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话语、性别征用与革命重述
                                                            ——论抗战书写中“贞贞”的命运

                                                                               赵  牧 

       在《我在霞村的时候》的结尾，丁玲给笔下的主人公贞贞指出了一个“光明的前途”，也就是“到延安去”，而她自己，此前也是从南京的“幽居”之地逃到延安的。自丁玲到达延安后，虽说不能一直维系最初的风光，但无论其文学创作还是革命活动，都还开展得有声有色。即便有不解和批评，总体上还是获得了党内高层的信赖和支持。《我在霞村的时候》也受到广泛的肯定，这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贞贞如果真生活在革命的队伍中，应能够摆脱在霞村时所受的冷眼和非议。解放后，丁玲还一度在党内担任高职，而这篇小说也被收入各种选集。但风云突变，转眼就到了1955年，丁玲被当作“反党小集团”头目接受批判，她的所谓“历史问题”，被再一次地翻检出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在霞村的时候》也跟它的作者丁玲一样，从此告别顺风顺水的日子，而成为“再批判”的对象。这时节，怀抱光明的希冀而逃离霞村17年的贞贞，竟也连带地受到“丧失气节”和“寡廉鲜耻”的指责。仿佛一切回到原点，但岁月已经流逝，青春已经苍老，而等待贞贞的，难道也如丁玲一样，再经26年的离乱而唯能在一纸结论前发出“我可以死了”的感叹？或境况还更不如，毕竟，她未必像丁玲般有组织可依靠。值此之际，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下贞贞的命运，禁不住在最初光明的指向后面打上沉重的问号，而回到小说，则会发现丁玲对这一指向，也不是没有心存疑虑。其实，像这样的疑虑，不仅存在于文本的叙述，而且存在于文本的接受。且不说丁玲与贞贞之间的比附，单说贞贞离开霞村后的命运遭际，在“后革命”的语境中，就有各种形式的推演。而在这里，我们则是在复杂的历史向度里，结合相关的文本，还原一下《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小说内外的贞贞以及作为造物的丁玲的命运。
 
                                                                               一
 
       我们知道，《我在霞村的时候》，跟《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一经问世便受到批判不同，它最初得到的基本是肯定性评价。自1941年6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发表后，它不但先后被1942年4月10日重庆出版的《学习生活》和1946年3月1日张家口创刊的《北方文化》转载，而且被胡风编入同名小说集于1944年在桂林的远方书局出版。该小说集不但同年得到骆宾基的撰文肯定[1]，而且于“抗战”后的1946年先后在上海、大连和北平重印。也在这一年，它还被周而复编入《北方文丛》由海洋书屋在香港出版。据周而复解释，这里所谓的“北方”，也即西北、华北和东北，而“当时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解放军主力部队”就活动在这三个地区，所以，“《北方文丛》，不言而喻，就是《解放区文丛》”[2]。几乎与此同时，周扬在编辑《解放区短篇创作选》时，也将《我在霞村的时候》作为头条收入了。无论是在解放区还是在国统区，抑或国共力量交织的港英殖民地，这篇小说都被当作解放区文艺的先进代表。然而在1955年的“肃反”中，丁玲不仅成了“丁陈反党小集团”头目，且被认定为历史上有“变节性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文艺报》的“再批判”，就有了深挖丁玲反党和变节思想根源的性质。所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被反复提到，但因为它是丁玲参与左翼文化运动之前的作品，也就没有专门批判，而是将它作为大前提，认为所塑造的“一个可怕的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者”莎菲，阴魂不散地附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和《在医院中》的陆萍身上，前后的区别，只是“穿上了共产主义者的衣裳”[3]。
       像这样的评论，除了政治上的定性非常严苛之外，却也并没有超越冯雪峰乃至周扬当年的认识。冯雪峰曾在《丁玲文集后记》中认为，“从莎菲到《新的信念》中的陈老太婆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这两种对象的不同，是两个世界的不同，并非作者用同一主观可以同样打入的”，将它们视为丁玲“对于人民大众的斗争和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并代表了“人民的战斗的艺术创作而有的真实的成绩”。所以，他觉得，尽管这些作品还保留莎菲的残余，但毕竟“新的人民的世界和人民的新的生活意识，是切切实实地在从变换旧的中间生长着的” [4]。几乎与此同时，周扬在编《解放区短篇创作选》时，也将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视为“比较生动地反映出抗日战争与农村改革，反映出工农兵的斗争与生活”的代表，并在形式上具备了“文艺座谈会”所寄望的民族的大众的风格的“萌芽”[5]。虽在具体表述上与冯雪峰不同，但核心观念却高度一致。然而因政治形势的突变和政治斗争的需要，1957年的周扬不仅将冯雪峰的评论视为与丁玲“口味相投”的罪证，并视丁玲的作品万变不离其宗，而这个宗，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一个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如果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表现的是丁玲早年思想，“那么她入党以后，特别是在革命根据地生活了几年之后，却写出了像《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这样的作品，就说明她的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后来不但没有改好，反而发展到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尖锐对立的地步”[6]。《在医院中》成了丁玲“极端个人主义的反动世界观的缩影”，那个“有着严重反党情绪的年轻的女共产党员陆萍”就是穿上棉军服的莎菲，而相比于陆萍的“严重的反党情绪”，身上有着莎菲基因而又曾身陷日本军营的贞贞，则还带着不光彩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在霞村的时候》也就与丁玲的所谓“自首变节”问题联系起来了。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所谓丁玲的“自首变节”，不过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制造出来的“伪命题”，但很不幸，它却如影随形地几乎跟随了她大半辈子。事情的起因在于丁玲1933年5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并迅速解往南京。丁玲是颇具知名度的作家，于是众多文化界人士声援，并在国际舆论界造成轰动。但随后传出她被枪毙的消息，一大批纪念文章出笼，她的作品集，包括一些残稿，也乘机出版。然而不仅枪毙为乌龙，而且她也没身陷牢狱。她只不过失去了一些人身自由，但却靠着国民党100大洋的生活费和冯达在国民党某机构60大洋的薪酬，生活在南京当时不为外界所知的角落。关于这一点，丁玲晚年曾在《魍魉世界》中有过追述，而审讯过她的特务头子徐恩曾也撰写过回忆录。两相对照，大体不差，出入或在于细节，对此大可不必深究。但确实的，三年期间她曾三次离开南京：第一次是去北京见过李达夫妇，住了约两周时间；第二次到上海找到冯雪峰，但因冯雪峰劝她争取“公开工作”的机会，所以她不久又回去了，而第三次，则是眼看争取“公开工作”的可能性不大，丈夫冯达又久病不愈，这使她逐渐失去耐心[7]，于是在张天翼的帮助下先到上海，随后又在冯雪峰安排下，经过一番曲折最后抵达陕北[8]。
       虽然霞村不是上海，贞贞不是丁玲，但千真万确地，贞贞也曾三次从日军那里回来。众所周知，贞贞因要逃避父母的包办婚姻而又不能在恋人夏大宝那里获得支持，才决定到天主教堂找外国神父作“姑姑”，不料遭遇日本鬼子扫荡，“就那一忽儿，落在火坑了”。她不幸被劫入日本军营成为“慰安妇”。第一次的，当然是被迫，而后来，却也类似丁玲重回南京一样，是被派去的。这中间贞贞经受了多少痛楚？尽管霞村中散布各种流言，但作为叙事者的“我”，因为对他人隐私抱着极大尊重而不愿打探和妄加猜测，而她自己，则又那样地轻描淡写。用她的话说，“有些是当时难受，于今想来也没什么；有些是当时倒也马马虎虎地过去了，回想起来却实在伤心呢”。紧接着，将话题转入回村的感受，“这次一路回来，好些人都奇怪地望着我。就说这村子的人吧，都把我当一个外路人”[9]。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流言蜚语。比如，杂货店老板的老婆就觉得贞贞之所以能有今天的下场，其根源在于“那娃儿向来就是风风雪雪的，你没有看见她早前就在街上浪来浪去”[10]。所谓的“风风雪雪”和“浪来浪去”，在叙述人“我”乃至丁玲看来，当然是一种偏见。曾在一封给冯雪峰的信中，丁玲如此抱怨有很多人背后议论她，“他们一定总以为丁玲是一个浪漫（这完全是骂人的意思）的人，是好用感情（与热情不同）的人，是一个把男女关系看做有趣和随便（是撒烂污的意思）的人，然而我自己知道，从我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正地只追求过一个男人”[11]。这个男人，就是冯雪峰。从这里，我们知道，丁玲虽然并非就是贞贞，但她们却有着一定的相似：正如贞贞爱着夏大宝一样，她爱冯雪峰，并且因为这爱，她们都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
       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类比。比如夏大宝不敢带贞贞私奔，而就在那封信中，我们知道冯雪峰也不敢带丁玲去日本。对冯雪峰的顾虑我们不得而知（“假使你是另外的一付性格，像也频那样的人，你能够更鼓励我一点，说不定我也许走了”[12]，这段出自同一封信中的话，我们只能当作丁玲自己的一种感受），但应不至于像夏大宝那样，顾虑自己是一个“穷小子”。所以，冯雪峰不可能就是夏大宝，可谁又敢保证，夏大宝身上没有冯雪峰的影子？尽管小说批评不能变相为传记的索隐，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丁玲恰在冯雪峰安排下去延安的，而贞贞的最后决定去延安，也与夏大宝脱不了干系，因为当“我”问她“你真的不恨夏大宝么”，她先是“半天没回答我”而后才“更为平静地”说：
 
      “恨他，我也说不上。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有病的人了，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蹋过，到底是多少，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我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13]。
 
       这是“我”与贞贞的最后一次对话。在“我”看来，贞贞之所以坚持不嫁给夏大宝，应有着“赌气”的成分，而之所以赌气，则又可能包含着对于夏大宝的记恨。虽然贞贞口头上否定了这一点，并且用的是很平静的语气，但她的“半天没回答”，就已暴露了内心的挣扎。毕竟她被很多鬼子“糟蹋”，是与他的怯懦（“我能拐着她逃跑吗？”[14]）相关的，而当她成了一个“不干净的人”之后，他又坚持要娶她，并三番五次地跑到她的父母那里去求婚，这在刘二妈眼里或是一种“有良心”的表现，但潜台词，却是她今非昔比的行情。“要不是这孩子，谁肯来要呢？莫说有病，名声就实在够受了”[15]，刘二妈这句感叹，正暗示了夏大宝的潜意识，而村人的议论，“这种破铜烂铁，还搭臭架子，活该夏大宝倒霉”，则更暴露他的同情，跟轻贱，其实并无本质的不同。种种迹象表明，更大的痛楚来自霞村内部。杂货店老板及其老婆的流言蜚语，自以为圣洁的妇女的窃窃私语，父亲的垂头丧气和母亲的伤心哭泣，阿桂的一声声叹息，包括夏大宝执拗地要娶她的决定，都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给她悲催的人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她决然不要他的同情，并执意反抗他们对一个“不干净的人”的角色设定，或者像美国学者白露说的那样，“拒绝回到传统的社会和两性关系的农村体制上来”，终于在“我”的引导和组织的帮助下，迎来了新的转机：她要到延安去治病了，且有心留在那里学习，以为在那一种“新的气象”中，还可以“重新作一个人”[16]。
       对此，夏大宝或许是越发活在一种负罪的感觉里，但冯雪峰却在《丁玲文集后记》里，不仅肯定贞贞在“非常的革命的展开和非常事件的遭遇下”显出“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而且对她“新的巨大的成长”表现出极大的自信[17]。或就因为这自信，冯雪峰安排丁玲去了延安。但就作品实际而言，丁玲是否真如冯雪峰所言，“以她的把握力使我们这样相信贞贞和革命”[18]呢？且不说“我”最初对“有机会吃到这家人的喜酒”或“至少听到一个喜讯再离开”的希冀，以及贞贞就“福气”而发的议论，单就小说叙事结构而言，那所谓“光明的前途”，就不能不给打上折扣。小说的开头，“我”就因为“政治部太嘈杂”而到霞村去休养，而最后贞贞却要从霞村到延安去治病了。同是治病目的，两者却来了一个“交叉跑动”[19]。“我”的休养计划泡汤了，那么贞贞呢，是否就一定会迎来全新的人生？虽然贞贞怀着巨大的期待，但如果证之以“我”的经历（在政治部时“我身体已经复原了”只是“精神又不大好”，但在霞村，却又因贞贞的遭遇和村人的偏见而感到“沉闷”），则即便贞贞能在延安一家类似陆萍所在的“医院中”医好身体上的病（“我去握着那只伸在火上的手，那种特别使我感觉刺激的烫热又使我不安了，我意识到她有着不轻的病症”[20]），却也很难说，她一定就能摆脱回到霞村时在亲邻之间所体验的精神痛苦。
 
                                                                                 二
 
       在1979年8月在接受香港《开卷》记者提问时，丁玲提到《我在霞村的故事》的创作情况，说是因听一个做妇联工作的女同志告诉她的一件事才写这篇小说的[21]。丁玲没有具体描述那女同志是如何讲述那件事的，但想来其中应包含了小说的雏形，比如有那么一个姓名不详的女人，被劫掠去做了“慰安妇”而后又跑回来，结果却在村子里受到歧视等等。不妨设想，那个讲故事的女同志后来就被当作了阿桂的原型。如果真是这样，阿桂的态度，或代表了在延安的妇女干部对不幸沦落为“慰安妇”的女性的一般认识。同情心应是有的，还可能对群众的偏见极为不满，并止不住在那发牢骚，“做个女人真倒霉”[22]，但很不幸，她却也在积极传播这样的故事和这样的偏见。所以，小说中的贞贞“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的期待，很有可能会落空。她的故事在被一遍遍讲述的时候，也许就是她重新受辱的开始。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充满着对女性不幸命运的体察，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曾有过被人误会并一再纠缠的历史，毕竟传统贞洁观念，即便是在革命的阵营中，也还没有绝迹。
       事实上，此后的贞贞果然遭遇到革命阵营内部的拒绝。比如在1957年的“再批判”中，那些手握如椽巨笔的党内批评家们，就都将贞贞判定为“曾对日寇屈膝、失身于敌人，完全丧失了民族气节的”[23]人。这些评论家，不是在延安解放区工作过，就是在解放后的大学中受过党的教育，但他们对贞贞的认识，却与霞村的杂货店老板及传播流言蜚语的妇女们几无二致。“说起鬼子来像说到家常便饭似的”，这不仅让刘二妈看不惯而禁不住在“我”面前说三道四，而且这些评论家也无一例外地对此喋喋不休。贞贞即便不投井上吊至少也应以泪洗面，这可能是代表传统贞洁观念的霞村群众的愿望，而怀揣一包炸药与日军同归于尽，则或许是操持民族革命话语的评论家的期待。对此，我们其实不应该有任何的惊讶和不解，因为即便是丁玲，她在给贞贞一般的女人正名时，不是还要给她们安排一个情报员的身份吗？如若不然，“失贞”的她们，仅仅是以“活命”（“我总得找活路”，“难道死了不成”）作为第一要务的话，似乎就不再配享有“贞贞”这样的名字了。而作为知音的冯雪峰，也只将丁玲笔下的贞贞视为“原本是一个并不深奥的、平常而不过有少许特征的灵魂”，是因为“非常的革命的展开和非常事件的遭遇下”，才“展开出了她的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24]。也即是说，如不是“非常的革命的展开”（抗日战争），贞贞所遭遇的“非常事件”（被日军劫掠去做“慰安妇”），也就不能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如此，冯雪峰恐怕就不会对她“光明的前途”充满期待了。
       当然，在1957年的“反右”语境中，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再一次被翻检出来，她给贞贞所安排的我方情报员的身份，则正如她本人对于革命的忠诚和信心一样，也被怀疑甚至否定了。张光年在《丁玲的“复仇女神”》一文中就曾质问，像贞贞这样“丧失了民族、背叛了祖国和人民的寡廉鲜耻的女人”，党怎么可能“指派”她到敌人那里搞情报？所以，这要么是一种叙述人伪造的“虚假情节”，要么是贞贞的“自我夸耀”[25]（“翻遍小说，在霞村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这个说法的真实性”，这是张光年的说法，但其实，他应是忽视了“在这村子上负点责”的马同志所具有的的叙事功能，他在跟叙述人“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曾说：“刘大妈的女儿贞贞回来了。想不到她才了不起呢”，并且补充“她是从日本人那里回来的，她已经在那里干了一年多了”。虽则并没有具体说明何以“了不起”，但从小说的最后，正是这位马同志“告诉了我关于她的决定”这一点来看，他应该能给贞贞的做我方的情报员提供证明），而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对贞贞的反感，难道不是完全正当的吗”？在张光年看来，“群众尊敬的是刘胡兰式的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而同样是“年青的女孩子”，一个是在敌人铡刀面前视死如归，一个却是“投敌变节”[26]，在受日军凌辱时，竟兴致勃勃地欣赏“鬼子们当宝贝似的揣在怀里”的照片和情书，拿肉麻当有趣。不仅如此，当霞村的群众对她的“失节”感到不解时，一个在日军那里苟延残喘，以活命为第一哲学的贞贞，却反倒像个“复仇的女神”，“摆出一付强硬的、残酷的样子”[27]。与群众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或拿群众说事，正是那时期的话语特色，而当张光年做出这么一番分析并发出“难道还要群众来顶香膜拜”的质问时，显已封堵了贞贞去延安的道路，即便是去了延安，也不过像莎菲女士一样，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或者像他们笔下的丁玲一样，“在那里从事一系列的反党活动”，而况改不了“她那一身肮脏而又孤芳自赏的怪脾气”[28]。再不然，则应是在延安治病期间，被他们种种“民族气节”、“阶级正义”和“视死如归”的教条鼓动，真的揣一包炸药跑到日本军营，舍生取义壮怀激烈了一回，而事实上，2002年根据《我在霞村的时候》改编的电影《贞贞》，就是这样给贞贞作了最后的安排，并且这安排，恰是原先一直以活命为目标的她，在霞村听一个稚气的陈教导员宣讲了一番革命大道理之后做出的。如果这也算作“光明的前途”的话，那么想来，也最多是如此了。              
       如果说从文本的层面，丁玲对于贞贞的延安之行是否预示着一个“光明的前途”，还是充满疑虑的，那么1957年的“再批判”，则已经从文本外“反右”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给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无论是丁玲当初的疑虑，还是“再批判”时的断然，都毫无疑问地指向丁玲的“历史”，并且与贞贞一样，都跟“失节”联系在一起：原来他们就是在“反右”的背景下，在业已认定丁玲“曾经在南京自首变节”并“受到同志的怀疑”的前提下而通过小说的形式所做的“自我辩解”[29]。说丁玲创作《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种“替自己作辩解”的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实情的。一个人在写小说的时候，把自我经过各种变形而放进去，这是很正常的，而若丁玲自以为蒙受冤屈的时候，通过写小说的方式来给自己“作辩解”，当然也是无可厚非的。到霞村去休养的“我”，的确在很多方面与丁玲相似（比如其知识女性且写过许多本书的特征，比如其声明喜欢“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30]），而贞贞的受辱与丁玲的受谤，也具有一定可比性。事实上，丁玲在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也正是她感到受诽谤而积极寻求组织给一个说法的时候。
       据说起因在于康生的一句话。那是在1938年的一次党校活动中，有人误以为丁玲就在现场，所以想请她出来唱歌，但康生说，丁玲不能来党校，来了我们也不能欢迎她，因为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这是被多次复述过的情况，事实或者不讹，细节难说真实，而况这话传到丁玲耳朵已是1940年了。丁玲就要组织给个结论，而这结论，也就在1940年10月4日作出了，但此后因她在1943年的“审干运动”中对“申明书”的交代而使问题复杂化，以致这一案底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于丁玲的头顶。有关这一问题的波折，已有黎辛、徐庆全、李之琏、邵燕祥、杨桂欣以及张永泉等在很多文章谈及，这里不作详细的展开，但有个细节，却值得提及，就是1940年的结论，虽是10月4日作出的，然而传达到丁玲手里，已在1941年元旦了[31]。饶有意味的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在最初发表时文末签署的“一九四一、一、二”[32]，正是丁玲从中组部接到《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结论》的第二天。通常情况下，一篇12000字左右的短篇小说，是很难在一两天内完成的，而况丁玲后来忆及该小说的创作，曾提及因“一前方回来的朋友”（在1979年接受香港《开卷》记者采访时，这人是当地一位做妇联工作的女同志）讲到“我到医院去看两个女同志，其中一个从日本那儿回来，带了一身的病，她在前方表现很好，现在回到我们延安医院来治病”的话，于是“想了很久，觉得非写出来不可”。如此说来，《我在霞村的时候》最初所签署的日期应是小说完成时，其创作过程，很可能横跨了1941年元旦。这或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篇小说所具有的“自我辩解”性质，而组织结论中有关“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判断，则也许跟她最后许诺给贞贞一个“光明的前途”密切相关。
       尽管没证据表明《我在霞村的时候》的传播跟丁玲的推动有联系，但《北方文化》却得到她的首肯。彼时的丁玲原准备随“延安文艺通讯团”一道开赴东北，但因国民党部队的阻碍而滞留张家口。表面上，丁玲的工作有声有色，不但在张家口市青年讲座上作报告，而且出席晋察冀边区文艺界欢迎延安文艺工作者的联欢会，以及新华分社和晋察冀日报社举行的茶话会等，还与周扬等百余名晋察冀文化界人士致电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国是主张。此间的创作，则除了杂文《自掘坟墓》外，还与陈明等根据森下瓦窑厂的采访而合作完成三幕七场话剧《望乡台畔》。之所以积极投身于这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或者与1945年10月离开延安前任弼时的鼓励和信任不无关系。据丁玲回忆，她去给任弼时道别并忍不住抱怨道：“一九四〇年陈云同志给我作了结论，可审干是又把我‘抢救’了一下，没有给我甄别，这问题到底该怎么办？”而任弼时给她的回答是“你放心走吧，到前方大胆工作吧，党相信你。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都知道的”[33]。将这些情况综合起来考虑，或可将旧作重发理解为某种内心郁结的曲折表达，而况《我在霞村的时候》又是一篇极具“自我辩解”嫌疑的作品[34]。
       此外，丁玲于1950年5月前对《我在霞村的时候》所作的校对，也更强化了这篇小说的“自我辩解”意味。我们知道，在这一次修订中，丁玲曾尽可能地删削了“我”的存在，但另外，她也尽可能地强化了贞贞作为情报员给咱们自己人的贡献。比如贞贞第一次和“我”见面，她说道：“人家总以为我做了鬼子官太太，享富贵荣华，实际我跑回来过两次，连现在这回事第三次了”，话说到这里，她在1941年的时候只简单交代“后来我是被派去的，也是没有办法”，便转到“治病”的话题上，而到了1950年，她（更确切地说是丁玲）似觉得有必要作些补充，于是接着说：“我在那里熟，工作重要，一时又找不到别的人”。这补充，给人的感觉仿佛丁玲已预见到1957年的张光年等会质疑党怎么能委托贞贞这么个“小女子”去做情报工作一样。但很不幸，这修改，却被当成贞贞（以及丁玲）的“自我夸耀”了。而后来，当“我”忍不住要问贞贞的病时，她原先的回答是：“人大约总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现在呢，我再也不那么想了，我说人还是得找活路，除非万不得已” [35]。这掺杂着沉重人生体验的回答，后来被当作“叛徒哲学”而受到了严重批判，但在批判时，却又忽略了1950年的补充：
 
      “后来我同咱们自己人有了联系，就更不怕了。我看见鬼子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万不得已”[36]。
 
       这个补充的话里，强调了自己“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的动力，来自“咱们自己人”，并因“看见鬼子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而感到“活得有意思”。虽然丁玲没说过她在南京期间曾为党作过工作的话，但却也多次强调曾自杀而不成，所以，小说原文，应更加接近她在南京的实际，而所作的补充，也许掺杂了后来的经验，比如自从到了延安之后，她所对革命作的很多有益工作。当然，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贞贞并非就是丁玲，不过她在为贞贞正名时，不得不将自己女性切肤的体验转换成民族主义和革命集体主义话语，这说到底，仍是一种辩解的姿态。
 
                                                                               三
 
       难道不为自己人做情报工作，贞贞就该死了不成？也许在反“右”的政治文化氛围中，许多党内批评家就是这么认为的。并且在他们看来，最好是贞贞临死之前在怀里揣个炸药包。但丁玲在她的小说里，虽然态度含混（因为在她看来被日军蹂躏过的贞贞的贞洁性，主要地体现在她后来曾利用自己慰安妇的身份而给咱们的人做过情报工作），却也不见得希望贞贞为传统的贞洁观念殉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贞贞曾为我们的队伍做过工作之前，“我”就对杂货店老板及其老婆等人的议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而这个“我”，的确是有丁玲的影子。所以，正如美国学者白露所指出的，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对待女性问题的态度跟以前几年非常相似，她一样觉得贞洁是个害人的东西，因而女权主义的洞察力为作品增色不少，但“制度性的约束这个问题上，她的看法有个改变”[37]。尤其越到后来，贞贞为咱们的人做过工作的情况越是受到重视，而作为女人的体验，则越被强行压制下去了。1950年的修订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一趋势。作家总是通过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表达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任何作家的任何创作，都可能包含着自我辩解的意味，但丁玲之所以刻意强调贞贞为咱们的队伍做工作的一面（正如她在后来的申诉材料中一遍遍表达对党的忠诚，并对自己的“历史问题”及其政治结论的重视，乃至“文革”复出以后，在整个社会思想文化氛围普遍“向右转”的时候，却越发将自己的言行与所谓“左”的教条捆绑起来一样）而逐渐舍弃她的（贞贞与丁玲）曾经的真实的女性经验，则自我辩解的意识，就表现得尤其强烈。
       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丁玲接到中组部第9号文《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84年8月1日）时何以一再发出“我可以死了”的感叹了。但如果换个角度，难道我们不能弱弱地问一声，难道这通知（以及关于丁玲所谓“历史问题”的组织结论）真有那么重要吗？邵燕祥曾经在《丁玲的“历史问题”》中说，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对政治历史的审查是审干的中心内容，一个人的“历史问题”，会像“包袱”一样压在心头，并在各种组织生活中感受到它的重量[38]。许多人因此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甚至“文革”中，还有因此而“自绝于人民”的。丁玲南京的经历，对她来说就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但当她将这包袱卸下来的时候，是否会想到她笔下的贞贞，在经历四十多年风雨后，有没有得到光明的前途呢？难道“杜晚香”，这个在北大荒的集体农场里实现自我价值的女劳模，乃贞贞最后一次的化妆演出吗？或者丁玲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更多的人以为这是她的应景之作，借以表示即便经历过多年的政治磨难，她的革命信仰一直不变。跟贞贞不一样，杜晚香的过去无可挑剔，但自我辩解的性质，却大同小异，一个是让人想到她在南京时期的“幽居”生活，一个让人想起她“反右”以来所受的屈辱，不过后者相比前者，可是隐蔽多了：她似乎刻意剔除了所有的血泪，只展示革命的光明的指引。
       这或是因为丁玲回归组织的期待，但并非所有的贞贞都有类似好运。在否思革命的氛围中，叶弥笔下的全金，就是经历了几十年风雨漂泊而再一次回到霞村的贞贞。当然，她改换了姓名，不再是贞洁的象征了，而她的故土全庄，自然也不再具有光明的反讽的意味。但是，她回来了，不仅带着一身的病痛，而且不再年轻。跟贞贞因为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而不幸落入日军的淫窟不同，她据说是在给抗日游击队送情报的路上遭日军奸污的。没有谁给她指出光明的前途，而又不得不躲避村人的白眼，她只能远走他乡。饶有趣味的是，她最后的落脚地是北大荒，也即丁玲及她的杜晚香挥洒热血的地方。她所不知道的是，革命成功了，弟弟到处讲述她的故事。在弟弟的讲述中（这个革命的投机分子，跟丁玲完全不一样），她成了坚贞不屈的烈士（“再批判”中的评论家也是这么期待的，可惜丁玲没有如他们的愿，所以，就没好气地给贞贞安插丧失民族气节的罪名），因而在四乡八村广受礼赞，但得到实惠的，是她的弟弟，由这对革命历史的血泪叙述而变成了国家干部，自然而然，也离开全庄到别处去端铁饭碗了。她的父母也早已离世，她在这村上没有根了。而村上的人已换了几茬子，与她有过交往的人大多花果凋零，活着的人也拒绝着她的“现在”，以至基本上没人认识她了。她的回来也并非带着光荣历史，而是想让村支书给她开个曾遭日本人奸污的证明，因为颠沛流离和饱受磨难的她，有一天，偶然从报纸上得知，如果将这一经历交给某组织就可以跟日本人打官司而获得经济补偿。这或者就是她的名字全金所承载的意义，而所谓的贞洁，也不需像丁玲一样，给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了。崇高被消解，神圣被调侃，而全金，或者说在“后革命时代”从他乡归来的贞贞，只想把慰安妇的经历，换成经济的补偿。然而她并没能如愿，因为革命尽管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却没人敢承担给烈士开具“强奸证明”的责任，所以，相比丁玲最后得到恢复名誉的通知，她只能再次离开，“像一个上了年纪的平常老妇，安静地打发余下的岁月”[39]。
 
      （作者系许昌学院文传院副教授，河南大学博士后，塔夫茨大学访问学者。）
 
 
注  释：
[1] 骆宾基：《大风暴中的人物——评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抗战文艺》1944年第5、6期，第17—20页。
[2] 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上），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页。
[3] 周扬等：《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14页。
[4] 冯雪峰：《〈丁玲文集〉后记》，《论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第107—108页。
[5] 周扬：《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编者的话》，东安：东北书店1946年版，第2页。
[6] 周扬等：《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12-13页。
[7] 其中丁玲在《魍魉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所强调的是公开出来工作的不可能，而徐恩曾的回忆录《我与共产党斗争的回忆》（《魍魉世界》的附录部分）中所强调的是冯达的病久病不愈，而丁玲母亲的自述，则说：“默察吾女似有隐忧，烦闷时则向小孩发脾气。女亦与我商量，要我带孩子回湖南”（《丁母自述》，。可见这个时期丁玲的烦闷是真实的，但原因，却很难体察并给予客观描述。不过，1936年5月她写给叶圣陶的信（此信于1943年12月1日以《幽居小简》为题发表在《万象》杂志上），却可以证明她对于回归革命或者文学队伍的期待。
[8] 详见丁玲有关其南京幽居生活的回忆：《魍魉世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其中附录有徐恩曾的回忆录《我与共产党斗争的回忆》中涉及丁玲的部分及日本学者桧山久雄等就丁玲转向问题的学术文章。
[9]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29页。
[10] 同上，第20页。
[11] 丁玲：《不算情书》，《丁玲文集》（第七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12] 同上，第305页。
[13] 丁玲：《不算情书》，《丁玲文集》（第七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14] 同上，第37页。
[15] 同上，第25页。
[16] 同上，第41页。
[17] 冯雪峰：《〈丁玲文集〉后记》，《论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第107页。
[18] 同上，第108页。
[19] 郜元宝：《都是辩解——〈色戒〉和〈我在霞村的时候〉》，《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第139页。
[20]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39页。
[21] 丁玲：《答〈开卷〉记者问》，《丁玲文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41页。
[22]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28页。
[23] 华夫（张光年）：《丁玲的“复仇女神”》，《再批判》，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3页。
[24] 冯雪峰：《〈丁玲文集〉后记》，《论文集》（第一卷），冯雪峰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版，第107页。
[25] 华夫（张光年）：《丁玲的“复仇女神”》，《再批判》，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3页。
[26] 华夫（张光年）：《丁玲的“复仇女神”》，《再批判》，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5-136页。
[27] 同上，第133页。
[28] 同上，第137页。
[29] 同上，第138页。
[30]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31-32页。
[31] 由中组部于1940年10月4日作出的《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结论》在末尾签署了具体的日期，并有“陈云、富春”的署名，而陈明在《有关丁玲生平的几个问题的访谈（《百年潮》2001年第1期）中提及陈云在这份材料的第一页上写有：“这是中组部几次审查后对你的结论。请你保存一份。陈李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据此而知，该结论是在1941年元旦送达丁玲的，而此前丁玲是否通过其他途径提前获得这一结论，尚不得而知，但通知的送达与其《我在霞村的时候》最初发表时的签署日期之间的关系，的确耐人寻味的。而后丁玲于1950年对该小说进行校订时，将文末的时间改为笼统的“1940年”，其中的意味，或者在于刻意淡化小说与个人的联系。
[32] 不仅在《中国文化》杂志最初刊出的时候是如此签署的日期，在《北方文化》转载时候以至于收录到周扬所编选的《解放区短篇作品选》时，也是这么签署的，其他几个版本，《学习生活》文末没有日期，胡风编选的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冯雪峰的《丁玲文集》，因为没有见到，不好判断，但的确是在经丁玲校订过的1950年版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最后的日期变成了笼统的“1940年”了，这其中的隐秘，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但也许可以看作丁玲有意淡化这篇作品与她在1941年元旦收到陈云和李富春签署的《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之间的联系。
[33] 丁玲：《忆弼时同志》，《新观察》1987年第19期，第15页。
[34] 最先指出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自辩”性质的，应属华夫（张光年）的《丁玲的“复仇女神”》，不过此文的缺陷在于政治上的上纲上线，先从政治（乃至道德上）否定了丁玲自辩的合法性，此后蓝棣之在《女性的愤懑和挣扎》中也坚持了这种“症候式解读”，但却承认了丁玲自辩的合法性，而郜元宝则在《都是辩解》一文中，通过和张爱玲的《色戒》比较，而重复了这一观点。
[35] 比较所用版本分别为原始发表在《中国文化》（1942年6月20日出版）的版本和修订后的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版），这些比较的原文部分依次在第28页，校订后部分依次在第29-30页。
[36]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30页。
[37] 白露：《〈“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作品中的表现》，《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郜元宝、孙洁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38] 邵燕祥：《丁玲的“历史问题”》，《2000年中国年度文坛纪事》，白烨编，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39] 叶弥：《现在》，《钟山》1998年第3期，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