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的话语与延安的乡土革命叙事

                        ——重读丁玲的《在医院中》

                                张  宇  

                                一

因为在大城市的接连溃败，加之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革命在一九二零年代后期开启了从城市到乡村的关键性空间转移。这一地理上的转化与对中国乡村和农民的新的认知与理解息息相关，恰如美国政治学家Brantly Womack所言，过去的边缘成为了当前的政治中心。[1]通过这次空间转移，乡村空间经历了从僻静的死水到革命中心的巨大转变，也因而成为想象和预见激进革命政治的重要场域，代表着象征希望与力量的“另一个中国”的场所。革命根据地不单对抗国民党政府，更是将自身定位为全球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

1937年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的出版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及国内对中国革命的观念，并且塑造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轮廓，重绘了中国政治景观。在公共话语中，延安从人烟稀少的萧瑟边区乡土小城，一变成为了青年一代追求激昂而崇高人生的“麦加”，同时成为在地理上及政治上凝聚了一个庞大集体的共享空间。[2]然而，前往延安并不只是关乎拥抱崇高和英雄式的信仰。它更加意味的是一种亲历革命的艰苦、粗糙、严酷，比如面对令人泄气的现实、严峻的磨难和技术的落后，从事单调乏味的工作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将个人屈从于革命的规训等。此后的四零年代，著名的左派记者和作家如陈学昭（1906-1991）、丁玲（1904-1986）和方纪（1919-1998）都以不同于斯诺的方式书写了“走向延安”的经历。革命文化本身即是围绕着“城市与乡村、富庶与贫穷、动态和停滞”的对立之间充满强烈张力的场域。[3]本文将以“走向延安的革命旅途”为视角，讨论来自城市的革命者和左翼作家在激进政治和物质贫乏、在都市情感和乡土环境等各种矛盾对立之间的挣扎。延安反映了革命作为一种奇异的混和体的存在：爱与残酷，崇高与粗糙。乡村的环境并不仅仅是革命的背景，而是一个试图同时实践激情和耐心的现代性解放政治的重要空间和社会场域。

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呈现的，革命常常会与激情澎湃的集体事业联系在一起。革命向来被视为是由情感高度支配的集体事业和个人追求。英国政治学家Michael Dutton进一步指出，愤怒、恐惧和欲望等激情的表达方式构成了革命的情感强度。[4]本文想要关注的是革命激情的另一种呈现方式：“耐心”的话语的出现。在有着强烈的集体性的政治诉求的革命共同体中，“耐心”的话语是对物资的匮乏和落后以及令人沮丧的人际关系的响应。来到延安的城市知识分子和作家必须在心理上面对这些巨大的差异，如英雄主义相对于平凡生活、城市相对于乡村等等。笔者将以著名作家丁玲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为例来讨论“耐心”作为叙述话语以及心理技巧的呈现及其在革命语境中的运转方式。

                                二

丁玲从国民政府的监狱中逃脱，于1936年10月抵达保安，受到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5]与很多初到边区的左派作家相似，丁玲在抒情诗《七月的延安》中，将延安描述成一种理想主义世界主义的空间，有牧歌般的宁静、农业的丰收、热情洋溢的集会、投入的阅读和学习。在回忆其前往保安的旅程的文章《我是怎样来陕北的》（1939）中，丁玲忆述起与友人的关于中国古典诗词和西方浪漫主义的有趣对话，并向她的朋友形容在延安的令人身心舒畅的窑洞生活，以及包括骑马和遇见游击队员的冒险经历。然而，在兴奋的语调之下，在文章结尾亦可发现丁玲流露出的轻微不满：经过三年的时光，丁玲对陕北的记忆开始褪色，感觉也变得逐渐粗糙，与几年前的心情截然不同。[6]这种转变反映出来延安初期的热情澎湃已然转化为“困惑和幻灭”。[7]在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和杂文《三八节有感》中，丁玲已经脱离了那种模式化的、抒情的表达方式，开始书写延安和革命的经验所带来的复杂、迷惘和失望的情绪。在丁玲这一时期所有关于革命的书写中，《在医院中》最清晰地展示了陕北边区社会生活中“令人不安的”一面，这篇小说也代表了许多知识分子与都市青年所面对的从城市到乡村的艰难转折。由于专家、学生、海外华人及外国参观者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涌到延安，延安由乡村小镇逐渐发展成一个城市式的空间。他们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将这个革命根据地转化成一个由城市、乡村、革命和全球复合镶嵌而成的空间。但是，革命旅程并非以延安为终点，更是要求革命者对乡村生活愈加深层的沉浸。革命常常被描述成是强烈高涨的“热”的情感形式，如兴奋、激情和高尚，同时也反映在歌颂延安的文学诗词中“光”的呈现。但是，《在医院中》让读者感受到了革命的“低温”，如西北冬天刺骨的寒冷，同时也经历了革命的“暗淡”，如延安窑洞里昏黄的烛焰和边区黄昏的萧索。

前辈学者的研究倾向于将《在医院中》视作丁玲“从‘五四’的女性主义到中国革命的艰难转型的重要代表时刻，这一过程的实现是通过重新塑造自己作为作家的身份，以及消解过往存在的某些矛盾张力”。[8]疾病的隐喻以及医院作为一个运转不良的机构的象征意义揭示出革命系统的种种病症和负面因素。黄子平指出对“革命”的反讽性的描述，即革命对原本健康的个体进行强制性的“治疗”来实现个人对革命纪律体制的屈从。[9]本文将不单聚焦于故事对革命的批判性的视角，并且关注“革命”作为乡村实践过程中充满实际经验的一种工作，同时考察“耐心”的话语如何在叙述和日常生活中呈现。“耐心”经常表现为一种心理技术，用以安抚革命主体在乡村的环境中时时出现的沮丧情绪。面对在乡村革命根据地令人失望的社会经济环境与人际关系，小说提出“耐心”的话语不仅仅是革命激情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种关键的专业素质来实践延安的“群众路线”。

笔者将分析《在医院中》中包含的两种形式的“耐心”，一种是外科医生郑鹏工作中呈现的精湛专业技术，另一种是神秘的第六病室无脚的病人对处理革命队伍中的人际关系的建议。前者代表的“耐心”体现在专业主义的平静、技术精湛、沉浸的注意力和严肃的态度上；后者的“耐心”则体现在处理“世道人心”的能力上。这两个人物代表的是面对乡村革命根据地特有的社会经济环境与人际关系的解决方式，但是由于叙事中对两个人物的观察都是从陆萍的视角出发，对他们刻画便无可避免地受到陆萍的心理所影响。

《在医院中》以围绕着女主人公陆萍意识的全知的叙事声音揭开序幕。故事开首，陆萍从远方走入暗淡荒凉的乡村地带，与革命通常呈现的“光”形成强烈的对比。紧接着叙事转向以陆萍的视野和意识为出发点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当陆萍环视四周的时候，她要掩饰自己对周围环境的失望，并且“故意装出一种高兴的神色”。陆萍内心的情感和外在表情的差异显示出她试图跨越心理的界限，区分革命作为理想和革命作为令人沮丧的具体现实。陆萍毕业于上海的一间护士学校并且在一间战地医院工作过，此后到达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然后基于党的需要被派往边区的乡村医院。这个旅程意味着从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和现代教育机构向乡村革命空间的转移，乡村革命空间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未被发展的荒野贫乏之处，而是如斯诺所言，是和动物生存环境类同的原始之地。在乡村人们的眼中，女性和动物的功能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别，在乡村人们的眼中，受过教育而专业的陆萍被降格到最原始的女性角色，即一个繁衍后代的“来养娃娃”的身体。在乡村的医院里，财物和人力资源都非常匮乏。以前陆萍在战地医院工作时，她对受伤的士兵极为关心。来到乡村医院，她偶尔想象自己以军医身份走上前线的情景：“到前方去，到枪林弹雨里奔波忙碌”，幻想自己是一个能迅速产生社会作用的英雄式的女战士，而不是乡村医院里平庸的助产医生。如果说鲁迅早年成为军医的梦想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对随军出征的流动性的向往，那么陆萍的工作则是同时受制于党的严格管制以及医院内部官僚主义的束缚。延安“到乡村去”的革命叙述似乎将作为医疗工作的职业与基于“党的需要”而贡献革命混淆在一起。这个关于革命的故事并没有浪漫（如三零年代的“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小说）和牺牲殉难等激情崇高的情感元素。陆萍的经历让读者从浪漫化的革命观念中转向冷静审视乡土现实，将革命视为一种工作，而且常常是乏味的和令人泄气的工作。[10]斯诺的“记录性表述”提供了一种高贵化的视角来看待农民，以及他们的贫穷与苦难，但是，如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所描述的群众的狡猾与残酷一样，《在医院中》并没有感伤化贫穷；相反，作者暴露了贫穷和落后所带来的种种丑陋。叙事者感到震惊的是乡村人民对可怕的物质现实的漠然与习以为常，亦体验到贫困引致的种种现实的丑陋。这种物质条件不仅仅损伤了身体，同时也伤害了心灵，这可以从当地人缺乏细腻的情感，冷漠、无知甚至诅咒的话语中看出来。

陆萍看到医院里的肮脏和卫生条件会危及病人的生命，感到非常失望，她执着于将现代的卫生、清洁和消毒的意识带到乡村医院中（其他工作人员事实上根本没有卫生的概念甚至鄙视这个观念）。她定期地清洗病人的被子和衣服、消毒器材，以及整理医室物品以方便使用。陆萍亦努力地将医院转化成一个滋养精神的处所，要求为病人设置图书室、准备杂志和报纸，并组织不拘一格的座谈会和小型娱乐聚会等以滋养精神为目的的活动。陆萍的观念其实是将“卫生”等同于一种“习惯性的道德意识,” 这样一种现代观念其实是强调卫生和物质条件不单是医护工作的基本，更是人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贫穷和肮脏的环境将损伤人的思想、感受和渴求的能力。[11]实际上，卫生的观念在延安时期得以广泛宣传。譬如在1941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开设了一个新栏目“卫生”，从此便定期介绍与卫生改革及疾病控制相关的信息。而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忆述他从学生到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从一个阶级转化成另一个阶级所产生的感情的巨大变化，并强调这个过程包含着痛苦的磨练。从参与革命和与工人、农民以及士兵共处，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知识分子虽然身着干净的衣服而精神不洁；农民虽穿着脏的衣服而精神洁净。[12]毛泽东所强调的个人的转变其实包含着跨越城乡的界限，而这一界限常常与卫生的观念息息相关。因此，拥抱乡土与培养卫生意识成为共产主义现代性追求的两面。

出于对她的朋友外科医生郑鹏真诚的仰慕，陆萍特意去观察学习其专业的手术技术。见证郑鹏拯救病人生命的过程，她得以感受到郑鹏与自己的激烈情绪非常不同的工作态度。小说中细致的描述强调的是郑鹏巨大的耐心，持久力和平静，以及熟练的专业技术。郑鹏显然能够清晰地区分休息时间和工作时间，以及私人空间和工作空间。郑鹏在闲暇时刻热爱文学创作与朋友聊天时常常漫无边际，但是在手术室里便立刻成为另一个人——非常沉默和严肃。乡村医院手术室被转化成一个实践宗教仪式的宏伟空间。同时，专业主义并非排斥情感投入，郑鹏对自己使用的手术工具充满亲切之情，这样也有助于专业技术的熟练：“那精致的金属的小家具，凛然的放着寒光，然而在他却是多么熟悉和亲切”。在工作场所，专业主义的力量有着感染人的力量，可以激发周围人的热情与精力。文中对郑鹏工作的描述，强调其一丝不苟的态度，这体现在他对寻找病人身上如米粒般细小，埋藏得很深的铁片上。与那被“激动和虚弱所主宰的”的陆萍不同，郑鹏的自我控制表现在对长时间的手术的持久的注意力和稳定的情绪，特别是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低温和室内的烟雾已经让其他的助手昏厥。“郑鹏一样也头晕得厉害，但他却支持到把手术弄完。他到无人的雪地山坡上坐了一个钟头，使自己清醒，然后才走回来，吃了些热开水。”[13]所有这些对工作细节的描写构成了“耐心”的工作质量，包括郑鹏专业技术的精湛、对责任的承担以及情绪的投入，以及最重要的，作为重要专业技巧的情感控制。

故事的高潮是当陆萍在协助郑鹏进行手术时差点昏厥的一幕。陆萍观看的时候彷佛自己也在“通感”的作用下正经历手术的过程。陆萍感觉自己的血液也喷出来，她所有复杂、被压抑的情感亦随之决堤。[14]这之后，面对误解、指责、流言，陆萍经历了情感崩溃的巨大创伤。陆萍是一位对文学充满热爱的感伤的革命者，她经常梦到母亲的温柔和南方家乡的舒适。然而，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从启蒙主义幽暗的一面获得力量，所以与愤怒、恐惧和渴求这些激情不可分割。[15]陆萍在乡村世界的经历充满了恐惧、困惑、忧虑和沮丧，还要忍受怀有恶意的流言。她被这样一个问题严重困扰：“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16]。陆萍被这种困惑所折磨，变得精神紧张，并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对革命事业的坚持有所动摇。王实味的文章《野百合花》也呼应着陆萍面临的这种困惑，同样地描绘了革命同志之间的伪善与自私，缺乏爱与同情这样令人沮丧的人际关系，而这些革命者当初都是带着牺牲精神来到延安拥抱革命。[17]

凭着极大的热忱，陆萍“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18]她对革命的热情，有时以日常生活的高涨情绪呈现，例如过份热情、不安、愤怒、恐惧和不满，种种失去耐心的情绪使得陆萍烦乱不安，疾病随之而至。这种描述成为了延安的青年文化之一。王实味形容，延安的年轻人追求“爱和热”及“温暖和美丽”时，会大胆地抒发他们心中的不满。[19]陆萍怀着一颗细腻、温柔和充满怜悯的心灵，却在热切期待的政治生命中遭遇到种种残酷和艰难，因而感到十分沮丧。她开始批评所有事情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摘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20]。这种强烈的情感在小说的结尾被“耐心”的话语所协调，陆萍在第六病室遇到了一个有疟疾、残障、神秘，看似“对本身的荣枯没有什么感觉似的”的不知名的战士，此人却在引导她的政治思考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有着相当超然的态度，通过他的启发和指点，陆萍在乡村医院的工作经历同时也成为“理解世道人心”的艰难旅程。他是这样劝说陆萍的：

“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油盐柴米，全是事务，你能做么?这个作风要改，对，可是那么容易么?你是一个好人，有好的气质，你一来我从你脸上就看出来了。可是你没有策略，你太年轻，不要急，慢慢来。”[21]

这个神秘的人物似乎起着党的代言人的作用，用一种理解和劝说方式来警醒陆萍所可能持有的道德简化趋势，让她看到在一个互相关联的社会里劳动的不同分工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和可能性。他提醒陆萍，革命队伍是由不同的社会成份组成，陆萍也需要意识到她自己所珍视的价值体系其实是来自于一个与乡村医院完全不同的世界。因此，这个神秘人鼓励陆萍要耐心，即“不要急，慢慢来”，并且使用策略来改变，而不是实行黑白分明的道德判断。神秘人提到农民阶级有潜力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而知识分子也应该与农民建立更好的沟通渠道，以此获得对现实和道德判断的更加敏锐和完整的理解。他告诉陆萍，实现革命的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一实现的过程需要耐心的教育和循序渐进的提高。她不应因自己有限的视野里看到社会的一部分现象而沮丧，“不要只是看几个人”，这个细节也是对小说中很多时候出现的以陆萍为中心的聚焦化的叙述的自我反思。[22]

                                三

经过了痛苦的心理挣扎和沮丧的时期，陆萍有所康复并开始新的生活，被形容为“经过千锤百炼”和“在艰苦中成长”。[23]陆萍这个人物呈现出渴望和沮丧并存，以及内心的痛苦挣扎和积极介入社会的混合情绪。这也是邓腾克（Kirk Denton）所描述的“自我的问题”（“the problematic of the self”），即浪漫个人主义和革命集体主义的对立话语以及“探索和表达个体的心理现实与无私地参与不可阻挡的民族和历史运动的欲望之间的对立”。[24]在这里，“耐心”作为一个重要的技巧，让个人得以透过自我适应和自我控制，能够自处于外在的世界。革命同样是学习“世道人心”，并获得一种具体的经验来面对残酷与情感，崇高与琐碎，全球的普遍话语与地方的排斥分化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另外，丁玲的《在医院中》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超越革命语境的寓言，探讨人类如何协调失去耐心和容忍力的状态，在充满挑战和时常教人失望的环境里，孕育成熟和耐心。这篇小说写于整风运动开始的时期，当时批判性的声音与思维方式并不见容于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和革命环境。王实味在出版《野百合花》后旋即受到严厉的批判，便是最为清晰的案例。随后丁玲在党内遭到严肃批评，因为《在医院中》描述的革命空间主要是通过陆萍的聚焦化的视角而呈现的，[25]因此被认为是“部分的、暂时的，而且是特别的”，并非一个“更加真实的现实”。[26]但是，笔者想强调的是，结尾处陆萍与第六病室中的残疾人的相遇已经暗示了陆萍对自我的反思。

“耐心”的话语其实屡屡见于延安时期的革命领袖和知识分子的写作之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提到，革命者“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这句话强调的是一个逐渐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共同生活和学习，从而与群众熟悉，使阶级之间的情感产生变化。[27]在另一篇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文章（1944）中，毛泽东继续强调“耐心”对于接近乡村群众的必要性：“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28]在另一篇名为《论同志的“爱”与“耐”》的短文中，左派作家萧军描述了革命群体中对工作、人际关系、环境甚至革命本身的诸多不满情绪。他指出革命团队中出现的“撒旦因素”以考验人民意志的方式存在。[29]萧军尝试说服自己及其他同志通过严酷的考验来克服极具威胁性的撒旦时刻。他提出了“耐”的概念，试图调和革命团队中的各种对立，并提供了两个解释：“耐”指“能耐”和“耐心”。“耐心”意味着说服、教育和理解作为与同志之间建立连系的方式。萧军亦指出“爱”和“耐”之间互为补充的关系，认为只有带着真诚的“爱”才能有真正的“耐心”，反之亦然。[30]同时，能够做到“耐”亦是革命工作所需要培养的能力或“能耐”。如果说毛泽东“耐心”的话语所表达的是在革命的规训力量下个人的转变所需要的逐渐的过程；丁玲和萧军对“耐心”的书写则显示出城市知识分子即使在面对充满考验和苦难的政治现实里，仍然愿意献身于革命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劝勉。

《在医院中》外科医生郑鹏的精湛技术以及工作中的平静所呈现的“耐心”，也成为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所必需的一种素质。延安地区的《解放日报》于1945年5月20日和21日连载了作家方纪的小说《纺车的力量》。这个故事说明实施“耐心”并不只是在整风运动时统一思想和劳动力的方式，同时亦创造了一个人与工具的结合体，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创造了和谐的思想环境。《纺车的力量》描述了城市知识分子对延安时期使用原始纺车的纺织劳动的参与，这一过程将劳动、思想改造以及掌握技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战争的封锁让边区无法进口机器设备，同时由于电力的缺乏，革命根据地的工业基本上全是手工作业。“耐心”才是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唯一途径。《纺车的力量》所提出的中心问题是当革命与历史“进步”的话语结合在一起时，如何面对乡村空间科技的“倒退”。在寓言的层面上，这个故事揭示了织布的技术其实是一种规训性的技术的象征，并且这种力量内化成为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生活方式。

小说的主人公沈平是一个在上海学习电机的大学毕业生，后来来到延安。在故事开始处，沈平整个上午坐在原始的木制织布机前连一根线也织不出来，内心非常沮丧，他发现“使用一个织布机要比安装一台电动发电机还要困难”。所以沈平对劳动的热情冷淡下来，甚至开始抱怨织布机，认为这种生产模式既落后又浪费时间。他渴望能够在纺织比赛中有所表现，所以表达了自己的困惑：“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技术？”这个时候，沈平的同志，以织布的高效率和精力着称的小于，回答了沈平的问题：“对你，技术意味着耐心。”沈平渴望能达到小于的高度，她织布的过程发出和谐的声音，沈平意识到这个过程里包含着技术的全部秘密。在强调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的边区大生产的语境下，“耐心”不仅有助于开发人类的创造力，并且代表着使用仅需少量或者零资本的技术，来满足生产的需要，[31]这样才能促成这种人与工具的连续体，从而达到一种促进生产力和效率的和谐。[32]

《纺车的力量》的主人公沈平将生产劳动视为革命的一部分，对生产劳动抱有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且完全自愿的接受改造，他即使没有劳动的经验，也努力让自己投入和提高效率。作为一名自觉的革命者，沈平开始意识到织布机不仅仅是体验劳动，而且是让他认真学习技术并达到生产目标的工具。“耐心”在这篇小说中表现为高度规训的有规律的生活，日复一日平静的劳动，早出晚归的工作。沈平不断地提高，也不断地理解自身的缺点和优点，并且明白自己应该怎样克服和进一步学习。最重要的是，巨大的耐心和持之以恒带来的是将劳动与思想改造结合在一起的状态，达到的是对最初无法驯服的织布机所自然生发的情感。沈平最终掌握的织布技术也成为一种政治技术，将内在自我协调成与外在环境和谐的状态，产生将兴奋与平静相结合的感情，他可以集中注意力，并且提高生产效率。沈平最终凭着质量和数量并重的优异表现，赢得了织布比赛的冠军。这种人与织布机的亲密感情形成了一种整体性并创造了人与工具的连续体，这样一种连续体建立在人的可塑性基础之上。小说结尾处，沈平最终听到了他自己织布的声音汇入了其他人的织布机的合声之中，愉悦的乐声飘进他的心里：这种融合经验打破了私人自我和公共参与的界限，从而最大化提升生产力。

本文重读丁玲延安时期备受争议之作《在医院中》，通过对其主要人物（陆萍）与次要人物（郑鹏与第六病室的残疾人）的对照分析，用“激情——耐心”的并置来指征延安革命文化中的复合情感结构。革命向来被视为充满强烈情感支配的集体事业和个人追求，蕴涵着对牺牲、困难、沮丧和恐惧的长期承受。本文把注意力放在“耐心”的重要性上，并发掘延安文化中存在的“耐心”话语来展示革命激情的另一种呈现形式，以及革命的情感架构的方式。“耐心”是一种心理技术，是控制情绪的力量，具体表现为专业主义的平静和从容，对他人的错误和局限的容忍，理解错综复杂的世道人心的能力，同时也是长时间手工劳动的坚持。“耐心”常被革命领袖及左翼知识分子以劝服或者自我说服的方式提起，其实是对革命激情、坚持和忍耐的另一种情感表达。在乡村语境中的革命被赋予普遍全球意义的同时，也正是“耐心”的话语协调着激进革命与乡土语境的巨大鸿沟。

（黄逸朗译）

【本文是英文专著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The Rural in the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Imagination, 1915-196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0)（张宇著）的一部分。】

（作者系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的助理教授。）

注  释：

[1] Brantly Womack, The Foundation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 1917-1935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2), pp.195.

[2]见鲁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华书社，1938），页1。

[3] Mark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278

[4] Michael Dutton, “Passionately Governmental: Maoism and the Structured Intensities of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ality,” in China’s Governmentalities: Governing Change, Changing Government, ed. Elaine Jeffreys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24-37.

[5]关于丁玲在延安的生活经历的详细记录，可参考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页137-347。

[6] 丁玲：《我是怎样来陕北的》，收入《丁玲文集》（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页305-11。

[7] David Holm, 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pp.46.

[8] Tani Barlow, “Introduction,” I Myself Am a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 ed. Tani E. Barlow and Gary J. Bjorge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pp.30.

[9] 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收入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19-33。

[10] 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60.

[11] Martha Nussbaum, Love’s Knowledge: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01.

[1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big5/nonmarxists/mao/19420502.htm

[13] 丁玲：《在医院中》，收入吴丽娜、吴虚兮编：《丁玲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页280-99。

[14] 这个情节说明了医学与文学在现代文学中的联系：刘禾提出过解剖人体的行为被转化为一种“解剖自我”的写作功能。见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28.

[15]  Dutton, “Passionately Governmental,” pp.24-37.

[16] 丁玲：《在医院中》

[17] 王实味：《野百合花》，《解放日報》（1942年3月13和23日）。

[18] 丁玲：《在医院中》，页285。

[19] 王实味：《野百合花》

[20] 丁玲：《在医院中》，页290。

[21] 丁玲：《在医院中》，页291。

[22] 梅仪慈（Yi-tsi Mei Feuerwerker ）同时指出，故事的叙述是完全根据陆平的主观观点书写的，因而没有提供一种进入医院的外部的客观现实的视角。Yi-tsi Mei Feuerwerker, Ding Ling’s Fiction: Ideology and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10-11.

[23] 丁玲，《在医院中》，页291。

[24] 见 Kirk Denton, 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u Feng and Lu L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0, 23.

[25] 关于在延安时期和1958年对丁玲的批判，可参考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pp.19-33.

[26] 燎荧：《人……在艰苦中成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收入袁良骏编：《丁玲研究数据》（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页278-81。

[27]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8] 毛泽东,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41030.htm

[29] 李欧梵指出萧军基于对革命现实的失败而流露出的怨愤情绪，有着一种“父权色彩”（“patriarchic manner”）。見 Leo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237.

[30] 萧军：《萧军全集》（十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页535-36。

[31 ]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pp.253.

[32] 见Tina  Mai  Chen对“人-工具连续体”（“human-tool continuum”）的讨论：“毛泽东通过一种进步的观念来探讨动力与存在之间相互联系的层面，以及不断变化的周期。在这种观念中，劳动的人民的身体与基本工具和工作的物质条件融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全面的意识”。Tina Mai Chen, “The Human-Machine Continuum in Maoism: The Intersect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alism, Japanese Theoretical Physics, and Chinese Revolutionary Theory,” Cultural Critique 80 (Winter 2012), pp.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