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小说家丁玲的崛起与爱情神话的破灭
发布时间: 2021-06-04 09:38:25 阅读 0 次
新锐小说家丁玲的崛起与爱情神话的破灭
张 莉
爱情不是自然的本能的冲动,而是被现代话语建构起来的,它深受现代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从根本上来说,爱情是政治、经济与文化权力博弈、较量和配置的结果。现代情爱观念的到来对中国社会是至关重要的。舶自西方的现代爱情至上观念不仅仅使青年人开始挣脱父母包办婚姻的束缚重新认识婚姻,也成为年青人以新抗旧、颠覆封建制度的强有力手段,爱情最终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与方式。具有先锋姿态的媒体对爱情的“翻译”、“介绍”、“讨论”、“阅读”、“想象”;媒体对于社会上各种名流爱情故事的演绎;新文学作品中的爱情叙事……共同演绎了现代国人最初的爱情感受。爱情最终成为现代社会的新的意识形态。
爱情是妇女解放的另一种名义,它从精神上武装女学生并号召其从“父”的家庭中解放,打破了性别歧视和“男女授受不亲”、“贞节”等话语对女性身体的禁锢。作为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培养的新女性,冯沅君的笔下,爱情被谛造为高尚、纯洁、优美、诗意。沉浸在神圣恋爱中的热血青年、美丽景色、以及身已被困的女学生同构了一幅贞洁、高尚、精神意义上的伟大爱情。这爱情美好、纯洁、因超越普通人的欲望而更显高贵。这是被理想化的爱情。如果说冯沅君小说主人公的死亡实现了五四爱情神话的完满,那么《伤逝》以一对恋人面对生活困境而显示了诸多难题,那是《隔绝》爱情神话中所不可能遇到的难题:生活的困苦,身心的隔膜,女儿逃离父的家庭后的生存,女儿如何生成真正的女性主体……在这些实际问题面前,光环中的爱情变得苍白无力。
在《随想录(40)》中,鲁迅心目中的爱情象征光明、自由、人性、美好、神圣,是人苏醒的标志。时隔八年之后的1925年,鲁迅以低徊的文学语言,表达了一位男性知识分子对爱情神话的质疑。涓生手记中的忏悔、困惑、怀疑以及子君的死亡,其实解构的正是爱情神话至高无上、无坚不摧的神话性质。镌华(《隔绝》主人公)之死昭告的是神圣爱情的完满胜利,而子君之死在宣告了爱情力量有限的同时,也宣告了知识分子想象新女性出路时的迷茫。
在这样的背景去理解,作为新锐小说家丁玲的意义才会突显。《梦珂》中梦珂的遭遇,象喻了女学生从家庭中逃往社会,从闺阁中走到都市后的遭遇。女学生离开家庭进入社会,她的身体慢慢苏醒。她要面临的不再是封建家庭,而是与其性别相对的那个“他”——男人;她要面对男权的商品社会,面对爱情信仰本身给予她们的幻想以及幻想破灭后的伤痕。男人体贴殷勤的背后是色情动机。当女学生丁玲用极其细微的笔触写出男人眼中的梦珂时,她对女性的物化身份含义显然有了深刻了悟。——女学生可以逃离诱骗她情感世界的表哥,但无法逃离这整个秩序化与男性化的商品社会。
同样是女学生身份的作家,同样以主人公自语的方式表达,镌华的开口说话象喻的是五四女儿逃离家庭,而莎菲的低语则象征着女学生睁开了双眼审视自己的欲望与身体。与镌华、子君相比,莎菲是活跃而狷傲的,有着对女性身份的体认。旧道德、旧礼教,在莎菲眼里,全不算什么。莎菲要的是“有意义”的爱,是高尚灵魂之间的相通。也因此,五四女儿莎菲自幼受的爱情熏陶与她现实面对的情感问题出现了裂缝。
莎菲之于凌吉士的不屑,在于两个人价值观的完全不同。凌吉士的小资产阶级追求,凌吉士眼中与爱有关的家庭、金钱、地位,在莎菲眼中全不算什么,爱情与这些低俗全不相关。因而喜欢享受物质生活和贪恋肉欲的凌吉士,在莎菲眼中是卑劣的。受到五四爱情话语洗礼的莎菲与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凌吉士之间的恋爱,其实质是一场五四爱情观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之间的直接对话。
莎菲用自己的方式战胜了凌吉士,也象征了“爱情”战胜了“情欲”,“神圣”战胜了“世俗”,“灵魂”战胜了“躯体”,“理想”战胜了“现实”。可是,当莎菲一脚踢开了凌吉士后,真正的“灵魂”的“有意义”的爱情在哪里呢?当五四女儿成长,《隔绝》中未出现的境况出现了:在爱情话语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莎菲,面临的是灵与肉的分离的痛苦,面对的是神圣爱情理想与现实社会的脱节。爱情与欲望、灵魂与身体、理想与现实的分离给予了莎菲结结实实的痛苦。
作为突然崛起的作家,丁玲的新锐性在于她对爱情和世界的理解力。《莎菲女士的日记》比《伤逝》更为深刻在于她的切肤性,她不仅仅使“子君”开始言说,而且她使“子君”成为一个复杂的人,这个人不是单向度、单薄而苍白的人,而是繁复、立体、女人味儿十足的女人。换言之,她比她的同时代作家更为成熟地面对情爱世界与两性关系。这位作家不仅仅意识到爱情话语的虚幻性,也意识到男女之间微妙而深刻的权力关系。这是丁玲小说之所以成为丁玲小说的重要原因。
某种意义上,后五四时代,丁玲以对爱情及两性关系尖锐的洞察力而一骑绝尘,成为一代优秀作家中的佼佼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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