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杂、严重了的丁玲问题
                                                                    ——也谈冯达

                                                                                    周良沛  
 
                                                                                   一
 
      有人又在讲冯达（1906—1990），朋友知道我对他还不是以道听途说成篇，同他还有点交道，要我谈点我所知道的情况，我也无法推辞。
       有些是非的纠缠，还是是非不清。
       三十年前，为过去的冤、假、错案平反，也是大陆结束十年动乱的政治新气象时，一九八四年，中央准备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国作家协会从一九五五年起所积下对丁玲（1904—1986）的所谓“反党”及“历史问题”，此刻也无法不议时，作家协会的干部会上，书记处很有发言权的张光年（1918—2003）说：丁玲的问题不能说清楚了，不能平反，冯达又在外头谈出了许多新情况，揭露了丁玲被捕后的问题，港台报刊都有披露嘛！似乎又拿到什么把柄。于是，大家知道冯达还活着，模模糊糊地传说他在美国住了一阵，又单身在台湾独居，留下妻、女在纽约……模模糊糊地说，自然不易确切，可是，那个时候，谁会知道这些呢？只想着冯达在台湾，恐怕很难不被当局利用。那些人不明白丁玲的态度，只是把她当作被“中共迫害”的人物，可以替她叫冤以攻击“中共”。后来看到复出的丁玲，如一位台湾作家写的《丁玲印象记》所记述的，此时丁玲不是叫他们欢迎而是那么“失望”时，态度就反过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冯达为那方需要，不负责任的胡说了什么，那么，在这里，虽然有时为需要也可以说“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但要另外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了。不过，冯达之所为，既然“又在外头谈出了许多新情况，港台报刊都有披露嘛！”那么，也就不是什么秘密，是从披露它的“港台报刊”可找的。为此，陈明（1918—2019）又是航空信，又是电话，要我了解港台报刊是否有冯达所“披露”的丁玲之事。
      我自己也是曾被立过“案”的人，从各自不同的“案情”中，还懂得一些“案由”中的这类情况，懂得这种利害。接到陈明的信，我就放下一切工作，为它奔走。我有位亲人在窝打老道有幢房子，它对门就是个什么“中华文化中心”之类的地方，那是台湾的机构。有人说，那里的台湾资料很多，叫我可以去找找。可是，两岸尚未开放，我住在它对门，近在咫尺也枉然？好在有些报社有熟人，加上有图书馆，也够我找了。结果，也只能找到几篇由于对丁玲“失望”的冷嘲热讽，说她 “被整怕了”的短文。文中威胁丁玲说，你不要以为这样“中共”就可以相信你了；虽说冯达现在绝口不愿提丁玲这个人，可这个冯达还在呢。此话的用心，昭然若揭。同时正好证明，冯达并未照他们之所愿所想，说了些什么。
       由此，也很明白，一九八四年，张光年在作家协会干部会上坚持丁玲“不能平反”，持以 “冯达又在外头谈出了许多新情况，揭露了丁玲被捕后的问题，港台报刊都有披露嘛”的子虚乌有，不仅不成立，正好反证了这是他诬害丁玲编的谎言！干部的生死之权操在这类人的手上，与他们不是同一圈子的人，还能活得出去么？
      其实，冯达在外，对丁玲不仅不会“谈出了许多新情况”，照外人所说，是“绝口不愿提起丁玲这个人”。从这语气看，似乎是不屑于讲丁玲。其实，由于海外有些人对丁玲的态度前后截然不同，引起人们对丁玲的关注，并想从冯达那里了解丁玲，也很自然。上门的不是都不怀好意；门里的人，可有心计。这位视为“与世无争”的老人，他在政治中的沉浮，使他也时刻警惕不被人利用作政治赌注。他对丁玲之愧疚未了，更不容别人还想借他再加害丁玲。有位华人学者好不容易在台北找到他，也是好不容易同意见面，可是，话入正题，提到丁玲，他就沉下脸来，请来者马上出去。这位先生在外敲门，怎么说明来意，他也完全不理，里面所有的灯，随即都灭了。
       我将港台对此所有有关的“披露”，和“作协”会上的说法一对照，真是如出一辙。当我明白了当时许多所谓的港台消息，其实都是内地的人写的，然后又“出口转内销”，我也就无法相信，这种所谓冯达的消息，会有什么新的内容。
       我自己有个在国外生长的表妹，作为外籍人士在北京的外国公司。每月休假，既上欧洲，也回洛城，也爱上香港找那位在一家瑞士公司的姐姐，或上每年大多时间爱住台北的母亲。当时，能这样方便与台北联系者，实在难得。可是，我表妹找到冯达，他连自己是冯达都不承认，提到丁玲，他更是说“不认得这个人”。可是，他也有一种作家似的敏感，或者说，是第六感觉，过了两天，他又照着留下的地址找上门去，照来信说，竟然与我家人是“一见如故”了。这位平日不出门，更不串门的，也上我家串门聊天。由此断定，他绝口不提丁玲，完全不是对丁玲“失望”者所说的那个意思。
       由此，他与我也有书信、电话往来。这位心细的长者，竟然还找了一些我出版的诗文去看，并高兴地告诉我：上面的简体字他全读顺了，有机会上大陆，他也不会是“文盲”了。他和我家人既讲他对丁玲的内疚，也洗清自已蒙受之辱、之污。可惜，我家人不太明白过去的，且是文化圈内的事，冯达所讲的，他们并不全懂，而且人老记忆不行，许多在当时都听得模糊、淡化，是十分可惜的资料。然而，他作为我父母同辈，平日我也叫丁玲“阿姨”，他俩间的有些事，他不说，不好问，也犯忌。那时，我父母为我能向家里常报平安，要小妹作为外藉人士，用了当时可以买一套百平米房子的费用为我特别申请、安置了一部可以直拨的越洋电话，我也缺个心眼，没将他跟我说的那些，录下音来，否则，加上他跟我父母谈的那些，我则应该记录下一本书来。俱往矣，此事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
 
                                                                                  二
 
      可以肯定，冯达如果没有跟丁玲在一起（包括在南京软禁三年）的五年生活，现在的大陆，大概不会有多少人还知道他，去说他了。五十年前，多少当时的新闻人物都被岁月冲淡了，更何况少为人知的冯达呢！几十年间，丁玲多灾多难，审呀，查呀，批呀，斗呀，不知是丁玲株连冯达，还是冯达株连丁玲。在那些声色俱厉的怒斥声中，常常爆出“冯达”这两个字，说他是“叛徒”，是“特务”。对于冯达，这并没有什么，他在另一个政治世界，这里刮东风，那里刮西风，两个世界的价值观念是相反的。他与丁玲分手时，结核病发，几十年也没音讯，人们还当他早已离开人世……。
       写《丁玲与中共文学》的周芬娜，前往叩访，冯达闭门不见。一位对冯达知之甚多的万公潜先生，离开台湾在美国定居后，回国多次，电视上还播放过他向国家捐献文物的镜头。据他说，冯达这几十年，别人请他翻译什么，他就翻译什么，很少说话，更没有什么朋友，看他寂寞，他不寂寞，看他孤独，他不孤独，在人群中，也似仙居天外，不染尘埃。此说，可参考，不为据。
      我去过他最后的归宿地，在台湾新北市的新店郊区，是通往如同自然保护区的泰雅部落的公路边上。河溪青青，古树郁郁，在那依山傍水而筑的一幢七层楼里，他一个人有两间卧室，一间客厅和卫生间、厨房。阳台对着青山，心如青山一般清静。晩八时上床，早四时起身，除了同教友们在一起礼拜、念《圣经》，在这个天地，读书、散步。他说：“我只是小心的，耐心的照顾自己的健康，而不怕随时结束自己的生命。”要访问他，给他打电话，他尽量婉言谢绝，不会和你说什么。他桌上有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杨桂欣编选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丁玲》，还有连载丁玲《魍魉世界》的《新文学史料》，以及一些大陆的文学作品，从中不难看到他内心之所思，说他平静，未必平静。
       拿出他三十年代的照片来对照，除了不饶人的岁月，已将脸上原先有些弧度和圆角的线条，都削成有棱角的直线之外，从根本上讲，整个的相貌，变化不大。而他这几十年的生活的变迁、沉浮，又不可能不是一个巨变，从桌上的这些书看他现时的心境，只可能说他曾在万变之中有一个不变。
       “我是对不起冰之的——”
      这是他在电话中、书信中多次对我说的。话是沉痛的。八十多岁的老人，忆及往事，有辛酸，有温馨，有骄傲，有愧疚。“对不起”之事，何指，不得而知，也许又是个谜，也许本来就不是谜，只是人老对往昔回顾、依恋之中，总想为那还不尽善之处想多尽人事的心情。旁人，无法插嘴。
       “俗话说，‘人生如梦’，不对！”这话，不论用多么缓慢、平静的语调说出，也是火山喷发的熔岩。“我确实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在冰之墓前献上鲜花礼拜，我是理解她之实在伟大的人！”
      他之所以这么说，因为他是丁玲那五年的生活、苦难、斗争的最直接有力的见证。
      丁玲在胡也频牺牲，回湖南把儿子交给了老母之后，住在上海环龙路的一个弄堂里。每日苦苦地等待要求上江西苏区的答复，不是像孤魂在冷街僻巷彳亍彷徨，就是孤身孤灯伏案直书满腔的悲愤。这时，雪峰通知，以德国《法兰克福时报》社记者名义的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1892——1950）要见她。这位美国朋友请她的翻译先过来找到丁玲，约好见面的日子。这个翻译，又是私人秘书，就是冯达。
       他，并不像沈从文用“小白脸”所转演成的一个新词所说的“白脸青年”，除了年轻，有几分稚气，眼镜后面陷进去的眼窝和肤色，都是亚热带的南方人的面孔。他也不像沈从文所说，“脸那么白，如何能革命？”“照我经验看来，这种人是不宜于革命的”。[1]
       事实恰恰相反，那时他已经是党员，正在地下从事危险的秘密工作。为了便于应酬周旋，西服革履，腋下常常夹着外文书报，操的不是洋泾浜的外语，而是流利的、纯正的英语，出入洋人之间，这在当时，是颇能迷惑敌人的伪装。
       那时，随着也频的牺牲，丁玲的心也碎了。在白色恐怖下，每月还要为筹措房租、伙食和奉养老母、抚养儿子写稿。过去是她和也频两个人管两个人，这时得由她一个人管三个人，担子压得她气都喘不过来，生活实在狼狈。本来就很简陋的家，乱糟糟的，来了客人，她笑着说：“我也要讨个太太，同男子一样，要一个跟我过穷日子，不嫌恶我，能爱我敬重我的人。”
       几年前，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问世后，她的稿子不仅成了抢手货，书商也用她的名字做有市场效益的广告，她知道那时很多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受冷遇，被埋没，因此，她感到有被人利用的难受，感到演戏似的恭维之可怕。
       可是，她同胡也频在一起，也会忘记这种烦恼。也频真诚，热情，有执着到固执的蛮勇，一遇口角时，一个说她早有二心，一个就说“那你为什么像疯子一样追我”。这男子，为怕他们的爱情染上一点灰尘，爱和嫉，使他燃烧得真像疯了一样的动起拳头来，然而，就在落下拳头的同时，他就后悔失声的痛哭，写诗《求恕》——
 
   因我明白了过失，
   遂成教徒，向你作忏悔的低首，
   愿受你眼光的判决，
   或泪泉之余滴之洗礼。……
 
   你不妨发怒，
   给我以吐沫的唾弃，
   罚我在若干时日，
   跪读你恋爱之训诰。……
 
       她能理解他，她能原谅他，她明白，这是他怕感情染上灰尘的爱，于是，相互更相知，爱得也更深。她感到身边总是那么温暖而热烈，穷得也无忧无虑。为了雇奶妈，他拎上两件大衣上当铺，白天穿着短衣在外边跑，晚上回来又伏案开夜车赶写短篇小说。当她以为自己可以起来写作了，知道他的兴趣已在革命的行动而不在写作上面，总对他说：“算了吧，不要写那些不好的小说了吧。”然而，他却不愿她去为稿费写作。需要钱，他自己去写，可是，遇到她在写的时候，他就尽量张罗，让家里过得宽裕些，舒服一点，使她创作有个好的心境。他那如火如荼以致突发为鲁莽的热情，和他体贴入微，考虑得细致周到的安排，是那么和谐。他为她，他管她。她总是感激而顺从他的安排，而且已经习惯于这种顺从的依赖。他是她永远热恋的情人，是她永远相敬如宾的丈夫。
       他的去世，使她生活的桅杆被暴风雨折击，孤独的船，在九级风浪中颠簸。一九三一年七月，她给人写道：
 
   ……生活就是工作，工作也就是生活，把自己精力凝聚在某一点上面去，是的，人人应该那么办！你且等着看，倘若我过去（的）日子，真如你所说的“被不幸的命运绊了一跤”，那么，“应当爬起来再走”的气概，又回到我身边来了。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2]这雄纠纠的丈夫气概，在她不愿困守上海时，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北斗》中去了。
 
      《北斗》虽是“左联”的机关刊物，但丁玲没有搞宗派，搞关门主义，她以所能利用的各种关系，向一切可以团结的作家组稿。把刊物办得丰富多彩，生气勃勃，使白色恐怖下的文坛，真的升起了一颗“北斗”。虽然它后来被查封，还是人们印象中左翼文学刊物中历来最好的一种。
      她的好强、好胜，几乎是她与自身的软弱苦斗的历程；她笔下写出的女性在当时看来是大胆得惊人，被人看作写modern girl的能手，但她却是那样老实、谨慎地做人。也频刚刚被捕时，各种小报就以革命者的苦难当趣闻，编造桃色新闻叫卖，说她同×××作家同居，为此激起的气愤，加重了她于不幸中的悲痛。在中国，做个女人真难，作一个知名的女人更难。
       这样生活，终非长久之计。做人，太艰难，“左联”那些关心她的朋友，劝她结束这样狼狈的独居生活。她当时才二十七岁，算是年轻寡居，然而，人生转折、突变、风暴雷霆，使岁月在她心灵印下的车辙，比那平静度过一生的老人还多，还深。她已倦于去说什么“爱情”，尽管她对青春不无留恋地说它“有趣”，但绝不愿在这时扮演一个情人的角色，也不需要别人作她的情人。她写作，她办刊，她的名声，都在显示她独立的存在，使她无法罗曼蒂克地说那甜得发腻的悄悄话，缠绵得发腻的恋情，这些，此时在她坚实的工作中，都是多余的。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时，她都不忸怩，不害羞的稳重大方会使人忘记她是一个女孩子，经过这多磨难，身上早已蜕尽那种一般陈习所见的“女人”之女人脾性，而是跌倒了又爬起来的大丈夫。于是，她说也要“娶个太太”的话，既是笑话，也是真话。
       本来，人要伴侣，天经地义，不论男女，多难免俗。然而，过去由初恋到成丈夫的也频，使她已习惯顺从于他对生活的安排，而那顺从的依赖，还是有不少作妻子的娇气，就是因为他们有过那么热烈、真诚的初恋。而这一切，都随着也频的去世而成过去时，现今，她需要收拾狼狈的生活，依然要一个伴，要对她生活有所帮助的依托之伴，那就是一位“贤内助”了。这也许就是以后她的丈夫，更像她的贴身秘书和内管家的原因吧。
       这时，冯达走进了她的生活。
      他不像也频，既非热情灼人，也非肃然如冰，温文尔雅，不藏不露，不卑不亢。在那个时代的审美中，是个书生和小生型的人。那年月，多早婚，像他这样二十六岁的人，多已生儿育女，然而，他不仅单身，而且还没有恋爱过，没有亲昵过女孩子，是个朦胧于爱的处男。当他接丁玲到西摩路，丁玲同那身材高大、目光闪烁，肤色、骨架据说有印地安人基因的史沫特莱娓娓而谈的时候，冯达作为秘书、翻译，使她们谈得倾心。丁玲说到她的创作、追求、经历，以及这一年的遭遇和现今的处境时，冯达在传译之中，突然看见了另一个世界，看见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作家。史沫特莱向外介绍“左联”五烈士，自然要谈胡也频，而丁玲那样坦诚又动情地谈到他们已经破碎了的小家庭和私生活，这使一位顶文静的青年在一旁翻译时，内心几乎像火山一样爆发。
       是敬佩，还是同情？很难说。以后他常去看她，话不多，只是想帮她做点什么。有时也陪她出去走走，看看朋友，买点东西。他的工作使他熟悉国内外许多红色消息，她听得新鲜。他伴她到逃难流离上海的灾民中采访，她听得激动。冯达也算帮她度过那些被动荡、贫困和白色恐怖折磨得心身疲惫所难以打发的日子。
       那时，丁玲还不愿自己的笔墨老在知识女性的愁苦中徘徊。灾民的苦难，在她面前闪开了一道新的出路，如同她不甘囿于政治、生活的重压所为生存的拼搏。她写农民和洪水，和饥寒的搏斗，最后逃难到城市，又和欺骗他们的官吏、绅士、放帐员斗争，直到和自己队伍中的动摇思想斗而踏出自己生存的道路，找到自己人生的哲学。这些过去被作家所遗忘，与命运抗争的，强有力的农民群体，正面阔步地走进作家的颂歌里，这部名为《水》的颂歌一刊出，在当时写得那多苦闷的作品中，它令人耳目一新，受到普遍好评。虽然还有雪峰说的“过于概观”〔3〕之弊，但不同于“恋爱加革命的“新的小说”之模式，无疑具有开拓意义。
       这个转折，对丁玲太重要，也太艰难。过去，她笔下的“莎菲”、“梦珂”，尤其是“莎菲”，作为艺术典型的意义，在新文学的宝库中是永存的。由它，认定丁玲是无政府主义者，终究不是事实。然而，莎菲的苦闷、绝望，既是对现存秩序的怀疑，也是消极的对抗；莎菲感伤、颓废，虽是那时求个性解放者狂热的个人主义，但那也不是作者本身的过错。中外古今，作家成名的作品，是没有不是写他自己所熟悉的人物和生活，乃至自身的。消极的反映，也是由于被动的认识；唯物的力量，从这时开始；认识的被动，主动的转换，才找出一条她新生的线路。
      不久，楼适夷﹝1905—2001﹞为他所在的《大陆新闻》约长篇连载稿，丁玲为免于“过于概观”，所以写了她更熟悉的《母亲》。而她“母亲”的婚姻是不幸的，它虽是一个过去了的故事，但她自觉到那是“从一个旧式的、三从四德的地主阶级的寄生虫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既陌生又新鲜的艺术世界。这部仅仅完成了三分之一的长篇，五十年后，丁玲多次想续写，但在“太多的事，太多的人挤压着”她时，只有“把它挤到后边”。可是，生命给她留下的时间，没有让她了却这一愿望，成了永远的遗憾。
       从《水》到《母亲》，每个字地写下来，也是一个不短的过程，然而，再也不会有也频为过得宽裕些，使她创作有个好心境在尽力张罗。只有冯达陪她出外看看朋友，乃至陪她采访灾民，弄点写作素材。丁玲听说他有母亲、弟弟，在广州老家，但他们很少通信。他也没有别的社会关系。每月收入一百元，生活上也没有任何嗜好。后来辞退史沫特莱那里的工作，在党中央的“工农通讯社”、“时间通讯社”，每月只有十五元生活费，便没有多余的钱。每天都到通讯社在“棉业银行”四楼的办公地点上班，写稿、译稿、打字，工作负责、耐劳，有病也不休息，也不叫苦，使丁玲加深了对他的人品、政治上的信任。这种“政治上的信任”对于丁玲，至关重要。去世的也频，不只是一个女人的男人，妻子的丈夫，更是一位牺牲于当时国内最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英雄，这使丁玲看人观事，无法摆脱政治。
       现在有一种说法，讲冯达原来只是上海豫园（那时称‘城隍庙’）的一家照相馆的伙计。由于“史沫特莱是新闻记者，经常上那里冲洗照片，认识了冯达，见他英语说得很好，外貌也老成，与老板商量，调他作了自己工作上急需的翻译人员。冯在史沫特莱手下工作，思想受了影响，也有进步的表现”之说，欠实。
      笔者有缘和上述写《丁玲与中共文学》的周芬娜相识，书上写她对冯达的“叩访”，也是写成书的一种文艺笔调。事实上，冯达对任何人拒绝谈丁玲，是实，“叩访”则是无需的礼仪。这位作为小字辈，冯达可谓她的老师，在同一个“台湾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工作，这里得特别说清楚的，这里所指的，是“台大”，不是政治大学的“政大”之“国际关系研究院”，这次认识周芬娜女士，正是“台大”请她回校庆校庆。她和冯达，又可谓同事。目前见有书面筒称 “国关中心”的，若不是另一个机构，那么，“中心”和“研究院”，可能是皆以英语的ｃｅｎｔｅｒ有关。不应以此与其它单位混淆搞“拉郎配”。周芬娜与冯达虽是同事，可冯达是资深的权威：顾问。不是过去只知道他会说英语，而是英语和俄语的双语学者。这就和过去仅仅知道他会说英语，以此在他之后生命的因苦中，籍以谋生和改善生存困境的设想大大有别。更重要的，“台大”的这一研究院，不是有人所说的，也许是个名称相近，“早先隶属于军统系统，是该系统进行大陆事务研究和对外开展学术活动的掩护单位。”若是那样，“台大”的千万师生，大慨都得抹上一点“军统”色彩了。这是千万不可的误读与误会。不然，“台大”若有人为此起哄闹了起来，还不是谁都能收拾的。不过，这个研究院所获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当局予以应用，毫不为怪，但研究院确实是“台大”的一个学科、学术机构的所在，冯达于此，尽管从来都很低调，他的职务，还是属于社会上很体面的那个阶层。
 
                                                                                   三
 
       当然，冯达随史沫特莱作翻译和秘书时，还未露峥嵘，但为一位外国记者做新闻、采访，且要作文字的翻译，这和十里洋场口头的英语流利，或说沶亮，可能ＡＢＣ都不认得几个的，还是大不相同的。有些生活阅历的人，都不会混淆两者。就是咱们说母语的中国人，书面中文的语言、文字能过关，且很好，也不容易。以冯达的英文（不仅是口头的英语）水平，在当年的十里洋场，混饭、混世，毫无问题。只要不是小时父母写下如同卖身的契约，虽非坐堂的大师傅，做徒工、小厮，是伙计，在相馆也可能是技工，他愿跟史沫特莱去也就去了。他与老板不论是加以人性化的，或是只有雇佣关系，老板可以辞他，他也同样可以向老板辞工。没有现在组织调动之调动手续。何况，过去谁也没有提过他的俄语修养。能以此在“台湾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当顾问，也绝不可能是从南京回老家后现学，而是早有根底的。二三十年代能学好俄文，自然是为当时中国的革命与苏联和第三国际的关系之所需，而且当时学俄语的社会环境不可能好，冯达能学好它，且是个人才，很不容易。即便在相馆当伙计，也应该是地下党的组织安排，更不能以此为他定身份，论身价，不屑地卑视。据周芬娜说，她识冯达时，冯达已经六十出头了，还是一表人才，气质、风度还在。这在地下工作中，也是一大优势，对革命的或不革命的女人，不论是人性的弱点，还是人的天性，女人总不讨厌英俊的男子。
       当然，冯达不是披以花花公子之外衣为掩饰的地下党。也没有让他在十里洋场穿行于摩登男女之中工作。所以，他随史沫特莱而去，及冯达离开史沫特莱，到党中央——注意，是“党中央”——宣传部的“工农通讯社”、“时间通讯社”工作，都不是史沫特莱和冯达的个人的，一厢情愿之事。同时，丁玲与他，虽然是由史沫特莱所识，接触多了，即便碍于组织纪律互不明说，职业性的敏锐，怕也无法在双方不是防范、警惕对方时能瞒住他们本是地下党的同志关系。此时，丁玲以此对冯达所以能有政治上的信任，也就无需有她于整体不安定之警惕的绷紧，而是无所谓的宽松、随意。
 
   ……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看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的亭子间。这年十一月，我们一同搬到善钟路的沈起予的家。沈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二十元房租，和楼下一家一同搭伙吃饭，每月给她二十元饭钱，并和他们共佣一个阿姨。“一·二八”后不久，我们离开善钟路。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的需要，我们东住几天，西住几天，经常搬家，最后搬到昆山花园路。
 
       由于他们的房子成为党的秘密机关后，组织上每月补贴二十五元房租。这个，不论是有意或无意，传说得非常浪漫的故事，其实，并不浪漫。一九三二年三月，丁玲给沈从文的信写道：
 
   ……爱情是一个可笑的名词，那是小孩的一些玩意儿，在我看来感觉得有些太陈旧了。一个二十五岁以上的人，若还毫不知道羞耻，把男女事看得那么神秘，男的终日只知道如何去媚女人，女的则终日只知道穿穿衣服，涂脂抹粉，在客厅中同一个异性玩点心灵上的小把戏，或读点情诗，写点情诗，消磨一个接连一个而来的日子，实在是种废料！这些人不敢去思索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有的由于愚蠢，有的却由于狡狯，亏他们总找寻得出一个逃脱责任的理由，说出来时却又俨然极其合理。我正想写一本书，写一个与这种通常人格截然相反的人格，这个人比目下许多人也许更懂得做英、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同时她也看得极其清楚，在如今的中国，做一个真的好公民，义务方面还有一些什么事。我预备把她坚实卓大的性格写出来，且很残忍的让她在一切不幸的下贱生活里去受折磨，还让她在那一点为真理而有所寻觅的途中死去……。[1]
 
       丁玲计划写的这本书，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不满周岁，父亲就牺牲了，使她没有，也无法写成。家破碎了，获得个人最初的一点幸福感也随之逝去。其实，此时她更需要孩子在身边，可是她个人又带不了孩子，只有送回湖南请他外婆抚养。而她，更需要工作，需要编《北斗》，需要以其工作的沉重和繁杂，以压下内心的怨愤，以抒解为之不幸的冤痛。然而，每天的生活，一日三餐都是具体的，也像她个人又带不了孩子一样的，生活又在尴尬、狼狈她。何况，也频一死，她还入了党，并以《北斗》继其志，且与鲁迅先生的往来、关系更密切，当局自然也盯得她更紧。不仅为生活，更为她的安全，周围的同志一直在劝她、帮助她个人结朿这种单身的生存方式。人到中年，她哪里还“有同一个异性玩点心灵上的小把戏”之闲情？可是，此时生存的窘境，她还无法拒绝早已是党员的冯达，帮她料理的生话，何况，党的有些联络事务，还安排在她这里，为此，她的安全还不只是她个人的安全。个人的意愿，也不是都可以抵挡、拒绝生存之所需，此时，她才不得不为自己安了个家。这一点， 对于太讲，太追精神之所求，有些想法还不乏浪漫的丁玲，命运对她于此如此的安排，不知是否也残忍了一点？她那念念不忘要写的，一本与她通常所写的不同的书，不知是否就是她后来的“一本书主义”？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她虽未死去，也是九死一生。
       南京软禁的三年，不论是好是坏，丁玲愿不愿意，只有冯达在她身边，且是形影不离。在那魍魉世界，为证实自已的存在，这也是唯一可以和她对话的人。她后来的回忆录，刻意宣泄被捕被囚之怨之恨是可以理解的。作家协会那些整她的人，还想，也事实上已推翻陈云（1905－1995）在延安为此做的结论，好让她“永世不得翻身”。对她的逼迫，叫她更是怨上有怨。当年她对我说要在身后发表的《魍魉世界》，还是在她想到来日不多时，决定面向读者，实在是有憋不住的话要说。囹圄之中，不论怎么想，他俩也是此时同样的存在，不论你怎么想，现实也是这样在它的秩序中运行。不相依也只让你们两个这样在一起活着，相存相处。若说他们之间完全无情，丁玲也不会生下祖慧，这点，丁玲有她的痛。批斗她时，大声斥呵“你只知道自已是个女人，忘了自已是个党员”的凶恶、屈辱，她都得忍受。要是她知道冯达虽然脱党，人也低调，可还是一个堂堂正正做人的学者，不再参与政治活动，虽然脱党，没有找党继续革命，于此境况，求生，保命，也很正常。大革命失败，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组织被打散，因为和组织联系不上脱党的名人，有的是嘛，像郭沫若﹝1892—1978﹞、茅盾﹝1896—1978﹞，也从未受到岐视，更未有什么惩罚。当然，对于“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革命者，完全可以视此为苟且贪生，苟延残喘，乃斥之“堕落”， 也非奇事。过去，党员自杀，都是背叛了自已的信仰，人死了，都可定为“叛徒”，依此而论，将冯迖纳入此类，同样正常。何况，他最后皈依基督，从唯物的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的主义来说，自然也是背叛。可是，他在那种人生境遇，看破红尘，也是看破他身处的社会秩序的红尘，从革命者看，这不是积极的人生态度，对于芸芸众生，怕也不能从另一个极端来看待。风光八面，既是中国早期话剧“春柳社”的台柱，又长书画篆刻，工诗词的文化名流，出家避世而居，后称之弘一法师的李叔同﹝1880—1942﹞，他的潜心修行，视为传奇，许多对他的介绍、研究，并未以此批判，还不是看他离尘脱俗，飘飘而去的半仙么？人与人不好随便比，冯达更不好同李叔同比。可他再消极，也不是可以随便扣上一顶“特务”帽子的吧？
      要是这样讲事实，那么，丁玲为此推到被告席上，不仅可以驳斥“他不是特务”，也可以有更多话说。但那时在南京的丁玲，毅然决然，又是巧妙地瞒过冯达逃出软禁之地。而卧病不起的冯达，就是她在，她也管不了他，可是任人把她跟他死在一锅里熬，她也不甘心，分开，还是各寻归宿之举。这叫丁玲既无法像最初，视冯达为同志，可也将她身上的钱留下，还不是对他完全的不顾。
       其实，也频牺牲后，当时的白色恐怖，怎么也不会放过丁玲，特务这个行当，就是监视、密捕、暗杀进步人士的，要逮丁玲，有难处，也不会难倒他们放弃。不过，冯达巧在现场，历史也就给他扮演了这个角色。随丁玲度过三年的软禁，而且终生痛苦于对丁玲永远的内疚。
      那时，特务顾顺章对丁玲说“老关在这里是毫无办法的”，看来，他们也确实“毫无办法”，这么久，在丁玲身上都没有捞到他们想得到的任何东西。虽然她自杀未遂，还是至死也不愿与他们“合作”。顾顺章找冯达谈丁玲可以“归隐回家”，丁玲抗议押解回乡，要求就地释放，可是，要让他们这样放她，又很不现实。大家都在为难中，冯迖说：
 
       丁玲！过去我犯了错误，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了别人，虽不是存心，事实上等于出卖了你和梓年，这成了我一生中无法挽回、万死不赎的罪过，我是没有前途的了。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本来应该是我死，而你却去寻短见，我怎么不痛苦？我唯一的希望，唯一一点要活下去的意义，就是想帮助你得到自由，你能回到党里去。我以前不愿我们分开，现在我清清楚楚地明白，我们是命定了要分开的，一定得帮助你回去。我呢？你什么时候走了，我就什么时候走。我无别处可走，只好回广东老家。只要你还不自由，我就留在你身边。我对你没有要求，我知道你不会再爱我，你对我只有恨。但我希望你能懂得，我实在也不好受。一切都是我的错误铸成的，我只能怨我自己，恨我自己。适才顾顺章找我谈了一个问题，如何放你的问题。我简截地告诉了他你的态度。我说你宁可死，决不会接受他们提出的任何条件。你放心，我决不会有什么事瞒着你。如果我现在还要背着你，那我成了什么人？别的不说，我们到底曾经有过一年多的夫妇关系。……我已经做错了事，我决不劝你，不拖你下水，你会以我为戒；但我也想，你的社会地位同我不一样。国民党对你同对其它共产党员也不一样，徐恩曾说你不是共产党员，暗示了他不愿把事弄僵。这是他给自己留个台阶，也是给你的一个台阶。自然这个台阶不容易下。只是，我以为老是想死，在毫无希望中想死也没有意义。难道就不能想一点点活的路子吗？只是不要像我，把回家的路切断了。[2]
 
       他既然说“你什么时候走了，我就什么时候走，”回广东老家，可又说自己“把回家的路切断了”，后一个“回家”之“家”，自然另有其指。虽然他不可能知道后来有人骂他“特务”，但要他像过去在地下那样冒险，也颇浪漫地为那理想，起码是经过这段非人的生活后，温良、谨慎又胆小怕事的他，已无那样的勇气和热情了。他卧床的肺结核，也是当年不治之症的“痨病”，丁玲自已都无法保命，哪怕只是出于人道，想，或要，带他走都不可能。何况，他也说了“你什么时候走了，我就什么时候走，”丁玲不仅可以一心一意，也可以放心走自已的。此后，冯达也就是这身不治之症，特务无条件的放了他。他虽然没有碰到特务监视、跟踪带来的麻烦，他也始终保持对此的警惕。他到香港，用他自已永远只会给人说的话讲：翻译一点东西，教教书谋生。可惜，再没有一个在香港的周芬娜能为他出证。当年，他到香港若是只会说两句英语，这在当年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四处都是，是难以靠此糊口，也自然无法医好当时视为绝症的痨病，并成家、娶妻、育女。这在香港，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过去，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也是无需出证的事实。此时他生活得稳定且不错的事实。是否也有一个后来他在“台大”那样的职务稳定他的一切，又只能遗憾再没有一个在香港的周芬娜能为他出证了。
       不论怎么说，直到今日，一般的港人，在这资本、交易沉浮的人世，一生所求，也只是在此中能稳定地过下去，有时还可能是种奢望。可是，此时生活稳定得超出一般港人的冯达，一九五五年中国作家协会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斗争的消息可怕地传到海外时，人家虽然也像丁玲所想，他可能早死了，却没有忘记他，反而对隐身在外的他，不乏艺术想象的“炒”作时，不仅加深了他对丁玲永远的内疚，痛苦的内心，还不能不考虑自身的安全。香港虽然还是英国殖民地，中国一时还管不了它，但紧系大陆的地缘，还无法摆脱他其它的顾虑。他将妻子郑慧和两个女儿送到美国，自已却以他自说的：“大概是泥土的气味把我留住了吧！”独自到台湾独居。
       这也是他对丁玲的一份不了情，是对丁玲永远的内疚。
      周芬娜认识冯达，见他为人始终低调，不仅不会，就是旁人向他提到丁玲，他也是一改平日对人的温和与谦恭，色厉难解，正是怕人一提丁玲会伤害到丁玲。拒绝说丁玲，是丁玲永远在他心里，周芬娜感到，冯达一生之爱，就在丁玲，是真正的爱情。他到香港，相对于他“真正的爱情”的世俗婚姻，只是人于世俗中难免的世俗。此后他在台湾的种种，都是他还想着丁玲时之所为。最后，这位“死过几十次”的老者，在他“确实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在冰之墓前献上鲜花礼拜，她实在是伟大得很”之愿不能实现，对生女祖慧未尽养育之疚，想补偿也补救不了而痛苦时，那些平日都会上新店郊区他那傍着山流的楼上去幇他料理生活的教友，自然也要上医院照料。想到他来日不多，能帮他了却最后之愿时，拿了他的电话本，挨着个儿地一个一个地往下指，问他是不是想看这个人，他都一概摇头。因为这些年，这些教友也是他封闭自己时唯一与他来往，而且亲近的人，所以他也和这些教友讲过：他有个女儿祖慧在大陆。此时，这些毕竟是他平日唯一来往和亲近的人，放下他的电话本后才大声地问道：“你是不是想看祖慧？”他才算突露笑容地点了点头。
       我现在都有些悔恨自己的疏忽大意，后来我见到这些教友时，怎么没有问他们一声：在教会里，是用什么办法，那么顺当、快捷地通知到北京的有关组织？祖慧是组织通知她生父病危，又取得组织允许，直奔台北的。她赶上还能见上一面，既是了了父亲，同样是了了女儿的最后之愿。可是，身子中风瘫了，双手还能动，卧病失语，脑子不仅清醒，还要说是特别的清醒，这对于要死还死不了的人，也是上天对人无比的残忍。我也知道：祖慧从未享过父爱，从小寄养在外婆家。白色恐怖下，为避牵连，随母姓蒋。少时在原苏联学习芭蕾，中国首部民族芭蕾《红色娘子军》，虽然当时只能署名“集体创作”，她却是实际的主创人员，是父亲成才的女儿。此生，虽然父未养女，女却仍在尽孝。祖慧一到台北，文化大学舞蹈系的熟人知道她来了，就拉她上了阳明山，要她讲课。在医院里，女儿说的，生父能听，可已失语，只能用手比划两下；他想说什么，谁也不知道；他说不出来的话，只能心有灵犀。祖慧带去了妈妈回忆软禁南京三年的《魍魉世界》，因为此书一出来，那些要丁玲永世不得翻身的人，就说此书不可能真实，是小说家为自己开脱编的小说。祖慧问他：这书写得是真实的么？他坚定地点头。
       冯达对它当然很熟，我不仅在他身后的旧居之桌上，就看到它《新文学史料》连载的版本。而且，在他身前，一九九○年一月八日他给我的亲笔信﹝那时电脑还不普及，大既只能书写亲笔了﹞就说他已读该文。“作者记述深详，其记忆力之强，真是惊人！”他已“无话可说”。书中不乏对他的贬词。敢于如此面对，人格也在，对丁玲之情也在。后来祖慧又拿去一本台湾出版的《丁玲传》，他一见就摆手，祖慧说：“是不是把它丢了？”、把它当垃圾一扔，他才点头。由此可见，他平日在新店那座小楼，看似平静，甚至死寂的生活中，心中是怎样的不平静啊。那些教友告诉我，他身体还可以时，就同他们啇量着写好了《遗嘱》，这回拿出来一念，他们提出来：过去祖慧不在，且不说它，这回祖慧来了，遗产的分配，是否应该加上祖慧的一份？祖慧立即反对，她就是来看生父一面的，钱，她一分也不会要。父亲这时已什么都不能表达，又拼命想表达什么的时候，只见若有若无的，他唇边闪过一丝微笑。
        唉，这一家人呐！
       祖慧要赶回大陆，再至病房，弥留还未咽气的他，手也不会比划了，双眼失去光亮地睁着，不知是看得到了，还是看不到女儿。也许是了却了此生之愿，女儿一走，他也很快合眼了。可是，死者去了，生者却为他生前之神秘所予人许多问号之误判、诬告，并牵连女儿之痛，也是祖慧心头结下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结，这一切，他在天之灵，能知道么？若知道，能合眼么？
       丁玲那本没有写成文字的书，也许就这样终于用各自的人生完成了。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诗人。）
 
 
注  释：
[1] 沈从文：《〈记丁玲〉续集》第一七五页。
[2] 沈从文：《〈记丁玲〉续集》第一六二页。
[3] 冯雪峰（何丹仁）《北斗·关于新的小说诞生》二卷一期（1932，1，20）。
[4] 丁 玲：《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第四二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5] 沈从文：《〈记丁玲〉续集》第一三八至一三九页。
[6] 丁玲：《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第十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