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贞何以能出现？

                                                                                 吕正惠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女性解放成为最受瞩目的问题之一，但鲁迅早已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表达了对于这一问题的悲观看法，很多新文学作品也都表现了新女性的困境，丁玲早期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一般都认为，到了《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终于能够创造出一个完全独立的女性形象。如果把《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女主角贞贞身上确实出现了“新的东西”。
      贞贞成长于非常传统的农村，家境比较富裕，却和贫穷的夏大宝相恋。因为两家的家境太过悬殊，夏大宝连亲都不敢提，而贞贞的父亲已经看上了一家米铺的小老板（年纪快三十），准备把贞贞嫁给他当填房。贞贞很不愿意，鼓励夏大宝和她私奔，夏大宝没有这种胆量。这是贞贞最初的处境，一般状况下，贞贞是不可能有出路的，所以她只能跑到当地的天主教堂，要求当“尼姑”。
      贞贞到天主教堂去的时候，恰逢日军侵入村内，天主教堂目标明显，贞贞因此被掳走了。此后，贞贞几乎成了日军的“随军娼妓”（小说中并未使用这一名称），被日军挟持着到处走。后来贞贞成为八路军的谍报员，为八路军传送各种情报。贞贞染上严重的性病，但她仍然抱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八路军要她回村等候，即将安排她到别地去就医。贞贞回村不久，小说叙述者（她是政治部的干部）也被八路军安排到村中静养。
       在进村之前，陪同她的宣传科的阿桂告诉她，村子是很热闹的。但他们刚到村中的时候，村里几乎见不到人影，连阿桂都觉得非常奇怪。这是小说的第一个悬疑，让我们对情节有所期待，慢慢的我们就知道，因为贞贞也刚回到村中，村里人好奇，全部围过去看了。叙述者有一点受到冷落，一直到晚饭时间，接待叙述者的刘二妈和另外一个小媳妇，还有阿桂，才来陪她用晚餐。用餐时间刘二妈和小媳妇“露出一种神秘的神气又接着谈讲着她们适才所谈到的一个问题”，叙述者原以为她们在谈论她，慢慢就感觉“我的来住并未能使她们感觉到如何神奇的趣味”，显然她们的注意力是在别的事情上。不久，“院子里发生了一阵吵杂的声音，不知有多少人在同时说话，也不知道闯进了多少人，刘二妈几人慌慌张张的都爬下炕去往外跑，我也莫明其妙的跟着跑到外边去看”。这时候，叙述者听到如下的对话：
 
   “玉娃，你也来了么？”
   “看见没有？”
   “看见了，我有些怕。”
   “怕什么，不也是人么，更标致了呢。”
 
      这样，我才知道有一个年轻的女性出现在村中，吸引了全村人的好奇心。当晚村中的马同志（一个初中未毕业的年轻人）来看望叙述者，叙述者从他口中才知道，刘大妈的女儿贞贞回来了。这个年轻人说贞贞是个“英雄”，“她是从日本人那里回来的，她已经在那里干了一年多了。”但是他们的谈话被打断了，有人叫走了年轻人，叙述者对整件事情还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丁玲这种故意延宕的叙述方式，除了吸引读者的好奇心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描绘这个保守的农村如何面对刚从日军中逃难归来的贞贞。第二天，叙述者出去散步，走进一家杂货铺，听到杂货铺老板这样议论贞贞：“亏她有面回家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又说，“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德的婆浪，是不该让她回来的。”叙述者走到天主堂转角的地方，又听到两个打水的妇人在议论，同样也是把贞贞讲得很难听（如“弄得比破鞋还不如），让叙述者觉得这一次的散步很不愉快，因为和昨晚马同志称贞贞为“英雄”，实在相差太远了。
       贞贞在村里的处境，有一点类似于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成为人人谈论和恶毒批评的对象。这还是一个充满着旧社会旧道德的村子，在一般状况下，贞贞是没有出路的。但这个村子也有少数不同的人，而这些人都是受共产党影响，帮共产党办事的，譬如阿桂和马同志。叙述者认识贞贞以后，有一次和贞贞在村中散步，“年轻人都对她很好，自然都是那些活动分子。但像杂货店老板那一类的人，总是铁青着脸孔，冷冷的望着我们，他们嫌厌她，卑视她，而且连我也当着不是同类的人的样子看待了。”很显然，在共产党影响下，村子里出现了另一类人，都是年轻人，人数不多，但至少表示，这个村子正在起变化，所以贞贞的处境比起祥林嫂来是好多了。
       叙述者听到杂货店老板和两个打水妇人谈论贞贞的那一天晚上，刘二妈作为接待叙述者的主人，终于跟叙述者谈到她的侄女贞贞的事情，让叙述者清楚知道整件事的过程。刘二妈着重提到夏大宝，也就是原来贞贞恋爱的对象。夏大宝在贞贞被日本鬼子弄去以后，常去看望贞贞的父母，虽然被她父母痛骂，但还是不断的去。现在他是村中自卫队的小排长，他看到了贞贞的样子，但还想娶她，听说他已向刘大妈求亲。夏大宝显然也是受共产党影响的年轻人，他提亲的传言似乎为贞贞的前途提供了另一种出路。
       以上是小说前两节的概述（小说共五节），到了中间的第三节，作者才让叙述者和贞贞见面。有了前面的铺垫，我们就很容易了解贞贞叙述自己的遭遇时，所表现的那种态度。在叙述者看来，贞贞“虽是很浓厚的阴影之下的眼睛，那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的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贞贞才十八岁，其实内心里还是很纯真的，所以对她刚来到的窑洞充满了新鲜感，满有兴致地探视着。谈到自己的遭遇时，“丝毫没有意识到想博得别人的同情，纵是别人正为她分担了那些罪过，她似乎没有感觉到”，她说得心平气和，“甚至就使你以为她是在说旁人那样”，她好像没有感觉到自己遭遇的悲惨和处境的恶劣，这更加让在旁观察着她的叙述者及阿桂更加同情她，这是一个多么无辜的少女啊。
       贞贞从此以后常常来找叙述者，两个人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但叙述者发现，贞贞似乎有一些心事没跟她说。在叙述者即将离开村子之前的几天，贞贞显得非常烦躁，总是心神不宁。同时，叙述者也看到了夏大宝的一些行为：
 
       有两次，我看见那显得很精悍的年青伙子从贞贞母亲的窑中出来，我曾把他给我的印象和贞贞一道比较，我以为我是非常的同情他，尤其当现在的贞贞被很多人糟踏过，染上了不名誉的、难医的病症的时候，他还能耐心的来看视她，向她的父母提出要求，他不嫌弃她，不怕别人笑骂，他一定想着她这时更需要他，他明白一个男子在这样的时候去对他相好的女人所应有的气概和责任。而贞贞呢，虽说在短短的时间中，我找不出她有很多的伤感和怨恨，她从没有表现出她现在很希望有一个男子来要她，或者就只说是抚慰吧。但她应该有些温暖才好，她是受过伤的，正因为她受伤太重，所以才养成她现在的强硬，她似乎是无所求于人的样子，但我总以为如果有些爱抚，非一般同情可比的怜惜，去温暖她的灵魂，是必需的。我喜欢她能哭一次，找到一个可以哭的地方去哭一次，我是希望着我有机会吃到这家人的喜酒，至少我也愿意听到一个喜讯再离开。
 
       这是一段非常精采的文字，因为它表现出叙述者看待女性仍然有其传统的一面。夏大宝既然愿意娶贞贞，而饱受摧残的贞贞也需要一个仍然爱着她的男人来抚慰，那么，这应该就是一件真正的“喜事”，她很希望能看到。其实这也正是贞贞烦心的地方，她不愿意承受这种温情的牢笼，但她也很难决然的摆脱这一牢笼。终于，我们就看到了最后的冲突。刘大妈的房子里围着一大堆人，都在逼迫贞贞接受夏大宝的求婚，这时候走进人群中的叙述者就看到了贞贞的另一种形象：
 
       贞贞把脸收藏在一头纷乱的长发里，却望得见有两颗狰狰的眼睛从里边望着众人，我只走到她旁边便站住了。她似乎并没有感觉我的到来，或者也把我当做一个毫不足以介意的敌人之一罢了。她的样子完全变了，几乎使我不能在她的身上回想起一点点那些曾属于她的洒脱，明朗，愉快，她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她像一个复仇的女神，她憎恨着谁呢？为什么要做出那末一付残酷的样子。
 
        叙述者知道，贞贞不要任何人的可怜，她也不可怜任何人，她早已决定了，不可能再转弯。
       叙述者离开村子的那一天早上，贞贞来看她，告诉她，她也要离开村子去治病。她告诉她父母，她必须先去治疗，父母不能不让她离开。贞贞最后跟叙述者说了一段这样的话：
 
      我总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有病的人了，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踏过，到底是多少，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我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这次他们既然答应送我到XX去治病，那我就想留在那里学习，听说那里是大地方，学校多；什么人都可以学习的。大家扯在一堆并不会怎样好，那就还是分开，各奔各的前程。我这样打算是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旁人，所以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对不住人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快乐的地方。别人说我年轻，见识短，脾气别扭，我也不辩，有些事也并不必要别人知道。
      
       把贞贞这一段话和叙述者期望有喜事出现的那一段话加以对比，贞贞决定自力更生，从头来过的心意就更鲜明的表现了出来，所以，叙述者也承认，“新的东西又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了”。这是新文学产生以来，在作品中首次出现的、真正的独立的“新女性”。
       如果没有日本军队侵入中国北方农村，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打游击战，就不可能产生许多正在改变的年轻人，更不可能出现贞贞。当然，我们也要佩服丁玲敏锐的感受力，她到解放区的农村不久，就发现了这些新人，特别是贞贞，并以朴实的文字、表面散漫其实非常高明的叙述技巧，把这一切都精准的表现出来了。《我在霞村的时候》确实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作品。
       丁玲这篇小说还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粗略翻阅过的一本书，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A.Johnson）所写的《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约翰逊的书主要论证，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基础是来自于他们在抗战期间与华北、苏北农民的密切合作。在日本的侵略下，农民无力自保，共产党进入到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并且让他们参与边区政府的工作。共产党对农民的动员，让他们的政权获得了充分的群众基础，这一基础在和日本侵略者打游击战的过程中，稳固地确立下来。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所以能够在内战中打败国民党，靠的也是农民的支持。从丁玲的这篇小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历史的某一侧影。
 
（作者系台湾淡江大学教授。）