸比恨地主更甚，如果不先打倒这种人，他们便不敢起来，也不愿单斗地主的。”[15]暖水屯是新解放区，因此土改工作首先要做的便是拔除钱文贵这种恶霸。正因为这一定性，章品的土改路线在文采这一教条主义的书生看来不免过于激进。这一路线针对恶霸主张“先下手为强，斩草除根”，将“闹起来”放在了第一位上。

不过，如果定性为减租减息运动期间常见的恶霸，钱文贵又没那么典型。孟家沟的恶霸陈武“打人，强奸女人……买卖鸦片，私藏军火”，恶在明处，但钱文贵的“恶”却在暗处，按村里人一开始的说法，“你吃了亏还不知道就是他的过”。他一开始也是“庄户人家”，但却“不像庄稼人”。他爱往外跑，跑过码头、张家口、北京。到最后，“联保长们他都认识，称兄道弟，后来连县里的人他也认识，等到日本人来了，他又跟上层有关系，不知怎么搞的，连暖水屯的人谁该做甲长，谁该出钱、出伕，都得听他的话。他不做官，也不做乡长、甲长，也不做买卖，可是人都得恭维他，给他送东西，送钱”。[16]

按丁玲自述，她最初是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之后又觉得“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看看我们土改的几个村，和华北这一带的地主，也多是这类情况”。[17]在丁玲的自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这一说法，为什么钱文贵能“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这与民国以来乡土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迁密切相关。

由陈武的恶行看，他大概与李子俊差不多，也是宗族出身的士绅，因此有“势力”依靠，可以在明处作恶。对观钱文贵，他之所以藏在暗处，主要便因为他是“庄户人家”出身。他要作恶，更多要依托于乡土社会之上的“势力”。换言之，钱文贵其实是乱世造就的新一代“地方精英”。正是乱世为他这些士绅群体之外的人群提供了出头的机会。民国以来，传统的士绅活动场域逐渐由“国家”转向地方，身份上亦不再受科举系统限制。[18]就乡土社会而言，在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上，士绅已经不再能一手遮天。另一方面，国家与地方之间又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日趋接近。如此一来，在暖水屯李子俊等传统士绅自甘无能的情况下，钱文贵便能主动出击，垄断地方与国家间的联系，并以此为剥削乡邻的筹码。换言之，钱文贵填补了宗族没落之后乡土社会的权力真空。因此，钱文贵能跟国民党的联保长们称兄道弟，能跟日本人搞关系，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也不惮于将儿子送去参加八路军。能这么做，正说明他对国家那边那套规则的熟稔。钱文贵的“恶”之所以在乡土社会如此难以讲清究竟，正在于他的“恶”没有站在乡村伦理的对立面，而是一开始就外在于乡村伦理。这是一种突兀地嵌入进乡土社会的国家的“恶”，这种“恶”不借助士绅阶层的中介这一农民可以理解的“形式”，但恶劣程度却比败坏的士绅阶层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围绕着钱文贵的斗争关键处不在于以乡村伦理驱逐国家的“恶”，而在于构想一种地方与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这个过程的第一步便在于让钱文贵的剥削“显形”，让农民能够将“苦”倒出来。“看得见”钱文贵的剥削，便意味着理解了国家一边的正义。这是斗争钱文贵与斗争一般地主之间的微妙差异。斗争地主容易诉诸于恢复乡村伦理这一“可见”的“形式”，如孟悦解读《白毛女》便将民间伦理秩序视作革命话语合法性的前提。[19]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有一处与《白毛女》的互文，丁玲则特意点出了跳出乡村伦理的重要性：

大姑娘又述说起一个戏的内容来了。这是她最近去平安镇看的。这戏里说一个佃户的女儿怎样受主家少爷的欺负，父亲被逼死了，自己当丫头去还债，老太太打她，少爷强奸她,她有了私生子，没脸见人,后来还要卖她……大姑娘称赞这戏演得太好，看的人许多都哭了。她们家隔壁住的一个女人哭得最厉害，她的日子就和戏上的差不多,也是这末被卖出来的。戏演完了大家还舍不得走。在回家的路上大家把那大少爷骂得好凶，大家都说：“好了他,应该让大夥揍死的！又押到县上去了，知道那天才会毙他。”[20]

这时，小说刚刚开始，回到暖水屯的顾涌大女儿正在向大家转述她在平安镇看的《白毛女》一戏——正是这一大女儿将土改的消息传到了暖水屯。“大家都说”一句悄悄为小说结尾章品“人千万别打死”的告诫埋下了伏笔。不让“揍死”，要“押到县上”，恰恰点出了与“报仇”这一习惯法不同的革命的国家法。[21]在这个意义上，“人千万别打死”的告诫才显出更深一层的涵义。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国家法与“报仇”的习惯法之间冲不冲突，而在于国家的“恶”只能以国家的“法”的方式面对。如果简单地诉诸乡村伦理，国家便将与国家的“恶”一道被驱逐出乡土社会。以“法”治“恶”，是为了让乡土社会意识到国家正义的存在，由此为重新塑造国家与地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创造新的可能性。这已经是一种政治教育，在这个意义上，学会面对与乡土社会越来越紧密的国家，是翻身更深一层的涵义。

                            三、“地主”的宗法网络

钱文贵的“恶”虽来自乡村伦理之外的国家，但钱文贵自己却生活在暖水屯中。换言之，他也是宗法社会的一员。在中共接管政权之前，钱文贵并不在乎自己的这些宗法关系，因此“即使在本家也没有人说他好”。他在村里有一个兄弟钱文富，但却素不来往，还有个长工出身的远方兄弟钱文虎，也跟他“不对劲”。斗争钱文贵前的党员大会上，钱文虎发言，道出了钱文贵在本家中不受欢迎的真相：“他有钱有势也没分给谁，他过去同大乡里有来往，同村子上有钱的人有来往，他同咱们穷本家就没来往，他要是能改姓，还早不姓钱了呢。”[22]

不与本家来往，可见出钱文贵的“恶”确实外在于宗法社会。然而，在中共接管政权之后，因投机的渠道逐一关闭，钱文贵却着意利用起乡土社会的宗法网络来。其中，子女便是他用于营造这一网络的主要棋子。除将儿子钱义送去参加八路军之外，钱文贵更有意将女儿大妮嫁给了村里的新干部治安员张正典。在自己原来的长工程仁翻身当上农会主任之后，他更一度怂恿与程仁交好的侄女黑妮拉拢程仁。这两点正是干部们在讨论土改对象时始终不能达成一致的关键原因。

这种意义上的“回归”宗法社会其实徒有其表，其主要考虑在自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郭柏仁、侯孝全、顾涌等是固守着乡村伦理的老一辈。一旦闹起斗争来，他们固守的乡村伦理恰恰成了地主们的避风港。郭柏仁等找地主李子俊女人要红契是典型的一幕。李子俊女人带着子女演了一出苦情戏，郭柏仁等便主动撤退——“一个娘们，拖儿带女，哭哭啼啼地，叫咱们怎好意思，又是天天见面的”。干部讨论斗争对象不提钱文贵，条件上有偏差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便因为碍于张正典、程仁的人情。

因此，要“闹斗争”，关键要先破人情中的“私心”。斗争钱文贵的前一晚，章品特意改农会为党员干部大会。在党员干部大会上，张裕民的讲话一开始便诉诸党员之间的兄弟之情：“今晚上咱们凭良心说话，凭咱们两年多的干部，凭咱们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伙子说话,咱们谁没有个变天思想，怕得罪人？谁没有个妥协，讲情面，谁没有个藤藤绊绊，有私心？咱们有了这些，咱们可就忘了本啦。”[23]这其实才是强调走群众路线的章品最终将农会改成党员干部大会的潜在原因。党员之间是“生死兄弟”，这是一种全新的人伦关系，虽然起于“拟制”（“兄弟”），但其间却蕴含着超越宗法关系的可能。然而，虽然可以靠“生死兄弟”破除干部中的私心，郭柏仁等坚持的人情又该如何处理？这一人情其实质不在“私”，而在“公”。即使李子俊女人哭哭啼啼是装出来的，郭柏仁等的“不忍”却是真实的。这是丁玲最终也没有填满的一道裂缝。

人情撑开的另一道缝隙是黑妮。《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开始不能出版，很大一方面原因是因为黑妮。初稿中，黑妮是钱文贵女儿。丁玲自述黑妮的灵感来自于她参加土改工作中见到的一个地主家十来岁的女儿。她第一反应是“她并不属于那个阶级”，“因为她在那个阶级里没有地位，没有参与剥削，她也是受压迫的”。[24]由黑妮而起的争论集中在土改中如何对待地主子女问题上。

黑妮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地主子女。这一时期，暖水屯的青年们早已“闹”了起来。土改工作组下来之后，郭富贵、侯清槐、顾顺等率先接受了土改的新道理，站在了父亲的对立面上，他们可以说是宗法社会的第一批反叛者。两相对照，地主的子女们这时则往往与父母结成了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钱文贵二儿子钱义参加八路军之前放下狠话，“要是谁敢得罪了他爹，他回家时便给谁黑枣吃”。女儿大妮“狡猾像她的父亲，也是个爱欺侮人的”，一直在钱文贵的算计中充当跑腿的角色。就是李子俊家的孩子，没多少岁，却已经学会了“不得罪人”，在立场上，则偷偷站在父母这边，“心里都明白，到家里就再也不唱在学校的歌子，也不讲那些开会的事”。然而黑妮跟他们不同，一开始，叙事者就将她放在了受压迫者的位置上：“伯父伯母都並不喜欢她，却愿意养着她，把她当一个丫环使唤，还希望在她身上捞回一笔钱呢”。[25]她“富有同情心，爱劳动，心地纯洁”，虽然住在二伯父钱文贵家里，但却不喜欢二伯父，喜欢与贫农大伯父与长工程仁交往。

然而，即使如此，“一家人”这一身份却如影随形。这是钱文富一再告诫自己侄女的：“你二伯在村子上做的罪孽太多了，咱们就要老实些，让人家忘记咱们和他是一家吧，免得日后受害啦! ”[26]“一家人”的身份难以摆脱，还不只因为血缘的关系，更在于“不喜欢”与亲情之间的纠缠。小说刚开始，钱文贵打发黑妮去顾家侦查，黑妮去了，心里觉得“近来对他二伯父的感情要稍微好一些”，“因为她知道二伯父明白她的心事，已经不责怪她了，还常常露出了同情的样子”。[27]这当然不过是钱文贵的算计，但黑妮的“感情”却是真实的。正是这点阻碍着黑妮将亲情转化为“阶级感情”。小说结尾，程仁在斗争钱文贵之后的庆祝队伍中认出了黑妮，恍然大悟：“为什么她不会快乐呢？她原来是一个可怜的孤儿，斗争了钱文贵，就是解放了被钱文贵所压迫的人，她不正是一个被解放的么，她怎么会与钱文贵同忧戚呢?”[28]这恐怕已经是丁玲多次修改的结果。

丁玲执意要写黑妮，可能与其地主家庭出身有关。中共的早期革命队伍中，这类出身地主家庭、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青年占了绝大多数。土改期间，地主受到极大冲击，革命青年如何处理与地主家庭的关系问题再次浮出了水面，黑妮的问题因此具有典型性。在这一问题上，仅仅由认识出发理解自己与地主家庭的关系在丁玲处显然是不足够的，意识到钱文贵是一个压迫者，但不必然能够在感情上与其做切割。真正的切割必须源自情感结构的转换，而这一转换仅仅依靠认识显然难以完成。1952年，冯雪峰谈到黑妮，认为“完全没有写好”，原因在于“这个人物和小说中故事的联系虽然是有机的，但说到以她的性格去和她的环境、事件及别的人物相联系，则其有机性就不够充分和深刻”。[29]这指出的正是黑妮这一人物认识与情感的脱节。黑妮有自己的“性格”（情感结构），同时是推动“故事”前进的一位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她起到的推动作用，却与她的“性格”关系不大（“有机性”“不够充分和深刻”），更多来自于叙事者强加的新认识——这是为什么叙事者最终只能选择程仁来阐述黑妮转变背后的新认识的原因。

在程仁处，情况也一样。程仁疏远黑妮的原因表面上源于认识的变化，“他现在既然是农会主任，就该什么事都站在大伙儿一边”，实际上仅仅因为怕群众说闲话，“影响了现在的地位”。因此，程仁自己很快也陷入了信仰危机。革命带给他的这一新认识仅仅是他自欺欺人的理由，完全没有带给他决断的勇气，实际上，“他为了他侄女把他的一切都宽恕了”。斗争会上，程仁最终调整好认识走上“戏台”怒斥钱文贵，但这一解决源于他再一次提升了认识的高度。他最后的恍然大悟，恰恰是由新的认识出发，凭空造出了新的感情。

这一问题，其实与郭柏仁等拿不回红契的原因如出一辙。真正的认识上的转变，只能以整体的情感结构的转变为基础，只有建基于深厚感情基础上的认识才是有血有肉的认识，这是丁玲自己点出的“翻心”的真正涵义。然而，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虽然土改作为“事件”确实给乡土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但真正意义上的“翻心”的政治主体却还没有出现。丁玲将“翻身”落实在主体的“翻心”上，但她却没有充分注意到主体情感结构背后的家庭问题。在乡土社会，这一情感结构离不开宗法制。宗族没落之后，这一情感结构则更多与家庭相关。没有这一情感结构的转变，便不可能有革命认识的转变，这是黑妮与革命之间的距离。她最终没能走向革命，便因为家庭的羁绊。不过，在小说出版的1948年，连土改都还在进行之中，以此责备丁玲大可不必。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仅仅是一个开始。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讲师。）

注  释：

[1] 参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第359-376页。

[2] 见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载《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9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第489-748页。此书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9月光华书店初版，题为《桑干河上》。之后学界发现1948年8月光华书店还出过一版，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初版本。两版都属于初版系统，但因出版临时改动的原因略有差异。参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199-237页。笔者此处采用大系版本，同时参考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3] 按丁玲《写在前边》中的说法，在第一部分的“闹斗争”之外，她还打算继续写第二、三部分的“分地”与“参军”，但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后，她“决心先下去参加平分土地工作”。“到获鹿的一个村子工作四个多月”之后，她发觉“前年的那次分地和参军，都实在是很不彻底，粗枝大叶，马马虎虎了事的”，因此“考虑再四，决定压缩”。第一部“闹斗争”大约相当于现在小说的前五十回。见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揭书，第494-495页。

[4]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揭书，第519页。

[5]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揭书，第528页。

[6] 参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257页。一旦群众运动发动起来，由“自发”到“自觉”又是一个新的过程。

[7] 参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157-176页。关于周扬压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一事，之前学界多由私人恩怨的角度进行论述，李向东、王增如则试图回到两人路线方针、工作作风、文学趣味的分歧上予以理解。参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前揭，第376-389页。

[8] 参程凯：《组织中的“自我修养”与“团体修养”——一份研究笔记》，《平顶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9] 参刘卓：《光明的尾巴——试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谈土改小说如何处理“变”》，《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6期。

[10] （苏联）卢卡契：《叙述与描写》，吕荧译，上海：新新出版社，1946，第51、6页。1940年代，受苏联文艺界影响，中国左翼圈子爆发了关于“客观主义”的论争，吕荧译的《叙述与描写》便是导火索之一。这一论争影响深远，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便可溯源至这一论争。

[11] 在《叙述与描写》中，卢卡奇并未具体论述“叙述”与“历史”问题，关于“历史”问题可参（匈）卢卡契：《历史小说中新人道主义发展的远景》，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149-171页。

[12]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揭书，第517页。

[13] 黄宗智便认为将钱文贵当作地主是一种“表达性真实”。参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载《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黄宗智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第77页。

[14]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揭书，第685页。

[15]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揭书，第638页。

[16]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揭书，第502页。

[17] 丁玲：《关于自己的创作过程》，《人民日报》，2004年10月9日。丁玲1952年4月24日作，2004年发表时有删节。

[18] 参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中国书评》，1995年第5期；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358-367页。

[19] 参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载孟悦：《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251-276页。

[20]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揭书，第507页。

[21] 参（美）杨联陞：《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第65-97页。

[22]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揭书，第690页。

[23]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揭书，第689页。

[24] 见丁玲：《谈自己的创作》，载《丁玲全集（第8卷）》，张炯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第87页。

[25]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揭书，第509页。

[26]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揭书，第609页。

[27]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揭书，第504页。

[28]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揭书，第738页。

[29] 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文艺报》，1952年5月25日，收入《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